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小伙子们从小就接触工具、汽油发动机、电器、磁体和无线电，可这些士兵们得从头开始，学习使用像改锥这类的简单工具。任何能“砰啪”作响的东西他们都喜欢。但对燃烧弹，别看它破坏力强，他们却不相信这玩意。比如说，炸弹定时器可以在破坏者启动它之后几个小时甚至几天之后才引爆。但是，这些人对这觉得不过瘾，因为其结果难得有人看得到。
梅乐斯：《一场不同的战争》，第154页
训练游击队
在美国人看来，中美合作所的核心是它的训练项目。在中美合作所存在的三年里，共有2500个美国人轮流去中国服役，他们大多数是海军，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是训练中国游击队来与日本人作战。当然，其中有些人到了西北偏远的气象站工作，或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从事海岸监视。中美合作所绝大多数的官兵被分配到重庆城外的“歌乐山”总部，或到遍布中国各地的14个分所去，他们把类似童子军战地训练的计划与谋杀、破坏和小组作战的教程结合使用。1
虽然只有26794名学生正式从中美合作所训练营毕业，但其训练点号称为戴笠的军队培训了4万至5万名人员。2战争结束后，梅乐斯断言，中美合作所的游击部队包括9.7万名中国人员和3000名美国人员。他宣称：这支强大的力量消灭了7.1万个日本人。3
无论这些说法的可信度如何，中美合作所的美国人员认为他们在中国的主要使命是训练游击队，使之最终成长为一支地下抵抗力量，以便在美国正规军最终登陆中国海岸时向日本人进攻。考察中美合作所的每一个单位，便会发现他们所通报的敌人伤亡人数并不准确，但这绝对没有贬低自愿为这项使命工作的美国人的英雄主义精神。当这些人在回顾自己的战争经历时，他们感到的是骄傲和对部下的钟爱。由于几乎所有这些美国人在赴华工作之前都对中国一无所知，也不会说最基本的汉语，所以他们有时对环境的误解往往令人觉得可笑。我们相信，当他们中一些人后来得知，自己在中美合作所鼎盛时期，曾经参与训练国民党政权中最恐怖的，专门以绑架、酷刑和杀害等手段从事迫害整个“国统区”里的进步分子的秘密警察组织的时候，他们想必十分震惊，或者无法相信。
文化差距
美国年轻人的这种极度困惑，部分缘于他们对体型略小的中国学员们怀有的好意和长辈般的慈爱，在他们看来，这些新兵往往像孩子似的，他们一方面行动迟缓，另一方面却又极为强硬凶猛。4人们的第一印象往往是那些被中美合作所训练点招来的中国新兵们虚弱的健康状况。5
游击队新兵是戴笠从“忠义救国军”中或日本人的占领区里挑选出来的。6从上海和华东地区招来的人员明显地非常卖力，因为他们在日本人的占领区受过苦，所以复仇心切。7但从美国的标准来看，他们的体质“差得可怜”。新兵的平均身高为5.6英尺，体重是140磅。在这帮人中发生过几百例疥疮、结膜炎和溃疡等病案。8由于这些人糟糕的视力，对眼力的要求不得不从20/20降低到6/15。然而，这些人具有非凡的身体忍受力，这使人马上对他们产生好感。作为“有效的人的机器”，他们能够每天进行长达48到56公里的急行军，而且“攀登山路时几乎和在平坦弯曲的田间小路中行军一样毫不费力”。9
在教员们看来，中国新兵之所以优秀，正因为他们原始的适应力。中美合作所的训练官们经常讲起“坚韧”的中国脚，它们只穿草鞋而不穿皮底的鞋子。10他们十足的“农民劲”，正如他们动物般的野劲那样，使他们成为出色而凶狠的黑夜杀手，他们非常习惯黑夜行动。于是，美国人“对中国游击队员令人难以置信的夜视力感到惊讶。他们完全像一只猫那样能在黑夜里看得清清楚楚”。11被形容成“好学”和“精益求精”的中国新兵们，由于在使用手、脚和腿来击倒敌人方面的敏捷程度，他们很快就掌握了近距离格斗的要领。然而，这些形容针对的还是一种少年气，而非成年人的熟练。12教官们报告说，中国人“带着美国孩子在沙地游乐场上的那种兴奋”参加袭击练习。13
在年轻的美国教官们和他们的“学生”之间的文化差距非常大。语言不通一直是个障碍，在缺乏称职的翻译和地区方言繁多的情况下尤其如此。14许多教官以为自己很受欢迎，其实绝大多数只是勉强被接受而已。最糟糕的是那些认为必须“用美国军事方式来训练中国人”的教官。15
不过平心而论，美国人“把我们知道的所有技术都教给了那些接受训练的人”：单人格斗、爆破、无线电、摄影、医药，“甚至开始有点FBI的味道”。16中国人的射击特别优秀，他们兴奋地使用由美国海军提供的新式、干净、快速的武器，换下了他们以往所熟悉的过时的德国、捷克和日本武器（就更不用说生了锈的中国仿制品和老掉牙的鸟枪了）。尽管有些美国人认为他们不应当提供45口径的汤姆森机关枪，因为它们对中国新兵的平均身材来说太重了，但梅乐斯决定，每个训练班的学生在训练毕业后，都应该有扛在肩上的汤姆森机枪或30口径的卡宾枪，或者有38口径的左轮或45口径的军用柯尔特式（Colt）自动手枪。17
自然，每件武器都占据了飞往歌乐山的运输机运送给中美合作所的货物吨位的一部分。戴笠要让他所有的外勤特务至少有一把枪。梅乐斯坚持，只有在训练完成后才发枪。关于这一点，这两人在整个战争中一直持不同意见。显然这是因为美国人“不论从军事角度还是从感情上都无法理解现代武器对中国的意义”，而戴笠的人全都具有一个“中国人特有的、为得到每一件可能得到的武器的执着的渴望”。18
