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军轰炸浦城的时候，出现了一队大学生，他们兴奋地走着，喧闹而无所顾忌。但当有人小声说了句“戴笠”，他们顿时噤若寒蝉，明显被震慑住了。我在华盛顿读到过关于戴将军的材料，所以对有关他的情报并不稀奇，但我听说将军的名字有时被用来吓唬孩子。我在四周烈火燃烧中间他这事，他承认说这对他有用。他无意恐吓孩子，但他的名字有时震慑住了骗子、走私犯和叛徒们。他告诉我：“正义的威慑力比枪管用。”
海军上将梅乐斯：《一场不同的战争》，第54页
争夺资源
虽然中国在国共两党之间的内战最终以革命的群众路线告胜，但在戴笠和蒋介石所经历的时期，政治统治的关键似乎既在于通过现代技术和组织纪律来保证效率，也在于建立或者培养文化和政治上的一致性。要想迅速有效地达到政治目的，与其靠一群目不识丁的贫农大军，还不如拥有一批相对人数较少，但有组织、可以信赖、掌握着现代技术和雄厚的物质基础，具有很强控制能力的信徒。
我们已经看到，控制中国的警察力量是戴笠一贯想要占据的资源之一。因为警察为他的秘密特务活动提供了合法的外衣，也因为地方公安局为他渗透到城市的政治体系铺垫了道路。1有人声称“到了1933年全国重要城市的警察人事都在戴笠手中”，虽然这也许有点夸张，但从1932年起，戴笠的影响便开始惊人地渗透到许多公安机关中。2
但是戴笠从来不放弃竞争。整个这段时期，他的权力是逐渐增长的，但总受到陈果夫和陈立夫的制约。3他们也指挥着自己在党内的秘密警察团体——在1938年后，它被叫作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4中统除了自己在中央、省市和地区的机关以外，还管理交通部统计调查局、财政部税务局、内政部司法人员培训机构和县长培训机构、外交部外交俱乐部、教育部和中国驻外机构的特务，局长是陈果夫的外甥徐恩曾。5徐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曾在美国学习电气工程。在徐的眼里，戴笠的特务处不过是个由草莽和大字不识几个的流氓组成的团伙，除了放火杀人之外什么也不会。6
陈氏兄弟
但若从徐恩曾的舅舅们即陈氏兄弟的角度看，戴笠的特务处一开始就是蒋介石用来抵消他们的秘密监视力量的。例如，约翰·卡特·维森特（John Carter Vincent）在1942年报道，“（戴笠的）组织有时被用来制约CC派控制的党内警察，它表明了蒋介石控制国民党政策的一个基本原则，即用制衡来保持各派力量的均等。”7
陈立夫自己宣称，对戴笠独立的秘密特务的存在，他只是在它正式成立了两年之后才听说。直到1934年，陈立夫以为他作为中统（先在他和他兄弟控制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下，后直接归军事委员会管）局长，是情报活动的唯一领导人。他所知道的是，戴笠是蒋介石的一个特别警卫，负责蒋的个人安全。“无论蒋先生到哪里，戴笠都派人去做预先准备。个人警卫的头子的地位非常敏感&&警卫中也有间谍。”8
但当陈立夫把中统交给徐恩曾时，他发现戴笠培养了另一个独立的、与他的组织平行的秘密特工机构，而且是奉蒋介石之命。
在我把中央调查局交给徐恩曾不久后，蒋在没让我知道的情况下要戴笠领导一个单独的机构。你看，当只有一个秘密警察机构时，我们的工作效率非常高。我想蒋先生要用其他机构来制约我们。9
开始我们一点也不知道戴笠的机构。我是怎么知道的？戴笠对别人说蒋先生分配给他调查工作。中统局的人对我说戴笠变得活跃了。我局里的同志们自然不高兴。他们感到蒋先生不信任他们。我这么对他们解释：我们的工作是中国人所谓的“耳朵和眼睛”。我问他们人有多少眼睛和耳朵。当然是两个。所以，我说，执行我们的工作得要两个机构。我对他们说别对这个并存的组织存疑心而要与它合作。10
开始陈立夫对戴笠的活动假装视而不见。他回忆说：“我假装不知道。后来蒋先生下令所有的事情都得经我之手，但尽管他这么命令，体制并不这么百分之百地运作。我不在乎。”11
实际上他很在乎。他后来坦率地承认。
我被置于一个困难的处境。如果我不向蒋先生打听戴笠，那就显得我工作不得力。
但另一方面，如果我问了，又显得我多心。总之，几个星期后我发现了戴笠的情况，我对蒋先生说戴笠说蒋先生要他做调查工作。我问蒋先生这是否属实，他好像很尴尬。他说戴笠在做某种工作并要我指导他。12
这使陈立夫处于更艰难的境地。说穿了，谁愿意负责限制戴笠危险而残暴的工作？
我对知道戴笠的机构并不十分积极。为什么呢？我对这类工作已经感到十分厌倦。
我去见戴季陶先生。我只要有问题，我总是去找戴先生谈，他是个思想非常深刻的人。他总是给我很好的建议。我对戴先生说我这个人不适合这个工作。他提醒我说当一个人进了庙——戴先生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他会看见微笑的大肚子弥勒佛菩萨，但在他后面的人会看到他捧一杖吠陀经。当他向庙再走近一点，他会看见一个微笑的如来佛坐在中间，但从两边看去，他会看到十八罗汉显得凶恶并把持着各种武器。这意思是：我善良而微笑，但你要是不听话，我持有一巨杖；你最好小心些！戴先生对我说我最好还是做这个工作。要是我不做，谁来控制这些掌有强大武器的人呢？他把这工作比作一把利刀。当它由别人来掌握时，也许会非常有害，但假如由我的人来看管，他们就不敢做坏事了。我能够减少危险。没人更合适这个工作了。戴先生先是谈了解决问题的总原则也谈了我很和善的事实。我就像弥勒佛。他的意思是这是领导凶恶的人所需要的类型。我接受了他的建议。13
