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年轻人必须热爱你们的祖国，不能帮助日本人或当一个叛徒。现在南岛他们需要一些年轻的便衣战士。假如你愿意加入我们的行列，你就跟我来。
别动队招生员（1937年9月）1
戴笠和杜月笙
1937年夏天爆发的抗日战争为戴笠扩展他的秘密王国提供了一系列的机遇。正如他的前助手沈醉后来讽刺的那样，“国难当头，大交鸿运”。2战争在全国蔓延，阻碍了南京自上而下统一扩充军事和警察的计划，而且沿海地区的丢失切断了蒋介石不可弥补的资金来源。但由于日军的占领区支离破碎，戴笠能够见缝插针地把他的组织延伸到地方的公安和半军事力量中去，而两个相连的战时经济又使秘密警察得以从戴笠控制的黑市和交通运输中获得新的资金来源。战争还把特务头子与杜月笙这类帮会分子撮合到一起，使军统更加依赖于来自毒品买卖的非法赢利。3
当时的人说，戴笠早在1921—1923年在上海当流氓时就认识了杜月笙。1927年秋，蒋介石从国民党政府辞职并暂时解散了他的秘密调查单位，两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密切起来。几乎身无分文的戴笠又到上海来寻找生财之道，结果他到了老朋友杜月笙那儿求援。那时，杜月笙已是个“名人”，他两次给了戴笠50块钱来对付困境。事实证明，戴笠的穷困并不长久。但在蒋介石恢复了权力并重组他的私人秘密特工之后，戴笠一直记着杜月笙的慷慨。4
这一时期，蒋政权开始在上海与杜月笙合作进行鸦片交易。从实际角度说，把鸦片买卖集中在一个团伙手中，将这个难题与其他国事分开，更加方便，这样如果出丑，便于抵赖。不再有盲目的竞争，交易变得井然有序，巨额的收入悄悄地汇来。5新国民政府在南京一成立，财政部便开始对鸦片进行正式垄断，这种垄断在1927年8月20日延伸到了江浙地区。开始杜月笙反对这个计划，因为这对他控制的大公司利益形成威胁。然而后来杜与国民党之间达成协议：后者将上海地区的垄断权交给大公司的一个叫“三鑫公司”的子公司，国民党军队保护其活动安全，并收取保护费。6
前面提到，戴笠开始动用这笔收入的一部分来支付蓝衣社内的特务处的经费。CC派也通过杜月笙赚取了钱财。为对抗CC派——用前蓝衣社成员对蒋介石政策的概括说法，即“以毒攻毒”——戴笠与杜月笙结盟为兄弟，并开始吸收青红帮分子加入特务处，以此来加强他与帮会和毒品走私的联系。7
财政部1927年与杜月笙的协作总体上并不稳定，因为走私量如此之大，赢利如此之高，以至于协议双方都经受不住它的巨大诱惑。到了1931年，世界经济萧条开始严重影响中国经济，中国本身每年生产1~2万吨的麻醉性毒品，即全世界非法毒品供应量的7／8以上。作为鸦片及其制品的来源，中国取代了中东，控制了美国市场。事实上，美国的大部分海洛因来自于上海和天津的实验室。8在约有10万人染上鸦片瘾的上海，杜月笙的人操纵着10个这样的炼制厂。9其中最大的两个每天赢利4万元。10每月光是支付国民党军队对这些工厂的保护费就要40万元。
1931年5月，杜月笙在南京与蒋介石见面。蒋向这个帮会头子提出，如果杜的青帮能够参加“剿共”，他愿出100万元。他还答应与帮会分子分享政府在全国对鸦片的垄断，作为对地下社会投入600万元的回报。不过，支付给这青帮头子用的是财政部宋子文那里贬值了的政府债券。11在管理鸦片秘密垄断的协议上，宋也没有表现出诚意。这位正在想方设法支付蒋的“剿共”战役巨额军费的财政部长，对麻醉毒品眼红起来，开始计划用管制局没收来的鸦片垄断市场。12
尽管南京当局在1931年6月18日颁布命令：所有的官员都必须服从法律，不得进行鸦片买卖，但宋子文及其支持者们仍然继续建立他们对鸦片的全国性垄断，预计这项垄断每年能给政府带来1亿元的额外收入。在一些省份内，鸦片买卖公司应运而生，用来储存没收来的毒品的仓库也在安庆、大同和芜湖纷纷建立起来。这些仓库并非由它们所应属的鸦片管制局负责，而是由宋子文的特别税务局控制。13
三鑫公司
