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钱法不灵，有钱买得鬼推磨。政治谁能少得了钱，古今中外恐怕都是一样吧。

 

戴笠对军统特务们的讲话1

 

 

礼仪

 

戴笠为了维持“纪律”而下令杀死的秘密特务男男女女几乎达2000人，可是他们在死后却令人哭笑不得地被追认为“烈士”。2戴笠认为如此被处决的军统特务“用他们的生命维持了集体纪律的尊严和完整”，他们为军统“家庭传统”永恒的纯洁而死。3他给这些被杀者的家庭及其孤儿寡母一样的生活费、学费及其他费用。而这也是国民党干部家属待遇的一部分，它是蒋介石在1933年福州一次悼念“剿共”阵亡者仪式的讲话中立下的。4

戴笠当了军统局的正头儿后，每年都要在军统总部召开十天的“四一大会”，由全局内部特务参加，纪念特务处成立并悼念死去的特务。会议召开之前，他会向各省市的军统机关“负责人”发出秘密邀请。这些被邀请的客人代表他们的机关，到达后被庄严地引入大礼堂，在那里等待最重要的悼念者——蒋介石。5

随着年代的推移，“四一大会”变得越来越讲究，仪式也越来越复杂。军统总部迁到重庆后，建起了一个“烈士灵堂”，参加十天纪念日的人会在礼堂里看到悬挂的横幅，上面写着：碧血千秋，浩气长存；继续光荣历史，发扬清白家风。

由蒋介石主祭，戴笠陪祭，向殉难者（病故的人）和殉职者（死于工作的人）及殉法者（因违法而受到制裁的人）哀悼。祭奠仪式后，蒋介石向在场的高级特务巡视一周。他离去后，与会者会捐以钱物和衣服等表示慰问。然后由戴笠主持会议，向到会人员讲话，宣讲军统成立的过程，讲述最高领袖对他们如何关怀。6

戴笠讲话完毕后，400多桌的宴会开始，上的菜都是经过戴笠亲自挑选的。每次都要祝酒：首先为蒋介石的健康，其次是为戴笠的健康，然后是祝全体人员身体健康。最后，戴笠让值星官叫声“开动”！特务们才坐下开始会餐。宴会上还有文艺节目，由军统自己组织的剧团表演。庆祝会要持续好几天，第一天的庆祝要到深夜后才散场。第二天休息一天后晚上仍有宴会。第三天休息，晚上在军统办事处举行宴会和文艺晚会。第四天分小组讨论工作问题。讨论一般持续四五天。最后一天，戴笠要率领军统局科级以上干部和各地代表向郊外的“无名英雄墓”（墓碑特意不刻名字）献花圈，标志会议结束。会后。戴笠率领各地代表去中央训练班接受蒋介石召见，于是十天的纪念活动便全部告终，各地代表们回原单位。7

虽然这些仪式严肃的儒家基调被戴笠庄严昂扬的讲话强调出来（尤其在1941年之后），但在此之前他对部下的言论则要简明实在得多。8人们会对他在十多年前的30年代的一些对话粗俗扭曲的内容感到吃惊。那些对话暴露了他平庸的文化水平，但却显示了他精明敏锐的头脑以及随意歪曲格言和操纵周围关系的能力。9他那时的语言明显出自一个沉迷《三国演义》传统的人，言词不出“江湖”和绿林帮匪的范围，听上去则像个“幕友”。当然，他比衙门跑腿的要高过一头，但他的语言像是小职员的，而不像个有学问的人的。10

 

 

江湖

 

最显示戴笠战略眼光、最说明他受封建传奇和草莽智慧影响的一个例子，是1944年春节胡宗南在西安马陵公馆设宴一事。宴会后，大家谈起《三国演义》。胡宗南和他的客人，尤其是梁干乔、范汉杰和蒋坚忍，都从容不迫地从演义讲到《孙子兵法》。戴笠开始哼哼哈哈，装作不通经典。但在众人鼓励下，他异乎寻常地讲起了他的观点。他说，首先他不像范那样读过这么多的中外名著，也无法从实战角度对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谈出个所以然来，因为他不是一员战将。但他对《孙子兵法·用间篇》中“得间为主”这句话倒颇有些看法，认为《孙子兵法》是古今超绝的一篇“武经”，篇篇句句都好。11

据当时在场的一位听众说，戴笠谈起孙子来兴致勃勃，讲到“军事间谍”和“军事情报”时更是滔滔不绝。12说到底，还是“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在这方面，戴笠最推崇的英雄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间谍王”、《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孔明）。在他的眼里，诸葛亮几乎是指导刘备如何创建帝国“大业”的神仙。13

孔明作为魔法大师的本事最生动地体现在小说描写他于建兴九年二月（公元231年）出师伐魏一节当中。孔明“簪冠鹤氅，手摇羽扇，端坐于四轮车上”，与司马懿对峙。他的左右二十四个精壮之士，各穿皂衣，披发跣足，由扮作天蓬模样的关兴率领；孔明在他们的护卫下，用计施法，摆脱了追击的魏兵，令司马懿仰天长叹：“孔明有神出鬼没之机！”14

