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乐斯是个非常阴险狡诈的人，也是一个中国通。他在和戴笠“合作”的几年中，主奴关系是处得非常之好的。主子对奴才是宠爱备至，使得奴才们也恭顺异常。他很了解戴笠的为人，表面上是好胜逞强，骨子里又是另有一套。所以每次他和戴笠在有军统大特务参加的会议上，从不直接给戴笠下不去。每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而要坚持他的意见时，他总是用“让我考虑一下”这句话敷衍过去，等到他回到办公室，便立刻以书面的备忘录通知戴笠。戴笠接到这类与他意见完全相反的通知，有时虽然还要发一下脾气，但过了一会儿便得完全依照这一通知去办，不敢坚持自己的意见。因为梅乐斯从来不当着戴笠的部下给他难堪，所以戴笠便往往可以向部下夸口他和梅乐斯之间不但完全平等，有时梅还得听他的。其实天晓得，我在那几年中从来没有看到哪一件稍许大一点的事戴笠能自己做主而不听梅乐斯的话的。
沈醉：《军统内幕》，第266—267页
海军的关注
沈醉急于把戴笠描绘成一个对美国服从的人，但他对他身为军统头子的前上司跟美国海军官员梅乐斯之间关系的形容并不准确。梅乐斯从一开始就对戴笠作为中美合作情报业务的无可争议的领导表示坚决支持。这种支持不仅意在对战时合作中的中方利益的认可，而且也确认了他自己作为海军官员在中国舞台上的关键角色。1美国军方尤其是情报局和美国陆军的确曾极力表明，在戴笠的军统和美国之间的共谋，第一个就是海军事务：
珍珠港事件之前，肖勃少校向美国信号团建议提供信号通讯方面的帮助。这个建议被束之高阁。珍珠港事件之后不久，有人找到陆军G—2，但谈判没有成功。这以后又有人与美国战略情报局（OSS）和海军情报局（ONI）联系。但结果不了了之，因为OSS和ONI都各有自己的打算。与海军准将梅乐斯有八年交往的肖少校与梅乐斯准将在一次鸡尾酒会上谈论了关于在中国沿海组织海上袭击的事。梅乐斯准将向莱希上将报告了这些建议，后者立刻予以准许。总司令也批准了。2
其次，根据梅乐斯准将接受的、美国政府批准的条件，包括情报局在内的中美合作所几乎完全服从于中国秘密特务头子的领导。正如邓诺文（Donovan）将军对总统罗斯福说的那样：“根据中美合作所的规定，我们于1942年4月到中国，但只作为戴笠将军的中国情报机构的伙伴&&对戴将军来说，创建中美合作所是一个接受物资援助的机会，同时亦可得到保证，如果情报局必须得到中国认可，那么起码所有的活动都得在他的控制和持续的监视之下。”3
成立中美合作所的初步措施，是在美国对日宣战后于华盛顿开始的。美国海军的当务之急是绘制太平洋中西部的气象图：这个任务要求来自亚洲大陆气象站的气象数据。当肖勃和梅乐斯在华盛顿某旅馆的一次鸡尾酒会上首次讨论成立中美合作所的问题时，这两人考虑了以美国人向国民党交换通讯情报来换取在中国建立气象站的合作，地点包括中国北部和西部在内，那里最适于观察西伯利亚和戈壁滩的气象模式。那次初步会面之后，梅乐斯征求了上司们的意见，并获得了他们对这个起初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计划的赞同。但肖勃却在其中预见到了更远大的机遇，于是他通知了重庆的军统。在蒋介石批准了戴笠与美国人建立关系后，美国使馆武官们和军事统计局的一组中国官员们之间，才举行了一系列更加正式和高层次的会谈。4
梅乐斯的中国使命
梅乐斯于1942年4月5日离开纽约，由西向东飞往中国。同机的还有埃德加·斯诺及各种军事人员。他们在巴西短暂停留，然后穿越大西洋到达非洲，直至开罗，再到卡拉奇，又途经孟买、科伦坡和加尔各答。在那里，从新德里与美国高级专员开会回来的海军陆战队上校麦克修（Mchugh）、驻重庆海军武官及美国大使高斯（C.E.Gauss）又加入了这一行列。5他们乘坐的飞机是中国国家航空公司最后一架经曼德勒飞进重庆的飞机。飞机在昆明着陆，然后在嘉陵江上空惊险地飞行之后，最终到达重庆。6
在茅草盖起的海关棚子里，一名官员将梅乐斯拉到一边，问他是否认识肖勃。那人显然是戴笠的特务。在他把梅乐斯从其他旅客中拽走之前，麦克修上校向梅乐斯表示愿意用自己的房子来接待他。但梅乐斯已经决定与使馆人员和阿尔冈·路瑟（Alghan R.Lusey）领导下的情报局使团保持距离，于是他跟着戴笠的司机去了当地的一个旅馆。7