陈立夫可能对蒋情报组织并行竞争的制度颇为不悦，但他的战略家本能使他对制约平衡还是非常欣赏的。
当然，蒋先生信任戴笠。负责这样工作的人必须绝对可靠。假如戴笠稍涉及哪怕是最小的麻烦，那也将是灾难性的。从一方面看，蒋先生监视他，从另一方面看，他要我也监视他&&我自己的看法是，戴笠绝对可靠，但加倍检查、小心谨慎总没错。14
自然，陈立夫也非常怀疑，自己对戴笠实际上到底有多少控制力。“我实际上有没有指导戴笠的机构？当出现重要问题时，我跟戴笠一起商量并指导他。”15
联合机构
事实上，陈立夫的控制是相当间接而且带协商性的。在1935年的某个时期，一个特别秘密委员会（也叫密查组或调查组）在陈立夫的领导下成立，它专门协调蒋介石的情报活动。16据陈立夫说：
在1935年建立的一个联合组织是为了促进协调中央和军事的调查局。它直接归蒋先生领导。我是联合组织的头。我的副手是陈焯，17他在军委做过重要工作&&这个联合组织由三个科组成。第一科由徐恩曾领导。它的大多数人员都在组织部的中央调查统计局有现任职位。二科由戴笠领导，他们大多数人员的工资来自于军事机构。三科，由丁默邨领导，相对比较小。它有特别资金支持。18
一科负责所有“不带军事性质的反共工作”，带军事性的归二科管。
戴笠的机构或工作组属于军委。它的任务一方面是保护蒋先生，另一方面是执行蒋先生布置的任务。这逐渐朝着军事方向发展了。戴笠的人在军队单位和军事组织里并在一些军国主义的领土上工作。但是，这个机构也对付共产党和日本人。他们的工作属次要地位。他们主要的工作是消灭在军队里替共产党或日本人工作的间谍。19
三科负责国际情报，尤其是关于日本的情报。20
这个神秘的、“没有名字”的“联合组织”的任务是协调各个科或局的活动，尤其是中统和戴笠的“特务处”之间的活动。协调是通过每周由陈立夫召集的“讨论战略大纲”的会议执行的。
设立这个联合组织的原因之一是由于这两个局经常在办同样的案子。我们要通过联合组织把结果具体化使相互核对成为可能。当然，有时，重复也是必要的；因为两个局都被分配管理一些案子。联合组织的名字叫什么？两个局真正重要的人&&这是一个私人关系问题。21
该组织也许还审阅了一些个别机构的报告，尤其是当他们在处理蒋介石同时向两个局的人布置任务的时候。22
不论在当时还是以后，陈氏兄弟对戴笠的秘密特务都瞧不起，认为他的人过分地依靠残暴和恐怖手段，针对敌人的运作程序又太缺乏精确的判断力。陈立夫一般在大学生中为中统招收人员，而且常常雇用曾在苏联受训过的前共产党员做他的特务，理由是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加理解敌人的世界观。尽管戴笠后来掌握了余秀豪和其他人从美国带回来的，或由梅乐斯将军和中美合作所提供的最新的“科学”调查技术，但他却永远无法摆脱其残暴无情的形象。用维森特的话来说，戴笠在别人眼里一直是“国民党后期压制倾向的个人体现”，没有陈立夫那种精细微妙的耶稣会般的名声。23
戴笠知道陈立夫对他的蔑视，特别是在他的局暂时与中统合并到中央军委第二处后。24戴笠对陈立夫那时对他的“藐视”从未释怀，尤其是在他手持帽子接受检查的时候。他此后多年一直怀恨在心。25
邓文仪与南昌机场纵火
在蒋介石内部圈子里的黄埔同志们中间，戴笠更直接的竞争对手是邓文仪。我们已经看到，邓文仪是蒋的一个“狂热信徒”，他反共的坚决态度使他到了经常唾沫四溅、胡说八道的程度。在黄埔圈内，他被认为是最疯狂的“清党”鼓吹者，由于在四一二政变中拥蒋有功，被任命为总司令的侍从室长。他死心塌地，哪怕蒋有时对他不好，他也还总是站在领袖的身后，虔诚地为其主子服务。他积极地在其他黄埔学生中筹款以出版蒋介石的文章，同时起劲地印刷各种“剿共”手册，如《“剿匪”手册》和《“剿匪”主要文献》。26
1932年之前，邓文仪在侍从室的位置对于控制反共间谍来说十分关键。戴笠组织的日常报告总是送到侍从室第六组去，这个组由邓文仪控制。271932年后，邓掌握了南昌行营总部调查科。28但1934年夏天的南昌机场纵火案使邓文仪的权威受到挑战。
一架正在南昌机场修理的军用飞机着了火，火焰蔓延到了机场的营地和楼房，烧毁了整个机场，那是蒋介石持续轰炸江西苏维埃的基地。29邓文仪的调查科奉命调查此案。与此同时，上海报界的传说是，纵火是航空局的官员干的，目的是掩盖他们贪污国家资金的证据。但邓的调查组没有发现这种说法的根据，于是他们就此向南昌发电，而这份电报被截收后向报界透露了出来。
上海报纸立刻发表了这份被泄露的文件的摘要，并指责邓文仪接受了航空局的贿赂而掩盖整个机场纵火案的真相。尽管邓文仪本人声称这是他的对手们为了控制航空局而制造的阴谋，但他无法向蒋介石证实他的无辜。30没有太多的纠缠，总司令便下令开除了航空局的官员，解除了邓文仪所有的公职。31戴笠马上接管了邓的反间谍角色，把自己的特务处与南昌行营的有关科合并，于是他总算让自己的部下列入了正规军事供给制。32
扩充特务处
这时戴笠已经在中国26个城市建立起地区性特务单位、省站和基层的组。33在南京租界地区、铁道通讯组和财政部密查组也有特务单位。34
