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掌握着现阶段的动脉，站在大时代的前面！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维护我们领袖的安全，保卫国家领土和主权！须应当，刚强沉着，整齐严肃，刻苦耐劳，齐心奋斗！国家长城，民族先锋，是我们！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

 

临澧训练班班歌，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歌1

 

 

战地情报

 

上海市政府于1937年11月倒台后，戴笠被召到南京。当然，他知道首都不久将陷落于来自东南部的日军。于是他立刻开始准备城市的地下工作。想到战事爆发后在上海设立军事情报网所遇到的种种艰难，戴笠把南京指定为特区，由他最信任的一个部下钱新民任区长。他告诉蒋介石，钱担任这个关键职务完全可靠。他还设立了两个秘密电台，由女报务员主持，准备在南京被敌军占领以后潜伏下来。2

南京沦陷以后，作为二局头子的戴笠在全国军事情报收集方面变得日益重要。在那以前，戴笠办公室的使命是所谓的“军事静态调查”。在实际工作中，它被分为两部分活动：由一组外勤特工进行“搜集”活动；而由二局的另一组人员对前者的情报进行“查证”。3

搜集情报通常是由有军职的特工们负责。他们的责任有两重性：实地搜集关于共产党的情报，并汇报他们自己所属的军事单位的情况。关于共产党的报告被送到戴笠的办公处（先在武汉，后移至重庆），然后经分类后再发送给复兴社地方网络或其他军事机构中的特工去证实，以便采取行动。关于各个军事力量的报告包括了当地的“保安团”、该军事实体的战斗力（马匹数量、武器量、人员的体质状况）、士兵的政治背景和道德品质（是否吃喝嫖赌等），以及官员们的“思想状况”。这些报告送到内勤人员那里，他们有规律地跟踪观察这些具体单位在战时与和平时期的能力。尽管前一种报告被认为比后一种报告更紧急，但二者被指定用同等速度发送。因此，戴笠的特工系统在通讯的清晰有效方面保持了应得的声誉。二局的官员们夸耀说，在外勤特工与戴笠的总部间接收和转发信息的速度上，没有任何一个军事单位能够与他们相比。4

战争爆发后，戴笠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重点：向蒋介石提供军事动向及国民党将军们的活动。为此，他建立了一些“战地调查组”，将它们派到江湾、罗店、浏河、杨行等地。每组至少有一个以大队部政治官员作掩护的头目、一个配有小型无线电收发报机的报务员、一个密码员、一个内务人员，他们都是来自特务处总部的正规特工。若有需要，也会通过“毕业生调查处”从受过中央军事学校训练的无业军官中征调人员。只要有需要调查和汇报的战役，他们便奉命前往。由于这些人的军事背景，他们能够有效地与前线的军事人员联络。战地调查组还负责监视军人的任务。5

蒋介石把戴笠的日常战地报告视为他所得到的关于前线最可靠的情报。但他也许信错了戴笠。虽然戴笠每晚都派信使坐火车去南京送报告，供蒋介石每早审阅，但情报本身并不见得来自第一手观察。战地调查组的人员，甚至组长们，只是在“营部”层次上受欢迎，但不允许到前线连排的阵地中去。担任罗店和浏河战地调查组头目的沈醉，好几次要去前线观察，都被一位旅长阻挡，因为那旅长要向南京隐瞒无法收复被日军攻陷的一块阵地的实情。6只是在整个战线崩溃后，沈醉从对其他官员的采访报告中，才逐一将失败的原因比较准确地勾画出来。7

随着日本人渐渐逼近南京，戴笠撤到了汉口。他的情报机关设在前日本租界南小路的一所小学里。8他会偶然去湖南、贵州或重庆，但总是尽快回来审阅特工们送来的报告，并尽力确保他对战时不断发展的间谍网的控制。就是在汉口法租界的住宅里，他获悉了南京大屠杀的详情。他还得知了南京特区区长钱新民投靠日本人的消息，听到这个消息时，戴笠又震惊又恼怒。9

早在日本人包围南京以前，钱新民便把特区总部迁到了河对岸的浏河。南京一陷落，钱新民便携带“首都”特区秘密特工的名单投奔了日本秘密特务机关（tokumu kikan），并帮助日本人到处逮捕军统特工。只几天工夫，戴笠在沦陷城市内开展地下情报活动的成果便被破坏殆尽。南京的网络被钱新民彻底暴露了，因此戴笠责备自己是个“瞎子，看不见这个人的真相”。这位秘密特务头子再一次为使总司令失望而感到万分沮丧，他对最早向他报告钱新民投敌的沈醉说，他因为担保了一个“完全没有良心的人”而在蒋介石面前丢尽了面子。10

南京沦陷后，在国民党内部发生了一次大改组。1938年2月4日，蒋介石成立了一个“党员监察网”来“检查党员们是否真正在做布置给他们的工作”。据陈立夫回忆，“蒋先生觉得党员们没什么用。共产党员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我们的党员没有。他们对执行命令粗枝大叶而且松弛散漫。蒋先生觉得有必要检查他们，督促他们”。11与此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军人入党，而且省政府主席们也当了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国民党被置于一种战备状态。121938年3月至4月，在武昌珞珈山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以全票当选为党的“总裁”。13

 

军统的正式成立

 

戴笠的特务处名义上仍置于陈立夫在军事委员会下设立的中央调查统计局之下。14在那年冬天的一段很短的时间里，中统被重新命名为“大本营第六部第四组”，徐恩曾被称为中将和组长。15

然后，1938年3月29日，蒋在党代会上宣布，中央调查统计局成立，简称“中统”，隶属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办公处。这个全新的组织原是陈立夫主持的联合机构的第一处，将由徐恩曾领导。可以肯定，它的大多数成员和特工都来自于原组织的情报部门。同时，戴笠领导的调查处（原联合机构的第二处）仍属于军事委员会，但被重新命名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于是，戴笠的军统终于正式成立了。16

由于戴笠在国民党内的浮浅资历和在黄埔圈子里的低级身份（说到底，他仅是黄埔六期的一个学员而已），蒋介石怕一旦任命他为军统的正局长，其他部门会不服气。于是总司令便暂时任命他的侍从室长（侍从室主要由蒋介石的警卫人员组成）为军统局局长。在名义上，戴笠开始只是军统的副局长。17

事实上，戴笠对军统拥有绝对的指挥权。军统成立后头两年里的名义局长贺耀祖、钱大钧和林蔚文18都非常明白蒋介石的意思：戴笠应该全权负责军统，而且他们不应过问军统的工作、人事或财政这些方面的问题。每年4月1日纪念特务处成立日的时候，局长会到军统总部来听戴笠的年度报告，然后就离开了。大多数在总部外面工作的外勤特工甚至都不知道在局里还有职位比戴笠更高的人。总之，到了1940年，戴笠大权在握，终于被任命为正局长。19

