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残忍嗜杀，不仅任意杀害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及一切反蒋者，对军统内部成员，只要稍一触犯他和他的帮规，就无生路，其间被秘密处死者，当以千计。
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38页
革命暗杀
企图进行政治暗杀的第一个中国革命者是史坚如。作为一个志士，他在1900年10月企图刺杀旗人出身的广东总督德寿。1虽然史对自己自杀性的努力并无完整的想法，但其他受到日本无政府主义和俄国虚无主义影响的人在1902年开始宣扬一种关于自杀恐怖主义的理论。烟山专太郎（Kemuyama Sentaro）曾著有《近世无政府主义》（Kinsei Museifushugi），中文版译为《自由血》，一个在早稻田学习的中国学生杨笃生从中获悉了俄国革命志士从事暗杀活动的情况。结果杨协助湖南学生领袖黄兴建立起第一支暗杀队。在这支暗杀队和其他行刺团体的基础上，“北方暗杀团”于1905年成立。2
“北方暗杀团”的成员吴樾在1905年9月企图在北京火车站炸死一个政府改革五人团，该刺杀团因此而著名。结果，吴樾却把自己炸死。但他在身后留下了一篇声明，发表在同盟会的刊物《民报》上，题为《天讨》。全讲“刺杀主义”，文中引用改革志士谭嗣同的语录，并以崇敬的口气提到由陈胜领导的反秦专制的农民起义，把他们当作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侠”。3
起初，关于革命志士行刺的概念既来自于国际革命新世界，也是对古代富于忠义和自我牺牲精神，并发誓为其主人报仇雪恨的游侠传统的沿袭。从1907年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1911年在广东发生的暗杀孚绮和风山事件，到1912年1月彭家珍刺杀良弼，尽管每一事件的起因有所不同，但这些案子多少都继承了上述两个传统，而辛亥革命前夕发生的汪精卫谋刺清朝摄政王载沣（醇亲王）的著名事件，使这种潮流达到顶点。4
清朝被推翻后，政治暗杀并未终止。但就像臭名昭著的袁世凯暗杀宋教仁一案那样，它已不再打着革命的幌子。而且，在这个政治分裂和重组的时期，个人野心无限膨胀，具有“好汉”传统的冒险者们毫不犹豫地在武装人员中挑起头来，他们或给一些人当雇佣军，或者紧跟另一些人，心甘情愿地充当争权夺势者的爪牙。戴笠正是这样一个头目，而且他并非是个独一无二的例子。5
王亚樵
比如，30年代初期，“蚊子小报”的读者对王亚樵的名字越来越熟悉，王后来被《上海时报》定为“头号公敌”：他是一个神秘的人物，“著名的刺客，是一些政治暗杀中的凶手”。6王亚樵是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安徽支部的负责人，其父亲是个村医，一边行医，一边贩卖棺材。1913年，王亚樵为了逃避地方军阀，来到上海。他凭着一支手持利斧的“敢死队”，控制了一些工会组织，成为安徽帮的领袖。“敢死队”后来跟随他到了军阀卢永祥手下。1923年被任命为“浙江纵队司令”后，王亚樵收下戴笠为弟子之一，还把他请到家里来。据后来在台湾进行的几次采访，戴笠认为王具有非常罕见的政治威望。因为这位“刺杀王”能以温暖关怀对待部下而受到拥护。据说戴笠专门学王的这一点，从而缓和了他冷峻生硬的领导作风。7
在上海警察档案里，王亚樵于1923年春，在占领长江三角洲的武装斗争中，首次作为一个雇佣军首领出现。8但不久，他似乎又来了个“极端”的转变：先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同情者，然后又与具有社会民主性的“中国民族革命联盟”结合，还成了十九路军特工部的头目。9
那年11月，一贯对布尔什维克的危险高度警惕的上海工部局警务处，开始对王亚樵与一些有亲俄倾向的中国工会组织的活动警觉起来。1923年11月7日，中国劳工总工会（办公地点在上海枫林桥附近）给苏联在北京的代表发了一份贺电，对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六周年表示祝贺，并代表西南军阀向俄国寻求结盟：
六年前的此日俄国变成了一个共和国。中国劳工们荣幸地利用此机会向你们表示祝贺，并传达我们对你们成功的希望，而且我们请求你们立刻离开北平来南方与西南政府签署俄中贸易协定。中国与俄国的友谊将因此而得到巩固，而两国的人民也将因此受益。10
作为总工会组织者和主席的王亚樵亲自主持了起草这份电报的会议。11无论王亚樵作为一个工会领导的动机如何的崇高和爱国，他同时也深深卷入了上海地区对非法毒品垄断的尔虞我诈当中。在给俄国代表起草电文的那次会议三天后，负责上海市中国和淞沪管辖区的中国警察厅厅长被暗杀。1923年11月10日对徐国樑厅长的谋杀，是一个叫李达生（音）的人干的。李化名郑一鸣（音），是王亚樵的部下，据说他是奉了主子命令行动的。因此王被认为是下了暗杀令的人，因为谋杀既可以解决一个法律纠纷，又可除去徐国樑这个对上海地区庞大的贩毒走私网络决不心慈手软的警方官员。12
法律纠纷是指当时在江苏督军（也是南京的军事主管）齐燮元将军与浙江军阀何丰林将军之间的争斗。13根据齐将军的代言人在暗杀发生15天后发布的官方说法，何丰林对徐国樑被齐督军任命为警察署总署长一事产生嫉妒。14但齐燮元本人却很快承认，暗杀徐国樑的主要原因与贩毒有关。在1924年1月8日《中国北方每日新闻》（North China Daily News）15的一篇采访中，齐督军说：
从某种意义上徐将军是一个官方鸦片走私集团的障碍。他力图阻止走私但成效甚少。实际上，他想暴露那些与走私有关的人的努力导致了他的死亡。但是，他得以在死亡前向政府当局报告了这个官方集团，而且他披露说，那些负责该集团生意的人为了战争需要钱并想杀死他。16
两个缘由明显地连在一起：要是开战的双方有一方能够在上海垄断毒品市场，那么从中取得的暴利便能用在军备上，从而保证最终成功地夺取这个城市正在进行的对毒品买卖的控制权。既然齐的用意在于确保这笔资金来源不落入敌人之手，以往的反鸦片活动便也不过是阻止浙江军阀卢永祥和何丰林获取额外资金的全面政策的一部分了。17
因此，齐督军的政府一宣布在上海成立一个由徐国樑领导的阻止走私鸦片和军火的警察机构，何丰林便马上在淞沪地区也建立了自己的一个受其军队管辖、名义上控制走私的办公处来与之抗衡。而实际上这个办公处不仅没有阻止走私，相反却对其予以纵容。办公处的头目由卢永祥的总参谋长提名，这个参谋长本人便是个走私犯，他的同谋是上海三大帮会的头子：杜月笙、黄金荣和张啸林。18
