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之所以使我们感兴趣，是因为这个行业保障了秘密知识，而秘密知识就等于力量。
不过，这种保障往往只是空头支票。在战时真正有用的情报来自于破译德国和日本的密码。破译密码和电子及卫星情报至今仍然是“硬”情报的主要来源。其余的来源则是“情报人员”，他们显然大都依赖于对其他情报机构的渗透和反渗透。
威廉·法夫1
第一步
戴笠的第一个秘密通讯服务培训班于1930年组建于杭州警察学校。2其培训程序参照了契卡和克格勃手册。3杭州的无线电训练班在开始时并没有无线电设备，它的二三十个学员来自警察学校的第二届正规毕业生。4这些警校生完成学业时，显然对无线电通讯这行并不感兴趣，于是培训机构又在上海设立了招生办公室，招来的人员在那里接受初级无线电培训，然后再从中选拔一些人去杭州警察学校无线电通讯处报到。5
第二至第五届的学员大都是从上海三级无线电学校招到杭州来搞特工的。第六届培训的是国民党政府航委会防空情报台的通讯员。第七到第十届的学员也来自于上海杨永奎的三级无线电学校及北京刘醒悟手下的天行无线电学校。6
杭州的培训机构仅是戴笠发展其高效的情报通讯网络的第一步。7他远远落后于自己在政界的对手陈立夫。陈拥有自己独立的情报处，即中央统计局，并正在中国的各大主要城市建立一套完整的转播站系统。8直到1932年以前，戴笠自己的特工部一直要依赖中统秘密电台网络来发送情报。当然，它们和陈立夫的报告相比，只能屈居次要地位。9
顾顺章的变节，结束了中统对短波电台的垄断。101931年春，顾透露，陈立夫的反间谍机构被共产党渗透了，这个情报界的灾难导致了蒋介石授命宋子文的外甥温毓庆，在自己的办公室内组建一个秘密小组，作为力行社特务处的一个部分来破译敌人的密码。11温的密码分析组“侦收演译系统”的活动得通过“军委会特种技术研究室”来与其他间谍机构协作。12
由于自己手下的人要在温毓庆那里受训，又因为军统的电台通讯取决于中统的监视设备，戴笠变得越来越恼火。13因此，他在1933年宣布，在上海建立自己的无线电学校，由胡宗南力荐的魏大铭主持。14
魏大铭
魏大铭毕业于通讯部的通讯技术训练所。15早在李一范掌握了全国商业电台时，在他手下工作的魏大铭就成了国际和商业电台所有报务人员的“报务员领班”。他受命领导戴笠的特务通讯处，工作范围包括人事培训和密码分析。
魏起草了无线电学校的培训计划，并当了特务处通讯科的头头。他看到自己的搭档主要是由专业人员组成，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密码、电台及密码分析的技术方面。一线人员的功能在于，他们渗透到内部物色情报人员，通过关系搞情报，并警惕各种现象和信号，而密码培训组则强调了独立执行任务的重要性，那些任务基本属于技术性质。16
魏也负责收集和发展工作。这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因为5瓦的地面发报机和15瓦的电台对秘密情报人员来说，携带起来太重，不方便。1933年晚春，魏大铭的培训组制造了一种小型的收发机，它除了电池和耳机以外，不超过冰棍那么大。这个小型的电台效果很好，戴笠决定在庐山把魏大铭引见给蒋介石，向蒋示范这套设备，并要求对他的通讯助手的发明授予军奖。这次对蒋的示范非常成功：这个小型电台可以越过庐山山脉接收外面的信息，而常规的15瓦的电台却无法穿越接收。蒋介石同意制造这种设备，并授权戴笠让魏大铭在南京白鹭洲西石坝街29号建立特务处通讯总台。17
作为戴笠特工通讯的头目，魏大铭（他的妻子曾是戴笠的一个情妇）成了众所周知的“戴笠的灵魂”，18他对军统有无法估量的重要意义。魏的密码分析人员在福建事件中破译了第十九路军的密码，从而向蒋介石提供了关键的战略方案来镇压该省的反叛；最终也是由于他们的需要而使戴笠如此依赖英美“盟国”情报机构的技术援助。19
