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我发现，这个卑鄙家伙戴笠，曾在1932—1937年期间当过中国警察学校校长，而那个在华东杭州地区的警察学校为整个中国训练了所有高级警察官员。他们认为必须有个国家警察。我想，这有点像［美国的］国民警卫队。但他们接受的是警察业务训练，而且他们还有美国和英国来的助理教官，但整个机构的老板便是这个戴笠。中国人都看重的事情之一，他们都尊敬的人之一，是他们的教官。他们把教官当作整个世界，当作他们的父亲。一旦成了个教官，你便永远是教官。于是戴笠在警察学校训练出来的成千上万的人，不管他们后来怎样了，他们都成了——而且仍然是戴笠的学生。
海军上将梅乐斯：《纽约州警察长协会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1957年7月24日）1
培训间谍
中国现代历史学家们对在太平洋战争中由戴笠将军和海军上将梅乐斯领导建立的中美合作所的故事已经相当熟悉了。2战争末年，中美合作所被美国媒介当作一个中美合作游击抗日的成功典范来颂扬，而它的黑暗面——戴笠那些由美国军事和警察顾问训练出来的无恶不作的秘密警察，最终用他们的“科学”技术来对付共产党的事实——则过了很久才暴露出来。3
这部分是由于当时负责该项目的美方，有意在训练戴笠的高级特工单位的人事安排上不让中方插手。4部分还因为，20世纪80年代以前，西方历史学家们更容易得到国民党关于中美合作所的正面叙述资料，而对共产党历史学家们尖锐指控美国介入训练蒋介石反间谍干部的“内部”分析则难以获悉。5然而，现在，不仅有可能对国民党军统局与美国海军情报局和战略业务局联盟的性质有更加深入的了解，而且可以认定，早在1941年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前十年，美国对中国警察的训练就开始了。
现代间谍是培训班和专业学校的产物。从契卡问世开始，间谍和特工都无一例外地始于这样一个特殊形式：培训机构和短期培训班的开办，使之从完全的民政性质正式转为彻头彻尾的特工性质。6军事学校的经历要比专业情报训练班更加深厚持久，但后者的经历更加动荡不安，尤其是，为了掩护便衣特工的秘密身份，必须培养至关重要的绝密性。“间谍王”戴笠早就意识到这种专业训练形式的重要性，而且在开办了黄埔校友会办公处不久，他又成立了一个专门的“训练所”来发展他的秘密特工骨干。7
秘密特工训练系统仅仅在抗战爆发以后才独立地蓬勃发展。在这之前，以及在紧接着发生的太平洋战争（事实证明，那时美国的援助至关重要）中，戴笠的训练单位必须在幕后以及在20世纪初中国发展起来的正规警察学校的内部，与现代警察力量携手合作。8
现代警察
中国的第一支警察力量于1898年的“百日维新”期间建于湖南省府长沙。9虽然长沙保卫局在百日维新之后被反改革力量解散，但现代警察力量于义和团暴动、外国人占领北京期间，在帝国主义者的支持下重新出现了。清朝皇室逃往西安后，八国联军便建立起“安民公所”来执行警察工作、修路和其他市政任务。10公所的高级官员都由外国宪兵担任，而常规的巡捕则由中国人充当。1901年9月联军撤走以后，安民公所被“善后协巡营”取代，它是1902年“公巡总处”的核心，并很快成为华北其他警察力量的模型。
袁世凯（1901—1907年任直隶总督）是华北欧洲式警察力量的主要资助人，他用占领北京的欧洲人与日本人的警察模式取代了传统的衙门捕班。袁从省府保定开始，在警务总局下面安排了500个溃散的士兵。天津在1902年9月被从八国联军手中收复后，袁便把这个城市当作他的警察总部，他既想用这股新力量来安抚民心，又想为省府提供一个绕过当时仍拥有自己本地武装和乡村团丁的地方力量。11
天津新设立的警察称为“巡警”。“巡”的意思是视察或巡逻，“警”当然是警告的意思。从词源上讲，“巡警”一词介于传统“巡捕”和现代“警察”之间。“警察”一词最早来自于1872年到欧洲学习西方警察制度的日本人，他们递交了在明治时期的日本建立警察机构的建议，后来这些建议成了1874—1875年间的法规。12大约在1915—1925年间，“警察”一词开始普遍用于中国。
日本顾问
1901年清政府开始派留学生去东京学习明治的控制系统，从此日本的警察模式便遍及中国。明白这一点，对警察一词的日本来源就没什么奇怪的了。这些留学生回国后，有许多当了警官或教官，被分配到由袁世凯这类强硬的省政府官员或更直接忠于清王朝的改革派们新建立的军事学院和警察学校去。13
后者的领导机构之一是北京的警察训练单位，它由总理衙门的满洲首领靖王在日本警察专家川岛浪速（Kawashima Naniwa）的帮助下建立。川岛浪速本来的合同是为这个新学校指导警察训练，但他不久便在清政府最后的维新活动中当起总顾问来。川岛浪速在1902年递交的一个备忘录里提出了1905—1908年间改组警察计划的基本纲要。备忘录本身阐明了该计划的原则基础：
没有一个国家没有警察系统。它是军事力量的补充。其一是为了保护国家利益和权利而准备抵御外侮。其二是为了执行国家法律和法令而用此工具进行内部控制并约束人民。这是国家最强大的两股力量，没有它们，国家便一天也无法生存。14
除了建立后来成为国民党政治统治的象征——军队和警察这两个羽翼以外，川岛浪速的备忘录还呼吁建立一个直接对皇帝负责的全国警察系统。就像川岛浪速明确指出的那样，中国的这个新警察系统是按照欧洲的中央警察模式建立的，尤其类似荷兰和柏林的警察。15
为了得到欧洲的财富和权力，清政府在1905年颁布成立培训警察官学校的命令，来实施川岛浪速的提议。1905年10月8日，在战争部资深军机大臣徐世昌主持下，巡警部成立；1907年绿营兵被废除后，巡警部合并到民政部内，所有警察工作都属警政司管，而正是这个司，20年后成为戴笠在国民党内政部里权力的主要行政核心。16
在1907—1911年的革命期间，巡警部成了清王朝警察力量的典范。17袁世凯死后，北京的警察也被立为全国的模范。1917年4月由内政部在北京召开的“警务会议”上，巡警部大出风头。7个月之后，内政部命令各省开设警察培训学校。但由于当年各个军阀大打出手，中央和地方政府无暇顾及管理警察的具体事务，改革的努力中断了。在这方面，早期民国历史重复了晚清历史：尽管日本模式和欧洲榜样提供了中央集权制的可能，但在中国不首先进行军事统一便很难施行警察统治。更加有效和长期的警察改革，还得等到北伐完成和南京新政府成立后才能实现。18