毛斯·罗伯茨（Moss Roberts）对罗贯中经典著作的权威翻译，是用了毛宗岗的修改本。在该版本中诸葛亮被“神化”了，其梅林15般的神机妙算贯穿小说始终。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这位中国现代“间谍王”、阴谋诡计的运用高手对“卧龙”的迷恋。16戴笠甚至有点出乎意料地告诉宴会上的其他客人，说他将来有时间要写一本诸葛亮传记。17

显然，戴笠讲这番话时还得把听众的素质考虑进去。他在抗战前吸收的特务们大多是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男女。尽管他再三强调《孙子兵法》里所讲的情报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但在民国时期间谍和反间谍都是名声不太好的职业。18许多早期吸收来的特务——尤其是从老百姓中招来的——大都来自社会底层：诈骗犯、打手、江湖艺人、小贩、狱卒、刽子手、窃贼和帮会分子。这些特务经常摇身一变装扮成糖果贩、挑夫、街头小贩、餐馆或旅馆的侍者、家佣、摆报摊的或人力车夫，被派到外面去执行任务。

而且，管制文化活动的高级特务们也没有受过当时一流的教育。从现有的关于这些官员的资料来看，这些特务大多数在20世纪初，在与五四运动的蓬勃思想隔绝的环境中接受了地方性的传统教育。当然，戴笠上过浙江省师范学校，该校在1919年以前教授传统文学课程还免收学费，于是吸引了家境贫寒的学生。19秘密特工的其他一些要人，从邓文仪、赵龙文到刘培初和乔家才这类中级干部，自幼研习经史，崇拜《三国演义》和《水浒》中的英雄好汉，可以毫不费力地引经据典。20可是和那些毕业于上海或北京的大学生相比，这些人不仅在入学考试中缺乏数学和英语的竞争力，而且对文化反叛及深受知识分子欢迎的西方化城市生活方式抱着矛盾的态度。21

跟戴笠一样，这些人的文化世界受了传统英雄好汉和历史典故的影响，这些影响转而又对南京时期的特务处的成形起了作用。戴笠要寻找具有《史记》里形容的“鸡鸣狗盗”的能力，或具备许多通俗小说里形容的“飞檐走壁”的勇猛武艺的人。22

到了1940年，戴笠对这些超凡的武艺仍然非常相信。那时在重庆的军统已经成为由专业密码员和秘密特务组成的机构，配有短波无线电报话机和汤姆森机关枪。戴笠在反复斟酌后邀请了一些道士参加他的组织，还请了一个武师到局里，把他当作《江湖奇侠传》（当时非常流行的武侠小说）中主角的化身。23为了寻找“江湖好汉”，军统从浙江中部的山区嵊县招来了强盗绑匪，上海的许多帮会分子和诈骗犯都来自那里。24有一次，一个关押在武汉军事监狱死牢里的窃贼被释放出来，接受了几个月的间谍培训后被分配到特务处工作。25可以肯定，戴笠在总司令眼里最大的本事之一，便是他启用这些渣滓，将他们变为当局工具的能力。

那些年代戴笠对部下战略指示的重点可用五个字概括：裙、办、师、财、干。26他对这些词的解释直截了当，一目了然。裙，不能再明显了。戴笠经常说，在“玩政治”方面，总离不开“裙带关系”。27只要有可能，就应该尽量地去发现这些关系，甚至去创造它们，然后利用性关系去实现你的意志。而在“外交”方面，则指战国时代周游列国的“说客”，在今天说来，就是军阀们驻上海或北平的办事处处长，专“办”他的事务。这类人是“千里眼，万事通”。与此同时，你得知道如何结识和操纵为高级领导人服务的各种“师”，就是军师、绍兴军师爷之流，即现在为统治中国军队的将军们当“机要秘书”和“参谋长”的这些人。假如你抓住了他们，其他一切都好办：“上下通气，一通万通”。28“财”很重要，它是压阵脚的。而“干”，是指同时做上述的所有事项。“当然五字诀同时都抓到手是没有的，破竹过关，要一节一节因势利导地去干。”29

戴笠作为秘密警察头子的本领，也从他会迅速地从一个角色转换成另一个角色的能力中体现出来，而这一点又在于他能够判断出对方的反应和他们当时的感受的技巧。他对人性的了解使他清楚地看到别人内心的阴暗面，而他对自己内心的阴暗面则处之泰然。而正因为他愿意承认甚至迁就自己身上的恶习，他自认为是掌握人类灵魂的大师。戴笠对利用“裙带关系”的热衷也说明了他玩弄女人的本能，至少迄今为止对他持有否定态度的传记作家是这样写的。当然，为了迎合读者的胃口，他们可以任意制造哗众取宠的材料。30

 

 

戴笠和女人

 

