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对官僚机构实行铁腕控制以垄断青年组织、商业联盟、教会，以及其他人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使用盖世太保来对付时而出现的持不同政见者。蒋介石政权与其不同，它在战争期间变得几乎完全依赖秘密特工，因为蒋对社会和政府无法从组织上进行控制。
齐锡生：《战时国民党中国》，第225页1
接管四川
在南京政府统治的十年中，四川一直处于国民党统治范围之外。在该省最大的军阀刘湘旗帜下，四川被军阀割据得四分五裂。2但是，20世纪30年代，当抗日战争日益逼近时，蒋介石开始考虑起这个三国时代“巴山蜀水”的要塞省份，准备将它作为未来国民党政府的堡垒。到了1935年9月，委员长已在四川建立了一支新的“剿匪”部队，后来由顾祝同指挥，并被重新命名为“重庆行营”。在这个行营内部，蒋的间谍大师戴笠设置了军统的“渝三科”，名义上归他自己领导，实际上由副科长陈绍平和监察员叶道信负责。3设置在祠堂街旧军事衙门的渝三科，为一旦国民党撤退到此地并接管重庆做准备工作。4
谋杀刘湘
当国民党从南京撤退到武汉时，四川霸主刘湘意识到，这个由他自己和其他一批军阀控制的省，现在已处于蒋介石的枪口之下。5当时刘湘刚患过急性胃炎，正在汉口的万国医院疗养。刘在病床上试图发起与第一集团军司令宋哲元和第三集团军司令韩复榘联手的三方军事同盟。当时宋哲元控制着河南南部的新乡和濮阳，韩复榘原为山东军阀，在河南南阳、湖北襄阳和陕西汉中驻有卫戍部队。刘计划在四川周围集结兵力，形成封锁线，再加上日本人的帮助，便可抵挡蒋介石入川。
戴笠对刘湘早已怀有戒心。他唆使四川军阀部队的一个将领范绍增对刘进行监视。据范绍增汇报，刘湘已向其将领们发布秘密电码指示，命令他们向湖北宜昌调遣部队，与对抗蒋介石的韩复榘部队衔接。刘湘本人也通过无线电通讯与韩本人保持直接联系。但军统一直没有能够破译他们的通讯密码。然而，范绍增向戴笠的电码译员送去了刘湘部队早期使用的一份电码本，使戴笠的人得到了破译电文的关键启示。破译的结果使军统得到了能够向蒋介石证实这两个军阀密谋的足够证据。委员长迅速予以打击。1938年1月11日，蒋亲自到开封召开军事委员会会议，以此诱骗韩复榘赶到河南省会，戴笠的部下在那里将他逮捕，押送汉口受军事法庭审判，并于1月24日被行刑队枪决。6与此同时，军统收买了刘湘的护士，将这位四川军阀治胃病的药换成毒药。刘湘不久便因中毒而死在万国医院的病床上。7
我们必须充分意识到戴笠于中日战争开始后最初6个月里在四川兴风作浪的意义。他和他的组织在蒋介石本人的命令下，迅速控制了地方军阀的卫戍部队，蒋命令每一个警备处都归他的秘密警察的稽查处管辖；很快，在每一个能想象到的公共设施里，包括火车站、汽轮码头、汽车站、旅馆、茶馆、饭馆、电影院、公共澡堂和剧院等，都建立起了检查所，分别由一位督察长负责。从原则上讲，没人能躲过秘密警察的监视。8
戴笠秘密统治的范围发人深思：他是国民党控制国家政权过程中的一个核心人物呢，还是他的秘密机构形成了一个影子政府，最终使历经22年的民国统一政权无法得到巩固？例如，当戴笠设立了直接对中央政府负责的海关关卡的时候，他是否在重申中国凌驾于治外法权之上的权威？还是这仅仅是打着国家的幌子，只图面子上过得去？
军统以前在重庆的机构
军统的主要行政部门设在罗家湾19号，这是军统甲室（机要室）和戴笠办公的地方。但军统在重庆“公开”的办公地点是在望龙门湖南会馆，那里有军统的文书科、档案股和密函股。9文书科通常负责监察军统大多数的外勤单位，这些外勤单位在业务上归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领导。10
至于对重庆的控制，最大、最重要的特务组织便是军统的稽查处，它管辖13个县。11虽然该处只有500多人，但它的每个外勤特工都有20到几百人在为其工作。12稽查处由军统成立于1939年，当时它是武汉卫戍司令部的一部分，后来迁至重庆，在名义上成为重庆卫戍部队的一个单位。它的权力掌握在戴笠手中，而戴笠的背后便是委员长本人。结果是，重庆卫戍司令部的两个后任司令刘峙或王瓒绪，谁也不敢过问稽查处的活动。13
