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至夜深人静，被害者的惨呼之声凄厉欲绝，闻之使人毛骨悚然。他［吴赓恕，开封特务站站长］还常在拂晓前将许多被害人装入麻袋，用卡车运到黄河河堤上抛入河中，日久浮尸累累，触目皆是。在他手上，在东华门［复兴社在开封的总部］这个魔窟不知残害了多少革命志士和爱国青年。［&&］一般人一听到“东华门”这三个字就心惊胆战。

 

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53页

 

 

宣传大队

 

蓝衣社在各省最早的布局是康泽一手安排的。康泽原是蒋介石侍从室的副主任，对间谍和保安事务既热衷又具特殊才干。1当《中国日报》成为刚成立的复兴社的主要机构时，康泽被任命为编辑，而他利用了这个位置来强化他自己的黄埔学生团体。该团体学生参加过康泽在北伐期间协助领导的宣传大队，他们大多来自云南、贵州和四川，于是这个团体相应地被称为“西南社”。2

宣传大队属于军队政治部系统。在蒋于1926年3月20日发动的军事政变中，政治部的人事编制从政训员制降级到了教导员制。北伐初期，宣传大队在政训方面非常成功，它向官兵们传授党的原则和对待非军事人员的纪律。但随着北伐的深入，需要用政治骨干管教从军阀那里俘虏来的战犯，供不应求。于是他们在政训上的成功开始打折扣。到了1927年8月22日，在镇压秋收起义的过程中，白崇禧索性把政治部系统一股脑儿地取消了。直到次年1月，蒋介石以政训部的形式将其在国民革命军中恢复。政训部向国民革命军各师派遣了建立“特别党部”的专员。虽然“特别党部”只负责政训，但它在戴季陶的发展下成了反间谍系统的重要部分，是国民革命军内在蒋介石直接控制下打击共产党的重要工具。3

蒋介石第一次江西“剿共”时，正值他重新强调政训工作的重要性，为此，他还把康泽从编辑岗位调到更为活跃的位置上。1932年，南京的力行社研究机构制定出了一个在江西执行的特别的反叛乱计划。4力行社成员滕杰、萧赞育和康泽亲自向在临川县指导反共动员的蒋介石汇报了这个计划，蒋当场批准，并命令这三人与南昌行营参谋长、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商量执行该计划事宜。在回南昌的路上，康泽对他的两个伙伴说，经营报纸对他来说挑战性不大，他想负责这个新计划。他威胁说，否则他就辞职去国外。滕杰和萧赞育在康泽身上看到的“是一个能吃苦耐劳、积极肯干、野心勃勃的人”，5他们答应支持他。到了南昌后，他们说服熊式辉让康泽做“特别训练班”的主任，力行社成员杨文连任副主任，袁永馥任秘书，在“剿匪区”内培养宣传、政训和保安事务方面的“特务干部”。6

星子县临鄱阳湖，位于庐山五老峰右侧，被选作第一期班的地点。第一期班有中央军事学校学生600个。除了锻炼身体、学习爬山和渡河以外，他们还接受了4个月的特殊培训，研究共产党事务、情报工作、伪装、埋伏、搜查和破坏技术、夜袭，并培养“组训民众”能力。然后他们被分配到各中队、分队、小队和小组去，这些队组合起来便成了“剿匪别动总队”，由康泽领导，并直接向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汇报。就这样，他们被公认为是总司令的GPU（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7

 

 

别动总队

 

开始别动队有1000人，后来总人数达到2万。他们被分成各由4000人组成的5支大队。别动队骨干的任务是“督导”地方上参加“剿匪”战役的军官。8他们的士兵携有手枪、手榴弹和特制轻便步话机。他们在乡村一带伪装活动，对“潜匪”进行突然袭击，杀害或搜捕地下共产党员并破坏他们的党组织。9与此同时，别动队的骨干们还协助地方政府建立自卫武装，使正常的行政工作得以进行，使老百姓能够回到家乡恢复正常的生活。10

别动队很快在进步人士中臭名昭著，他们指控别动队的武装干部残酷地折磨和杀害百姓，然而别动队却在培养农民的反共意识和动员乡村力量抵抗江西苏维埃红军方面，得到了蒋介石的高度赞赏。11更多的特务被培训出来派到河南、湖北、安徽、江西、福建和浙江去工作。而康泽和他的随从们自己形成了一支执行特殊使命的力量，来控制中国南方和西南方的部分地区，甚至把统治贵州和四川的军阀们也不放在眼里。12

康泽的别动队在共产党控制的乡村地区进行反叛乱活动，并受到了国民党政训项目的援助，这些项目基本上由蓝衣社的另一位要人贺衷寒领导。131932年，正当康泽培训特务骨干的时候，这个使“剿匪”一词正式化的贺衷寒，被任命为“湘鄂赣‘剿匪’司令部”“‘剿匪’宣传处”处长及“南昌行营政训处”处长。次年冬，复兴社成立，贺衷寒的宣传处变成了全国“剿匪”军政治训练处。到了次年6月，他被派去负责河南、湖北、安徽在汉口司令部的“剿匪”指挥任务。14

汉口“剿匪”司令部里的骨干来自“豫鄂皖赣团干队训练班”，该训练班在力行社成员的领导下成立于1933年。151700个学员中有六分之一来自中央军事学校，其余的来自四省的县保安队和地区自卫组织。他们全都经过六个月的情报工作、军事知识、战地技术、政治和共产党事务的培训。然后他们回到原单位，在国民党南昌和汉口的司令部指挥下协调反共反红军的“剿匪”战役。16

在汉口司令部，贺衷寒主要肩负国民党的反共宣传：他开办了一个电影院，还办了一份顽固反共的杂志《扫荡》。同时，在首都还有其他一系列的机关对政训感兴趣，于是贺衷寒决定使自己成为整个“政训系统”的主子，把宣传工作当成了自己特殊的交易券。17

 

 

政治训练

 

贺衷寒在这方面不乏对手。18当蒋介石认为滕杰软弱无能时，酆悌取而代之，成为复兴社的总书记。酆悌当总书记时，在“训练总监部”下设立了一个专门针对学生的夏季军事训练项目。于是“纵队”在全国重要的省市组建起来，它们受高级卫戍军官或者从南京力行社派出的专门骨干指挥。19

滕杰下台后，蓝衣社的留日派与邓文仪和贺衷寒联合起来提名贺衷寒为复兴社的总书记，这时问题的焦点便转到了政训处。自从贺衷寒1935年从湖北调到南京后，政训处就归他领导，从此政训处成了蓝衣社在军队里的要塞。20

