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极右派的冒险活动，它从一开始味道就不对头，而且我相信，将来美国人会对它感到羞耻的。这就是SACO（中美合作所），美方的领导是海军情报局米尔顿·梅乐斯上校（后来是海军少将）⋯⋯中美合作所的任务是在正面战场上向日本人进行渗透，收集情报，组织一个沿海观察系统来报告敌人船只的活动，并为将来美国登陆做准备。当然，所有这些活动都是正当必要的。但中美合作所邪恶的一面在于其组织本身，后来它使这个机构变得面目全非。它的全权领导是戴笠将军，即国民党盖世太保遭人痛恨的希姆莱，扼杀中国人生活中任何进步事物的凶手，将里通外国的特洛伊木马派往日本阵营的大师。
爱泼斯坦：《中国未完成的革命》，第349—350页1
中美合作所的业绩
太平洋战争一结束，梅乐斯和中美合作所的一些最积极的美国军人便大肆宣扬该组织在中国战区的成功。2日本投降一个月后，梯尔门·德定（Tillman Durdin）在《纽约时报》上高度赞扬这些壮举：
美国人教会了中国人游击战的新技术并给他们新式武器&&中国部队原来的使命是保护美国人及其气象站和情报无线电台，后来它发展成为庞大的游击队组织。在美国教官和顾问的帮助下，他们在长江流域和中国的东南地区广泛活动，袭击小股日军，破坏日本人的通讯系统，炸毁敌人在沿海和内河的船只并收集情报&&中美合作所的中美人员在日本部队周围不断地活动，他们对日本人在华的每一个行动的监视，全面到了惊人的程度。沿海监视台对敌人船只动向的报告，为美国潜水艇击沉数十艘日本轮船提供了依据，并在一些最重要的海战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3
沿海监视台的确非常有效，帮助美国潜水艇击沉数十艘日本轮船上所做的贡献当之无愧。中美合作所的特工还向第14飞行队提供了情报，协助他们轰炸日军的军需品供应站、船只、卡车、火车和部队，并从空中投放水雷，迫使日本船只进入易受美国海军攻击的水域。4中美合作所的气象报告对美国海军在太平洋的战役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它使58特遣队能在日本本土上发起第一次全面进攻。5
但是，中美合作所作为游击队训练机构和情报机构的效力，仍值得怀疑。在其敬慕者眼中，中美合作所的成就是毫无疑问的：
日本人的食品运输遭到如此频繁的袭击，以至于许多日军部队中发生严重的供应短缺。在全国的许多地区，日本人完全被围困在他们的部队驻地，而不敢冒险进入乡村。从1944年6月到1945年7月，中美合作所的部队击毙日军2.3万人，击伤9000人，俘虏约300人，捣毁了209座桥梁、84辆摩托车、141艘船只和97个军械库与仓库。6
梅乐斯本人经常提到中美合作所一些英勇行为的例子：在海丰港准备向长崎运送大米的日本轮船上埋炸药的中国年轻特务，第一训练班1943年9月在江苏的大胆作为，包括刺杀伪省长和导致日本人损失九架飞机的上海袭击战等，绰号“人猿泰山”的约翰·麦特米勒（John Mattimiller）少尉对厦门码头的潜水袭击炸毁了一艘日本货船，等等。7还有，戴笠本人被视为在华美国军人的主要保护人，他通过其无处不在的秘密特工和勇猛善战的游击战士们，确保了美国人在那里的生存。8
军统的现实状况
其实，很少有美国人参加中美合作所的游击战，因为军统官员曾警告他们说，在中国沦陷区他们会像大块头那样突显出来引人注意。结果，中美合作所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外勤单位，而必须依赖军统的行动队。对这些基层地方部队的指挥，按理应由美中联合组成的中美合作所内部的“军事作战组”负责，由军统正规特务全面控制。9
这个组所拟定的一切作战计划，均须先与军统商妥后才能发出去。尽管如此，各地武装特务头子还是不大接受，仍按他们自己的一套直接向军统请示。但为了要得到美帝的武器弹药与美式装备，则又不得不将每次对日作战的伤亡、战绩向中美所汇报请求补充。这些数字大多是经过一再夸大甚至捏造出来的东西，往往与他们报给军统的有出入。10而美方却非常重视这些统计数字，并经常对这些单位进行武器弹药的补充，他们根据这些虚报的“成绩”便可向美国政府去要东西。11
至于简单的收集情报（说到底这应当是中美合作所在中国最主要的使命），官方的记录比这还差劲。12梅乐斯起初对海军情报局从军统那里收集来的情报质量非常失望，这也许是他不愿与军事情报局史迪威将军和陈纳德（Chennault）将军的部下分享这份情报的原因之一。13不过，在他对戴笠作了口头和书面的抱怨之后，军统便利用它与沦陷区“汉奸”的关系在上海、南京和华东其他地区来安排特别行动单位，使中美合作所特工能够在这些地方设置无线电发射台，用他们自己对日军活动的报告来补充军统的通讯系统。14到了1944年，中美合作所的情报官员倍增到40名，于是戴笠觉得有必要指定军统的一名站长王一心来总管联合情报工作。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来的说法是，中美合作所曾经出过优质的情报，尤其是在关于苏联和中共的活动方面。16但在战争刚结束时，共产党文人们贬低了戴笠在这方面的成就，并把梅乐斯形容成“饭桶海军”的一个昏庸的首领，说他误把日本在河南北面的一号战役看作是又一个“抢劫行动”或是新兵军队的一次“演习战”。17