贬低戴笠的人说，戴笠不仅总与某个女特务有纠葛（如邹志英），而且还不断地威胁他部下的妻子或姐妹，所以只要他对这些家属发生兴趣，他的部下会马上告诫这些女人躲开。31据说戴笠尤其热衷于类似1934年在天津租界刺杀军阀孙传芳的施剑翘这类当代女侠客。32施剑翘的父亲施从滨是孙传芳部队在安徽的一个师长，被孙杀死，所以她所做的一切就是为父报仇。结果，施剑翘为了复仇大胆刺杀孙传芳，使她成了一个广得人心的名人：侠义孝女，合二为一。33当时的人把她比作游侠小说《儿女英雄传》中的女英雄何玉凤。而公众则认为她是戴笠军统的一个高级特务，这似乎是误解。34

戴笠还对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产生过兴趣，她曾在热河一带女扮男装指挥过伪政府骑兵队与中国游击队作战。35但是，假如这些关于他的桃色新闻可信的话，那么戴笠对任何种类或年龄的女人都会发生兴趣。不管是佣人还是他最优秀的学生，是女特务还是医生，是朋友的妻子还是合法或非法的妓女，只要他看上了就行。36前军统的特务们说，戴笠在许多地方有住宅的原因之一，就是供他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玩弄女性。37

戴笠自己的婚姻并不幸福。他与毛秀丛在1915年秋天结婚，那时戴笠才19岁，是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戴笠形容他的妻子是个“乡下人”。据说她非常固执僵硬，勤劳节俭，正直而胸无大志，甘于平庸生活。虽然早在30年代她就疑心戴笠有风流韵事，但她对他忌惮如虎，从来不敢跟他争执。最终因为他的外遇，他们分居了。戴笠按照他的典型做法，把毛秀丛的兄弟毛宗亮提拔为总管，任命他在各个训练营地和军统内部当合作社经理一类的职务，负责买饮料杂物。尽管戴笠对毛宗亮非常依赖，但他看不起这个小舅子，而毛宗亮也觉得自己的姐姐是最不幸的一个人。分居后，毛秀丛就病了，并于1939年死于上海。38

戴笠的助手们宣称，他们对戴笠玩弄女性感到非常尴尬。39每次他坐车外出视察特务站，总有各种女性陪同，而他的随从官则被迫做起中间人来。一位前秘密特务说：“我虽四次做过他的随行人员，却从没有人敢提起他这些有关污辱女性的事。”40

但并非所有的性关系都这么随便。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在他生活的后期，戴笠似乎变得比较稳定并且有点重感情起来。在他战前活动的高峰期，据说他身边有两个主要的女特务：赵霭兰和叶霞弟，他经常同时携她俩外出。比如，每当外地情报组送来紧急报告时，戴笠会从他所在的任何地点亲自连夜坐车去南京向蒋介石汇报。在这些长途夜行中，通常有两个司机轮换开车，戴笠往往在坐在后座的赵霭兰和叶霞弟中间休息。41

叶霞弟毕业于浙江警察学校特训班。她在三机无线电学校当事务员时，戴笠看上了她。后来戴笠决定让她住到上海警备司令部司令杨虎的公馆里，学一套上层风度。戴笠是杨家的密友，也是杨家在环龙路公馆的常客，他对这位国民党将军能够在身边围起一大堆女人替他应付社交的能力非常羡慕。他对杨虎的情妇们能够牺牲色相，并奉命对将军的要客给予性便利印象非常之深。在叶霞弟学会了这方面的做法后，戴笠替她安排到美国学习政治经济学。她回国后，他又安排她在成都华西大学教书。后来据一个对戴笠最苛刻的传记作家宣称，戴笠把叶霞弟嫁给了他最好的朋友胡宗南当妻子。42

这事是真是假且不说，但戴笠把自己的另一个女特务也许配给了一个朋友。赵霭兰结果嫁给了军统电讯处处长魏大铭。43但联姻对这些女人来说并不总是如意的。1940年戴笠引诱他的英文秘书余淑衡，虽然这个年轻的湖南女人已经与军统的一个重要特务订了婚。44戴笠说要跟余结婚，但两年后他迷恋上了影星胡蝶后，马上用送她去美国学习的方式把已经怀孕的余淑衡抛弃了。45

尽管这可能有夸张的成分，但戴笠在生命的最后年月里的确为这位女演员所倾倒。46当戴笠对胡蝶一见钟情时，胡蝶已经嫁给了上海的商人潘有声。47为庆祝他们的“婚姻”（戴笠最终想以合法的形式认可他们之间的关系），这位秘密特务头子在重庆郊外的杨家山购置了大片的地产来建造一座景色华丽的公馆，以示对这位大都市影星的崇拜。在重庆雾蒙蒙的傍晚，戴将军和他的情人会梦幻般地沿着刻有“喜”和“寿”字的水泥道漫步，徜徉在用靡费上万两银子的热带植物和异国树木装点的“神仙洞”里。48