军统刚成立时并非是个很大的组织。当戴笠在1938年获得军统统治权时，它只有四个“处”和两个“室”，共有100多一点的“内勤人员”和不到2000的男女“外勤人员”。其中有些处与原蓝衣社的第二处有重叠。复兴社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仅在新成立的军统里任秘书。而早先的科或股都合并到了军统的情报、行动、司法和电讯处里。20

 

 

老竞争对手CC派

 

三四年前就开始的蓝衣社与CC派的竞争和敌视随着改组遗留了下来。21尽管战时需要团结一致，这些机构在正式分开并互相独立后，仍保持着这种分裂状态。据陈立夫说：

 

中央调查局负责社会，军统负责军队。很难在这之间清楚地划分。两个组织经常办同一个案子。他们经常碰到并发生冲突。他们就像两个在黑暗中摸索而碰撞的人那样。我们与共产党不同，那是单独的一个组织，它的工作没有被划分开来。难的是，每个局都很容易侵犯另一个局的领地。常常是，一个将领的部队逮捕了把他的地区作为活动根据地的共产党人，但如果“军方”宣称那是它的领地，那你就无法进入。22

 

虽然这两个情报局互相写对方的报告，但中统并不敢对军统进行渗透。23而且，尽管一些军事将领对戴笠比对徐恩曾和陈立夫更感到害怕，但中统在军队里也不直接开展工作。24

 

中统局在军队单位里进行工作吗？没有。它的政策是“不碰军队”。不然事情就会变得复杂并冲突起来。不过，要是中统局得到信息说军队单位的某个人与共产党串通，而且这案子由于时间关系很重要，就会有更详尽的调查。如果调查结果证明存在这种串通，它会报告戴笠，好让他采取行动。25

 

可以想象，军统也不试图对中统进行渗透——起码在总部这一层上。在地方，戴笠经常利用中统设立的调查机构，他的人有时会与中统的特工在一个具体的单位中密切合作。总而言之，两者间的关系一直非常僵硬。在这一点上，陈立夫的遗憾尤其说明问题。

 

戴笠的特工是否与政训处或者他所负责的军队单位里的特别党部合作？不见得。军队中存在好几条不同的政治路线——它们不见得在某一点上汇合。这与苏联军队单位的政委制不同。我们的情况是，每件事都取决于它所涉及的人。举例说，比如，我是戴笠派遣的一个特工，你是由政训处派出的，在那个特定的单位里还有另一个人是军队党部的书记。假如我们是朋友，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被中央当局派来的——有时是可能知道这点的——于是我们可以密切合作。一切取决于个人的关系。26

 

在戴笠和陈立夫之间竞争尤为激烈的领域是通讯，以及对电报和邮检的专门控制。当然，陈立夫对自己在无线电和密码上对国民党北伐战争的贡献是非常骄傲的。这个情报工作的技术性符合他当时及后来对中统——中国的FBI（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想象。27但戴笠对这一领域也非常垂涎，二者的争斗最终导致了“联合机构”的创立，而原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三处的独立存在，显然是这两个机构之间妥协的结果。

因为，除了负责收集外国情报，由丁默邨28负责的三处还肩负邮电调查。在1937年的某个时期，三处的名字被改为“特检处”。并且，次年，当这些单位都迁到了内陆后，蒋介石把特检处置于军委总参谋长的领导之下。29后来，随着中统在抗战期间逐渐失去了对通讯的控制，特检处开始向军统汇报工作。于是戴笠获得了对邮电检查侦收的控制权，这在重庆时期对他的秘密警察体系具有非凡的意义。30

 

 

军统的扩展

 

这个在战时建立的独立的军统局，终于为戴笠提供了他长期等待的机会：扩张他秘密的特务王国。31几年内，也许是在他被正式任命为正局长时，戴笠已经把军统局扩展到了有10个处和许多相应的办公室、地区站和小组的机关。32“区”成立于1941年，决定权就落到了区长手里，区长直接向戴笠汇报工作，而且区长在改组了的军统中变得越来越重要。33例如，地区的监察员负责人事、财政、广播和电码设备、地区情报和实地运作。一旦区监察员得到戴笠的批准执行一项计划，所有其他部门就会得到通知，要准备全力支持该计划的执行。换句话说，一个区内的行动计划被置于军统机关内各个部门的需求之上。34

与此同时，办公处的人员超过了1000人，他们被分配在8个处、3个区和几个室里。35

每个室与处同级。甲室是戴笠的私人秘书办公室，由特务头子最信任的人组成：张毅夫、何芝园和译电员毛宗亮；乙室也叫秘书室，但它向戴笠的副手毛人凤36和郑介民负责；丙室是计核室，张冠夫负责监督内部财政。

除了这三个部门以外，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室。机要室——原来的译电科——由军统内职位最高的女官员姜毅英负责。37其中大多数成员都是江山人，38所以他们可以在工作中用他人无法听懂的方言交流，这些人普遍地被认为文化层次较低。另外，稽查室是个高层次部门，由郭寿华（后来是廖华平）领导。它相对由数目较小的一批办公处人员和一大批对外的“秘密督察”组成，他们直接向戴笠和定期的“周督察”汇报对全国军统人员的秘密监视情况。39

结果，在扩充办公处人员的同时，外勤人员也在继续增长。40就连那时的外国观察家都意识到戴笠及其秘密特工的重要性。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一个鲜为人知的机关，是中央调查局。它是一个超级的情报和反情报机构，无疑它存在于党和政府的所有机关当中。这个局由戴笠将军领导，据说他是唯一的一个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见到总司令的人。41

 

这个人事上的巨大扩张的实现主要是通过军统的训练营和间谍学校——戴笠日益把这些单位看成是建立一个现代间谍系统的关键。42

 

 

训练

 

到了1935年夏，戴笠已在杭州警官学校内成立了一个“特别训练班”。43学员们主要来源于特务处内文化层次较高的干部，他们被分配在六个纵队中的一个。一到三纵队是训练普通秘密警察或治安人员的；四队训练“全能型的特工”；五队训练驾驶员；六队是无线电通讯人员。44此外，“特务”一词并不是军统人员们对自己偏爱的称呼。他们都知道它来自于日本语tokumu，而他们喜欢用苏联特工对自己的称呼：从事“革命工作”“革命保卫工作”“情报工作”或“调查统计工作”。45

