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共产党人在酷刑下好像受不住刑而愿意出卖组织，当特务们高高兴兴地带着他去逮捕他指认的人员时，却反被利用而成为报警的信号，让领导机构和其他人安全转移。
沈醉：《军统内幕》，第22页
上海站初期
直到抗战时期，上海一直是戴笠特工活动的主要地区。甚至特务处在复兴社内部成立之前，戴笠就已经派遣了特工核心组——翁光辉、陈志强、王昌裕等，去上海城市的各个部门进行特工活动。1932年4月特务处一成立，蒋介石就向戴笠布置了两项任务：反共和排除异己，这使上海更加成为戴笠的重要据点。他们利用城里的国际租界作为活动天堂和避风港。1
最初上海站以地方组织“股”的形式存在，站长是翁光辉。翁毕业于黄埔三期，曾当过海军情报员。2翁的工作开始时比较简单3：领导分成三组的三四十个特工，他们分别由陈志强（翁的同学，从上海去黄埔军校，在这之前是个流氓，加入过帮会）、王昌裕（广东琼州人，黄埔五期）和徐昭骏（四川人，也是翁的同学）直接领导。后来，增加了一个由杭州训练学校毕业的特工组成的四组，由张人佑（温州人）直接领导。这些战地小组专门从事间谍活动，它们在上海的南市、法租界、国际租界（即英租界）和闸北（包括江湾和吴淞口）活动。4
那时上海站的活动经费非常微薄，每月只有200元，但它顺利地在刺斐德路、吕班路和西门路租下了房子。5特工们都有意变换地址，以防共产党发现——至少在特务处眼里，他们控制着上海的外国租界。
当时特务们胆子很小，生怕共产党进行报复打击，区部除几个组长能来往，一般组员都不知道区部设在什么地方。每天进出也怕人跟踪，连一部汽车都没有。当时只有行动组的一辆汽车，除了做绑票暗杀外平日都不准使用。6
开始，上海站与南京的特务处总部之间的联系非常简单。收集到情报以后，就用隐性药水抄写下来，用普通邮件寄往中央总部。71933—1934年间，特务站和它的特工之间的联系也非常原始：外勤特工员使用的是没有特别掩护的普通邮箱，而信使的时间大都花在从一个个邮箱里挑拣出“直属通讯员”每周的情报信件。当沈醉在1932年加入特务处时，上海站一共只有170人左右，其中30人为内勤人员。
翁光辉当上海站区长时间并不长。他因为企图不先通过戴笠而直接向蒋介石发送一份重要情报，被撤了职。取代他的是原南京和杭州训练班教官余乐醒（又名纯云、增生）。余是湖南醴陵人，化名金鸣三。他在法国勤工俭学后又去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契卡”和秘密保卫工作。8他接管上海站后，该站扩展成为华东区站，并增加了一个特别行动组，叫作“华东区行动组”。行动组起初由20来个打手和帮会分子组成，他们都是有经验的抢匪和杀手，由赵理君率领，而后者善用酷刑和暗杀的本性最终导致了其本人的灭亡。9, 10赵的办公地在法租界迈尔西爱路上的一座三层楼房里。他在外指挥的暗杀是直接在南京总务处监督下进行的，该总务处也掌有行动组的人事和财政权。但行动组在当地进行的绑架和秘密逮捕则由独立于南京的华东区领导。11
从原则上说，华东区负责江苏、浙江和福建地区的秘密特工活动。但实际上，除上海以外，任何区站都不愿接受大区的领导。于是，上海站不久便重新命名为“上海特区”，而大区下的基层组织则仍旧是收集情报的各个小组。到了1934年抗战爆发之前，一组仍由陈志强领导，二组由沈醉带领，三组是王昌裕，四组是张人佑。1934年吴乃宪成为华东区区长后，每个组与专门的区域挂钩：一组成了“南市组”，二组变成“法租界组”，三组是“国际租界组”（或英租界组），四组是“沪西组”。12
各组的活动
南市组设在南市中心的蓬莱路上，它的主要任务是监督、保护老城区的业务。小头目陈志强利用他的不法关系和他与警察及政府的关系，来执行特工活动并保护其他涉入贩毒而惹事的帮匪分子。他自己显然在贩毒中赚了外快，因为他有自己的专车，而且他的生活水准显然远远高出了他的秘密特工身份所能达到的。戴笠知道这情况，但他没有足够的关于陈不法行为的专门证据来惩治他。也许更重要的是，戴笠对南市组发送的关于那个地区的情报非常满意。因为，除了帮会以外，陈志强与城里的中国警察有特殊关系，而他手下的特工中有公安分局局长和侦缉总队的侦探。13
1933年当了二组头目的沈醉，是在1932年加入戴笠的上海站的。那时他刚离开学校，才18岁。他是由表兄余乐醒介绍的。而沈醉又把他的三个兄弟和两个表姐妹介绍进来。14
沈醉一开始被分配到通讯组，他作为小头目的任务之一，是负责秘密特务站和通讯员之间的交通。沈奉命在接受夹在报纸或小说里的情报和递交活动费时不要与通讯员交谈。但当他在茶馆或餐馆与多半三四十岁的情报人员碰头时，他们把他当弟弟，请他吃喝，并告诫他如何在艰难时世中照料自己。15
沈醉被任命为二组组长后仍旧负责了一段时间的通讯组。在那里有20多个正规特工在他手下工作，他们每人又有自己几到几十人的“眼线”（助手）。16后来，又有一特工增加到了刘果庆（杭州特务训练班毕业，他来上海接受实地特工训练，结果发展了自己的工作网）手下的情报组里。还有一个由流氓和帮会分子参加的组，由阮亚丞领导。沈醉在1935年当了警备司令部侦查队第一组组长后，所有这些人员都由他交到了苏业光手里。于是沈醉除去领导二组情报活动的任务，还担起了在军事警察外衣下的“行动”领导任务。17
虽然三组的任务是在公共租界收集情报，它的头目王昌裕一直住在法租界，因为他嫌英国人统治的区域太乱。不过他最终还是搬进了国际租界。他在那里碰到前黄埔同学时，假装成一个公开反对蒋介石的人，他典型的抱怨是找不到工作。他的黄埔校友们嫌他烦了，要么想办法给他找工作，要么会借给他几块钱来支撑困境。颇有一些黄埔校友被他的状况打动，于是王昌裕得以在反蒋的圈子里拉上些很有意思的关系，他们会给他带来对戴笠的人事控制十分有用的消息。王还为广东籍的特务们发展了极为活跃的关系网。这些人大多数都住在虹口，其中有些人与广东的军阀、“新国民党”甚至“民主党派”建立了密切关系。而王昌裕的“眼线”或情报人员还在上海的三大广东饭店当招待，在广东人经营的大百货公司（先施和永安）当店员。戴笠对王的情报网络非常满意，便让他负责在国际租界的活动，直到抗战爆发。18
张人佑的四组设在西摩路静安寺一带，它名义上负责闸北、虹口和沪西，但绝对没有三组那么活跃。张本人是个间谍，毕业于杭州警察学校的秘密特务训练班，在上海城内没有很好的关系网。19
这种缺乏实际经验和公关网络的现象，是许多杭州训练班毕业生的共同特点。除了这一点之外，杭州训练班标志着戴笠为自己招兵买马过程中的一个巨大的转折。20尽管杭州特务训练班给了戴笠一个培养干部的机会，使他非正式的“间谍”组织成了一个真正的情报机构，但它无法培养高级间谍。既然大多数戴笠的特务是杭州训练班的学生，他们在上海的活动更像是实习性质而非间谍性的。他们偶尔在做的最多不过是社会调查和监视工作。张人佑的四组最后得到了两个与工人阶层有关系的精锐特务。一个是程慕颐，属杭校学生，他很能吃苦，曾住在沪西工人区当中，收集了可观的关于共产党前沿组织的情报。21另一个极为出色的特工叫陶一珊，是中央军事学校毕业生，当过吴淞商船学校的教员。陶在整个吴淞地区有非常好的关系，他关于那里的社会局势和商船学校里的情况报告受到戴笠的高度欣赏。22后来，张人佑因向杨虎借钱挥霍一事被戴笠撤职后，程慕颐接管了四组。1935年，四组杀害了共产党江苏省委的几个领导成员。23
随着上海站活动的扩展，每个小组的活动已无法局限在原定的地区内了。因为他们的目标经常在城里的各个区域之间穿越。唯一的分工便是在监视工作上。24
如沈醉的二组，它的任务是监视共产党嫌疑分子、民主党派人士和反蒋组织，因为这些人与活动大都在二组负责的法租界里寻找庇护。25