在南昌机场纵火事件和邓文仪被贬黜后，戴笠不仅接管了南昌卫戍部队的调查部，而且马上开始在中国军队的所有治安和宪兵机构里扩展他的特务组织。35例如在宪兵总部，他设立了梁干乔和张炎元领导的政训处。他从自己的特务中任命了“政治训练员”，安插在各个宪兵连内。各省的保安处还奉命成立谍报股，股长是该地区特务处的头目。36
戴笠最终控制了首都警察厅调查科，它在名义上由赵世瑞领导；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侦查大队由吴乃宪、翁光辉和王兆槐先后任大队长；浙江省保安处调查股由翁光辉任股长；京—沪、沪—杭铁路局警察署由吴乃宪任署长；最后，他还控制了禁烟督察处密查组。而且，到了30年代末，大多数省警察部门训练科和侦查队的重要运作部门都把南京的特务处当作他们自己的“总处”而直接向它汇报工作。37
在这个至关重要的改组之后，邓文仪还是继续当力行社的助理书记，38但他失去了自己在秘密警察领域中的机会，甚至也失去了对那方面的兴趣，并整个转向了宣传工作。1936年，他又当起了复兴社的书记长，用他自己赤裸裸的话说，他准备像戴笠成为蒋介石政权的希姆莱一样，成为它的戈培尔。“我对特工到底是外行，太不行了，要做希姆莱只有雨农才够格。”39
戴笠不喜欢被比作希姆莱。在寻找自己合适的角色上，戴笠是个戏剧性的大师。在这个生活阶段，他喜欢把自己比作孙子眼中的间谍大师和战略家：为政治车马开道，让国家列车在他身后平稳地前驶。40虽然后来他发展了一套比较周全、深受儒家影响的关于特工职业道德的理论，但在1934年他的指导思想只有四个要点。41他用手迹形式散发给他的下属们四个要点：1．坚持三民主义；2．运用推理，讲究理性；3．培养感情维系；4．遵守纪律。42
戴笠对领袖的忠诚
这四个要点旨在培养对领袖个人的感情。在1932年之后，对领袖的个人崇拜迅速地体现出来。跟纳粹元首一样，不论蒋介石是否在场，都会受到人们致敬，并伴随着鞋跟有节奏地撞击。“1933年后直到太平洋战争结束，每次会议上只要提到委员长的名字，人们便会起身立正。”43所以戴笠的特务处总部大会堂里装饰有强调理解领袖的担子和对他集体支持的充满感情的口号：
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
团体即家庭，同志如手足
需要即是真理，行动即是理论44
戴笠勉励他的特务们采取一种强调个人能动性的哲学：“要具有死的意志，干的决心！”45但与此相矛盾的是，他们在同时又被告知，要被动地即无条件地服从领袖的意志：情报人员不得有自己的政治观点。他们应当把领袖的意志当作自己的意志。46
领袖的概念对戴笠的世界观特别重要。它包括了不同的传统观念。一方面，蒋介石的弟子们、前黄埔军校毕业生，对他们的校长保持了崇敬之心。但这种忠诚超越了孔学范围，它要求总司令的追随者们抛弃自我。蒋介石对弟子们的要求结合了19世纪末曾国藩“强健孔教”那样的狂热的忠诚，主张建立在现代军事秩序和革命精神基础上的个人自我约束。47蒋把自己树为这种约束的榜样，其信徒必须自觉地效法领袖严格的自我控制和永恒奉献的高标准。他们得在对领袖事业的服从，在完全献身于领袖的过程中，通过领袖本人对他们的赞许，直接地、逐个地去寻找自己生命的意义。48
1933年9月20日，蒋介石在江西星子县对干部们作的“如何做革命党员”的讲话中，把这种对“领袖的信仰”与国际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49：
法西斯蒂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绝对信仰一个贤能50的领袖。除他之外，再没有什么第二个领袖或第二个主义，就是完全相信一个人！一切事情要他领袖来最后决定，我们现在就要认定中国非有一个领袖，非大家绝对信仰这一个领袖，不能改造国家，不能完成革命。所以以后你们要知道：法西斯蒂的特质，就是只有领袖一个人，除这个人之外没有第二个。所以一切的权力和责任也都集中于他领袖一个人，当然领袖自己要有伟大的人格，和革命的精神，来做一切党员的楷模！而每个党员，也务必能直接为领袖，为团体，间接则为社会为国家，为革命主义而牺牲一切！我们哪一天入了这个革命的团体，亦就自哪一天起将我自己的一切权利、生命和自由幸福都完全交给团体交给领袖了！绝没有第二个思想和第二个精神，只有这一点，我们才可以真正叫作一个法西斯蒂！
这一点是最要紧的，大家回去要拿这个意思切实告诉一般同志：现在革命不能如从前一样散漫，第一就是要问你有这个对领袖绝对的信仰没有？能不能将自己的一切统统交给领袖？既做了这个革命团体的一分子，这一点一定要先做到，然后我们这个团体和中国的革命，才有希望。
一方面党员要将自己的一切交给领袖，另一方面领袖不仅对于革命和整个团体要负责任，就是对各个党员所有一切的事情，也要负责任。不仅对党员本身的事情要负责任，就是对党员的家庭的事情，也都要负责任。不仅是对党员生前的职责要负责任，而对于他身后的一切善后抚恤，尤其要负责任。总之，只要你真能信仰领袖，尽忠团体，努力革命职务，其他所有公私一切，都会由领袖来负责，团体来负责！大家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就再也不要患得患失，恋家惜眷，愁穷叹苦，或是怕自己牺牲了以后，家眷儿女没有人照顾，身后一切的事情，没有人办理。总之，党员个人的一切，无论他生前与死后，自有团体和领袖来为他负责，自己不要再为自己个人来打算，要完全为团体，为主义，为革命，为领袖而努力！51