四队最享有声望，它设有密码术、侦查和监视、爆炸、摄影、驾驶、射击、政治和外语（通常是英语和日语）课程。毕业生们要经过一场特殊的、在半夜举行的加入军统局的仪式：在一个寺庙里，他们在阴暗的青灯笼下对着蒋介石的画像鞠躬，宣誓忠于三民主义，保证在需要的情况下为领袖献出自己的生命。然后，学生们饮鸡血酒来结束仪式。许多毕业生后来当了情报员，在全国各地的特务处（后来是军统）工作。46

1938年，戴笠又“强调指出，军统这门工作，不是一般人可以胜任的，所以必须经过训练和思想考核以后，才敢放手使用”。47在他的指导下，接下来的七年中，军统培训了20万基础干部、50万人的武装队伍，并在100期特训班中至少训练了5000名通讯人员。48

沈醉叙述过一段有关戴笠的轶事，这段轶事非常能说明戴笠对建立和垄断特务训练班特别偏执。那是在抗战早期，大批的流亡学生为特工招生提供了新的人才来源。上海刚一沦陷，沈醉就向戴笠报告说，前共产党人、十人团成员之一梁干乔在郑州建立训练班，为此他收容了800多个从沦陷区来的无法再继续上学的学生。梁向胡宗南借了几百支步枪，请宪兵团帮助培训，这使他建立一个精锐的半军事化干部队伍的用意暴露无遗。49

戴笠立刻写了一封亲笔信交送到梁那里，命令他把所有这些有文化的爱国青年送到湖南。这位特务头子打算在那儿建一所军统训练学校，好使用因中国沿海失陷而形成的这批人才。50沈醉递交了这封信后，梁干乔立刻意识到戴笠已经把这些新人才武断地掠夺走了。他气愤至极，把信摔到地上，命令沈醉到中正中学去当学生的训练官。

三天以后，首都警察厅保警大队长杨清植持戴笠的另一封更加霸道的信到了梁干乔那里，这时这个前共产党人终于明白，他除了向军统特务交出这些受过良好教育而且能上台面的人员以外，别无选择。梁还认识到，由于想亲自指导训练为军统工作的学生，他已经失去了戴笠对他——最早变节而来到蒋介石特工部门的一个前共产党人——的信任。在中正中学与沈醉发生了最后一次冲突后（据说梁大叫：“你们都滚！明天一齐给我滚！”），梁干乔去西北投奔胡宗南。他后来到耀县当反共专员，在一次战斗中死去。51

 

 

 

临澧训练班

 

戴笠在湖南筹建的训练班位于长沙外临澧县的一个旧中学校址：这个军统重要的干部培训学校在它于1938年3月成立时，只是以“训练班”的形式存在。52 1937年该学校的计划小组开始行动的时候，军统还没有正式成立。于是戴笠使用了军委的权力，把它命名为“军事委员会特别训练班”。53但军委办公厅不予以承认，他便只好利用自己中央警校教务委员会主任的职权把它改名为“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54

军统第一期毕业生被吸收到这个中央警校里，但在军统内部他们只被称为“特训班”成员。55学员们后来使用“临训班”或“临澧训练班”来称呼他们当时的训练班，他们对自己是军统新特工训练学校的首届学员的身份都极为骄傲。因为，他们自然都强烈意识到，这几乎相当于黄埔军校。而且，戴笠决心要把军统最优秀的人才送到临澧当教员，使这一点更加明显。毕业后这些男女便成为其他训练单位的骨干，如后来指导兰州特训单位的廖华平56、任黔阳特训班副主任的吴琅和任东南特训班主任的金树云。57

副主任余乐醒关于情报工作的讲话，更加激发了临澧训练班学生们的优越感。资历较深的老特工余乐醒，把他们的新职业与《三国演义》里的主角诸葛亮的使命相比。“诸葛孔明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情报工作方面最有成就最出色的组织家和实践家。”58他不仅在三国之间建立了“科学情报网”，而且还采用了“最有才华的高级特工人员”，同时他本人还是一个杰出的分析家和非凡的实战统帅。59

虽然几百个学生都是通过已在特工部门里的亲友介绍进来的，但并非所有的新生在刚到达临澧，穿上灰军服和领取12元月津贴时，都能意识到他们是进入了军统的。60从郑州梁干乔那里来的800多个年轻人被告知，他们是参加了国民党军队“总监部技术人员”训练班。61他们中许多人无家可归，而且他们在刚到达临澧，对湖南还人生地不熟时就被派去与教员一起修建学校的楼房和盖一个能容纳上千人的草竹大礼堂。也许在主任余乐醒为取悦戴笠，把礼堂的一部分命名为“雨农堤”的时候，他们才意识到训练的真相。62

余乐醒实际上只不过是训练班的副主任，戴笠是名义上的主任。而教务处长谢力公是戴笠派去抵消余乐醒对学生的影响的。在这些学生终于明白了自己是进了间谍学校后，他们变得十分不安起来。63他们是逐渐明白训练真相的。当学生们在3月到6月间接受“入伍训练”（主要是观察他们的政治思想状况）时，他们的家庭背景受到调查，本人的个性也受到考察，以确定他们将来最合适的工作。当他们到了“分队训练”，而且看到他们学的都是搜查和逮捕、绑架、暗杀等技术时，许多人害怕后悔起来。64

最强烈的抵制来自于一个女生组，她们是戴笠让胡宗南从长沙中央军校第七校园招收来的。65这些女青年以为她们是弃笔从戎抗日救国，当她们得知是在受训练变成特工，其敌人还包括共产党时，她们便要求回原校。戴笠和余乐醒对此的反应都非常慎重。因为她们是胡宗南招收来的，而且家都在长沙附近，这些青年女子没有受到赤裸裸的胁迫。相反，谢力公和政训教官花了一整天时间，对她们讲为军统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将来晋升的各种可能性。最后，她们勉强答应留下来接受训练。在著名女特工如吴毓坤、赵世英、彭家萃、吴奎元、吴舜华和凶狠的中队长安占江（她丈夫因惹恼了她而被她用手枪打死）的监护下，她们逐渐成为军统的骨干和外勤特工。66

自此以后，所有的新生都得签署一个自愿加入军统组织的表格。就像戴笠说的：“只要你开始就给他们的脖子上圈套，以后你就可以驾驭他们了。”67

临澧训练班六个月的培训初期，相当一部分精力都花在“思想教育”上，而且，据当时在总务处工作的沈醉说，大部分政训都是关于反共的。68政训教官头儿汪祖华企图说服学生相信，共产党说他们对日本人打了胜仗是骗人的。69学生们对他的说法感到怀疑。但是，这位政治指导员和七个中队（每队有140个学生）的政治教官一起坚持说共产党正在秘密地搞一场反对国民党的反动战争，是国民党以它的“革命集团”和军事统计局在打一场抗日战争。“除国民党外，没有任何一个党派是革命的和抗日的。”70