无须说，那些嫌疑分子们当然不会把活动局限在法租界之内。结果，二组经常在上海城的其他区域里运转，而各地区间的边界线及其控制范围在他们眼里就完全乱了。对特务处的特务们来说，以进步分子的面目充当“肇事者”26是家常便饭。因为用这样的办法，他们很容易吸引城里其他特工组织的注意，从而赶来对付进步人士或共产党人。但由于双方的特务都用了对方不知道的化名，而且都装作是亲共产党分子，于是双方便开始了一场无形中打击自己人的秘密战。有好多次，二组在即将执行绑架前被区部告知，要绑架的目标原来是为别组工作的自己人。27
秘密特工的社会渊源
特工组织，尤其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上海，是一个大杂烩。他们中有律师、教授、银行职员、记者、无业流氓，甚至有帮会头目们。其中许多人参加特工组织是因为家庭的关系。如我们所见的沈醉，l932年他刚从浙江乡下出来，与秘密特工挂上钩是通过他亲戚、上海站成员余乐醒。其他人跟沈醉差不多幼稚，由他们组成的小型而非正式的特务队伍往往敌不过老练而机智的共产党：他们受像周恩来这样杰出干部的领导，能轻而易举地击败这些持枪行凶的年轻对手。的确，尽管秘密警察制造了白色恐怖，但他们往往非常拙劣。偶尔，当他们在上海马路上追捕轻易脱逃的“颠覆分子”，或坐着破旧的司蒂倍克汽车，持枪追捕又新又快、很容易超过他们的汽车时，真像无声电影里的小丑警察那样滑稽。
戴笠故意压低上海特工的经费：他们每月只有30到100元工资，再加奖金和补贴。虽然一个组长可以另外有每月100元的特别费，但还是入不敷出，于是大家都设法去得奖金。每当沈醉向戴笠抱怨特务处的人员收入太少，戴笠总是一本正经地说：“我们是干革命工作，不能讲享受，应当艰苦一点。”但有一次戴笠发脾气，格外直言不讳地对沈醉说：他故意把特工员们的工资压低，这样他们就可以努力工作来挣奖金，从而变成一种提高效率的刺激制度。28
自然，低工资也容易导致贪污。29起初很少有特务能赚外快，因为大多数人都没有可捞外快的公职。那时，除了极少数的人有军事委员会或参谋部身份外，上海站的特工员没有合适的证件允许他们拘捕可疑分子，也就无法敲诈勒索。于是，年轻特务的最大愿望之一就是有一个公职，不管是当幌子还是正规工作都行，这样便可以有额外收入，并且有机会来敲诈勒索了。30沈醉到警备司令部侦探大队工作的第一天，在抽屉里发现一个“红包”，上面写着“请笑纳”，里面有200元钱。他觉得奇怪，就问侦探大队长翁光辉怎么回事。翁微笑着说不知道。从那以后，沈醉的抽屉里再也没有出现红包。但沈醉发现，同办公室对桌的林之江经常在打开抽屉后脸上浮现笑容，然后把什么东西从里面拿出来装进口袋里。31
因为没有警察的权力和掩护，戴笠的人就往往装作记者，这样他们就可以有说得过去的理由来提问和照相。例如，张人佑就装成《温州日报》上海办事处主任。还有许多特工的确是记者，甚至还出版报刊杂志。二组的特工毛仿梅是上海大报《晨报》的摄影记者，他利用记者的照相设备拍摄了民主党圈子里的“眼线”（他们也是正式受雇佣的记者）从进步人士那里偷来的文件。32另一个《晨报》摄影记者高巩白（他在学生运动和文化活动中非常活跃）是特务处的特工，而《火炬》的主编崔万秋也是。33
沈醉自己也打着湖南湘光通讯社记者的幌子，使用陈庚和陈仓的化名。他还在法租界霞飞路巴黎电影院对面开了一家女子书店，并在那里出版了一份叫《女子月刊》的杂志，在南阳和闽广一带发行。他一直用此刊物作掩护，蒙骗了许多记者，他们都对此信以为真，甚至在他成了警备司令部侦缉队队长，经常从事绑架和谋杀活动后仍然如此。34
监视
上海站特工们最麻烦的任务是全面监视。戴笠对这套任务特别重视：它既是一种社会控制的方法，又是一种对蒋介石的敌人的惩罚手段。因为被某个人物的政治活动激怒，委员长会吼叫着命令：“把他监视起来！”这命令会通过戴笠下达。于是上海站下面的某个组就会组织起一个专门针对那个人的监视来。但那时每个组只有十几个外勤特工，而且尽管每个特工会把他的亲友们拉进来做帮手，也还是人手不够。结果，大多数的监视都是断断续续的。组长们尽量对戴笠隐瞒这一事实，好让戴以为某个人是在持续的监视之下。其实，监视只是阶段性的，其记录和报告也是假造的。事与愿违的是，由于特工们人力有限，散布全城，无法有效地监视国民党政权那么多的嫌疑敌人，反而产生了秘密警察戒备森严的气氛，给公众造成秘密特工的活动无处不在的印象。35
对待重要的嫌疑对象则有所不同。例如，沈醉的人持续监视黄炎培先生在法租界华龙路环龙路口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想探出与这位著名教育家兼记者接触的“反革命分子”来。36方鼎英在建立“抗日同盟会”后遭蒋介石贬黜，也受到长期监视。37薛笃弼因抗拒政府的妥协政策而辞职去上海当律师，并提出过统一抗战的主张，于是一组人马被派去专门监视他在法租界的住宅和办公室，而且还有“肇事者”到他那里假装爱国，寻求他的支持。38
军阀及其代表们也遭到严密监视。20世纪30年代初期，大军阀们在南京和上海享有与外交官相等的地位，他们派遣使者代表其利益并替他们谈判。39比如，四川的一个军阀由一个叫周迅予的黄埔四期毕业生当联络人，在上海的“一品香”饭店设立了办公处。一品香饭店基本上是四川人在上海的据点。那里的常住客人是两个老四川：谢无量和曾统一，他俩在那儿住了多年，即使饭店老板换了，他们也还在那儿住。四川老乡在那里非常放松，无话不谈。于是，周意识到这是他收集关于四川（那里被不同的军阀割据得非常分散）情报的好机会。在周迅予被戴笠的人吸收做秘密特工后，这个机会就变得更加重要了。但周是如此忠诚于四川，以至于成了个双料特务，为双方刺探情报。因此戴笠对周一直不完全信任，后来当他发现周对他保留情报时，便将他扔进了军统的一个秘密监狱，从此周便彻底销声匿迹了。40
文化渗透
出版书籍和文化活动也受到军统的特别注意，虽然这应当属于CC派的任务——而且这最终变成了中统局的管辖范围。一个二组的特务贾谨伯——四川人——经常把“反动”书籍和小册子带到城里的中国区来骗取进步人士的信任（他在出版界有很好的关系），他的报告引起戴笠很大的兴趣。这个特务头子还对邹韬奋的“生活书店”（他在那里安插了一个特务的儿子当学徒工，想在那里发展一个长期的暗哨——但这希望被抗日战争打破：这个暗哨与他的上司失去了联系）以及协助保护过鲁迅的“内山书店”特别注意。但军统无法渗入日本书店——为此戴笠不断地责怪贾谨伯。41
二组的另一个特工崔万秋（前面提到过，《火炬》主编），他是通过文化界的情报网获取情报的，而且还向写拥护政府政策文章的记者们提供津贴。崔的关系之一是张春桥——他曾用“狄克”42的笔名写文章攻击鲁迅。作为住在法租界的二组特工，崔每月有80元的收入加上津贴。沈醉总是亲自递送这笔经费，曾经有几次他在崔的客厅里看见女演员蓝苹。因为崔总是把沈醉领到房子后面的厨房或亭子间，在那里交接钱和情报，所以沈醉从来也没有与这女演员互相介绍过。众所周知，这位演员后来改名叫江青。43
虽然，在CC派强迫他们靠边之前，蓝衣社这个更大的组织在上海地区非常成功地渗透到了中学和大学，但上海站本身只是控制了几所学校。有一个肇和中学是杨虎创办扶植的。学校里的一小部分教师直接为戴笠的特工工作。但他们因为跟杨虎——1927年清洗的刽子手——有关系而很难在学校里影响大部分学生，或者与教育界的进步人士联系上。44上海站确实在法租界建立了一个无线电通讯学校，但戴笠命令这所“三极无线电传习所”只能用来训练无线电报务人员，不能用它来搞特工，特工人员也不能用它来作掩护。45