这些帮会头子和浙江军阀们一起，成立了一个公司，购买了一些汽船和机动船，组织了一支小船队来走私毒品并贩卖给批发商。由于受到军阀士兵的保护，毒品商们每年能获利100多万元大洋，并与他们的军队庇护人共享这笔收入。其中 40％的赢利，即每日约1000元大洋的收入，落入督军衙门的手里，还有40％归法租界的帮会分子们，其余的20％给杭州当局。19
徐国樑厅长拒绝分享这些赃物。当他了解到来自淞沪警备司令部渠道的秘密贿赂时，便把负责操作的人训斥了一顿，并威胁要揭露他。20这一事件再加上徐厅长引以为荣的清廉（“众所周知徐厅长没有从鸦片走私中接受分厘”），应当是他被杀死的原因。21据一种说法，有人与王亚樵联系安排这场暗杀。于是王又同两位宪兵联系，答应付他们每人4万元大洋来行刺。然后他们又找了第三个人，此人在上海兵工厂的侦缉队里有关系。最终是这个第三人动手，将徐国樑刺死。王亚樵对此案的涉入似乎很快就得到证实：他突然离开了上海而出现在杭州的一位军官那里，有人说那是对他安排了暗杀的奖赏。22
奖赏并没能持续。1924年9月，王的靠山、浙江军阀卢永祥被打败后逃往日本。于是，王亚樵再次带领200多个部下来到上海，并重新当起了安徽帮的头子来进行诈骗活动。戴笠很快对王不再抱幻想。显然，王不是戴笠原先以为的那种具有战略远见的人，而最多不过是个绿林首领而已。于是，这个未来的秘密特务头子与王告辞，踏上了那条很快将他引向黄埔军校的道路。23
这以后，王亚樵在一个个著名的暗杀事件中露面。1930年7月24日，前轮船招商局的业务经理赵铁桥被暗杀。据警方的报告，刺客是王亚樵手下的人。王亚樵的兄弟王述樵在上海当律师，后来被上海工部局警务处逮捕。24一年以后，1931年7月，几个持枪人在上海北站企图刺杀宋子文，但在行刺中却错杀了他的秘书，王亚樵被指控也是这次暗杀的幕后策划者。25还有一次，以自由职业者为名的王亚樵被认为制订了谋杀前来调查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国际联盟成员的计划。但谋杀计划由于上海工部局警方的严密监视和保卫而未能得逞。26显然，王亚樵具有多方面的后台，他在中央政府悬赏10万元大洋捉拿他的通缉令发布后可能曾向这些人求救。271932年，王向福建人民政府主席陈铭枢将军请求保护，从此他成了陈将军的追随者，当了他特工部门的头目。1933年“福建事变”，李济深和陈铭枢在该省成立独立政府之后，王亚樵表示要替蒋介石干，让蒋的秘密特工范汉杰安排他向总司令投诚。但当蒋把这件事交给戴笠办时，这个秘密协议告吹了，因为王对戴笠公开表示蔑视。于是这位刺杀王便向蒋介石的敌人桂系寻找靠山。28
其实，靠山和受庇护人之间的关系只是名义上的。就像后来恐怖主义时代的“卡洛斯”，29王亚樵一直我行我素，自作主张，凭着自己的本钱来独立行动。这使他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三四十年代一个具有浪漫色彩的刺客。我们将会看到，后来傀儡政府和日本殖民者也开始了政治谋杀。30
暗杀组织
然而，暗杀更多的是集体行动。执政党为“歼灭”共产党而成立的秘密组织是一种政治工具，强调盲从和一心无二地服从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31参加“剿共”组织“上海市政同志会”的男女们必须进行会员宣誓，填写登记表，并同意遵守一系列复杂的与亲友、他人和组织内其他人员交往的保密纪律。32至于谋杀技术，30年代特务处的刺客们越来越倾向于使用秘密特工暗杀队和团体训练单位的现代手段，而非具有传奇色彩的个人英雄模式。33
在华中为戴笠的秘密特务机构执行政治谋杀的主要秘密人员，全部由包括小组领头毛森在内的军统临澧特训班的毕业生组成并领导，他们在那里受到使用刀枪技术的集体训练。34同样的集体纪律也用于特务处华北区行动组的成员，如白世维、黄泗钦和陈恭澍。35
据说蒋介石对特务处华北区行动组的绑架和暗杀活动非常满意，尤其是他亲自向戴笠布置的谋杀吉鸿昌和张敬尧的行动。36暗杀张敬尧的命令是在河南军阀开始与日本人勾结后下达的，而戴笠将这个任务交给了特务处华北站站长郑介民执行。37郑又把这项行动交给了行动员白世维负责，后者是黄埔军校七期毕业生。38
在特务处的仰慕者们的心目中，白世维（旗人后裔）是个传统豪杰的典范。“因为他具备燕赵之士的气质，慷慨豪爽，胆大心细，沉着勇敢。”391933年5月的一个早晨8点，白世维和他的同学王天木以及陈恭澍在北平北场大街甲18号的一个秘密据点与郑介民碰头，郑对白说：
此去必须达成任务！最低限度也要做到同归于尽，千万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增加政府的困难，给日本军阀以侵略的借口。此去生还的机会不多，若不幸牺牲，你对家庭有什么交代？
白回答说：
家有父母，两个哥哥，老婆和一个不满周岁的女儿宗蕙。我家尚有薄产，生活不成问题，若不幸牺牲，希望政府对我的父母妻女略加照顾，就死而瞑目了。40
张敬尧在北平六国饭店租下了几个房间。当天，白世维带着“尊严和行刺的决心”，找到了这个军阀的据点。他冲进去将军阀击倒。41军阀女伴的尖叫声引来了饭店侍从和经理，白世维咄咄逼人的举动吓得他们居然让刺客在眼皮底下逃走了。张将军被刺客的枪弹击中，死在他女伴的怀里。顺利逃走并在抗日中幸存的白世维，1949年后成了台南市警察局局长，而且最后当了台南市参议院参议。42
戴笠的另一个暗杀目标是吉鸿昌。《塘沽停战协定》签署后，冯玉祥在1933年5月组成了20万人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担任副司令，由此与蒋介石发生冲突。蒋介石迫使冯玉祥辞去总司令的职位后，包括吉鸿昌在内的副总司令们被诱降。43但当逮捕他们的命令下达时，国民党负责这一行动的将军不肯下手，反而给吉鸿昌提供前往天津的交通工具，吉在天津相对安全的租界区里安身。为了躲避蒋介石的特工，他在法租界的国民饭店租了38号房间。44
蒋介石让戴笠谋杀吉鸿昌后，这位秘密特务头子便安排了特务处华北区行动组组长陈恭澍负责下手。451933年11月9日，陈与另一个行动组特工吕一民到国民饭店刺杀吉鸿昌。谋杀失败了。46吉仅被一颗流弹击中肩头，而另一个人王化南却被错杀了。此事件导致了法租界的警察逮捕吉鸿昌，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吉被引渡给中方并遣送到北平宪兵部。在何应钦作为“北平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调查了此案后，吉鸿昌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但他拒绝投降。于是，1933年11月24日，据说他因此而英勇就义。47