1932年7月，财政部安排了一个在江苏市场公开销售鸦片的方案，江苏省政府授权在当年9月1日公开出售没收来的毒品。杜月笙与省政府的代表们谈判后获得了对上海市场的鸦片垄断，后来又在汉口的一次会议上答应直接向财政部上交300万元，以获取政府对从四川过来的货船的保护，从而将垄断扩展到了全国。14接着，杜月笙在南市建立了一个新批发公司——三鑫公司，为上海的毒品零售商供货。据说三鑫公司每月向中国地方当局和其他机构支付20万元。这个毒品销售的庞大计划的用意之一是保护特工。这有两层意义。从地方上讲，杜月笙三鑫公司的业务与中国市政治安力量的腐败利益密切相关。据英租界的一份警察报告说：
他意识到武装保护对运送鸦片必不可少，任命杨虎将军为上海保安队司令。然后保安队成立了一个“特工部”，接管了已“收摊”的三鑫公司的工作。但是，特工部在1932年12月，奉吴铁成市长的命令由公安局兼并了。15
在全国范围内，杜月笙同时加入了戴笠的力量而在上海建立了一个“大运公司”。该公司在经销“航空奖券”上赚了一大笔，并取代三鑫公司成了最大的鸦片商。戴笠从赌博行业和毒品买卖得来的利润被用来补贴秘密特工活动的经费。16
与此同时，宋子文继续尽力扩展南京政府对鸦片的全国性垄断。1933年1月，再次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把汉口的特别税务局划归蒋介石的总司令部直接管辖。2月，鸦片管制的一切权力全都交到了军委会主席蒋介石手里。17同年，中国当局缴获了大量的吗啡，汉口税务局对鸦片船只的纳税在1600万元以上。18国民党已经开始有规律地把缴获的鸦片送到杜月笙那儿去提炼海洛因。19这时英租界的特别署发现，蒋介石决定把这批新缴获的吗啡提炼和出售，据说是用于医疗目的。其实，“所获赢利是为蓝衣社之用”。20
规定给杜月笙提炼吗啡和海洛因的时间是六个月。这段时间，他设在南市的加工厂得到承诺，会受到政府当局的全面保护。杜月笙从中看出牟利的机会——这可以帮助他筹集为维持垄断而答应支付蒋的巨款。想到现在可以毫无顾忌地经营毒品，他便与张学良的弟弟、天津警察署长张学明暗中达成了协议，把张学明在天津储存的吗啡的一大部分运到南市的工厂去提炼，以取代被蒋介石的人没收的那部分供应。据上海工部局警务处报告，吴铁成市长“为默许这场骗局”而每月收入1万元。21
当六个月的规定时间期满时，吴市长向蒋介石申请延期，因为毒品市场不景气，为提高他们的利润得延缓提炼。蒋批准了申请，但到了中秋时，他获悉了杜与张学明合作的骗局（也许是从戴笠那儿）。22
蒋介石本来就已经为罪犯圈子公开谈论政府与地下社会在毒品买卖上的合谋而恼火。他立刻从南京派遣了一支宪兵队去袭击和占领杜月笙在南市最大的吗啡工厂，他们在那里缴获了价值150万元大洋的毒品。突袭的事一传到杜月笙那里，杜便对警备司令部副官长温建刚施加压力，让他下令撤军。撤军令上盖有上海市市长吴铁成将军的钢印。但是，宪兵队不仅没有识相撤兵，反而待着不走，而且还把吴铁成的命令转给了蒋介石，蒋大为光火，追问吴怎么回事。23上海工部局警务处关于这个事件的报告解释说：“市长为自己开脱，说他不知道有吗啡工厂，而且他的钢印通常是由副官保管，仅供公用，他不知道有人用了它。结果温建刚被押送到南京，最后被枪毙。不知杜先生自己如何摆脱了他在这场风波中的责任。”24
到了1934年，中国政府在鸦片上的年收入超过l亿元。25贪婪的宋子文决定利用杜月笙的挫折，与帮会分子争夺对上海市场的控制。他自任上海鸦片管制部门的主任，还招收了一支由几百个精干警察组成的特别队伍来实现他下的赌注。他失败了，这也许是由于杜月笙愿意迎战他的赌注，其实说穿了这本是蒋介石的赌局。过了不久，宋子文的鸦片警察队就解散了，而蒋介石的秘书长杨永泰与杜月笙谈成了一个在南市重开吗啡工厂的新协议。26自此以后，所有来自重庆和宜昌的毒品原料的提炼，全都垄断在杜的药剂师手中。27
同年，杜月笙继续青云直上，他拥有的头衔有：海陆空总司令部参议、上海地方协会会长、中汇银行董事长、上海市参议会议长、法租界纳税华人会主席、上海中国商业丝棉贸易协会主任、上海股票交易所成员、上海市商会常务监察、中华蒸汽商业航海公司常务委员会成员，以及《申报》《时事新报》《商报》和《新闻报》董事会主席。28
全国对麻醉毒品的关注
次年，即1935年，蒋介石的军队进入贵州，追剿长征中的共产党。要是蒋想制服西南地方派和桂系的话，那他就会摧毁他们对鸦片的垄断。美国驻华武官约瑟夫·史迪威（Joseph Stilwell）报告说：
