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不能肯定法西斯制度之是否适宜中国，因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三民主义，是完全适合于我国国情的。但是我们应该研究法西斯主义，可以作为借镜。
萧作霖：答《中国革命》读者的信1
欧洲法西斯运动
尽管力行社内部成员们宣称，蓝衣社的军事训练活动事实上只是对选民教育的一种形式，但一般人并不这么认为。当时的报纸和杂志经常把蓝衣社比作盖世太保，而且蓝衣社本身对欧洲的法西斯主义也非常感兴趣。2一般民众对纳粹和法西斯同样热衷：在1933年的中国谈论法西斯主义是一种时髦，上海《申报》曾连篇累牍地发表这方面的文章，反映了公众对黑衫党和褐衫党的普遍兴趣。3
然而，尽管在南京励志社办公处内部成立了“中德编译学社”，复兴社杂志《前途》（该杂志由贺衷寒从政训处提供资金）的编辑们对提法西斯主义仍感到惶恐，他们怕因此而冒犯某些读者，包括蒋介石在内。4后来，他们的编辑们对纳粹的雅利安种族优化的概念深感忧虑。5复兴社在1933年另一家杂志《中国革命》的编辑萧作霖说，尽管人们对法西斯主义到底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现象的蔓延有何关系的解释很感兴趣，但他和他的撰稿人都怕写这一类的文章，因为蒋介石本人没有使用这个词。6
同时我们也实在对于法西斯主义还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要说也说不出个名堂来。并且蒋介石虽然在实际上把法西斯主义当作三民主义来实行，但是他在口头上自始至终都不谈法西斯这个名词，开口闭口也还是三民主义，因此大家也就都不敢公然使用这个名词了。7
与此同时，《前途》总编刘炳藜决定把该杂志第6期专门用来考察法西斯主义。8据该杂志说，其目的大致是要终止传统的个人主义并迅速促进集团主义在中国的普及。9但那一期杂志有关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的文章非常具体，法西斯的许多方面，包括它的经济政策，都得到了详细的研究。10
而且，至少从兴趣和意识形态上的自我表白来看，蓝衣社的确与30年代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运动有部分的相似之处。
我［Lloyd Eastman］相信蓝衣社可以被准确地形容为法西斯，因为他们所采用的方式和他们表达的观点与显而易见的法西斯运动不谋而合；他们有意识地追慕、模仿并宣传欧洲法西斯思想；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把自己当作法西斯分子。11
从结构上看，蒋属于军事独裁，其统治与其说是法西斯式的不如说是专制式的，而且他的复兴社的信仰是“一种反动的、发展中的民族主义的形式”，政治学家们通常把它当作一种“延迟的工业化的意识形态”。12党和政权所赖以建立的国家和社会的组织概念，是基于既要避免资本主义社会非道德化的个人主义，又要避免社会主义革命所预言的阶级斗争。13就像沃特·高雷（Walter Gourlay）指出的那样，国民政府与城市工人阶级的关系和欧洲法西斯体制与工会间的联系非常不同。
法西斯的工会主义既带有官僚特点又生气勃勃。它有意识地教育、灌输和引导工人在法西斯主义的“新秩序”里承担一部分角色。作为个人，工人们不断受到成为法西斯工会领导的鼓励，而且这样的领导地位也在党的等级制里设立了。由此，工人阶级便直接地与国家联系了起来。工人们不但没有被非政治化，相反在一种谨慎而受制约的方式下被政治化了。于是，当然就有了以工厂群众为基础的因素。与此相反，蒋的解决方式是官僚性的，但却毫无生气。对“黄色”工会的控制和管理中几乎少有工人的参与。领导们来自于工人以外的阶层，这在意大利是不可想象的，同样不可想象的是墨索里尼会允许自己与“青帮”分享对工人的控制。如其他许多事情那样，在控制劳工上蒋是个折中主义者，他会模仿战术和技巧，却无法模仿他们的精神。蒋并不是一个法西斯分子，他成不了。他是个军事官僚。他的方案不是靠逢迎赢得工人，而是凌驾于他们之上。14
而且，1936年撰写的蓝衣社的训练手册里否认与西方法西斯主义有过多的相似之处。它承认：“许多同志认为，我们的组织成立时正值欧洲法西斯主义上升时期；于是，为抵抗日本军国主义及奠定中国社会的基础，我们必须与世界潮流保持一致，并采用法西斯主义；因此我们的意识形态是法西斯主义。”但手册说，这个观点会使人产生误会，因为一旦模仿外国人，必然会使蓝衣社无视中国的特殊条件，从而无法认识到三民主义是适合当时中国国情的完整意识形态纲领。15力行社的创始人之一干国勋，在许多年后写道，他对把所谓蓝衣社当作法西斯组织感到愤怒。“我们怎能让敌人诬陷我们的事业，并称我们的秘密组织蓝衣社为法西斯组织呢？”16