杀害吉鸿昌被认为是军统早期戴笠在华北地区的重大成功之一。48他在南方最著名的类似成就——后来被特务处夸耀为“杰出之作”——是1933年6月18日在上海法租界杀害杨杏佛。49
谋杀杨杏佛
谋杀杨杏佛事件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成立密切相关，因此也与国民党左翼领袖邓演达的死有关。1931年8月19日，国民党左翼领袖邓演达主持第三届党干部培训班的结业式。这给蒋介石的人一个逮捕邓并将他投入监狱的机会。邓演达在监狱受到总司令本人的审讯和惩罚。被捕4个月后，蒋介石下令杀害邓演达。于是，12月29日，蒋的警卫头目王世和在南京麒麟门外的沙子岗悄悄地将邓处决。不过，蒋的重大政治对手之一的消失是无法长期对公众隐瞒的，消息传开，群情激愤。50
邓演达之死作为蒋的秘密特工侵犯公民权利的又一个例子，使反对政府侵犯人权的斗争更加激烈了。1932年12月，一组包括蔡元培、宋庆龄、鲁迅、马相伯、沈钧儒和史量才在内的全国最有声望的知识分子，共同组织起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其总干事和副会长是很快在全世界自由和进步的圈子里名声渐起的杨杏佛。51
杨杏佛（杨铨）毕业于清华大学，曾就学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52他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职的同时，还兼职为上海政治分会和中山陵工程委员。那时他和妻子赵志道住在上海法租界环龙路铭德里7号，离亚尔培路331号同盟办公处不远。杀害杨的决定显然来自蒋介石，这既缘于对杨介入同盟活动的不满，也是为了杀一儆百。53
同盟在上海和外国报纸上刊登的邓演达被害的英文布告激怒了蒋介石。54而且，1933年初，在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之后的动荡中，杨杏佛去过华北呼吁全国统一抗日。蒋介石对此非常恼火。于是1933年3—4月间，戴笠从他的领袖那里接到了刺杀杨杏佛的命令。这位特务头子立刻在上海建立了指挥部，亲自监督执行这一计划。55
戴笠的第一个步骤是监视杨杏佛，以找出杨的行动规律。他的特工很快就发现，杨杏佛每天要去法租界外的一个地方练一两个小时的骑马。他们立刻制订了一套接近他并在他练骑马时行刺的方案。蒋介石不同意这个方案。他认为，杨必须在法租界内被杀，这样他的死对宋庆龄会有很大的影响。戴笠理解这次谋杀的主要目的在于恐吓同盟的其他人员，自然同意蒋的想法，他随即制订了在法租界行人相对稀少的中央研究院附近谋杀杨的计划。56
行刺队由行动组组长赵理君带领，他随身带了李阿大、过得诚和施芸飞等人，彼此宣誓绝不被活捉。571933年6月18日，刺客们躲在亚尔培路中央研究院国际出版品交换处门口。当杨杏佛的汽车在大门口一停下，刺客们立即上前开枪。杨杏佛连中10枪。混乱中刺客之一过得诚转了向，被赵理君意外击伤。结果过被法租界警察逮捕，他的不被活捉的誓言没有实现，但后来终被戴笠的特务灭口。其余的刺客全逃跑了。受致命伤的杨被送到金神父路上的广慈医院，在那里他因伤势过重而死。58
杨杏佛的被杀是个“著名事件”。宋庆龄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
这些人和他们雇来的打手们以为靠武力、绑架、施刑和谋杀，他们可以粉碎争取自由的斗争&&但是，斗争不仅远远没有被粉碎，而且我们应当更坚定地斗争，因为杨铨为了自由而失去了他的生命。我们必须加倍努力直至实现我们的目标。59
鲁迅以悲伤的语气写了一首哀悼诗：
悼杨铨
岂有豪情似旧时，
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
又为斯民哭健儿。
杨杏佛的葬礼，是在6月20日一个夏日雨天举行的，宋庆龄和鲁迅冒着生命危险前去吊唁。60
那段时期，宋庆龄受到持续的监视，而且戴笠的特工多次企图收买她的女佣，但都失败了。负责监视她的便衣特务也只记下来往人员的汽车牌照，从来没有跟踪来访者到他们的住处。不过，特工们报告说，宋庆龄并没有被杨杏佛的死吓倒，而蒋介石对她无所畏惧的态度恼怒至极，命令戴笠用车祸来威胁她的生命安全。为此沈醉安排了一系列技术细节（包括把他们汽车的前窗玻璃换成防震玻璃，因为汽车将被用来作惩罚的工具）。但在最后一刻蒋介石开始顾虑起来，他怕自己的秘密特工会不慎将宋庆龄撞死，而他的夫人和宋子文会因为他害了他们的姐姐而跟他大吵大闹，于是他取消了这个计划。61
宋庆龄在杨杏佛被杀后表现出的无所畏惧，促进了国际舆论反对蒋介石政权的过分行为。假如谋杀对恐吓其他进步人士的确有效的话，它也使委员长的政府声名狼藉。1933年7月19日，《上海晚邮信使》（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62发表了一篇题为《55个中国领导人被“法西斯分子”列入谋杀黑名单的神秘文件——蒋总司令被称为是“蓝衣社”谋杀活动的命令者以巩固个人权力》的文章。据说被杨杏佛之死激怒的公众现在又对这份“神秘的文件”感到不安，此文件应该是从蒋介石的“秘密蓝衣社或中国法西斯组织”中泄露出来的，上面有所有关于暗杀的指令。看来，伊罗生（Harold Isaacs）的《中国论坛》（China Forum）从广州共产党中央新闻社（中央社）直接收到了一份该文件的复印件。据《中国论坛》报道，该文件（注明日期为6月15日，即杨杏佛死前三天）不仅列出了要谋杀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而且还把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的对手作为目标，如胡汉民。63
共产党的反击
当然，共产党也不乏自己的谋杀计划和实践。他们在上海党的特工部有自己的行动组织，其职责包括惩罚叛徒。30年代，当时的记者们报道了几百个由受过特殊训练，携有城市地图、特殊武器和具体行动计划的共产党刺杀队执行的刺杀“叛徒”、作坊工头、侦探、帮会头目、黑帮分子和国民党特工的事件。64