不过，对戴笠作为军统秘密特务头子享受和使用“裙带关系”这一点并不应过于渲染。他与自己的私人职员和秘书的亲密的个人关系，是他用可靠的关系来确保机密的一种普通的方式。这些习惯对戴笠来说，也保证了他在“内部”网络中心对收集情报和汇报机密的全盘控制。因为他最嫉妒别人侵占他的机密来源，并以此越过他而直接抵达他权力的主要源泉：总司令本人。其最好的例子之一，就是翁光辉事件。

 

 

翁光辉事件

 

1932年上海法租界的警察搜查了共产党的一个地下据点，查获的材料中有一份共产党的报告，报告中叙述了江西省红军的部署和装备及其他军事情况。法国警察署的中国侦缉队队长范广珍是青帮分子，也是戴笠工资单上的人。于是他把一份秘密报告送到了他的主管上司、上海站站长翁光辉那里。翁光辉立刻意识到该文件的重要性，决定不向戴笠汇报这一情况，而把这份极其重要的情报直接送到蒋介石手里。

翁光辉毕业于黄埔三期，随后曾在革命军的一艘军舰上当舰长。他得知当时有一艘中国军舰在上海造船厂检修，便决定占有这艘舰艇，直接把它驶往九江，然后在那儿登陆到庐山，亲自将报告送给委员长。但是军舰一离开上海，他在上海站的一个部下就向戴笠报告了这一情况，戴笠果然大怒，他下令准备好一架飞机，以最快的速度从南京飞到九江。当翁光辉的军舰入港时，戴笠率领一支特务分队已在那里等着了。军舰一靠码头，戴笠立刻上去把翁光辉扣押起来，他搜走了秘密报告，并威胁这个特务站站长说，要对他施以酷刑。翁光辉居然逃脱了死刑，但被撤了职。49

从此以后，戴笠确保自己在每个秘密特务组都有个负责内部监视的间谍，这些间谍的名字无人知晓，于是其他特务就不敢绕过他而自己去找委员长了。50这样，戴笠便积极地捍卫了自己在蒋介石眼里必不可少的地位，同时使自己成为对蒋政体的其他领导人安全的主要卫护者。于是军统便堂而皇之地对周末去上海寻欢的南京要员们采取保护措施。任何人被看见在他们的门前闲逛或在他们的汽车旁边溜达，秘密特务就立刻会把他们作为嫌疑分子逮捕。事后证明，这些嫌疑分子几乎无一例外完全是无辜的，但他们还是照常被关上几个月的监狱。这些人在漫长的关押期间为早日出狱而行的贿赂，还为关押他们的特务们提供了额外收入。51

 

 

秘密特工壮举

 

1931年9月23日，有人在上海火车站谋刺宋子文。宋当时头戴自己常戴的巴拿马草帽，成了显而易见的靶子。他把草帽扔到了一边，然后躲进入群，藏在一个钢架后面，幸免一死。52但他的秘书唐腴庐被杀。凶手逃走了。1934年4月，一个“眼线”与特务处上海站联系，通报了凶手的情况。戴笠立刻派出两个最精锐的特务沈醉和程慕颐来调查此案。“眼线”把他们带到了苏北，嫌犯在盐城当保安队长。在“眼线”的帮助下，他们把他骗上一条小船后便抓起来审讯。

用刑之下，此人招供说，刺杀宋子文是奉了“刺杀王”王亚樵之命。他还招供了另一个同谋：宋子文的前司机，现在扬州的一个机械厂工作，结果这个前司机被逮捕。这二人被带回上海后，戴笠向宋子文出示第二个人的照片。宋不但肯定了司机的身份，而且还要给沈醉5000元奖赏。但在戴笠暗示下沈醉把支票还给了宋，并说保护部长是他们的责任。此后宋子文深感欠戴笠一份情，后来戴笠得到蒋介石的允许，可以越过财政部而得到宋的签名，从此宋不止一次地批准了军统要求中国银行拨付活动经费的申请。53

但戴笠在那些年代最成功的秘密特工行动，是在东南征服国内的军界人士：1933年镇压福建反叛和1936年颠覆“华南王”。1933年11月，李济深和陈铭枢领导十九路军在福建建立独立政府，要推翻蒋介石。54这对蒋介石政权造成了最严重的一次威胁。戴笠意识到福建反叛的严重性，便立刻亲自前往浦城南面80公里的建瓯。55

戴笠携带了一队以郑介民为首、张炎元为辅的特务。特务队被叫作“策反组”，分成四小组，由莫雄等人领头，到福建人民政府控制的地区招募策反人员，颠覆反叛事业。戴笠自己由沈醉陪同，在厦门外的度假岛鼓浪屿设立了办公处，岛上到处是外交官、商人和传教士的寓所，他们在那里躲避福建沿海的暑热。策反组遵循戴笠的指令而尽量争取叛军。结果他们收买到了两个关键的军官：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和参谋处长范汉杰。在反叛开始的头几天里，戴笠的人就得到了敌人的密码，使这位“间谍王”能在鼓浪屿的寓所里侦收十九路军所有的战役部署计划。此外，戴笠还争取到了驻马尾的团长，从而打开了通向福州的大门，使蒋介石的军队于1934年1月轻取福州。反叛被迅速平息，这使戴笠在总司令的眼里变得更加重要。56