军队政训系统在军委会的秘密活动中占有关键的地位。政府军事力量的每一层机构、每一所军事学校、每一个军事单位里都设有政训处。通过在复兴社里任成员的双重组织身份，贺衷寒及他的骨干们得以把训练系统与负责领导地方反共宣传的“军队党务”处接合起来。尽管党务处应当属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领导，但它实际受复兴社的骨干分子控制。21

力行社的成员也控制了培训政训处干部的单位。22其中最关键的是附属军委会、由孙常钧领导的“干部训练班”。孙既是黄埔一期班生，又是力行社的成员。23干部训练班成立于1932年4月，当时有5个队，1800多名学生。其中五分之一是中央军事学校的毕业生，其余的要么是在前帝国军事学校接受过培训，要么是从军阀那里投降过来被分配到“临时军官训练班队”的人员。经过半年的培训，毕业生被分配到各省，成为地方上市镇民间学校的“国民军训教官”。少数人被留下当力行社其他培训项目的“职官”。24

虽然贺衷寒的主力人员都是复兴社的骨干分子，而且中层以上的政工人员都是复兴社成员，但政训处系统仍然相当独立于复兴社。贺衷寒和他的同志们直接从蒋介石那里接受命令，而且政训处大多数的处长并非复兴社成员。除了执行反共宣传以外，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对各队的队长进行调查和监视。这样，作为整体，这些队长们就能保证既在蒋介石直接控制的部队，又能在他不直接指挥的部队里起到指导员的作用。

他们还要监视军队里所有层次的军官和学生的思想和活动。假如一个军校生被怀疑是共产党员，政训处的政治指导员便有权下令逮捕他，并让宪兵予以处置。宪兵在中国所有的主要城市里都有它的特务机关。25此外，政治指导员奉命调查他所在的军事单位内的共产党。而且，他本人的命令必须服从，因为这就是军法，所以能迫使地方法律机构与之充分地合作。26

那时及后来，蒋介石在原则上不允许军队的指挥尤其是师长以上的军官参加复兴社或者蓝衣社，哪怕他们是黄埔一期班的毕业生也不行。当然也有例外，比如胡宗南、滕杰和桂永清。27还有一小部分团长参加了复兴社，但要么蒋介石对此一无所知，要么他们被派去指挥非蒋介石嫡系的部队。28但从总体上说，蒋总是在监视和指挥之间区分得非常清楚。在这方面，他的军事指导员体系与红军有很大的不同，红军的指导员既是政训官员也是集体领导的成员，享有地位和权力。29

通常权力与地位是相连的，但蒋的政治指导员因为缺乏通常意义上的指挥权，所以正规军的军官瞧不起他们。

 

他［蒋介石］不许掌握实力的部队长参与政治特务，而使政治特务对掌握实力的部队长起监督作用，以为牵制，可是事实上却正相反：黄埔学生中掌握实力的部队长并不愿参加复兴社组织，对政训工作及其人员都很轻视；而政训人员绝大多数也都不愿干这一行，把政训工作叫作“卖膏药”，认为没有出息，尤其是其中的黄埔学生，更认为是倒了霉。他们只是把政训工作当作桥梁，希图借此同各部队长拉上关系，能转入带兵。30

 

结果，他们不仅没有有效地对本单位的军官们进行监视，相反尽量讨好他们，以便有朝一日自己也有望成为军事指挥官。军官们，尤其是“非嫡系”部队的，反过来也用晋升甚至金钱来收买这些政训人员。时间一长，对政训员来说，这两种刺激使分配到“非嫡系”部队比到“嫡系”部队要有吸引力得多。政训员愿意到“非嫡系”部队工作的另一个原因是，那里的军官生活比“嫡系”部队的要轻松愉快些，比如，在“嫡系”部队里，赌博和嫖妓受到限制和蔑视。31

政训处和复兴社均在本系统内设有许多干部，因为这两个组织是蒋介石在1933年1月日本人侵略热河，并企图突破“少帅”张学良协调的长城一带的防线后，计划向东北扩展其势力的关键筹码。当时的军事形势由于张学良与另外两个北方军阀冯玉祥和阎锡山的对立而复杂起来：后二者企图在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高涨的爱国情绪中捞一把。当时冯正在张家口，他在辞去了国民政府内务部长的职位后，伺机再起。32阎锡山在太原，任山西和隋阳的保安司令。33两人都不理睬张学良的命令。与此同时，虽然宋哲元将军被派到了长春，但“少帅”的东北将士已散落中原，轻而易举地成为傀儡政府和汉奸的俘虏。34

 

 

在北方加强政治行动

 

到了1933年3月，当力行社在南京召开年会时，蒋介石意识到他在北方，不论在权威领导还是在可信的干部方面均需要一只强有力的手。后来，张学良提出辞职，委员长接受了，并任命何应钦任北平军委会头目。35同时，他听取了力行社干事们的建议，建立一支由力行社成员组成的特殊队伍，支援干部到北方去。36蒋认为，一支由他的亲信组成的队伍能领导宣传工作和从事秘密工作，以牵制华北的日伪活动。但我们将会看到，这种预见落空了，它只是为戴笠加强他的个人控制铺垫了道路。

第一组人员里有郑介民，他于3月12日到达北平。郑立刻接管了力行社在本市的两个常务机构：由力行社地方分社书记贾毅领导的“革命军同志会”分会和特务处北平站。第二组人员由南昌行营总部机要秘书邓文仪带领，于3月15日后陆陆续续来到北平。37

戴笠是在初春去北平的，随行的有一位机要秘书和密码员。戴笠的特务替他们在城东的一条胡同里租了一座带院子的两层楼房。38戴笠的活动并非限于收集情报，还含有较高层次的政治活动，包括与东北军政要员黎天才、关吉玉、王卓然、王以哲、范崇义和冯庸的联络。39

肩负最重要任务的是何应钦的前机要助理刘健群，他奉命在南京物色干部到北方去做宣传工作。40自从1932年7月以来，刘是力行社高级干部重点训练班——“军事委员会政训研究班”的主任，这个研究班有大约120名中央军事学校毕业生和480个普通大学毕业生。41“班训”是蒋介石亲笔提书的四个大字“艰苦卓绝”，训练纲要是“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参加6个月政治培训的学生被告知：礼义廉耻乃是维持国家的四大基准，发扬这四大原则，国家可得以复兴。42他们准备把这种提法向全中国的蓝衣社发布并作为训练提纲，而这种许诺的所有根基都源于三民主义。然而，正当这600个学生在1933年2月准备结束他们的培训时，中国对日本的长城抗战爆发了。现在，他们要在刘健群的领导下去支援人民的抵抗，到华北战场上与日本间谍作战。43