最耸人听闻的案件是谋杀顾顺章一家，因顾于1931年投奔了国民党。顾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工作，曾任共产党特工部负责人，先在周恩来手下，后在周之上工作。65顾带有一副花花公子气，属臭名昭著的青帮，是伪装和欺骗的老手。他经常化名化广奇以著名魔术师身份出现，能在十来个外国租界秘密活动而不被警察发现，这使他具有传奇色彩。66他在汉口被中统特工逮捕后变节，对共产党保卫机构来说是一次可怕的打击。67共产党凭着他们在中统局内部高层的地下关系，得以挽回某些损失。68但顾顺章的变节（他接着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内当了前共产党人“自首”团体的头目）导致了大批共产党员被捕被杀，如共产党总书记向忠发等。69
出于自卫，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31年9月的一次会议上决定惩罚顾，并把这项报复任务交给顾以前的一个部下王世德。70王在外国人看来像一个“有肺结核的裁缝”，他把顾顺章的妻子、岳父母和一个兄弟都杀了，并把他们的尸体埋在法租界一所公寓的地下。71顾年轻的儿子安生（音）没有被杀。72王世德被当局逮捕后，协助租界的警察把顾的尸体从埋尸点挖了出来。结果，周恩来被指控为罪犯并上了上海工部局警务处和公安局的通缉名单。73
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整个秘密战争中，双方都坚决地否认对方的指控。74依萨克斯发表的由中央社发布的蓝衣社文件，被国民党发言人称为毫无根据，是共产党人“反政府机构”伪造的谎言。75上海市市长吴铁成甚至就《大美晚报》刊登诽谤蓝衣社的文章向美国驻上海总领事提出正式抗议。76
然而谋杀政策并没有被废弃，起码根据蚊子小报的报道是如此。1933年8月12日《小公报》宣称搞到了蓝衣社的一份谋杀计划，计划表明他们一直在训练特工以对付蒋介石的敌人。
自从他们从庐山回上海等待蒋介石的指示起，社里地方上的杀手们越来越活跃了。该社总部正在大批地训练秘密特务人员，而在所有区域选择谋杀成员来执行任务的程序也已完成。77
这份周密的计划列出57个特务，他们被分成14人一组，分别由戴笠和赵永兴领导：法租界六组，英租界五组，全城内的中国区有三组。78这些恐怖分子据说都携有手枪，大都装扮成黄包车夫、算命先生、小贩和城里其他下层人。他们的任务是摸清总司令黑名单上的人员的情况，并随时把他们杀掉。79
这些耸人听闻的说法让老百姓议论纷纷而又担忧不已。无论这些说法是否属实，有足够的迹象表明，政府的又一个重要反对者将遭戴笠特工的杀害。蒋介石不顾舆论的反对，在这些报道发表时已经下令，准备谋杀人权保障同盟的第二号领导人：《申报》的主编史量才。80
谋杀史量才
史量才被列上黑名单是出于三个原因。81一是因为他继续介入民权保障同盟，而且他的报纸大张旗鼓地抨击政府谋杀杨杏佛。82第二是因为史量才坚定地公开支持抵抗日本侵略的强硬政策。1932年1月28日上海爆发日本侵华战争以后，同蒋的胆怯截然相反，史量才自己出钱公开向勇敢保卫上海的第十九路军捐献巨额军饷。83第三个原因与政府的“党化”教育政策有关，这项政策由新上任的教育部长朱家骅执行，此人因其警察背景而被学术界视为不祥之兆。朱在柏林大学获地质学博士学位，并“被认为是个纳粹式政府的崇拜者”。84
1932年朱家骅成了教育部长后，他的中央大学校长的职位由“反布尔什维克同盟”的重要成员、国民党主要的右翼理论家段锡朋继任。中央大学的学生强烈反对段锡朋的上任。当段以校长身份出现时，学生造了反。他们殴打新校长，并把他逐出校园。作为报复，政府逮捕了包括学生领导人王志梁和钱启明在内的60多名学生。史量才的《申报》积极地攻击政府的这些措施，谴责这是镇压蒋在国内的反对派，并用拒绝组成统一战线抵抗入侵者来从日本人那里争取时间的整个策略的一部分。85
《申报》副刊主编黎烈文在他的“自由谈”专栏里揭露了这些罪行，从而激怒了蒋介石及其支持者们。国民党社会事务局局长、右翼运动领导人吴醒亚要求解雇黎烈文，被史量才拒绝。这三个原因加在一起，特别是《申报》把蒋对内迫害人权斗士和对日妥协两点明显地联系起来，是对蒋介石的直接挑衅。86结果，1933年秋冬时节，蒋对戴笠下令暗杀史量才。那时史量才正在上海最权威的机构之一上海市临时参议会任会长。87
戴笠原计划在上海实行暗杀，但因史量才住在租界，很难绕过那里的警察保护。然而，1934年10月，史量才决定带全家离开英租界，去杭州度假，在西湖租了一座别墅秋水山庄。戴笠迅速行动起来，成立了一个由赵理君率领的六人行动小组，并将其派往杭州。88
除了密电给浙江省警察局局长赵龙文要求配合以外，戴笠还从南京鸡鹅巷53号派出特务处司机张秉午开一辆黑色别克牌轿车去杭州警察学校。89在教官金民杰的协助下，汽车被重漆成别的颜色，车牌也换了，像是一辆南京盐业银行的车。90
1934年11月14日，史量才和他一家结束度假，准备坐自己司机开的汽车回上海住所。这队人中还有史的妻子沈秋水、儿子史永赓、侄女沈丽娟和儿子的同学邓祖询，他们经沪—杭公路返沪。汽车驶到海宁县翁家埠附近的博爱镇时，被一辆横在公路上的汽车挡住了去路。那辆汽车的牌照是“京字72号”，是金民杰从警察学校弄来的。史的司机黄进才放慢了车速，快停下时，前面那辆车的门开了，凶手们持枪从里面跳下。在一阵子弹扫射下，司机和邓祖洵被打死。其他人逃向附近的田野。史夫人和沈丽娟都被枪弹击伤倒下。儿子史永赓得以安全逃脱。但史量才被当场枪杀，凶手们将他的尸体抛入一个干水塘里，然后上车一溜烟逃走了。虽然警报器很快响了起来，但警察头子赵龙文故意事先召集湖墅和小河分所的警察别动队和汽车检查站人员会议，好让赵理君和他的人在回江苏的路上不受停车检查之扰。这时戴笠已经得知使命顺利完成，因为赵龙文通过戴笠的内弟毛宗亮给特务处发了密电：“一部二十四史，已在杭州购得。”91
蒋介石和戴笠虽然机关算尽，却万万没有想到残害史量才并殃及其家属这一事件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轰动。92著名人士一个接一个地对这一恐怖主义行为表示愤慨，上海市参议会集体辞职，以示抗议。93虽然他们的辞职被上海市政府拒绝，但南京方面不得不做出一些姿态来平息公愤。蒋介石给史量才家属发了一系列表示哀悼的唁电，并责成浙江省政府主席鲁涤平捉拿凶犯归案。赵龙文假装积极办案，并悬赏1000元通缉罪犯。但后来他不得不跟孔祥熙出国，参加1937年英王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以躲避舆论的谴责。94由于此案一直未破，鲁涤平被撤销省主席的职务，调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不久在耻辱中病死。95