国民党公安局
假如说北京巡警部在某种意义上是北洋军阀的全国性模式的话，国民党在1927年成立的相应机构便是广州的公安局。公安局是受到当时美国警察机构名称启示所起的一个名字。广州公安局是由孙科建立的，北伐前他把美国的市政管理系统在广州付诸实施。国民党执政后，除了南京都市警察总部以外，所有的警察部门都乖乖地把它们的名称改为“公安局”。19
名称一致，行政管理也统一。1928年全国警察专家委员会成立，由首都的4个官员和8个省级官员组成，归内政部警政司领导。20次年颁布了有关规章制度，要求对所有警官和警校学生实行教育。于是警察学校纷纷在浙江、江苏、山西、广东、江西、湖北、陕西、山东、云南、河北、甘肃、察哈尔、青海、福建和广西建立起来。21全国委员会按理每年开四次会，但实际上他们从未碰过头或召开正式会议，后来这个组织干脆解散了。22
1931年在全国重开警察改革的讨论。1月里，内政部在南京召集了讨论警察管理的第一次全国内政会议。次年12月召开了由来自各省市100多个代表参加的第二次全国会议。这些代表提出了关于开始实行警察退休金制度，使用新式武器，雇用女警察和统一按手印制度的提案。23
这段时期内，日本的警察制度一直享有极高的声誉。1930年内政部举行了一次考试，从高级警校第十五届选拔了10个最优秀的毕业生，去东京接受内务省警察训练学校的培训。当年浙江警校也派了21个最优秀的毕业生去日本。24但欧洲警察模式仍为基本模式。1929年全国警察委员会成员之一王达瑞（音）利用参加9月在巴黎召开第五次国际警察会议的机会，研究了欧洲警察体系。他认为维也纳的警察部队最为优秀，值得模仿。于是1930年浙江省政府主席邀请了鲁道夫·缪克（Rudolph Muck）博士和奥地利的其他警察专家担任警察管理和培训的顾问。同年浙江警校毕业班的10个学生被派往维也纳学习，而到了1932年，鲁道夫·缪克博士成了南京中央政府的警察顾问，同时也是改组上海公安局的顾问。25两年后，由酆悌率领的一个委员会被战争部派往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去考察。1935年力行社核心干部组及蓝衣社核心成员李士珍，也被派到国外去研究欧洲、美国和日本的警察制度。26
1930年被邀请到中国的司法专家之一是加州伯克利警察署警官吴兹（A.S.Woods）。27吴兹之所以被选拔为顾问帮助改组南京都市警察，是因为奥古斯特·涡孟（Auyust Vollmer）的V-人28对美国地方警察署来说，就像代表了国家警察力量概念的艾德加·胡佛（Edgar Hoover）的G-人29一样，他们使伯克利警察署成为世界最杰出的警察部门，名声越来越大。30
奥古斯特·涡孟及美国式的警察专业化
奥古斯特·涡孟是美国的“警察专业化之父”。他1876年生于新奥尔良，8岁时丧父，10—12岁期间，母亲把他带回她的出生地德国生活了两年。少年时的涡孟热衷于拳击、摔跤和游泳。他在“新奥尔良学校”学习了一年的秘书业务，后来全家迁到旧金山，又在1890年搬到了伯克利，这个高大强壮的小伙子在那里开货运车。五年之内，不到20岁的涡孟在伯克利开了一家商店。但1898年4月美国向西班牙开战后，他便决定参军，到菲律宾作战。31
那年夏天，涡孟参加了美国进攻马尼拉和占领马拉特（Malate）要塞的战斗。1898年秋天，他帮助过马尼拉警察；次年2月，阿奎纳多（Aguinaldo）党人兴起，涡孟自愿到一只装甲船上，用大炮轰击菲律宾游击队，并由于到敌后执行反阿奎纳多游击队同盟的联络任务而荣获特殊声誉。涡孟服役期满后回到加州，但这个强壮而无畏的一米八汉子对室内工作没有耐心，而且不安心当一个平民百姓。32
1905年1月，一些积极参政的伯克利公民问涡孟是否愿意以改革为基调竞选市警察局长。29岁的涡孟答应了，而且当选了。他所采取的第一个重要步骤是关闭城里最大的中国赌场和其他各种赌场。与此同时，他开始一系列行政和技术革新，使伯克利警察闻名全国。是奥古斯特·涡孟带头使用起自行车巡警，首次创造了定期巡逻制度，从洛杉矶的一个私人侦探那里学会了电话报警和直线报警机并予以实施（他还通过选民专门投票，集资建立了一整套警报系统），设立起档案制，完善了手印存档方式，启动了测谎器的发明，首次在巡逻车里装上无线报话机，并开始任命大学毕业生当巡警。33
奥古斯特·涡孟名声日噪，特别是在他当选为国际警察局长协会主席后，不仅答应在美国其他城市改组司法机构，而且接受了外国政府的邀请，改革它们境况不佳的警察部门。比如1926年，涡孟应古巴总统谢拉德·马乔多（Gerardo Machado）的邀请去了哈瓦那。他到达时，古巴总统把他当作治疗社会症结的职业医生，对他说：“你是警察部门的医生，我们这里需要你。”34
涡孟在建立了警察训练学校并设立了电报通讯系统，以此治疗了这位古巴独裁者的司法机构的症结后，回到伯克利。这时他收到了又一个外国政府的请求帮助：这次的邀请来自于南京的国民党政府。据说涡孟警长把吴兹上尉叫到办公室来，对他说：“上尉，这封信来自中国南京的警察局长。他们需要实在的帮助。你来干这项工作如何？”35于是，吴兹于1930年作为一名警察顾问去了中国，为中央政府和广东省内政部工作。留在伯克利的涡孟则在加州大学发展起犯罪学，并训练越来越多前来向他学习警察管理的学生。36
涡孟的中国学生
那年涡孟的外国学生中有一个叫酆裕坤的人，在加州伯克利大学学习了6个星期的暑期特别课程“警察组织和管理”，然后在秋季进了密歇根大学。他是那里 15个被中国派来学习市政管理的学生之一。1930年11月，酆从安娜堡（Ann Arbor）给奥古斯特·涡孟写信说，他对“发现犯罪原因和预防方法”感兴趣，而且他希望在著名犯罪学家瑞蒙·富思第克（Rayomnd Fosdick）的文章所提供的美国数据的基础上，做一个犯罪统计的比较研究。37在接下来的1931—1932学年里，酆上了加州伯克利大学的犯罪学课程，次年夏天他回到中国，用涡孟犯罪学的科学方法帮助他的同胞们改革警察体系。38