1945年4月一大批学生从第十班毕业了。由于美国军事指挥官无法区别中国人，他们担心美制的手枪和半自动机枪会落到那些冒充的毕业生手里。但怎么能在队列里，尤其是穿着一模一样军装的中国人中间把他们区分出来呢？巴尔的摩来的海军军医格锐夫上尉（R.L.Grief）想出了一个办法：
你们为什么不用紫药水在每个练习生的背上画个数？当每个人走出列队取枪时，你们看一下他的背后。假如背上有一个数，你们便可以确定他不是海丰警察部队的人，而是我们培训的军营战士。19
即使美国教官们能相当肯定当届学生的所属班级，但他们往往没有注意到，至少有些以前的毕业生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各训练班中重复毕业。20
训练班
中美合作所的第一个训练点设在安徽商业中心徽州以南几公里外歙县雄村的一座山庙里。与军统的培训点一样，因其地名而被训练点成员们称为“雄村班”。21一开始只有6个美国军官和美国海军陆战队巴德·马斯特斯（Bud Masters）少校手下的军人。他们的设备是从重庆用6辆机动卡车拖来的武器和军火。但据说在不远处有6000名“忠义救国军”的士兵，附近还有戴笠的2000名“训练有素”的部队士兵，他们似乎都准备好了向训练班提供受训人员，不过据报道，他们都缺乏军火和军用设备。22
中美合作所的教官们用了6个月的时间来准备一个由320人参加的有关游击战的课程。然而令人失望的是，首批新兵们都不合格。据梅乐斯回忆：
戴将军的地区指挥官们负责提供人员，但他们转而要哄骗管事的团长们把他们派往这个新训练项目。结果，起先那些被派来的人往往是其所在的部队中最无用的人。只是在我们的训练点显示了其价值并且被全面接受后，他们才把我们真正要的那种人分配给我们。23
不过，招来的新兵们搞起走私和间谍来十分拿手，他们经常去上海替美国人搞来汽油、车胎、报纸，甚至面粉口袋——梅乐斯的人用它来运送一种俗称“杰弥玛大婶”，类似面粉样、用来制造炸药的物质。24到头来，这个训练班的记录有好有坏，部分原因是日本人把300个俘虏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全都从当地迁走，导致营救美国战俘行动的失败。25
第二班——湖南洪江班，有意选在湖区，离中国海军训练学校水雷制造站不远。美国人计划使用包括海匪在内的中国内河水手和小型船只驾驶员作为海军力量。梅乐斯后来写道：“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个想法，但也从未发展过它。”部分问题是“戴将军对船只一无所知，而且他对中国海军的人没有控制力——甚至连在内地的部分，如第二班附近的也没有”。26
第三班——临汝班，亦称牛冬班，设在河南，游击队可以在那里骚扰敌人的通讯线路。他们驻扎的山庙叫凤穴寺，豫西朝拜的人都知道这座庙。由于可怕的饥荒和战火，凤穴寺曾颓败不堪。有的和尚搬到了庙的另一面，有几个年轻的难耐饥饿，索性加入了中美合作所的训练班。27
由于在战斗中装备不足，临汝班的游击队没有牵制住敌人，相反，在日本人进攻时，他们便向西逃散。但训练班本身既表明了在美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距离，也显示了军统教官们对正确的政治训练的格外强调。28
在临汝训练纵队的美国教官们的军衔都不高，在上士和上尉之间。他们都不懂中文，完全依赖从军统翻译班来的八个翻译，然而这些华侨连最基本的军事词汇都不懂。29
结果，只有几个美国军官知道学员们的强制性政治培训，明白他们四周到处是军统的特工，或者意识到禁止中国军官同他们结交的命令。30中国人都住在寺庙里面，而美国人则住在寺庙东边一块平地上建起的有12间屋子的西式房子里。他们的生活条件非常优越，还有厨师专门为他们做西餐，但他们很少与同住一个营地的中国人来往。仲向白在任临汝班政治教员的四个月里，从来没有跟一个美国人说过话。31
除了不能跟外国人结交以外，戴笠的部下也被禁止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并严禁“标新立异”。32尽管这是国民党机构，但临汝训练点不允许有任何国民党团体，包括“三青团”在内。而且，每个学员都必须写一份自己的政治背景履历，并和政治指导员详细地讨论这份履历，政治指导员还在饭桌上或类似的闲暇时刻观察学员们的政治倾向。33对军统的基本原则，如蒋介石是国家的伟大领袖，军统是全国“清白的”和“最革命的”部分，秘密特工是委员长的“耳目”，以及一个理想的军统特工必须既是个无名英雄，又要具有“革命的人生观”等等，34任何人如果有所质疑，便被当作离经叛道者，打上“标新立异”的标签。
第六班是华安班，设在福建漳州。建于1944年8月。在这之前，中美合作所参谋长李崇诗陪同梅乐斯去了福建沿海地区，军统闽南站站长陈达元秘书接待了他们。35这三位官员都认为在这个海匪和土匪出没的地区建立训练班非常重要。梅乐斯回到重庆后，说服戴笠在7月里亲自前往曾为出版中心的建阳，与陈达元和闽北站站长王调勋见面。36戴笠不仅同意建立这个新训练班，而且决定成立一个“中美合作所东南办事处”来监管上海、定海、福州和漳州这四个重要情报站。37