戴笠本人曾对中美合作所的贡献予以高度评价，这部分是因为他对梅乐斯在提供卡宾枪、手枪和冲锋枪的同时所提供的间谍器材非常欣赏。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天才发明家斯坦利·洛威尔（Stanley Lovell）记得，戴笠和梅乐斯要他制造一种毒药，让中国妓女对日军高级将领使用。后来，他和战略情报局的细菌专家制作了一种跟普通大头别针差不多大小的胶囊丸，里面装了肉毒菌素，可以打开在饮料或食物里放毒。这些毒丸由海军军医塞西尔·考金斯（Cecil Coggins）带回重庆，供应给“戴笠领导下的中国谋杀和破坏学校”。18梅乐斯还提供了其他伪装的武器，如与做薄饼用的面粉相似的炸药、伪装成照相机的枪等等，他提供的礼品中还包括他个人赠送给中美合作所中方人员的手表、衣服、巧克力和香烟等。19
戴笠还对中美合作所强化军统的通讯系统能力感到高兴。20梅乐斯到达中国时，戴笠对电器设备的着迷达到了新的高潮。这个中国秘密特务的头子在重庆十里路以外的一个由稻田环绕的荒废的农舍里建立了一个绝密实验室。实验室的整个部门全都涉及密写：用果汁在一小卷胶片上书写，一旦洗印出来便是正常的照片。还有一些装置完全是为了把普通的商业电台的接收机转变成发射机而设计的：藏在自来水笔里的电报员的发报键，设计成上海产雨伞的天线，等等。实验室还为军统的外勤特务复制了微型的美乐时牌（Minox）照相机，并把纵火物伪装成肥皂和药品等。21梅乐斯的人员提供了更强大的无线电发射机和最新的电台侦收技术。他们到达歌乐山不久，便立刻架起了一台战地手提收发机，这台收发机需要稳定的120伏电源，电源来自一个发电机或采用重庆发电厂声名狼藉的不稳定电源。221943年5月以后，无线电侦收工作直接由美国海军陆战队中校侯克姆（B.T.Holcomb）领导，他教授中美合作所的技术员们如何使用无线电方向测向器来侦查汉奸的电台，汉奸们用这些电台向日本人汇报陈纳德飞机从昆明起飞后的飞行目标。23
蒋介石的军事总部也设立了测向器，以查找敌人的发射电台。这些测向器由魏大铭的上海训练组“三机无线电学校”毕业生操作。24当然，正如我们看到的，戴笠已经有了一批优秀的通讯人员，而且军统破译人员对日本空袭重庆发出的警报几乎无一例外地准确可靠。英国人对中国国民党的早期警报系统十分佩服，以至于他们想征得蒋介石的允许，建立一支由英国和中国秘密特务联合参与的特别情报机构。25其结果便是“中英特种技术合作所”的成立，这个机构由周伟龙领导。26
信号情报
但是，在中—缅—印战区的英国其他情报单位，特别是在墨尔本的军事情报主任，不愿意同戴笠分享信号情报，因为他们怕这些情报落到敌人手里。27 1943年6月11日，军事情报主任向英国驻重庆武官麦肯（Machin）表示了自己的怀疑。接着，在7月1日，战争部向墨尔本发报说：“我们充分意识到把情报交给中国人很不安全。印度、麦肯和我们都明白，给中国人的任何东西都会以某种方式最终到达日本人那里&&麦肯收到情报后，既不重复，也不自动把它交给中国人。我们给他的都是绝密的情报，这些情报我们希望中国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知晓。”28
六个月后，联合情报机构规定了一个总体方针：只给中国人“直接有助于其抗日战争”的军事情报。29但这个政策似乎完全建立在由种族主义而引起的怀疑基础上。M12（英国军事情报局二处）承认“没有什么具体的证据表明交给中国人的信息曾被泄露”。并补充说：“但是，基于对一般中国人心理的了解，人们严重怀疑泄露时有发生。”30
1944年6月23日，麦肯给英国战争部发了一份密电，说中国人的军事情报主任郑介民递交给他一封何应钦给卡通·德·维阿特（Carton de Wiart）将军的信，建议在中方的领导下成立一个联合办事处来交换关于日本军事部署的情报。这个办事处同时还收集情报，并散发电台截收的电文，同时还把在中国战区进行活动的SIS（秘密情报特工）和SOE（特别行动执行队）的人员组织在一起。31麦肯对郑解释说，第二种联合不可行，但他确曾建议实行第一个项目。不过，这会产生一个问题，那就是美国人的角色，他们一旦参与进来就有可能把他们“致命的嫉妒”也带进来。32
印度战区的总司令部提醒战争部，它过去曾强烈反对这种情报合并活动，因为这会使中国人进入美英的信号情报系统。考虑到英国军事情报机构对国民党情报系统不断向日本人泄露信息的怀疑，这个联合办事处的存在对印度战区总司令部和白厅来说，似乎都将是个极端的冒险行为。33
然而，英国不想完全拒绝中国。34白厅的联合情报委员会认为，如果直截了当地拒绝中方会损害中英关系，于是相应提议建立一个中英结合的情报搜集机构，“其中不包括军事部署”。35一旦SACSEA（东南亚盟军最高司令部）在1944年7月1日明确表示，英国不准备与中国人分享信号情报，中国人便开始对合作失去兴趣。虽然如此，SACSEA还是起草了在重庆建立一个中英联合情报搜集和交换局的协议，此机构的英方将向英国大使汇报。36