作为一个归国留学生，接受过最先进的警法训练，酆裕坤不可能默默无闻。他立刻在1932年7月应邀拜见南京的警察局长陈焯将军。不久以后，他受到蒋介石的接见。他向蒋递交了两份中文报告：一份是“世界警察力量现状”，另一份是关于研究“中国所有警察力量状况”的计划。39这以后，他当了很短一段时间的南京交通处处长，改革了城市交通规章制度。1933年3月，酆第二次到了陈局长的办公室，当了他保安处的一个“特别秘书”。40他马上翻译了一篇关于警察专业化的文章，刊登在《刑法和犯罪学杂志》上，并在大学里讲授被他的美国教授推崇的警察工作的“科学基础”，推广涡孟的观点。41当然，他也力图寻求涡孟的帮助，效仿伯克利警察署的通讯系统，在南京装起了直线报话机，以引进最先进的刑警技术。42
1934年3月酆裕坤受浙江警校校长赵龙文邀请，去杭州当警察训练部主任。43浙江警察学校是新国民党政府培养干部的主要机构之一。它在北伐刚结束时由朱家骅领导建立，朱在1926年是中山大学的行政管理头目，协助戴季陶在学校中进行对左翼分子的大清洗。次年他被任命为浙江省民政厅厅长，他是在这个职位上建立浙江警校的。作为“地方自治专修学校”的校长，朱家骅保证了警校有足够的资金来源。当他于1930年从省政府去职时，他确保了该学校掌握在他所信任的人手中，此人便是史承志。不过，史承志担任警校校长的时间到1932年止，王固磐于1933年接替了他，而赵龙文又在1934年成了该校校长。44
酆裕坤是被任命在警校担任要职的回国留学生之一。另一个在国外受训的警察专家是梁帆（音）博士，他原是学农业的，也是一个秘密特工，在里昂警察实验所当过法国法医学家洛咖（Locard）博士的助理。45梁从里昂结束学习回国时，身边有两个法国女人：一个是他的妻子；另一个是侦探，她后来当了浙江警校女警察的头儿。他同时带回来的还有一整套警察实验室技术设备，包括发射学、毒品学、手迹分析以及指纹调查所需要的所有器具和化学材料。这些设备构成了中国在上海国际租界警察部门以外的第一个法医实验所的基础。尽管后来梁作为法医学家的能力受到怀疑，但他当时立刻在警校里开起了警察实验最新技术的课程。46
第三个重要的回国留学生是涡孟的另一个弟子，叫余秀豪（Frank Yee）。余是广东人，在旧金山的华人圈子里很有名气，他请涡孟在这个名牌警察学校给他推荐工作。47于是涡孟给酆裕坤写信谈了余秀豪的事。当余乘坐的“威尔逊总统号”远洋轮到达上海时，酆裕坤与他的“许多表兄弟们”一起在码头上迎接他。48试用期过后，他在浙江警察学校得到一个职位。他后来发现，这职位是“全中国这类工作中最重要的”，而且即使在蒋介石眼里也是“所有这类警察学校”里最重要的。49
浙江警察学校
浙江警察学校坐落在上杭江十来亩的“大片土地”上，那里可以容纳500多个学生。50据余秀豪形容，入学的350个男女学生都是高中毕业生，年龄在20—30岁之间。他们全都享有良好的待遇，除食宿之外，每月还有15元的津贴，并装备有“步枪、左轮手枪、机关枪、自行车、马匹和汽车”。51学校的特征无疑是军事化的。学生在早晨的军号声中起床，升国旗，由军事教官带领进行操练，由“从中央政府来的人”作为“指导员”教授“政治训练”课程。52
和涡孟在伯克利的模式一样，浙江警校本身与地方警察力量密切联系。当时在杭州的警察署有2000来名警察，他们被分成8个分所，每年有100万元的经费。1934年9月1日以后，警校校长赵龙文同时担任了杭州公安局局长，余和酆，加上另一个从柏林警校毕业的学生被任命为他的机要顾问。53在赵领导的“设计委员会”的建议下，设立了军校生制度，让警校的学生熟悉杭州警察署的职责范围。到了 1935年1月，余秀豪已经按涡孟在伯克利创造的巡警模式建立起了一套巡逻制度。54杭州警察署的正式成员强烈地抵制新制度，但在酆裕坤的支持下，余成功地于 1935年4月1日在西湖一带开始实施巡警制，于是在两个月之内，犯罪率下降了 50％。55
从余的角度看，他们在浙江警察学校的领导地位给了涡孟的学生们一个黄金机会，他们看到“伯克利的制度和精神被传播到了中国”。56他告诉涡孟：“我们的学校本来只受日本和奥地利影响，因为学生们只被派到上述的两个国家去过。现在，你可以说输入了新鲜血液。也就是美国模式，更具体地说，是伯克利的模式。”57他还请涡孟告诉他“在著名的［伯克利］研讨会上”结识的其他朋友们，他准备通过翻译关于罪犯调查和秘密特工方面的最新出版物，引进警犬的使用，建立现代警察实验室和进口新发明的测谎机，“使整个中国警察管理现代化”。58
受过美式训练的人员的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给涡孟的信中，余经常埋怨他的教官同事们，甚至包括酆在内，对全盘接受他的革新犹豫不决。59但酆裕坤同意协助余为浙江警校起草一个新的教学计划，并将经济、心理、防止犯罪、城市政府、无线电、警犬等课程加入了常规教育中，扩充了由“蒋委员长发起的”新生活课程。余和酆还按照伯克利警训项目设计了一年级教学提纲，其中必修课包括打靶、游泳、自卫（柔道）和军事科学。60
第二年学生可以从四个系中挑选一门作专业：管理、刑事侦查、外事和妇女警训。余是管理系的主任，该系的课程包括学习英国、欧洲大陆和日本的警察制度、警察人事、防止交通事故、数据统计和警察记录、无线电通讯和警察力量分布。61刑事侦查专业设有法医化学、摄影、罪犯鉴定、警犬、密码术和警察记录。其他两门专业远远没有它们发达，尽管外事专业课程中列有欧洲历史、世界外交、无线电和心理学。62
到了1934年秋天，浙江警察学校已经非常著名，并正在成为全国的楷模。9月里，教员们得知南京的全国警察学院和中央军事学校合并成一个单位，浙江警校就成了“本领域中唯一的一个全国机构”，于是招生便在全国进行，其中有些学生是来自地方警察机构的警官，经过余从伯克利学来的包括“军队智力测验”在内的身体和心理测试。63
全国警察训练
初冬，当余和酆正在等待向蒋介石的特殊拜见以介绍他们关于全国警察改革计划时，他们也得到了上海市市长吴铁成这类重要的地方官员的喝彩：