在招生和利用大学生方面，上海站也不太得力。1934—1935年间，在秘密特务们眼里，最爱闹事的大学是暨南大学。于是，除了在暨南大学外面开一家咖啡店作特工活动的掩护外，上海站所能做的仅是把一些装模作样好像是在暨南大学学习的南洋华侨学生吸收为特工。这些人对寻欢作乐比对当学生更感兴趣，这些半专业的特工经常佩戴手枪来引起年轻女子的注意，他们中最优秀的能弃学加入军统，成为职业特务骨干分子。46
复旦大学也被认为是一个“反革命”活动的热点，渗透到其中也非常困难。二组的人吸收了历史系的教授姚名达为特工。姚和一些学生当了几年的情报人员。但开始时最有效的间谍活动是通过吃吃喝喝来进行的。47在戴笠的命令下，一名前黄埔军校生陈绍宗和他的妻子一起在大学后门开了一家餐馆，这家餐馆由于学生多来这儿吃饭而生意兴隆。陈曾在大学教授过军训，所以他与学生已有一些关系。他利用上海站提供的经费，以慷慨让学生顾客记账的方法来扩展这个关系网。这个餐馆有两个小房间，一个用来开宴会或聚餐，另一个常租给学生开会和商量政治问题。陈经常让他十岁的女儿以招待茶水为名去偷听学生的谈话。然后陈会把她偷听来的情况写在饭票上，让他坐在柜台上的妻子交给二组来吃饭的信使。就这样他收买了一些学生。这些学生又提供一些人的名单，于是秘密特工便不时对名单上的人进行监视。48
吴乃宪在1934年当特务处上海站区长的时候，向进步人士渗透的活动倍增。吴本人是黄埔一期生，因为背叛邓演达而受蒋介石器重。蒋和戴笠后来企图利用吴来与“第三党”，即“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建立关系。他们想用这种方法在国民党内部抵消对手力量，并以此来靠近仍与统一战线中的老“左翼”有联系的共产党地下组织。这类活动一般总是在南京特务处总部的直接监督下进行。戴笠在首都的人员独自与上海的“第三党”人士建立了联系，多少越过了上海站的正规渠道而直接与吴乃宪合作。49
吴乃宪在上海站的副手是区书记张师，此人原为共产党员。戴笠希望通过张的地下工作经历使特务处能够渗透到共产党核心内。那时上海站的经费增加了50％，而且还给增加了一名区“督察”。50但吴乃宪和张师像程慕颐一样都不能吃苦，都不能住到共产党组织的自卫系统的工人区中去。吴和他的副手比他们的前任要更谨慎，他们把办公处从法租界迁到了国民党控制的南市老西门那儿。然而，因为上海市的中国区域被认为如此肮脏和不卫生，以至于吴和他的助手们都住到了法租界环龙路上的一座秘密住宅里，他们的地址在上海站里只有两个人知道。部分由于上海站领导人的脆弱，他们没有能够成功地渗透到共产党地下组织里去。但对他们打击更大的是，至少到1935年他们还不掌有惩治蒋介石敌人的行警权。51
警方关系
开始，在侦探方面，上海站尽量利用他们与上海警方的私人关系得到帮助，来执行特务处的使命。1933年的公安局长文鸿恩和他的侦缉队长卢英，都不大情愿和戴笠合作。52于是戴笠不得不依靠一组组长陈志强，利用他的青帮关系来与侦缉队的个别侦探拉关系。但随着陈与警官们的关系逐渐加强，他的野心也开始膨胀。两年之内，戴笠解散了陈的一组，把其组员分散到其他各组，将陈调出上海，提升他为陕西省公安厅侦缉队队长。53
后来，上海市公安局的新局长蔡劲军，非常愿意与戴笠合作。慢慢地，他也让特务处的特工担任“警士教练所”的一些职位。后来戴笠将他的特务陈质平安插到公安局训导主任的位置上，并把另外两名特务安排到警察学校指导员的位置上。54不过，由于卢英的犹豫，戴笠对公安局侦缉部门无法直接控制。55
奇怪的是，戴笠和他的特工们在法租界有幸顺利地利用起那里的警方力量。这主要是由于法国当局为了控制租界里的本地人而严重依赖中国区域里的帮会分子做侦探的缘故。其中关键人物之一是一个帮会的小头目，叫范广珍，他跟那里所有的包探一样是巡捕出身，后来被提升为“探目”。正如秘密特务二组组长所指出：范的社会关系很复杂。56不仅因为他是帮会分子当了侦探，而且他在替国民党情报部门工作的时候仍然对他的法国老板忠心耿耿。戴笠意识到：范对法国殖民当局比对他的特务处更加效忠，但他显然又感到假如对他施加太大的压力，他有可能会牺牲与中国人的关系来维持他与外国主子的基本关系。于是，戴笠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使用他：偶尔让范广珍用他广泛的信息网来搜索地下组织，或当上海站在法租界进行绑架时让他做一下掩护之类。57
由于范广珍不可靠，戴笠觉得有必要在法国警察内的中国侦缉部门里找到可信赖的关系。于是戴笠找了黄埔老同学阮兆辉，阮原来在南京鸡鹅巷特务处总部当交通员。58戴笠给了范广珍500元贿赂费，使阮没有像其他侦探那样先当巡捕就得了个包探的职位。一旦得到包探的职位，阮便在上海站机构里成了范的上司，尽管在名义上他在警察机关里是范的助手。这使范为难起来，因为他不愿与二组有直接联系，怕因此影响他在法国租界里的侦探身份。从阮那儿接到命令后（这样比较合适些），范就让新来的人与帮会头子建立关系。59于是，上海站对一些在法租界寻求庇护的进步人士进行监视。而且后来，他们也能利用侦缉队的侦探来保护因某些原因而易受逮捕的特务处情报人员。60
上海工部局和法租界警察各自的侦缉队都不直接归戴笠管辖。特务处在上海地区仍然缺乏直接的行警权力。所以，要是秘密特工想正式逮捕和审讯嫌疑分子，这个嫌疑分子就得受非法绑架并被秘密押送到南京。61直到1935年，蒋介石终于决定把两个重要的执法机构——宪兵侦缉部门和交通警察——交给军统管制，上海站结构上的这个弱点才得到改变。62
收买侦查队
1935年初，蒋委员长把“淞沪警备司令部侦查队”的指挥权交给了戴笠，而军统上海站头目吴乃宪被任命为整个侦缉大队的大队长，侦缉大队设在城市中国区的方斜路白云观内。63从理论上讲，整个上海地区的军事侦探现在都归特务处指挥了。但事实远非如此，变化只是行政上的表面文章而已。也就是说，上海站站长吴乃宪只是在名义上有了个侦查队长的头衔。假如秘密特工头子想要在夺取头号位子以外有所成就，那么他就得用把自己人安插在“督察”位子上的办法，来控制侦查队中层的职位。
吴乃宪的侦查队长的位子被翁光辉取代后，在其中安插自己人变得至关重要。翁上任时带了四名特务处的人员来当“督察”：沈醉、程慕颐、林之江、倪永潮。在把警备司令部的侦探大队变成秘密警察半军事的政治机构的计划上，这些新督察们立刻遇到了两个障碍：常务副队长的抵制和队里普通侦探的不合作。64
副大队长彭伯威是杨虎的人。1927年大清洗以来，他一直替杨虎管海员工会，在海关官员和检查员中有极可靠的关系网，因为他们是通过他得到工作的。只要彭当侦查队的副大队长，戴笠的利益就会受到阻碍。结果，下一次换大队长时——王兆槐接替了翁光辉——戴笠便把彭伯威挤走了，并让当时一组组长杨凤歧代替他。65
常规“稽查员”是军事警察里的老手，也是将工部局警察变成白色恐怖工具的计划的障碍。从他们的意识和训练来说，军事稽查员们主要致力于维持地方法律和秩序。对他们来讲，把侦查队变成一个恐怖和暴力的工具，利用其拘捕权来代替非法绑架，不按照正常的审讯程序而施加刑罚，是令人不能容忍的。66
然而，要撤销或取代这些稽查员并不那么容易。仅从一点来看便能说明原因：他们中间有许多人都与法租界的警察和上海市警察发展了密切的工作关系。这使特务处的特工们在英租界逮捕嫌疑分子方便了不少，但同时上海站的特工们又非常谨慎，不愿因突然甩开在宪兵队里的朋友和旧故而引起外国租界警察的怀疑和敌意。于是他们决定慢慢地物色侦查队的侦探，一旦有可能，就挑选军警侦探们加入上海站当特工。