据干国勋回忆，一些成为复兴社三级组织成员但从未真正介入力行社核心部分的记者和评论家们，不但完全误解了原黄埔的运动发起人的目的，而且太轻而易举地滥用了“法西斯”这一词语。这些人，包括《动乱的回忆》的作者陈敦正，都被复兴社个别领导人模仿欧洲法西斯的表面现象蒙蔽了。17比如在复兴社训练处工作过的陈敦正曾这样形容刚访问德国和意大利旅行回来、带着一副纳粹冲锋队派头的上司滕杰：
滕先生穿了一身橄榄绿色的军装，上身是中山装，打着领带，下面是马裤细裤脚，足蹬马靴，趾高气扬。滕先生告诉我这就是当时德国希特勒的制服。18
而实际上，滕杰只是复兴社仅有的几个去过德国、意大利、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的官员（其他人有杜心如、李国俊、酆悌、潘佑强和胡轨）之一。他们访问的目的并不在于研究法西斯本身，而是从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的角度，去观察德国和意大利是如何摆脱曾阻碍英法在本国铲除共产主义的自由主义桎梏的。19
如果说，欧洲法西斯对共产党的残酷攻击有助于力行社成员抛开他们对侵犯民权仅有的那么点顾忌的话，德国的褐衫党和意大利的黑衫党则为复兴社树立了一个新的可参照的会议风格和集会仪式。此后不久便有一些蓝衣社前沿组织的集会，以一种“法西斯雏形”的文化形式出现。20而这种集体性被后来的一个成员称为“警察前卫的刀剑文化”，在那时的确显示出一种与欧洲法西斯仪式相似的场面。
例如，复兴社于1934年在杭州建立了一个“文化前卫队”，它由浙江大学、之江大学和国立艺专学校的三四百名学生组成。它的成立仪式是在代表了“血和铁”的长剑和匕首前举行的。仪式上，中央空军学校和江苏警察训练学校的干部们身穿军装列队成行，在警察学校校长及力行社的创始成员赵龙文的指挥下组成了一列仪仗队。成千上万的人观看了新卫队成员荷枪实弹宣誓效忠的场面，他们似乎被这种严峻的秩序和庄严的场面深深地感动了。21
确切地说，这组相对来说年龄不大、对着蒋介石像宣誓的半军事化的学生团体，同在纽伦堡向元首列队致敬的军队或是在罗马广场上挥动拳头对元首欢呼的人群之间，是有很大差别的。22当时一名记者通过从另一个角度讨论定义的问题，即在欧洲法西斯运动中寻找与蓝衣社相似的组织，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差别：
像蓝衣社这类组织在西方也不是鲜为人知的。墨索里尼和希特勒都有他们自己监视党内外分子的秘密警察。有些中西方的评论家把蓝衣社定成法西斯。但如此简易的标签使人产生误解。首先，没有一个法西斯政党能够或者愿意是秘密的；它的力量在于其大规模地公开宣传与组织的能力，并由此来建立一个包括所有阶层在内的共同阵线来支持这个运动。其次，中国的情况与西欧任何国家都如此相异，其政治程序也有本质性的区别，因而无法用西方的概念来界定。国民党本身与西方法西斯在某种程度上有所类似，但它具有太广的多面性——也因为它在更大程度上是源于西方民主制，而非独裁传统，它对现代中国的特殊条件的适用性还没有被证实。23
不过，即使欧洲的黑衫党和褐衫党与中国的蓝衣社不完全是一回事，法西斯主义的形象在那些年代里在全世界范围内都非常强大而且具有吸引力。正如我们所见，为数不少的中国军官被派往德国和意大利受训，他们回国后充满了对“法西斯主义”的崇敬，“而且相信法西斯主义在中国当时情况下的价值”。24而且，即使蓝衣社仅仅渴望寻找新鲜的政治观点，以向陈氏兄弟及其党徒对报刊出版的垄断进行挑战，那么法西斯主义的冲动口号对极端民族主义化的中国人来说，也必然成为他们的某种意识形态的基础。25
媒介的竞争
与CC派争夺对印刷业的新设备的控制，使蓝衣社背离了蒋介石关于让他们主要在公共安全和警务范围内活动的指示，因为印刷业被认为属于民事政治范围。26所以，一开始除了创办复兴社控制的报纸杂志以外没有什么其他正式活动。复兴社的“官方”报纸是《中国日报》，它的前身是《文化日报》。27其主编是蒋介石前军事助理、蓝衣社内“西南派”的首领康泽。28后来康泽被调去负责组建一个在“剿匪”区域“剿共”的别动队。此时他分管宣传工作，也许部分是出于防止他通过参与蓝衣社培训项目而继续扩展他这一派的影响的缘故。29
不管对康泽的这一任命缘由如何，康泽成了蓝衣社杰出的报刊出版人。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爆发后出现了严重的报刊印刷危机，但康泽对此早有准备，他储备了大量的印刷纸张。也因为他的战事消息直接来源于前线，所以《中国日报》拥有极高的发行量。30