我们立刻被邀请到上海接管一些重要职位。吴市长对我在上海警察杂志《警光》上的文章尤其欣赏。但控制全中国警察组织的特派员们绝不会同意我们离校。我们和［酆］裕坤［和梁帆］一起负责全中国的警察教育。64
吴铁成市长在上海市政府里喜欢用广州人，他器重余可能因为余是广东人。总之，中央政府——当然包括戴笠本人——不会让那些在国外受过最佳训练的专家们成为重要城市警察力量的顾问，因为他们自己想最终对警察力量进行控制。浙江警校是用来为全国树立标准的，而非用来支持地区和省级机构。所以，当浙江大学向余提供一个教书的职位时，他不得不因为自己在浙江警校的全日制职位而谢绝。65
作为全国性机构，浙江警校也管辖庐山和江西北部山区的游览胜地的治安，蒋介石在那里有避暑别墅。66庐山那时已被用来作为反叛乱的训练区，设有“军校庐山特训班”。特训班的一些毕业生被分配到邓文仪领导的反共调查机构南昌行营的同时，戴笠也组建起由连谋领导的一支特殊干部纵队（康泽协助组建该纵队，因为他更加正宗的军事背景使戴笠非常嫉妒，于是戴迫不及待地想把他从警察部队调到半军事组织里去），为特务处培养特工。67夏季里，这个地区会有两万多旅游者，他们很容易成为窃贼的猎物。于是警校学生便有了一个合乎逻辑的实习执法的机会，他们能加强总司令所偏爱的山区的治安，同时还能够向英国租借的古岭领地的外国人管理的警察部队显示：中国人完全能够管理自己。
1934年7月，酆裕坤奉命带领近100个浙江警校第二届毕业班的警察到庐山地区巡逻。次年夏天，酆裕坤和他的人员干了件出色的事：建立了存档和其他刑事调查程序，这使他们破获了一些著名的疑难案。68余秀豪也不落后，他与学生一起爬上了3000米左右的古岭峰，避开了山脚下的炎热，一头扎进了警察工作当中。用余从伯克利带回来的指纹和摄影设备（他们还希望能有一架涡孟发明的测谎机），这些警校生成功地独立进行了盗窃调查，还协助推广了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69他们的成绩如此优秀，以至于英国人在租借区撤除了他们的行警权而让中国人来管辖。于是浙江警校生被树立为全国典范，为江西、湖南等其他地区的警察作出了榜样。各省官员们被他们的成绩所打动，秋天回去后便举行选拔性考试，从中挑选出20个男女去浙江警校接受类似的训练。70
不管余有多么直接和坦率，他对自己的导师丝毫没有提起浙江警校最神秘的特点之一：虽然警校是个致力于培养正规警官的省级机构，但它实际上也是戴笠自 1932年建立起来的全国秘密警察机构的一部分。警校校长赵龙文就是戴笠的一个特工，而且全校所有的政治指导员都是特工处的干事。71
戴笠和浙江警校
戴笠在1932年夺取了对浙江警校的控制权。当时第二届学员刚刚毕业，住在雄镇楼30号的校友会宿舍等待分配。72利用蒋介石授予他在浙江警校特训班的“政治特派员”的权力和与政府直接的无线电联系，戴笠带着一队特工驻进了警校。这队特工中有王孔安、毛人凤、毛宗亮、赵龙文、胡国振、谢厥成、罗杏芳和刘乙光，他们在那年假期里完全控制了整个学校。王孔安被任命为政训处书记长，毛人凤任秘书，而毛宗亮则充当了通讯官员。73其余的人被任命为政治指导员。到了1932年秋天，戴笠在政治处的外表下建立起一个秘密特工特别训练班级，分成甲、乙、丙和通讯班。每个班级的学期为6个月，由2到30个人组成，他们将是特工处的基干人员。于是，“军统后期的许多高层特工分子”——在20世纪40年代中这类“高干”有毛森、肖勃、杨超群、阮清源、丁默邨、章微寒、娄兆元和黄雍——在 1932年至1935年中都在浙江警校接受过他们最初的地下训练。74
乙训班由每年从警校毕业班里挑选出来的30个学生组成。他们的班长是刘乙光，他也是该期班的政治教官。训练班结束后，毕业生被派到蒋介石警卫组当便衣特工。75
三班，或丙训班，是培训掩护人员的，即女特工。从警校毕业生里挑选出来的6个女生被送到特训班，该班由警校正科的女生指导员章粹吾主持。76这些学生在分配到特工机关当“掩护关系人员”之前，专门学习理发、烹调等课程。77
一班或甲训班，是几个培训班中最重要的，其毕业生被分配到特工处当骨干，在头头的领导下直接运作。戴笠在名义上是训练班的教官头，一班由警校的二班和三班的毕业生及已经在特工处当现行特工的人员组成。实际教官头是余乐醒，他指导在雄镇楼30号的训练班，他也教特工理论和如何使用毒品及吗啡的课程。前共产党员谢力公教军事地理、国际间谍和密码；李世璋教政党及其派系；梁翰芬教痕迹学；殷振球教爆破学；管容德教速记；叶道圣教情报学；朱惠清教看相；王文钊教摄影；金民杰教擒拿；刘金声教国术；曾惕明和黄泗钦教驾驶；谭金城教骑马术。日文课由霍淑英和一个叫山田一隆的日本人负责。78
主要的课本则是从共产党那儿学来的。在苏联留学过的王新衡，翻译了两本俄语书79：《格伯乌》（即GPU）和《契卡》。80学生们还读顾顺章（共产党在保卫方面的头目，1931年在汉口向陈立夫和徐恩曾领导下的特工处叛变，后来投奔到戴笠手下81）写的《特工理论和技术》。顾顺章关于布尔什维克秘密特工的知识，由于他在共产党乡村和城市支部当联络负责人的实践而完善起来。82实际上，前军统官员们认为顾的信息对戴笠如此宝贵，这也许是他丧命的原因。据他们说，顾顺章作为最大的共产党“叛徒”加入“中统”不久就被谋杀了。虽然此案未破，但研究中统的历史学家们认为，刺客是陈立夫派的。因为陈立夫不能原谅顾向戴笠献计，于是陈要防止“间谍王”向这个共产党人榨取秘密。但陈立夫对此否认，他向本书作者提示：必须除掉顾顺章，因为他是个杀人狂。83
到了1935年，浙江警校完全处于戴笠的控制之下。同年，蒋介石宣布将浙江警校与江苏警校合并，成立一个“中央警官学校”。84这个合并对戴笠来说既意味着挑战也带来了机会。85
中央警官学校
蒋关于创立一个中央警校的决定，是出于要用一个全国性的警察制度来联合地方控制系统的远见。1936年蒋介石召集了一个“地方高级行政人员会议”讨论地方警察的治安问题。86会议的背景是中央政府与地方领导之间对维持保安队的长期争议。87地方官员自然偏向保存由他们自己资助控制的地方武装，而中央政府的代表则反对保安队，他们力争成立一个由新的国民党政府领导和培训的正规警察部门，但要地方出资。
