我起初来上海是趁汉语进修课程结束后的时间，背包旅游来的。当时不知为何特意来到了上海图书馆，即使只从外边观赏它。我还记得当时觉得它比我想象中的壮观多了。那时当然没想到以后我还会在这里为这本书作序。

　　2003年，第二次来中国时，我只是打算在中国生活三年。现在回顾起来，这也是一个偶然的必然。在这期间，尽管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些网民骂韩国的帖子，但是我在中国接触过的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对我非常热情的，他们给我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回忆。对与我接触的很多中国人来说，我可能是与他们亲身交流的第一个韩国人。于是他们都以善意、更是好奇的态度对待我。我还记得1999年去天津逛市场时，我与旁边的老人家寒暄了几句，后来被好奇的大叔大妈们围观。那时，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对我这么问过一句：“你们国家富裕吗？我们很穷。”这时，我感到了他对外面世界的强烈求知欲。时间过得很快，中国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估计现在很少有人会问同样的问题。

　　目前我在上海交通大学攻读管理学博士，也是因为获得了中国政府奖学金。1998年12月，我刚来北京短期进修汉语时，中国经济正处于酝酿腾飞的阶段，北京的很多硬件设施远远不如目前的状况。在长安街和王府井，处处都是工地，当时我想象过等十年以后这些工地的建设都结束的时候，人们会觉得多么今非昔比啊！那时，那些包括我在内的很多学中文专业的同学，根本没想到以后还会有机会收到中国的奖学金。我想过中国将来发展的空间会很大，但没有设想过中国将会经历如此惊天动地的变化。

　　到目前为止，我还不能完全确定，2003年选择来中国，从而长期居住在中国是否正确，因为这个决定令我不能享受在祖国与亲戚朋友开开心心过的日子。但可以肯定的是，通过这段时间，我见到并学到了太多的东西。韩国在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经历了快速发展的时期后，目前已处于成熟饱和阶段。每当我回韩国的时候，城市面貌几乎没有标志性的变化，而中国则不一样。从2006年到2008年，我在北京大学读MBA的时候，亲眼见证它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比如通过奥运会，北京城市建设得更加完善，地铁建设得四通八达，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巧合的是，2008年以来，我一直生活在上海，又目睹了上海为迎接世界博览会经历的巨大变化。我觉得如果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在上个十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的话，在刚开始的这个十年里，这些变化又轮到了武汉等二线城市以及部分三线城市。每次坐火车的时候，我从窗外看到满地都是工地的中国，自然感叹不已。

　　这样的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我觉得是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开始的。1999年11月，中国与美国终于达成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随后的变化，远远超过当时人们的想象。2000年2月，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应聘了几家韩国企业。由于我的专业是中文，面试官最常问的问题无疑都是“入世”将会给中国带来怎样的影响。当时我粗略想，借此机会中国的贸易会大幅增加，但确实没有预测到入世后中国会经历如此大的变化。2002年，去美国的时候，我在一般超市里特意查过商品的原产地，发现很多产品都是中国制造的，已经不容易找到美国制造的产品，唯一发现的是牙膏。又有一次，我在一家折扣零售商Dollar Tree发现，几乎所有商品后面的标签都显示着“Made in China”，这时我感到中国已经走上了成为世界工厂的道路上。此次经历与2003年我选择来中国也有不小关系。

　　在我看来，如果美国像甜瓜的话，中国则像西瓜。甜瓜皮是薄的，皮的颜色和果肉的颜色也相近，而西瓜则不一样。西瓜皮是很厚的，而且皮的颜色和果肉的颜色相差较大。对于美国，即使不身处其中，我们也可以照样从外边观察并了解美国。因为，我们能通过包括新闻、电视等媒体在内的很多途径，知道在美国人争论着什么、纠结着什么问题。美国的潜规则比中国少也是更容易理解它的原因。当然，这样从外边了解美国的深度难免会比身处其中时稍浅，可是起码从外边看到的和从里面看到的颜色是一样的。

　　中国却并非如此。如果不身临其境，就很难了解中国。并且，从外边了解的中国会和实际的中国不太一样。如同观察西瓜般的，从未接触过西瓜的人会猜测果肉颜色接近绿色，但实际上它的颜色却是红色。这样看来，对我而言来到中国是正确的选择，因为中国的经济、文化乃至历史是我最关心的问题。对外国人而言，可以说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不’在此山中”，但这句话并不意味着身在中国，就能了解中国。作为外国人，我付出了好几年的时间，花了很多工夫，才开始逐步了解真实的中国。

　　我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位律师的博客标语是“行动改变中国”。看了他的标语之后，我不知不觉中联想到“改变中国，改变世界”。截止到2010年，中国占世界人口的比重高达百分之十九，因此改变中国就等于改变世界的五分之一，而考虑到中国给世界带来的影响，改变中国远大于改变世界的五分之一。更何况，和发达国家相比，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的变化会更迅速、更大。这使得我想到今后世界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变化。于是，我时常觉得中国年轻人以及知识分子肩膀上的担子格外沉重。

　　我之所以用中文写文章并发表在中国媒体以及网站上，也与上述原因不无关系。韩国本身在很多习惯和传统文化上与中国相近，而我在中国生活的近九年间对中国的认识又逐步深入。作为外国人，我会说出与中国人不一样的看法，或许在有些问题上“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也就是，想借此机会给中国朋友提供一个看待问题的新角度。

　　2011年11月15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