对戴笠来说，稽查处是一个考察和锻炼骨干的地方。14该处的处长无一例外由军统已经有过副处长经历的官员担任：陶一珊接替了赵世瑞，廖公劭又接替了陶，后来沈醉接替了廖，何龙庆最后又接替了沈。15由于大家都知道，戴笠为了提拔他们而不断地对他们进行考察，所以在这些副处长们中间的竞争相当激烈，这个单位的工作风格也是高度紧张。稽查处的人为取悦戴笠无事不做，稍有成绩便向他汇报，对他总是随叫随到，甚至会不参加宴会而长时间待在办公室里加班。最终成为稽查处处长的沈醉尤其意识到戴笠的“神经质脾气”，于是他下苦功把所有悬案的细节都强记下来，以便能在上司半夜询问时，不查看任何案卷便可立刻回答。也许正因为如此，沈醉在年仅20岁时便被戴笠选为总务处处长。16
重庆稽查处被分成4个科。一科负责总务，设有事务、人事和文书三股。17二科负责情报业务、侦探工作和航空检查等。18从某种意义上说，负责电讯的三科最为重要。这个科有40多名专业人员，都经过魏大铭的中央通讯处训练。19
三科负责替重庆的军统部门购买所有的需求物资，这是非常花时间的事务，但他们主要的任务更加复杂，那就是监视重庆收发的所有电台信号。共产党人的办公处和《新华日报》的电台发射尤其受到监视。20
四科是司法科，科长是徐钟奇和胡藻。徐是戴笠的同乡，所以不管遇到什么事总是向他的上司汇报。这个科还负责警卫军统在重庆令人毛骨悚然的监狱。21军统重庆站在望龙门的“看守所”是个臭名昭著的残酷监狱。这里关押的政治犯被指控的罪名非常微不足道：从偷听被认为“极端”的政治言论，到公开埋怨低工资和物价昂贵。而这些犯人又要受“老犯人”的欺压，后者手下有30多个犯人团伙，同他们的“头目”一起对其他犯人进行敲诈勒索，此即所谓“孝敬”。22
无须强调，在战时的重庆，望龙门的人员令人望而生畏。如果一个军统的特工在执行外勤任务时违法，遭到正常的司法部门问罪，他只需冷冷地说一声“望龙门的”就完事了。只要他亮出了身份，这位特工以后上剧院便不用再买票，坐火车或乘船也无须花钱，甚至连逛妓院和鸦片馆都可拒绝付账。23
四科的办公处与军统党政情报处连在一起，后者主要负责领导一组外勤特工员对学生组织进行渗透。但其主要任务由党政侦察组领导，对中共办事处、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和周恩来的住宅进行监视。24但在这方面，他们并非十分成功。25
外事侦察组在名义上属稽查处领导，但实际上受军统直接控制，由军统规定它的经费与活动。它的头目孔杰和吴润荪，同时也是重庆警察局外事科的科长，因为戴笠坚持：在城市内的外事工作得归属到一个领导之下。与此同时，它是个绝密的单位：必须穿过警察局正常的稽查处办公处，才能从其后门进入。26
外事侦察组的主要任务是监视苏联大使馆、塔斯社和苏联商务代表团在重庆的活动。27做外事工作的通讯员直接由军统高级官员控制，被认为是非常宝贵的人才。他们同时也与国际宣传处的魏景蒙和军统护照科科长曾广勋互相配合工作。28
这个侦察组还有自己的一个三组，叫作“社会侦察组”，它由戚玉鳞领导，其行动常常不受军统总部的直接指挥。它奉命通过惩治抢劫之类的重型罪犯来促进“社会治安”。与其他组不同，三组的人总是随叫随到。它的组员部分由流氓或帮会分子组成，许多人是在武汉被招募来的。由于在国民党军队从武汉撤退到重庆时，一大批武汉的小偷和流氓都跟着迁到此地，三组自己的前帮会分子在对付这部分地下分子方面，要比正规的警察局侦缉队更有效，虽然后者在重庆的黑社会中也有其自己的关系。于是逐渐形成了一种典型的战时局面：“上游”的骗子们与正规的侦探大队密切合作，而“下游”的罪犯们则与社会侦察组暗中勾结。29
最后，侦察组还监管十几个侦察所和30多个侦察哨。它的“外部”权力非同小可。稽查所的人员，往往为了检查某个嫌疑分子的行李，便可以随意搜查任何住宅和旅馆。30而且，虽然车辆检查名义上是集中在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之下，但他们却能随意扣押任何车船。这成了在朝天门糖业公会楼稽查所人员可观的非法收入的来源。因为要负责水路交通，他们便建立起了自己的检查所来监视往下游来的木材和其他货运船只。每条船的船长都知道，只要稽查所的官员坚持，他们就得把整船的货物卸下船检查。因此倒不如向他们行贿，当然这便成了非法的关税。31