蒋介石在听取了两边的意见后，决定采用警察制。正如余秀豪在给涡孟署长的信里说的那样：“现在委员长非常关心在中国改善警政的问题。他要取消所有的保安队、宪兵，等等，而把维持内部治安的责任在三年内交给警察。”88行政院积极地通过了这项要求各省在警政司规定的原则基础上提交警察改革计划的提议。警政司宣布：第一，在1936年底以前取消保安队，并在三年中将他们的职权逐渐移交给正规警察；第二，在解散保安队的同时，将它的资金转到县警察部门；第三，地方警察的各种级别制将尽量统一；第四，在无力供养正规警察的贫穷偏僻乡村地区，执法权将归前保甲互助单位；第五，为提高警察素质，对警察服务人员的要求将逐渐提高，小学毕业将是受雇用的起码条件；第六，警察的月起薪将为10元；第七，高级警官将一律在新中央警察学校学习；第八，正常的警察招收将从各省市的训练班中挑选；第九，被解除的保安队的武器将转到正规警察部门供他们使用。89
显然，这个自上而下合并的重要工具之一是中央警官学校，它“受命把旧保安队的某些部分取消后将其改变成警察”。90正当这个新的全国性组织取代各省的地方机构时，浙江警校正式关闭，并把它的第五届学生转到了南京。91现在，赵龙文的学生（也就是戴笠的学生）名义上是中央警校40岁的校长李士珍的学生了。92
李士珍是中国的首席警察专家。李于1924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在浙江保安队当过队长，1931年在日本警察学校完成正科训练。1935年，李士珍率团去欧美19个国家考察他们的警察制度，回国后被任命为南京的“警官高等学校”校长。1936 年9月，他接替陈立夫在新中央警官学校任教育长。93
李马上开始建立他自己的校园。他在南京郊外麒麟门附近选了一个地点，在那里盖楼房、建设备，并招收学员和学生。94
学员班分批调自各省、市、县原有警官再加以新式教育：如指纹、户口、侦讯、擒拿、追踪、交通、信号、警犬训用等&&学术，修业期半年；学生招考高、初中程度学生，施以警察各科教育、思想政治训练、外文教学、军事常识操课、体能训练等。修业期三年，旨在革新警政。95
同蒋介石一样，李认为现代国家的基础是有一支出色的警察队伍。他对中央警校1943年毕业班的学生说：“假如你要建立一个新国家，那你首先得建立一个新社会。假如你要建立一个新社会，那么你首先必须建立一支现代的全国警察力量。”96李士珍还把行政领导与学术结合起来。97他从欧洲回来后发表了一篇有关世界警察制度的重要调查报告，并且出资和主持了“中华警察学术研究社”。98可见他的业务资格无可挑剔。99
然而，戴笠还是一心要在中央警校内（学校坐落在南京郊外一幢价值25万元的“巍峨的”新大楼里100），用争夺警政训练权来排挤李士珍。于是，为在学生中贬低李士珍的权威，戴笠让自己首先成为“校务委员会”的成员。101然后，他利用手中的秘密特工权力，在警校内建立了一个特工委员会，并自任主席。特工委员会的成员包括王固磐、酆裕坤和赵龙文等他的弟子和亲信们。102而且他还把前浙江警校教官如胡国振、卢振纲和余秀豪安插到新中央训练机构的教职员中。此外，为了使自己掌握学术专业权并与李士珍的警察科学组对立，戴笠还成立了一个“中国警察学会”，该学会踊跃地介入与李士珍“中国警察学术研究社”的各种辩论中。103李士珍的全国警察制度改革是建立在涡孟的伯克利调查问卷基础上的，为在竞争中战胜李，戴笠需要在内政部的国家警政政策上获得控制权。104为此，他把酆裕坤安插到中央政府中管理各省警察项目的警政司司长的位子上。警政司“负责计划、领导和监督全中国的警察”。105在这个位子上，酆裕坤“控制了省属民政厅的警政科，掌握了警察系统的人事权”。106他还在首都警察部队内部安插了戴笠的秘密特工支部。107
在酆裕坤晋升的时候，他在伯克利的同学余秀豪被安排到警政司负责警察教育、防火、外事、刑侦和“特工”。在给涡孟的信中，余把他们的新职位当作伯克利警察改革的胜利的象征。108他说：“从此以后，整个警察管理和教育都将完全由V-人控制。”109既然那时“伯克利的V-人”都是戴笠特工处的特工，中央警政控制的一些方面就落到了戴笠的特工手中。结果，在1936—1937年期间，这位秘密警察头子通过操纵内政部训练项目和人事安排，将其影响扩展到了九江、郑州、武汉、洛阳等城市的警察局。110
酆裕坤在扩展中起了绝对关键的作用。作为内政部级别最高的警政官，任何时候只要戴笠需要用中央政府的司法权把正规的警察单位变成秘密特工队，酆裕坤就可以把自己单位的名称借给他使用。这一点在抗战爆发后尤其明显。1941年，戴笠要把重庆警察局侦缉队扩充成一个大队，并把它置于前上海站头目沈醉的领导之下。当戴笠把这一要求向重庆警察局局长唐毅发去后，唐自然向内政部警政司请示。
当时主管全国警察工作的内政部警政司司长酆裕坤，是军统特工，这个司也由军统掌握，戴在写信给唐的同时，还打了个电话给酆，说明他要改变这一制度，酆在电话中诺诺连声尊命办理。111
于是不到一星期，戴笠的助手和门徒沈醉就被任命为重庆侦缉大队队长。112
唐毅本人是戴笠接管四川警察过程中强有力的关键一环。唐原是刘湘总部情报处处长，后被任命为四川警备司令部谍查处处长。113虽然唐有大烟瘾，而且是哥老会成员，但他因向省政府书记王缵绪提供了一个讨其欢心的妓女而得宠。他被指定当王的特别助理，从此便跟戴笠联系上了，后者把他当作一个正规特工。1938年，唐毅是改革后的成都警察局局长，这就在四川执法核心内给了戴笠充分的自由。114
中国秘密特工从法律教育机构中招收特工的计划，与美国联邦调查局警察长培训项目同步发生。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共有的长处是，二者都有着在地方执法机构中普及警察专业化的目标。余秀豪向涡孟汇报说，从1936年9月15日起，在南京，“全国各地的高级警官将在警校接受速成复习培训”，而其他警官将于夏季在庐山参加一个特别训练班，那里的教学大纲是余编写的，其中包括涡孟关于美国警察系统的教科书。115除此之外，还有余秀豪的讲座，到全国视察，以及酆裕坤频繁“强调警政的重要性和人民与警方合作的必要性”的广播，116以及内政部警政司引进美国最先进的鉴定中央化和记录存档程序化方面的措施。例如1937年初，酆裕坤与埃德加·胡佛联系，了解美国联邦调查局如何整理和处理指纹。南京国民党政府也开始建立自己的中央指纹局。117