1933年3月19日，刘健群被任命为抗日宣传队队长，每月经费2800元，在南京的韩家巷成立一个“筹备处”。十天之内，300多个学生从军委会下面由力行社办的政训精英班里被挑选出来，一支叫作“华北宣传总队”的特殊单位成立了。后来，约有500人加入了这支队伍，其中有一些是黄埔无业毕业生。该总队分成三大队、九小队随刘健群北上。44他们明确的任务是解释中央政府“安内攘外”的决定，联合军队和民众全心全意地抗敌，消灭日本情报机构及地下汉奸活动，确保华北和内蒙古不受侵略以不致变成日本新近制造的“自治区”。45

3月27日，包括李秉中在内的一些队长去了北平。46两天之后，刘健群在给其余的人作了最后一个报告后，便率领新大队的成员们北上。他们一到北平，刘便马上取代了贾毅的位置而成了力行社北平分社的书记。47由于刘健群和他的一个队长是何应钦的老部下或学生，他们还参加了支持何的一个特殊小组，因为何只随身带了三四个副官。这队人员非正式地附属于军委会北平分会，包括戴笠的副手郑介民。除一人以外，其中所有的人员全部是力行社的。48

对何应钦来讲，他既要防备汉奸又要避免过激的对日反击，而日本人此刻正在迅速占领热河，对和谈三心二意。何在前一种选择上得到刘健群人马的帮忙：他们以十人一组的形式到“杂牌”军中去宣传，督促他们在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领导下团结起来，联合抗战。宣传人员被告知要用三民主义的思想，来逐渐对非直属于蒋介石的部队实行“中央化”控制，同时在每一个层次上散布“只有国民党，只有三民主义和领袖才能救中国”的思想。49

 

 

北方的政治行动

 

为了寻找一个不仅敢想而且敢干的人，何应钦注意起戴笠手下的郑介民来，此人安排了刺杀当时正在与日本人谈判的湖南军阀张敬尧。50当时蒋介石的代表即将与日本人进行谈判，除掉张敬尧可能起到了防止其他潜在的汉奸破坏谈判的作用，至少干国勋是这么认为的。他后来说这一处决“引起了燕、赵豪杰人人奋发，原充满封建享乐之华北社会，气象一新，所有汉奸如王克敏、王揖唐、鲍文越等皆畏缩藏匿，不敢蠢动，而段祺瑞、吴佩孚具有代表性之北洋人物，亦皆顺应舆情倾诚中央”。51

蒋介石的谈判总代表是他的高级顾问、前上海市市长和外交部部长黄郛。52黄郛在1908年是蒋介石在东京军事预备学校（Shimbu Gakko）的同学（阎锡山也是）。虽然黄已经退出公共生活，但在1932年他又被恢复了政治要职。鉴于抗日战争引起的全国危机，他回到了上海并创立了新华重建社，该社还出版《复兴月刊》。1933年3月，他被命名为北平政治事务委员会主席，并受蒋介石指派参与不得人心的与日本人的谈判。53

与此同时，日本人加强了他们对热河的占领，并继续进攻察哈尔。冯玉祥决定从他退休的张家口出来，通过发动抵抗运动来争取国家领导权。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宣布成立“民众抗日同盟军”，并开始召集军队。54五天后，5月3l日，黄郛总算与日本人达成了停火协议——《塘沽协定》。但公众舆论似乎更支持冯玉祥，所以这一协定被认为是卖国协定，黄郛被斥为亲日的“汉奸”。55然而，此刻的关键是军事力量，而非公共舆论。当何应钦在北平—绥远铁路南集合部队时，黄郛和宋哲元（他的部队控制了河北的东部）在1933年8月“说服”了冯玉祥解散他的“民众抗日同盟军”。同时，为了使何应钦分散其力量，冯玉祥把察哈尔的军政大权交给了宋哲元，自己回到山东泰山，于是宋哲元成了河北察哈尔地区的政治领导人。他在1935年5月签署《何梅协定》时，是平津卫戍司令。56

塘沽停战的条件之一是取消抗日宣传队。这一条只是在名义上得到执行。各种宣传队因此而改成或并入附属在各个军队里的政训处。刘健群自己成了宣传头目，自此以后，所有的复兴社活动都在这个幌子下进行。每个军事单位的政训处处长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复兴社的“小组干事”，该军事单位每一个重要的会议都有政训处的人参加。政训处的第一科代表了复兴社的宣传机关。第二科是情报机关，如果它需要特务活动的话，它便让地方宪兵第三团来当“警卫”，或者当“稽查”员，对军队的每个官员进行调查和侦查，看是否有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的活动。57偶尔二科也会利用非军事人员——主要是地方的黑社会或帮匪，有时是青红帮的人员，有时是宗教人员——来对付农民、商人和那些不属于军队或教育机关直接管制的工人们。58

 

 

学校的军训

 

1933—1935年间，蓝衣社通过全国高中和大学的军训系统，把影响扩展到了北方。一个叫作“国民军事教育处”的机构在训练监察部门的指导下成立于南京。这个处先由力行社的潘佑强领导，后来是杜心如，并在各省的大城市里组建了“国民军事训练委员会”。这些委员会的负责人同时也是“军训主任”，他们大都是黄埔毕业生。在这些人以及被派到高等院校（包括高中）“军训室”的“军训教官”当中，很多都是复兴社的人。59

他们的任务是组织90天的高中和大学生的训练课程。初中在名义上由地方的市长或县长一级的官员来领导，但事实上是由每个学校的军训教官负责。在大专院校，大队和中队在校长室的领导下组成，但仍由军训教官指挥。于是，以这种方式，复兴社渗透到了每一个大学和中学，复兴社成员散发蓝衣社的宣传材料，对进步青年进行监视，并搜寻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这些训练教官与戴笠的特务处保持着秘密的联系，共产党认为他们是白色恐怖最残忍的执行者。60

大多数真正的军训是在各省府的夏季培训项目中开始的。比如，在学校的假期里，河南和陕西的学生队伍在开封集合，形成训练营。政治灌输的分量超过了军事教程，教官们大都是复兴社的人，传授关于领袖的语录和思想、三民主义、国际事务、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组织的发展以及关于“一个领袖一个党”的课程。61

最重要的课是“精神教育”。它的主要目的是使参加夏季训练的学生崇拜蒋介石，于是不仅“敬爱领袖”这句话经常被引用，而且一个学生在任何时候听到“委员长”的称呼，他立刻就得聚精会神满怀崇敬地聆听下文。而实际上，学生们对在酷暑中听三四个小时的讲话感到非常厌倦而心不在焉，他们在政治教员的背后把这些讲话说成是“蒸人讲话”。尽管学生们由于怕受到报复，被戴上“红帽子”，不敢顶撞这些政治教员，但他们看不起这些教员，而且蔑视他们。62