重庆警察侦缉大队
虽然稽查处与统一检察处竞争，但它的真正劲敌是重庆警察局的侦缉大队。32警察局长的职位由徐钟奇和唐毅轮流担任。徐与蒋介石有直接联系，而且通过取悦孔家二女儿孔令俊来讨好孔祥熙。唐毅虽然不是军统的人，但与戴笠非常接近。33当戴笠在1941年10月要扩充侦缉队为大队时，他给唐毅局长写了一封亲笔信，要求任命曾经担任过常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的沈醉当大队长。唐毅立刻邀请沈醉来接管侦缉队，这个任命还经过前伯克利大学的学生、戴笠在内政部的特工酆裕坤的正式批准。这以后，沈醉便逐步地将侦缉队改编成了侦缉大队。34
侦缉大队的花名册上共有170名侦探，若再加上他们的“跑腿”，总人数便可达千人以上。在其固定人员中仅有十来名军统的基本干部，他们主要是一些与密探和黑社会罪犯们保持良好关系的刑事罪犯侦探。他们在审讯中从不拷打犯人，而且用军统的秘密工作人员无法理解的帮会内行话进行。他们的许多会议都是在侦缉大队部大门口外夫子池来龙巷的一家茶馆里开的。35正规侦探在对付重庆的犯罪分子方面有出色的记录。36
但在沈醉看来，这些侦探在从事秘密监视和政治控制方面无能透顶。于是这位新队长便将日常的警察任务交给副队长沈夕峰去管，而自己则把一小批文化程度较高的侦探集中起来组成直属队，专门收集“党政情报”。这意味着这批人被剥夺了敲诈勒索捞“油水”的机会，于是沈醉便采取对执行军统特别任务表现优秀的人发奖金的办法来予以弥补。37
具有十足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侦缉大队的惯常业务而导致了沈醉的辞职。当警察局长唐毅的一些物品遭窃之后，他命令沈醉立刻把东西找回来。沈醉没有在侦缉队的赃物保管室里找到这些物品，他便威吓几个分队长。三天之后，两个窃贼自首，赃物也找到了。沈醉不知出于什么心态，发出了一份正式的书面通知单，要失主像重庆普通市民那样前来侦缉大队总部认领失物。唐毅感到受了侮辱，怒火万丈，派遣了他的一个手下来沈醉办公室。当此人正从口袋里往外掏唐毅的名片时，沈醉以为他是在掏枪，便立刻拔出了自己的手枪，而且把那人痛打了一顿。事后沈醉立刻跑到戴笠那里，向他汇报了事情经过。戴将军听完之后，马上下令把沈醉从警察局调出来，到警卫司令部稽查处工作。当地的报纸把这个调动当作是对沈醉做侦缉大队长有功，得到提拔的表现。38
非正式的“前线”与“外勤”
戴笠在重庆设立的非正式机构各式各样，其中包括一个叫作“裕民米店”，实为大米囤积库的连锁粮食商店，以及在珊瑚坝机场附近的飞虹照相馆这类偷拍有反蒋嫌疑的旅客照片的照相馆。39战时首都重庆的大多数饭馆老板都与军统有非正式的关系，但一些最大的则实际属于军统官员们掌管：皇后饭店是军统大特工许忠午开的（他还在打铜街开了一个舞厅）；邹容路上的新味腴餐厅和民生路上的味腴餐厅，为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沈夕峰所拥有；而凯歌归菜馆是黄埔军校毕业生李岳阳开设的，此店是国民党高级军官常去的地方。此外，大多数旅馆的服务人员，尤其是在重庆最大的旅馆胜利大厦里的服务员，全都是军统特工的“跑二排”。40
这些非正式的掩护机构和半特工们都由重庆特区（即渝特区）管辖。该特区负责外勤，而它的外勤人员直接向稽查处汇报。渝特区由姜绍谟任区长，区部设在老街32号，此地在战前是西南军政公署第二处办公处，现在是军统在当地行动的“丑恶网络”或“巨大的无形网络”的中心。41该办公室有40到45名高级情报官员，他们掌管军统在全市的所有人员，包括民主党派人士和一些从共产党那里过来的“叛徒”。特区本身被划分为5个地区组，其中最重要的是西郊组办公处，它负责监视共产党红岩村和《新华日报》办事处。由于西郊组无力收集关于共产党在红岩村的情报，姜区长向沈醉建议向他的特工颁发枪支（正常情况下便衣外勤人员不佩戴枪支），来诱惑共产党向他们开火。他说，这样，在混战之后，军统的人便可以冲进共产党的村子搜查他们的地盘。42沈醉向他的上司汇报了这个计划，戴笠一听就火了，骂姜是“饭桶”，并指责沈醉本人赞同这种愚蠢的计划：“你在胡闹！我们和共产党作斗争靠这些办法能达到目的吗？打死了算白打死，打伤了是活该！不准在这个上面去打主意！”43