梅乐斯一到重庆便处于军统的监视之下。接送他到使馆并最终送他去拜访杨宣诚将军（中国军事情报头子）的褐色雪佛兰（Chevrolet）是军统的车子，司机也是戴笠的特务。这辆车还带梅乐斯、麦克修上校和杨宣诚将军去了戴笠的一个秘密住宅：“一个有点像迷宫的房子”，到了那里，杨将军就把美国人交给了军统的一个助手，然后识趣地离开了，这使梅乐斯感到意外，因为严格地说杨的军衔高于戴笠。穿过一个又一个狭窄的通道后，他们终于被带到了一个客厅，被告知在那儿等着戴将军。8
将军只让我们等了不到一分钟，便带着微笑进来，露出了一嘴金牙。他是一个略显壮实的人，没我那么高，大约5.7英尺。他穿一身中山装式的黄马裤尼便服，上装扣到脖下，烫得非常平整，有一个高翻领。我觉得，他比肖少校给我看的照片要年老些。我所见到的照片中没有一张暗示过他那双分得很开而且犀利生动的黑眼睛。他说话很快，常常讲对我来说不知所云，甚至连麦克修也不熟悉的方言。但那个与将军一起进来的翻译轻车熟路，使我们的谈话十分顺利。我随身带了两件小礼物：一件是为肖少校带的Minox照相机，另一件是我给戴笠的个人礼物——一把38口径的短管自动手枪。它与我携带的那把完全一样，他立刻佩戴上了。9
会见中，梅乐斯感到自己一直被戴笠审视着，他尤其对美国海军军官们在科伦坡滞留感到好奇，那里是英国的盟国中国—缅甸—印度战区总部的所在地。梅乐斯后来意识到，这说明戴笠对美国人可能很接近英国情报机构而感到担心，后者在那时刚被挤出中国。10显然，梅乐斯让他的主人放心，特别是在他表示想让将军替他在中国人控制的领土上安排旅行时。因为戴笠在结束谈话时向他保证，等原来的人一腾空，就会给他一个单独的住处。11
几天后他拨给梅乐斯住的公馆正是“神仙洞”：原重庆市市长的住宅，先是让雅德利住，后来成了重庆警备司令的公馆。梅乐斯搬进神仙洞（就像刘镇芳所翻译的那样）的那天，他应邀参加戴笠将军的全局大会。中美双方交换气象报告、电台侦收情报以及在内陆水域布雷的计划的活动正式开始，并得到认真的实施。12
不久，戴笠为梅乐斯举行了必不可少的欢迎仪式，梅乐斯再次提出要在中国控制的地区和敌后至沿海地区旅行。戴笠的反应非常积极，因为，他把这看作是一个既能向梅乐斯显示军统统治的威力，又能将他们的合作计划推向崭新方向的机会。梅乐斯提出偕前上海全球无线电记者、现又代表重庆的阿尔·路瑟同行。戴将军想必对此感到扫兴。但他最终向梅乐斯保证，旅行的邀请也包括路瑟，同时做出了一系列安排，坐卡车或步行穿越东南部的悬崖峭壁到达福建省多岩石海岸的艰苦跋涉，由戴笠本人亲自带队。13
中国沦陷区
虽然梅乐斯很容易对一切产生好感，但戴笠在前往中国沦陷地区的旅途中仍然表现出色。日本人也许在白天控制了主要的通讯线路和城镇，但到了黑夜，在他们四周环绕行动的往往是走私大军、海盗、地方抵抗分子和向军统提供信息和资助的难民们。在绝大多数村镇里，地方执法当局表面上都支持汪精卫伪政府，但他们的警察头目往往都是军统体系的人，要不就是通过战前戴笠主办的警察训练班而认识军统的人。14尤其是在华东地区，戴笠有他自己的“忠义救国军”，其司令靠他提供物资和设备。当日本军队从密探那里得知附近有国民党军队和西方观察家，准备对其进行包围时，戴笠总是及时听到风声而得以转移到他们在沿海的另一个安全据点去。15
在仙霞岭以南，即戴笠的家乡保安镇所在的浙江边界对面的福建南部的浦城，日本人差点把他们抓住。日本飞机开始轰炸这个镇子，迫使戴笠他们放弃了驻地，在夜幕的掩护下躲进一片稻田。轰炸机飞过之后，戴笠转向刘镇芳，要他对梅乐斯——中文译名梅深冬——提出一个建议。16
告诉梅深冬，我想让他武装我的5万游击队并训练他们与日本人作战。他行不行？&&美国对中国有很多需要：为你们的飞机和海上的船只导航的西北气象报告，关于日本人的意图和行动的信息，我们运河里和海湾的地雷，我们在海岸对船只的观察还有发送这些情报的电台&&我有5万优秀的人&&他们是从最恨日本侵略者的人中挑选出来的，但他们只有土造或者缴获的武器，而且大都没有受过训练。但如果我们能够满足你们的需要，那么你们的行动则要受到保护，而你们的人手不够。所以，我的人若能够武装起来并且受到训练，那他们不但能够保护你们的行动，而且也能够为中国效力。17