临训班的政治教官们还花很多时间来调查学生们的政治言行，没收“进步”书籍和杂志，如《新华日报》，还检查他们的邮件。这类窥探尤其让那些自己的情书被截收的学生气愤。后来，学生们想让附近的商店帮他们收信，而店主则被告知不要帮学生的忙，或者把他们的邮件送到政治教官那儿偷偷地打开检读。71

尽管临训班当局竭力想对训练班的存在保密，但他们不久就发现，许多人都知道县里有一个很大的特工训练班。甚至有的信来自共产党延安的鲁迅艺术学院，假装是来自前训练班的学生的，这些信要求学生们趁早退出训练班，以免为时过晚。这些信被发现后不久，临澧队部就开设了“禁闭室”，来对付违反纪律者或者威胁逃走的学生。72

对共产党诱惑的恐惧甚至蔓延到了教官们本身。关于对共产党进行渗透的课程被认为是特别敏感的部分，因为教授这课程的有些教官，如曾经在黄埔军校当过政治指导员的廖华平是前共产党员。在这些课上，他们使用从邮检或警察搜查中没收来的共产党文件，来给学生讲一些马克思主义术语，好让他们能装作“进步”的样子。与此同时，教官们还得使用这些教材诽谤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使学生对马列主义有抵抗力。作为前共产党员，他们想让学生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力量，但他们害怕其他军统同事们会误以为这是秘密左翼政训，是要学生们接受再教育。他们知道戴笠在他们中间安插了密探，这更增加了他们的恐惧。戴笠第一次来到校园时，他漫不经心地提到连总队长陶一珊有晚饭后打牌的习惯。这使每个人都意识到他对这里保持着密切的监视。73

戴笠第一次来临澧训练营地是在1938年秋天。余乐醒要给他一个好印象，于是让学生们作为警卫向戴笠的汽车致敬，由两个中队的学生担任警戒，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当戴笠的车到达县城附近时，一声立正的口令发出，随着几处同时传出了立正号令。而站在交通要道的武装学生也立刻开始执行断绝交通的任务。戴笠在来之前收到了一大堆对余乐醒不满的小报告，他已经火冒三丈。当他到了县城，看到接待的阵势这么讲究，他的脾气当场就爆发了。他一边从车里出来，一边大声地质问余乐醒，这套森严戒备是怎么回事。他说，他们又不是过去的军阀！要是领袖蒋总司令知道了这些可笑的阵势，那你余先生就完了！他不让余乐醒做任何辩解，一路发脾气一直发到班里，把在场的学生都吓坏了，他们都感受到了他们主任的威风的可怕。74

让戴笠如此愤怒的小报告来自他的密探，报告形容了余乐醒作为副主任的出色工作。余对特工有广泛的知识，这使他一开始就赢得了学生们的敬意。由于他给所有的新生们上基础间谍课，所以在赢得他们尊敬和忠诚的同时，他结识了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训练开始的几个月里，余和学生们非常接近，这使想成为学生们唯一的领导和导师的戴笠非常嫉恨。

于是，在他访问的第二天，戴笠故意对汇集在礼堂里听讲的教官和学生们贬低余乐醒。他不仅专门指责副主任，而且还骂总队长和总教官们，说他们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把太多的时间花在女人身上，而忽略学生们。他说教官和队长们中有不少人与女生发生不正当性关系。他严厉地指责总队部强迫所有的学生学会游泳，结果淹死了一个湖南籍女生；还有，一个学生在跟朝鲜的空手道教官学拳击时被打伤致死。不过，他高度赞扬前共产党员廖华平，说他在政训课上力图使学生理解：要是不歼灭“赤匪”，那在将来大家就死无葬身之地。75

访问的第三天，戴笠对各个学生小组训话。他告诉他们，军统是国内最革命的组织，他们自己的前途很光明。他还专门查看了“他的”学生的记录，并提拔了一些他认为应受嘉奖的学生，同时下令把那些小报告里说得最坏的人禁闭起来。但是，戴笠对学生们的控制并没有使余乐醒垮掉。戴笠访问临澧后回到了汉口，关于余的声望的新报告又送到了军统总部。于是戴笠决定用陶一珊取代余乐醒。但这并没有解决问题。虽然在1938年5月至6月里陶一珊尽最大可能来管理学校，师生们似乎对余被撤职感到非常难过。最后，为了重振他们的士气，戴笠软了下来，在7月下旬恢复了余乐醒的职务。76

自然，对师生们来说，整个事件只是提醒了他们戴笠有着无所不在的耳目，而且增强了他们对戴笠私人独裁专制黑暗面的认识，这很快地成为他们终身面对的一个事实。然而，临澧的学生们虽然对他们将来作为秘密警察的个人安全感到忧虑，但他们还是被间谍课程深深吸引：无论是学习如何迅速拔枪射击、撬锁和开手铐，还是在长沙街头上练习发现和甩掉跟踪等。77

他们部分是由于受到现代间谍技术吸引，部分也因为受了传统武艺的诱惑。戴笠本人就非常器重中国的拳击师，例如一个叫李克炼的临澧学生是个气功师，他能在腹部放一块大石板，别人用铁锤将石板击碎，而他的腹部却丝毫不受损伤。戴笠后来任命李克炼为军统重庆技击班副主任。在临澧班的毕业典礼上，戴笠还对朝鲜空手道教官78让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在几秒钟里失去知觉的掐指术印象深刻。当戴笠在武术教官的表演后斥责他时，别人都以为他们的头子讲人道，怕把这小孩子弄死。其实，戴笠发火是因为他不想让那位武术教官在众人面前泄露这种“高招”。79

 

 

 

 

间谍术

 

不管后来的专业训练是什么，所有的学生都得上由副主任余乐醒教的一门叫作“特工常识”的课，学基础间谍技术。80课程包括收集情报和评价分析、秘密情报组织的部署和领导特工、盯梢和摆脱跟踪、发送情报、特别行动、侦察、伪装、邮电材料调查和使用毒药与炸药。81

一旦学生们上了这门基础技术课，他们就应当能够选择将来的专业了。实际上，根据每个人的才智，他们被分配到现有的中队去：最优秀的到精锐间谍部门，差一点的到游击队去。假如是一个特别聪明警觉的人，他就有可能被选入“情报队”。一个脑力差点但明显强壮勇敢的人，会被分到“行动队”，受过军事训练的学生被派到军事情报的“谍参队”。其余比较一般的则进入“军事队”，他们在那里学习游击战术，这些游击战术是从叶剑英在湖南南岳的共产党游击干部班抄袭来的。82