“华南王”即广东军阀陈济棠，他与胡汉民一起领导建立在广州的新国民党。1936年5月胡汉民死后，陈济棠参加了1936年6月反对南京政府的武装起义，造成广西军阀对蒋介石政府的直接挑战。57戴笠又一次带领郑介民亲自前往南方镇压他主子的敌人。郑介民携巨款前往香港，将这笔用来行贿的款子委托给戴笠的一个特务邢森洲。一个复杂的阴谋随即展开。戴笠的人通过在南京的教育部长朱家骅（曾任中山大学校长）说服了广东航空学校校长与陈济棠的空军司令黄光锐拉上关系。

与此同时，戴笠把他的一个最优秀的女特务，前上海舞厅舞女黄佩贞，58派去引诱黄光锐。“裙”加“财”的确生效。刑森洲向黄光锐保证，他每次把陈济棠空军的一架飞机交给蒋介石便可得两万元。6月30日，7架飞机从广东起飞投向了蒋介石。不到三个星期，7月18日，又有82架飞机离开了白云机场，逐站向北飞往南昌。这支由150多名飞行员和机械师组成的队伍加入了南京政权，使广东空军一蹶不振，陈济棠感到大势已去，当日“华南王”宣告辞职，乘一条英国船逃往香港。59

戴笠因此再次得到蒋介石的赞扬，这种赞扬由于特务处早先破了宋子文被刺案而被立刻转化为财政方面的信用。自此以后，戴笠在中央银行向宋子文或向上海分行行长贝淞荪提款，只要凭蒋介石的一张字条，便不必经过任何财政部的手续。60

 

 

西安事变

 

假如说戴笠活动的唯一目的是强化他与委员长的关系的话，那么对他来说最关键的时刻便是1936年的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在西安被少帅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软禁。当他们迫使蒋介石在统一战线下与共产党谈判的时候，国民党政府酝酿着反攻，包括轰炸西安城。61蒋夫人阻止了轰炸，并命令忠于他们的军队不要从潼关要道进攻渭河谷。62她的解决方式是飞往西安。同行的有她哥哥行政院长宋子文、蒋的澳大利亚顾问端纳（Donald）和自告奋勇的戴笠将军。63

蒋的这位军事情报头子痛苦地意识到置身于共产党及其同盟者手中的危险。64说到底，戴笠对杀害成千上万地下党和“反革命”负有无可推卸的责任。65但想到蒋介石本人曾在1922年“永丰号”巡洋舰事件中亲自“赴难”营救陷于广州的孙中山，66他决心要为领袖的困境“赴难”。那时孙中山被陈炯明的军队包围在广东总统府，年轻的蒋介石决定赶去营救，这使蒋深得孙中山信任，成为他的革命继承人之一。67此刻，戴笠相信这个后来史称西安事变的事件将是对他个人忠诚于蒋介石的一个类似的“严峻考验”，于是他怀着“永丰号”般的历史信念离开了首都。68

在离开南京去“效忠”蒋介石之前，戴笠在曹都巷特务处大礼堂召开所有副科长以上人员会议。戴笠曾发动过对张学良的情报战，遭到惨败。他作为负责领袖安全的官员，对自己完全没有预见到这场危机深感内疚。他含着眼泪对部下说：“此去凶多吉少。”飞机于1936年12月21日离开南京飞往西安，戴笠带了两支左轮手枪，满怀与校长共生死的决心。当他们终于到达西安见到蒋时，他冲向前去，跪在总司令面前抱住领袖的腿失声痛哭，责骂自己保护领袖失职。69

戴笠戏剧性的行为可能有些过分，但他在西安的出现对说服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及陪同总司令回南京起了关键作用。据当时的外国情报消息透露：没人比戴笠更能说服少帅，一旦他们回到南京国民党管辖区，他将受到国民党秘密特工保护。70不过，这“保护”后来成了中国历史上最长期的软禁，但张学良的命是给保住了，而杨虎城和他的一家则最终被军统的刽子手们杀害。71

蒋介石当然被戴笠愿冒生命危险赶来西安与他会合而感动。他在事变中的日记《西安半月记》中多次提到了戴笠的名字，而且多年后他在别人面前仍然经常赞扬戴笠在危难中对领袖的忠诚。72

与此同时，那些在西安事变中未能前来援救领袖的竞争对手们在蒋的眼里因此而失宠。比如，委员长认为，邓文仪和贺衷寒在那两个星期中表现动摇。于是蒋回到南京后，便把他们及另一些人全都降职。73 1937年夏天抗战爆发后，对邓文仪只给了个战时干部训练班第一团团长的职位。后来他当了成都军校政治部门的头儿，二战后他总算被任命为国防部新闻局局长。但他因为没有与戴笠一起在1936年的西安事变中“深入虎口”，在蒋介石那里或在黄埔派中再也没有恢复地位，直到十多年后他才被重新任命为侍从室书记。74