引进最新的警察技术，将确保现代化的管理效率同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对地方上的半军事化体系进行全国性控制的目标结合起来。从这个角度出发，回国留学生对改革的热忱，正好与蒋介石集中他自己的权力，要把警察和军队当作他政府统治的两大羽翼的决心不谋而合。作为中央警校的校长，蒋介石在1937年对毕业班的学生说：
我们的国家有两股重要力量，军队和警察。一个用于国防，另一个用于治安。就像一架飞机要有双翼才能飞行，但因为现代警察责任范围的复杂性，因为他们是唯一持续与公众保持联系的公共人员，所以警察的职位对我们的社会甚至更加重要。118
作为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中华民国的警察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促进了中央集权。119但作为一个制度本身，警察从来不是一个统一的行政工具。
蒋介石全面发展警察是为了抵制地方上的军事竞争。120但他也狡猾地用此来支持他的随从们在全国执法系统中的相互斗争，以防止他们为个人官僚利益而滥用司法权力。在与李士珍争夺对中央警察学校控制权的同时，戴笠还与陈立夫争夺对邮电检查的权力。121这些官僚暗中斗争的结果最终都无疑取决于委员长的支持。到了最后，尤其是在政府情报机构和军事系统的秘密特工相互之间，为了争夺优势而激烈斗争的时候，还是戴笠对主子的个人效忠最起作用。
注释：
1 Milton E.Miles, Personal Papers, hoover Archives.
2 中美合作所的故事一开始是由梅乐斯自己讲述给美国听众的。Miles, A Different Kind of War。而夏勒（Schaller）的杰作《美国十字军在中国》（The U.S.Crusade in China）为它提供了广阔的时代背景。写过很多关于自己前老板戴笠畅销书的沈醉，发表过一篇特别说明真相的关于中美合作所的文章：《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内幕》。
3 Caldwell, A Secret War.
4 有关训练单位内部的细节，见汤淘：《中美合作所第六特种技术训练班内幕》，及仲向白：《我所知道的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第三班——临汝训练班》。梅乐斯只让“对东方完全不熟悉的年轻人”去中国。George K.Bowden, “Memo to Colonel W.J.Donovan”, 22/2/43, OSS Papers, p.2。
5 关于国民党的观点，见“国防部情报局”编辑：《中美合作所》。而关于中国大陆相反的说法，见天声辑：《美帝直接指挥的中美合作所》。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新观点，见邓友平：《江西中美合作所集中营》。
6 Westley, Violence and the Police, p.155.
7 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第15—16页。戴笠的特工训练单位设在南京洪公祠，叫作“参谋本部谍报参谋训练班”，由申听蝉管理。它的学员为黄埔毕业生，其中有徐远举、何龙庆、陈恭澍、田动云、廖宗泽和陈善周。陈恭澍是“特务警员训练班”负责人，他每周三次向戴笠汇报学员们的政治倾向。江绍贞：《戴笠和军统》，第59页；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8页。
8 虽然有人认为在正规警察改革和秘密警察训练系统之间应该有明显的区别，但我认为，1932年以后二者有紧密的联系。有关前者观点，见Mackinnonn, A Late Qing-CMD-PRC Connection, p.6。
9 有关中国警察现代化历程，见Wakeman, Policing Shanghai, pp.16—24;Li,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Police during the Late Ch’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Years, pp.25—26。
10 日本则例外地设立起自己的宪兵站。
11 “有证据表明，袁世凯显然把警察视为超出省衙门之外，对当地绅士进行渗透和对百姓保持直接联系的手段。”Mackinnon, A Late Qing-CMD-PRCConnection, p.4；Mackinnon, Police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hli, pp.82—83。
12 “警察”一词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出现过，但不是现代一般意义上的理解。Li,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Police during the Late Ch’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Years, p.6, pp.14—15。
13 Li,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Police during the Late Ch’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Years, pp.6—7.