王兆槐当了侦查队长后，有十多个前秘密特工被陆续派来当侦探，而一些原侦查队重要的稽查员，如朱又新、王开明等，则被吸收为地道的军统特工。一旦他们的顾虑排除后，军警侦查部门便成了一个真正的秘密警察机构，成了替军统上海站服务的机构。每当上海站要把一次绑架变成逮捕，侦查队只要向警备司令部要个许可证即可，后者是有求必应。偶尔案情实在出格，秘密警察便会向军法处要一些装门面用的法律依据。
军法处的处长是陆京士，杜月笙的弟子，他与侦查队长王兆槐非常接近。要是秘密警察准备释放一个被打得奄奄一息的犯人，他们就让军法处接管。陆京士非常愿意答应，但他手下的人非常不高兴，埋怨说他们被迫成了上海站侦查队的遮掩。结果，戴笠的人索性得到了无可非议的逮捕权，这实际上等于取代了上海市政公安局的权力，使他们有恃无恐地在南京的直接指挥下将军统在这些地区变成了令人恐惧的恶魔。现在，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就地把政治犯投进监狱严刑拷打了。67
戴笠用和夺取警备司令部侦查队相同的方法夺取了上海的交通警察部门：1935年秋，他使吴乃宪被任命为京沪杭铁路稽查头子。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管理职位，它意味着把吴的军警侦查队长的责任交给翁光辉，把上海站负责人的位置交给王新衡。68不久，中国蒸汽商业航海公司的警察侦缉处也交到了戴笠的人手里，戴笠直接从南京向里面的关键位置安插了人手。从此以后，特务处的人就可以免费坐火车和轮船旅行了，而且每当秘密特工的囚犯从上海转移到首都时，上海站的特工们都能得到铁路警察的全面支持：他们会把卧铺车厢里的特殊包厢给他们秘密使用。69
王新衡
获得侦查队和交通警察的人马使上海站的工作量和责任都急剧增加，该站在新负责人王新衡的有力领导下蓬勃发展。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他是宁波人，与在上海的宁波商人有许多联系。他与上海的地下社会也非常接近：他既是杜月笙的密友，也是青帮组织“恒社”中一个受欢迎的客人。70
由于这些关系，王新衡能吸引很多人加入秘密特工组织，其中有到苏联留过学的学生、商人、工人阶层的头面人物、帮会分子、上海邮政总工会的成员、作家和艺人等。新的地区秘密办公处在虹口、闸北和沪南建立起来。十多个独立的“站”与军事调查组挂上了钩。一个大规模无线电站建立起来，成为一个通讯枢纽。总的加起来，上海站扩增了5倍，人员从100增加到了500，他们全职在办公处或实地工作。71
戴笠让一个像王新衡这样的共产党叛徒来担任上海站区长的要职，反映了他的一种信念：没人比前共产党员更适合来对付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从这点来看，王新衡只是共产党的背叛者之一。其他还有在30年代成为特务处高级特工的梁干乔、谢力公、叶道信、陆海防和程一鸣。他们肩负着渗透和粉碎共产党的地下机构的主要责任，他们希望接触到共产党在城市里的一些边缘或前沿组织，因为这些组织是唯一有公开迹象而且可能被侦查出来的部分。72
这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即使有许多精明的特工装作进步人士来攻击政府的政策和报刊，也不容易。二组最能干的间谍之一——湖南人苏业光，73原是共产党员，曾积极地参加了“民主党派”的活动。尽管他经常极其尖刻地公开批评挖苦蒋介石，发表了许多文章来揭露社会的阴暗面，但仍然蒙骗不了新国民党里的任何积极分子，而且根本无法渗透到共产党的各种前沿组织里去。74
共产党的反间谍工作
对国民党特务组织无法渗透到左翼地下组织中去的一种解释是，共产党有自己极其有效的安全系统，这一系统是莫斯科间谍系统和共产党自己创造的结合物。上海地区的反间谍工作由陈赓将军领导，他在1927年南昌起义中受重伤后来到了法租界，得到著名外科医生、宋子文的表兄弟牛惠林的医治。陈赓痊愈后便消失在厚重的掩幕里。75国民党特务不知怎么获悉了他在城里，尽管戴笠让陈赓黄埔一期的同学吴乃宪负责此案，这位共产党重要领导人仍从他们的指缝中间滑了过去。76
从此，国民党的特工们不得不加倍努力来追踪著名的共产党人。这些共产党人无论是否受到监视，总是在放弃一个安全地点时销毁所有的踪迹。77实际上，陈赓的工作人员安排了反监视，密切注意着国民党方面重要人员的住处和方斜路上侦查队的总办公处。78
陈赓将军在上海地下工作最显著的成绩，是1931年1月他为共产党第四届全会安排的警卫。为了在国民党特务极其敏感的眼皮底下（他们对共产党的秘密会议有所耳闻，但不知道是在哪儿召开）安全地让所有代表到会，陈赓设立了一个假医院，里面有医疗设备、医生和护士。代表们绑着绷带贴着膏药前来，或盖着毯子被抬进来，而戴笠的特工们对此根本没有起疑心。79
当共产党人被捕时，他们受到可怕的酷刑。根据戴笠征得蒋介石同意的运作程序，被特务处逮捕的共产党人完全由特务处负责。这些共产党人从来没有被送到其他机构审讯过，而总是被戴笠的组织指控、判决和惩罚。80这当然不合法，就像一个秘密警察后来回忆的那样，1934年上海站的特工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若有幸抓住一个共产党，就要照例对他上刑，然后把他杀了，除非他答应改变立场。81
这使得掩盖错误变得很容易。其中有一次，一派不知道另一派在干什么：上海站的一个组的外勤特工们对一个姓马的人发生兴趣，于是他们自己就装成“进步人士”努力向马靠拢，认为他是个重要的地下共产党干部。一个20多人的别动队在军统组内成立，并在马的各种嗜好上花了上千元。然而，这似乎都值得，因为马有关于地下共产党，包括他自己是共产党华东区重要领导人的可信的情报。这份情报被及时地送到了戴笠手上，他对特工组的成功高兴至极，便把这一情况直接报告给蒋介石。现在，他们断定抓到了共产党的一条大鱼，这组特工员决定以逮捕马，并迫使他受审来结案。但当他们把他抓起来审问，说自己是上海站的特工时，马立刻告诉他们他自己也是假装的“叛徒”，在为特务处在上海的其他特务们工作。这些特工迅速与那组特工核实，发现他说的是实情。他以前倒是个共产党员，但此刻是作为一个“叛徒”在为上海站的其他组工作，那组的特工本身也以为他是在向敌人的网络渗透呢。
戴笠得知这场误会后，火冒三丈，骂上海站的特工员是“饭桶”。结果，区长王新衡又把负责马案的领头人痛骂了一顿，并威胁要对他们没有向他汇报行动进行处罚。但为时已晚：蒋介石已被告知军统要逮捕一个共产党华东局82的负责人。因为不愿丢丑，戴笠狡猾地对沈醉说，他相信马真的是他所假装的共产党负责人。戴笠说：“这个家伙竟敢用我们来掩护他的活动，好在发觉尚早，不然要吃他的大亏！”既然犯罪和判刑都全由军统决定，马先生便被押送到南京，成了残酷的牺牲品。自此以后，戴笠坚持：将来所有关于发现新的共产党踪迹或假装进步人士的事件，都得详细报告特务处总部。83
歼灭“打狗者”
当然，上海站也有它成功的时候。其中最著名的胜利之一，是对付共产党自称为“打狗团”的暗杀队，它专门致力于谋杀“叛徒”，以此来惩戒他人。84
1935年二组抓到了一个地下共产党员，他们说服他当了特工，来提供有助于抓捕上海地区共产党组织的高级领导的信息。但此人很快在共产党内受到怀疑，而最终被暗枪击中后倒在徐家汇附近的一个空地里。当警察发现此人时，他虽然受了重伤，却并没有死去。那时戴笠正在上海，于是他决定利用这个双料特工来设一个圈套。他们在上海的一家小报上编了个故事，85说秘密特工关押了一个共产党人，此人在法租界的一家医院从病危中开始复苏。戴笠的计划是让共产党暗杀队真的杀死这个受伤的人，然后他自己的特工们便可以跟踪杀手们从而找到他们的秘密据点。