政治谋杀很快就与抗日的恐怖主义密切相连：先是在长城抗战期间和之后的华北，然后是卢沟桥事变后的华南。而与此同时，“刺杀王”王亚樵，继续刺激着公众的想象力，尤其是在发生于1935年11月南京国民党第四届六中全会期间刺杀汪精卫的轰动事件之后。96
汪精卫受伤
谋杀汪精卫的企图是那年公众遇到的最令人瞩目最戏剧化的事件。11月1日，中央委员会开始了它的正式开幕式，委员会成员们到台上排队，准备让官方和媒介的摄影记者拍摄他们出席的照片。蒋介石本来也应当参加照相仪式的，但开始拍照时蒋介石正在厕所里。97其余的知名人士便排列在最高领导人、也就是此时的汪精卫周围。当摄影师们准备拍摄时，一个持有“晨光通讯社”记者证的摄影师，捣鼓了一下相机后，只见突然一闪，接着爆发出一声枪响，汪精卫当即受伤倒地。实际上，那架相机是个伪装起来的武器，掩藏着一把小手枪，通过镜头发射。98
汪精卫倒下后，会议厅立刻一片混乱。汪的警卫开枪击中了那个摄影师，另外两个在台上的国家领导人张学良和张继也上前抓住摄影师，并把他摔倒在地。99幸亏汪精卫没有受致命伤。但他的妻子陈璧君对此不肯罢休，她愤怒地指控蒋介石策划了这场谋杀。蒋对这一指控感到恼火，他把戴笠找来，下令不惜任何代价找出幕后策划者。100
戴笠亲自审问了受伤的刺客孙风鸣，他首先要弄清这位摄影师是怎样搞到记者证作为正规记者出席开幕式的。孙的回答把戴笠的调查引向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其一将他引向了戴笠自己在力行社的同志们，并进一步指向蒋介石本人；其二从黄埔蓝衣社成员转向蒋在十九路军中的对手们。
孙风鸣先承认说在中央军事学校内有个同谋。结果发现，这个同谋就是力行社总书记、酆悌的助手陈光国本人。戴笠立刻向蒋介石报告这一情况，蒋似乎对陈的介入非常吃惊，于是他立即召集力行社全体干事和监察员会议。据参加会议的干国勋说：
当召开力社全体干、检会报，到齐坐定后，他［蒋介石］举目遍视，问酆悌为何未到？无人答报，他即命戴笠去召他，片刻来了，甫坐下，蒋先生说：“陈光国是何人叫你用的？”酆未答复，自是默认是他用的。蒋先生很生气地说：“像这样重要的人员，你不请示，也未提会通过，真是‘愚而好自用’，他竟牵涉在刺汪先生案内，你既不要我的性命，我也不要你的性命。”会场气氛顿形紧张，酆说：“请领袖处罚。”蒋先生说：“处罚就能了事吗？”贺衷寒当即起立满面流泪说：“酆同志一向忠实，此次失于疏忽，犯了大错，我们大家都应负责，请领袖处罚。”101
酆悌的性命由于戴笠调查的第二条线索而保了下来。在审讯中孙风鸣还供出了晨光通讯社成员，包括社长华克之、主编张玉华和部门主任贺波光在内。这三人立刻上了戴笠特务处和陈立夫中统局的通缉名单。102
戴笠的特工在南京抓住了张玉华，他在企图从沧州饭店逃走时跌断了一条腿。同时，中统局特工在审讯了贺波光的女友后，103在丹阳一带逮住了贺。但军统和中统都无法逮捕华克之，他住在英租界，在他们到达之前已经逃之夭夭。104
总而言之，华克之是同谋这一事实把谋杀策划者们同“刺杀王”王亚樵联系了起来。华克之作为王的左右手而著名，他曾卷入一系列谋杀日本海员和文职人员的活动，包括1935年和1936年杀害中山（Naka yama）和田港（Taminato）的行动。
这一联系又把调查引向了十九路军的顽固分子，因为国民党当局有理由相信，这些谋杀是共产党勾结了前十九路军军官在陈铭枢将军拥有的布林顿饭店里故意策划的挑衅行为。1934年11月，上海公安局要求上海工部局警务处协助对前十九路军军官进行监视，跟踪在火车站来来往往的嫌疑分子，尤其是对饭店进行专门查访，以出其不意地捉拿刺杀人员。据中国当局说，这种高度警惕的理由是，他们获悉中国、日本和朝鲜的共产党们决定“与包括一个姓楚的在内的十九路军军官们勾结，在上海建立一个小组，谋杀重要的国民党领导人和日本要人，包括HIJM的部长，以达到让国民党难堪并在中日之间制造严重分裂的目的”。105
刺杀王
谋刺汪精卫事件发生之后，有关共产党阴谋的看法消失了，国民党警察当局开始感到十九路军的小组在独立地活动，但得到了王亚樵及其他职业杀手们的协助。特务处的特工们得知王亚樵已经逃往香港，而且媒介的报道把王亚樵与他在“改组派”中的庇护人陈铭枢和李济深联系起来，是他们对王下令谋杀蒋介石或汪精卫，甚至干脆把两人都杀了。106
但这种联系仍没有什么说服力，直到后来，戴笠的侦探们从对张玉华和孙风鸣的审讯中终于得到直接的证据。这二人在医院里每天受到有关余立奎是否是同谋的审讯，因为余和在香港的“改组派”有密切联系。但对案件的真正突破是在逮捕了孙风鸣的妻子崔正瑶后，她是在四川路上的新亚酒店被发现的。戴笠亲自审问了她。这是他本人很少直接参与的残酷施刑的一个案子。当崔正瑶招供后，她不仅出卖了余立奎，而且还供出了周世平和胡大海等。他们的“改组派”身份，终于使陈璧君相信蒋介石并非谋杀她丈夫的幕后指使。107
陈璧君对蒋介石的宽恕也许救了酆悌的命。当然，酆本人在蒋亲信中的地位，加上贺衷寒的求情（贺代表所有人向蒋请罪），也起了作用。但最终是孙风鸣透露的所有与“改组派”的联系才使蒋介石的否认变得可信，也使酆悌免遭蒋对他的满腔怒火。结果，只有陈光国因与孙的关系而被秘密枪毙，而酆悌只是被免了力行社总书记的职务。但这也是秘密进行的，因为当时公众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王亚樵与谋杀汪精卫阴谋的可能关联上。108
一旦崔正瑶肯定了王亚樵在谋杀案中的角色，“刺杀帮可怕的首领”若在戴笠手下、由郑介民率领的特工员们自由行动的香港和澳门继续待下去，他自己就会面对逮捕或谋杀的危险。109于是，在李济深的帮助下，王亚樵于1936年7月离开香港，来到梧州河西边，住进了省长黄旭初的一座宅子里，并接任了梧州陈铭枢将军部队里的特务警察队的领导职务。110
但是，郑介民在逮捕了余立奎并把他的妻子“转变”为特务处特工之后，已近在咫尺。王亚樵刚到达梧州便处于国民党秘密特工的监视之中，但他似乎对此并不在乎。他很快就适应了梧州的生活，还在这个有点儿颓废、死气沉沉的地方城市里，把他的小老婆金石心安顿在河边天东街14号的一座客栈里。111
那年秋天，金小姐决定乘西河摆渡船去香港买衣服。她一踏上这个英国的殖民地便被戴笠的特工陈质平发现了，他最终把这个美丽的年轻女人吸收为特务处特工。陈质平——他后来当了蒋介石驻菲律宾大使——把她介绍给特务处最精明能干的外勤特工王鲁翘。1936年11月17日，王鲁翘和金小姐两人一起坐当夜的渡船回梧州。112四个夜晚之后，11月21日周日，王亚樵与桂系的两个军官在外面玩。113三人都喝得醉醺醺地一块儿去天东街金小姐那儿。夜里11点左右，他们到达王亚樵小老婆的住处不久，只听见五声枪响传出。警察和保安队的官员冲向出事地点，但当他们赶到时，刺客们和迷人的金小姐全都无影无踪了。他们在地上发现王亚樵的尸体，他中了三枪并被捅了两刀。114