对于有关这份协议的消息，美国人没有重视。8月3日，美国军事情报主任比塞尔（Bissell）将军告诉SACSEA，一旦这种协议生效，“美国情报机构便永远不会完全坦诚”。他还说，参加一个同中国人三心二意的联合情报行动对英国来说将是个错误，尤其是，这可能使国民党通过它来使美英之间产生不和。比塞尔坚持，绝不能让中国人看到这份章程。次日，也就是1944年8月4日，英国答应了美国的要求。白厅让SACSEA通知中国军事情报主任郑介民（当时他正在视察印度的情报工作），在目前的战局下不宜建立一个新的情报搜集机构。相反，双方应当仅在中国现有的中英情报合作基础上进一步交换情报。郑将军在8月22日得到如此答复，“他接到这个消息后没有表现出不满”。37
“曲线救国”
盟国对大战中戴笠秘密特工的可靠性很怀疑，特别是军统与汪精卫傀儡秘密警察相勾结以后。当时，这种勾结被认为是国民党情报机构“曲线救国”的战略，即一方面公开与敌人的情报机构合作，另一方面在暗中把成千名低级双料特务渗透到日伪特务组织中去。38据中国大陆资料，这个曲线政策曾被蒋介石和戴笠秘密采纳过，时间是从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正式成为统一的傀儡政府主席到1941年l月皖南事变之间的某个时候。39
实行“曲线救国”政策的关键人物之一，是军统南京情报组组长程克祥。1939年秋天，当汪精卫的“和平党”在上海愚园路1136弄壁垒森严的住宅里与影佐祯昭、犬养健（Inukai Ken）上校及日本特务机关梅花社的人员进行谈判时，程克祥开始铺垫与周佛海（政治委员会总书记，并在后来的汪伪政府任财政部长兼警政部长）及其内弟杨惺华（后来的汪伪财政部总务司司长）的关系。40通过拉到的这些关系，程克祥成功地促成了周佛海的亲信罗君强（后来的汪伪税警总团长、汪伪安徽省省长，后又任南京司法部长）、熊剑东（后来的汪伪税警副总团长）投奔戴笠。41程还说服了周佛海雇用彭盛木（军统南京情报组副组长）当他的机要秘书，使程克祥能够了解汪精卫与日本主子之间最机密的谈判。42当汪伪政府1940年3月29日于南京成立后，彭盛木被任命为财政部顾问，继续为军统提供最机密的内部经济情报。43
无须赘述，这些错综复杂的关系使双方得以进行某种程度上的情报交换，从而证实了盟国对戴笠与日本情报机关进行秘密交易的怀疑。44结果，对战争中最机密的情报，即已被美英破译的“极端电码”和“紫电码”，国民党当局却被蒙在鼓里。而且，作为开罗会议四强之一，中国的地位有所下降，在后来的英美苏国家元首汇集的德黑兰会议上也是如此。
在南斯拉夫局势上成为罗斯福总统顾问的邓诺文将军，在开罗会议上首次亲身经历了“中国问题”。陈纳德和史迪威将军也在会上权衡这个“友谊工程”的利弊。45 1943年10月下旬，罗斯福曾命令邓诺文在共产党控制的地区收集政治情报。在开罗会议前夕，邓诺文向总统概述了中国的情报状况。他认为：“除非我们完全独立操作，独立于中国人及我们的其他盟国，否则我们美国的情报业务便无法开展。”罗斯福同意这个看法，并授权邓诺文告诉蒋总司令：“必须让我们独立行动。”46
邓诺文的访问
这时，戴笠自己陷入了麻烦。一系列的事件使宋子文和蒋夫人对总司令的“间谍王”疏远起来，包括在国民党秘密警察机构里发现了康生的潜伏人员，在中国取消了特别行动执行队，47以及华盛顿对军统采用盖世太保模式不断增长的抱怨，等等。结果，当“野比尔”邓诺文于1943年12月2日到达重庆时，他发现戴笠的地位已非坚不可摧。48
尽管如此，邓诺文仍受到隆重欢迎，包括在重庆警察协会舞厅里举办的满场英语流利、舞姿娴熟女士的招待会。49紧接着招待会的是在戴笠公馆里的宴会。邓诺文竭力保持清醒，但他完全低估了自己的对手，认为对方不过是一个“具有中世纪情报工作概念的平庸的警察”而已。50
邓诺文以他典型的直率告诉中国的这位秘密警察头子：假如美国战略情报局得不到戴笠合作的保证，那他们将会独自在中国开展工作。戴笠听了勃然大怒，说：他将处死任何一个在中国领土上、在中美合作所以外活动的战略情报局特工。51对此，邓诺文拍着桌子叫道：“你每杀一个我们的特工，我们就会杀死你们的一个将军！”
“你不能这么对我说话。”戴笠吼着。
“我就这么对你说话。”
然而，邓诺文有口无心，一旦他把心里话说出来，戴笠倒镇静了下来，两个人旋即又握手言欢。52
宴会的次日，邓诺文将军见了蒋介石。对他们的谈话，没有太多的记录，但梅乐斯从担任邓诺文翻译的刘镇芳那里收集了谈话的要点。据肖勃说，委员长告诉战略情报局主任：
你是一个友好国家的高级代表，在这场盟国反对共同敌人的战争中，你在一个既是异国又是友邦的国家里运作。我们中国是一个主权国家，希望你承认这一点。美国人要求盟国怎么在你们的国家里活动，我们也要求美国人怎么在我们国家里活动。你们不会让另一个国家的特务进入美国并开始活动。你们会坚决反对。同样，我们中国人也反对一个外国特务或情报机关进入中国并背着中国人工作。请记住，这是一个主权国家，你们的一举一动，都请注意到这一点。53
到了这一步，邓诺文除了同意把战略情报局的正式事务暂时交到梅乐斯手中外，别无选择。54
然而，与此同时，这位情报局主任开始探索在中国越过梅乐斯和戴笠以外建立独立的情报业务的其他可能性。在中美合作所内部，战略情报局的常规人员的十来个人归约翰·考林（John Couglin）上校领导，而梅乐斯则继续指挥海军人员（他因此在战争结束时晋升为准将）。55在中美合作所之外，邓诺文和威廉·兰格（William Langer，战略情报局研究部主任）与陈纳德将军于1943年12月会见，探讨建立一支特别的第14飞行队来收集战术情报，以确定敌方目标。
AGFRTS