当然，从更广泛的层次上看，通讯情报对蒋介石似乎也同样重要。他很快看出这对自己的统治有着多么关键的意义。事实上，蒋把秘密电台的侦收看成是一种家庭垄断。在1939年下半年，只有3个人能看到那些特殊的情报报告：宋子文、孔祥熙及蒋本人。宋子文后来回忆：由于引进了电台侦收业务而使蒋在对付李宗仁、阎锡山、冯玉祥、李济深和陈铭枢中占了上风。他向罗斯福总统夸耀说：“我因为建立了一种有效的侦收业务，使蒋介石了解了敌人的动向，而为他打赢了两场内战。”20
蒋对通讯情报的独占刺激了他在军队和秘密特工部门的头子们竞争的本能。蒋的总参谋长何应钦向温毓庆要一份每日破译报告，但蒋不同意透露这些报告，于是这间接地促使了何将军组建由王敬碌（音）领导的情报收发处，收集和破译日本外交部的情报。21
这使中国军队的总参谋长直接与蒋手下由温毓庆领导的部门发生了竞争。温被任命为交通部下属的通讯处负责人，并奉命在1936年3月1日设立一个专门监视和侦破秘密发报的办公室，即“密电监译所”，仅向蒋一人汇报。在四五个月里，这个办公室侦破了日本外交部的电码；1937年日本与中国开战时，中国方面已经拥有了十几个侦收日本外交通讯的秘密电台。22总而言之，温毓庆的密电监译所总是占据上风。尽管在1937—1938年间，每个月都有徐恩曾（中统）、戴笠（军统）、海军上将杨宣诚（军事情报）、王芃生（国际研究院）和温毓庆参加的情报会议，但由于温在技术和训练设备上的优势，总是由他说了算。23于是，为了自我防卫，戴笠感到他应当在国外寻找更先进的技术来加强自己的破译能力。24
青年时代的雅德利
赫伯特·雅德利于1931年发表了回忆录《美国黑室》（The American Black Chamber），叙述了他作为一个美国密码员破译日本最机密的电码的经历。《美国黑室》很快被电码分析家首领伊藤利三郎（Ito Risaburo）翻译出来，并在日本出版，成为畅销书。25与此同时，中国驻华盛顿的副武官、戴笠的特务肖勃少校让人把《美国黑室》翻译成中文本寄送给魏大铭。魏转而让戴笠注意起雅德利这个美国人破译日本外交密码的情况。26
雅德利于1889年出生于印第安纳州的沃辛顿，他是个铁路电报员的儿子。在中学里，他是班长、校报编辑、橄榄球队的队长。他23岁时到华盛顿，在国务院当电码员。1916年5月，他出乎意料地发现自己能够破译上校郝斯发给总统威尔逊的一份密电。他还意识到，那些密电都是通过穿越英格兰的电缆发送的，并且受到英国皇家海军的日常监视。由于这会使美国所有的电文都遭到英国侦收，他便把此事报告了上司，并提出了弥补美国弱点的方法。于是，他立即被战争部视为能力超群的电报员而出人头地。1917年6月29日，作为一名少尉，他被提拔领导军事情报第八处（MI8）主管战时所有的密码和译码工作。27
雅德利拼命工作，编制出一种新的密码，为美国在世界各国的武官和情报人员的通讯安全提供了保障。他还建立一种特殊的译码系统，以此破译出10735件外国政府发送的电文。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协定签署时，雅德利在巴黎的克里庸旅馆里主管一个密码局，替美国参加凡尔赛会议的使团编制所有通讯密码，同时窃收其他各国使团发送的报告。28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1912年的广播法再次生效。29该法规定，政府确保收发电文的无线电台只向他们自己的接收者本人透露电文内容，以保证通讯秘密。但因为雅德利最终从事的是侦收外国有线电报通讯，而非他们的无线电台信息，所以并不违法。30总之，雅德利在1919年回到美国之后，马波罗·丘吉尔（美国军事情报主任）建议把MI8转换成一个由战争部和国务院联合资助的局。总参谋长培腾·马其将军同意了这个建议。于是，一个密码编制公司，即所谓的商业电码企业，在赫伯特·雅德利的领导下，于纽约东38街3号一幢红砖楼里正式开张。这就是后来著名的“黑室”。31