所以，对军统正规特工的实际政治监视，戴笠的总部会予以相对严格的控制。但军统在“外围分子”活跃的地方则比较放松，而他们几乎遍布重庆，这些到处都是的密探和间谍非常起劲地搜寻有“进步”嫌疑的人，以维持他们作为军统“跑二排”的微薄工资。这些毫无纪律的监视人不仅利用与军统疏远的关系来进行敲诈；而且他们知道，假如不能在一年里起码搞到一两份情报，他们就会被除名。结果，普通的市民人人自危，怕被告发，他们知道一出门就会被盯梢，而且，起码在他们探访亲友时，爱管闲事的邻居会把他们的出现报告给上级秘密警察当局。与此同时，所有的信件、电报和电话全都受到监视。44
重庆的暗杀活动
军统暗杀行动的范围远远超出了重庆市，这无意中对中国的抗战产生了影响，而戴笠本人也未能预见到这一点。能够说明这个现象的最好例子，也许是刺杀汪精卫未遂事件，当时汪在逃离重庆后到了仍然属于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地河内。
这个事件对学中国现代历史的学生来说并不陌生。刺客们在1939年3月21日夜里溜进了汪精卫在河内的住宅。他们初看似乎得手：军统的特工员闯入汪的卧室，用冲锋枪对着床上睡着的人一阵扫射，那人当场毙命，刺客们随即逃之夭夭；然而，那天晚上不知怎么的，汪与他的私人秘书曾仲鸣换了个房间睡觉，于是曾成了汪的替死鬼。
当时国民党政府否认与暗杀有任何牵连，甚至在许多年之后，忠于蒋介石的人仍宣称：委员长对此一无所知。例如，陈立夫坚持认为，甚至连戴笠也没有涉入此事件：
谁杀了曾仲鸣？我不知道。外面的人说是戴笠把他杀了。我表示怀疑。假如是戴笠干的，他怎么能有权力干这样的事呢？他不应该有这个权力！谁能说出有谁指使了他？我不相信这是戴笠干的。我有任何证据吗？蒋先生很少——不，从来不想杀死任何人。从不？我想不起来他曾经这么干过。45
但戴笠确实指挥了这场行动。46而这场遭挫的刺杀至少把汪精卫推进了日本人的怀抱，并最终导致了一个傀儡政府在南京的成立。
至于在重庆市内，暗杀是“消失”的普通形式，它几乎将战时中国首都的持不同政见者扫荡殆尽。尽管外国人不时为躲避秘密警察迫害而前来向他们求救的中国人士寻求外交干涉，但即使像爱泼斯坦这类机敏的外国记者，对这种有选择性的恐怖主义的存在也一无所知。47不过，外国人圈子，尤其是魏德迈（Wedemeyer）将军和美国国务院，非常熟悉军统最臭名昭著的绑架案之一：费巩的失踪。48
1944年春，抗战中迁移到贵州湄潭县的浙江大学的费巩教授应复旦大学的邀请来重庆讲学。他是一个在美国受过教育的历史学教授，曾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份谴责独裁统治垄断国统区的声明表示赞同。此刻他置身于战时的首都，恰巧处于秘密警察的眼皮底下，他开始对自己的人身安全担忧起来，于是完全生活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之中。然而，1945年3月5日早晨，费教授在复旦大学的一名学生陪同下，坐船到距离重庆不远的北碚温泉地赴会。当他们在千厮门码头等渡船的时候，这个学生上岸去买早点。等他回来时，费教授不见了。49
费巩没在会议上露面，复旦大学校方便将他的失踪报告到卫戍司令部，而后者将那个倒霉的学生拽来询问，算是做出了反应。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关于费巩失踪的谣言四起。他到底仅仅是失足落水呢，还是被戴笠的特工员绑架走，并被投入了秘密看守所里？政府的发言人极力否认后一种可能性，但公众和美国使馆都不相信这些否认。50