14 同上书，第33页。
15 同上书，第33—34、47页。
16 同上书，第6、38—39页；Yee, Police in Modern China, p.29。1942年的警察系统直接归内政部管辖，那时便属于汪精卫政权。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Research and Analysis Branch, Survey of China R & A, No.746, 19 June, 1943(reprint of 15 May, 1942 edition), p.74。
17 清朝被推翻后它的特质仍然保持着。1914年8月，袁世凯下令将该部由经内政部提议的部长领导，并将人数增加到1万，以此扩充其权力。Li,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Police, pp.39—42。
18 Yee, Police in Modern China, pp.31—32.
19 同上书，第30页。在南京政府统治下，省警察队的建立也是为了与土匪斗争。
20 Yee, Police in Modern China，第30页；常兆儒：《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警察制度》，第338页。
21 《内政部呈行政院整顿警官高等学校方案》，1929年1月28日。引自朱汇森编辑：《警政史料》，第1、488—490页。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许多这类单位因缺乏资金都被迫关闭了。
22 Yee, Police in Modern China, p.33.
23 同上书，第33—34页。
24 同上书，第35页。
25 Yee, Police in Modern China, p.35。缪克建议成立特别的外事警察。他还建议上海当局为北京招收500名警察。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Files, No.D—3433, 1/4/32。Microfilms From the U.S.National Archives。关于浙江警校最优秀毕业生被派往维也纳一事，见August Vollmer, Correspondence:Letters from Frank Yee, dated 25/7/34, Bancroft Library(CB—403)。
26 Yee, Police in Modern China, p.35；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第70页。酆悌于1936年被任命为驻柏林武官。Kirby, 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p.137。
27 Yee, Police in Modern China, p.36.
28 V为涡孟英语姓的首字母，V-人（Vmen）即涡孟的人，后来被用作警察的代称。——译者注
29 埃德加·胡佛，美国联邦调查局创始人，因为他们出色的业绩，这些人被称为Gmen。G为英文“政府”的首字母，G-人，后来被用来泛指政府的人。——译者注
30 Carter，Police Reform in the United States, p.3.
31 Parker, Crime Fighter:August Vollmer, pp.1—22.
32 同上书，第23—37页。
33 同上书，第35—60页。
34 同上书，第168页。
35 同上书，第170页。
36 Carter, Police Reform in the United States, pp.68—70。余秀豪（Frank Yee）向正在计划成立一所警校的广东内政部推荐了吴兹上尉。
37 August Vollmer, Correspondence:Letters from Frank Yee, dated 23/11/30.
38 同上书，3/12/33。
39 同上书， 2/8/32。
40 同上书，12/9/33。
41 例如，1933年11月酆裕坤在金陵大学演讲，并在演讲中传递奥古斯特·涡孟的照片。同上书，3/12/33。
42 同上书，25/3/34。
43 同上。
44 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86页。朱家骅在30年代还被任命为中统局名义局长。
45 Yee, Police in Modern China, pp.37—38。梁帆有时被认作龙方（音）或龙帆（音）。“他也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侦探，因为他在里昂的整个时期里一直是个秘密特工。”August Vollmer, Correspondence:Letters from Frank Yee, dated 22/1/35。并见日期为27/4/36的信件。
46 August Vollmer, Correspondence:Letters from Frank Yee, dated 18/6/35.
47 有关余秀豪在旧金山华人圈子里的名气，见1934年1月1日《中国时报》（元旦丛刊）上关于他的文章。
48 August Vollmer，Correspondence:Letter from Yukon, dated 25/3/34;August Vollmer, Correspondence:Letters from Frank Yee, dated 25/5/34.
49 August Vollmer, Correspondence:Letters from Frank Yee, dated 25/7/34, 13/11/34.
50 Report by Superintendent Tan Shao-liang,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No.D—7675 A2/4/37.
51 August Vollmer, Correspondence:Letters from Frank Yee, dated 2/8/32.
52 指导员，即政治指导员，实际上都是戴笠的特工，我们在以后将会看到这个事实。有些教员是从维也纳警察学校留学回来的学生。August Vollmer, Correspondence:Letters from Frank Yee, dated, 30/6/34, 10/9/34。
53 August Vollmer, Correspondence:Letters from Frank Yee, dated 13/11, 18/12/34.
54 同上书，18/12/34。并见Yee, Police in Modern China, pp.39—40。
55 弗兰克·余在给涡孟的信中形容他的计划引起了“批评的风暴”。August Vollmer, “Correspondence:Letters from Frank Yee”, dated 22/1/35。有关巡警制成功的情况，见Letters from Frank Yee, dated 22/1/35。
56 余请涡孟把这个消息转告给伯克利的警察长奥兰多·威尔逊（Orlando Wilson）。August Vollmer, Correspondence: Letters from Frank Yee, dated 25/1/34。
57 同上书，25/7/34。
58 同上书，25/7/34，10/9/34。
59 “当我到达杭州时，我满怀改革精神，发誓实施一个良好中国的警察教育。但因为裕坤的英国训练背景，他比较保守，更不用提那些老教官了。”同上书，2/1/35。
60 同上书，10/9/34。一年级的学生还必须学市政管理、中文写作、公共演讲、两门外语（从英语、法语、德语、日语和俄语中任选）、社会问题、社会调查、心理学、公共卫生、法律、物理、化学和指纹学。
61 这门课的教学大纲列在本书附录里。同上书，10/9/34。
62 同上。
63 同上。
64 同上书，25/7/35，22/1/35。《警光》（Police Light）可能是季刊。Yee, Police in Modern China, p.38。