还有其他一些力行社控制的报纸。除了在上海出版的《前途》和在南昌与汉口印刷的《扫荡》以外，复兴社还对下列刊物有影响：
《北方日报》——余洒度主编，出版于北平。
《老实话》——刘健群编辑，1933年8月出版于北平。它比起正规报纸来更像简报，主要刊登有关政党人物耸人听闻的轶事，以及对共产党人进行造谣诽谤。
《人民周报》——蒋坚忍编辑，出版于杭州。
《青年与战争》——萧作霖创建于南昌。开始主登“剿共”文章并致力于激发青年人，后来于1934年7月与《中国革命》合并。31
其他还有一些复兴社知识分子成员编辑的刊物，但除了符合前面提起过的两个口号——“攘外必先安内”和“绝对支持一党一领袖”以外，它们之间没有体现出共同的理论基础。这些报纸包括了《南方日报》（福州）、《河南晚报》（开封）、《国民新闻报》（杭州）、《新青岛报》（青岛）、《新中华日报》（汉口）、《中华周报》（南京）、《国际译报》（南京）、《新社会》（上海）、《思想》（上海）、《民族文艺》（上海）、《现代社会》（天津）和《西北评论》（西安）。32
这其中的有些报纸因自身特点而被认为属于国民党极右派。其他的，如曾扩情编辑的《世界日报》（北平），则被读者认为不属于任何派系且观点中立。33复兴社所属刊物的这种缺乏明显倾向性的情况，要比蓝衣社自己的政策和政治理论上出现的含糊状态更常见。34于是为了平衡这种含糊状态，也为了向蓝衣社提供一个前沿组织以使其活动深入文化界，一个由蒋介石的亲信，包括蒋的私人秘书邓文仪组建的“中国文化学会”，于1933年12月25日成立了。35
邓文仪长期以来对文化事务持有商业兴趣，他曾经向朋友们借钱开办了“提拔书店”，该书店出版过蒋介石的言论集和军人手册系列。书店和编辑室合起来就是一个小出版社的样板，它在吸引那些渴望用学习国家领袖语录来提高自己的顾客方面如此之成功，以至于引起了邓文仪和他的领袖之间激烈的争执，而这几乎让他倒霉。
首先，那些深为嫉妒的政治—商业竞争对手们满怀恶意地向蒋介石汇报说，邓文仪利用领袖的名誉和声望来大发其财。然后，当蒋在1930年新年对黄埔学生的讲话被提拔书店的某个刊物误解后（暗示国民党军队将向东北进军，那就等于肯定了与张学良军队的冲突），蒋介石把他的这位秘书召来狠狠地训了一顿，说要关闭他的书店。一开始邓文仪不服，用了一个多小时来争辩说他的书店没有正当的法律程序不能被关闭，而且要征求书店股东的意见。这对蒋无异于火上加油，结果邓终于在蒋的臭骂下缩了回去，回到自己家里，懊丧地哭了一天一夜。36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邓文仪一直非常沮丧，他把自己关在家里，竟然都不屑向司令部的上司请病假。蒋本人则装作没注意到他的缺勤。终于，一个月后，当蒋在中山陵向一队负责江西“剿匪”动员宣传的人员作讲话时，邓文仪自己来到了那里。讲话后，蒋主动向邓打招呼，关切地询问他的健康状况和是否上班。然后“校长”温和地对他说：“你的毛病就是懒散，如果打起精神工作，一定可以把事办好，今后要切记改过，勤奋工作，从明日起，你到总司令部去办公。”次日邓文仪便去上班了。37
新生活
这次感情冲动的危机反映出蒋介石和他的部下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在这之后，邓文仪继续经营他的出版公司。事实上，当力行社的蓝衣社成形时，邓的“提拔书店”已经发展成了连锁店，并在南京、汉口、南昌、长沙、贵阳及其他城市发行。38中国文化学会也因此汇入了邓文仪的一个已经建立好了的简单而广泛的宣传网络。它的出现正值新生活运动开始：新生活运动由江西省省长熊式辉于1934年2月在江西发动，这种道德复兴观的基础，来源于“传统孔学信条、基督教道德准则及军事理想的意识形态大杂烩”。39
在力行社内部，新文化运动被当作蓝衣社的“四大运动”之一。社会上所有的干部和成员都受到它的左右，尤其是在他们个人财产和收入方面。力行社的规定要求所有的成员都应当登记他们的私人财产，将来所有的财产增减都将通过其工资来调节，而这些财产应当由书记处的会计或力行社的监察员抽查。贪污200元的，处徒刑；偷窃500元的，处死刑。力行社在地方的协调组织因此而制造出“一个新气氛”以清除挥霍、贪婪、懒惰、欺骗、叛逆、赌博、淫乱，以及所有“封建士大夫”的“好逸恶劳”之类的种种“恶习”。在这个扫除浪费和到处封官许愿的新道德秩序下，男女大众将“复兴我固有的日新又新之创造民族精神”，以“恢复自鸦片战争战败后之民族生存发展信心”。40