华安班从一开始就充斥了陈达元和雷镇钟（他们都是训练班的副主任）控制的纵队之间的派系斗争，其中一个纵队长与戴笠的私人关系使这种斗争变得更加复杂。尽管美国教官们积极努力，这个训练项目仍非常松懈。虽然雷镇钟受过军队训练，但陈达元却是个农业专家，对军事一窍不通。38军统的中国官员们还对中美同级官员的不同工资感到非常不满：前者每月200元，后者比前者高10倍。39更有甚者，4个美国人的伙食水平相当于整个纵队180个中国人的伙食。美国人对整个训练班财政上的控制，显然无助于平息中国人对这种巨大的伙食差别的义愤。40
据训练班一个后来参加了共产党的中国军官说，在1945年7月中旬的一个短战役中，华安班在向日本军队进攻时受挫。但在8月份日本人投降后，华安班占领了厦门。到了年底，训练班改编成“别动军暂编纵队”，后来它跟随陈达元去了台湾。41
除此以外，还有九个战地训练点：修水（江西）、建瓯（福建）、玉壶（浙江）、东峰（福建）、息烽（贵州）、临泉（安徽）、焦岭（广东）、港口（浙江）、梅县（广东）。但最重要的训练点是中美合作所第九班，它设在离重庆约20公里的嘉陵江畔的总部歌乐山上。42
歌乐山
歌乐山是一片丘陵地带，它分成约6公里多宽、10公里深的3个盆地。43一眼看上去，那是个“可爱的地方”，一个松树覆盖的山峦下田园诗般的所在。443个峡谷与主要的山脉形成直角，每个峡谷中小小的农庄之间有潺潺流水相连。45
从重庆歌乐山到沙磁区，毗连起伏的丘陵，广阔的山谷地带，长达13华里，纵横20余里，包括渣滓洞、梅园、杨家山、造时场、松林坡、白公馆、五灵观、红炉厂、王家院子、熊家院子、小杨公桥、朱公馆、步云桥、岚垭等地，都属于“中美合作所”的特区。46
这个秘密隐藏的营地周围有电网环绕，武装巡逻守卫，对擅入者格杀毋论。47“从步云桥到歌乐山的村落，全被封锁，不让老百姓通行。五灵观等地的居民，均被强行赶出。在特区范围内，除了持有特别通行证的美蒋特务外，一律不许进出。48误入者便被抓起来杀掉。”49
在整个战争中，戴笠的人在美国物资和资金的援助下，把梯田改造成了一片具有800幢房屋的基地。50整个基地包括兵营、操练场、兵工厂、靶场、教室、警犬房、鸽棚、无线电通讯室、一个监狱和审讯设施。51这三个平行的山谷中以最南面的为最大。52那里有戴笠的一些住所，它们是峡谷上面山坡松树林中的地中海式别墅。旁边是军统特务训练营。53中间的盆地驻扎了美国人，他们有自己干净的食堂、西式的厕所设备（梅乐斯带了一个马桶到这片山丘，让人在当地的一个陶瓷厂仿造）、礼堂和舞厅，戴笠在那里举行由“漂亮而衣着时髦的中国女郎”主持的宴会。54最后，北面也就是最小的山谷中设有一个“严酷的监狱，关于它有很多不幸的故事”。55自然，这就是在《红岩》里描述的集中营和酷刑室“白公馆”。56
在戴笠看来，中美合作所协议中最重要的条款之一，是按美国执法机构的模式对蒋介石的特工（尤其是对“刑事警察干部”）进行训练。57这个“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将使戴笠组成他自己的调查单位，从而与陈立夫中央统计局的“中国FBI”抗衡。梅乐斯意识到，在这位中国将军的眼里，这便是美国人在中美合作所训练游击队项目中最重要的交换物。58
戴将军为了实现他的愿望而不惜一切代价。针对他的这种最真挚的愿望，我们开始“试行”FBI学校的模式。于是查理·强斯敦（Charlie Johnston）少校和4个精心挑选出来的专家带着大量的设备、充沛的精力和丰富的想法到达了。59
强斯敦（在其文职生涯中他是一个FBI特工人员，后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当法律参赞）携带的专家小组后来扩展到了20多名成员，其中有前FBI特工人员、财政部的毒品稽查官、纽约市警察的排弹专家、火灾调查员、州警以及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地区检察官。60这些“摧毁和保卫”的专家们奉命采用最新技术和手段（武器、测谎器、警犬、镣铐、喷妥撒、弹道学等），在监视、审讯和情报分析方面训练戴笠的高级特务。61
后来梅乐斯坦白地承认，在歌乐山“我们从来无法把警察活动与游击活动区分开来”。62
我们的理论是，尽量训练一些人来做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既然戴笠在30年代初建立了一所警察学校，五年来一直主管这所学校，而且从理论上说，中国所有沦陷区的警察都归他指挥，所以我们必须利用他们。于是我们在重庆组织了一个班，并把沦陷区各地的警察局长召到此地，给他们开办类似的课程。63
对于训练秘密警察，他的理由是，一旦他们回到沦陷区充当傀儡警察的头目，会在拯救成百名被击落的美国飞行员方面起到关键的作用，不然这些美国飞行员就会落到敌人手里。64但不论在当时还是此前，这种解释都无法平息这样的抨击，即，梅乐斯和海军情报局用中美合作所来训练戴笠镇压异己的秘密警察，有时甚至目击了对犯人的刑讯逼供。65美国国务院和战略情报局都反对在中美合作所里组成一个“FBI的学校”来训练戴笠的秘密警察，因为这像是“戴笠赤裸裸地要确保美方对国民党的内部政治压制的支持”。66作为对这些抨击的回答，邓诺文将军通过梅泽上校命令梅乐斯把训练班“警察班”的名字改为“反间谍班”，并指示：“这个班的作用应当尽可能地针对反对敌人的活动。”67
魏德迈的担忧
魏德迈（Wedemeyer）在接替了约瑟夫·史迪威担任中国战区的美国司令后，对第九班的秘密警察训练项目感到特别忧虑。在与戴笠的一次紧张的会面中，魏德迈告诉戴笠，他对“把美国的人力和设备用在政治组织上”非常关注。68