1944年4月，美国战略情报局和空军第14飞行队成立了一个名称非常晦涩的组织：第5329空军和地面部队资源及技术人员（5329th Air and Ground Forces Resources and Technical Staff），缩写简称AGFRTS，更常见的提法是Agfrts。他们包括战略情报局为在中国独立操作情报业务挑选出来的大批人员。56
中美合作所没办到的，AGFRTS办到了，而且其结果几乎立竿见影。战略情报局潜伏到敌后的特工人员们建立了广泛的秘密网络，为空军司令部和太平洋舰队提供了每日的天气和气象数据。对长江沿岸交通和沿海及铁路运输的实地无线电情报，使陈纳德的飞机能最准确地击中“热”靶，而且“目标研究分析”和对轰炸的破坏程度的估量，极大地帮助了陈纳德计划未来的进攻。57
战略情报局／AGFRTS的人员主要在中国的沦陷区收集目标的情况，同时也审讯敌人的战俘。58
邓诺文在向总统罗斯福的报告中尽量抬高自己的人员在实地的秘密活动的成绩，如在广州白云机场炸毁了数架飞机，在日本人进攻桂林时摧毁了数架桥梁，破坏了广东的一个煤矿，收集了沿海几处的天气预报等，但所有这些都无法与战略情报局在中西欧的活动相比。59
当然，平心而论，有几次他们还是极为成功的，甚至包括躲过了戴笠监视的绝密行动（斯塔行动与“蛤”行动等）。60但情报局的大多数活动对中国秘密特工当局来说都是非常透明的，后者可能曾经处死过一些为美国人工作的中国人。61
后来，邓诺文确保了将情报局在AGFRTS中的活动，向戴笠正式通报。62但这并没有减轻其侮辱所引起的痛楚，尤其是情报局使用了陈纳德的一些最优秀的人员，他们大都是传教士的后代，出生在中国，或者起码中文非常熟练，可以独自在那里生活。例如，海军中校沃佛德·史密斯（Wolferd Smith），先学的中文，后学的英语，并于战前在密歇根大学东方历史系获博士学位。又如，出生于北京并曾在那里受教育的查尔斯·斯泰尔（Charles Stelle）上尉在被派往重庆任情报官之前，曾在哈佛大学东方学系当教授，后来成了与中国共产党联系的一个重要环节。63
虽然戴笠欣赏情报局的训练功能，但他反对邓诺文的人，因为他们与共产党有联系，有时还在未经他允许的情况下独自展开抗日游击战，再加上他对情报局派到中国独自执行使命的高级人员（梅乐斯及其在中美合作所的部下管他们叫“面团”）的疑心越来越重。64在各省里，情报局和中美合作所之间出现了一场事实上的“系列战”，同时在隔山的印度，情报局和戴笠的特务之间也进行着一场“秘密战”。65
到了1944年11月，邓诺文将军向总统汇报说，对于情报局来说，“没有任何重要的情报或行动来自于中美合作所。这可能是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的吨位有限的结果，但主要原因是他们的行动受制于那些坚决不让他们搞到情报的人”。66
总体来说，大多数研究中美合作所历史的学者都赞同这个结论。沈瑜在其“最后分析”中写道：“从根本上来说，盟国的作战从这个合作项目中获益甚少。在中美合作所正准备将其重点从训练转移到行动上的时候，战争便结束了。”67然而，如果盟国的作战的确从中美合作所的这些秘密活动中受益甚少的话，那么戴笠自己的秘密王国则从中得到了极大的好处，它使这个中国秘密特务头子在二战中，比起在日本人刚开始发动侵略战争时，地位要强大得多。正如卡尔·霍夫曼（Carl Hoffmann）少校在1944年7月向邓诺文将军汇报的那样：
这个秘密警察网归功于戴笠的组织天才、足智多谋、巧妙狡猾，以及巨大的个人勇气和魅力。他不乏个人魄力，许多见过他的人都证明他显而易见的吸引力；他残酷地紧抿着的嘴，一双离得很近而锋利的眼睛和威严的风度。他40多岁，中等身高，健壮结实，军人风度，而且无疑显得非常权威。在社交上，他可以十分迷人，令人愉快，而且乐于合作。尽管他在驰骋中国履行自己的职责时可以是残酷无情的，但据说他的私人生活无懈可击。虽然他是当代中国的一个传奇人物，甚至连他本人的照片都从未有人见到过，在任何活动中他都极少出场，他的名字往往只是在耳语中被提及。然而他的狡黠远近闻名，令人生畏。这一切都是出于对他所坚持的匿名性的尊重。所有派系都意识到，他或者知道或者能够了解到他们在公开和私下场合的贪污、腐化、无能或愚蠢，而只要他一点头，不管是哪个派系，其政治影响如何，失宠、贬斥甚或死刑便会接踵而来。68
总而言之，到了1945年，这位“间谍王”已经达到了他政治权力的顶峰：一座建筑在战时中国秘密经济结构之上的大厦。
注释：
1 在这段文字的边上有一个给梅乐斯的匿名评论。评论者显然是这个美国海军军官的朋友。他写道：“在写了这类文章之后，这些犹太杂种们应该明白为什么整个世界都反对他们。”“File on Committee for Democratic Far Eastern Policy”, in Miles Personal Papers。
2 梅乐斯在他组织里的方法成功了。整个上海和香港之间的沿海都被拍摄和探测下来并制成图表，为可能的美军登陆做准备。数千名日本人被击毙、击伤或被俘。209架桥梁、75辆卡车、84辆摩托车、141艘船只和河运工具，以及87个军库和仓库被摧毁。”Sratton, Navy Guerrilla, p.87。
3 据德定说，中美合作所向海军“最先报信”说一支日本特遣队正在进入后来发生了雷特（Leyte）海湾战役的地区。Durdin, U.S.“Cloak and Dagger” Exploits and Secret Blows in China Bared, p.5。即使对梅乐斯严厉指责的人也承认沿海监察站的重要性。