开始时，西联电报局拒绝向政府提供它收发的电报。不管怎么样，法律毕竟规定了这么做的雇员会受到惩罚。丘吉尔将军说服了西联的局长纽克·卡尔通，使他为爱国而不顾法律。从此之后，每天早上政府的信使会来收集电报，把它们送到军事情报处，并在当天西联下班前送回来。邮寄的电报也以同样的方式与西联达成了协议。而且，W.E.罗思威特和罗伯特·W·格莱特还以丘吉尔将军的名义，说服了负责北美和南美之间通讯的全美电报公司也照此办理。到了1920年底，黑室已经完全依赖美国电报业的非法合作了。32
此时，在才华横溢的同事弗里德里克·利威森的帮助下，赫伯特·雅德利已经破译了日本外交部的密码。33这一秘密成果后来在1921年11月14日开幕的华盛顿海军会议上，对国务卿查尔斯·伊文思·赫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雅德利的密码侦译人员从7月起便跟踪日本对该会议的准备工作，并开办了每天在华盛顿和纽约之间的信使业务。会议的关键是各强权所能拥有的战舰吨位量。赫斯暗中愿意接受与英国对等的数量，但希望与日本是10：6的比例，而日本只同意10：7。11月28日那天，黑室破译了一份外务省给日本代表团的电报，该电文说10：6作为退路也还可以接受。美国了解到了日本人手里的牌，便强硬起来。12月10日，日本终于答应了10：6的比例而使谈判告终。雅德利的密码破译对赢得这场谈判起了决定性作用。34
尽管雅德利硕果累累，但黑室的存在还是不堪一击。它部分取决于国务院对它的秘密补助。1929年国务卿史迪森决定，“君子”不宜阅读他人的邮件，于是密码机构关闭了，正值40岁的雅德利失业了。实际上，雅德利出版那本引起肖勃少校注意的畅销书的目的，正是为了挣钱养活家庭，并满足曾与他一起在黑室工作的情人艾德娜·冉瑟娅的需要。35
雅德利提出，在中国工作的年薪是一万美元。肖勃少校答应了，但不同意他携艾德娜·冉瑟娅同往。雅德利对能去中国工作实在感到兴奋，便接受了肖勃的条件，于1938年9月出发去远东。他以一个皮货出口商的身份，用赫伯特·奥斯本的名字旅行。36
雅德利于1938年11月到达香港，由于汉口即将沦陷为日本占领区，当天去往汉口的航班中断了。戴笠在香港的情报人员、一个姓凌的先生从电台里收到他上司（雅德利私下里管戴笠叫“砍手”）的新指示，于是三小时之后，他们就坐船前往法属印度支那的海丰。然后又与另一个秘密情报人员接头，由他一路行贿通过海关。雅德利和凌等了三天，又坐上了每周只有两趟的窄轨火车去昆明。37
雅德利在重庆
从昆明通往重庆的班机一般要提前一个月预定，戴笠的特工人员为这两人在美国飞行员驾驶的高辛烷燃料的飞机上安排了座位，飞向战时国统区的首都重庆。在重庆，他又与戴笠其他的特工人员碰头，然后雅德利和凌又驱车沿着一条两旁塞满了人力车的窄道，穿过这个城市的西门，来到一座有四层楼面，俯视着代表城市北界的“小河”的单元楼房前。38雅德利住进了该楼第三层一个带有客厅、办公室及全西式厕所和卫生间的套房里。39
但这只是一个暂时的住处。1938年12月，雅德利搬进了一座盖着瓦顶，用从庙宇的废墟中偷来的石块建造的公馆里。
到这公馆来，得走一条从河边大道分叉出来的狭窄而泥泞的小路，在臭气冲天的竹棚贫民窟里走上半英里。到头后，再爬上台阶，通往装有狮子的石拱门，来到一座破败的寺庙，然后是一堵石墙，上面有用木桩横锁住的木制大门。门上写着中国字，意思是快乐之家。你拽一根绳子摇铃，一个中国警卫从门缝里张望，然后取下木桩。这时你再爬上台阶，来到一座有石墙的花园，里面有棕榈树掩映、篱笆遮挡的石头茶桌。再穿过一汪泉水，水面上的牌楼写着“密泉”。然后，再爬40个台阶，便来到了这所公馆的入口处。40
雅德利被告知，这座公馆本属于重庆市市长，“他在我来到之前很快被神秘地挤了出去”。41这座公馆居高临下，俯视着长江和雅德利着陆的机场，距离德国、法国和英国的使馆只不过几百码远。这座官邸俗称“神仙洞”，下面有一个从岩石里凿出来的洞穴，据说古时候和尚们在那里藏匿他们的年轻姑娘。现在它是一座防空掩蔽所。42
这座房子包括20间装有松木地板、家具简陋的房间。里面没有洗澡间、电炉或壁炉，仅在地下室里有用来做饭的木炭炉。雅德利的卧室在房子东侧顶层，里面灯光昏暗，肥大的四川老鼠到处肆虐。