戴笠回答说，全国军事委员会下的军事统计局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下的中央统计局不同：后者主要涉及国内政治安全，而前者则从事战时秘密活动。戴笠说，为此，中美合作所的所有资产都用在了抗日上，除了对“在海军组领导下被称为第九训练班”的间接使用以外。69
但魏德迈强硬地坚持：他的意思是“不想让在中国战区里的任何美方人员或军事设备用于政治组织”。魏德迈和他的人员还对戴笠关于军统致力于军事目标的说法提出质疑。当代表魏德迈的G—2的海军中校阿格纽（Agnew）问“杀害叛徒是政治还是军事性质”时，戴将军说，那是军事性的，因为这直接影响到抗日行动。但魏德迈不以为然：“这恐怕是政治性的，除非能把对待日本和共产党之间截然区分开。”70
换句话说，除非戴笠能够证明，被军统杀手谋害的共产党人是在为日本人服务，不然这种恐怖主义行动就是出于政治目的，被用来对付蒋的内部敌人。在这方面，魏德迈更加明确地指出“他不同意美国人卷入任何杀害或惩罚中国人”的行动。而戴笠只是简单地回答说：“没有任何美国人会被要求那么做，他们的工作是训练中国人来做。”71
他们的确训练了那些人，尽管梅乐斯知道国务院对此表示反对。72事实上，中美合作所的训练班不仅继续培养毕业生，而且根据联合协议第十七条的规定，美国海军还同意为40个由戴笠精心挑选出来的军统学生到美国深造，提供衣食住行和学费。73无须赘述，这项计划直到日本投降后才开始执行。74
美国特别行动官员为了收集情报而训练警察，可到头来却被指控为同右翼独裁政权相勾结，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合作所训练戴笠秘密特工的项目都曾使战时美国情报机构的努力成为赤裸裸的犯罪行为。75“既然戴笠的许多职责中也包括蒋的军事情报头子，与他进行部分的技术合作是不可避免的。但中美合作所似乎远远地超出了这一点。戴笠很快就毫无顾忌地利用空运到歌乐山的美国武器来同新四军和其他爱国游击队作战。而梅乐斯的人则企图为戴笠的政治名声涂脂抹粉。”76
中美合作所
二战结束后，中美合作所的美国退伍军人——“稻田海军”的“老虎们”——以中国游击队教官为荣，他们作为国民党军事情报局的客人到台湾，去纪念他们的“后方公爵和永久的船长”米尔顿·梅乐斯与“大老板戴笠”的亲密关系。77大多数人对这个机构的黑暗历史似乎一无所知，然而在太平洋战争期间进步记者的笔下，以及在朝鲜战争时这段历史被反复宣传提及。正如麦克阿瑟将军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漫画中被描绘成一个外国魔鬼那样，中美合作所在当地的训练点被形容成美国对中国的入侵地，那里的人是强奸中国妇女和屠杀中国最优秀最开明的进步人士的野蛮动物。78
离西安附近的胡县东北处几英里处是中美合作所训练班，它由中国的“希姆莱”戴笠和美国人联合主办，自1945年以来，在西安被捕的爱国者们被蒙上眼睛或装在大麻袋里带到此地。农民们清楚地记得那些受刑的爱国者们撕心裂肺的叫喊声。这个地方一直被荷枪实弹地守卫着。没人敢走近它。县城解放后人们发现所有的囚犯都被国民党特务冷酷地杀害了并留下了成堆的尸骨。79
最声名狼藉的地点是歌乐山，后来共产党在那里建了一个博物馆，里面有一个堆积了94具尸体的坑，尸体上带有美国马萨诸塞州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制造的镣铐。80
据歌乐山的导游说，在歌乐山对进步人士进行“审判”时，梅乐斯在审判席上坐在戴笠的旁边——判决有时是建立在美国人逼出来的供词上的，这些美国人对受审的犯人用测谎器，或用喷妥撒注射进血管，使犯人失去控制力而说真话的方法。81主要的审讯中心设在带有20间房屋的白公馆——据说其所处的位置也是唐朝诗人白居易故居所在地——后面的一连串山洞里（里面据说有一个镪水池82）。据中美合作所集中营16个幸存者之一说，白公馆是一个阎王殿，不幸的囚犯们在这地狱里“经受了48种刑法的7种”。83
岩洞本身被形容为一个“渣滓洞”，它本来是个煤矿，由17个长方形的牢房组成，15个男牢，2个女牢。门楣上写着戴笠的手迹：“你的青春会过去，永不再来。想想你的处境，你还有多少时间。”84作为答复，囚犯们在牢房的墙上写道：
燃烧的烙铁烤焦了我们的胸膛
削尖的竹签穿透了每一个指甲
冰水灌进了我们的鼻孔
电流击毁了我们的身体&&
在地狱邪恶的火焰中
人得到锤炼
直到他的意志
成为金子一样坚硬光亮。85
当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逼近重庆，并以出乎任何国民党指挥官意料的速度前进时，歌乐山监狱的看守们得到枪杀所有囚犯的命令。在这之前白公馆里已不断有枪杀：犯人被带到楼下，遭到机枪扫射。1949年11月27日的晚上，看守们在院子里焚烧中美合作所的文件，犯人们被带到了楼下的牢房。据幸存者之一回忆：
指挥官到了后，士兵们很快就在牢房前携冲锋枪列队。哨声响了。士兵们把他们的枪插进了牢房门上的方形窗口里开了枪。我们唱起了《国际歌》。有的喊起了口号咒骂蒋介石，开枪持续了约20分钟，直到歌声和喊叫声渐息时才停住。这时又响起了哨声。士兵们绕到后面，穿过后窗又扫射了几分钟。指挥官喊了停火。特务们进入牢房，对着囚犯的脑袋开枪。我在一个角落里，冲锋枪的子弹只伤了我的一条腿。对我脑袋开的枪没有击中，我就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他们以为我们都死了，但30多个人还活着。我们穿过牢房的门，冲到了院子里。约19个人在那儿被枪杀了，但我们14个人从墙洞里逃了出来。86