梅乐斯（他拒绝了戴笠给他一个中国军衔的提议）对此很感兴趣。戴笠等于是在提议建立一支5万多人的中国游击队，由中美联合指挥。路瑟对此感到怀疑，他主张谨慎从事，在与蒋介石的这个声名狼藉的特务头子进行合谋之前，应先得到华盛顿的批准。18但梅乐斯认为他接受的“骚扰敌人”的命令就包括这一类的互相合作，而且戴笠既不是一个刺客也不是“一个使任何美国人都会感到耻与为伍的中国OGPU（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又称‘格别乌’）头子”。于是梅乐斯决定开始这项计划。19
中美会谈
虽然梅乐斯一行人的海军先遣队是在1942年9月到达重庆的，但戴笠和梅乐斯之间的正式会谈直到冬天，等这两人在戴笠磁器口的别墅里会面时才开始。20军统这方面要求通讯设备、美国武器和交通工具，以及人员训练。梅乐斯同意了（他于1942年9月22日被正式任命为美国情报局远东协调员）。双方让美国把气象人员和设备，连同武器（史密斯和威森左轮手枪、可特45口径自动武器、汤姆森冲锋枪等）及给戴笠准军事力量的大量军火一起带到了重庆。21戴笠对美国人的速度和大方感到非常满意，他觉得美国人与十分吝啬的英国人完全相反。但他也反复叮嘱梅乐斯照管军统“武装特务部队”的训练，他们也需要通讯和医疗设备。22
1942年的最后一天，中国外交部部长宋子文开始执行梅乐斯—戴笠协议，它规定中美合作所的所长为中方，副所长为美方，双方均有对该单位行动计划的否决权。23几天后，1943年1月初，路瑟把协议草案带回华盛顿后，它便被打入冷宫，一直等到梅乐斯本人回到那儿，亲自要求执行这个协议，派遣一支海军先遣力量直接在金上将指挥下运作。陆军及海军情报局对这个协议提出质疑，结果马歇尔将军给重庆发信，建议梅乐斯及其他美国人直接归史迪威指挥，而戴笠及其中国部下则归中国战区名义司令蒋介石领导。24
史迪威将军反对双重指挥系统（在那时被称为“友谊工程”）的想法，他认为这样做行不通。25“这样我们就得不到戴笠的合作。戴将军是个极端秘密和极端多疑的人，他不会允许在他和梅乐斯中间有任何人存在。”26结果，史迪威建议梅乐斯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负责，并在戴笠之下。于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另外颁发了一份指示，规定中美合作所和情报局不受战区司令指挥。初步协议是，戴笠担任中美合作所所长，梅乐斯为副所长，两人各自有对整体计划的否决权。27
为在美国逐级执行这个协议，梅乐斯必须被任命为情报局在中国活动的负责人才行。邓诺文将军一开始对这一结果有所抵触，但由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没有把情报局包括在太平洋战区内，邓诺文就不得不为在亚洲的行动而在中国保持一个基地，这意味着“与梅乐斯和戴笠的不愉快的联盟”。28就这样，他在1943年1月同意执行这项协议，尽管“很快，就连哪怕是情报局在名义上的独立都遭到拒绝。戴笠对情报局涉入任何中国内务感到疑心，他把自已的盖世太保收集到的情报直接通报给梅乐斯，而后者也不向情报局发这些情报，直到他完全肯定它们已先被发到了海军司令部为止”。29
到了1943年3月，中国方面强烈感到有必要在双方之间正式签署一份“合同”。30这个举动本身说明，中国人认为，被美国人称之为“协议”的，是在一个平等合作基础上的安排。整整一个月戴笠的人日夜工作，准备中文版的合同，在把它递交给蒋介石之前由宋子文亲自审阅。31蒋介石对“合同”一词非常在乎，他让自己的内弟为在美国进行最后的交换签字仪式做准备。32
中美合作所正式成立
与此同时，在华盛顿，梅乐斯与威廉·普奈尔［他解除了威利斯·李（Willis A.Lee）的上将职务］、杰夫·梅泽（Jeff Metzel）、一名情报局的代表和肖勃少校一起，把协议草案带给马歇尔将军，马歇尔在上面签上了自己名字的缩写。33然后，总参谋长威廉·莱希上将（Willlian Leahy）把该文件呈送给罗斯福总统，总统批准了。341943年4月15日，中美合作所的协议由代表美国的海军部长佛朗克·诺克斯（Frank Knox）和代表中国的宋子文正式签署。35邓诺文将军、肖少校和梅乐斯也分别在上面签了名，协议给戴笠保留了签名的地方，他最终于1943年7月4日在重庆补签上了自己的名字。36