例如1934年夏，在北平的黄寺举办了一个有2000多名中学生参加的夏季训练营。63在一个军训课程中，学生们被告知“安内第一，抵抗第二”的重要性。64有一个学生坚持要发言，反对这个开展反共内战的政策，他大胆地问：为什么打败日本人首先要取决于消灭共产党？这个学生立刻被抓了起来。其余的学生被告知：他是共产党秘密派到那儿来瓦解他们的。后来这位学生被交到了第二十五宪兵处，从此再也没人见到过他。65

在这些训练课程以及大学正常的学期里，教员中的蓝衣社成员们不断寻找强烈反对共产党及其政策的学生。当他们发现坚定的反共学生时，便竭力把这类学生训练成“职业反共分子”，以摧毁共产党的学生组织。比如，在开封的河南大学就有在吸收学生中的追随者方面获得显著成功的政治活动小组。66

“职业反共分子”被怂恿当警察的告密者和“引线人”，以帮助警察与宪兵追查和逮捕共产党学生。假如反共分子们成功的话，他们会得到特殊资金并在学习上受到奖励，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还被推荐为复兴社的成员。67

“军训”毕竟是一种对预备军官的训练，它的另一个主要目的是为军队物色潜在的政治工作干部人选。在刘健群当政训处主任时，他还组织了一个政治训练班，把1000多个高中学生聚集到南京，来接受“一个党，一种理论，一个领袖，一个敌人”的理念灌输。这些学生毕业后，想必是享有黄埔毕业生同等的待遇，他们在成为军队的政治干部之前，全都成了复兴社的正规成员。68

 

 

北平活动

 

1934年4月，刘健群被调到了南京当复兴社总书记。他的北平政训处处长的位置由曾扩情接替，曾在那时也已成为复兴社地方组织的领导。69曾发现城市里的政治形势异常复杂，尤其是在首都各种警察机构方面。行政院的北平政治事务委员会主席不是别人，正是在塘沽停战谈判中的黄郛。70市长是袁良，黄郛的浙江同乡，毕业于日本的早稻田大学。袁良在丰田和上海当过警官，在来北平接替市长位置之前，任上海公安局局长。71他们都是权威性的政治要人，可他们两人在控制市警察署长余晋和这一点上无能为力。余也是浙江人，他与黄郛同时在日本就学，但他是东京宪兵训练学院的学生。

先当过青岛的海关署长、后当了那里的公安署长的余晋和，也是日中合资企业陆大煤矿公司的成员，他与日本人关系密切，72而且个性勇猛，且为自己和手下的人争夺了许多原本属于宪兵头目蒋孝先的刑警力量和权威。73蒋孝先的上司绍文凯，作为宪兵司令部的司令，对宪兵部门负有最终的责任，他抱怨过这种侵犯其职权的做法，但他和仅次于戴笠的司令部特派书记廖划平对余晋和的霸道都感到无能为力。74

幸亏对曾扩情来说廖划平是四川同乡。75当曾需要宪兵帮助逮捕复兴社的嫌疑分子时，他可以求救于廖，后者通常乐意与他合作。76

在对待“外部敌人”的合作方面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在曾扩情1934—1935年任职北平期间，他在对日情报方面一无所知。77这方面的工作全部在戴笠派遣到华北、作为他的情报安全代表的娄兆元和卢起勋两个人身上。虽然这两人借调到了政训处，但他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也不向地方蓝衣社组织内的任何人汇报他们反日的工作或在北平地区对军事人员的监视情况。既然人们已经认为他们只向戴笠汇报其情报，娄和卢便索性在自身周围营造了一种明显的恐怖色彩，于是当地军事单位的“负责人”对这二人感到恐惧，因而对他们加强了戒备。78

日本人自然通过侦探了解到了政训处的活动。1935年6月10日，何应钦在与梅津美治郎中将（日本驻华北部队司令）谈判时，不得不对日作出各种让步，不仅同意把于学忠的东北部队（整个第五十一军）撤出河北，取消华北的国民党机关，而且同意解散蓝衣社，关闭在北平的政训处和宪兵部门。79戴笠的人躲到了幕后，而曾扩情和复兴社则停止了他们的活动。在向成都的蒋介石汇报了之后，曾便把他的政训处，连同北平的许多人员，一起迁至西安，在少帅手下进行反共活动。80

戴笠在北平的复兴社内部神秘地进行特务活动的同时，还在南面的河南，在极端活跃的蓝衣社组织内，逐渐地建立了自己密密麻麻的情报网。复兴社在河南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省长刘峙的支持，刘曾是黄埔的一位教官，而且是得到蒋介石最高奖赏的将军之一。81

 

复兴社在河南

 

因受刘峙的鼓励，复兴社得以在河南发展极为广泛的网络，它扩散到省里每一所学校和绝大多数的政府机构中。每一个政府机构的所有比较重要的官员，军队中的许多中级军官，大中小学校的大部分师生以及相当一部分地方武术团体的领头和帮会的头子们，都被蓝衣社吸收入复兴社或者它的前沿组织内。许多小职员、学校教师和公职人员都认为，不加入复兴社，便得不到晋升，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相信，若不成为复兴社成员，就会丢掉在政府部门的饭碗。82

除了省长的支持以外，蓝衣社还得到河南省政府自1930年以来一直任参议的艾经武的赞同。艾是蒋介石的忠实信徒，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国家”的口号深信不疑。当复兴社于1932年在河南建立分社时，其书记助理陈祺说服了艾经武入社，说这不是一个宗派集团，而是来自于黄埔毕业生、由蒋介石亲信们组成的核心组织。艾不喜欢组织团体，因为它与“一党”论相悖，但他确信复兴社是由动机纯正、严守纪律的人组成的，他们有可能“拯救”国民党。于是他打消了疑虑，宣誓入社。后来他又应邀参加了“中国革命同志会”。83

复兴社的省总部开始设在开封，它与中央军校校友调查处及河南省保安部的谍报股调查处通讯社一起，被安置在东华门附近的一幢房子里。后来，两个单位共同以“通讯社”作为掩护。84

复兴社书记冯剑飞，同时也是保安部的头子。每个县和镇里都设有复兴社的支社和小组，它们无权横向地与其他支社或小组联系，各社组的人员也不能打听其他成员的情况，他们必须填写自己的“履历表”并宣誓保守组织秘密。他们被告知，一旦成为社员，蒋介石本人就为他们写下了生死状：“入社则生，出社则死。”85