尽管到了那时中美合作所在形式上已不复存在，它的罪迹却被共产党关于歌乐山的最后大屠杀的故事永久化了。1949年11月27日，人民解放军到达的前夕，中美合作所训练和武装起来的警察们枪杀了两个监狱的囚犯，然后把他们的尸体与合作所的文件一起焚毁。87就像上海报纸在朝鲜战争期间的反美高潮中说的：“法西斯秘密特务组织的总部中美合作所，由美国海军梅乐斯和中国的‘希姆莱’戴笠联合领导，以美国发明的酷刑和屠杀而闻名。”88
中美合作所的训练项目也为后来中央情报局（CIA）资助下的类似秘密特务活动开了先例。毕竟，CIA的运作方式是在全世界训练秘密警察，尤其是60年代在拉丁美洲。89至少有些在巴拿马运河区由“国际发展署”和“美洲学校”主办的警察训练项目发出的回声，与战时美国在华的中美合作所“稻田海军”的经历产生着共鸣。90
注释：
1 Deane, Good Deeds and Gunboats, p.118。中美合作所的学员们接受了实施破坏方面的指导，其中包括如何使用手榴弹、地雷、诡雷和公路地雷等。这些都是危险的课程，有时会发生死亡事故。Miles, Personal Papers, Box 5, p.4。
2 Deane, Good Deeds and Gunboats, p.118; Miles, Personal Papers, Box 5, p.13。国民党的中国资料声称，在1943年至1945年之间有49180名战斗人员在中美合作所接受训练。“国防部情报局”编：《中美合作所》，第15、46、56、60页。
3 他继续说道，这些国民党力量的残余仍旧在共产党控制的大陆上斗争——这一宣称反映了梅乐斯本人的反共狂热，也反映了内战前夕中美合作所的一些单位确实与戴笠的人一起向共产党游击组织发动进攻的事实。“那些对日作战的胜利直接归功于由戴笠在杭州训练出来的警察局长们领导的中国警察部门，而且我认为他们仍然在活动。我不敢肯定中国共产党是否杀害了所有这些警察局长。即使没杀也该杀，因为那些人依然忠实于戴笠和我，虽然戴笠死了。”Miles, Personal Papers, Box 3; Address to the New York State Police Chiefs Conference, p.182。中国共产党的资料宣称，大量的证据表明，戴笠受过美式训练的游击队曾被用来打击新四军组织。《戴笠之死》，第7页。
4 面对中国人表面上的粗野，坚持按自己速度办事的美国教官们往往迟疑不决。一个话很少、说起来很慢但课教得很好的美国教官说：“你不能支使一个中国人，你不能催促他。一些美国人花了很长时间才懂得这一点，但你可以是他的朋友，走在他前头，引导他！”Miles, Personal Papers, Box 5, p.14。
5 第一训练班的首届游击队学员们在行走了几百里路后就落伍了，因为他们脚上起了水泡，鲜血淋漓，许多人虚弱得连枪都扛不动。Miles, A Different Kind of War, p.153。
6 “接受训练的中国人员从未短缺过。中美合作所的招生人员会装扮做苦工样，勤快地穿越日本人的封锁线到中国地方官那儿&&要求这些地方官帮助提供合适的年轻人。”Miles, Personal Papers, Box 5, p.1。
7 根据中美合作所的记录，这些人主要都是苦工、农民以及“那些在游击队编制中看到有基本衣食的保证，并能首次和敌人势均力敌作战的机会”的小业主们。Miles, Personal Papers, Box 5, p.1。
8 临汝训练营10％的新兵因患严重疥疮而无法行走。Report of Major Arden W.Dow to director of OSS, CBI Theater, 20/3/44, OSS Papers, p.8。
9 所有这些都是在伙食极为糟糕的情况下进行的：每日两顿米饭（其中的一顿有个素菜），每周一次猪肉。Miles, Personal Papers, Box 5, pp.2—3。
10 同上书，第3页。美国官员声称，中国人把拥有皮鞋看作一件“有面子”的事。中国人抓住一个日本士兵后，皮鞋是最先缴获的战利品之一。
11 同上书，第3—4页。考金斯（C.H.Coggins）中校也是一位海军军医，他认为“他们卓越的夜视力是幼年在一没电二没灯、像烟囱一样布满烟灰的屋子里长期生活的结果”。
12 对教员们来说，这些中国新兵们“好像把这种训练只当成一个大玩笑”。许多人在课堂上睡觉，在书面考试中作弊，未经允许就把武器拆散而丢失了弹簧和枪拴，还有“随意旷课”的。Report of Major Arden W.Dow to director of OSS, CBI Theater, 20/3/44, OSS Papers, P.9。
13 同上书，第2、4页。
14 Miles, Personal Papers, Box 5, p.13。在战争中除了学工程和外语的以外，很少有中国学生被挑选出来。1941年秋，每个大学外语系的三、四年级学生都被招来自愿为中国空军的美国飞行员当翻译。其中有些人后来替军统工作。到了1944年当翻译的学生数量达到3267人。Chang and Meyers, The Storm Clouds Clear Over China, p.276。