女生们一开始要么被分去学情报工作，要么变成特别行动特工。1938年7月，临澧特训班还设立了特别小组：通讯组和会计组。那以后，大多数女生都参加这两项的训练组。有一些会被选为“工作太太”，陪同如傅胜蓝（他在投敌成为杭州傀儡市长之前，负责军统在上海的地下行动）这类的大特工去日占城市工作。83

情报队里的高级课程由在德国和意大利留学过的官员教授。还有一些关于军火和炸药的辅助课和示范，由刘绍复和黄林玉讲授；收集情报由谢力公主讲；沈醉负责间谍术；总部的电讯员负责无线电通讯和电码；摄影由军统摄影师教授。84

行动队教它的学生使用武器（暗藏的匕首、手枪、斧头、带毒的短剑等），进行逮捕、暗杀、监视和盯梢。领导了多次绑架和逮捕的上海老手沈醉，讲授抓嫌疑犯的实际细节：要是三个人抓他们两个，该如何行动；如何把一个人从三四层的楼上抓下来；体质不同的受害者对抓捕会有什么不同的反应等等。特工们学习如何先痛击对方使其无力反抗，而并不把他们打伤致残使他们无法走出楼房，但要让他们无力叫喊或拒捕。在课上对这类技术的示范，有时会让抵挡教官武术招数的学生受伤。在这种情况下教官们往往感到面临着考验，在学生面前他们要保持“权威性”和“可信性”而不能丢脸。这便是一个学生最终被他的朝鲜武术教官金先生打死的原因。85

教学重点是在实际而具体的案子上。开始，行动队的学生接受爆破方面的训练，但军统很快发现，要把一个秘密特工变为一个爆炸专家需要至少六个月的额外训练。而且，训练中经常发生爆炸事件，有时还造成伤亡。更实际的做法是，把爆破专家与受训的特工分开来，让前者为实地训练的特工们制造炸弹这类器材，特工们只接受基础技术训练，能够引爆就行。重要的是教会他们辨别各种黄色炸药的威力，而这可以在临澧外的乡村很容易地进行，尽管这可能骚扰在附近居住的农民。86

在这些特别行动课上，学生们不能记笔记。假如他们没有理解某一点，他们可以让教官再重复一遍。教官们奉命鼓励学生在课外找他们寻求帮助。通过这种方法，班里的“骨干”们可以发现热衷于暴力和阴谋诡计的学生，这些人是教官们能够为高级工作“培养”的真正合适的“专门人才”。87

全部课程应是一年，但是戴笠面对战争，有时会耐不住而给临澧打电话，命令让最优秀的学生马上就到实地工作。他尤其关心的是确保他的军统干部被派到“战地服务团体”或其他重要的抗日组织中去，否则这些团体或组织会被共产党或其他“进步”领导人控制。于是，当1938年夏战地延伸到江西，一位妇女代表那里的抗日组织在人员方面求助时，戴笠下令让训练班立刻派遣一支女生小分队去参加那里的团体。88另100个学生被从第五和第六中队里挑选出来，派到华南参加正在上海内陆腹地加紧反日活动的“忠义救国军”。89

 

 

“忠义救国军”

 

“忠义救国军”起源于戴笠成立的、杜月笙组织的苏浙行动委员会下的“别动队”。90这些工会成员和地下社会分子被日本人赶出上海分散后，戴笠派了周康去重新集聚力量。他们从残余部队中收容了2000多人，在溧阳重整后迁往休宁，然后扩充成由何行健和汤毅生带领的两个“教导团”。1938年又增加了阮清源的第三团，于是整个团体被命名为“忠义救国军”，由俞作柏（即俞一则）中将为总指挥，指挥部设在安徽广德金山里。91

俞作柏是前广西派的一个军阀，在1928年的蒋桂战争中被蒋介石收买。92“忠义救国军”后来扩大到10万人；尽管它由于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的活动而在中国进步人士中臭名昭著，但在1938年秋天，它的确有效地在长江三角洲开展了抗日游击战。93 1938年夏，有无数可靠的报告说，在该地区内陆坐船或卡车旅行的小股日本人受到袭击。尽管日军维持了他们通讯线路的通畅，但美国观察家们报告说“游击队活动给日军造成的伤亡很大”。而且，在当年9月和10月临训班的学生加入了“忠义救国军”以后，游击活动的水平明显提高了。94

当然，与此同时，日本人正在缩紧对武汉的包围。戴笠几次去湖南南部见蒋介石，蒋当时正在衡山南岳召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会议。在蒋介石把军委总部迁到战时首都重庆之前，戴笠还去了四川替领袖安排保卫措施，并在海关巷设立他的军统办公处。95然而，一旦这些安排完成后，戴笠个人的主要责任便是在日本人占领之前摧毁武汉的城市设施。结果，又有100个临训班的男女学生被挑选出来随沈醉到武汉，他们在一所叫南小路的小学旧址驻下，全部都穿上便衣。然后戴笠告诉他们：在武汉保卫战中他们将发挥军统的特殊作用。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直接在戴笠领导下工作，任务是确保不把公用设施留给日本人。96

 

临澧的最后日子

 

沈醉回到了临澧，他继续在那里负责700来个学生12个月的训练工作。在1938年至1939年冬季的最后一个月中，戴笠匆匆从长沙赶来，对临澧训练营地做最后一次视察。他此行有三个目的：参加毕业典礼，把训练班迁到湖南西边的黔阳，以及永久地免去余乐醒在训练班的领导职位。97

也许是因为最后一点已经得到解决，这次戴笠显得比较和蔼。他的所见所闻似乎都让他高兴。他赞扬了学生和教官，讲了毕业生未来的新任务。在毕业典礼上，除了武术表演让他光火以外，他显然对学生们所表演的技术感到满意。98

戴将军甚至被他们那个有点别扭的班歌吸引住了。那是一个在德国留过学的教员编的，他受了德国褐衫党党歌的启发。戴笠的耳朵被这些词句吸引：“革命的青年，快准备，智仁勇都健全！”他尤其喜欢这句歌词：“维护我们领袖的安全，保卫国家领土和主权！”结果，他决定把这首歌当作整个军统的局歌，下令每个重要会议，包括每年4月l日军统纪念大会上，都得唱这首歌。显然，从他长辈似的愉悦中可以看出，戴笠把临澧毕业生当作自己特别的子弟，他们在后来都得到了他的重用。99