通过确保对鸦片走私的控制，蒋希望增强中央政府对各个不可靠的省份在政治上的控制权&&没有一个地方政府不靠鸦片收入生存。假如中央政府能够控制一个省的鸦片供应，那么这个省将永远无望反叛成功。29
通过史迪威的观察，很容易看出为什么蒋介石把他在贵州的军事战役转变成一个制造中央政府对鸦片垄断控制的机会，为什么不让鸦片通过广西运到南方，却转而把它运到长江流域，再顺流经汉口运到上海。在国民党进入贵州后被任命为财政专员的本地人李仲公，被任命为鸦片垄断的头目。与此同时，杜月笙及其鸦片企业被授予从贵州外销鸦片到汉口和上海的垄断权。1935年5月，为确保全国整个鸦片系统控制在个人管辖范围之内，蒋介石撤销了全国鸦片管制委员会，并取而代之亲自负责全国鸦片管制。30
蒋对贵州鸦片的控制迫使桂系转向云南另找货源。作为报复，南京政府在云南和当时还未建完的汉口—广州铁路之间架起了公路。但即使在1935年秋天公路告竣之后，云南的鸦片商队仍然走穿越广西的老线路，因为那里的过境税低多了。尽管如此，广西的军阀们仍感到经济上的压力，而蒋的钱匣子则不断地膨胀起来，其收入来自于他和杜月笙之间在鸦片垄断上的特别协议和上海麻醉毒品生产的利润。31
随着中日在毒品走私方面的竞争日益激烈，上海的提炼和零售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衰竭。1937年1月1日，蒋介石宣布了新的法律，惩罚使用鸦片提炼品的人。据上海工部局警务处的报告，这是日中毒品走私控制战中的一次新高潮。中国政府最终有效地垄断了鸦片交易，但因为华北的提炼厂和日本军方对它的保护，日本人在吗啡和海洛因的走私方面获得越来越多的控制权。32
还有，毒品和间谍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日本在东北扩展其影响，他们的特工单位与麻醉毒品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入侵华中，随即开始通过招募杜月笙的人或者直接将自己的特务打入走私网中的方法，接管华南的毒品网。33
上海争夺战
1937年夏战争刚爆发，杜月笙便利用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建立起来的上海市地方协会，领导组织抗日力量。34杜月笙显然是想获得“爱国者的光环”，他主动提出，在长江下游用沉没他大达轮船公司的船只来阻挡日本军舰，同时还向捍卫上海的中国将军们提供他的防弹汽车。35但比起他与戴笠秘密协议在死守上海之中及之后组织反日地下抵抗运动来，那些被广泛宣传的壮举便显得逊色了。36
卢沟桥事变一发生，戴笠就把他的注意力转到了上海。他在上海最关键的特务是警备司令部侦查大队的队长王兆槐，他也是杜月笙的弟子，恒社成员。37在那以前，上海站的主要任务集中在反共和对付蒋介石的其他敌人的活动上，所以对日本人的情报收集得很少。38当时沈醉是特务处虹口行动的负责人，他在日本人圈子里只有一个级别很低的特务：东有恒路上的当铺店老板。其余在“小东京”的情报人员都是双料特务，他们作为汉奸在替日本人工作。特务处只能从日本人布置给中国特务的任务性质里去琢磨日本人的意图，以便至少对敌军的方向有所察觉。但这些情报往往都虚无缥缈。比如，卢沟桥事变后，一个酒醉后的日本特务说：“只要几天工夫，上海便是我们的了，那时你们的工作可要大大地忙起来！”39
几天后的1937年8月13日，上海真的爆发了战事。当中国难民潮水般涌向城北苏州河边的本地人区域时，戴笠意识到他们的军事情报有多么糟糕。他立刻命令备有无线电台的特务渗透到虹口、闸北和吴淞口去，但成效甚微。因为日本人很容易发现这些逆人流而移动的特务们。40沈醉组建起一支由8名特务组成，包括他的兄弟在内的小分队，并将其活动站设在虹口。但他们在几个星期内就被日本人发现而不得不疏散。沈醉和他的无线电报务员裘声呼把他们的电台藏在裘刚满周岁的小孩的推车里逃了出来，从此再也没能回到那里，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整个虹口区没有一个特务处的特务。41