这便是当初使这批忠实的追随者们进入秘密组织力行社的目的，对于后来并入戴笠的军统当中的特工部门来说，这是个必须永生铭记的信条。52
家规
戴笠是蒋介石的秘密替身，他像传统中豪门的“家长”一样统治着手下的特务们。戴笠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这个组织是个“大家庭”，强调模范团体精神的重要性。他表示要亲自对部下的生死承担责任，以换取他们对特工工作的忠诚和献身精神。53在特务处1935年1月初于杭州西湖畔召开的一个集体讨论会上，虽然采纳了克格勃或盖世太保的运作技术、间谍方式和组织形式，但戴笠拒绝接受它们的组织精神。戴笠强调，中国秘密特工必须建立在中国的“仁”和“义”以及“忠”和“孝”的概念上。“我们的同志们在仁义的原则上集合起来，我们的集体团结是通过忠诚和义务建立起来的。”54
传统家长身份从另一方面显示了戴笠是以一种贵族主人的过于殷勤来对待他门庭中的“贵客”的。戴笠经常引用古语“士可杀，不可辱”，尽量对他周围精干的外勤特务、高级官员和来往的学者们体现自己的仁慈和关怀，但他对自己的学生（也就是所有从特训班出来的人）和下级，则要求绝对的服从和彻底的奉献，并以极端严厉的纪律约束他们。55
对违反他规定的人，戴笠以三种形式给予惩罚：口头警告、禁闭、由行刑队枪毙。尽管他讲究礼仪，但他是个极易发怒而尖刻的人，这也许是他故作谦恭的姿态和本能的意志之间的不协调所致。56他经常发脾气，发起来便会破口大骂，斥责他的部下破坏了他的“家规”。57这些规定代表了家长对他的家人发布的指导个人言行的命令，包括禁止赌博和打麻将，但最有名的是在抗战中禁止结婚。58据奥利佛·卡德维尔（Oliver Caldwell）说：
非常奇怪的是，戴笠对部下受女人影响感到嫉妒。他自己的组织里有女人，她们既是秘密特务，同时也照顾他的部下生理上的需要，但他强烈反对婚姻或永久结合。59
戴笠引用《汉书》里的一句话：“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以此禁止军统的男女在把日本人赶出中国之前在局内或局外结婚。60
为了执行他的规定，戴笠在特务处内部设立了一套复杂的监视系统。大量的人员被分到柯建安领导的督察室下的内部督察职位上，他们的职责有重复性。这个指挥连锁系统显然直通戴笠本人。61所有内部监视机构的报告都由戴笠本人亲自审阅，不管报告人的级别如何。任何时候只要有人违反了“家规”，便会遭到斥责，然后接下来便经常是在戴笠的监狱或集中营里关禁闭。62关押的时间不限，尽管戴笠对“绅士”们非常礼貌，但没有人——哪怕是他组织里级别最高的人——能够逃脱惩罚。63
军统的监狱系统
戴笠的监狱和集中营确实非常值得研究一番。
蒋的将士们解除了新四军的武装并将他们逮捕投入了集中营（叫作劳动营）。有一段时间，不光是戴笠（他被讥称为中国的希姆莱）的“正规”秘密警察，而且连国民党的警察都在抓人。据说集中营有十几处，它们不仅用来囚禁共产党员和企图前往延安共产党根据地的学生，而且还关有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所谓“中间党派”的代表，以及那些仅仅因为批评了政府的人。64
这些监狱是“塞满了受过刑法而奄奄一息的男女的囚笼，这些人有的在里面多年，而且本应根据1937年统一战线的规定予以释放的”。65后来陈立夫对一个采访者说：
有多少被捕嫌疑分子被送到那些机构去？大多数。我认为结果怎么样？很好。我会告诉你为什么。大多数共产党员都是昏了头的。一旦被抓住，他们就出不去。共产党员使用各种手段：金钱、女人，来拽人“当新成员”。大多数人加入共产党是因为暂时昏了头，而不是因为他们有信仰。我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从我与你的对话中。共青团？不见得。我看到过许多左翼青年。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结论。其他审问过嫌疑犯的同事们也这么看，如张道藩。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使用改造机构。这些是中国机构——苏联人不会使用它们。他们的政策是要么用要么杀。66
最凶险的监狱包括何辑生狱长管理的益阳监狱、周养浩狱长的息烽监狱67、福建建瓯由曹飞鸿看管的“东南看守所”和西安蒋坚忍的“东北青年劳动营”。68
东北青年劳动营是根据总司令1940年2月1日的命令设立的（见附录1）。69它来自军事委员会的战争干部培训军第四团的特训纵队的编制。特训纵队的队长是萧作霖，后来被蒋坚忍将军取代，蒋被命名为集中营的“教育长”。70有300多个高中生和大学生被地方政府、第三十四军和山西国民党机构逮捕，被列入三个“大队”。71他们每两周一次的政训课意在驳斥共产党在延安抗大宣传的观点。接下来的三年里，劳动营持续扩展了各种功能。1944年它被组建成西北青训纵队，但仍在胡宗南的总体领导下。72
集中营的确存在。除了对付政治上任性的青年以外，它们还是戴笠内部惩罚制度的一部分，这种制度早在特务处创立初期（上海特务站开始扩充的时候）就开始了。为监禁持不同政见的嫌疑分子和不听话的部下，戴笠在南京一个连他的高级特务都不知道的秘密地点设立了特别监狱。73上海的犯人被送到火车站，他们不戴手铐，但脸的下半部被用棉纱口罩遮起来，而且戴上墨镜。他们几乎全部受到酷刑，有的甚至终身残疾。74