远在上海的警官们非常怀疑这位“刺杀王”就这么被真的杀了。最初的报道说，被杀者是一个40岁左右的中国男子，而王亚樵当时是55岁左右。还有人说，在“双十二事变”中蒋介石刚被扣留不久有人在西安还看到过他，作为白崇禧和桂系派的代表正与杨虎城将军磋商。115但过了一段时间，王亚樵被杀似乎已确定无疑，而王的尸体被埋在梧州河对面的高尔夫球场边上。梧州地方首脑派人去调查事件时，他们未被准许进入天东街的那幢房子，而且，不久公安局从军队方面得到指示，停止对此案的调查。116
于是，无论王亚樵到底是由于企图谋杀汪精卫受到报复，还是因为桂系的官员怕无法控制“刺杀王”而将他杀死，王亚樵反正是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恐怖主义出现全新的转折。到了那时，由于动机复杂而思想混乱的特务组织彻底取代了个人英雄豪杰，政治谋杀也随之将以全然不同的面目出现。
注释：
1 史坚如是广东番禺人，参加了孙中山团体后三次企图谋杀德寿，在第三次行刺时被捕遇害。Krebs, Assassination in the Republican Movement, pp.49—50。“政治刺杀作为死亡的一种形式，经过一人或数人的密谋，突然发生在涉身政治的某个人身上。”Tretiak, Political Assassinations in China, p.637。
2 替黄兴的“中国华兴会”撰写重要声明的《新湖南》的杨认为：“在改组社会时，我们并非只是简单地重新组建旧社会。我们必须摧毁旧社会并清除之。”Krebs, Assassination in the Republican Movement, pp.53—54。
3 同上书，第45、55页。
4 Tretiak, Political Assassinations in China, p.644。虽然传说汪精卫没被杀掉是由于他英俊的长相打动了隆裕皇太后，但更可信的解释是日本人的秘密干涉使汪精卫免于一死。据公众所知，民政部尚书肃亲王被汪精卫关于他的动机的热忱讲话所感动，而把死刑改为终身监禁。肃亲王后来还到监狱去探访他。Boyle, China and Japan at War, pp.17—18;Brooks, Spies and Adventurers:Kawashima Yoshiko, pp.2—3。
5 这类领袖中有一些成立了私人情报组织，如广西派的“乐群社”。庞敦志：《控诉桂系特务》，第11—13页。
6 Summary of Wang Yao Jao, p.1。并见：Notorious Gang Chief Shot Down。
7 江绍贞：《戴笠和军统》，第13—14页；沈美娟：《戴笠新传》，第196—198页；杨者圣：《特工王戴笠》，第18—19页。
8 1923年3月安徽督军给浙江省当局发了一份电报，警告他们说王亚樵在湖州招兵买马。虽然王亚樵曾给省督军马联甲发过电报，说他因病困在上海几个月，但这个说法并没有得到上海工部局警务处的证实。Summary of Wang Yao Jao, p.2。王经常被媒介认作“一个暗杀团”和一个叫作“宏顺会”的“可怕的秘密社会”的首领。据说他是一系列暗杀活动的后台老板，并在南方和长江流域指挥着许多帮会活动。王亚樵应生于1883年的广西。（但也见Summary of Wang Yao Jao, p.3;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1页；蔡少卿：《中国秘密社会》，第337页；书中说他生于安徽。）并见 Letter from J.W.Platt, Asiatic Petroleum Company to Director of Criminal Intelligence, Police Headquarters，Hong Kong, December 28, 1936, in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No.D—5374, 28/12/36。
9 Notorious Gang Chief Shot Down.
10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No.D—5374, 14/11/23.
11 同上；Summary of Wang Yao Jao, p.1。
12 Confidential Report, 9/4/24, in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No.D—5374.
13 Summary of Wang Yao Jao, p.1.
14 Confidential Report, 9/4/24, in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No.D—5374。何将军还顾虑若浙江和江苏军阀之间开战，徐国樑可能是个危险人物。
15 应为《字林西报》，此处有误。——编者注
16 摘引于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No.D—5374。
17 Confidential Report, 9/11/24,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No.D—5374.
18 参与卢永祥的鸦片走私活动的主要军事官员包括：前缉私队队长余业丰（音），卢的警卫团长的外甥毛洪烈（音），卢永祥的儿子卢小嘉，浙军第二师师长周凤岐和一个浙江军阀潘国强。Martin, Warlords and Gangsters, p.24。
19 Confidential Report, 9/4/24,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No.D—5374.
20 徐差点儿跟这个姓王的官员在一个妓院里因吵架而打起来。Confidential Report, 9/11/24,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No.D—5374。
21 同上。
22 同上。又一个报告说王出现在湖州隶属嘉兴湖州警备司令的第一警卫营中。Report from Director of Criminal Intelligence, 14/4/23,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No.D—5374。