戴笠在西安事变中还另有所获。作为负责张学良前途的人，他接管了少帅的部下如陈旭东、吴骞和王化一等一些要员，把他们安排在军统工作。75此外，一批来自东北的警卫、助理、厨师、佣人以及与张的随从有关的家属们都被置于戴笠的管辖之下，这些人后来对他非常有用。比如，张学良的妹妹嫁给了陈录的儿子，陈录后来在日本人占领时期接受了梁鸿志的傀儡“维新政府”外交部长的职务。戴笠正是通过她和她的东北保镖们，安排了对这位外交部长的暗杀。76

西安事变还使戴笠与蒋夫人接近起来。回南京不久，戴笠就发了慢性阑尾炎，住进了上海宏恩医院动手术。手术后，宋美龄亲自来探望他，转达蒋对他早日康复的希望，并关照医院人员对他给予最优厚的照顾。77自此以后，戴笠与蒋夫人之间建立了亲切的关系，他经常给她的秘书和佣人送钱送礼来打开自己的“裙带门路”，以保持与蒋介石的亲密关系。78

显然，西安事变对戴笠来说意味着个人的凯旋。戴笠开始对自己在CC派的竞争对手、间谍头子徐恩曾展开了决定性的攻势。79事变以后，戴笠被蒋介石认作最可靠的卫士，而在其他人眼中，戴笠的组织及其活动对于“蒋作为党的政治领导人的幸存必不可少”了。80

抗战更加坚固了这两个人之间的同盟。随着战势的发展和蒋介石成为国家的拯救者，戴笠迅速地在全国担当起更重要的角色。日本征服中国的企图，最终为戴笠提供了扩展他秘密王国的机会。现在，“间谍王”及其部下的地下活动有了新的内容。他们也将自己进行恐怖活动和暗杀阴谋的专长用于抗日战争中。81

 

 

 

注释：

1  文强：《戴笠其人》，第190页。

2  人们悼念死去的特务。在追悼仪式上，他们的孤儿们大声抽泣，军统官员们会献诗哀悼。唐纵在1941年写道：“志决身歼，入虎穴而取虎子；前赴后继，有成仁必致成功。”唐纵（手稿，姚孔行编辑）：《从结识戴笠到任职侍从室——唐纵失落在大陆的日记》，1：109。

3  戴笠：《革命精神与革命技术》，引自“国防部情报局”编：《戴雨农先生全集》（上），第397—405页。

4  蒋介石：《后死者的责任》。引自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11：160—162。关于戴笠与其完全一致的说法，见“国防部情报局”编：《后死者的责任》，《戴雨衣先生全集》（上），第309—314页。

5  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64—165页。并见章君谷：《戴笠的故事》，第14页；“国防部情报局”编：《戴雨农先生全集》（上），第265—312、319—320页。

6  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65—167页；“国防部情报局”编：《戴雨农先生全集》（上），第265—312、399—401页。

7  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65—167页；“国防部情报局”编：《戴雨农先生全集》（上），第399—40l页。

8  戴笠典型的引语是孟子的“苦其心志”，这被他引用在军统的刊物《家风》和《清白》上。这两份刊物是特务们必读的。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8—159页。

9  例如，他关于通过理解别人来分析自己的建议，就显出这些特性。见唐纵（手稿，姚孔行编辑）：《从结识戴笠到任职侍从室——唐纵失落在大陆的日记》，1：109。

10  我得感谢叶文心的这个看法。

11  文强：《戴笠其人》，第189页。

12  同上。

13  Roberts, Afterword, p.976.

14  罗贯中：《三国演义》，第780—781页。

15  即传说中公元6世纪英国国王亚瑟的预言家和魔术家。

16  Roberts, Afterword, pp.939—941。

17  文强：《戴笠其人》，第189—190页。

18  在20世纪30年代初，由于“主导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气氛”，公开招收秘密特务人员被否定了。“国防部情报局”编：《戴雨农先生全集》（上），第22页。

19  Yeh, Provincial Passages, pp.95—97, pp.100—101.

20  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62页。

21  关于这种生活方式的讨论，见Yeh, The Alienated Academy, Ch.6。

22  魏大铭：《评述戴雨农先生的事功》，第42页。成语“鸡鸣狗盗”出自《史记·孟尝君列传》。孟尝君是战国时代齐国王子，他作为使者到强大的秦国去。得知他是个非常有力的人，秦王便要杀他。于是孟尝君派身边的随从去秦王的宠妃那儿求援。作为援助的代价，这位妃子要一件狐裘，孟尝君曾在以前把它送给秦王为礼。于是，孟尝君的一个随从扮作一只狗在夜晚潜入宫殿财宝库，窃走了狐裘。妃子说服秦王放走了孟尝君。但秦王不久就后悔起来，并派人去追赶已奔往秦国边境的孟尝君。孟尝君及其一行在天亮之前到达了边境驿站。边境上张贴的公文规定，出境城门得到天亮第一声鸡叫时才能开。于是孟尝君的一个随从就学起了鸡叫。他装得如此之像，以至于所有的公鸡都以为是天亮了，便跟着叫起来。就这样孟尝君一行得以早早离去。等秦王的人到了边境时，孟尝君已经出了秦国的边界。司马迁：《史记》，75卷，第2354—2355页。