中国文化学会相应的主要目标是，通过把人的注意力转移到大众共同利益的方法来“更新生活”。这种努力的关键是一个“军事化”项目，它原先只针对复兴社成员，后来通过新生活运动促进协会的运作扩展到了一般公众。正是这个协会采取了许多极有争议、强加于人的运动措施，如限制吸烟、跳舞和穿某些西化的衣服。41蓝衣社后来遭到外国人尤其是美国传教士们的指责，说他们颠倒了新文化运动最初的宗旨，而把它变成了一场法西斯统治的运动。42
中国文化学会名义上由蒋介石主持，但它的日常领导是邓文仪、萧作霖、贺衷寒和吴寿彭。邓是理事长，而萧当了南昌总部的秘书长。与此同时，决定让萧作霖去上海，在刘炳藜（《前途》的编辑）、倪文亚和其他蓝衣分子的帮助下建立该学会的一个分会。43
蓝衣社在上海的脚跟已稳。1932年1月，力行社筹备处曾经派遣叶维去那里建立一个控制学生运动的组织。44根据日本资料，两年后，蓝衣社在上海召开了一个常务委员会会议。45会议确立了一系列的组织原则，建立了组织结构并订立了关于成员的规章守则。日本资料说，蓝衣社的章程宣称：“法西斯主义应当用于实现独裁。”他们的誓言要求他们致力于发扬民族独立精神，取缔所有不平等条约，并使整个国家集权化。在政府官员中加强军事化，“使他们接受法西斯主义”的同时，用刺激各省乡村手工业，压制资本家和劳工之间的阶级斗争，以及普遍建立农业实验站的方法来发展商业、矿业和农业。另外，为了“尽快实现社会新秩序，建立基于法西斯主义之上的国家”，蓝衣社根据形势开始涉入情报、宣传和处决的活动。46
根据这些大惊小怪的日本资料，上海的蓝衣社组织系统图显示，其地方上的特殊地区分部直接受南京总部的领导。它包括：1．平津站，包括天津警察情报局；2．平津地区惩戒委员会；3．常设在大同、济南、青岛、山东、唐山、张家口和绥远的分部；4．一支北方特殊纵队，它在大连、沈阳、新京、哈尔滨、黑龙江、四同、营口、承德等地都有自己的分部；5．武昌分部；6．分散在全中国省市的各级单位。47
其他外国情报和警察机构也积累了关于蓝衣社的情况。至少在1933年8月，法租界的警察已宣称他们发现了在国民党社会局局长吴醒亚领导下的上海蓝衣社，吴醒亚被认为是蒋介石在上海的情报头子。48国际租界的警察也误把蓝衣社上海分部与CC派和陈果夫混为一谈，而且认为该组织的建立是为了把“一种新精神，即法西斯主义，作为在危难中拯救国家的措施灌输给大众”。显然，他们也误把吴醒亚当其头目了。49
文化控制
要是真像一些情报分析的那样，吴醒亚是CC派成员的话，那么在萧作霖于1934年2月刚到上海准备在环龙路76号建立一个“筹备委员会”来促进复兴社文化事务，上海的蓝衣社与陈氏兄弟便已处于对立状态。50早在这之前，萧的筹备组就向上海市市长吴铁成、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交通大学校长黎照寰和国立商学院院长裴复恒发出了特殊邀请。这些重要人物每人都同意加入这个新委员会。而且在短短的一个月里，又有七八百人被吸收为中国文化研究会的成员，其中多数是大学生和教授。研究会由3个常务理事领导：吴铁成、刘炳藜和萧作霖。51
据萧作霖本人说，中国文化研究会成立时正值复兴社“法西斯宣传运动”的“高潮”，当时蓝衣社吸引了很多追随者，并在上海对公众具有很大的影响。52他们在环龙路50号开了一家文化书局和书店后，中国文化研究会在发行青年丛书、军事丛书与民主丛书的同时，开始定期发行它的简报。研究会还通过在南昌总部的吴寿彭出版了一系列的翻译刊物。53
复兴社期望在中国发动一场“文化运动”，这可以给予蓝衣社的知识分子们一个机会来控制广大读者的思想和行为，从而领导全国的复兴运动。这个计划在复兴社的月刊《前途》中被含糊地提到：吴铁成、刘炳藜、贺衷寒和其他人都在该刊上撰文，如《中国历史中的文化统制》《我国文化统制的历史观》《三民主义的统制阶段》和《统制文化与救亡图存》等。54这些文章的共同点不过是一个简单的“统制”概念，它模糊地表示复兴社必须以某种方法来对全国的知识领域获得统治，而且尤其是蓝衣社，而非陈氏兄弟的圈子成员，应当在当时中国的主要文化中心上海对新思想运动进行控制。55
CC派明显意识到了这些挑战，并准备对此做出反应。中国文化研究会一创办，CC派成员立刻也成立了一个“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当萧作霖于1934年去上海建立中国文化研究会分会时，陈立夫立刻接踵而至，在维克多·埃曼纽尔二世大道设立了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的上海分会，在文学和文化圈子里为争取“名流学者”与萧作霖的人马竞争。56