23 杨者圣：《特工王戴笠》，第20—21页。
24 Summary of Wang Yao Jao, p.2.
25 同上。并见被引入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No.D—5374, 26/11/36的1936年11月25日《华美晚报》。
26 这是根据被军统逮捕的一些犯人的口供得来的消息。Summary of Wang Yao Jao，p.3。
27 同上书，第1页。
28 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3页。
29 卡洛斯（Carlos），六七十年代最神秘、最“杰出”的政治刺客，曾成功地执行了一系列国际性谋杀。
30 王亚樵后来被怀疑于1936年夏天在上海闸北的其美路（今四平路）暗杀了日本商人萱生矿作（Kayō Kosaku）。
31 在1932年6月14日的一份报纸上刊登的对蓝衣社的介绍中，列出了蒋的56个对手，他们都是谋杀的对象。Tien，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Kuomintang China，p.61。据在军统干了31年并担任过警务行动处处长的程一鸣说，所有政治暗杀都必须得到蒋介石的准许。在暗杀一个政治人物之前，连戴笠也得获得总司令的批准才行。程一鸣：《闻一多被暗杀的内幕》，第198页。
32 该组织根据国民党“剿共”委员会的密令成立于1934年5月。它应有90个五人小组，领导委员会由吴开先、杨虎和彭公哲组成。“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Shanghai Municipality Comrades Association for the Elimination of Communists”, pp.1—3。
33 不过，研究历史上的成功暗杀行为，是特务训练的重要部分。例如，在讨论暗杀时，临澧训练班的教官们总爱强调暗杀杨杏佛和史量才时使用的手段。沈醉：《军统内幕》，第23页。
34 同上书，第34—35页。毛森手下的得力干将为黄炳炎、袁铭鼎、季仲鹏和李人章，他们都是入临澧特训班毕业生。其他临澧毕业生，如张明选（重庆警察局行警处处长），他的副处长周万孚和雷天元（主持中美合作所渣滓洞大屠杀的司法科科长）在抗战时被分配到首都军统的暗杀行动处。
35 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8页；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35页；关于白世维在陈恭澍北平行动组作为核心成员的重要作用，见江绍贞：《戴笠和军统》，第59页。
36 冯美铨：《解放前军统在西安和银川的组织与活动》，第74页；程一鸣：《对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的补充、订正》，第239—240页；江绍贞：《戴笠和军统》，第63页；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8页。
37 沈美娟：《戴笠新传》，第212—213页。关于蓝衣社在华北和东北的暗杀名单，见Coble, Super-Patriots and Secret Agents, p.10。
38 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37页；乔家才：《浩然集》，1：55。
39 乔家才：《浩然集》，1：55。
40 乔家才：《浩然集》，1：55—56。
41 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第203—204页。
42 乔家才：《浩然集》，1：56—57；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37页。
43 吉鸿昌将军曾领导冯玉祥的第二军在张家口外抵抗日军。吉将军从日军手里收复多伦的胜利，震撼全国。但蒋介石却把这视为对他对日妥协政策的打击，便派“嫡系”部队将吉将军20万人的部队包围，强行要求他们投降。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第204—205页。
44 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35页。吉鸿昌上了蓝衣社的黑名单，因为他涉嫌与共产党有关系。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一个杰出的共产党员受到赞美。Coble, Super-Patiots and Secret Agents, p.20。
45 陈恭澍毕业于黄埔军校，为天津本地人。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35页。天津特务站那时由于王天木被戴笠囚禁而处于某种混乱状态。他的站长继承人被神秘地毒死了。陈恭澍：《英雄无名：北国锄奸》，第152页。
46 作为行动负责人，陈恭澍知道下次只要有一点儿错，戴笠就会惩罚他。不久，被扣留在特务处的一个据点里的一名情报人员逃了出来，他告诉北平的警察他被秘密特工绑架了。当这消息被媒介获悉时，戴笠派特工去逮捕陈恭澍，陈便与其兄弟一起逃到内蒙躲了起来。但陈知道没法永远躲下去，便用密码在一家报纸上登了广告，表示只要戴笠不杀他，他将自首。戴笠用广告回答，许诺予以宽恕。于是陈“从躲藏中出来”。他的上司只对他说让他去向南京某监狱的狱长报到。陈去了那儿，却被扔进监狱里过了一段时间。
47 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35页；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第205—206页。
48 此事件不久之后便发生了陈恭澍和王文谋杀石友三未遂事件。石友三与天津日本特工有密切的联系。江绍贞：《戴笠和军统》，第70—71页；Coble, Super-Patriots and Secret Agents, p.20。
49 沈醉：《军统内幕》，第147页；Aemorandum on the Blue Shirt Society, p.8。
50 邓演达的秘书也被戴笠的人秘密逮捕入狱。8年后苏联囚犯科斯坦丁·利索夫（Constantin Rissov）在军统贵州的息烽监狱碰到了这个囚犯，人称“闻教授”。闻后来在监狱里教授关于孔子的课程。Rissov, “Le Gragon enchainaé”, p.177—178, p.190。关于集中营本身，见李任夫：《军统特务机关息烽集中营黑幕》，第110—114页。为了美化自己，戴笠和他的集中营监狱被重新命名为“学校”，而囚犯被称为“修养人”，而且他们互相之间以“同学”相称。当囚犯被释放时，又被称为“毕业”。息烽这类大集中营被叫作“大学”。潘嘉钊：《蒋介石特工密党及其他》，第37页；李任夫：《军统特务机关息烽集中营黑幕》，第14页。
51 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32页。
52 杨杏佛是江西临江人。
53 沈醉：《军统内幕》，第56页。
54 布告由宋庆龄起草，史量才发布。
55 沈醉：《军统内幕》，第147页；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32页。
56 沈醉：《军统内幕》，第147页。
57 沈美娟：《戴笠新传》，第222—223页。
58 同上；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9页。
59 Li, Lu Xun and Soong Ching Ling, p.111.
60 同上书，第112页。那天鲁迅离家时特地没有带钥匙，以示准备一去不复返。
61 原计划是，当宋庆龄的车在红灯前停下时，沈醉的车从后面撞击。沈醉：《军统内幕》，第78—80页。
62 应为《大美晚报》，此处有误。——编者著
63 “Mysterious Document Marks 55 Chinese Leaders on Death List for Assassinationby ‘Fascists’”, 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 July 19, 1933,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No.D—4685, 25/7/33.
64 Finch, Shanghai and Beyond, pp.320—321.
65 五四运动中顾顺章是一个工会领导人，在1927年三次上海工人大罢工中当过工人纠察队队长。Chang,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2:174; Stranahan, Underground, pp.105—107。
66 关于顾顺章地下活动的例子，见张国焘对他在1931年春天从上海到鄂豫皖苏区旅行的描写。当时，顾顺章“实际负责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与各苏区之间的通讯网络”。Chang,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2:174—175。
67 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2:307。在这之前被逮捕的共产党员，如恽代英（上海某地区支部书记），本来已成功地隐瞒了身份，却被顾顺章出卖并最终遭枪杀。（4：94）。
68 有关具体细节，见Wakeman, Policing Shanghai, p.152。
69 The Fascistor “Blue Shirt”Party in China, pp.1—2.
70 《中国共产党的透视》，第316页；李天民：《周恩来评传》，第106—108页；Xu，The Tragedy with in China’s Communist Palace, p.15。