在教育界，费巩的失踪使许多知识分子的不安全感更加强烈了，他们为自己的命运担忧，害怕自己落入蒋介石秘密警察手中。与费巩一起在美国学习的40多名教授联名给魏德迈将军写抗议信，结果魏德迈向委员长本人表示了美方的正式关切。51
蒋介石那时已让戴笠查询此事，而戴将军便和中统头目叶秀峰以及宪兵司令张镇开会研究此事。52戴笠声称，这两人都没有逮捕过费巩。与此同时，魏德迈命令梅乐斯亲自调查此案。梅乐斯把这个任务向戴笠做了汇报，在梅乐斯向前纽约警察侦探克拉克（Clark）求助的同时，戴笠任命沈醉（他作为上海的大侦探被介绍给美国人）作为军统对此案的联络人。53
调查组追踪了一系列线索，毫无结果。与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会面的结果是，建议他们查询政府的监狱和看守所。但当他们带着费巩的照片去查看了之后，被告知没有此人在此地待过。查询警察记录的结果也是如此。由于浙江大学的一个学生声称在巫山县见到费教授身着和尚服，这组侦探人员便在巫山地区的12个寺庙里查访，仍丝毫没有找到失踪教授的踪迹。克拉克和沈醉甚至到了下游地区，查看漂流到此地的尸体，也没有发现与费巩教授有丝毫相像的尸体。最后，谣传说费教授在重庆的中美合作所里被杀，尸体被扔进了硝酸池里。沈醉从来没有明确地反驳过这一说法。但在费巩失踪很长时间后，他一直坚持说，这个神秘的事件将永远不得其解。54
共产党在四川的活动
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活动，在每个地区并不完全一样。比如，在成都，共产党的活动要比在重庆活跃得多。1940年期间，由于前一年春天的干旱，成都地区庄稼严重歉收，于是导致了常见的囤积大米以及伴随而来的粮食暴动。不管共产党是否鼓动了这些骚乱，戴笠立刻认为这是共产党在捣乱，这便使他有了借口，命令他在成都地区的侦缉处特工们，对共产党人能抓就抓。55在这场大搜查当中，负责八路军成都办事处的领导人及《新华日报》高级编辑罗世文以及共产党成都区域重要领导人车耀先先后被捕。两人受到严刑拷打，但都没有招供。最后他们被押送到重庆。其他十来个被捕的共产党领导人，被川康区军统特务队长刘崇朴活埋了。56
成都的大逮捕是军统在四川的一个早期行动，它意在显示军统在整个战时中国的有效实力。57然而，在重庆市本身，在追踪共产党在国民党战时首都的地下活动方面，戴笠的组织似乎并不那么得力。58据沈醉讲，军统在重庆的侦察部门从一开始就非常窝囊，因为它在情报方面所能依赖的，无非是一些来自于社会底层的“不三不四之流”，再加上几个民主党派当中一些中下层的人士而已。军统是如何对像郭沫若、田汉或曹禺这类人物的活动进行控制的呢？军统所能指望的只不过是对他们加强监视，并让其特工不时复查有关这些社会知名人士的情报的真实性而已。59
但这并不等于说军统在对付共产党方面毫无成就。在这一点上，第二次统一战线对他们不起作用。60作为重庆卫戍司令部侦缉队队长的沈醉，非常想抓获共产党人。每次如愿以偿，他都会得到奖励，例如他在江北附近的一个小型钢铁厂里对共产党人进行的那次突击。61不过，关于所谓共产党活动的假传闻，军统屡次弄巧成拙，并使无辜的人士受到无端的连累。如在1940年冬天的綦江案件当中，军统的审讯员用严刑打伤打死了500多人。62又如，有一次总统府连连下令，而结果证明，并无任何颠覆活动发生。63
军统监视的主要目标是共产党在化龙桥红岩村的办事处。军统为此专门在附近成立了一个特别稽查哨，由段楚田负责。但戴笠的人发现很难弄清有哪些人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去了共产党的“老窝”。64后来，情节生动的小说《红岩》以及由此改编的电影对国民党秘密特工们的无能做了淋漓尽致的描写，同时又极力表现了军统（以及它后来的“保密局”）是敌人的一个残酷而恐怖的组织，它应对无数受害者的死亡负责。65《红岩》的寓意之一是揭露军统的美国支持者，他们被塑造成阴险的美国“特殊顾问”，躲在拷打审讯场面的背后，一心要“从人骨头里挤出油水来”。66这个反美的信息当中还夹杂了对共产党最终胜利的信心，它同50年代初朝鲜战争中的反美热潮遥相呼应。作为小说中的英雄，许云峰对毛人凤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武装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必然消灭一切反动派，包括你们这群美帝国主义豢养的特务！”67