15 Miles, Persorlal Papers, Box 5, p.13.
16 但重要的密码得到谨慎的保护。Miles, A Different Kind of War, p.143。
17 同上。美国枪给了中美合作所的新游击队员们“个人的自豪和勇气，在其整个装备中要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加能激发其斗志”。但据道（Dow）少校（戴笠在1944年2月29日访问临汝训练营后，他是该训练点的指挥官）说：“戴将军和他组织里的人只对一件事情感兴趣，那就是得到尽可能多的武器和设备。我相信，由我们美国人提供的训练只是得到更多装备的一种掩饰。”Report of Major Arden W.Dow to Director of OSS, CBIT Heater, 20/3/44, OSS Papers, p.9。
18 Miles, Personal Papers, Box 5, p.10.
19 同上书，第11页。在867个受训的毕业生中有757人被授予枪支。
20 在北京长大、中文非常好的班克斯·豪考姆（Banks Holcomb）起码发现过一次，一些从中美合作所歌乐山毕业的人以前曾经受训过。Personal Communication from John Stewart Service。
21 第一训练班刚设立，美国人就听说英国指导的游击队训练点就在附近，后来他们搬到了福建浦城，直到战争结束。Miles, A Different Kind of War, p.150。
22 同上书，第127页。梅乐斯与戴笠谈了之后便与华盛顿通话，要求向歌乐山的训练班运送弹药、枪支、破坏用燃料及舷外发动机。但这些物资两年后才运到中美合作所。
23 同上书，第149页。
24 同上书，第152—153页；Lovell, Of Spies and Stratagems, p.48。
25 日本军事情报机构起码早在1944年4月就知道中美合作所训练点的存在。Miles, A Different Kind of War, p.16。
26 同上书，第157页。
27 仲向白：《我所知道的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第三班——临汝训练班》，第126页。
28 同上书，第127页。除了由文强率领的从军统华北站来的一批助手以外，临汝班的大多数为中方服务的官员都是军统直接分配来的。只有一小部分少校军衔以下的军官不是从军统来的，但他们逐渐都参加了军统。
29 同上书，第128页。
30 中美合作所的有些美国官员抱怨中国人的训练课程把每三个月中的一个月拿来作政治训练。后来梅乐斯和戴笠达成的妥协是，把政治训练课放在下午。Miles, Personal Papers, Box 5, Training of Chinese Guerrillas, p.8。
31 仲向白：《我所知道的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第三班——临汝训练班》，第130页。
32 同上书，第129—130页。
33 同上书，第127页。临汝学员的文化程度有很大差别。有些人是文盲，有些是中学毕业生，还有不少人上过大学。
34 同上书，第130页。由于仲本人在这些方面的不足（也许是有意在共产党读者面前打掩护），他不得不离开训练班，到洛阳干不太敏感的工作。同上书，第131—132页。请注意，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全世界充满了秘密特务。“为了扬名或者发财，有名无名的秘密特务们恬不知耻地渲染自己战时的历险记。”当然，这些人物中的一个，便是邪恶的傅满洲。Miller, Shanghai on the Mètro, p.11。
35 同上书，第150页。汤淘：《中美合作所第六特种技术训练班内幕》，第148—149页。汤淘虽然不是军统成员，但他与军统人员密切配合，逮捕共产党地下特工，并被军统列为“外围分子”。李崇诗在抗战后成了军统上海站参谋。程一鸣：《对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的补充、订正》，第246页。
36 英国军事情报机构通过他们的中国站对这一企图有所风闻。MI 2/1753, in WO 208—2874, British War Office Records(London:Her Majesty’s Public Record Office)。
37 这些情报站分别由庄心田、张元、王调勋和陈达元任站长。军统还在福建沿海设立了一些气象站、水文站和电台，并在建阳回龙寺和东峰各建了一所美军招待所，在建阳成立了一个中美所运输总站，由姜守全任总站长。为了替美国人可能发动的登陆做准备，训练班从上海以南到香港做了“也许是有史以来最全面的中国海岸观察”。Durdin, U.S.“Cloak and Dagger”Exploits and Secret Blows in China Bared, p.5；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11页；Secret Memorandum to Mr.Grew, 28 June, 1945 in Confidential U.S.State Department Central Files(China, Internal Affair), 1945—1949。
38 汤淘：《中美合作所第六特种技术训练班内幕》，第153—154页。
39 同上书，第156页。汤淘对美国士兵的淫乱大作文章。虽然他没有提到强奸或其他性行为，但妇女们是他们“凌辱”和“纠缠”的对象。
40 同上书，第155页。
41 同上书，第160—162页。当陈达元和他的部队占领厦门时，前汉奸和日本间谍林一平（即林顶立）给了他一个住处。
42 另外还有一个外围的第九班，即福建的东峰班。四川的歌乐山驻地由戴笠亲自领导。由于戴笠经常不在，临时主管官员是潘其武。Caldwell, A Secret War, p.65。
43 中美合作所的第一批人员于1942年10月l日驻进歌乐山。Miles, A Different Kind of War, p.97。
44 但是，天气不作美，山谷的气候简直“可怕”，这也是为什么美国的一些服务人员把它叫作“死谷”的原因。白天的气温可达摄氏40度以上。Caldwell, A Secret War, p.71。关于该地点的出色描述见Carter, Mission to Yenan, p.162。