65 August Vollmer, Correspondence:Letters from Frank Yee, dated 2/1/35.
66 同上书，25/7/34。
67 军官培训项目原是为前北洋军阀的军官们设立的，目的是在他们中间培养起类似蒋介石与他的黄埔军校生之间享有的那种“师生”关系。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第10页；曾扩情：《何梅协定前复兴社在华北的活动》，第134页；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8页；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中），第100—101页。
68 Yee, Police in Modern China, pp.39—41.
69 余在信中对涡孟说：“可惜，我们没有一架测谎器来对付那些乱撒谎的嫌疑犯。”August Vollmer, Correspondence:Letters from Frank Yee, dated 1/8/35。
70 同上书，30/6/34, 6/4/35。
71 邓元忠：《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第155页。并见Tie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 p.60。
72 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86页。
73 同上书，第86页。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8页。
74 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5页；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8页。
75 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86—87页。
76 章粹吾，男性，他的助理是戴学南。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88页。
77 同上。
78 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87—88页。
79 王新衡后来在军统香港区当头目，在抗战时期他曾与杜月笙密切合作。
80 1937年抗战爆发后，斯大林和蒋介石同意合搞一个苏-中联合情报计划。根据该计划，苏联将向中国派遣几百个军事顾问。后来在重庆成立了一个由郑介民领导的“中-苏特种技术合作所”。Yu, Merican Intelligence, p.127；程一鸣：《对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的补充、订正》，第242页。
81 中央调查统计局编辑的《消灭共匪红队案子经验简述》：“有关顾顺章等破案经过”。调查局档案，276/7435/59400。
82 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编辑：《中国共产党之透视》，第316页。
83 据1988年9月于台北对陈立夫的个人采访。关于前中统特工的一个说法，见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87—88页。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许多学者认为顾顺章是被周恩来派出的刺杀队杀死的，但国民党调查局在台湾的资料表明，顾顺章于1936年因企图重新加入共产党而被杀。徐恩曾：《我和共党斗争的回忆》，调查局档案文件，No.6002，并作为司法行政部调查局文件列入档案，1953:276.07/3777/C, 21b；中央调查统计局编辑：《中共特务部长顾顺章之自首及其予中共之打击》。调查局档案，276/7435a/19930。并见Faligot and Kauffer, Kang Sheng et les services secrets chinois, p.104。
84 南京第二档案馆，12/157/1939（《中央警官学校几个省市警察训练所概要》），pp.1—3a。
85 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86页；Yee, Police in Modern China, p.41。
86 Yee, Police in Modern China, p.36.
87 广西省领导尤其倾向让地方武装既充当警察和半军事化单位，又担任地方官员。Chen, The Militia of Kwangsi, p.59。
88 August Vollmer, Correspondence:Letters from Frank Yee, dated 6/8/36.
89 Yee, Police in Modern China, pp.41—42.
90 August Vollmer, Correspondence:Letters from Frank Yee, dated 14/5/37。“六个星期前余写道：‘把全国各地所有保安队改编成警察的计划已经拟定，中央警察学校正在加紧准备提供三年大规模的必要的警察补充培训。’”August Vollmer, Correspondence:Letters from Frank Yee, dated 3/24/37。
91 “自从它的工作被南京的内政部接管后，警官培训学校便不存在了。”Report by Superintendent Tan Shao-liang,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No.D—7675A, 1/4/32。
92 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5页。
93 刘诚志是教务处长。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上），第70页。李士珍的任命可能得感谢陈立夫，后者把他看成同盟者。
94 同上。抗战中该校搬到了重庆南边的一个叫弹子石的地方。
95 同上。
96 《大公报》，1943年2月11日。
97 关于李士珍对全国警察训练的影响，见南京第二档案馆，12/158/1938（《警察补习及警长警士教育规程》）。
98 该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于1937年。Who’s Who in China(sixth edition), p.129。
99 陈允文：《中国的警察》，第3—6页。
100 August Vollmer, Correspondence:Letters from Frank Yee, dated 10/9/36.
101 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5页。
102 李士珍在警察系统里有自己的特务组织，那是用来“防奸防谍”的。黄雍：《黄埔学生的政治组织及其演变》，第17页。
103 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89页。
104 关于涡孟的调查问卷，见南京第二档案馆，12（5）719/3—1936。《警察月刊》，第11—18页。
105 August Vollmer, Correspondence:Letters from Feng Yukun, dated 7/11/36.
106 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89页。警政司的职权还包括防火、训练民团和“剿匪”。酆裕坤担任了这个新职位后，开始“改革各个警察机构的征募组织，修改有关处理轻罪的警察法，并设计全新的警察制服。”August Vollmer, Correspondence:Letters from Feng Yukun, dated 7/11/36。
107 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第195页。
108 August Vollmer, Correspondence:letters from Frank Yee, dated 10/9/36.
109 同上书，6/8/36。
110 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8页。并见Tie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 p.60。
111 沈醉：《军统内幕》，第108页。
112 同上。
113 在刘湘情报处工作的更重要的一个人是哥老会主要成员冷开泰。Stapleton, Government and the Gelaohui in Chengdu During the Republic, pp.14—15。
114 熊倬云：《反动统治时期的成都警察》，第120页。
115 关于培训全中国警校教育长的计划，见August Vollmer, Correspondence:Letters from Frank Yee, dated 10/9/36, 27/10/36。
116 同上书，dated 5/1/35。
117 August Vollmer, Correspondence: Letters from Feng Yukun, dated 23/3/37.
118 Yee, Police in Modern China, pp.38—39。蒋通常身兼数职，对此当时有人把他比作普鲁士大帝弗里德里希二世，“就像那位事无巨细、大权独揽以至于连旅行者们都得亲自向他申请阅兵式的好座位的普鲁士君王那样，蒋在二战中坚持要审查重庆飞机旅客的名单”。Finch, Shanghai and Beyond, p.178。蒋同意当中央警校校长后，警校的楼房和设备预算增加了三倍，达150万元。August Vollmer, Correspondence:Letters from Frank Yee, dated 4/2/37。
119 无须赘述，这是1935年前川岛（Kawashima）宣言的回声。
120 Mackinnonn, A Late Qing-GMD-PRC Connection, pp.6—7.
121 在安排邮政审查员上，军统与CC派发生了一系列争斗，直到特检处成立，戴笠才控制了邮电检查。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