这个计划差一点儿泡汤。二组的一队特务装作人力车夫或小贩在医院入口埋伏起来。到了第五天，有两个人提着水果来“看望”这个受伤的人。他们进去不久就传出枪声。两个特工立刻冲了进去，发现病人躺在血泊中，已经死去。当他们在医院的楼层里搜寻这两个刺客时，其中的一个从医院大门跑了出来。二组的其余特工们便在后面追踪起来，有的骑自行车，有的奔跑。尽管骑车的跑得比别人快，但还是丢失了追踪目标：他消失在拥挤的胡同里。在附近徒劳地搜寻了半天以后，沮丧的特工们回到了机关里，一想到戴笠的怒火他们就胆战心惊。但正当他们告诉戴笠鸡飞蛋打时，两个步行的特工来了电话。他们由于跑得慢跟不上别人而决定坐电车回机关。但在经过福熙路时，其中一个特工偶然瞥向窗外，却正看见刺客中的一个正非常镇静地在路上走着。于是他们从下一站跳下车，回到那里，在一家银楼找到了刺客，现在他们正在那儿监视他。86
戴笠立刻命令对那家店铺进行全面搜查。侦查队长杨凤歧、组长徐鹏飞和沈醉几乎带了整个大队的特工去与法租界的华人侦探会合。然后，他们包围了银楼，冲了进去。里面的人全被突然逮住：三男一女，还有六支枪和弹药。其中的一个就是去医院行刺的人。戴笠想亲自审讯这些共产党人，但法警坚持他们必须先审，因为这些人是在法租界地盘上被捕的。戴笠同意后，法警审讯员得知，这些人是“打狗团”的主要人员，他们在整个上海地区惩治共产党的叛徒。既然他们的惩治对象是为国民党工作的特工，这些囚犯被交给了戴笠在警备司令部的人手里。后来他们又被押送到南京判了死刑，被处决了。87
特务处在“诺林事件”中的角色
显然，“诺林事件”是20世纪30年代初上海最令人惊讶的间谍案，甚至到了今天它仍是一个神秘的故事。88海莱尔·诺林（Hilaire Nuolens）的真名是雅可夫·儒德涅克（Yakov Rudnik），他是共产国际联络部（OMS）经验丰富的特工人员，在上海他以法文和德文教授身份工作，而实际上他在领导共产国际远东局的组织部（FEB）。89在妻子塔尼娅·诺林（Tatyana Noulens）的协助下，他的职责范围包括：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CEEI）与中国共产党（CCP）之间、CEEI与FEB之间、FEB与CCP之间、FEB与远东其他共产党之间所有的通讯（不仅有密码电报，也包括信件、包裹、非法印刷品等）。他必须把从大都会贸易公司收到的汇款分发给FEB、KIM（共产青年国际）、CCP等。公寓和房子，无论是用来居住，还是干“业务”（用于FEB、其他军事部门，或OMS的编密码和存档这类互不相连的活动），或者是开会（FEB和CCP成员的会议，与信使或与远东其他共产党人的会议各自有独立分开的地点），都得由他来租借。掩护点的地址、邮箱和电报地址也是如此。公寓里配有家具和佣人，一旦某个特工人员离开后便立即撤销。去KUTV（东方工人大学）的学生和共产国际的人员，都得经过上海。总之，所有与安置、财经和通讯有关的活动都在诺林的管辖之下。90
他持一份偷来的比利时护照到了上海，用的名字是凡·德·克吕森（van der Cruyseen）。91他在上海有10个不同的住处，8个邮箱，7个电报地址，2个办公室，1家商店和10本储蓄簿，共有储蓄50万元——这在当时是极为巨大的数目，在大萧条时期尤其惊人。92
警方首次察觉到诺林的存在，是从一个叫约瑟夫·独克劳（Joseph Ducroux）、化名为色基·拉·富朗（Serge Le Fran）的法国共产国际信使途经新加坡时被警察逮捕开始的。在他的随身物品中，他们发现了一个电报地址（Hilanoul，Shanghai）和一个英租界的信箱号码。93这个号码是一套复杂的通讯暗号，它后来被发现是由两套电码组成：一套用来与在亚洲的共产国际人员联系，另一套用来与莫斯科和欧洲的共产国际领导人联系。94
与此同时，根据他们自己的线索，中国调查人员开始发现共产国际的这个网络。此案始于在湖北省逮捕了一名共产党嫌疑分子。他的名字叫关兆南，军统在武汉的审讯人员反复企图让他开口，但他在酷刑下一直拒不屈服，后来南京派了个司法官员说服他给共产党上海支部写信，让他们派信使来与他联系。95
上海很快答应，并派遣了一个叫陆独步的人到达武汉，他马上被戴笠的人带走。虽然他在拷打下很快招供，但陆所能告诉他们的关于共产党上海支部的内部情况非常少，因为他只负责党的外部联络通讯工作。于是戴笠决定利用他来引诱其他地下人员出笼，并将这个倒霉的共产党人带回上海，让警备司令部的侦查队看管。然后特务们让陆照常按照他的接头程序，在南京路的东亚旅馆登了记，并给他的哥哥写了一封信，告知自己的近况。
与此同时，上海站的特工们住进了陆独步的房间和隔壁的房间里。次日，陆独步的哥哥陆海防来到了旅馆，径直去了陆独步的房间，连门都没敲。一推门，陆海防就看见了在椅子里睡着了的特工员，他立刻悄悄退出而没有惊醒那个打磕睡的特工。但隔壁房里由沈醉率领的特务发现了他，便朝着正在下楼梯的陆海防冲去。陆差一点就溜走了。他混进了拥挤的先施百货公司，在人群里不见了。但狡猾的沈醉躲在边门旁，当这个共产党员企图从边门溜走时，沈醉扑了上去，他拼命挣扎，但沈醉终于给他戴上了手铐。96
事实证明逮住陆海防意义重大。首先，他出乎意料地很快就招供了。被捕的当天，他先被带到上海工部局警务处的老闸捕房，几个小时后又被引渡到警备司令部的侦查队。戴笠亲自监督审讯。还没有人碰他一下，光是在他面前摆出刑具，陆海防就自愿向军统出卖了他的上级。他是大家所知道的老共产党员中，投降最快的一个。其次，戴笠的人不久便发现，他在党内的职位非常特殊：他是共产国际在远东的最高领导人的英语翻译。97
沈醉后来说，是陆海防向法国警察出卖了诺林。98其实，是上海工部局警务处在 1931年6月15日，在这个苏联间谍的一个位于四川路上的公寓单元里把他逮捕的。但陆海防的确与特务处的特务们进行了密切的合作，尽管他的妻子咒骂他为“叛徒”。99接着，他又出卖了一名左翼作家联盟的共产党员，还有一个正在拍电影《自由神》绰号叫“黑牡丹”的年轻女士，她曾在杨虎和张群支持下去过德国留学。100陆把所知道的关于他的上级的情况都供了出来，但并没有太大的价值。一开始，警察对他们的囚犯什么也发现不了。此人先说自己是瑞士人，叫Germain Xavier alois Beuret，后来又说叫Paul Ruegg。101
在这期间，与他被逮捕的妻子的泼辣好斗相反，诺林保持了一种寡言而不失尊严的态度。102开始戴笠不得不向蒋介石坦白他不知道此人是谁，虽然他怀疑此人就是英国人正在寻找的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领导人。最后，诺林和他的妻子被带到武汉受审，被南京的法院判处死刑。后来改成无期徒刑，但诺林夫妇因间谍罪最终只服刑了五年。日本人占领南京后，诺林夫妇被释放出狱自找赎金。他们在上海短暂地再现之后又消失了，也许去了苏联。103
中国报纸将对诺林的审判称为“怪西人案”，它使上海的媒介十分着迷。当诺林夫妇在1932年7月2日开始绝食时，宋庆龄和杨铨还有沈钧儒都去南京监狱探望这对夫妇，然后给政府写信要求释放他们。一封信上这么说：“要是你们拒绝诺林们［被释放］的要求，迫使他们继续绝食，全世界革命和自由的舆论将会认为是国民党杀害了他们。这样屠杀他们便是与德国的纳粹完全一样了。”104, 105虽然政府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但他们最终还是放弃了绝食，不过诺林夫妇都不承认有罪。他们坚定的态度，使众人眼里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形象更加完美了：他们在拷打之下甚至不会吐露自己的姓名。106这一形象后来在小说和故事中继续存在，尤其是1949年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的作品里。如《红岩》中描写了共产党囚犯面对审讯“面不改色，心不跳”，双眼射出“冷峻”的目光。而徐鹏飞（其原型是1934—1935年的上海站特工二组组长），在小说里被描写成心惊肉跳神经质的样子，以为只有用突然和极其残暴的方法，才能打乱一个“坚强”的犯人的从容不迫：