通常，被捕者的一只鞋里会被布满钉子，使他们靠着负责押送的两个特务之中的一个踉跄着走路。他们从来都是在最后一分钟里坐进夜班车，然后在开车时被塞进没有厕所的卧车车厢里。到南京的一路军统押送人员都十分紧张，因为连他们也不清楚他们自己是否会被送去坐牢。一旦到达地点，便与秘密警察在车站外碰头，交接他们押送的犯人，然后，要是他们走运的话，就可以离开了。而许多倒霉的军统特务则恰恰是在他们把犯人交给军统接收委员会的时候自己也被捕了，然后他们在戴笠的监狱系统里待上多年，如果他们想最终出狱的话，他们被命令在监狱里收集政治犯的情况。75
像周伟龙、余乐醒或谢力公这样的军统高级骨干起码被关过一次。戴笠的一些最精干的特务，如许忠午、楼兆蠡等甚至被关过八次监狱。76只要戴笠乐意，他可以随时给予第三种制裁。77戴笠可以任意对人判处死刑。78如1941年，在军统被处死的几百人中，有三十多人是因为违反了军统纪律而被处死的。79
不过必须理解，戴笠的惩罚并非胡来。80在他自己的组织（说到底这个组织是由一批野心勃勃和难以驾驭的冒险者组成的）内部，犯错误的人知道会受纪律处罚。81他们显然明白自己的错误或违纪行为和戴笠制裁的关系。事实上，他们知道这是由蒋介石亲自监督的内部纪律惩罚制度的一部分，但这个制度从头到尾都由戴笠个人执行。82天津站站长王天木就是例子之一。83像行动组其他有经验的枪手一样，王也是河南人，但他家住在北平，他在那里也有一处住宅。841934年王为局里的事去张家口，所以当北平发生“惊人”的谋杀案，并被认为是天津站的特务干的时，他并不在场。后来在北平侦缉队宣布破案后，关于此事的新闻风波才平息下来，但谋杀案的真相和细节对公众来说则是个谜。85
在北平还被这个案子的新闻搞得晕头转向时，特务处北平站站长陈恭澍收到了戴笠从南京发来的电报，让他为自己在北平的旅馆租一个房间，而且不能让任何人知道。戴笠到达的当晚，两个人从东长安街上的中央饭店买了外卖的食品带到戴将军的房间当晚餐。在晚餐时随便谈了谈后，戴笠便详细询问了陈恭澍关于王天木的情况，那时王还在张家口。当陈准备走的时候，戴笠说：“我在这儿等着天木从张家口回来。我有些事情要跟他谈谈。我准备离开北平的时候会打电话通知你的。”次日王天木从张家口回来了，当晚戴笠通知陈他准备回南京。陈到火车站去送他时吃惊地发现，他已把王天木逮起来了。86
这之后王天木没有回到他在天津的职位上。87相反，王子襄被指名取代王天木站长的职位。一个月后，戴笠电报命令北平站“护送”天津站书记、王天木的前助理，回南京结案。这样，天津站行动组就解散了，其他外勤特务要么辞职，要么受到处罚。88
戴笠向蒋介石写了个关于这一案件的特别报告。据戴笠的私人秘书毛万里说，整个报告只有几百字。但戴笠为此花了整整一夜，从傍晚到天亮，一字一句地写这个报告。戴笠扼要地叙述了整个事件，含蓄地指责前天津站站长，然后列出了王天木以前的功绩与成就，最后向蒋建议三点：一、死刑；二、终身监禁；三、给他一个赎罪的机会。蒋采用了第二个建议。王天木于是被监禁在老虎桥供特务处使用的“丙地”军事监狱。“丙地”专门关押长刑期犯人，王天木在那里一直关到沦陷时戴笠才把他放出来，派他到上海去做地下工作。89
戴笠的秘密警察工作实际上是终身性的。90你一旦成了特务处或者是后来的军统局的成员便再也不会被解职，也不能辞职。谁要是向戴笠请求允许退休便会有长期监禁的危险。91特务们相互说：“我们组织里的同志，只有活的进来，睡在棺材里出去。”92
注释：
1 沈醉：《军统内幕》，第73页。
2 此话出自蔡孟坚，他在30年代是武汉公安局局长。见Tie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 p.60。1930年蒋介石在武汉行营卫戍部队中成立了一个侦缉处，由杨庆山领导。杨是武昌三镇的流氓头子。夏仲高：《杨庆山与武汉侦缉处》，第106页。
3 陈立夫的权力在这段时期增长得极快。在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行政院成员，同时任国民党南京中央总书记。1931年12月，他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32年升为组织部的部长。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1:207。
4 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第16页。“该系控制了党内警察，即一个调查在国家和省政府党干部言行并对全国的教育机构和教育进行监视的一个秘密组织。”Vincent to Gauss,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1942, China), p.217。抗战中，中统有一个专门关押持不同政见青年的监狱，设在重庆东部四川师范学校的防空洞里。恽逸群：《三十年见闻杂记》，第45页。
5 刘恭：《我所知道的中统》，第62—63页。徐和陈在美国时经常在一起，他们一起去过费城、芝加哥、华盛顿和尼亚加拉等地。Chang and Meyers, The Storm Clouds Clear Over China, p.24。