这700个毕业生每人都得到了少尉的头衔和薪水待遇。100第一情报队的一些“文化程度较高”的成员被派到重庆外语训练班深造。大多数人被派到西南后方，其中大部分分到了四川的军统办公处。一小部分被留下来在特训班当干部，并迁往黔阳。101

 

 

 

 

骨干

 

作为临澧特训班的延伸，黔阳特训班是军统五个正规干部地区训练班的第二个——另三个是息烽特训班、兰州特训班及东南特训班。从1939年到1945年，这些训练单位培训了约1.35万名的军统情报、谍报、行动、电讯和游击战专业人员。

此外，还有一套军统干部和情报人员的中央培训系统培训了军官、驻外武官、电讯人员、共产党组织和战术的专业人员、以外交职业为掩护在国外活动的外事专家，以及德文、法文、英文和日文翻译。

重庆最有声望的中央培训机关从临澧、黔阳、息烽、兰州和东南训练班里挑出了250个最优秀的毕业生，加上军统区各站的头目，对他们再进行一次为期六个月的严格的高级情报技术训练。该训练由戴笠最有经验的教官和美国战略局及海军情报局下属的中美合作所的50个官兵教授。军统训练系统中级别最低的单位，用一个月的速成班（专门对收集情报和联络工作进行初步培训）培训了从各个重要的国民党中央政府部委推荐来的500个官员和行政人员，以便让他们在这之后成为军统的密探。无须赘述，许多人都这么做了。

第三套地方培训系统的设立是为了培养在西北与共产党斗争的特工侦探和反间谍专家，同时也培养到台湾去工作的专家，以协助美军进攻该岛。102最后，还有一套军统控制下的海外培训机关，培养派往印度支那去抗日（在有些情况下是抗法）的越南特工和作为军统特工被派往缅甸、马来亚半岛和菲律宾的华侨。

在中美合作所成立以前，训练机关的核心仍是培训“骨干”的临澧—黔阳—息烽—兰州—东南系统。这些训练点是戴笠“王国”的核心，而他把它们视为自己的班子，把自己当作主任，而把每个班的领导当作“副主任”。103有点奇怪的是，这些特训单位成了他整个秘密“王国”的缩影。在这些训练点初建时，戴笠会任命他自己的特工作为当地的县长，这既是为了准备成立训练点，也是为了保护和隐藏它的存在。这些单位经常设在各种师范学校里，这类学校曾经产生出一批权力欲极强的野心家，戴笠本人、胡宗南、贺衷寒和其他许多人都属于这类人。这位“主任”每次视察训练点（他每年都去）都像是皇帝巡行似的。

在他居住重庆的八年里，戴笠访问了当地的每个训练点，参加了特地安排在他的访问日程中的毕业典礼。在军统内部，这叫作“出巡”。有两辆特地为特务头子备好的专车，以便他可以轮换乘坐。他的随从包括一个副官、一个秘书、助理、私人厨师、一个洗烫衣妇、电报员、密码员，再加上人事、情报、行动、训练人员和警察，他们有自己的车辆。两三辆卡车的便衣警卫和从军统指挥部选来的武装警察警卫。于是，戴笠像一个总督一样到“他的”训练单位垂巡（这些单位往往坐落在一个由“他的”县长管辖的县），来显示对“他的”学生的所有权。104

我们已经从余乐醒的遭遇中看到，要是教官们的威信超过他的话，戴笠会对他们怎样嫉妒。即使在戴笠最后一次撤换余乐醒以后，他仍一直不能原谅余对自己的挑战，尤其当临澧的毕业生继续对他们的前副主任表示敬爱时。每次余乐醒到重庆来，起码有上百个临澧毕业生会为他组织一个宴会，并邀请他在宴会后讲话。余总是敦促他的学生们努力为军统工作并对戴笠要忠诚，但这丝毫不能使这位特务头子解气，他最终把余乐醒投入了军统的监狱，把他关押了一年多。105

 

 

训练单位的派系

 

戴笠如此忌讳在他本人以外的这种师生关系，是为了防止在他的特工系统里形成帮派。从理论上讲，军统的人事规定禁止任命朋友在自己同级或手下工作。但事实上，要知道一个科或处，或者一个局的负责人的推荐是否出于个人原因是很难判断的。为了防止个人小集团的组成进而反对他，戴笠必须在不断庞大起来的军统的各个部门当中拥有自己的亲信集团，来监视潜在的对手。106

而这个戴笠亲信集团的来源正是临训班的第一期毕业生，其中有些成为他机要室（也称为甲室，有意模仿蒋介石的侍从室——据说是抗战时期最重要的政府机关）的秘书。还有十多个人被分到人事处，其他的很快被提拔为股长或副股长。很快，军统总部的每一个处、局，或小组中，都有临澧毕业生在里面身居要职。在外勤方面也是如此，起码有十来个县的稽查所的头儿都是临澧毕业生，他们在上任后不久便被提升为上尉或少校。107

比临训班毕业生有更多年经验的老特工对这些提升非常不满。他们说：“现在真成了非澧（礼）勿视，非澧（礼）勿用的世界了。”而临澧毕业生也故意让老人们知道他们是“戴笠的学生”：他们管特务头子叫“戴主任”而非“戴先生”。这些年轻的中学毕业生对老特工们粗俗腐化的生活嗤之以鼻，毫不迟疑地予以汇报。108他们之间彼此的称呼也从来不是像军统一般人之间那样叫“同志”，而是以“同学”相称，而且要是他们碰到了以前临训班的队长，他们会以“老师”相称，而不用军统授予的军衔来称呼。109

由于一些黔阳训练班的学生曾经与临澧的学生在一起直到训练结束，黔阳班的毕业生想借临澧班的光。他们坚持说“临黔不分家”。但临澧派只想自成一体，只与总部以外其他来自临澧的人结帮，每次只要有临澧毕业生从外省来重庆，他们就会在一起聚餐，以保持彼此的联系。其实，把每个核心训练单位当作一个特殊团体区别对待，显然是戴笠整体计划的一部分：他把临澧毕业生分到重庆，黔阳的分到西南地区，而兰训班的毕业生则成为西北地区干部的主要来源。110

但是，渐渐地，一些包括毛人凤这类精明的头目在内的老特务开始意识到，他们可以用兰训班的毕业生来平衡在重庆的临澧派。他们把越来越多的兰训班毕业生安排到重庆，一个新的派系开始在他们周围形成，与临训班毕业生分庭抗礼。111后来，息烽的三个训练班的毕业生任职军统，形成了又一个对立派。但即便如此，临澧毕业生仍保持了他们是“戴笠的学生”的特殊优势。而且，从临澧训练班成立到国民党在内战中失败的11年里，至少有5个人在戴笠和他的委员长的部门里被提升为少将。112