CC派也成立了一个“特别团体”来“调查中国文人的政治倾向”。57这个“特别团体”后来包括了《晨报》的编辑王新命，58商业出版社编委主任何炳松，59南京中央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吴育干，60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孙寒冰，中央大学社会学院院长黄文山，61北平大学新闻系教授陶希圣，复旦大学教育系主任章益，《文化建设月刊》编辑樊仲云，62及中央大学政治学教授萨孟武。63
CC派成立的与之相对立的组织文化协会，使市长吴铁成和一些大学的校长们非常为难，因为他们已经加入了复兴社的筹备委员会小组。最安全的办法是双方的组织都加入。于是他们及一些有影响的教授们很快地这么做了。但结果是，中国文化研究会在获取上海的大学生，尤其是大专学校的学生的支持方面，要比CC派的文化组织擅长得多。64例如，在暨南大学，蓝衣社能使大多数学生忠实于他们，因为文化研究会的干部们自己大都是前军校学生，所以他们能更有效地组织和管理他们的支持者们。65当CC派的支持者们试图反击时，双方公开开战了：中国文化研究会的干部们干脆把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的成员抓了起来关押在校园里，吴醒亚及国民党社会局和教育局局长潘公展对此感到震惊。66后来经过市长吴铁成的调解，并领来了复兴社的人（他们故意躲开，以免被迫释放被逮捕的对立派分子）进行谈判后，被抓的学生才得以释放。67
上海的蓝衣社在组织邻城的警察和军事人员的支持方面，也比对手CC派要强。比如，他们在上海建立了文化研究分会后，马上也在杭州建立了一个分会，而且还在那里建立了由浙江大学和其他地方学校学生组成的“文化前卫队”（其法西斯式的入会仪式在前面曾经描述过）。68
尽管在通过前沿组织来获取学生支持这方面蓝衣社比CC派强，但蒋把复兴社及其附属组织的运作都限制在军训和保安范围内。由于在组织群众上不顺，陈立夫就找到了最高上司，说服蒋介石在1934年6月间解散中国文化研究会，那正是新生活运动在上海公安局的主持下在上海萌发之时。69
CC派在上海抵制蓝衣社只得到部分的成功。蓝衣社继续在城里活动，尤其是通过学生军训项目和先由吴醒亚后来是潘公展领导的“中国青年力社”这类教育协会来运作。尽管中国青年力社与复兴社之间有许多联系，而且奉命监视上海的学生政治活动，但它绝对不是蓝衣社的一个“前沿组织”。当吴醒亚手下的一名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学生袁学易，被当作共产党特务抓起来后，中国青年力社被一个更加军事化的组织——“中锋社”（由潘公展和社会局倡办）取代了。70有些观察家猜测，袁学易案件与CC派和蓝衣社的斗争有关，但正规的警方报告则不这么认为。71
与此同时，特工部继续在上海内外圈子里为所欲为，人们常将它和复兴社混为一谈，而实际上它们各行其是。72但蓝衣社中国文化研究会的成员，如萧作霖和刘炳藜，曾经想在大城市里开展新思想运动的希望，则因CC派的进攻破灭了。他们被迫转向各省的军训项目，想在蒋介石国民党体制的极右派“统制”下来宣传思想和文化。73
注释：
1 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35页。
2 Memorandum on the Blue Shirt Society, p.2。“中国的秘密军事警察显而易见是模仿了盖世太保。”Caldwell, A Secret War, p.23。许多前蓝衣社成员把复兴社形容成“法西斯组织”，但这些都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地区发表的文章里出现的。比如，艾经武的《复兴社河南分社的片断回忆》，第108页。
3 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15页；Elkins, “Fascism”in China, p.462。当年4月22日，《申报》登载了两篇新译文的广告：成绍宗的《墨索里尼战时日记》（Wartime Diary of Mussolini）和杨寒光的《希特勒》。《申报》还宣布，从7月16日起将刊登由白华（译音）翻译的题为《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论》的系列文章和《法西斯蒂之经济理论》的文章。10月3日，《国际译报》发布了一本题为《美国对法西斯主义有准备吗？》（Is America Ready For Fascism？）的书籍。
4 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35页；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16页。