虽然如此，在闸北的浴血巷战中，戴笠仍然赢得了游击战胜利的形象。通过他与地下社会的关系，这位秘密特务头子鼓励帮会和黑社会组织武装反抗入侵者。42开始，他们完全是一群乌合之众，在日军面前不堪一击，曾经企图炸沉停泊在黄浦江的日本旗舰“出云”号的计划也未果。43但不久，他们开始组织比较正规的半军事化的队伍，把上海之外的军队骨干召集起来，在1937年8月下旬和9月初成立了一支别动队。44
城市游击队
根据上海工部局警务处收集到的秘密情报，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决定在9月初组织一个“非常时期服务团”来对付上海的汉奸和间谍。上海虽已有保安队，但在1932年7月日本人撤离之后，它主要替市政府充当警察力量。45
现在，为了在前线和敌后与日本人作战，蒋介石决定创建一支城市游击队伍。军事委员会相应地为这支力量拨款50万元，归国民党第八十七师司令王敬久统筹。他在江阴的司令部已开始在一个“军官训练班”为情报工作培训军校生，该训练班也是特务处“入门训练”的一个程序。上海战事爆发后三天，240个军校生被作为特别部队派往龙华小学。46
王将军的“非常时期服务团”的副司令们是直接向蒋介石汇报的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蔡劲军将军和杜月笙，杜立刻想让这个新组织为己所用。
接到任命和指示后，王敬久将军和蔡劲军将军发现这同他们目前的位置以及他们应当积极参与的工作不合适，于是就把组织这个新单位的事情交给了副司令杜月笙先生。在组织这个单位的过程中，杜先生意识到这是一个将自己部下安插为部门头目的机会，便将龙华军事法庭首席法官陆京士先生和上海总工会主席朱学范任命到这些位置上。47
但杜月笙把他部下的名字提交给军委会后即遭到否决，这使他非常光火，而且这对陆京士和朱学范也是极大的侮辱。48
由于杜月笙一时无动于衷，上海公安局局长蔡劲军将军决定干预，在忠义会（上海工部局警务处的密报人把它形容成一个由“黄埔军校生组成”并由蒲风鸣领导的团体）的帮助下，他在公安局内部设立了服务团办公处。蒲风鸣和蔡将军后来成立了两个团：防护团和特务团。49
防护团在苏州河南北两边的活动有所不同。在城北，尤其在虹口，他们组织了一支“上海枪手队”，主要由无业游民组成，他们用毛瑟步枪或手枪在敌后袭击日本人。50在苏州河南面的南市，防护团由征募来的市民组成，主要任务是挖防空洞。南市的每个户主每天都要出一个人去防护团劳动，该团由蔡将军在露香园路的一个办公处的副官指挥。51到了9月，已有300多个征募来的人在干活，共挖成57条防空壕。52
特务团的办公处设在南市蠡园路旁属于绍兴府的一个私立学校里。53特务团由蔡将军的前指挥官刘槐指挥，两个副指挥官一个是公安局监察员陈伴农，另一个是前公车售票员张国权。54特务团的正式成员大都从无业工人那儿招来，月薪9块钱，外加可以容纳l000人的学校提供的免费食宿。到了1937年9月下旬，有400人加入该团。55
特务团还有一个调查处，由30人组成，归杨福林领导。这些人被安置在老西门外西林路上的精勤小学里住。其中有个以前当过小学校长的人叫傅多马，他说，刘槐派他去打听日本便衣特务在英租界的活动情况。他还被派去调查中国“汉奸”的情况。要是能找到足够的证据，就让中国警察逮捕这些汉奸，然后把他们押送到特务团办公处进一步受审。56
苏浙行动委员会
在蔡将军手下的两个团中无疑有戴笠的人，特别是在特务团的调查处里。但这个秘密警察头子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杜月笙弟子们在工会、商团和地下社会的网络上。显然是戴笠在9月底使这个受侮辱的帮会头子和他的青帮随从们回到军委会的正轨上来，并在10月初说服蒋介石为了将帮会分子转为半军事组织而成立了一个“军事委员会苏浙行动委员会”。57
苏浙行动委员会由蒋介石亲自主持，其成员包括杜月笙、黄金荣、王晓籁、张啸林、杨虎、梅光培、向松坡和陆京士，戴笠是书记长，他在法租界的善钟路上设立了办公室。委员会分成参谋处、政训处、情报处、训练处和总务处。各处处长均由特务处的人担任，如陈旭东、汪祖华、谢力公和余乐醒。58