共产党的保安
政府办的兵工厂由军统负责进行专门的监视，它还控制了部队军火部门的警卫稽查处。68结果，地下共产党发明了一套复杂的、类似秘密社会使用的暗号作为识别方法和密码，来保持彼此之间的联系。折成三角形的手帕、叠成三层的方形的布、手表下面系一根白色带子、特别的招呼方式（拍打左胳膊肘并用右手做出中国字“八”的手势、摸一下对方的颈背或耳垂等等），都被用来表示“战斗到底，不被活捉，不恋父母，恪尽职守”。69
在蒋庞大的警察国家里，这些都是被压迫者的武器。共产党人积极在国统区的这些工厂里建立他们的支部，他们的最高领导则对国民党政权的国家军事和保安系统更感兴趣。到了1942年1月，周恩来及其在第二次统一战线下于重庆建立起来的办事处宣称：他们在四川、云南和贵州安插了5000多名特工。70他和康生还向蒋的最高级的情报和反间谍机构进行了渗透。71（国民党中将阎宝航，是周和康领导下的间谍网核心人物，他是蒋介石的一个军事战略首领。72）阎将军将希特勒进攻苏联的准确情报提供给莫斯科，把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整个军事部署拍摄下来，并把日本即将进行的珍珠港空袭通报了斯大林。73
另一项致命的渗透活动，是张露萍打进军统的通讯系统，使数百个军统电台站和上千名特工暴露给了共产党。这次惨败当时可能甚至促使了戴笠与美国人结盟，以寻求更好的反间谍措施。74
后来还发生了最著名的渗透事件。那是在内战最后阶段的淮海战役时期，军统（那时已经改名为“保密局”）的安徽站由唐玉昆领导。75唐领导的主要单位之一是军统在正阳关的办公处，其负责人刘惠生参与了把地方保安团和零散的军事单位合并起来，成立一个由黄埔毕业生廖运升指挥的第一一○军的工作。76
唐对廖的忠诚持怀疑态度，便命令刘惠生对他进行密切监视。刘马上把军统对廖运升的监视告诉了廖。与此同时，一个共产党情报官员张公侠开始接近刘惠生本人，他劝告刘改变立场并去说服廖运升秘密叛变。77自此以后，刘惠生定期向共产党地下特工提供军统的情报，向山里起义的游击队们调拨无线电设备，并通过廖运升的安排使第一一○军不与共产党部队发生军事冲突。78
蒋介石的国内敌人
戴笠和他的部下一直对国民党政权内部的阴谋活动非常警惕。其中最富戏剧性的事件发生在1943年委员长去开罗的时候。一群年轻的将军不仅策划推翻蒋介石，而且还要废除何应钦、戴笠、孔祥熙、陈氏兄弟，以及那些因腐败和渎职而著称的高级官员们。戴笠的特工在此计划实施之前闻到了风声。据说这个阴谋牵涉到200至600名官员。结果有16名将军被枪决。79
1944年在戴笠的权力高峰期，他除了任军统局正局长以外，还控制了下列机构：军令部第二厅、侍从室第六组、警卫组、军委会特检处、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兵工署警卫稽查处、军委会别动军、军委会“忠义救国军”、警察站、警察培训单位、整个国统区各省和市及地方上的检查哨、军委会西南运输警务处、每个使馆的武官和助理武官，以及中国警察学会。80
到了1944年春天，戴笠不仅预见到与共产党之间的内战，而且他还以招募日本战败后的傀儡政府官员来与共产党作战的方法，积极在华北地区为重建国民党中央政权做准备。81美国国务院认为：“根据可靠消息来源，戴将军说共产党问题对于中国要比日本问题更重要。”82