中文版的中美合作所协议要求美国提供足够的武器来组建5个“特务武装部队”和80个“行动纵队”及“行动队”。将组织13个中美合作所训练班，加上4个情报站和一些气象台与无线电广播单位。37
美国版的协议申明：“为了在中国沿海、沦陷地区和其他被日本人占领的区域打击共同的敌人，在中国组织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它的目标是，通过共同的努力，采用美国的设备和技术训练及以中国战区为基地，在远东各部分领土上的日本占领区里有效地打击日本海军、日本商船和日本空军，以及他们的矿区、工厂、仓库、车站及其他军事设施。”38美国版的变动附带了美国海军参谋长威廉·莱希给梅乐斯的一封信。
你被告知，参谋长联席会议关注着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议的施行和在对日作战中非常措施的支持，以及史迪威将军和参谋长们之间互相交换的报告，史迪威将军曾在其中对由你代表美国在中国领导下参与采取这些措施而表示赞同。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了这个安排，并希望你在对日作战中尽力与中国指定的负责当局合作。总统对此计划有所了解，并批准你根据协议作为美方的直接领导人。39
无论中美合作所对双方的军事价值如何，梅乐斯对军统局长坚定的支持，加上这份秘密而正式的协议，使戴笠将军在中国政府中的地位大大提高。沈醉照例把戴笠说成对美国过分屈从，但他准确地反映了戴笠由于得到美国人的认可而在蒋介石内部圈子里大受抬举。
梅乐斯很懂得戴笠的心理，他为了能永久利用军统这一组织在中国从事特务活动，除了在美国宣传戴笠的种种神话式的传闻和他在蒋介石身边的作用，使得戴笠感到浑身舒适以外，他还极力怂恿戴笠应当去美国游历一下。而最能使戴笠感激不尽、终生难忘的恩赐，是在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总统当面向蒋介石提出希望能见一见这个中国的希姆莱。戴笠听到了之后，知道是梅乐斯替他在美国吹嘘的关系，才使他得到主子的主子的重视。他便愈加感到梅乐斯对他未来的前程关系太大，便更加俯首帖耳了。40
虽然沈醉不无夸张，但戴笠确曾与美国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免被当作他们的走狗。于是，从中美合作所一成立，他在确保自己对其最高控制权的同时，又使梅乐斯以为具有领导权。实际上，尽管美国人不惜血本地训练、武装和部署了每一支游击队，梅乐斯对游击队的战地活动并无实际控制力。
注释：
1 梅乐斯于1917年参加海军，之后被派到美国海军学校学习，并于1922年毕业。“Milton Miles, 60, Admiral, Is Dead”, New York Times, 26/3/61/p.93;“Admiral Miles Retires,”New York Times, 15/1/58, p.14。
2 “Minutes of Meering with General Tai Li”, 30 January, 1945, U.S.Army/Head Quarters/Chungking China, p.3, in General William J.Donovan, Selected 0SS Documents, 1941—1945.Microfilm Record Group, 226.
3 Donovan to President re:OSS Position in China, SACO, and Tai Li, 11/06/44, pp.1—2, in General William J.Donovan, Selected OSS Documents, 1941—1945.