该委员会的当务之急是培养干部和征募民兵。于是在松江和青浦办起了培训支队队长的特训班。5910月初，戴笠利用委员会的权力为别动军总支队部组织了一个总司令部。60这个后来以“淞沪别动总队”著称的司令部设在市南枫林桥附近的沈家宅1号。虽然在名义上这个组织由杜月笙领导，但戴笠是它的真正头子，英租界的警察把他认作“蓝衣社领导”。61杜月笙的“外交”助理、山东来的青帮老军阀刘治陆，是别动总队的名义副司令。62但各部门的关键职位全由戴笠的人担任：陈旭东当参谋长，方超任参谋处处长，周伟龙负责政训，周家礼是经理处处长（后由谭良甫担任），周济文为总务处长，余乐醒管技术室。余还和谢力公一起负责松江和青浦的训练点。63
别动队
淞沪别动总队由5个支队组成，每个支队有500到3000人，总共有8000名民兵。每个支队又相应分成3个队，每个队又再分成中队、小队和股。股及其以上的队长们都是戴笠特务处的特务或者恒社的骨干。64
别动总队的普通成员来自社会各界：上海商店的店员、帮会的地痞流氓、国民党溃兵、上海沦陷后倒闭工厂的失业工人和工会成员等。65此外，除了吸收新成员，别动队还兼并了前保安队的单位，如重组南市纵队。9月初，领导别动队第五支队的陶一珊，被南京任命为上海市所有训练中心的头目，其办公处设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内。66
陶一珊上校的工商界人士组是穿黄咔叽制服、配毛瑟枪和手枪的支队之一。67二支队驻扎在南市鲁班路东亚体育学校，奉命帮助警察维持法律和秩序。68但据恽惠芳（他因为1932年的恐怖活动而在英租界的警察中闻名）的证词，他的别动队支队的目的，是“仅仅捉捕汉奸”，据说这些汉奸被移送到了附近的中国警察局。69
三支队分配给上海总工会主席朱学范（他的任命曾经被军委会否决过），以保持对劳工的控制。70其他劳动阶层的组织有陆京士领导的邮政和海员支队，还有一个码头工支队。71
喜欢指责的人后来把别动队形容成一群“乌合之众”，无能力抵抗日本人的正规军。72不过，杜月笙的干将们，如陆京士和水祥云，还是暂时放弃了他们“阴暗角落里的耗子”般的秘密角色，各个衣冠楚楚，俨然一副时势英雄的模样。73但他们的光辉并没有持续多久。别动队本来应当护卫苏州河南面梵王渡、曹家渡直到日晖港一带，但日本人一向苏州河南岸发动进攻，他们便溃退了。74
戴笠在中国城区沦陷之前逃到了法租界海格路的办公处。但他力图效仿成为爱国典范的团指挥谢晋元在1932年捍卫四行仓库的壮举，希望重整旗鼓，奋勇保卫南市。75可是他在上海的特务们有许多都放弃了他们的指挥岗位而躲到外国租界去了。上海站站长周伟龙向戴笠保证，他会在法租界里建立一支潜伏区的敌后队伍，来骚扰敌人。戴笠还命令他的同乡姜绍谟组织地下间谍单位，在日本人占领上海后收集和传递情报。76
为安全起见，这些间谍组织得完全与别动队分开，它们只通过龚仙舫向戴笠直接汇报。龚曾是特务站上海站的人事负责人，现在被任命为特务处与上海之间的主要联络人。但这些秘密地下支部要么被日本反间谍机构破坏和粉碎，要么成了为傀儡政府工作的汉奸秘密特工机构。77而且，戴笠为了资助这些地下行动，在围绕毒品走私的地下中日关系的错综复杂的网络里越陷越深。
随着日本军队渐渐进入上海市中国区域，抵抗运动的主要领袖纷纷离沪。1937年11月，市长俞鸿钧、宋子文、钱新之和王晓籁都偷偷去了香港。78杜月笙在那里与他们会合，并很快为蒋介石组织起地下情报组织，其经费部分来自他和戴笠建立的名叫“港记公司”的麻醉毒品工业。79与此同时，日本人一占领上海的中国管辖区，他们的特务机关（tokumu kikan）就开始以这个被分割的城市为据点，在“国统区”和沦陷区之间迅速扩张他们自己的毒品走私。80
上海别动队在日本军队面前溃不成军。大多数武装单位逃往苏皖边界，尤其是屯溪和歙县等地，投奔了前湖南土匪陈士虎这类的军阀，或者当了“游而不击”的游击队员；要不就是被戴笠组织起来加入了最终被美国人武装起来的“忠义救国军”。81
别动队最后一支分队于1938年2月1日从上海撤出时向上海报界发了一封告别信，说他们离开租界是“为了外国租界居民的安全”。82那时戴笠已经逃离上海，经香港到了长沙，“苏浙行动委员会”彻底垮了。83上海的战争成了一场地下斗争，而接下来的34个月，直到日本偷袭珍珠港，恐怖活动在租界里一直秘密开展。戴笠又一次收获巨大。
注释：