5 Chang, The Chinese Blue Shirt Society, pp.22—23.
6 在1941年4月1日军统成立9周年的纪念会上，戴笠说：“我们的团体，决不采取苏俄式的‘格别乌’，和德国的‘格杀打扑’特工办法，来进行统治。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精神，也就是总理所讲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和领袖所讲的礼义廉耻。我们掌握团体，运用组织，即本此精神为出发。”章君谷：《戴笠的故事》，第14页。
7 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35页。
8 关于刘炳藜，见Chang, The Chinese Blue Shirt Society, p.17。
9 关于刘炳藜，见同上书，p.33—34。但张玛丽论述说，在孙中山思想里没有国家集团的概念，而她和杰姆斯·革瑞格（James Gregor）把国家集团（“在国家立法机构中职业和生产种类的功能象征，即墨索里尼所认为的法西斯主义的特征之一”）比作法西斯前的意大利国家主义传统的国家法西斯主义。并见Wong, Fascism and China, p.38; Eastman, New Insights into the Nature of the Nationalist Regime, pp.11—15。
10 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35—36页。蓝衣社的其他一些理论家是倪文亚和张云伏教授。并见Tie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 p.63。
11 Eastman, Fascism and Modern China:A Rejoinder, p.841。并见Tie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 pp.64—65。
12 Chang, The Chinese Blue Shirt Society, p.130;Mary Matossian, Ideologies of Delayed Industrialization, pp.252—264.
13 Fewsmith, Party, State and Local Elitesin Republican China, p.178.
14 Guorlay, Yellow Unionism in Shanghai, pp.128—129.
15 这本叫作《我们的训练》的手册引自于Eastman, Fascism and Modern China:A Rejoinder, p.839。
16 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下），第84页。“那时蒋介石坚决要求他的弟子们作无名英雄；要求他们绝对保密，要实干、硬干、快干、苦干，来恢复党的威信。所以他建立这个组织来执行三民主义，治乱持危。由于没人了解这些情况，［力行社］被它的敌人污蔑为法西斯组织。”同上书，第81页。
17 陈敦正：《复兴社，蓝衣社，青拜社》，第6页。
18 陈敦正：《元霞阁随笔》，引自于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下），第84页。
19 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下），第84页。
20 “法西斯雏形”一词源于理查德·威伯司特（Richard Webster），用来形容铁十字勋章一类夭折的法西斯运动（据本人与威伯司特教授的交流）。这也可以引申到西班牙的长枪党和阿根廷的庇隆主义，而且显然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评论家们有时指称的国民党“法西斯派”。
21 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40—41页。
22 张认为对Duce（意文：领袖）的崇拜与对（中文）“领袖”或“总理”的崇拜的含义不同。法西斯的ce包含了个人领袖的概念，此概念受到米歇尔（Michels）和帕雷托（Pareto）思想的影响，用来指一位能够在一套强有力制度中起关键作用的有威望的领袖。Chang, The Chinese Blue Shirt Society, p.50。
23 Burton, Chiang’s Secret Blood Brothers, p.310。布顿（Burton）认为与蓝衣社最相近的西方原型是“半亚细亚俄罗斯”的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作为契卡的一种形式，它存在于斯大林之前，但斯大林既利用它来反对共产党内的反对派，又在同样程度上利用它来反对外部的对手——蒋委员长正是如此利用蓝衣社的。”Chiang’s Secret Blood Brothers, pp.308—309。
24 “Shepherd Paxton Talk”, in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Internal, China), 1930—1939, No.Dl3000/14127。关于意大利培训中国军事飞行员，见Godley, Fascismo e nazionalismo cinese, pp.754—755。
25 萧作霖：《宜兴社述略》，第55页。
26 同上。The Blue Shirt Society, p.1。