6 刘恭：《我所知道的中统》，第70—74页。
7 Vincent to Gauss,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1942, China), p.222.
8 “The Board of Organization”, 1932—1935, file in Chen Lifu Materials, p.82。戴笠作为蒋介石最信任的私人保卫助理，他上升的障碍之一是蒋的侍卫长王世和。直到戴笠能够证实他的情报准确无误之前，王不让他见蒋。江绍贞：《戴笠和军统》，第24—25页。
9 “The Board of Organization”, 1932—1935, file in Chen Lifu Materials, p.76.
10 同上书，第77页。
11 同上书，第87页。
12 同上书，第77页。1987年6月23日陈立夫在台湾天幕的家里接受采访时重申过这点。
13 “The Board of Organization”, 1932—1935, file in Chen Lifu Materials, pp.78—79.
14 同上书，第82页。
15 同上书，第79页。
16 见本书第四章有关密查组的论述。
17 “在北伐中，他是总司令部计划行动师师长。”“The Board of Organization”, 1932—1935, file in Chen Lifu Materials, p.85。
18 同上。陈焯负责联合组织的特别资金，它在军事委员会“特别资金”中有独立的小规模预算。这实际上帮助了戴笠。因为据陈立夫说：“我们的局总是享有地位，而戴笠的没有。所以联合组织的成立给了戴笠的组织一个更具体、更系统化的形式。”同上书，第86页。
19 同上书，第77—78页。
20 同上书，第86页。
21 同上书，第85—87页。有七八个人参加每周的会议。
22 “你知道情报报告是要经过详细审阅的。这些报告中，也许只有三份会送往南京。我们看了三份之后，也许决定有两份是不准确的，只有一份会送到蒋先生那儿。”同上书，第83页。
23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1942, China), p.222.
24 章微寒：《戴笠与庞大的“军统局”组织》，第296—297页。
25 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7—8页。
26 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64—65页；Tie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 p.59。
27 沈醉：《军统内幕》，第200页；Chang and Meyers, The Storm Clouds Clear Over China, pp.224—225。
28 这是与特务处同时在力行社内部成立的另一个特务小组。它的正式名字是“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调查科”。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第191页；章微寒：《戴笠与庞大的“军统局”组织》，第284—285页；江绍贞：《戴笠和军统》，第33页。
29 蒋利用这些军用飞机部分是为了轰炸，同时也用于战地情报和传递信件。赣南的地形不适于轰炸。
30 邓文仪：《从军报国记》，第227—230页。
31 邓文仪于1935年再次受重用，被任命为国民党政府驻莫斯科的军事武官。当年秋天他回南京述职后，突然被蒋介石下令于12月返回莫斯科与潘汉年和共产党进行联络。张云：《潘汉年传奇》，第137页。
32 Blue Shirts Organization, p.2；邓文仪：《从军报国记》，第180、227页；文强：《戴笠其人》，第202页；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7页。特务处与调查科合并后，戴笠的人员倍增。抗战爆发时，总部和外勤特务的总人数达到3000人左右。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8页。
33 “站”一般设在省府。特别组设在小型重要城市如苏州，在那里特务单位的管辖范围还包括无锡、昆山、常熟、武进等县。每个单位都有情报、行动和通讯科。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第194—195页。
34 江绍贞：《戴笠和军统》，第34页。并见Burton, Chiang’s Secret Blood Brothers, p.310。
35 沈美娟：《戴笠新传》，第190—193页。宪兵内部特务的工资由地方宪兵单位或军队的调查科支付，但得向戴笠汇报并由他控制。
36 例如，省站站长谢厥成（江西）、蔡慎初（安徽）、翁光辉（浙江）、刘艺舟（河南）、张超（福建）、桂运昌（贵州）、廖树东（湖北）等都是特务处在各地区的头。与此同时，戴笠还把简朴安插在武汉行营第三科科长职位上，并任命王孔安为四川行营第三科科长，张严佛为西安行营第四科科长，他们都相应兼任了各地谍报网的负责工作。江绍贞：《戴笠和军统》，第34—35页。
37 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7页。在各省市的警察机构中有马志超、史铭、赵龙文、杨蔚和南京警察局长王固磐等高级特务。江绍贞：《戴笠和军统》，第35页。
38 这也许是他在力行社宣传部的职位。
39 萧作霖：《复兴社述略》，第66页。关于戴笠是希姆莱方式的信徒，见《戴笠之死》，第6页。
40 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67页。
41 这些道德规范甚至实施于军统的监狱系统当中，犯人们经考试后被监管人员分类，作为对那些可以信赖的人的奖励和优待。关于中国传统审考制与孔学的关系，见Dutton, Policing and Punishment in China, pp.104—105, pp.120—121。
42 章君谷：《戴笠的故事》，第11页。这四点可能出自复兴社誓词。