1 审讯林德富的记录，见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D—8039A, 28/9/37。
2 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20页。
3 “鸦片是中国军政所有权力的主要支柱。”Joseph Stilwell，引自Marshall, Opium and Gangsterism in Nationalist China, p.25。关于军统中一些双料特务和毒品贩与日本人在韩城（西安附近）秘密交易而被逮捕的细节，见“Discovery of Japanese Agents among High Officers of the First War Zone”, Dispatch from Edward Rice, second secretary on detail at Sian, to George C.Atcheson, Nanking, 4/7/45;“Allegations hat High Officials in Shensi are Engaged in Espionage for the Japanese”, Report from Edward Rice, to Patrick J.Hurley.OSS Report XL—12387, 5/6/45.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Archives, War Department U.S.National Archives, Military Reference Division。
4 徐铸成：《杜月笙正传》，第98页；郭绪印：《旧上海黑社会》，第99页。
5 Finch, Shanghai and Beyond, pp.294—295.
6 Sues, Shark’s Fins and Millet, pp.70—72。比如，在1930年，由财政部长宋子文安排，有700箱波斯鸦片在上海交给了杜月笙。货船享受了军队的保护，而财政部和海军相应收取回扣。Marshall, Opium and Gangsterism in Nationalist China, p.32。
7 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第15—16页。戴笠也与其他帮会头子勾结起来，如在南市工厂里制作“红丸”和吗啡的刘治陆和向松坡。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9页。注意，如本书前文所指出：还有一些说法认为戴笠和杜月笙是在1928年结盟为兄弟的。
8 Marshall, Opium and Gangsterism in Nationalist China, p.20, p.27.
9 同上书，第32页。最大的吗啡工厂设在浦东对面高桥村杜月笙的宗祠里。
10 同上书，第34页。
11 同上书，第33页。
12 同上书，第21页。宋子文实际上在1931年6月辞职了，因为他不能为“剿共”战役筹备足够的资金。他表示，如果能找到进款的其他来源，他可以考虑复职。
13 Memoranum on Mr.Tu Yueh-sung, p.21.
14 同上书，第5页。根据该协议，从四川、贵州和云南来的鸦片应由政府保护运送到长江流域。当鸦片到达汉口时，便由青帮代表们提取，然后在上海等地区分发。Marshall, Opium and Gangsterism in Nationalist China, pp.23—24。
15 Memorandum on Mr.Tu Yueh-sung, pp.5—6.
16 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92页。
17 宋子文被重新任命为财政部部长可能标志着他和杜月笙之间的部分和解。在那个“战役”中，宋得到上海工会的支持，那是一个地方纳税人和上海市民联盟的组织，由杜月笙控制。Marshall, Opium and Gangsterism in Nationalist China, p.46。