71 Finch, Shanghai and Beyond, pp.321—323.
72 Faligot and Kauffer, Kang Sheng et les services secret schinois, p.93.
73 Xu, The Tragedy with in China’s Communist Palace, p.15.
74 即使中统特工装作更倾向使用温和而非粗暴的方式。他们不得不承认，在白色恐怖期间，尤其在上海，他们经常依赖包括绑架和暗杀在内的强硬手段。陈蔚如：《我的特务生涯》，第133—134页。并见Snow, The Long Revolution, pp.185—186。
75 “Publication of Base less Reports Against Ciang Kai-shek.”“Minbao”, 21/7/33。引自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No.D—4685, 21/7/33。
76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No.D—4685, 1/8/33。在一个公开讲话中，吴铁成说那些评论“绝对没有根据”，它们是用来破坏中央政府和国民党主要领导人之间的关系的。同上书，21/7/33。
77 《小公报》1933年8月12日：“蓝衣社准备谋杀行动。”引自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No.D—4685, 14/8/33。
78 同上。赵永兴可能是赵理君的化名。每组的地点也指定了：法租界的霞飞路、花园里、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杜浪路（今福建南路）等；英租界的静安寺、愚园路、康脑脱路（今康定路）、新闸路等，以及中国区的龙华、南岛和高崇庙。
79 同上。
80 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33页。
81 钱芝生：《史量才被暗杀的真相》，第70—71页。
82 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第206页。据上海工部局警务处档案，史也被列为根除对象，因为他被指控“拒绝蓝衣社欲在其报社安插特务的要求”。Memorandum on Blue Shirt Society, pp.8—9。
83 新闻界谴责上海警卫部队在一·二八事变中，实际上帮助日本军国主义者杀害了那些被“严禁制造动乱”的爱国者。在当时的一本小册子里，有一张照片上有一队被国民党士兵持枪押着的30个穿长袍的学生。照片的文字解说写着：“政府不许我们抵抗。”文新新闻部编辑：《上海的烽火》扉页，并见该书第2页。
84 Vincent to Gauss,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1942, China), p.218;Wen Hsin-Yeh, “This Alien Place”，Chapter 5.
85 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33页。
86 钱芝生：《史量才被暗杀的真相》，第76—77页。也许还有其他一系列要谋杀他的原因。1934年11月，青帮头子杜月笙发现蒋介石、宋子文和孔祥熙囤积了大量的银子准备在英国出售。杜月笙对史量才透露这一秘密后，蒋企图收买史，以使他保持沉默，但未遂。其次，在蓝衣社和青帮之间发生了几次剧烈冲突后，杜月笙在蓝衣社企图接管《申报》时，支持了史对此的抵制。杜月笙答应保护史量才不受报复，但蓝衣社到底还是执行了暗杀。Chung, Elitist Fascism, p.207。
87 沈醉：《军统内幕》，第150页。
88 赵理君在此被称为曹立峻；王克全后来在抗战中成了重庆卫戍总队侦缉队队长，他最终畏罪自杀。
89 张秉午，河北人，抗战时任军统局汽车大队长。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34页。
90 同上。
91 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34页；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9页。
92 Coble, Super-Patriots and Secret Agents, p.16.
93 Henriot, Le gouvernement municipal de Shanghai, pp.90—91.
94 赵龙文还代表中国参加了国际警察委员会的一个会议。他的部下们希望他回国后接管全国警察学校。Vollmer, Correspondence:Letters from Frank Yee, May 14, 1937。
95 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34页。
96 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1—12页。
97 “Assassination Attempt Versus Wang Ching-wei”, file in Chen Lifu Materials, p.1.
98 手枪被形容为“三号左轮”枪。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2页。
99 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1:19.
100 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2页。蒋还命令陈立夫与戴笠联合调查，限其在一周内破案。“Assassination Attempt Versus Wang Ching-wei”, file in Chen Lifu Materials, p.2。
101 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上），第71页。
102 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1—12页。
103 贺的女友王文桂（音），在秘密特工从通讯社部分焚烧的文件里发现了她的住址后，在浦东被捕。“Assassination Attempt Versus Wang Ching-wei”, file in Chen Lifu Materials, p.5。
104 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1—12页。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No.D—5374，26/12/36。与发生在1936年7月10日其美路的萱生矿作谋杀案有关的被捕的嫌疑分子，对国际租界的警察说，他们受雇于华克之，而后者从王亚樵那儿接到执行计划的指示。Summary of Wang Yao Jao, pp.11—12。
105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No.D—6312, 1/12/34.
106 Summary of Wang Yao Jao, p.4。另据《大美晚报》上的一篇文章说，被称为“陆军准将”的王亚樵被南京当局怀疑是谋杀的“肇事者”，他为躲避逮捕而逃到了香港和澳门。“General Shot for Plotting”, 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 December 2, 1936。引自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Files, No.D—7045, 3/12/36。
107 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2页。
108 干国勋：《关于所谓“复兴社”的真情实况》（上），第71页。
109 《声名狼藉的王亚樵》，《社会日报》。引自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Files, No.D—5374, 1937。
110 Letter from J.W.Platt, Asiatic Petroleum Company, to Director of Criminal Intelligence, Hong Kong Police, December 28, 1936,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Files, No.D—5374；《声名狼藉的王亚樵》，《社会日报》。引自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File, No.D—5374, 1937。据一份1937年军事委员会组织系统表，特务警察包括了情报、商业、公共安全、走私、调查和“警报”部门。同上书，D—8039a/25, 23/9/37。
111 Confidential Report from the Asiatic Petroleum Company Agent in Wuzhou, February 23, 1937,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Files, No.D—5374, 3/3/37.
112 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3页。陈质平在1950年后来到美国，在旧金山住下。1984年2月他在伯克利的 Alta Bates 医院死去。
113 桂系军官的在场，导致了一种猜测：王亚樵正在威胁李济深（因为李怕自己在谋杀汪精卫案子中的角色被王泄露给蒋的人），所以李济深安排了对王亚樵的谋杀。Letter from J.W.Platt, Asiatic Petroleum Company, to Director of Criminal Intelligence, Hong Kong Police, December 28, 1936,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Files, No.D—5374。
114 “Wang A Chiao Murdered at Wuchow”, Nichi Nichi, November 26, 1936,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Files, No.D—7065;“刺杀团领袖被杀”，《华美晚报》，同上书，No.D—5374, 26/11/36;“General Shot for Plotting”, 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 December 2, 1936，同上书，No.D—7045;“Notorious Gang Chief Shot Down”, Shanghai Times, November 26, 1936, 同上书，No.D—7045;Summary of Wang Yao Jao, p.4。郑介民的枪手史克斯，被特务处消息说成是刺客。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38页。
115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Files, No.D—5374, 26/12/36.
116 Letter from J.W.Platt, Asiatic Petroleum Company, to Director of Criminal Intelligence, Hong Kong Police, December 28, 1936,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Files, No.D—5374.Confidential Report from the Asiatic Petroleum Company Agent in Wuzhou.February 23.1937. 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Files, No.D—5374.3/3/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