仅在几天前，一只老鼠把我们一个警卫的新生婴儿咬死了。孩子的母亲措手不及，那老鼠扯下了小孩的一个睾丸。尽管在我的坚持下设下了各种逮鼠器，老鼠还是在阁楼里到处乱窜，没有一个夜晚我没被跑到身上来的一两只老鼠弄醒。虽然我让人把我住的地方的所有的洞都堵住了，还是有我无法发现的洞口。43
对雅德利来说，时光仿佛停滞不前。整个12月份，在“一支警卫和佣人队伍”包围中的雅德利，尽量每天在密码上花几个小时，但他主要在等待从长沙来的一批学生，好全面开始破译工程。44
在这段空隙里，雅德利竭力想引起军统的联络官们对将东莨菪碱和异巴比妥钠用作“真血清”的兴趣，但却毫无结果。尽管这些东西通过了西北大学罪犯侦查局的检验，但在美国仍为非法用品。他在戴笠的副手曾将军那里的运气倒更好一些。曾被雅德利燃烧笔的示范迷住了，命令化学人员在这所重庆公馆花园里僻角上的一个作坊中生产这些东西。45
虽然武汉沦陷，长江中游失控，但这个“中国黑室”却大为兴旺起来。46温毓庆领导的侦察台从长沙向西转移到了桂林和贵阳，最终转移到了昆明。魏大铭继续派遣军统人员参与这项侦察电台的工作，但他把邱沈钧手下共30人的一批学员调出来，和雅德利一起，到设立在接待这位美国密码专家的神仙洞里的“秘密演译训练班”工作。47
自然，同时还存在一些其他重要的密码单位。原来的杭州警察学校的训练班在抗日战争爆发后转移到了武昌，武汉沦陷后，它便与临澧训练班合并了。48一个武汉独立培训班在高级指挥的支持下成立，每届有100个学员。其毕业生不是分配到军统的密码电台就是分到其他地区性的台站工作。1940年，这个培训单位转移到了遵义，在魏大铭的领导下开展工作。49此外，在浙江中部的金华还建立了两个重要的通讯机构，培训戴笠家乡江山来的电台和密码人员。这些来自江山的老乡说的是几乎让人完全无法听懂的方言，他们被编入由密码专家竺笠民领导的密码处，或是进入由毛万里教授的“译电人员训练班”，然后被分配到军统电讯处当密码员，或到敌后“独立电台”去工作。这些电台员和密码员通常把他们的情报直接送到重庆，而不与本行中其他局的人员接触。50
不管怎样，雅德利的班子在整个1939年里不断扩张。那年共有200多个学员接受了培训，重庆的黑室截收了发往日本军队的2000多万条秘密的广播和电报通讯。其中约有2万条得到专门的研究和估价。最大的突破是在1939年年终，雅德利和魏大铭破译了日本空军的密码，向羽翼未丰的中国空军和陈纳德的飞虎队提供了日本一次重大空袭的情报。51
在这些成绩面前，雅德利感到自己没有得到应有的赏识，而且工资也太低。他开始想家，时而大量喝酒，时而滴酒不沾。他开始想办法挣钱，打算要么把钱送到美国，要么直接支付艾德娜·冉瑟娅的开支。52与此同时，驻重庆的美国副武官大卫·白锐特上校获悉了关于雅德利在战时首都活动的小道消息。战争部G—2的负责人E.R.W.麦克勃上校证实了这些消息，但他告诫白锐特，在接触雅德利时要谨慎，因为军队已经建立了一个秘密侦收部门，来破译日本的军事和外交密码。而雅德利同样谨慎，因为戴笠警告他别同他本部以外的外国人或中国人搭档。53
白锐特和雅德利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40年2月22日。雅德利告诉这位美国武官，他准备在中国待下去，很有可能被派去领导一个新的全国性的中国黑室。他也谈了向美国战争部秘密提供日本军事动向的可能性。白锐特从麦克勃上校那儿得到了谨慎的批准后，在3月8日又与雅德利见了面。雅德利答应提供关于破译日本密码的全部技术信息，以换取每年6000美元的报酬支付给艾德娜·冉瑟娅，冉瑟娅扣下2000美元留给自己，其余的再转交给雅德利。54