王公度和贾贯三协助了复兴社对教育机构的渗透，他们两人都是省教育厅的负责人。许多大中学校参加复兴社的师生都调查过本学术单位里的持不同政见者，并把他们作为共产党或者CC派分子列入“黑名单”。86

蓝衣社还广泛渗入到县级政府机构。几乎所有的保安团团长和副团长都是复兴社成员，而且约有一半的河南县级专员也都是复兴社的人。87 1936年中当各省推选人参加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时，河南省在省长李培基监督下建立了一个“监察事务所”，专门监视推选情况。复兴社通讯社接到命令，要他们尽量左右选举。当时的通讯社社长是参议艾经武，他也是《河南晚报》的编辑。他和其他复兴社成员利用通讯社的权威，命令支部和小组集中全力让与他们有共同思想的人当选。同时，复兴社的成员接到命令，让他们到“训练所”当教员。“训练所”是专门为训练由农村“联保”和“乡”送来的学生，使他们成为保长或学校校长88这类地方管理人员而设立的。一旦这些最低一级的行政干部进入训练学校，他们要么成为复兴社成员，要么被邀请加入“忠义救国会”，该会是戴笠的特务处在1935年建立的前沿组织。89

南京命令河南为吸收“社会下层人物”，包括“国术界”和青红帮的头面人物而在省里成立“忠义救国会”。这些“土豪劣绅”和流氓分子被带到蓝衣社最厉害的领导人之一萧洒的手下。萧洒在1935年建立了一个由军界人士、国民党分子、工人和农民以及地方帮匪分子组成的网络，他们都汇集在东华门的办公室，那里成了准军事化的忠义救国会的一个半公开的“匪穴”。90

萧洒是河南本地人，黄埔一期班毕业生，省保安处处长助理。1934年他被任命为复兴社在开封省部的书记。接下来的两年里，在他的助理书记陈祺的帮助下，萧洒把复兴社变成了一个恐怖工具。省总部在通讯社处占据了两个很大的内院，与残忍的吴赓恕领导的特务站合并在一起。吴赓恕杀人成性，能干出最野蛮凶残的行径。当陈祺扩充“忠义救国会”的人员，并把它变成特务站的一个卫队时，吴赓恕接到了复兴社传递给他的信息，要他秘密地逮捕有“革命”活动的嫌疑分子，并把他们关押在他的办公室，然后将他们日夜折磨至死。91

这种情况变得如此可怕，以至于作为复兴社吸收对象的师生们拒绝与蓝衣社有任何关系。复兴社成员本应是主要来自教师和职员中的效忠蒋介石的人，现在却呈现出大批“忠义救国会”流氓加入特务组织的特色，这些人之所以入社，是因为能有机会利用东华门的名声而作威作福。这些“无赖”们会在开封城里进入饭馆和商店，想吃什么吃什么，想拿什么拿什么，然后分文不付，只说：“我是东华门的！”这些流氓甚至还敢在特务的办公机关和县政府官员那儿制造麻烦。萧洒和陈祺经常替“忠义救国会”的人写介绍信给当地有复兴社背景的政府专员们。这些专员们敢怒而不敢言，因为怕受残害。到了1936年，河南的复兴社已经与这类流氓团伙毫无二致，老百姓已经无法区分是复兴社的活动，还是吴赓恕特务站的暴行了。92

CC派的人毫不迟疑地利用开封的这种混乱局面直接向蒋介石告状，引起他对那里的注意。蒋非常愤怒。他立刻命令特务处罢了吴赓恕的官，并命令复兴社撤销了萧洒的开封书记职务。最受戴笠信任的人员之一刘艺舟被派到了河南全权接管特务站，并把特务站从“土劣”及其支持者们势力强大的开封迁到郑州，从而使特务站能够有效地排除地方势力干扰而受南京鸡鹅巷53号特务处的中央控制。93

与此同时，特务站同还在开封的复兴社省总部分离开来。当接替萧洒的萧作霖上任时，他发现自己受到特务站站长刘艺舟的冷遇：刘竟然连续三个月不见他。当他们总算见了面时，刘对萧居高临下，极其傲慢。而且，尽管特务站在郑州的机关就在复兴社开封分社的对面，但它们互不来往。94作为特务站站长，刘本人也是复兴社“干事会”的成员，但他极少参加会议，偶然参加时，也从来不提特务活动。而对复兴社来说，每当小组或支部递送政治情报，这情报不会交到特务站那里，而是直接送到南京的复兴社总部，然后转交给戴笠下面的特务处。95

在当地，复兴社在政治逮捕和搜查方面被有意蒙在鼓里。例如，1936年，一名中学教师神秘地失踪了。因为他是复兴社成员，所以该社的地方代表询问特务站是否有关于他的任何消息。特务站回答对此一无所知。只是在这个教师被释放后，复兴社才了解到刘艺舟的人把他当作共产党嫌疑分子抓了起来。不仅特务站吸收来的学生和其他受他们资助的人停止了参加复兴社的会议，特务站甚至在复兴社开封分社里也有潜伏人员，专门向刘艺舟和他的同伙汇报萧作霖及其副手们的情况。96

 

 

复兴社与特务处的分裂

 

虽然在别处复兴社和特务处的关系并非如此紧张。时间一长，这两个组织的分歧则越来越明显。1933—1935年间，戴笠秘密特务中绝大部分的基层人员都愿意参加复兴社的活动。但一旦加入后，戴笠的特务就开始组织只有特务处人员参加的支部。例如，沈醉和他的一些“组长”们，包括在警士教练所工作的黄加持和杨华波，当时在复兴社内部组成了自己的小组。每次开会，他们从来不在别人面前汇报其情报工作的细节，完全无视复兴社总部关于以该社名义进行特务活动的命令。不久以后，这些秘密特务索性不在复兴社支部开会了。在名存实亡的“革命同志会”里他们也同样如此。97

活动的分家，或者更确切地说，对复兴社普通人员隐瞒特务活动，也是湖北蓝衣社的典型做法。当萧作霖在1935年任蓝衣社湖北分社书记时，特务处的头子周伟龙和他下面的任何人员都从来不向他汇报任何情况，他唯一知道的关于特务处的消息是周的私人住址。98

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特务处要进行自我保护，以不受蓝衣社的大型组织复兴社的涣散、好争爱斗和低效率的组织质量的影响。

 

特务处的组织纪律较之复兴社的一般组织严密得多，对所属一切人员有掌握控制的绝对权力，它的所有各级人员又都是有职有薪的职业特务，人事管理很容易，也不容许有什么纠纷，而对外却要杀人就杀人，要对付谁就对付谁，自然也就不能不令人谈虎色变了。99

 