4 同上。
5 同上书，第1、5页；Stratton, Navy Guerrilla, p.85;Miles, A Different Kind of War, p.67.
6 Durdin, U.S.Clook and Dagger Exploits and Secret Blows in China Bared, p.5。《纽约时报》称中美合作所是“大战中美国海军最出色的活动之一：美军为搜集情报和反间谍参加了一个中美组织，并组织了到日本投降前夕有5万中国人和1800美国人参加的游击战”。另一个报告更加冷静，但也强调了中美合作所在收集情报方面的成就，见Arden W.Dow, “Factual Report of SACO Activities”, 6/2/45, OSS Papers, Reel 88, W.B.Kantack to General Donovan, 5/3/45。
7 Miles, A Different Kind of War, p.66, p.96。关于江苏的奇袭，梅乐斯写道：“在向华盛顿准备关于这类小型破坏活动的报告时，我们尤其强调这个重要战利品。”同上书，第154页。
8 “我们这些在中美合作所的人受到的保护，有些恐怕都非我们所知，特别是当我们在他的手下的时候，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深深感谢他。我们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此人的存在&&他不断对我们的行动进行监视，毫无疑问，他永不松懈的谨慎机智和天才的努力保证了我们的安全。戴笠将军对我们的存在保密，使我们的伤亡几乎处于零，功劳匪浅。在战争期间，他确保了我们大约3000人的安全，这一不可想象的成就至令仍是个壮举。”“General Tai Li, One Hundred Years”, p.5。
9 中美合作所内部的“经理组”由军统的毛宗亮和刘君实任组长。沈醉：《军统内幕》，第242—243页。“在我看来很明显，未经戴的许可，没有一个将军能和敌人交战”。Report of Major Arden W.Dow to Director of OSS, CBI Theater, 20/3/44, OSS Papers, p.12。
10 “这个组织不让我们知道沦陷区到底在发生什么事。”Report of Major Arden W.Dow to Director of OSS, CBI Theater, 20/3/44, OSS Papers, 19。
11 沈醉：《军统内幕》，第239页。沈醉还狡黠地指出：由于这些假报告，“梅乐斯多次受到奖励，并不断得到升级”。同上书，第243页。
12 但还是有一些出色的中国特工在日本人占领的沦陷区活动。其中有个人装成傻子在主要的铁路调度场转悠，给空军第14飞行队的空袭提供导航情报。Caldwell, A Secret War, p.51。
13 “在整个战争中，对于在中国东南地区进行文化、军事和宗教活动的美国人来说，梅乐斯将军的‘稻田海军’一直令人难堪。中美合作所的人有一次开车在某村撞倒了一个行人，然后扬长而去&&还有一次，这些用谋杀和破坏武器武装到牙齿的‘政府的低级官员’在中国一个旅馆里过夜，他们拒绝通报姓名、级别或组织。又有一次，据说梅乐斯将军命令他的部下不得与同一个地区里的美国其他军政机关交换情报。”Death of Tai Li, p.91。
14 戴笠还力图向托马斯·梅甘（Thomas Megean）主教（戴笠秘密地把他提升为军事情报中将）提供五个电台为“美国军事当局”发射情报，以此在华北建立他的情报网络。Confidential U.S.State Department Central Files(China, Internal Affairs), 1940—1944, 893.105/97。
15 当前沪西区长陈恭澍在航渡路76号汪伪特工总部被捕后，王一心在1941年11月奉命负责军统在上海地区的地下工作。汪伪特工总部先后由丁默邨、李士群和万里浪领导。南京市档案馆编：《审讯汪伪汉奸笔录》，第200页；沈醉：《军统内幕》，第240页；邓葆光：《我所知道的戴笠和军统》，第152页。有关陈恭澍的被捕和监禁及他与李士群妻子的暧昧关系，见陈恭澍：《抗战后期反间活动》，第522—523、556—557页。潘汉年在代表中共与国民党、汪伪政府和日本人之间的谈判中起了重要作用。Stranahan, Underground, pp.202—205。有关李士群与潘汉年更为不寻常的关系，见同上书，pp.360—36l。
16 戴笠还利用中美合作所的资金在厦门开了个食品杂货店作为情报交接点，为军统提供关于福建南方局势的准确情报。沈醉：《军统内幕》，第236、240、261页。并见Walker, China’s Master Spy, pp.166—167。
17 Death of Tai Li, p.92；《戴笠之死》，第7—8页。
18 其实这些药丸从来没有被使用过，因为当海军人员把它们用在驴子身上时，发现不起作用。而中美合作所的人却没有意识到：驴子和其他一些动物对这种毒素有免疫力。Lovell, Of Spies and Stratagems, pp.86—88。