27 据邓文仪说，这份报纸原来叫《建邺日报》（建邺是三国时期南京的名称）由陈奠南负责。黄埔军校同学会要邓文仪接管该报，并将其改成他们的组织。但邓当是蒋介石的私人秘书，所以没有时间，于是就另选了康泽。康接管后它便成为力行社的主要喉舌，并在1932年1月1日正式创刊。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110页。
28 同上书，第323页。1932年间，康泽经常提议要建立一个“西南青年同志会”。这个提议被贺衷寒和滕杰否决了。
29 王柔德：《国民党军事别动队罪恶史》，第56—59页；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35、67页；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第17页；William Wei, Counterrevolution in China, p.79。政治训练班成立不久，政训班主任刘健群与滕杰商量了如何防止康泽对训练单位的人事施加影响的问题。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323页。
30 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110页。
31 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36—37页。
32 同上书，第37页。其他被提到的在当时受蓝衣社影响的报纸还有《平民晚报》《文化周报》和《政治评论》等。见：Blue Shirts Fascist Movement in China, p.3。并见：Burton, Chiang’s Secret Blood Brothers, p.310。
33 曾扩情：《何梅协定前复兴社在华北的活动》，第141—142页。据曾自己说，他经常对出版人施加压力，如让天津《大公报》出版对复兴社“事业”有利的文章。但在上海，大多数报纸拒绝按照蓝衣社的基调来发表文章。而受其影响的报纸，如潘公展编辑的《晨报》（发行量约2万份）和《民报》（发行量约1万份）则无法与独立的大日报《申报》（发行量约10万份）和《新晚报》（发行量约12万份）所拥有的读者量相比。The Fascistor “Blue Shirt” Party of China, p.3。
34 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38页。
35 同上书，第41页。萧指出，有相当一批复兴社的人员原来就涉身于文化和教育工作。对他们来说，在CC派占领的区域里工作非常艰难，于是他们得“找出路”，以使他们得以表露自己蓝衣社成员的身份。这也是新学会成立的意义所在。同上书，第56页。并见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上），第38页。
36 邓文仪：《从军报国记》，第138页。
37 同上书，第138—139页。
38 邓文仪的书店负责南昌总部印刷的材料。他们从1932年开始大规模出版，那年出版了约30来部新书和译作，包括蒋介石新发表的讲话。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37页。
39 Wei, Counterrevolution in China, p.76。熊式辉和康复计划委员会成员在2月15日晚上起草了运动的提案。在杨永泰赞同以后，蒋在南昌的一次委员会会议上表态支持这个运动。2月19日，蒋在一个代表了142个组织、有10万多人参加的聚会上作了动员讲话。Counterrevolution in China, pp.76—78。
40 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上），第81页。
41 Burton, Chiang’s Secret Blood Brothers, p.310。江西省政府于1934年6月7日颁布：女人的腿部不能暴露。在广东，该运动于1934年9月1日开始，警察拦住了成千上万的男女，命令他们把扣子系上，尽管天气非常热。他们还命令人把帽子戴正，不许吐痰和扔烟头。他们甚至来到餐馆和茶馆，叫人别那么响地喝茶。男人和女人不许一块游泳，不许同车旅行，不许在一个饭馆吃饭、住一个旅馆、一起在街上照相。Sues, Shark’s Fins and Millet, PP.47—48;Hunter, The Chinese League of Left-Wing Writers, p.270。
42 “在总司令发动这场运动后不久，一批黄埔的法西斯分子（‘蓝衣分子’）试图利用这个运动来为政治颠覆的目的服务，而且正是他们，而不是总司令，给运动加上了限制吸烟、跳舞、女式短发等点缀。”关于这一点，受过美式教育的新西兰传教士谢颇德（G.W.Shepherd）被当作是把“运动从法西斯统治下拯救出来”的人。据美国的外交人员说，那时蒋介石在西安事变时遭受的脊椎伤痛正发作得很厉害。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The New Life Movement” in China, Nanking Dispatch No.473, May 21, 1937, in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Internal, China, 1930—1939, No.00/14127, June 19, 1937。Wei, Counterrevolution in China, p.77。
43 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39页。
44 他在任教于某大学政治系的孙伯誉帮助下，工作开始取得进展。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111—112页。