对于美国军方来说，最让人担心的是梅乐斯在中美合作所的部队有被用来对付共产党的可能性。在重庆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梅乐斯因个人与战略情报局的不和而与戴笠一起责怪情报局与中国共产党相勾结。这更加深了上述担忧。比如，7月中，梅乐斯指控战略情报局在上海向“共产党便衣人员”空投冲锋枪。83他还坚持说，仔细阅读戴笠的情报档案可以证实，美国的外交官员们，如约翰·卡特·文森特（John Carter Vincent）“在牺牲中国国民党的利益，而且没有尽力维护美国的&&利益”。84
这种对中美合作所干涉中国面临的内战的担忧，还因延安对国民党把美国援助的军火用于反共活动的指责而加剧起来。1944年夏末之前，如果共产党抱怨说“美国使用援助的军火来进行”反共活动，那么这几乎肯定是无中生有，目的在于先发制人，以防止真的出现这种情况。但到了1944年夏天，美国驻华海军得益于飞越喜马拉雅山脉吨位的增加，开始接收每月好几吨位的空运。美国驻华海军与戴笠的秘密警察密切合作，而魏德迈相信他们私下里提供了物资。85按照美军战争正史：
1945年6月里，共产党又责怪起美国援助的军火被用于不正当目的。赫尔利（Hurley）大使认为这是延安在有意挑动内战，但魏德迈的G5部不这么认为，因此说服他们的司令对“美国驻华海军参与了中国即将发生的内战”的可能性做调查。86于是魏德迈将军任命了一个由G1、G2、G3和美国驻华海军代表组成的委员会，由G5主持。87
委员会于8月22日汇报说，没有“令人满意的证据”说明美国驻华海军的人被部署到国民党或“忠义救国军”部队当中来反对共产党；不过，“如果共产党干涉抗日部队的行动的话，（美国人）可能会被用来交战。”88但委员会还接着注明，美国设备“至少防御性地”被用来对付共产党，那些设备在援助军火协议以外的程序下武装了戴笠，而且没有关于调拨（武器给戴笠）的现存可靠记录。89
西南地区秘密特工的镇压
1945年的整个2月里，重庆爆发了一系列的示威和骚乱。戴笠和陈氏兄弟决定要不择手段地进行镇压。国民党秘密警察部队袭击了共产党办事处，扰乱了庆祝政治协商会议的集会，并殴打中国民主同盟的成员。90在罗隆基这样的民主同盟领导人眼里，戴笠的力量是一心同日益上升的文明社会力量作对。“中国人民为把自己从秘密警察、地方上的腐败和压迫，以及对他们言论、集会、出版等自由的压制下解放出来的斗争，将是长期而艰巨的&&现在在中国许多大城市里涌现了维护民权的组织。这样的组织无疑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在全国发展，但秘密警察有可能也在同时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和残酷无情。反动分子和他们的秘密警察现在开始了他们最后的顽抗，但最终他们将被历史不可抗拒的力量和人民的意志扫荡殆尽。”91
中国民主同盟最杰出的成员之一是李公朴，他是1936年11月22日因反对蒋介石安内攘外政策而被捕的“七君子”的热诚支持者。李在战争中继续在昆明从事反蒋活动，并被国民党的右翼视为是一个“左倾的捣乱分子”。云南省会昆明在1945—1946年间是激进学生运动的温床，而军阀龙云拒绝执行蒋介石消灭自由人士的命令，因为民主同盟在云南的势力异常强大，也因为在那里的四所大学（即西南联大）念书的流亡学生的数量异常之大，所以当凶手于1946年7月11日晚上在昆明的街上将李公朴刺杀时，自由人士愤怒了。92
蒋丧失合法性
当抗议席卷全省，而且逐步蔓延到全中国时，当局准备把陆军预备第二师从大理那儿调来，协助云南卫戍警备司令霍揆彰镇压抗议运动。最明智的策略应当是努力缓解左翼自由人士的愤怒，而身居庐山避暑别墅的蒋介石也许确曾考虑过这一点。但是，戴笠死后，秘密特工越来越无法控制。7月15日下午1时，李公朴的追悼会在云南大学的大礼堂里举行。悼念仪式的主要组织者是诗人、教授和民盟的副主席闻一多。仪式完毕后，闻一多在《民主周刊》的办公室里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会上他公开指控蒋介石本人策划了这场谋杀。93
傍晚5时稍过，闻一多和儿子闻立鹤一起离开了记者招待会，回他们在西仓坡西南联合大学教师居住区的家。在通向居住区的过道上，四个埋伏的人跳了出来，朝着闻一多的头部开枪。他儿子用自己的身体扑向诗人的身体，于是他也中弹了。凶手们跳上停在附近的一辆吉普车逃走了。94