18 同上书，第21页。1933年国民党控制下的所有税务局收纳的鸦片税总数每月达3亿元。
19 同上书，第33页。1933年南京当局从十九路军处缴获了几百吨的中东鸦片后，把其中的大部分给了杜月笙去提炼海洛因。
20 Memorandum on Mr.Tu Yueh-sung, p.6.
21 同上。
22 沈醉认为戴笠应当对温建刚之死负责。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9页。
23 Marshall, Opium and Gangsterism in Nationalist China, p.34.
24 Memorandum on Mr.Tu Yueh-sung, p.8.
25 Marshall, Opium and Gangsterism in Nationalist China, p.22.
26 人们可能想知道陈立夫在这场阴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后来陈立夫谈起杜月笙时平静地说：“只要我在上海，他总是对我非常彬彬有礼。”Changand Meyers, Opiumand the Politics of Gangsterism in Nationalist China, p.99。
27 Marshall, Opium and Gangsterism in Nationalist China, p.34.
28 上海市年鉴委员会编：《上海市年鉴》（X—25）。最后那个头衔是在戴笠的人谋杀了这些报纸的出版人史量才后给了杜月笙的。
29 引自Marshall, Opium and Gangsterism in Nationalist China, p.25。关于广西政府对鸦片走私的依赖，见Bianco, The Responses of Opium Growers to Eradication Campaigns and Poppy Tax, p.8。
30 Marshall, Opium and Gangsterism in Nationalist China, p.22, p.34.
31 同上书，第26—27页。
32 同上书，第24—25页。
33 在杜月笙操纵的鸦片和间谍的秘密世界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叶清和（即Paul Yi）。叶是福建毒品垄断的头子、Ezra一带的主要毒品商。虽然按理说他由于和日本人做麻醉毒品生意应当被国民党处决，但在杜月笙向国民党军队交了巨额赎金后，他被南京政府于1937年秘密地释放了。叶是连接日本和台湾牵涉福州—厦门走私的浪人（ronin）的主要环节。他的兄弟叶谦顺，在香港为日本秘密特工工作。Marshall, Opium and Gangsterism in Nationalist China, p.39。
34 费其（Finch）后来把杜月笙的地下抵抗活动比作路齐·鲁齐亚诺（Lucky Luciano）在盟军进攻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时的贡献。Finch, Shanghai and Beyond, p.303。
35 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3:329;Marshall, Opium and Gangsterism in Nationalist China, p.38;Scott, Actors Are Madmen, p.61.
36 徐铸成：《杜月笙正传》，第95页；Pan, Tracing It Home, p.70。
37 徐铸成：《杜月笙正传》，第99页；沈美娟：《戴笠新传》，第331—332页。
38 当时，沈醉为此专门问戴笠他们是否应该继续把注意力集中在共产党嫌疑分子身上，那段时间里被侦查大队在十六铺和浦东用“汉奸”名义逮捕的共产党嫌疑分子有10多个。戴笠回答说，他们不应该仅局限于抓共产党分子，但这项工作也不能全部放弃。沈醉：《军统内幕》，第82页。并见“Blue Shirts to Suspend Anti-Japan Activities, ”Shanghai Times, January 21, 1936, n.p。关于“汉奸”的概念见Wakeman, Hanjian(Traitor!), pp.298—341。
39 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20页。
40 同上书，第20—21页。
41 沈醉：《军统内幕》，第82页。
42 沈美娟：《戴笠新传》，第335—339页。
43 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22—23页。
44 徐铸成：《杜月笙正传》，第95页。
45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D—3648, 27/7/32.
46 同上书，D—8039A, 10/9/37。关于这些培训单位与特务处的关系，见徐铸成：《杜月笙正传》，第100页。
47 Emergency Period Service Group Report, p.1.
48 同上书，第1—2页。
49 Emergency Period Service Group Report, P.2.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cs, D—8039A, 10/19/37。蔡将军在1938年被日本情报部门认为是蓝衣社谋杀行动的负责人。内务省警察局（Naimusho Keihokyoku），《外事警察概况》（Gaiji keisatsu gaikyo），193.29，pp.32—33(August, 1938)。关于蓝衣社的恐怖活动，包括消灭汉奸，同上书，186.39—41（January 1938）, 189.24—26（April, 1938），及190.59—61（May, 1938）。
50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D—8039A, 10/9/37.