19 沈醉：《军统内幕》，第267页。
20 同上书，第231页。
21 Miles, A Different Kind of War, pp.41—43, p.98.
22 同上书，第99页。
23 同上书，第196—197页。戴笠死后，国民党国防部的“特种技术研究室”在魏大铭的领导下继续进行这项工作。中美合作所取消后，它所使用的技术设备全都归属该研究室。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29页。
24 邓葆光：《我所知道的戴笠和军统》，第152页。
25 这并不说明在对待中国国民党方面，英国人放松了他们的警惕。“（美国）战区司令部相信英国在中国有几千名特工，他们的主要任务不是针对敌人，而是收集中国人的情报。”Romanus and Sunderland,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Ⅱ:China-Burma-India Theater, Vol.3, P.159。英国信号情报机构对从中国发到印度的信件进行日常截收和翻译，并将结果通报给他们的情报官员。FO 371—41680, China Intelligence Wing Report C—35/83, April 26, 1944, British Foreign Office Records, London:Her Majesty’s Public Record Office。
26 程一鸣：《对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的补充、订正》，第242页。尽管中国人对英国在远东的企图有所顾虑，但他们还是参与了这个协议。比如，1940年1月，蒋介石告诉英国大使克拉克·科尔（Clark Kerr）：他们的新武官布克哈特（Burckhardt）上校“众所周知地亲日”。科尔否认了这一指控。F709/G(30/1/40) and F982/G(8/2/40), in F0371—24696, British Foreign Office Records, London:Her Majesty’s Public Record Office。
27 奥利佛·卡德威尔（Oliver Caldwell）曾在1944年和1945年初为美国情报机构工作：寻找在军统内部的日本特务，他写道：“有大量具体的证据表明在戴笠的组织和日本情报机构之间有直接联系。”Caldwell, A Secret War, p.62。中国的左翼人士也指出，戴笠把“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名单出卖给日本特工，结果他们在名单中吸收了一些国民党特工来对中共进行间谍活动。《戴笠之死》，第2页。
28 British War Office Records, W0208—W32。“他们对在重庆的‘中国总部的严重泄密情况’非常担忧”。WO to Machin, 1/7/43, Dispatch 1600。
29 美英情报部门奉命，在接待中国国民党人士访问盟军军事机构时，不要让他们进入特别敏感的区域。Washington to War Cabinet Office, London.JSMl421, 14/1/44.WWO208—432, British War Office Records。
30 MI2 Dispatch 29, 4/6/45, WO208—432, British War Office Records。并见U.S.Military Intelligence Reports(China), 1911—1941, Report 9710, 8 Jan.1939, 2a。
31 关于SOE那段时期在华的金融方面的阴谋活动，见Bickers, The Business of a Secret War;在Aldrich, Intelligence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pp.286—287中也讨论了“Remorse”和“Waldorf”行动。
32 FO371—41676B, British Foreign Office Records, London:Her Majesty’s Public Record Office.
33 同上。
34 同上。东南亚联合指挥总部（SACSEA）怀疑这个关于联合情报机构的建议是出于中国人为控制英国在中国的组织，操纵在东南亚战区的中国特工，加强重庆对云南日益削弱的控制，平衡美国的力量，取得英国对中国单方面接近它的反应，并获得英国信号情报信息。SACSEA还进一步对中方将由何人领导这个机构表示关心，尤其是想了解戴笠和王朋生之间的关系。
35 Memorandum by Cavendish-Bentinck of the Foreign Office, FO371—41676B, British Foreign Office Records。那时，被认为是中国军事情报主任的郑介民正在访问印度。当他提到联合行动的可能性时，SACSEA当局开始对他敷衍了事，但终于在1944年7月27日宣布，他们不能“无限制地对郑介民进行拖延”。FO337l—41676B, British Foreign Office Records, London:Her Majesty’s Public Record Office。