虽然雅德利把他写给戴笠的一份列有19套日本密码的备忘录交给了另一位美国武官威廉·马叶少校，战争部还是拒绝了这位侨居国外的密码专家的提议。那时，美国的情报官员已经肯定，而且后来也得到证实，戴笠是知道这些秘密会面的。事实上，马叶少校应戴笠本人邀请来面谈雅德利的工作。当戴笠自己提出向美国提供破译密码的结果时，马叶少校对此感到意外。但在1940年6月，关于这方面的进一步合作开始之前，雅德利表示想离开中国。由于健康状况日下，加上为了他收藏的伦敦杜松子酒在日本人的一次空袭中遭毁而沮丧，雅德利决定回家了。瘦了40磅并因空袭而缺乏睡眠的雅德利于7月13日离开重庆，他没有想到美国的信号情报局已经开始在翻译日本最机密的外交密码“紫码”上有了突破，55而且戴笠也已经开始实现他集通讯情报于一个办公室的计划，而雅德利在这个新的机构里已经没有太多用场了。56
雅德利回到了华盛顿，与艾德娜·冉瑟娅团聚，并在信号部临时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成为加拿大监察站的密码分析家。他在那里待的时间不长，后来他又回到华盛顿，在13街和H街之间的拐角上开了家叫“贺德”（Le Rideau）的法国餐馆，接着又当了物价管理局的一名配给执行员。57 1945年他与人合写了一本小说《天下乌鸦一般黑》（Crows Are Black Everywhere），是关于一个女记者在重庆的历险记。12年之后，又出了一本叫《一个扑克牌手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a Poker Player）的畅销书。他在1958年8月7日去世，并作为荣誉军人被礼葬于阿灵顿国家公墓。58
雅德利给戴笠带来了密码术，尽管他才华横溢，他还是无法向军统提供欧美训练出来的通讯专家所具有的全面的技术。戴笠想用建立一个专门的军统黑室来战胜自己在中国情报界对手的努力暂告失败。
密码战争
1940年初春，戴笠向蒋介石建议将密码破译集中管理，蒋同意了。1940年4月1日，一个叫作“特种技术研究室”的全国密码中心成立了。但是，使戴笠失望的是，温毓庆被提拔为这个研究室的主任，并由魏大铭和毛庆祥（蒋的机要秘书）做他的副手。在温和魏之间立即展开了一场控制研究室的斗争。1940年6月初，温毓庆为体检去了香港，从此一去不复返，这为密码中心代理主任魏大铭调进他自己由雅德利训练的密码分析人员敞开了大门。59
在追踪温毓庆途经香港去澳大利亚的路上，发生了戴笠一生中最耻辱的一段经历：戴将军被香港的英国警察逮捕并被当作一名普通的囚犯监禁过夜。60在温离开重庆去香港后，戴笠将军立刻随之跟踪而去，欲把他召回来。戴笠一到启德机场，便看见乘客们正穿过机场，准备乘泛美公司的飞机去马尼拉。他一眼认出了其中的温毓庆，温正在与美国驻重庆的海军武官麦考上校握手。片刻以后，恼怒至极的戴笠却被机场的英国警察扣住了。警察们是从戴笠手下一名特务的妻子提供的照片上认出戴笠的。戴立刻被抓了起来，扔进了坐落在九龙的警察总监狱。61
由此导致一系列的活动：军统情报人员纷纷向重庆报告，说英国人在日本人的威慑下逮捕了戴笠；蒋介石政府因此动用了所有的外交手段。次日早晨，香港警察署长亲自确保了戴笠的释放，并转达了香港总督邀请他去府上做客的信息。然而，戴笠将军坚决拒绝在没有中国高级官员在场的情况下出狱。鉴于这种情况，国防部的一位将军从重庆飞来，目睹了戴的释放，并陪同他返回国统区。这段遭遇使戴笠对英国及其情报部门深恶痛绝，并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未来几个月里同美国间谍机构的联系。62
在重庆仍有雅德利的学生。魏大铭使用这些专业人员再加上日本的战俘，破译出日本空军的一些密码，在通讯战线再传捷报。通过对这些军事信号的监听得出的情报表明，日本正在准备偷袭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据说，戴笠命令他在华盛顿的军统头目肖勃少校通过中国首席武官郑得权向美国海军情报处传达这一信息。据后来中国方面的说法，美国人显然把它看作是个奇怪的念头而感到可笑，他们不相信魏大铭的特种技术研究室具有获得这种重要情报的能力，于是对此信息未加理睬。63