45 Caldwell, A Secret War, p.62—63.
46 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06页。
47 这个地点如此隐蔽。美国观察家们只是在美国海军人员偶然在重庆出现随即神秘地消失了之后，才意识到它的存在。“日本人完全知道，但是对美国和中国政府官员来说这却是一个绝对机密。”有一天晚上东京电台广播了在歌乐山的美国高级官员名单。“日本人能获得这一情报，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戴笠组织中的人泄露出去的。”Caldwell, A Secret War, p.61。
48 关于越界的最耸人听闻的案子涉及了4个中学生，他们在转悠时误入该地区，被抓了起来。在他们“失踪”的那段时间里，他们受到酷刑折磨，并被一直关押到1949年11月27日，最后在白公馆被杀害。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06页；天声辑：《美帝直接指挥的“中美合作所”》，第84页。在小说《红岩》里，他们所经受的折磨，通过对小说人物胡浩的悲惨描写表现了出来。
49 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06页。戴笠坚持，包括美国服务人员在内，任何人一离开歌乐山就不能再进来。Caldwell, A Secret War, p.62。歌乐山地点一建立，磁器口就设立了一个表面上像是个普通商店的哨所，一过哨所便是公开的警卫线。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65页。在歌乐山工作的人，如维修工、造纸工、鞋衣厂家、医院的技工或学校教师，所有的人都必须持特别通行证，或永久地居住在里面。这些人大多数是死亡军统特工（包括被戴笠杀掉的特工）的家属。Miles, A Different Kind of War, p.63。
50 Miles, A Different Kind of War, pp.83—84.
51 1949年后，中美合作所机构的中央部分被改造成一个“美蒋罪行展览馆”，其中包括重建的牢房、酷刑室和一个据说用来溶解尸体的酸池。Deane, Good Deeds and Gunboats, p.116。
52 Caldwell, A Secret War, p.75.
53 天声辑：《美帝直接指挥的“中美合作所”》，第84页；Caldwell, A Secret War, p.75。
54 Smith, OSS, p.65。梅乐斯在戴笠的同意下坚持：在宴会和舞会以外，美国人和中国女人之间不能结交。这些女人大都是军统特工的家属，她们奉命在圣诞节这类特殊场合打扮起来招待西方人。Miles, A Dirrerent Kind of War, pp.138—139, pp.141—142。梅乐斯还强加给美国人一种貌似平等实则天真、无意之中居高临下的规定，要求他们必须像传教士那样遵守东方习俗。他鼓励这些西方人练习像中国人那样走路和蹲着，而不用椅子；让他们和中国人一起随便而自然地吃饭。他们没有自己的俱乐部，没有烈酒，被鼓励喝茶而不是喝咖啡。说脏话会受到批评，每说一个脏字会被罚款大洋一元。同上书，第140页。爱国者们对美国人把农民从特区赶出去的事实大作渲染。天声辑：《美帝直接指挥的“中美合作所”》，第83页。
55 Caldwell, A Secret War, p.75; Walker, China’s Master Spy, p.165.
56 这个同诗人白居易联系起来的山间别墅，据说实际上是四川一个姓白的军阀建造的。在它变成军统的监狱后，许多原关在息烽的犯人被转移到此地。新四军叶挺将军曾经被关押在这里的洪炉厂，中共华南局书记廖承志也曾被囚禁于此。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19页；沈醉：《军统内幕》，第123页。
57 顺便提一下，在陈可友（中国的福尔摩斯）成为南京第四区队指挥之前，曾在此受训。他在战后在某市担任警官。陈是他女儿写的《昙花梦》一书主人公的原型。陈可友于1985年退休，住在福州。陈彬：《沉寂三十五年的“中国福尔摩斯”》，第70页。
58 沈醉：《军统内幕》，第238页。
59 Miles, A Different Kind of War, p.147.
60 歌乐山的学校于1943年9月13日开办。到了1945年，50座楼房里共有40多个教官。Lieut.Cmdr.Charles S.Johnston, War Diaries Relating to Police and Investigation Unit OSS Papers, p.6;Aldrich, Intelligence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pp.271—272。
61 Miles, Personal.Papers, Box 3, “Address to the New York State Police Chiefs Conference”, p.174;Walker, China’s Master Spy, p.163；天声辑：《美帝直接指挥的“中美合作所”》，第84页；Deane, Good Deeds and Gunboats, p.118。与此同时，梅乐斯于1943年春天在第九训练点又设立了第二个高级训练项目，专门培训中国教官，以便在教授特别行动方面协助美国教官。这个“助教人员训练班”中的每个学员都曾毕业于军统自己的训练班，他们把这个干部训练班叫作“梅乐斯训练班”。该班的毕业生每人被授予一把刻有“梅乐斯赠”字样的短剑。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11页。
62 Miles, Personal Papers, Box 3, “Address to the New York State Police Chiefs Conference”, p.181.
63 同上书，第180页。
64 同上。显然，梅乐斯对此也有他自己的顾虑，尽管和学校在他心目中的重要性相比，这种顾虑最终让了位。在第九班开班的那个早上，他给梅泽（Metzel）上校写信说：“我不能低估（为犯罪调查学而）继续开办这个学校的重要性。它所具有的政治含义是无法在纸上充分表达的。它对目前的战争和战后的发展，在中国和美国都有巨大深远的意义&&其复杂性对我来说是巨大而可怕的，但我相信会非常值得。”Schaller, The U.S.Crusade in China, p.240。
65 中美合作所的美方人员对后一点表示否认。“但我从来没有见到任何酷刑的证据&&而且我接连几个星期一天到晚与戴笠在一起。”“我们纽约市警察局在中国的专家们说他干的与纽约的‘招供部’没什么两样。”Walker, China’s Master Spy, p.165。
66 Smith, OSS, p.254。史迪威派约翰·戴维斯（John Davies）向梅乐斯抗议第九班的开班。梅乐斯表示，史迪威有本事可以去向战争部、国务院和海军司令部告状。OSS也对此表示了不满，但训练班还是继续培训戴笠的特务。Schaller, The U.S.Crusade in China, p.240。