特务处上海站鲜明地反映了这种对比。在王新衡当站长的时期，他明确地表明从不参加复兴社的任何活动，那里钩心斗角一团糟。100

总而言之，特务处对上海复兴社特别注意，因为复兴社的内部领导刘炳藜和他的助手牛沛江因争权夺利闹得一塌糊涂。他们之间的争斗激烈到彼此阴谋暗杀对方。这些阴谋活动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他密令上海特务站进行秘密调查。复兴社的中央总部派了徐进到戴笠那儿，戴笠便任命他到上海站给吴乃宪当书记。吴是上海区区长，他再三叮嘱徐，千万不能将调查情况泄露给复兴社的其他成员，否则会引起某些上层人物极大的不满。徐进答应了，于是这些事情一直保密到复兴社在CC派的攻击下投降为止。101

与此同时，在河南的特务站力图在没有“土豪劣绅”参与的情况下继续运作，那些人在戴笠将其人马从省复兴社分离出来之前，给秘密警察带来了极坏的名声。但萧洒及其同伙们并未销声匿迹。当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复兴社像《水浒》里描述的那样，“揭竿而起”。开封省社向省内各地的支部发出命令：动员地方上的帮匪和实力要人。不出所料，使河南闻名天下的土匪头目们开始计划集聚起来，形成一个抗日同盟。他们在郑州举行了一个大会，会上充满了高老末和赵天清这类名声赫赫的大土匪。尽管国民党参议艾经武退出了会议，认为政府简直是在为这些不法分子的捣乱开绿灯，但这些匪首们还是组织起了28个游击纵队，由臭名昭著的萧洒领导。102

果然不出艾参议所料，这帮游击分子在紧接着的几个月里在郑州又赌又嫖，直到蒋介石下令逮捕他们并押送到武汉为止。103但这一切已为时过晚：河南和湖北本是复兴社在招生和组织方面比较成功的地区，但后来蓝衣社却被弄得声名狼藉。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与地痞流氓同流合污，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与特务处的恐怖活动有关。尽管戴笠和手下人竭力对省里的土劣们保密，不向其透露他们相对专业而且比较规矩的警察活动，但这也无助于改变公众对他们的印象。104

蒋介石后来对蓝衣社在各省策划独立的蓝衣运动的失败并未感到沮丧。因为他对贺衷寒这些人企图用复兴社作为政治武器来实现其政治野心的做法，总感到可疑。贺衷寒已经有他自己的湖南圈的支持者，但通过对蓝衣社政训系统的控制，他希望得到其他人的支持，以确保他在党内地位的上升。因为贺衷寒先是投靠了陈诚，后来又追随胡宗南，他便以为自己有了全面的支持，而有资格作为整个黄埔圈的代表说话。但蒋介石不喜欢看到任何一个个人冒出头来，尤其是借口代表蓝衣社和黄埔军校毕业生总体来反对他的领导。于是，他始终如一地利用复兴社的其他领导人，如酆悌、康泽和戴笠，来防止贺衷寒在党内“法西斯”派里垄断意识形态而成为二号人物。105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被张学良和杨虎城扣押起来时，贺衷寒已经彻底失宠了。在蒋介石被扣押期间，贺衷寒坚决支持何应钦的领导，并成为“讨逆”运动、主张进兵讨伐和轰炸西安的重要人物之一。他以为，若蒋介石一旦被释放，那他贺衷寒便有发动“勤王”之功，会得蒋介石的宠信；若蒋被处死，他又可以成为拥戴何应钦继位的元勋。但他万万没有料到蒋介石由张学良护送回南京，他自己会涉嫌阴谋篡权。他的野心一旦暴露，除了辞去复兴社头目一职以外，别无选择。蒋介石立刻接受了他的辞职，并强迫他成为“幕外人物”，直到1942年被任命为社会部劳动局局长。贺衷寒复兴社总书记的职位，由被蒋介石任命的刘健群担任，但很快又由康泽接替了。106

 

 

复兴社的解散

 

第二次国共统一战线形成后，复兴社不得不被解散。107第一处被秘密命名为“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即“中统局”；第二处（即复兴社的特务处），改为“军事委员会统计局”，即“军统”，它名义上听命于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但实际上由戴笠领导。108

表面上，复兴社与三民主义青年团合并了。除了一小组蓝衣社人员整体从新组织撤出来以外，大多数前复兴社的骨干们成了三青团成员。地方的复兴社分社成了“支团”，新牌子取代了旧的，而原来的分社“书记”改成了“支团干事长”。康泽现在成了三青团的“组织处”处长，而政训处则附属于政治部。109

萧作霖认为，这些改变只是形式上的，因为复兴社的人事仍由蒋介石本人一手控制。110当然，蓝衣社在40年代以军统特务别动队的骨干形式继续存在，尤其是在上海，那里有戴笠和他的同伙在30年代建特务站时打下的组织基础。但对复兴社本身来讲，这种名义上的改变对它的组织体制而言则是本质性改变，因为这些变化夺走了复兴社的秘密权力。1111941年，当康泽和萧作霖同在重庆，在三青团的资助下领导针对青年和军事干部的“特别训练班”时，康对萧说，三青团与原来的复兴社活动相比水平差远了。康泽说，因为秘密组织比公开的权力更大，它更能发挥作用。他总结说，如果复兴社继续存在的话，国民党的反共活动会远比现在有效。112他当然还可以说，复兴社比起戴笠的前二处最隐蔽最秘密的活动来说，只有一步之差，它是能够得到发展壮大的。

但这已经没有意义了，因为这两人都没有意识到，一旦集体性强的复兴社在《塘沽协定》和第二次统一战线的压力下被迫解散，它便为一个个人秘密计划彻底打开了通道。即，当蒋介石抛弃了黄埔集体领导的秘密活动后，戴笠便得以放开手，在委员长的羽翼下建立起相对独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个人的，甚至几乎是自己的秘密特务组织。除一人以外，蒋对他黄埔系所有那些急欲成为法西斯宣传家和警察头子的党羽感到失望，最终这个黑暗压抑的世界落入了他的“犬马”——戴笠之手。

 

 

 

注释：

1  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66页。一位后来投奔共产党的原蓝衣社人员在谈到戴笠和康泽时说，他们是“两个活的法西斯特务榜样”。

2  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第11页。

3  一共成立了21个特别党部。其中11个是在蒋的第一军内。由于特别党部主要从事反间谍活动，政训便成了每个师的宣传大队的职责。宣传大队的人员收入相对较高：队长的工资是200元，而正规军的上校只不过240元。队里文职人员的工资基本上与中尉相当。Wei, Counterrevolution in China, pp.25—26。