 

 

 

注释：

1  沈醉：《军统内幕》，第15页。

2  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25页。

3  以下的分析基于周震东：《戴笠特务渝三课，蓉组，及西康组在军事方面的活动（1935年—1936年）》，第281—282页。负责“外部事务”的单位被分成秘密与公开两部分。前者纵向领导后者，不准许有横向关系，而且只有在必要的情况下才提供有关信息。任何人泄露机密，哪怕是对直系家属都会受到监禁、刑罚或者死刑的处罚。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第194页。

4  若发生紧急案子，总部会派遣一个“参谋”去地方上的“剿匪总部”做第一手调查。他的汇报通过无线电或电报发给戴笠，然后呈送蒋介石。

5  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23页。

6  在上海附近有好些非蒋介石嫡系的国民党军队在作战。他们的指挥官会不惜代价阻挡沈醉的介入。

7  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24页。

8  戴笠的私人公馆在巴黎街8号。沈美娟：《戴笠新传》，第361页。

9  在上海，钱新民的动向可能被他的部下出卖给了日本人。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25页。

10  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25页。沈醉经常想证实，戴笠并不像传说的那样，是个有效率的特务头子。当时正值国难当头，成百个特工人员被围捕、折磨或杀害，在这种情况下，沈醉可能过分地强调了戴笠很在乎丢面子。

11  “KMT wartime Organization Problems, Youth Corps, etc.”In Chen Lifu Materials, p.70.Materials relating to the oral history of Mr.Chen Lifu, done with Miss Julie Lien-ying “How as Part of the Chinese Oral History Project of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 of Columbia University between December 1958 and July 2, 1968”.

12  战争爆发后，军官们被要求加入国民党。

13  据陈立夫说，如果蒋当选为总裁的话，“其他军事统治会占上风，这样党会更加处于‘半死’状态。所以有必要使掌权者蒋先生成为党的领导。”In Chen Lifu Materials, p.90。蒋的当选自然而然地使汪精卫的地位下降。Ch’I,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p.207。

14  刘恭：《我所知道的中统》，第59页；张文：《中统二十年》，第1页。刘恭可能是中统人事科的一名高级成员。

15  刘恭：《我所知道的中统》，第60页。

16  沈醉：《军统内幕》，第2页；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28页。

17  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5页。对中统来说，中央执行院的总书记便自然而然地是它的局长。刘恭：《我所知道的中统》，第60页。

18  这几个名义局长中钱大钧最有声望。他曾在黄埔军校任职，也是中央军校武汉分校的教务长。西安事变中他与蒋在一起，并在他的警卫抵抗叛军时受伤被捕。太平洋战争后，钱当了上海市市长。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1:374—375。贺耀祖也是蓝衣社的主席。Maimusho Keihokyoku, Gaijij keisatsu gaikoy, 5:57;并见“Blue Shirts Organization”, OSS Report XL—47361, 20/3/46.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U.S.Army Nantional Archives, Military Reference Division。

19  沈醉：《军统内幕》，第3页；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96页。

20  沈醉：《军统内幕》，第iii页。

21  “The Nationalist Youth Party”, Memorandum in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No.D—4040, n.d.

22  “The Board of Organization”, 1932—1935, Chen Lifu Materials, p.81.

23  同上书，第83页。“要是军统发现我们这么干，那就太糟糕了。”

24  同上书，第81页。

25  同上书，第80页。

26  同上书，第79—80页。

27  恽逸群：《三十年见闻杂记》，第46页。

28  丁默邨后来成了汪精卫傀儡政府的秘密警察头子。

29  那时该处还奉命负责防谍工作。沈醉：《军统内幕》，第128页。

30  刘恭：《我所知道的中统》，第60页。

31  Ch’I,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p.211.

32  地区自上而下的正式等级是：区、站或特别组、组。每一层的具体工作人员被称为“直属通讯员”，但他们全都直接向戴笠本人汇报工作。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第194页。

33  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第194页。大城市也被称为区，如南京、上海、香港等。

34  邓葆光：《我所知道的戴笠和军统》，第153—154页。

35  同上书，第153页。三个区为上海（建于1941年）、海外（建于1942年，由黄天迈领导），以及华北（建于1943年，由马汉三领导）。

36  毛人凤在《红岩》里被藐视为无足轻重的人。

37  沈醉：《军统内幕》，第3—4页。

38  美娟：《戴笠新传》，第259页。

39  “周督察”们每周六碰头，起草向戴笠发送的周报，戴笠用这个报告作为每周一训话的基础，并以此来了解每个干部的思想，指导全盘组织工作。邓葆光：《我所知道的戴笠和军统》，第154页。“既鞭策勇者奋进，又自设绳索加以羁绊，是相当矛盾的一种措施。”引自江绍贞：《戴笠和军统》，第38页。

40  沈醉：《军统内幕》，第83页。沈醉认为“戴笠相信特务越多越好”。据沈醉说，除了集中在重庆罗家湾和磁器口总部的1400个特工外，还有5万常规领薪特工（运用人员），再加上约50万的间谍和报信人，这使军统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间谍组织。同上书，第4页。官方的资料宣称，戴笠的外勤特工在1945年多达10万。《戴雨农先生年谱》，3：305。

41  Military Attachcr Report:China(#373). From American Embassy Chungking to Military  Intelligence, Division War Department. Subject: “Organization of the High Command of the Chinese Army”. Gary May, China Scapegoat, p.262.

42  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21页。

43  首届“特训班”开设于1932年。章微寒：《戴笠与庞大的“军统局”组织》，第285页。有关以后各班的名单，见第286—288页。并见沈美娟：《戴笠新传》，第184—185页。

44  戴笠是训练班的主任，余乐醒是副主任，王孔安是党的副书记。王方南：《我在军统十四年的亲历和见闻》，第167页。

45  葛明达：《军统百日记》，第167页。

46  同上书，第140—141页。设立在警校附近雄镇楼的四队的队长是王德龙（音），政治教官董益三，教官有谢力公、梁翰芬、余秀豪和汪祖华等。

47  沈醉：《军统内幕》，第29页。

48  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96页；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5—156页。在重庆一个地方就有30多个“特务训练班”。沈醉：《军统内幕》，第11、83—84页。

49  这段以及下面的叙述，引自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25—26页。

50  许多这些单位的应征者开始以为自己只是受训当普通军官或警察。当他们发现是进入了特务的铁的纪律网时，大家都感到非常震惊。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第210页。关于训练单位表，见第212—215页。