4 肖勃的建议送到重庆后，戴笠和杨宣诚将军（军令部二厅厅长）召集郑介民（军统局副局长）、周至柔（航空委员会主委）、何世礼、伍仁硕等开会。这些人得到委员长批准后便与美方联系，准予梅乐斯进入中国建立一个合作组织。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05页；群众出版社编辑：《蒋帮特务罪行录》，第1页。
5 阿德雷（Adler）后来把麦克修形容成美国武官中最聪明的人之一，说他由于情报工作做得好而总是“好像胸有成竹”。Sol Adler Interview, March 9, 1985。
6 Miles, A Different Kind of War, pp.25—28.
7 同上书，第28—29页。1942年邓诺文将军的情报局在重庆的代表是艾森·盖尔（Esson Gale），他是一位中年美国教授，曾在国民党盐税管理局工作过。他的“间谍”是与孔祥熙吃午饭，然后把饭桌上的谈话当作情报。他的副手是阿尔冈·路瑟，前合众社驻上海记者。（梅乐斯首次与路瑟见面是1942年4月在加尔各答，他得到路瑟承诺，不与英国人合作。）与此同时，邓诺文派遣费正清，通过美国在重庆的使馆组建一个独立的情报小组。Smith, OSS, pp.244—245;Aldrich, Intelligence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pp.265—266。
8 Miles, A Different Kind of War, pp.30—31.
9 事实上，戴笠自那时起就佩戴了这把自动手枪，一直到死，这把枪便成了辨认他的方法之一。同上书，第31—32页。
10 关于英国和美国的情报机构在战时中国的竞争历史，值得专门研究。若想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以阅读下列材料：Miles, A Different Kind of War, pp.131—134;Smith, OSS, pp.247—248；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06页；和Yu, OSS in China, pp.44—45, pp.164—166, pp.203—208。
11 Miles, A Different Kind of War, pp.32—33。当戴笠建议梅乐斯用化名并穿便装时，梅乐斯和麦克修都非常意外。
12 同上书，第33—35页。刘镇芳是戴笠的英语翻译。另有一个叫Peter Pan的翻译被派给了梅乐斯。Lieut.Comdr.Charles S.Johnston, War Diaries Relating to Police and Investigation Unit, OSS Papers, 15/18/43, P.9。
13 同上书，第39—40页。麦克修上校和美国使馆的人员对此行非常怀疑，尤其是他们想到，英国情报官员曾经获准去沿海，但后来他们根本没有见着海岸线就回到了印度。麦克修说：“没人能与中国秘密特务一起工作，因为他们强调对行动的控制。”梅乐斯的回答是：“咳，这是他们的国家，也是他们的秘密特工嘛。”
14 在1939年至1942年之间，戴笠也是中央训练团警卫组的组长。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6页。“美国人获悉，不论是沦陷区还是‘国统区’，戴笠控制了所有地区的警察。日本人进入一个城市以后，总要有中国警察，而担任这些工作的都是戴笠的人。甚至在汉口、上海、南京这样大的沦陷城市，戴笠的长臂膀不知怎的总能牢牢地抓住警察大权。”Miles, A Different Kind of War, p.66。并见徐肇明：《汉奸周佛海勾结军统及其下场》，第214—215页；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Files, D—8088, 17/9/37。
15 在上海外围的大多数镇子里，伪政府和中央政府的军队一般都非常亲善，他们在同一个餐馆吃饭，同一个澡堂洗澡，上同样的剧院。“Interview with Mao Tsu-p’ei”.report from Harold Wiens.OSS Headquarters.Chungking. OSS Report XL-10952.31/5/45.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 Archives, War Department.U.S.Nationa Archives, Military Reference Division, p.4。
16 Miles一般被叫作梅乐斯，但戴笠管他叫梅深冬，因为冬梅是中国的国花，“它是一种开在死去的、毫无生气的冬枝上的花朵，预示了时来运转。”Miles, A Different Kind of War, p.36。
17 同上书，第51页。
18 路瑟告诉华盛顿，戴笠的组织“非常有效，使用它对我们很有好处；它也被认为十分残忍，它的核心人员给我的印象是一帮杀手。”Smith, OSS, p.246。
19 Miles, A Different Kind of War, pp.51—53.
20 同上书，第92页。沈醉：《军统内幕》，第231—232、268页。磁器口靠近缫丝场的杨家山，是中美合作所总部所在地。梅乐斯的办公室和住宅就在它背后的钟家山一带。蒋介石于1942年12月任命戴笠为中美合作所所长。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6页。