4  在三个分散且协调不够的部队里动员10万人来打击江西苏维埃的决定，是在1930年11月12—18日期间，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作出的。同上书，第23页。

5  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上），第69页。

6  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67页；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第17页；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上），第69页。

7  王柔德：《国民党军委会别动队罪恶史》，第230—23l页；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上），第69页；Faligot and Burton, Kang Sheng et lesservices secret schinois, p.191。GPU原指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

8  宋美龄把他们作为地方上的公共事务官员介绍给英语世界的公众，说他们组织了合作社来购买种子、工具和建筑材料，并用特别低的利息向农民贷款。据她说，他们主要想赢得人民对他们反共战役的支持。Madame Chiang Kai-shek, “Madame Chiang Kai-shek Traces Ideals and Growth during Past Two Years of New Life Movement:Success Achieved”, The China Press Double Tenth Supplement.Shanghai, 1935, PP.18—19;Wei, Counterrevolution in China, p.139。

9  在法国第二档案馆（Deuxieme Bureau）的档案里有一份关于别动队的情报说：“当赤色分子被抓住或投降后，他们没有被枪杀，而是被关到一个叫作‘忏悔营’的集中营里，在那里他们被告知他们人生的错误。”引自Faligot and Burton, Kang Sheng et lesservices secret schinois, p.191。

10  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上），第70页。

11  同上。

12  康泽成功地使一些“匪区”就范于中央控制之下，而且蓝衣社领导着第一届军委会的行政事务局，这代表了黄埔集团的右翼“在其控制下建立一个统一的军事系统”的努力。Tie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 p.61。但也有人认为，“30年代早期在江西的反革命活动”使国民党的“黑暗面加重了”，而且“使它无法在1946—1949年的内战中消灭中国共产党”。Wei, Counterrevolution in China, pp.1—2。

13  Burton, Chiang’s Secret Blood Brothers, p.310.

14  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61页。

15  蒋伏生任主任，滕杰负责政训。团干队的队长全都是力行社成员。

16  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上），第69页。

17  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61—62页。

18  关于复兴社的宗派，见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第14页。

19  同上书，第15页。

20  尽管萧作霖是黄埔六期生，而且许多人认为他太年轻，他还是接替贺成为复兴社湖北帮的头目。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50页。一开始是邓文仪取代了滕杰，但后来还是贺衷寒得胜了，因为他能够在留苏派和留日派中间斡旋。当然，他身上有很强的地域色彩：他一直被认为是湖南派头领，邓文仪也在其中。同上书，第61页。

21  同上书，第46页。

22  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上），第68页。

23  训育主任是林英，他也是黄埔一期班和力行社成员。

24  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上），第68页。

25  每一个宪兵团都有一个“特高组”，专门对付敌视蒋介石政治权力的个人和组织。整个系统由宪兵的副司令张镇领导。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第16—17页。关于谷正伦将军（谷屠夫）手下的宪兵的作用，见周建安：《谷正伦国民党宪兵》，第225—229页；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第187页。

26  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44—46页。政训处首先成立于重庆、西安、福州、宜昌和北平。它在主要的军事学校也有分支。Tie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 pp.59—62。对政训处指派的任务与给复兴社的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一、通过攻击共产党来加入青年运动并在青年人中进行组织工作；二、通过打击或颠覆“杂牌部队”来把蒋介石的力量扩展到北方；三、对共产党特务组织进行监视。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第14页。

27  胡宗南与复兴社的关系似乎一直比较淡，但他后来为了把自己的阵营扩展到北方而野心勃勃地要接管复兴社。此外，他于1930年在开封成立了自己的组织：三民主义大侠团。张新：《胡宗南其人》，第171页。萧作霖在1939年与胡宗南在西安有一次对话，对话中胡宗南很明显地把自己比作李世民。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68—69页。

28  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44页。

29  Gettings, The Role of the Chinese Army, pp.99—118.

30  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44页。

31  同上书，第44—45页。

32  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2:42.

33  同上书，4:49。

34  同上书，3:190—191。宋哲元原在冯玉祥手下，此时他是察哈尔的省长。他与他的29军在1933年2月至4月间，在溪奉口展开了抵抗日本人的英勇战斗。

35  同上书，1:66。1933年4月张学良去国外待了9个月，治疗他对鸦片和吗啡类制品的瘾性。

36  干国勋建议成立一个主要由北方人参与的“精忠救国社”。力行社赞同了这个建议，于是蒋介石命令干国勋到南京，利用力行社组织一支宣传和特务队伍到华北去工作。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343页。

37  这组人员中包括钱大钧和蒋介石办公厅从南昌坐船来的全部人员。同上书，第343—344页。

38  那地方叫栖凤楼，那一带可能曾经是妓院。

39  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345页。

40  “Blue shirts Organization”, report from Nelson Trusler Johnson, Nanking legation.to Secretary of State, May 8, 1937, pp1—2.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 1930—1939, No.00/14121(June 10, 1937).

41  队伍的头头是阮齐和他的副手曹金轮。何浩若是教务主任；梁干乔与余洒度先后任训育主任。指导员是滕杰、康泽、萧赞育、干国勋、赵范生、何德用、袁其凝、沈遵晦、杨啸伊、李秉中和王大中。教员们包括：孙慕迦、高信、向理润、孙伯骞、白瑜（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布哈林、桂永清和彭孟辑。

42  忠于这些原则的结果是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如教官和学生被严禁吸烟、喝酒与跳舞。Wei, Counterrevolution in China, p.78。《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上），第69页。

43  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上），第69页。

44  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第14页。

45  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上），第69页。

46  其他的一些队长们有余洒度、张栋、陈春霖，日本人很快命令他们离开北平。

47  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345页。

48  此外还有四人：桂永清、袁齐（可能是阮齐）、方觉慧和干国勋。方不是力行社成员。同上书，第346页。这个小组似乎与干国勋参加的“政治作战小组”相重叠。“在（民国）二十二、二十三年最危险时期，中央华北党务特派员方觉慧先生、刘健群、桂永清、郑介民和笔者等五人，秘密设立政治作战小组，经常开会，研求对策，指挥行动，并向中枢及军分会何应钦代委员长报告。”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下），第83页。

49  曾扩情：《何梅协定前复兴社在华北的活动》，第140页。

50  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37页。

51  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下），第83页。

52  在1911年12月占领南京时，黄郛是陈其美的参谋长，而蒋介石是一个团的团长。他在北伐中应蒋的邀请参加了国民党，并在1927年3月22日协助接管上海。

53  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2:88—191.

54  冯揭露蒋介石政府无力抗日。同上书，2：42。

55  Coble, Super-Patriots and Secret Agents, p.18.

56  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2:82, 191;3:190—191.