23  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32—133页。《江湖奇侠传》的作者是向恺然，以笔名“平江不肖生”出版。小说人物柳迟取材于实际生活中一个叫柳惕怡的人，他被特务李肖白推荐给戴笠。

24  见项强伟一案。章君谷：《戴笠的故事》，第12页。

25  魏大铭：《评述戴雨农先生的事功》，第41—42页。

26  文强：《戴笠其人》，第190页。

27  “裙带”关系并非指性关系，而指通过一个人婚姻关系建立的网络。传统上的“裙带关系”指君王与其后妃家庭间的关系。利用裙带关系的目的是通过一个重要的男人的妻妾或朋友而拉他的关系。

28  戴笠组织的另一个座右铭是：“秘密领导公开，公开掩护秘密。”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19页。

29  这是对“过关斩将，势如破竹”的解译。原指《三国演义》中关公逃离曹营一幕。文强：《戴笠其人》，第190—19l页。

30  人们也许会想起“题中应有之意”这一句话。对性、酷刑和变态的涉及，也许曾满足了某些读者的需要。中国还有着以性变态进行人身攻击的悠久传统。

31  戴笠在1938年引诱了邹志英，在对她进行肉体上的蹂躏之后把她关进了息烽监狱。1942年戴笠玩弄了某部下30多岁的妻子，这个部下得知后把妻子削了发。事后戴笠特准这位部下休假3个月，并发给他10瓶多种维他命和300元钱。戴笠有个特别私人秘书王汉光，他专门照顾戴笠这方面的事情。余亦麒：《胡蝶与戴笠》，第36页；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64页。

32  另一个例子是女童子军杨惠敏，她曾在1937年“八一三”上海沦陷时，在闸北的一个仓库上插上了国民党党旗。戴笠吸收了她做情报工作。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62页。

33  关于当时小说中这类女豪杰的讨论，见Wakeman and Yue, Women in Recent Chinese Fiction, pp.879—888。

34  前北平站站长写道：“一种说法是，施剑翘是军统局的一个特务，是奉命行刺。笔者当时在天津工作，对此事并不知晓。最近我询问了那时所有的前同事，对此无人有所闻。”陈恭澍：《英雄无名：北国锄奸》，第110页。

35  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62页。川岛芳子由于村松梢风（Muramatsu Shofu）20世纪30年代的畅销小说而闻名。小说名为《男装丽人》（Dansno reijin）。Brooks, Spies and Adventurers:Kanwashima Yoshi-hiko, p.10。

36  无须多说，戴笠的这种过分的性行为，尤其涉及他的女特务时，对他作为一个“间谍王”可能并不利。

37  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64页。

38  章君谷：《戴笠的故事》，第16页；文强：《戴笠其人》，第178页。

39  太平洋战争中，戴笠派特务到国外替他的情人购买内衣、睡衣、尼龙丝袜、化妆品、眉笔和香水之类的物品。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63页。

40  同上书，第164—165页。

41  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24页。

42  同上书，第19—20页；沈美娟：《戴笠新传》，第261—265页。

43  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24页。

44  余淑衡是南京中央大学和军统特训班的学生。他们成了情人后，戴笠把她的母亲、兄弟和一个姐妹带到了重庆，让他们住在军统在磁器口缫丝厂的办公处。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4页；余亦麒：《胡蝶与戴笠》，第36页。

45  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64页。

46  据当时的大众媒介的报道，胡蝶还与张学良有染。这位享有英雄盛名的少帅专门要一位影星“佳人”做情人。黄仁：《胡蝶的婚外情》，第37页。

47  潘有声（英文名字Eugenc Penn）因用妻子的牌子卖瓷器而闻名全中国。日本人占领上海后，他们夫妇飞到了香港。在重庆，当戴笠与潘的妻子结交时，特务们恐吓潘不许对此事张扬。戴笠还用一个设在昆明的“战时货物运输局”顾问的职位收买了潘有声，让他在那里监管巨大的走私网而不回重庆。黄仁：《胡蝶的婚外情》，第37页；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4—5页。

48  余亦麒：《胡蝶与戴笠》，第36页。

49  上海区站的范围扩充到华东地区，被重新命名为华东区站，翁光辉被余乐醒取代。江绍贞：《戴笠和军统》，第40页。

50  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16页。

51  沈醉：《军统内幕》，第72页。

52  刺杀的企图可能与宋子文和杜月笙之间争夺对上海毒品买卖的控制有关。见Jonathan Marshall, Opium and Gangsterism in Nationalist China, p.33; Sues, Shark Fins and Millet, p.70。