21 Miles, A Different Kind of War, p.88.
22 沈醉：《军统内幕》，第231—232页。
23 “这个协议规定，美国负责训练游击队、情报组、气象组、破坏组和突击队，并利用美国设备和中国人员建立气象站、电台和电台侦收站。”Miles, A Different Kind of War, p.111。
24 同上书，第113页。
25 Durdin, U.S.Cloak and Dagger Exploits and Secret Blows in China Bared, p.5。史迪威在嘉陵江畔有幢四层楼房，里面安排了军统提供的佣人，他想必知道他对蒋介石充满藐视的评论被戴笠的特务们汇报给了委员长。Tuchman, Sti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p.261, p.359。
26 Miles, A Different Kind of War, p.114.
27 同上书，第114—115页。
28 邓诺文的情报局代表约瑟夫·海顿博士（Joseph R.Hayden）与麦克阿瑟的情报人员联系时得知，太平洋战区不欢迎情报局，而且麦克阿瑟将军无意进一步探讨此事。但情报局曾在菲律宾安插了一个海军情报官，但此人被麦克阿瑟逮住并送回了家。Smith, OSS, pp.250—251。当过菲律宾副总督的海顿与费正清紧密合作，一起在中国工作，他替国务院缩微拍摄了日本的报刊和杂志。1943年邓诺文把他派到麦克阿瑟在澳大利亚的总部。Miles, A Different Kind of War, pp.88—89。
29 Ford, Donovan of OSS, pp.267—268。在1943年，梅乐斯除了戴笠特务提供的情报以外，不允许情报局在重庆的研究室处理任何其他情报。Smith, OSS, p.257。
30 梅乐斯访问过委员长，这个美国人“发现他是一个说话和蔼，很放松的人，根本没有我们通常所认为的一个独裁者所具有的逼人的个性”。蒋介石对梅乐斯说，与“他所信赖的戴将军”的特工的竞争变得太复杂了，有必要形成一个书面合同，并由两国的总统或有关方面的最高领导人签署。Miles, A Different Kind of War, p.86。戴笠极端小心地避使“合同”变成一个两国间“平等”的条约。沈醉：《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内幕》，第216—217页。
31 沈醉：《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内幕》，第214—215页。
32 沈醉：《军统内幕》，第232—233页；Smith, OSS, p.252；群众出版社编辑：《蒋帮特务罪行录》，第2—3页。
33 同上。约瑟夫·海顿博士认为这个协议“有损于美国总统的尊严”而表示反对。有关情况请见J.R.Hayden to General Donovan, 13/5/43, OSS Papers, Reel 84。
34 由金（King）和马歇尔签名的转发信件解释说，总统批准了这个文件，由于保密缘故而未经参议院批准。Miles, A Different Kind of War, p.115。并见Smith, OSS, p.251。卡德威尔（Caldwell）认为，罗斯福如此迅速地同意，是因为“罗斯福是海军的人，而莱希上将是他的亲密顾问”。Caldwell, A Secret War, p.58。
35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议”的密级于1947年6月3日由“绝密”降为“限阅”。国务院认为，如果中国政府对这份文件的降密不表示反对，便可以认为他们同意。Memorandum for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rom the State war Navy Coordinating Committee, 3 June 1947, in Confidential U.S.State Department Central Files, China, Internal Affairs, 1945—1949, L/14。
36 在签字时宋博士评论说：“这个协议若没有飞机飞越喜马拉雅山脉运送供给，那就一文不值。”Miles, A Different Kind of War, p.116。参谋长联席会议向中美合作所提供了六架运输机，以使它能独立于史迪威的供给系统。Aldrich, Intelligence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p.266。到了1944年7月，中美合作所每月接收靠飞机运输来的约175吨物资，其中大多数为小型武器、军火和高效炸药。Romanus and Sunderland,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Ⅱ:China-Burma-India Theater, 3:159。沈醉说，戴笠实际上是1943年5月在文件上签名的，当时亨利·路斯（Henry Luce）在重庆作为罗斯福总统的个人代表。沈醉：《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内幕》，第217—218页。
37 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05页。奇怪的是，戴笠受美国习俗影响，认为13这个数字不吉利。文强：《戴笠死前二三事》，载《中报》，1989年7月23日。
38 Sino-American Special Technical Cooperation Agreement, Confidential U.S.State Department Central Files(China, Internal Affairs), 1945—1949, L/14.
39 未注明日期的备忘录，见Confidential U.S.State Department Central Files(China, Internal Affairs), 1945—1949, L/14。
40 沈醉：《军统内幕》，第2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