36 FO37l—41676B, British Foreign Office Records, London:Her Majesty’s Public Record Office.
37 同上。
38 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第231—233页；沈醉：《军统内幕），第83页；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46页。艾米莉·翰（Emily Hahn）对40年代的流言讽刺说，蒋介石“不断与汪精卫进行秘密联系”，这象征了中国人对间谍的着迷，但就戴笠而言，这并不过分。Hahn, China to Me, p.96。
39 《戴笠之死》，第5、16页。
40 “程克祥等关于与周佛海等发生关系及工作经过致军统局呈”，1946年9月，《审讯汪伪汉奸笔录》，第239页；Boyle, China and Japan at War, p.261。愚园路1136弄是一条死胡同，汪精卫、周佛海和李士群都住在那里。张云：《潘汉年传奇》，第232页。
41 熊剑东曾任康泽的淞沪别动队特遣支队队长。1938年在上海被日本人逮捕后，他被汪精卫的秘密警察头子李士群说服加入了傀儡政府。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44页。
42 程也被认为是毒死李士群的幕后人。“军统局为证明周佛海‘协助工作’致赵琛电”，1946年10月，《审讯汪伪汉奸笔录》，第186页。
43 彭盛木，台湾人，曾在东亚公共文化学院任教授，他的日语很流利。Boyle, China and Japan at War, p.261。戴笠还派遣唐生明和韩尚英渗透到汪伪政府中去，并派陈旭东与汪伪军政部长鲍文越秘密拉关系。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45页。
44 戴笠由于与杜月笙的关系而受牵连，后者在上海的大特工徐便城（音）“同时在为两边工作”，而且他向日本人提供的情报要比向他在重庆的老板提供得多。杜月笙于1941年从香港逃往重庆后，便与戴笠合作协调情报活动。Occupation of Shanghai, G2 Memorandum, 8 October 1943, Cited in Marshall, Opium and the Politics of Gangsterism, p.41。
45 Smith, OSS, p.258.
46 Donovan to President re:OSS Position in China, SACO, and Dai Li, in General William J.Donovan, Selected OSS Documents, 1941—1945。Microfilm, Record Group 226, pp.2—3。邓诺文向参谋长联席会议重复了这个信息，但由于海军部的坚决抵制，联席会议在战略情报局主任与蒙巴顿（Lord Mountbatten）元帅一起从埃及飞往印度之前，发布了一份抗议书，并重申了中美合作所的独立性。Schaller, The U.S.Crusade in China, pp.237—238, p.258。
47 关于特别行动执行队在中国的训练使命，见Aldrich, Intelligence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pp.281—282。共产党也对这个行动进行了渗透。特别行动执行突击队的领导英国人约翰·克斯维科（John Keswick）有一个名叫彼得·帕沃洛斯基的苏联助手，他是共产国际的一个秘密特工。戴笠知道此事后，更加不相信英国人。Stafford, Roosevelt and Churchill, p.258。
48 Aldrich, Intelligence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p.267.
49 群众出版社编辑：《蒋帮特务罪行录》，第4页。
50 Smith, OSS, p.258。并见Taylor, Awakening from History, p.343。
51 于是他真这么做了，起码情报局有一个高级官员报告说，戴笠私下承认他下令谋杀情报局的中国特工。Smith, OSS, p.410。军统对每一个在中国的情报局人员建立了档案。任何为情报局工作的中国人必须与在重庆的军统“磋商”。Memo to the Chief of the Information Branch, Central Planning Staff, Central Intelligence Group, c/o Colonel Cunningham.“On SSU Organization in China”, May 17, 1946, Miles Personal Papers, Box 3, p.1。
52 Caldwell, A Secret War, pp.56—57。宴会后戴笠来到梅乐斯的住处对他说：“邓诺文要对在中国做的这些事情负责。”Memo to the Chief of the Information Branch, CentraI Planning Staff, Central Intelligence Group, c/o Colonel Cunningham.“On SSU Organization in China”, May 17, 1946, Miles Personal Papers.Box 3, pp.1—2。
53 “On SSU Organization in China”, May 17, 1946, Miles Personal Papers.Box 3, pp.1—2.
54 Donovan to President re:OSS Position in China, SACO, and Dai Li, in General William J.Donovan, Selected OSS Documents, 1941—1945. Microfilm, Record Group 226, pp.2—3.
55 Caldwell, A Secret War, P.57。Aldrich, Intelligence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pp.267—268。AGFRTS成立后，考林把他在歌乐山的办公室迁到了昆明，陈纳德将军的司令部设在那里。梅乐斯在中国被提升了三次：1943年从海军中校被提到上校并从上校到准将，1945年8月13日从准将被提为少将。这些晋升是战争中“临时”的，1946年9月他被“降级”为上校，直到1948年才成为正规准将。他于1958年退休时，军衔为海军中将。Shen, SACO Reexamined, p.6。
56 Donovan to President re:OSS Position in China, SACO, and Dai Li, 2—3(June 11, 1944), Ceneral William J.Donovan, Selected OSS Documents, 1941—1945。Microfilm.Record Group 226, 2—3。并见Corey, Donovan of OSS, p.268;Smith, OSS, p.261。