徐鹏飞暗自吃了一惊，像突然出现了不祥的征兆。那种旁若无人的气派使他感到棘手。他尽力排除涌向心头的杂念，盘算着：“对付这样的人，只有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才能摇撼他的意志，摘掉他那颗镇定的心！”107
的确，大多数人在秘密警察酷刑的折磨下迟早会招供。但也许是他们对审讯的经历早有训练和准备，共产党囚犯似乎最擅长的是提供假情报来帮助其他的组织成员躲开。比如，往往一个共产党特工在侦查队受刑，他会假装透露地方党组织的地址，但这个地址距离真正的地点有一两个路口之遥。然后秘密警察就会对这个完全无害的地点发动突击，而那里与真的地点离得那么近，使真地点上的党领导警觉地安全转移到别处，等到秘密警察察觉出上当，为时已晚。108
逮捕共产党人
“变节”的沈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得到改造后出版的书中写道：1933年5月，国民党秘密特工侦收到一份关于诗人兼儿童故事作家应修人（他在苏联待了几年，回中国后一直在为共产党做地下工作）秘密约会的情报。当这位左联成员作家为一个秘密使命到昆山附近的一座楼房时，武装警察正在等他出现。在紧接着发生的搏斗中，他被从窗户里抛出去摔死。应修人是上海左翼文化界第七个被秘密警察非法杀害的人士。109
但一般说来，上海站的特工越跟共产党地下特工打交道，就越怕接近或逮捕他们。110这些特工的谨慎是有道理的。曾经是共产党员的特工们有时会发现，当他们企图与以前认识的共产党人结交的时候，他们有被当作叛徒殴打或被杀的危险。上海站行动组副组长王克全有一次在浦东工厂区碰到两个以前在他手下工作的人。为了说服他们跟他一起加入特务处，王就把他们带到一个僻静处，想劝说他们，结果被他们用自己的枪打得半死，直到巡逻的警察来到把那两人吓走为止。从此以后，王克全像其他许多“叛徒”一样，为保全自己再也不敢与以前认识的共产党员接触了。111
沈醉本人在一次逮捕共产党人的事件中开始认识到与共产党地下特工斗争的危险性。那是在1935年夏天的一个晚上，他带领十几个特务去江湾地区逮捕一组在那里召开秘密会议的共产党人。他们在接近开会地点时被发现了。这组共产党员立刻分散开来，只剩一个人用枪在后面抵挡这些秘密警察。一阵枪战后，沈醉的胸部被这个共产党员射中。虽然后来枪伤得到痊愈，但沈醉从此终身带着这个伤疤。112
沈醉痊愈后，当年冬天又带着两名特工去曹家渡逮捕一名有共产党身份嫌疑的作家。因为嫌疑分子是个文人，似乎没有什么威胁，所以当他们在房东的协助下进入他的房间时，大家都非常放松。这位作家请他们允许他穿上衣服，快要离开时，他突然拿起一顶帽子从里面掏出一个手雷，然后拔掉上面的保险栓。这时谁也不敢掏枪。而这位作家同时向门口靠近并突然关上了灯。接着是砰的一声。特工们都肯定是他扔下了手雷，便趴下躲避，但并不见爆炸。当他们打开电灯时才发现，这个作家已经不见了，而他们却被锁在房里。等沈醉和他的特工们终于破门而出时，附近的工厂正是换班之时，人群中根本无法再找到这人了。113
对上海站的人员来说，扣押散发反日宣传品的进步学生或突袭出售亲苏文学刊物的书店，要比侦捕一个知名的共产党人安全得多。根据沈醉的叙述，1932—1935年他在上海站通讯组的几年里，30多个“直属通讯员”中没有一个是共产党干部，而且一共也只有两个人不过是共产党外围组织的成员。沈醉说，他在上海的六年中没有任何成功渗透到共产党组织的例子。114
军统上海站的这一失败，不断地刺激着戴笠。115一次他在召集上海站区长、书记和组长在四马路的杏花楼吃晚饭时发脾气说：“这样搞下去，我们工作要垮台。你们怎么连一个共产党的组织都打不进去？”116
戴笠的指责显然反映了蒋介石的不满，尽管国民党秘密警察非常成功地迫使某些共产党关键人物变节。117后来这两人也都不会忘记：到了1931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已经从法租界全部转移到了江西的崇山峻岭，而上海站对此却一无所知。这是一个情报工作上的巨大失败，即使后来他们掀起的对涉嫌国民党政权的敌人的绑架和暗杀风潮都无法予以弥补。118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国民党反间谍的成功无意中调节了共产党内部的权力结构，从而为1935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上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打下了基础。119这是因为，蒋介石的秘密警察切断了共产国际上海局与莫斯科共产国际常务委员会之间的电信通讯，“［中共］中央委员会完全孤立于外部世界，这对党在今后的发展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当这种孤立持续到1936年决定共产党和工人党发展战略战术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它甚至体现出了更加巨大的意义”。120尽管王明在向代表大会阐述中国必须结束内战，而毛泽东却得以自行其是，积聚力量，形成了一个新的乡村战略，这一战略最终使他战胜了蒋介石和蒋在上海及上海以外的追随者们。
注释：
1 沈醉：《军统内幕》，第37页。开始有30多个“直属通讯员”，他们都有正式的工作，而且有很多各方面的关系。他们最初是兼职特工，许多人后来变成了专职的，在区长领导下与特务处总部保持各自单独的通讯。“通讯”一词也指新闻特工，实际上有许多间谍在报界和媒介工作。同上书，第39页。
2 军统的地方组织原先分为四大地区站：华东、华南、华中和华北，曾经在每个省都有自己的“省站”，每个地区站都通过自己的无线电或用隐形药水写成的文件直接向“总处”汇报。
3 那时他的特务站是城里许多反间谍站中的一个。见Wakeman, Policing Shanghai 1927—1937, pp.132—161。
4 沈醉：《军统内幕》，第37—38、44页。第四组叫作“沪西组”。并见Chung, Elitist Fascism, p.113。
5 支付“直属通讯员”的经费，包括房租和会议室的费用在内，约为100元出头一点。剩下的用来买照相器材。一年的正式经费在几个月里就花完了（因为全职特工的月薪为100元，显然正式的年经费必须靠额外资金补充）。沈醉：《军统内幕》，第42—43页。
6 同上。
7 同上书，第38—39页。逐渐地，密写药水变得越来越复杂，情报量也越来越大。到了1934年，南京总部开始每天派信使去上海收集情报。于是，用药水抄写和寄往鸡鹅巷的程序就没有必要了。
8 江绍贞：《戴笠和军统》，第41页。
9 赵理君（四川大足人），原名曹理君，黄埔五期毕业，因与河南CC派冲突而遭刘子龙暗杀。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32页。