43 “这个做法是从武汉警备司令部的一个官员开始的，他名叫叶蓬，后来在湖北汪精卫政府中任职。”马五先生：《政海异闻与麻将艺术》，第180页。只要听见“领袖”一词，力行社成员就得起立敬礼。魏大铭：《评述戴雨农先生的事功》，第43—44页。
44 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9页。
45 章君谷：《戴笠的故事》，第18页。
46 同上书，第19页。
47 关于“强健孔教”（muscular Confucianism）的说法，见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pp.15—16。
48 “你们要用我本人的精神作榜样，完全忠诚献身，把我当作你们自己思想和行动的模范。”蒋介石对庐山军官团的讲话。引自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11：577。
49 庞镜塘：《蒋家天下陈家党》，第92—96、156—165页。
50 “贤能”一词源于《礼记》。
51 蒋介石：“如何做革命党员——实在为革命党员第一要义”引自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11：566—567。
52 关于蒋介石对特别行动的着迷，见Li, Lu Xun and Soong Ching Ling, pp.3—76。
53 章君谷：《戴笠的故事》，第14页。
54 戴笠：《团体即是革命家庭》，第314—323页。并见刘培初：《浮生掠影集》，第58—59页；魏大铭：《评述戴雨农先生的事功》，第58—59页。
55 章君谷：《戴笠的故事》，第12—13页。
56 沈醉讲起过一个军统特务为贵宾置错家具的事。戴笠正要用脚踢他，梅乐斯进来了。戴笠立刻改变了态度，用客气的声音对这个官员说：“今晚不给我准备好全部用的藤沙发，你明天就会活不成。”然后他又再加上一句：“办不到就要你的命！”当然家具最终是搞到了。沈醉：《军统内幕》，第270页。
57 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60页。
58 一个例外是他下面的一个部门头目与司徒雷登秘书的妹妹的婚姻。新娘傅小姐是个前共产党员。沈醉：《军统内幕》，第100页。
59 很难说这是因为他嫉妒女人的影响，还是因为这可能阻止特务们有合法儿子，或是因为这会威胁特工安全。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戴笠对利用“裙子”来对付他的敌人习以为常，他怕对方会利用同样的方法在军统中瓦解他的特务。
60 这可能与戴笠在1939年妻子病逝于上海之后所过的单身生活有关，尽管他在战争时期与女演员胡蝶过从甚密。“国防部情报局”编：《戴雨农先生全集》（上），第278页。禁婚的规定起于1940年，直到1945年才取消。但戴笠仍说，“我们的许多女同志在恋爱上花时间”。同上书，第390—391、411、478—479页。违反禁令者受5—10年的监禁。沈醉认为，约有40—50对男女在1940—1945年中因此而被监禁。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23页。黄康永认为有100对左右。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60页。
61 江绍贞：《戴笠和军统》，第37—38页。乔家才，黄埔毕业生，在太原参加了军统，1940—1941年在重庆军统总部当内部纪律执行官的头。乔家才：《戴笠先生的人情味》，第14—15页；沈醉：《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内幕》，第22页。
62 见杨顺仁：《志士与炼狱》。
63 但我们必须记住，对黄埔学生来说从来没什么合法权利的概念，尤其对他们的校长或者是他的替身来说更是如此。
64 Report of Edgar Ansel Mowper to Col.Wm.Donovan, autumn, 1941, p.36, in General William J.Donovan, Selected Oss Documents, 1941—1945.Microfilm Record Group 226。但林语堂对胡宗南集中营极端美化，他把集中营的干净整洁拿来与美国的大学校园相比。Lin, The Vigil of a Nation, pp.135—140。
65 Epstein, The Lin finished Revolution in China, p.130。这个臭名昭著的集中营关押了大批因企图到红区而被捕的学生。在去延安的路途中，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涡特（Votaw）和其他记者们被送到西安城外胡宗南管辖区的“劳动营”。爱泼斯坦后来说，他们当时并没有被狱中其他囚犯的说法蒙住：这些人说他们只在此服役两年。后来对从那里逃出来到延安去的人的采访证实了爱泼斯坦他们的怀疑。（1985年3月5日在北京对爱泼斯坦的采访。）中国进步作家当时宣布，囚犯中包括了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戴笠之死》，第5页。有关胡宗南在华北的军事力量，见“Influential Elements in the Kuomintang and National Government”, China Records, January 1943, p.19。
66 “The Board of Organization”, 1932—1935, file in Chen Lifu Materials.Materials relating to the oral history of Mr.Chen Lifu, done with Miss Julie Lienying Howe as part of the Chinese Oral History Project of the East Asian lnstitute of Columbia University between December 1958 and July 2, 1968.