45 会议于1943年1月7日召开。
46 Two Sources of Anti-Japanism, p.29.
47 同上。有些资料认为，那时期蓝衣社在中国各省以及包括上海、南京、北平和汉口在内的重要城市里一共有18个组织。Tie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 p.57;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Files, N0.4—4685（C）, October 3, 1940。
48 French Police Report, “Activities of the Blue Shirts”, August 3, 1933, 见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Files, No.D—4685, August 26, 1933。正如下文所述，这是一个误解。吴醒亚是CC派里在上海负责国民党报刊的人。Chung, Elitist Fascism, p.112。
49 The Fascist or“Blue Shirt”Party of China, p.1.
50 关于吴醒亚与CC派的关系，见Memorandum on the Blue Shirt Society, pp.6—7。
51 其中有100多个大学教授，加上许多中学和小学校长、教师和行政人员。也有一些作家和记者加入。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39—40页。
52 同上书，第42—43页。
53 此外还有一个刘炳藜经营的“前途书店”，它出版了《民族革命文化》，但一直没有太大的成功。与此同时，萧作霖把《青年与战争》编辑部与复兴社的“正式”报纸《中国革命》一起搬到了上海。中国文化研究会还资助了艺术月刊《中国文学》和一个叫《文化情报》的文学杂志。《中国文学》之前在南京出版时叫《流露》。
54 此专号是该月刊在1934年发表的第八期第二卷。
55 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4l—42页。
56 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56页；The Blue Shirts Society, p.5;The Fascist or “Blue Shirt”Party of China, p.3。“蓝衣社开始实行控制，而且通过在学校和大学安插教员、在报社安插记者编辑和助理编辑以及在公共机关里安插秘书，而得以在地方教育界、媒介和其他公共组织里立足。”Memorandum on the Blue Shirt Society, p.7。
57 The Blue Shirts Society, p.2.
58 王新命是浙江人，原是吴淞中国公学的新闻教授。
59 何炳松曾是光华大学和大夏大学的历史教授。
60 吴育干原是暨南大学政治学教授，当过上海市政委员会的顾问。
61 黄文山，江苏人，原是光华大学社会学教授。
62 樊仲云在江苏长大，原是中国公共大学的一个院长。
63 萨孟武早先是复旦大学政治系教授。The Blue Shirts Society, pp.2—4。
64 据上海的警察报告，“1933年蓝衣社组织了一个叫作‘文化促进会’的学生协会，它的目标是在隐藏与学生运动联系的同时对学生进行更直接的控制。”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Files, No.4—4685.27/l/36。
65 据说暨南大学校长郑洪年在1933年初参加了“法西斯党”。引自“French Police Daily Intelligence Report”, August 12, 1933,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International Settlement）Flies, No.4—4685, 26/8/33。
66 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56页。警察情报资料认为校园里的“法西斯分子”影响，与教育部在1933年的“党化”运动中开除了一批持自由化观点的教员有关。在暨南大学这类学校里，据说有四分之一的教授丢了饭碗。The Fascist or “Blue Shirt” Party of China, p.3。
67 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56页。
68 同上书，第40—4l页。
69 同上书，第42页。1934年6月29日下午上海公安局在中华路的南岛召开了各区站的联合会议。会议决定应当在7月1日之前组建一个新生活运动促进协会的公安分部，该会在各区的警察站里应当有它的部门。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Files, D—5729, 30/7/34。
70 上海的学生军训由驻无锡的第87军负责，它的头目王敬久兼管军训项目。政训工作由顾希平负责。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第15页。中锋社在老北门的中汇银行大楼有办公室，它发行专门针对中学生的双月刊物。它的200个男成员由来自暨南大学和大夏大学及其他中学和师范学校的7个教授和教师组成的委员会负责。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Files, D—4685, 2l/1/37。
71 中国宪兵通过审问袁的情人——一个叫王莹的女演员，她被拘留了约两个星期之久——充分了解了袁的活动。“The Blue Shirt Society and the Arrest of Yuan Hsueh Yi”, report, prepared by Detective Inspector Sih Tseliang, 29/6/35, in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Files, No.D—4685, p.3。袁学易后来当了傀儡政府下面江苏省的教育厅厅长，那时他被认为是军统的一个秘密特务。1949年后他公开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陈恭澍：《抗战后期反间活动》，第335页。
72 “由这个组织［蓝衣社］获得的情报，既有政治的也有军事的，对蒋介石将军在这个国家里巩固和加强他的影响来说极为重要。在中日敌对行动于1937年正式爆发以前，这个组织的成员在中国几乎所有大城市和港口都非常活跃。”Memorandum on the Blue Shirt Society, p.20。
73 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