10 按此处章微寒记述有误，赵理君因暗杀中统人员等被蒋介石下令处决。见本书第十二章开头的引文。——编者注
11 沈醉：《军统内幕》，第38、147页。与此同时，中统也有自己的非法绑架活动，使得城里的恐怖气氛更加浓重。孟真：《中统与我》，第122页。
12 沈醉：《军统内幕》，第44页。
13 同上书，第48—49页。
14 Ye, The Liu Geqing Affair, p.19.
15 沈醉：《军统内幕》，第41页。
16 同上书，第44页。沈醉直到1935年一直负责交通，直到他当了淞沪警备司令部侦查队督察和行动组长时才放弃这一职责，南京总部派了王湘荪接替他。同上书，第37、42页。
17 同上书，第50页。
18 每当沈醉在国际租界和虹口有监视或调查任务，他总是先到王昌裕那儿，让他介绍门路。沈醉：《军统内幕》，第40—50页。
19 同上书，第50页。
20 据陈立夫说：戴笠的机构没有一个名字。一开始蒋介石让他做些工作。有时戴笠会作为私人助理或参谋与蒋在一起。然后蒋先生让他在杭州组织一个警察学校。戴笠的机构由于警校而变得具体起来。中央军事学校的毕业生被送到那里，毕业以后戴笠开始使用他们，于是他逐渐地组织了自己的人员干部队伍。正是在那时，陈发现戴笠在从事特工活动。Chen Lifu, The Board of Organization, 1932—1935.File in Chen Lifu Materials, p.76。
21 沈醉：《军统内幕》，第50页。
22 同上书，第40页。国民党从日本人手中夺回上海后，陶当了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程一鸣：《对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的补充、订正》，第250页。
23 程一鸣：《对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的补充、订正》，第50页。
24 同上书，第44页。并见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4页。
25 上海的几乎每个特工都曾有过监视进步人士或反蒋分子的经历。他们大都搞不清为什么要监视某个嫌疑分子。监视的对象往往被告知是“反革命”或“反动派”。沈醉：《军统内幕》，第78页。
26 此处“肇事者”指故意装成进步激进分子来诱发他人对政府和蒋介石不满的言行，然后予以打击。
27 沈醉：《军统内幕》，第50—51页。
28 同上书，第54页。
29 戴笠本人从来没有被认为有贪污的现象，至少在金钱方面。据对爱泼斯坦1985年3月5日在北京的采访。
30 沈醉：《军统内幕》，第54页。其他组织里特工们的工资相当于一般政府官员。抗战中，军官们拿的是降了10%的“国难薪”，军统特工的工资则没变。此外，总部特工还有加班津贴，从总体上讲，他们的工资要比当时一般政府相同级别的人员高出40%—50%。外勤特工若成功地完成了绑架和暗杀，还会有额外活动费和资金。“只要肯出卖人格和良心，总是不会失业的。”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8—19页。除了领取特别津贴以外，有才干的年轻军统特工还能很快得到提升。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61页。
31 沈醉：《军统内幕》，第55页。
32 “当时在上海的一些进步的集会都有这些记者混在里面去搞特务活动。”同上书，第45页。
33 《火炬》是《大晚报》的副刊。同上书，第42页；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页。
34 沈醉：《军统内幕》，第48页。这并不奇怪，沈醉甚至可以瞒住自己的母亲。一次他与行动组一起执行一个绑架任务时，他们的汽车撞到了一辆人力车上。虽然沈醉是工人装扮，但坐在那辆人力车里的他的母亲还是认出了他，便叫起他的小名来。沈醉立刻用上海话骂了回去，侮辱了自己的母亲。后来他回家以后，母亲告诉他说，在路上看见一个工人模样的人跟他很像，但挨了他一顿骂。沈醉则假装无辜。戴笠知道这事件后，很赞赏他的随机应变能力。
35 同上书，第81页。
36 同上。
37 同上书，第80—81页。
38 同上书，第80页。开始特工们被告知将对薛笃弼实行特别行动，但后来命令变成简单的监视。作为律师，薛笃弼经常接待前来找他的被上海站特工绑架的人员的家属。他在法租界金神父路金谷村的住宅和在爱多亚路的办事处都受到严密的监视。
39 同上书，第40—41页；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页。
40 戴笠是利用了周的妻子来侦查周的。沈醉：《军统内幕》，第46—47页。
41 同上书，第45页。
42 “文革”中，崔在香港发表了关于他在上海的文章，其中提到他和狄克与蓝苹的关系。当时在监狱里的沈醉被提审，让他说出所有关于崔的情况。显然提审员们对崔与毛夫人的关系感到困惑。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页。
43 沈醉：《军统内幕》，第41页。
44 该校校长关素之偶尔会为上海站执行秘密任务。同上书，第52页。
45 同上书，第53页。
46 同上书，第40页。杨虎的一个姨太太曾经介绍了十几个南洋学生给戴笠，包括苏振通和刘果庆，戴把他们送到杭州警察学校受训。
47 沈醉：《军统内幕》，第48页。很久以后，1936年大学的校长办公室开除了6个左翼学生。根据《东京日日新闻》（Nichi Nichi）透露（1936年9月9日），这使学校“置于法西斯蓝衣社的影响之下”。被开除的一个女学生的父亲是上海的高级官员，她因此自杀。邹韬奋在《生活日报》的头版刊登文章对她进行悼念。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Files, D—7332, 9/9/36。
48 后来陈绍宗担负起整个江湾地区教育机构的情报工作，其中包括一个女子体育学校和一个法律学校。沈醉：《军统内幕》，第40页。
49 沈醉：《军统内幕》，第41页；江绍贞：《戴笠和军统》，第41页。
50 区督察员叫陈慈，后来当了蒋介石的驻外大使，每个月的经费从200元增加到了300元。沈醉：《军统内幕》，第43页。
51 同上。张师也许没有能力渗透到共产党内部去，但对于收集共产党活动的情报，他则有不错的主张。戴笠因此而器重他，并将他调到南京总部任书记长。他的地区书记的位置先后被徐进、姚则崇和郑修元接替。
52 同上书，第49页。戴笠多次设法吸收卢英入军统，以对侦缉总队进行控制，但卢一直不愿加入。
53 同上。
54 此二人为杨华波和黄加持。
55 沈醉：《军统内幕》，第49页。
56 同上书，第45—46页。
57 同上书，第46页。
58 到了那时，原总部53号地址在本巷子里又扩展了几处楼房，成了四条巷。外勤特工不许进入这些新扩展的房子里，他们得使用旧地址，在那里打电话到四条巷，然后有人来接才行。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8页。
59 阮兆辉自己“没有什么社会关系”，于是范的关系“都变成了阮的关系”。沈醉：《军统内幕》，第46页。
60 同上。
61 沈美娟：《戴笠新传》，第249—250页。
62 沈醉：《军统内幕》，第43页。
63 本地人把白云观叫作“茂山殿”。同上书，第70页。并见沈美娟：《戴笠新传》，第237页。
64 沈醉：《军统内幕》，第51—52页。
65 同上。杨的一组组长由沈醉接替，二组组长徐鹏飞这时也在侦查队任职。
66 同上书，第71页。他们自己的刑事侦查程序因此而受到挫折。但当沈醉报告说他们需要用更多的力量来解决刑事犯罪问题时，戴笠立刻说：“你以为我们掌管这个组织仅是为了替别人抓一些小偷小摸吗？”
67 沈醉：《军统内幕》，第43、52、74页；郭绪印：《旧上海黑社会》，第99页。
68 沈醉：《军统内幕》，第43页。秦承志当了军统的区书记。戴笠把吴乃宪调走也许是因为他对华东区无力渗透到共产党前沿组织里而不满。江绍贞：《戴笠和军统》，第41—42页。
69 铁路警察苏州段段长韩尚英被指定协助上海站把犯人押送到军统。沈醉：《军统内幕》，第43—44、52页。
70 王新衡后来负责戴笠在香港的活动。此信息由叶文心提供。
71 沈醉：《军统内幕》，第44页。王新衡任上海站头目一直到抗战爆发前夕，那时他被周伟龙取代。
72 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8页；沈美娟：《戴笠新传》，第279—288页。
73 苏亚光是湖南新化人。
74 沈醉：《军统内幕》，第44—45页。
75 陈赓经潮州和香港来到上海。牛惠林，圣约翰的毕业生，尽管他对陈赓的身份感到怀疑，但他最终没有举报他。穆欣：《陈赓同志在上海》，第34—35页。
76 吴乃宪受命负责这个案子，是因为他被认为能辨认出他以前的同学。上海站没有陈赓的照片。沈醉：《军统内幕》，第81页。
77 同上。虽然二组集中监视徐家汇的孝友里和打浦桥，但还是让共产党嫌疑分子漏网了，这是由于共产党自己出色而极为谨慎的保安程序。
78 国民党特务在侦查队驻地附近逮捕了三个共产党特工。
79 穆欣：《陈赓同志在上海》。
80 沈醉：《军统内幕》，第51页。
81 曾扩情：《何梅协定前复兴社在华北的活动》，第142—143页。
82 当时并无华东局这一说法。此处有误。——编者注
83 沈醉：《军统内幕》，第51页。1933年4月，沈醉带领一个小组计划在法租界绑架一个共产党嫌疑分子。因为他的情报人员指错了人，使他们错抓了个骑马师。由于不肯认错，军统就把此人投入南京的监狱里直至抗战爆发他们撤出城市时才释放。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0页。