在中国国民党人的记忆里，1941年12月7日对珍珠港的偷袭震惊了美国战争部。美国信号情报界，尤其是海军情报署突然对戴笠刮目相看。为了解日本的军事密码，他们立即开始争取与中国的合作，而美国海军也开始积极亲近起肖勃少校来。64
美国人在珍珠港事件后倾向戴笠时，正值这位中国特务机构头子本人在国民党内部的低潮期。在这之前的1941年3月，一组反军统情报机构的官员向蒋介石递交了一份申诉状，指责戴笠在管理上为所欲为。被军统的放肆所激怒的蒋撤销了魏大铭的职务，并任命他的前秘书毛庆祥领导特种技术研究室。65
作为一个缺乏理工或电子技术背景的政治人选，毛庆祥带了一批在欧洲受过教育的律师和文科人员前来。这引起了特种技术研究室专家们的不满，他们在珍珠港事件之后公开对毛及其下属表示蔑视。但当戴笠企图利用这种不满而对毛进行公开挑衅时，蒋介石站到了他的秘书一边。1942年1月，蒋介石下谕：“命令所有来自调查统计局（即军统）的人员于（1942年）2月底之前离开（特种）技术研究室。”66
这是对戴笠沉重的打击，他比以往更加意识到，若要在向蒋介石汇报的军政情报方面战胜自己的对手，就必须获得美国的电台技术。67当时的局势，就像一个亲共产党的观点所表示的那样：
戴笠除希望美帝方面多供应一些当时军统所急需的无线电通讯器材外，更希望美帝能把它专搞密电码翻译的一个叫作“黑室”的机构与设备，分一部到重庆来，以便偷学到美帝的那一套东西，而把自己所懂得的侦译日本空军的一点经验保留起来作为本钱不让美帝特务学过去。68
总而言之，中美双方均感到在获得信号情报方面进行秘密而谨慎的合作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即将诞生的中美合作所的舞台渐渐成形了。
注释：
1 William Pfaff, “Secret Nature of Spies’Business Invites Folly”, Miami Herald, December 16, 1986, 21a。除了信号情报和地图绘制领域外，对战时间谍行业进行挖苦已成为一件时髦的事。关于相反的观点，见Persico, The Kreml in Connection。
2 章微寒：《戴笠与庞大的“军统局”组织》，第288页。
3 Yeh, The Liu Geqing Affair, p.22。据我们所知，戴笠的情报机构从未采纳过克格勃爱用的一次性密码簿制度。这是目前人们知道的最安全的密码系统，因为只有收发双方才有密码簿，而且每页只使用一次。首先由一个密码簿指定密码的含义，如“防御”可以是3765。该数码随即与一次性密码簿中的第一组当中的一个数字相加，如1196，构成双重保密的总数4961。这被称为费布罗纳奇制，又称“中国算术”。根据这种制度，9以上的数字不进位，从而造成随机分布。Wright, Spycatcher, p.227。
4 第一期学员可能只有12名，其中10名毕业于杭州警察学校。江绍贞：《戴笠和军统》，第36页。
5 同上书，第37页。这个更有效的部门于1933年3月18日开始运作。
6 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88页。第一期学员毕业后，训练班搬到了雄镇楼30号。整个培训课程起初为6个月，在第三期后延长为一年。
7 1927年8月26日孙传芳对南京的进攻最终使国民党领导阶层相信了使用短波电台的重要性。何应钦和白崇禧由于使用了电台而赢得了龙潭战斗的胜利。Chang and Meyers, The Storm Clouds Clear Over China, pp.108—109。
8 这个通读网络可能包括了郑来（音）在1928年用于从上海传送银行情报的发射机。该机曾引起英国警察和情报人员的注意。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9686, October 22, 1928;November 7, 1928。