57  三到十人的复兴社支部与当地的宪兵们协调行动，包括通报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情况，以便逮捕和审问他们。北平大部分的“失踪者”都应归结于随意抓人的第三团。曾扩情：《何梅协定前复兴社在华北的活动》，第142—143页。

58  同上书，第132—134页。

59  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第15页。

60  同上；并见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47页。

61  关于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兴趣，见Renzo De Felice, Il fascismo e l’Oriente, p.9。

62  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第15页；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45—46、48页。

63  那个夏天在保定也举办了一个由地方卫戍部队赞助的训练营，有1000多名学生参加了训练。曾扩情：《何梅协定前复兴社在华北的活动》，第141页。

64  复兴社的成员们后来说，他们同时力图压制自己的反日情绪。可连最反共的骨干，如桂永清这样的人，也似乎感到他们的首要目标应当最终是“攘外”。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46—48页。

65  曾扩情：《何梅协定前复兴社在华北的活动》，第131、141页。

66  在上海之战迫使国民党把政府临时转移到洛阳后，CC派通过“秋水书店”和“新潮流教育社”控制了开封的学生爱国运动。河南大学、开封女子师范学校、北仓女子高中和开封高中——所有这些学校都积极地参加1935年12月9日的运动，CC派在这些学校里尤其强大。Wou, Student Activism in Henan, p.6。

67  曾扩情：《何梅协定前复兴社在华北的活动》，第140页。

68  同上书，第132页。

69  同上书，第135页。

70  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2:188—191;Coble, Super Patriots and Secret Agents, p.18.

71  Who’s Who in China(fifth edition), p.286.

72  Who’s Who in China(fifth edition)，五版的补充，p.80。余后来自己成了北平市长。关于陆大公司，见Wright, Sino-Japanese Business in China。

73  关于蒋，见Coble, Super-Patriots and Secret Agents, pp.15—16。

74  曾扩情：《何梅协定前复兴社在华北的活动》，第138页。

75  廖划平原先是共产党员，后来向戴笠投诚。

76  曾扩情：《何梅协定前复兴社在华北的活动》，第139页。

77  见Coble, Super-Patriots and Secret Agents, p.22。

78  曾扩情：《何梅协定前复兴社在华北的活动》，第134、140页。

79  同上。“Anti-Japenese Activity”（此文件存于前日本驻巴西里约热内卢使馆保险柜内）被引入Mammond致Drumright的备忘录中：见Confidential U.S.State Department Central Files(China, Internal Affairs), 1945—1949;Morley, ed., The China Quagmire, pp.108—l25;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2:82, 4:62—63。于学忠曾是张学良的军事顾问。日本人在《何梅协定》中集中体现的各种要求的借口是5月2日在天津发生的刺杀两名亲日记者事件，日方指控蓝衣社为凶手。虽然后来台湾的资料揭示了戴笠的特务是杀手之一，但一些日本方面的消息，甚至连何将军本人，却把此事件视为日本秘密特务为进一步分裂华北的国民党而制造的阴谋。Coble, Super-Patriots and Secret Agents, pp.19—23。并见Chang, The Chinese Blue Shirts Society, p.15.

80  曾扩情：《何梅协定前复兴社在华北的活动》，第146页。干国勋认为，蓝衣社还是达到了他们的目标，虽然“日人横蛮，由其政府向我强硬提出：（&&）撤换主席于学忠职，然亦只仅能扶持殷逆汝耕在冀东一隅成立了没有群众基础的伪组织，而其建立的伪保安总队队长张砚田，且暗与宋哲元将军通款，受其节制，百灵庙一战，内蒙各盟旗王公，得傅作义、宋哲元支援而将傀儡德王击败。至此整个华北及内蒙，直至（民国）二十六年七月，皆能保持安定”。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下），第83页。

81  艾经武：《复兴社河南分社的片断回忆》，第108、110—111页。刘峙曾直接在许崇智（前孙中山军事总司令）手下工作，曾经率领部队在当时最重大的战役中与蒋介石的敌人作战。他后来是1948—1949年冬天淮海战役中被击败的50万国民党军队的战地总司令。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2:124—126, 391—393。

82  艾经武：《复兴社河南分社的片断回忆》，第109页。

83  同上书，第107页。

84  外国记者认为，蓝衣社专门负责审查从中国进出的新闻，这也许是与其各个党部和通讯社的联系有关。Burton, Chiang’s Secret Blood Brothers, P.310。

85  艾经武：《复兴社河南分社的片断回忆》，第114—115页。相对来说，在河南很少有中国革命同志会的成员。许多复兴社的人甚至不知有其存在。那些确实属于同志会的人，则都是军校内党的骨干分子。Burton, Chiang’s Secret Blood Brothers, p.310。

86  艾经武：《复兴社河南分社的片断回忆》，第112页。

87  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57页。

88  据1933年县组织法，联保系统将100户人家置于“保”之下。每个“乡”有三个以上的“保”。有一个“保长联合办事处”，也被认作是“联保”。

89  艾经武：《复兴社河南分社的片断回忆》，第109页。这个组织的名称有时被简化为“忠义会”。

90  忠义救国会有它自己的办公处和小组，但没有自己的行政管理机制，而且经费很少。领导救国会的人要么是复兴社的，要么是中国革命同志会的。前沿组织的成员往往并不了解这个事实。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24—26页。

91  同上书，第53页。

92  同上。

93  同上。

94  同上书，第27—28页。刘接管后，许多被派去搞特务站活动的高级骨干分子甚至不是复兴社的成员。

95  同上书，第28页。

96  同上。

97  沈醉：《军统内幕》，第53—54页。

98  同上书，第27页。

99  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53页。

100  同上书，第29页。王新衡曾是全特务处的总书记，后来当了戴笠与杜月笙之间的联络人。

101  沈醉：《军统内幕》，第53页。

102  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52页；艾经武：《复兴社河南分社的片断回忆》，第113—114页。

103  艾经武：《复兴社河南分社的片断回忆》，第112页。

104  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51—53页。

105  同上书，第61—62页。

106  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第14页；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62页。

107  早在1937年7月，蒋介石已经召开过一个由包括陈氏兄弟和戴笠在内的CC派和蓝衣社领导参加的会议。会后CC派应当只限于从事党的组织和行政管理方面的事务，而蓝衣社应当致力于军事和安全方面的活动。Chung, Elitist Fascism, p.113。

108  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第223页。

109  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70页。

110  同上书，第71页。

111  这种现象在蒋介石企图重组国民党政府，并通过建立政治协商会议的方法来扩展他的势力时，也出现过。

112  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