51 该副官被认为是沈心抚。
52 Emergency Period Service Group Report, pp.3—4.
53 1937年9月11日，上海工部局警方从法租界警察那里得到情报说，特务处办公处在九江路545华芜（Hwa Ngoh，译音）坊内。这是大公新闻社的地址，该社与朱学范领导的上海总工会有密切联系。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D—8039A, 12/9/37.
54 曾在中国公共汽车总公司工作过的张国权与一个叫陈伯龙的警察监察员一起住在南京大西门。后者可能就是陈伴农在文中提到的那个人。张于1937年8月25日被上海工部局警务处因煽动罪逮捕。他被交送到中国区当局手里，后来被释放了。Emergency Period Service Group Report, pp.2—3.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D—8039A, 28/9/37。
55 Emergency Period Service Group Report, pp.3—4.
56 傅多马，27岁，定海人，于1937年8月20日加入特务团。“八一三”战事爆发后，他搬进了闸北长兴里关闭了的新光小学（他原是该校校长）。傅在1937年9月16日被捕。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D—8039A, 10/9/37。
57 徐铸成：《杜月笙正传》，第99页；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21页。
58 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21—22页。
59 张选烈：《我所知道的军统青浦特训班》，第180—185页。
60 郭绪印：《旧上海黑社会》，第100页。
61 Shanghai Special Service Corps Arrest, p.3.
62 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00—101页。
63 同上。戴笠为余乐醒增设了行动组和第四组。第四组由杭州特训班甲班毕业生组成，其中有张人佑、程慕颐和倪永潮。江绍贞：《戴笠和军统》，第41页。
64 徐铸成：《杜月笙正传》，第99—100页，Shanghai Special Service Corps Arrest, p.2；沈美娟：《戴笠新传》，第341—342页。
65 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00—101页。上海商团早在1937年2月就成立了。见Wakeman, The Shanghai Badlands, p.22。
66 Shanghai Special Service Corps Arrest, p.1；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01页；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21—22页。日本人投降后陶一珊任上海军统警官。Eddie Liu to Miles, 7/1/48, Miles, Personal Papers, p.2。
67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D—8039A, 10/9/37.
68 这支队伍分成2个支队，然后再分成由20人组成的6个支小队，其中有5个支小队在南市活动，1个在闸北。后者驻扎在长乐里，由八十七师军官王映明指挥。
69 Wakeman, The Shanghai Badlands, pp.22—23.
70 Shanghai Special Service Corps Arrest, p.2.
71 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21—22页。
72 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03页。
73 徐铸成：《杜月笙正传》，第100页。
74 同上书，第101页。
75 谢团长领导了第十九路军400名将士为捍卫四行仓库对日本人进行了最后一道防线的抵抗。在描写他们的英雄故事里，一个女学生送了他们一面中国国旗，他们把这面旗帜插在战壕上。台湾的学校至今仍然讲授这个英雄殉难的故事。
76 这一单位被正式称为“上海特区第二区”。
77 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25页。戴笠不时地另外派出熟悉上海情况的特务组，其中有周希良、毕镐奎和朱山猿等领导的小组。沈醉：《军统内幕》，第29页。
78 徐铸成：《杜月笙正传》，第95页。
79 1937年12月杜月笙到武汉见蒋介石，蒋任命他为中央侦缉委员会香港负责人。杜月笙同时也利用红十字会办公处作掩护，每月从国民党政府那儿领取50万元来收买潜在的汉奸，防止他们为日本人工作，除了在戴笠和王新衡同日本人之间安排和谈外，杜月笙也是偷窃和泄露汪精卫与日本人协议文件的主谋。他还安排了乔治·叶（George Yeh）逃离日本占领区。叶后来任中华民国外交部长。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47页；Marshall, Opium and Gangsterism in Nationalist China, p.38；徐铸成：《杜月笙正传》，第5—8页。
80 在中国的“国统区”和“沦陷区”表面上被封锁的地区之间巨大的走私贸易是中日战争的一个突出特点&&天津由日本人控制的提炼厂利用来自东北广阔的罂粟地的鸦片供应，使中国市场充斥了海洛因。日本人在很大程度上用此资助了他们的战争。Marshall, Opium and Gangsterism in Nationalist China, p.41。
81 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22—23页。
82 “Woosung-Shanghai Special Chinese Corps Leaves Shanghai”，《大美晚报》（Damei wanbao），February 1。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D—8039A, 4/2/38 。报纸评论说，“多数汉奸的丧命可能是别动队行动的结果”。
83 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