9 通讯部经营的商业电台充斥着航运和贸易信息，而且这些编码传递的信息并不受到保护。Yeh, The Liu Geqing Affair, p.21。
10 Xu, The Invisible Conflict, pp.56—64.
11 Yu, American Intelligence, pp.114—116。温毓庆是个优秀的人选。他有哈佛大学的博士学位，曾在清华大学任教，后到财政部关税局工作。
12 章博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28页。
13 同上书，第128—129页。戴笠曾命令魏大铭派他手下20名人员和温毓庆一起工作，其中有陈祖舜、竺笠民、赵世康和杨仕伦。后来，魏大铭派陈祖舜到温毓庆创建于长沙、战争爆发后迁移到桂林和昆明的侦察台工作。
14 Yeh, The Liu Geqing Affair, pp.21—22；乔家才：《戴笠将军和他的同志抗日情报战地一、二集》，第1、76页。
15 他的原名是魏金生，家乡在浙江平湖。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28页。
16 乔家才：《戴笠将军和他的同志抗日情报战地一、二集》。引自Yeh, The Liu Geqing Affair, p.22。
17 江绍贞：《戴笠和军统》，第37页。
18 这并不说明魏大铭喜欢戴笠。见Coble, Super-Patriots and Stecret Agents, p.17。
19 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28页；程一鸣：《对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的补充、订正》，第241—242页；章微寒：《戴笠与庞大的军统局组织》，第296页。英国的情报大多来自对信号的截收。1939年以前，英国情报局主要的截收台设在香港湾昂船洲岛的一片荒野上。Aldrich, Britain’s 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 in Asia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pp.186—187。关于香港的特工运作的情况，见《二次大战香港华人特务警察队特刊》，香港：1949。
20 T.V.Soong Archives(Hoover Institution），引自Yu, American Intelligence, p.112，并见pp.119—120。
21 Yu, American Intelligence, p.120.
22 该所每天截收二三百份电报，并能破译其中的60％—80％。同上书，第119页。该所也同其他单位协调进行破译活动。原保泰：《戴笠与兰训班》，第162页。
23 Yu, American Intelligence, pp.120—121。王芃生是当时中国最主要的日本专家。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3:391—393。《民国人物大辞典》，第56页。
24 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28页。
25 该书激怒了日本当局，因为雅德利在书中透露，美国人在1921年的海军会议以前已经侦破了数以千计的东京官方电报。雅德利接受了7000美元后，向日本大使提供了黑室电报的副本，并答应不公布美国人在会议上是如何利用截收到的情报迫使日本接受了对自己海军不利的协议的。日本外务省内部的一份秘密备忘录谴责该书的出版为“赤裸裸的欺诈行为”。Leyton, And I Was There:Pearl Harborand Midway, p.30, p.41。
26 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第221页；程一鸣：《对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的补充、订正》，第241页。
27 Bamford, The Puzzle Palace, pp.22—23.
28 同上书，第23页。
29 该法是在1912年7月8日美国签订国际电报条约后制定的。
30 它所涉及的是1910年建立商业法庭的法律。该法律规定电报公司为公共邮递机构，并禁止把任何委托给它们的信息透露出来（36:1 Statute sat Large 544—553）。经1920年交通法确认（41：1同上书，第474页，与David Kahn的私人交流）。
31 Bamford, The Puzzle Palace, pp.24—28。该公司确实编制出了一套颇为赚钱的商业密码，被称为“统一贸易密码”，畅销一时。
32 同上书，第29页。
33 雅德利于1919年12月12日破译了该密码。
34 Bamford, The Puzzle Palace, pp.25—27.
35 Yardley, The Chinese Black Chamber, pp.xiv—xv。他还通过在纽约皇后区进行房地产投机赚了一些钱，但他急需另一笔钱来养活他的妻子（他们后来于1935年正式分手）和5岁的儿子杰克。
36 同上书，第xv—xvi页。
37 Yardley, The Chinese Black Chamber, pp.6。“在我们滞留（海丰）期间，神通广大的砍手很周到地为我们安排了娱乐活动。他的部下带我们到出租舞女酒吧，请我们喝香槟，还有一个漂亮的、牙齿发黑的安南女郎陪我一直尽兴地跳舞到凌晨两点。”
38 用图克曼的话说，重庆“地处突出于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的一座石崖上”。Tuchman,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1945, 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 1970, p.261。