67 R.Davis Halliwell to General W.J.Donovan, “‘Police Unit’under SACO”, OSS Papers, 21/1/44.
68 魏德迈明确地说，他对第九班的调查与战略情报局无关。相反，他对战区的组织和协调的调查是经过委员长赞同的。“Minutes of Meeting with General Tai Li”, 30 January 1945, U.S.Army Headquarters, Chungking, China, pp.4—5。
69 同上书，第5页。
70 同上。
71 同上。魏德迈对戴笠说：“他也不要美国人充当针对中国人的密探。”
72 Miles to Colonel Sin-ju Pu Hsiao, Washington, D.C., 5/2/46, Miles, Personal Papers, Box 5.
73 Lt.Commander Roy D.Stratton and Commander T.B.Nicken, “Chinese Students To Be Sent to America at Navy Expense”, Miles, Personal Papers, Box 3, 15/2/45。他们中的1/3是学习警察手段，其他2/3学习财经、运输和商业管理等对中国战后建设有用的课程。海军方面估计，这个项目每年的经费（将从海军经费中支付）约为18万美元。
74 到了1946年3月，有20个学生集结上海，另外20个在内地等待批准。“中美合作所协议第十七条——支付与电离层项目有关之费用。”Miles, Personal Papers, Box 5, 20/3/46。海军支付给戴笠184260美元，算是来自海军工作资金的款项。军统挑选的特务中有郑锡麟、毛万里、董益三、李济中、黄加持、李人士、乔家才、刘镇芳、鲍志洪、聂琮等。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69页。
75 “我认为，从美国的利益来看，中美合作所是一个灾难。”Caldwell, A secret War, p.45。
76 Epstein, Unfinished Revolution in China, p.350。并见Death of Tai Li, p.91。戴笠对文强说，“皖南事变”之后蒋介石召开过一个绝密会议。会议的要点可以用其保密记录中的一句话来概括：“打才有出路。”文强：《戴笠死前二三事》，载《中报》，1989年7月23日。
77 SACO News, 13:15—22(March 1996)及15:42(Sept 1997)。尤其是：“General Dai Li, One Hundred Years”, SACO News, 13:5—14(March 1996)。
78 People in Shensi Recall U.S.Crimes with Hatred, p.3.
79 同上。外国左翼记者们认为中国政府在西安的军事学校是“反共封锁和戴笠的盖世太保的大本营”。曾在日本人占领的上海当汉奸的合众社前中国记者艾美瑞·安（Emery An），在西安军校主管英语教学。Epstein, Unfinished Revolution in China, p.315。
80 Deane, Good Deeds and Gunboats, p.122。第恩这么描述他参观坐落在重庆外的博物馆：“我们转向一个角落并看见了刑具——钉入指甲里的竹签、据说是美国制造的一条软钢鞭、一个用于‘披麻戴孝’刑罚的布满钉子的棍棒&&据说戴笠的审讯人员夸耀说他们能让一个骷髅开口。”同上书，第120—121页。
81 Deane, Good Deeds and Gunboats, p.121。请见《红岩》里在折磨成岗一节中对“一个高个子、身穿白大褂、金发碧眼、鹰勾鼻子的人”的故事性描写。一个指点中国审讯者的、有一双灰蓝眼睛的金发魔鬼，被描写成装扮成医生的美国人。在描述用刑时，作者不断影射医生和药品。Starry, The Body in Pain, pp.41—42。
82 Starry, The Body in Pain, pp.40。“在施刑中，世界缩小成一个单间或一系列的房间。在希腊叫做‘客房’，在菲律宾叫做‘安全房’，人们常常给刑讯室起的这类名字，唤起并引起了对通常情况下存在于人类避难所的慷慨而文明的冲动的注意。他们唤起对这种冲动的注意的目的，仅仅是将其作为灭绝它的前奏。”
83 “Pai’s Mansion Pogrom by SACO Told by Survivor”, p.2。中国人后来被告知，这个人间地狱是戴笠和梅乐斯合伙建立起来的。下文将会提到，这16个囚犯在被争取过来的看守的帮助下，于那个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之夜逃脱。
84 Deane, Good Deeds and Gunboats, p.123.
85 同上书，第124页。
86 Fu Boyong’s Account, in Deane, Good Deeds and Gunboats, p.123.
87 Deane, Good Deeds and Gunboats, p.116。关于屠杀的故事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又被重新提起：1950年7月16日，在北京和重庆举行了悼念大会，哀悼“分别于1946年7月11日和15日在昆明被杀害”的中国民盟成员李公朴和闻一多“以及其他20多个在重庆附近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被屠杀的”烈士们。Shanghai News, 15/7/50, p.2。关于闻一多被杀象征了“汉口统一战线精神”的泯灭。见MacKinnon, The Tragedy of Wuhan, p.942。
88 Shanghai News, 31/2/50, p.4.
89 Agee, Inside the Company，全书。
90 当第一个警察项目于50年代中期开办时，梅乐斯准将是巴拿马运河区的司令。对于相信“阴谋”说法的左翼人士来说，这足以证明中美合作所长期的邪恶影响。而梅乐斯准将后来于1958年在智利任海军武官的职位似乎又肯定了这一点：在那里“他又一次为反对革命而贡献力量，开始收集一个年轻有为的社会党政治家萨尔瓦多·阿联德（Salvador Allende）的档案”。Deane, Good Deeds and Gunboats, p.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