53  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71—72页；沈醉：《军统内幕》，第71—72页；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2—13页。后来戴笠奖赏了沈醉和程慕颐每人500元。关于宋子文不畏暗杀的名声，见Oakes, White Man’s Folly, p.77。戴笠在一些给宋子文的私人信件里谈到他们的个人关系。见T.V.Soong Papers。

54  沈美娟：《戴笠新传》，第228—233页。

55  建瓯是中美合作所六处后来的所在地。

56  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92—93页；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6页；文强：《戴笠其人》，第188页。戴笠还收买了一些地方武装司令参加了“讨逆军”。

57  沈美娟：《戴笠新传》，第298—310页。

58  黄佩贞，后来改名为卢励吾，原是上海婀娜舞厅的舞女。她后来嫁给杨虎的交际副官王政。

59  章微寒：《戴笠与庞大的“军统局”组织》，第295—296页。

60  文强：《戴笠其人》，第188页；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93页；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3页。贝淞荪于1941年被任命为中国银行代理总经理。1944年他陪同孔祥熙参加了在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召开的联合国金融财政会议。他是建筑师贝聿明的父亲。1982年他在纽约去世。Boorman, Br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3:65—67。

61  在12月11日与内政部长一起到达西安的余秀豪，和蒋的其他随从们一起被抓了起来，差点被杀。他给涡孟的一封信中写道：“感谢上帝，总司令没在逮捕中被杀。否则整个城市将被夷为平地，因为事情发生仅三小时后便有30架飞机前来在空中盘旋。”August Vollmer, Correspondence:Letters from Frank Yee, dated 5/1/37。

62  军政部长何应钦主张动用军队。蒋夫人和宋子文反对。陈立夫对西安事件的反应是：与潘汉年联系，力图使共产党对张学良和杨虎城施加“温和的影响”。陈本该陪同宋去谈判的，但因病而无法前去。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1:208—209。

63  戴笠与一队能“飞檐走壁”的“真正好汉”组成的突击队探讨了营救蒋介石的可能。“国防部情报局”编：《戴雨农先生全集》（上），第46—48页。

64  戴笠也知道，假如他不前去西安救助蒋介石，那么蒋若幸存的话他就有可能面临死刑。幸亏，张学良给戴笠写信，邀请他干涉。Xu You Wei and Philip Billingsley, Behind the Scenes at the Xi’an Incident:The Case of the Lixing She, pp.290—293；萧作霖：《西安事变时河南分社的活动》，全书；文强、沈醉和黄家驹：《复兴社在西安事变中分成和战两派》，第281—285页；沈美娟：《戴笠新传》，第318—328页。

65  Jiang, Sorrow and Devotion Flow on Rain flower Terrace, p.4.

66  原保泰：《戴笠与蓝训班》，第162页。

67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的军队围攻孙中山在广东的总统府。蒋介石当时在上海，他得知这消息后立刻去了广东，并与孙中山一起登上了永丰舰赴香港。事后孙对蒋说，他活不到十年了，而他蒋介石则还有半个世纪：“我希望你能为我们的信仰斗争，并为了革命好好照顾你自己。”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辑：《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10页。

68  “国防部情报局”编：《戴雨农先生全集》（上），第46—48页。余秀豪从西安回来四天后写道，西安事件是“对一致拥护总司令及国民党政府稳定的一次严峻考验”。August　Vollmer, Correspondence:Letters from Frank Yee, dated 5/1/37。无须赘述，这也是情报工作上的一个惨重失败，戴笠得竭尽全力挽救自己。

69  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94页。

70  当然，张学良根本不能肯定，蒋或戴会兑现他们不得已许下的诺言（Personal communication, Hans Van de Ven）。

71  Blue Shirts Organization, pp.2—3；沈醉：《杨虎城将军被囚禁和被暗杀的经过》，第87—92页。

72  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6页。

73  戴笠在12月25日从西安回来后，开始制裁那些失职的官员。军统西北区区长王新衡、特务处情报科副科长刘维明都被指控为事先没有察觉这场危机（因为他们对从西北来电只批了个“阅”字），结果都被免职监禁。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94页。

74  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66页。

75  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6页。

76  Wakeman, Shanghai Badland, p.62.

77  胡宗南和宋子文也前去探望，但相比较而言流于形式。沈醉带领一组特务去医院担任他的警卫。他们坐在病房的周围抽着烟，不时与女护士调情。同上书，第16—17页。

78  黄康永：《我所知道戴笠》，第159页。

79  Yeh, The Liu Geqing Affair, p.8;Yeh, Dai Li and the Liu Geqing Affair, p.548.

80  Tie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 p.60.

81    徐肇明：《汉奸周佛海勾结军统及其下场》，第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