84 Wakeman, Policing Shanghai 1927—1937, p.154;Xu, The Invisible Conflict, pp.84—89.
85 沈醉：《军统内幕》，第53页。
86 同上书，第63—64页。
87 同上书，第64页。
88 见Wakeman, Policing Shanghai 1927—1937, pp.147—151;Litten, The Noulens Affair，全书。
89 FEB与盖哈特·艾斯勒（Gerhart Eisler）领导的共产国际政治局同级，负责中国“红区”以外的亚洲共产党活动。上海组织部的功能犹如一个巨型调节机器，它向本市和亚洲各地输送人员和经费，使用和撤除秘密安全据点等。Finch, Shanghai and Beyond, p.317。
90 Litten, The Noulens Affair, pp.502—503.
91 而且他还有许多化名：Charles Alison, Donat Boulanger, Samuel Herssans和W.O’Neill。
92 Litten, The Noulens Affair, p.503, p.508.
93 同上书，第493页。
94 所使用的普通译码中加进了一些关键的句子。这两本译码被《圣经》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译员所发现。Finch, Shanghai and Beyond, p.318。
95 那个官员的名字叫周养浩。
96 沈醉抓住他时，他就咬沈醉的手腕。沈醉便用手枪柄猛击他的嘴部，把他的门牙敲掉了。然后沈醉把他与自己铐在一起直到他的助手赶来。沈醉：《军统内幕》，第64页。
97 同上书，第65—66页。
98 同上。
99 同上书，第67页。沈醉带着陆海防去见他的妻子，他们进去时发现她正在烧毁文件。她怒斥自己的丈夫说：“你没有死掉？你有脸这样来见我，我没有脸见你这个叛徒！”陆请她跟他们一起走，她看了沈醉一眼说，除了把她抓起来，她是不会跟他们走的。沈醉只好不再劝说她，与陆回了办公处。他告诉戴笠说最好再等几天，等她平静下来后再劝说她。戴笠下令立刻逮捕她。等沈醉再去时，她早已不在了，所有的文件也都销毁了。戴笠对此并没有太发火，因为他说那天他们逮住了一条大鱼，溜掉一条小鱼关系不大。还有，这对沈醉来说是一次很好的教训：父子和夫妻关系对共产党人来说与对国民党人不一样。
100 同上。作家的名字叫袁殊，他被逮捕，他的作品被没收。“黑牡丹”姓程，四川万县人。她与四川军阀王陵基的姨太太很要好。当下令逮捕她时，她躲在王的家里。后来她逃到了苏州，最终在那里被捕。她被捕后，关押在侦查队部。她受到优待，区长王新衡和侦查队长王兆槐都去看她。戴笠也想去跟她胡调。他听说她为他的部下唱歌，非常嫉妒，强调说他的部下应当小心共产党的圈套，要他们与年轻美貌的女子保持距离。
101 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9页；Litten, The Noulens Affair, p.494。
102 诺林始终是非常专业的特工，他对逮捕他的官员们说：“我知道你有义务要履行，但你须明白我也有我的，那就是尽量让你的工作无法进行。”Finch, Shanghai and Beyond, p.317。
103 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319页；沉醉：《军统内幕》，第68页。诺林夫妇留下了一个儿子杰米（Jimmi），他被置于史沫特莱夫人（Agnes Smedley）和宋庆龄的名义保护下，1936年后他在苏联孤儿院长大。20世纪60年代他以Dimitri Yakovlevitsch Moiseenko的名字在苏共中央委员会与瑞士和比利时共产党之间做联络工作。Litten, The Noulens Affair, p.510。
104 Li Helin, Lu Xun and Soong Ching Ling, pp.3—76.
105 此处提及的诺林的故事，如1931年被捕、民权同盟营救等，均是牛兰（Naulen，即Paul Ruegg）的故事。而“怪西人”及陆海防等，是另一案，发生于1935年。作者将二者混淆了。——编者注
106 鲁迅在1934年替日本一家杂志《改革》写的一篇文章《中国事二三》里说：诺林先生和夫人被当作共产党或动乱分子投入了南京的监狱，他们进行了三四次的绝食斗争，没有用。他们不理解中国囚犯的心态。一位官员惊诧地说：“他们不吃饭，那我们干什么？”这与我们慈善的政府无关，而节约一点粮食对监狱还有好处。假如甘地没有选一个好地方（绝食），他便会彻底地失败。Li Helin, Lu Xun and Soong Ching Ling, pp.3—76。
107 罗广斌、杨益言：《红岩》，第156页。
108 后来军统培训班的教官对学生说，不能仅满足于单单得到地址，而应该继续审问，用详细的问题来询问住宅的性质、报警系统如何等等。然后，派特工装成维修人员或管道工去那里探虚实。沈醉：《军统内幕》，第22页。
109 Neale Hunter, The Chinese League of Left-Wing Writers, pp.248—249.
110 沈醉：《军统内幕》，第68—69页。
111 同上书，第71页。
112 同上书，第69—70页。
113 同上书，第70—71页。
114 同上书，第42页。这个说法值得怀疑。
115 他每次到上海时，都会对军统无力渗透到共产党组织而“大发脾气”。
116 沈醉：《军统内幕》，第42页。
117 这些人物包括共产国际上海局的领导人李竹声和盛忠亮。“他们被捕后受到枪决的威胁，便参加了国民党秘密警察。他们把自己知道的所有情况和交授给他们的事情都交待了。这导致了白区许多领导干部的被捕，中央和地方组织的垮台，以及许多重要文件的丢失。”Otto Braun, A Comintern Agent in China, p.79。
118 沈醉：《军统内幕》，第37—38页。可以设想，一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还是隐蔽了下来，起码政治局转移到了山区。
119 Wakeman, Policing Shanghai 1927—1937, p.156.
120 Braun, A Comintern Agent in China, p.79。但须注意：共产国际与张国焘之间仍有无线电联系，当然也还有信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