39 Yardley, The Chinese Black Chamber, pp.7—8.
40 同上书，第15页。雅德利用罗马字母拼出的街名是Shien Tung Cai。同上书，第31页。
41 同上书，第14页。
42 同上书，第14—16页。
43 同上书，第16页。
44 同上书，第xvi—xvii、16页。为了娱乐，雅德利经常光顾政府为外国人开的重庆宾馆，在那里喝酒，并同西奥多·怀特（Theodore White）这类人打牌。怀特当时在为国民党政府做宣传工作。
45 同上书，第18、26—28、34页。
46 真正的“黑室”是附属在公馆里一个叫作“豁芦”的绝密单位。“豁”字在此也含有破译密码的隐意。它直接归戴笠领导，所有的成员都不允许与外界有任何联系。张成新：《戴笠与重庆豁芦》，第158—159页。
47 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28页。
48 同上书，第126页。该单位设在武昌平阅路30号。戴笠是挂名领导，魏大铭是他的副手和实际负责人。每期学员约30人。
49 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26页。
50 舒季衡：《国民党军统局在天津的特务活动概况》，第169—176页。Yeh, The Liu Geqing Affair, p.20, pp.22—23;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26页。
51 Yu, American Intelligence:The O.S.S.(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in China, pp.121—123.
52 根据梅乐斯道听途说来的消息，雅德利在这一时期曾“和姑娘们厮混”。Miles Papers, Box 3, “Notes”。
53 Yardley, The Chinese Black Chamber, p.xviii.
54 同上书，第xviii—xx页。
55 首次对“紫码”的获悉是在1940年9月。在1941年春，美国开始与英国互通这份密码。Hinsley, British Intelligence in Second World War, p.115。
56 同上书，第xviii—xxii页。
57 据说加拿大政府在温斯顿·丘吉尔的坚持下解雇了雅德利。Smith, OSS, p.246。
58 Yardley, The Chinese Black Chamber, pp.xviii—xxiv.
59 温毓庆在香港一直待到1941年12月，然后他逃到美国，在宋子文设在华盛顿的中国国防物资办公室做助手。D.C.Yu, American Intelligence, p.124。
60 Miles, A Different Kind of War, p.130；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27—28页。
61 英国人对香港的军统电台和杜月笙的间谍活动格外注意，这些都进一步引起他们对戴笠的厌恶。他们怀疑戴笠准备在日本人投降后取代他们。关于这一点，1943年约翰·帕顿·戴维斯（John Paton Davies）在给史迪威的一份备忘录里说，美国在把日本赶出缅甸和马来亚半岛时，无形中帮助了英国恢复他们在那里的王国。“美国的年轻人为什么要为英国和他们的卫星国法国及荷兰收复殖民地而死呢？”Aldrich, Intelligence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p.5。并见Chan, China, Britain and Hong Kong 1895—1945, p.266;F8767/G, 3/9/41, in FO 37—27710 British Foreign Office Records。
62 唐纵（手稿）、姚孔行编：《从结识戴笠到任职侍从室——唐纵失落在大陆的日记》，第113—114页。Miles Papers, Box 3, “Notes”。
63 群众出版社编：《蒋帮特务罪行录》，第1页；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04页。奥德锐其（Aldrich）坚决否认存在预先警告的说法，也否认关于丘吉尔和罗斯福的“出卖理论”。该理论的要点是：英国和美国不仅都破译了日本外交密码“紫码”，而且也破译了其海军运作密码“JN—25”。事实是，这两个国家的确对JN—25有突破，但此密码在1940年12月被JN—25b取代了，然后，在1941年又相继被JN—2b7和JN—2b8取代。Aldrich, Intelligence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pp.60—72。并见Stafford, Roosevelt and Churchill, pp.116—124。
64 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68页；沈醉：《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内幕》，第214页。
65 不过，魏大铭确于1942年在福建建瓯的井歧建立了一个东南电讯班，由他直接领导，但常务由他的副手朱定邦负责。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26页。
66 Yu, American Intelligence, pp.124—126.
67 Smith, OSS, p.66.
68 沈醉：《军统内幕》，第2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