67 桂运昌，军统东南训练所助理所长，被监禁在息烽阳朗坝监狱。被释放后他一听到这个监狱的名字就会吓出冷汗来。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60页。
68 林志光：《福建青年训导营（集中营）的内幕》，第47—49页；章微寒：《戴笠与庞大的“军统局”组织》，第119页；Galdwen，A Secret War，pp.22—23。在重庆城外北碚温泉附近还有一个声名狼藉的集中营。囚犯们除了听讲三民主义和蒋介石讲话以外，还要学习了解中国政治结构、国民党历史和“共产主义的邪恶”。他们还接受会计和其他秘书技术的训练。总共约有300个15到50岁之间的囚犯。一般的监禁期为一年左右。刑罚包括用细竹片抽打300下，以及在无光线的木笼里关押几个星期。“Concentration Camp System in China”, Memorandum prepared by Philip D.Sprouse U.S.Consul, Kunming, OSS Report XL—22034, 27/9/45.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Archives, War Department.U.S.National Archives, Military Reference Division。
69 力行社创始人之一干国勋坚持说从未有过集中营。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下），第35、5、83页。
70 其他人员包括副监狱长邱是英和涂克超、主任秘书邱良训、总务组组长夏威、政训组组长刘如心、教育组组长平德鹤和一些政治指导员及一些杂志的编辑，如《抗战与文化》和《黄河》。曲云章：《国民党军委会西北青年劳动营的真相》，第124、128页。
71 犯人中还有第四团的成年士兵，他们被认为在政治上不可靠。
72 曲云章：《国民党军委会西北青年劳动营的真相》，第127—129、138页。
73 这座监狱由黄埔五期毕业生苏子鹄管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绰号叫：“顾人道”。1934年后此监狱扩大为两个监狱。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1页。到了1937年，在南京就有三个秘密监狱：“甲地”指江东门的军事监狱，相对比较松一些；“乙地”在羊皮巷一所旧平房里，那里对犯人非常严厉；“丙地”在老虎桥模范监狱内，用来关押重犯。江绍贞：《戴笠和军统》，第38—39页。
74 沈醉说用此法押送了50—60个犯人，其中20个左右是军统特务。沈醉：《军统内幕》，第76—77页。
75 他们往往被一种“妙法”关进监狱：军统官员持一密封信件，在到达南京监狱时交给监狱当局。但那信有可能指示监狱逮捕持信者本人。沈醉：《军统内幕》，第77页。
76 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60页。
77 人们可以从葛明达的日记中感受到这种病态的不安全感。据该日记记录作者因违反了临澧训练营的穿衣规定而被判处死刑。葛明达：《军统百日记》，第170—173页。
78 戴笠本人可能也面临这种危险。他的领袖以杀人成性著名，特别是在他年轻的时候，人们曾悄悄传说“他喜欢杀人”。
79 1940年，光是被戴笠下令处决的军统外勤特务就有26个。章君谷：《戴笠的故事》，第13—14页。根据1941年4月1日的数字，军统的全部成员有“成千上万”，这个数目包括在敌后游击队里工作的人。1940年军统的人数剧增，据戴笠自己的估计，约增加了四分之一。“国防部情报局”编：《戴雨农先生全集》，第265—266、311—312、319—320页。
80 戴笠的政策是胡萝卜加大棒，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恩威并济”。军统的特务从监狱里释放后往往得到晋升。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第198页。
81 他们也意识到（起码在高层），军统执行处罚须经蒋介石批准。陈达：《以杀人为儿戏——戴笠签发的两封电报》，第80页。
82 《戴笠之死》，第1页。
83 沈美娟：《戴笠新传》，第251—253页。
84 王天木，也叫王仁锵，并经常化名郑士松，毕业于东北讲武堂和日本明治大学法律系。他原先在浙江当情报官，也是十人团成员之一。江绍贞：《戴笠和军统》，第59页。
85 关于北平的谋杀案是如何与王天木及其手下人联系在一起的，很久以前曾有个故事叫“箱尸案”，它在北平发表，所隐射的事件正是这个案子。所以北平侦缉队破案的说法是假的。陈恭澍：《英雄无名：北国锄奸》，第126页。
86 同上书，第124—126页。
87 这可能还与王和陈合写《蓝衣社内幕》一书有关。戴笠看过这本书的手稿（该书后来在日本人占领上海时出版。陈恭澍：《蓝衣社内幕》）。结果陈恭澍因泄密被监禁，直到戴将军任命他为上海站第三号头目为止。他负责收集共产党情报，并在共产党里面安插特务。程一鸣：《对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的补充、订正》，第244页；徐有威：《关于“蓝衣社”的几点辨析》，第72页；陈恭澍：《抗战后期反间活动》，第555—556页。
88 陈恭澍：《英雄无名：北国锄奸》，第126页。
89 同上书，第127页。
90 “忠义救国军”的士兵须向戴笠宣誓终身效忠。想离开的人起码会被监禁5年，然后才被释放，或由中国大约100个权势人物中的某一个来担保释放。Strategic Service Unit, War Department, CIDXL 36249, OSS Archives RG#226。
91 这便是军统督察股的工作为何如此重要的原因。特务们知道他们处于不断被监视的状态，既被军统督察员监视，同时也受自己同事们的监视，他们被鼓励互相“打小报告”。任何想离开的迹象都会马上被侦探查到。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第195页。
92 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61页。另一个说法是“活的进来，死着出去”。原保泰：《戴笠与蓝训班》，第162页。（黑手党入党宣誓是：“我活着进来，我将必须死着出去。” Edmund Mahony, “F.B.I.Tapes of Mafia Initiation Played in Court”,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July 5, 1991, A4; Fox Butterfield, “Twenty-one Indicted in New England as Core of Organized Crime”, New York Times, March 27, 1990, A8）当然，军统并非具唯一要求“一朝为特务，终身为特务”的组织。而且，自愿退出在感情上也十分困难。“老牌特务们说，他们舍不得放弃追逐目标的那种无可言喻的快感和进入暗藏世界的神秘感。也许更重要的是，只有他们以及告密者才真正理解置身于一个案子当中是怎么回事。他们知道，一旦他们离开了这个安静的圈子，那么从某种奇怪的意义上说，他们将永远孤独。”Kerr, “Chasing the Heroin”, B-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