57 Corey, Donovan of OSS, p.268.
58 这些努力还通过在中国建立情报局的一个“士气工作分部”（Morale Operations Branch，简称MO）得到补充，后者的这项任务由邓诺文于1943年秋天交给赫伯特·利特（Herbert Little，远东局局长）少校。于是利特到重庆去，征得戴笠对MO人员在中国活动的许可。但当美国人请求合作时，军统人员则行动迟缓。MO的代表们在1944年4月1—23日间与戴笠及其手下人员进行了第二次会谈，并起草了一份备忘录（经约翰·西伟士John Service通过），得到戴笠批准，这部分是出于他想得到功率更大的发报机。总之，根据协议的规定，MO的中国分部必须在中美合作所的保护伞下运作。Annex B., The Organization of The M.O. Section under SACO, 24/5/44 in the OSS files, Reel 112。Smith, OSS, PP.69—70;Yu, OSS in China, pp.150—151。
59 Donovan to President re:OSS position in China, SACO, and Dai Li, 2—4, 12/6/44, 12/23/44, 2。Robert B.Hall to Donovan, enclosing memorandum by Gunnar G.Mykland, October 13, 1944, on October 20, 1944.General William J.Donovan, Selected OSS Documents, 1941—1945。Microfilm, Record Group 226。空军的地面援助力量战绩出色：他们建立了一条让走投无路的美国飞行员逃跑的线路。Caldwell, A Secret War, p.53。
60 “斯塔行动”是由《大晚报》（Shanghai Evening Post）老板及一个在中国非常成功的保险公司的主任斯塔（Cornelius V.Starr）负责的一个情报行动计划。这项行动于1943年归属英国。“蛤”是由孔拉德·徐（Konrad Hsu，因喜欢吃蛤而得此绰号）领导的另一个独立的秘密情报行动计划。徐利用了自己家族在中国的关系而向英国精报部门提供了一个私人通讯网。Stafford, Roosevelt and Churchill, pp.260—261。
61 Deane, Good Deeds and Gunboats, pp.117—118;Walker, China’s Master Spy, pp.165—167。关于斯塔的“私人”间谍联网（这对他的保险业务至关重要），见the memorandum from J.R.Hayden to Col.G.Edward Buxton, 17/6/42, and letter from James R.Murphy to AILusey, 22/12, 42, in General William J.Donovan.Selected OSS Documents, 1941—1945。Microfilm, Record Group 226。Entry 180;and George K.Bowdento Colonel W.J.Donovan, 22/2/43, OSS papers。
62 这些消息由1944年10月18日到达重庆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准将莱尔·米勒（Lyle Miller）转达给了戴笠。10月22日，在戴笠举行的一个宴会上，米勒将军引起了中美关系上的一次重大危机：他要求中国人给他们送“歌女”，并当面侮辱蒋介石和中国，把中国说成是第十二级国家。戴笠威胁说要取消中美合作所计划，于是邓诺文将军于1944年12月被迫亲自到中国道歉。Yu, American Intelligence, pp.388—403;Memorandum dated 12/3/34 to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en titled Operational Control US Navy Group China, in Confidential U.S.State Department Central Files, China, Internal Aftairs, 1945—1949, L14;11/6/44, Donovan to President re:OSS position in China, SACO and Dai Li, 12/9/44, Donovan to Kung, 12/9/44, Donovan to Chief, Kunming, 12/12/44, Donovan to President, Intelligence Agreements with Kung, 12/12/44.Wedemeyer to Donovan, 12/13/44, Donovan to Dow Wede meyer, allin General William J.Donovan.Selected OSS Documents, 1941—945。 Microfilm，Record Group 226:Miles, A Difierent Kind of War, p.161;Smith, OSS, pp.272—273;Aldrich, Intelligence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p.275。
63 斯泰尔教授于1951年成了国务院情报部门的副主任，在1951—1960年间，是国务院政策规划局成员，并是1960年“禁止核试验会谈”的代表。Smith, OSS, pp, 261—261。
64 Miles, A Different Kind of War, p.161;Caldwell, A Secret War, p.58.
65 卡德威尔（Caldwell）宣称，军统特工绑架并差点杀死了第二十轰炸队的情报官。Caldwell, A Secret War, pp.118—119;Smith, OSS, p.270, pp.254—255, pp.265—266。1944年夏，来自缅甸山区、在情报局101支队指挥下的一支克钦（Kachin）游击队越境进入中国，对抢劫了数个缅甸村庄的当地国民党士兵进行报复。这次突击在重庆引起轰动。在重庆，接替了101支队指挥卡尔·艾佛莱（Carl Eifler）和后来任中央情报局台湾站头目的瑞·皮尔斯（Ray Pccrs），接到了蒋介石的一份个人备忘录。此外，戴笠对情报局在西藏强烈支持藏独的依里亚·托斯妥耶／布鲁克·多兰（Ilia Tolstoy/Brooke Dolan）的代表团极为恼火。多兰后来成了战略情报局在中共那里的代表。Smith, OSS, pp.254—255, pp.265—266。
66 Donovan to Presidentre:OSS position in China, SACO, and Dai Li, 2, I/06/44。General William J.Donovan.Selected OSS Documents, 1941—1945。Microfilm, Record Group, p.226。卡德威尔报道过一次行动：美国人派了中美合作所的一组中国特工到上海建立一个情报网，但几个星期过去了，毫无动静。美方指挥发现，戴笠的特工们在50里以外的一个村子里待着。“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借口，但其实是他们不愿作为美国间谍到上海去，那太危险了。而且，戴笠根本不愿让这次出征成功。”Caldwell, A Secret War, pp.58—59。
67 Shen, SACO Reexamined, p.6.
68 Maior Carl Hoffmann to General Donovan, SACO Tai Li Report, 25/7/44, OSS Papers, 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