51  胡宗南有自己的特工，他在西北与军统进行激烈竞争。冯美铨：《解放前军统在西安和银川的组织与活动》，第75—77页。

52  它同时也被叫作临澧训练班。见葛明达：《军统百日记》，第166页。

53  1937年夏，戴笠派余乐醒到长沙鹅塘为训练营地做筹备工作。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21页。

54  杨者圣：《特工王戴笠》，第226页；沈醉：《军统内幕》，第10页。

55  他们所受的前一半训练无一例外地包括基础军训，然后的一半教育便完全是特工训练。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第211页。

56  关于“兰训班”的训练课程，见原保泰：《戴笠与兰训班》，第160—162页。

57  沈醉：《军统内幕》，第14页。老资格特工、湖南站长李人士和军统第一处处长杨继荣都来讲过一两次课。

58  葛明达：《军统百日记》，第167页。

59  同上书，第168页。余乐醒还提示说诸葛亮对刘备的忠诚是有条件的，所以他要求学生们在做政治选择时要有远见而谨慎。

60  葛明达：《军统百日记》，第28页。伙食每月才三四元。新生中有一小部分是由已在军统工作的亲戚介绍来的。

61  沈醉：《军统内幕》，第11页。

62  同上书，第10页。

63  总教官是刘绍复和廖华平。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21页。

64  沈醉：《军统内幕》，第10、16页。

65  关于训练女特工，见沈美娟：《戴笠新传》，第260—261页。

66  沈醉：《军统内幕》，第12、15—16页。

67  同上书，第16页。

68  同上书，第11—12页。几乎在临训班所有的授课过程中，教官们用来描述特务工作的例子无一例外地都与共产党有关。

69  同上书，第11页。汪祖华在军统内是有名的“反共宣传家”。

70  同上书，第18页。并见第16、21—22页。

71  同上书，第17页。

72  同上。

73  同上书，第24页。

74  同上书，第25页。

75  同上书，第25—26页。

76  同上。与此同时，戴笠设立了一个主任行政办公室，由丁若萍负责。他还任命谢力公为教务处处长。这两个位置都是为了平衡余乐醒影响力的。并见仲向白：《我所知道的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第三班——临汝训练班》，第133页。

77  沈醉：《军统内幕》，第20—21页。

78  同上书，第13页。

79  同上书，第27—28页。

80  他们使用的基础理论著作是《孙子兵法》，尤其是《用间篇》。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第211页。

81  沈醉：《军统内幕》，第13、17页。

82  同上书，第12、24—25页。这些技术是戴笠的两个特工陈震东和王百刚“偷”来的。他们设法进入南岳学校当学生，当时在统一战线之下，南岳学校名义上是一所国民党学校。后来他们因偷盗一大笔现款被抓住，让戴笠给枪毙了。

83  同上书，第13—14页。

84  同上书，第13页。

85  同上书，第18—21页。另一个例子是，一个学生被怀疑向其他同学出卖假药后，作为一个“实习品”被临训班的教官们在礼堂里当众审问。当他固执地坚持说自己无辜时，审问者觉得他们的审问技术受到了怀疑。当着一群目瞪口呆的观众，他们逐渐由审问转向了酷刑。“这种无法无天的做法，对这个班的学生毕业后的所作所为的确起了很大影响，他们感到这个机关具有一切特权，根本不管什么法律。”

86  同上书，第18、21页。这也是一种很好的安全实习，因为炸药制造者从来不知道他们的炸弹被准确放置的地点。

87  同上书，第23—24页。

88  同上书，第28—29页。

89  同上；仲向白：《我所知道的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第三班——临汝训练班》，第133页。

90  关于通过别动委员会而建立的共产党和国民党情报活动之间的联系，见Stranahan, Underground, p.219。

91  裘雨萍：《我所知道的忠义救国军》，第124页；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01—102页。

92  徐铸成：《杜月笙正传》，第101页。

93  阿英编辑：《文献》，卷三，1938年10月12日，G6；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22页；Chung Yee Guerrilla Band, p.1。“它本身没有军饷，靠设卡收税，抢劫掠夺，压榨搜刮民财，来养活这支反共反人民的特务武装部队。它分布在太湖沿岸，杭、嘉、湖、澄、锡、虞各县掳掠行商，强奸妇女，无恶不作。”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01页。并见Wakeman, The Shanghai Badlands, p.128。

94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 1930—1939, 893.00 Shanghai/122(November 1938)。并见Shanghai/117 June 1938, pp.10—11和Shanghai/121 October 1938, p.14.

95  戴笠的私人住宅在中四路151号。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27页。

96  沈醉：《军统内幕》，第29页。

97  同上书，第26—27页。这时他们已经开始招收第二期临训班的学生，并成立了一个中队。这些学生后来会称自已是“临训班”的，但他们实际上是黔阳班的。

98  这只是后来许多典礼的第一个。整个战时，这些典礼都办得非常庄严：锦旗飘扬，牌楼林立，新刷的墙壁，以及新铺修的进出训练营的道路。仲向白：《我所知道的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第三班——临汝训练班》，第132页。

99  沈醉：《军统内幕》，第14—15页。

100  同上书，第30页。他们的起薪是每月40元。

101  同上书，第28—30页。

102  1938年春，张国焘从延安叛逃到军统西北局，当了“时事研究室”主任，该研究室专门负责收集共产党在延安地区的情报。其他在陕西榆林和汉中的军统组织负责对付进步青年和知识分子。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第226页。

103  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6页。

104  同上书，第163—164页。

105  沈醉：《军统内幕》，第32—33页。后来，戴笠摔死，国民党在内战中失败，毛人凤力图劝说余乐醒到台湾去，但余不愿离开大陆。结果毛命令军统上海站逮捕他，但余在秘密警察工作的一个前学生向他报了信，余投靠了共产党。

106  同上书，第31页。

107  同上书，第30页。

108  临澧毕业生向戴笠提供的这些情报，在军统的年会上戴笠对老特工的批评中反映出来，这让老特工们非常不舒服。同上书，第31页。

109  同上书，第30—31页。

110  控制青海地区的军阀马步芳一再拒绝允许蒋介石的特工在他的管辖区行动。结果，除了在青海有一小部分完全隐蔽的单位以外，军统只能在马属地区外建立一个“西宁情报组”，由军统在兰州的西北区官员程一鸣领导。程一鸣：《对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的补充、订正》，第241页。

111  1945年5月，程一鸣从兰州被调到重庆领导军统总部的第三处。该处负责警察行动，由三个科组成：警政、肃奸和行动。同上书，第240页。

112  沈醉：《军统内幕》，第35—36页。关于后来训练的单位，包括“国防部情报局”训练班、保密局训练班和雄村中美训练班，见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第215—2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