全国震惊了。也许战后没有任何一个事件要比闻一多惨遭暗杀更能激起社会精英们反对蒋介石政权的呼声，它的影响蔓延到了美国海军部，海军部被控曾向戴笠的凶手们提供了专门的无声手枪。95甚至连蒋介石也意识到这场谋杀太过分了，于是他在几天内向昆明派去了高级军事人员，想尽量把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之内。96
负责调查的主要人员是军统自己的官员：军统局警察总署署长唐纵和淞沪警备司令部警察部门的稽查处处长程一鸣。从调查一开始，唐纵就对程一鸣明说了：他不是在调查李公朴被刺事件，这很明显地暗示了那是蒋介石本人下的暗杀令。97
调查的关键是那辆吉普车，它在谋杀的现场留下了车胎印，而且至少有一个人记下了车牌。程一鸣很快就判断出，暗杀是云南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四个特工干的，其领头的是一个叫熊广福的人，而他又是接受了警备司令部司令霍揆彰的直接命令。98
在军统（此时已改称“保密局”）一个招待所里举行的会议上，程一鸣如实向唐纵汇报了他的调查结果。唐沉思良久，最后问道：“你认为这个案件应该怎样办？”程一鸣提了两点建议。第一，必须告诉“老先生”案情已破，四个刺客全都是士兵。所以应当把这四人交到宪兵部门来调查和起诉。第二，既然唐纵与霍揆彰既是同乡又是黄埔的同学，他应该让霍将军通过保密局的电台直接向蒋汇报自己卷入此案的情况。99
一旦此案转到宪兵部门，它便落到了司令张镇的权力范围之内。张司令答应对此案全权负责，并建议用以下的谎言来蒙混过关：两个肩负保卫委员长安全任务的宪兵参加了李公朴的追悼会和随后的记者招待会。当他们听到闻一多攻击“国家元首”本人时，义愤填膺，便跟踪闻教授回家，在路上拔枪将他刺杀。总参谋长顾祝同被要求直接与在庐山的蒋介石联系，征得他对这个诡计的批准。委员长同意之后，宪兵部公布了这两个宪兵身份的凶手的名字——李文山和汤时亮，然后对他们举行公审。100
这就是8月25日由中央新闻社公开发表的说法，结果这两名宪兵被作为谋杀闻一多的凶手处决。但是，蒋介石最终还是无法确信这个骗局的可靠性，他怕这场阴谋迟早会被戳穿，而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会被揭露出来。为防止这场阴谋的暴露，真正的凶手被软禁起来，霍揆彰被解除了云南警备司令的职位，而昆明警察局局长龚少侠被迫退了休。101然而，所有这些弥补和预防措施，都没能抹去人们对闻一多被一个凶残暴虐的政权惨杀的记忆，而这个政权的非法统治者，便是委员长几乎无法驾驭的秘密警察。102
注释：
1 His-sheng Ch’I, Nationalist China at War, p.225.
2 Kapp, Chungking as a Center of Warlord Power, p.150.
3 在成都也成立了一个由何龙庆领导的“蓉组”。
4 周震东：《戴笠特务“渝三科”，“蓉组”及“西康组”在军事方面的活动》，第280页。
5 沈美娟：《戴笠新传》，第353—354页。甚至早在南京失陷之前，国民党已经指定重庆为战时的首都了。McIsaac, The Limits of Chinese Nationalism, p.46。
6 韩复榘被枪决的公开理由是把山东拱手给了日本人。而更直接的原因很可能是他或多或少卷入了这场军事结盟的阴谋。同上书，第359页。
7 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第206页。刘湘死后，力行社创始人之一刘诚志成了军统在四川省的头目。虽然刘诚志的直系亲属于1949年逃到台湾［其女与德国杰出的汉学家马汉茂（Helmut Martin）结婚］，刘诚志本人于1972年死在抚顺监狱里。
8 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03页。
9 在城里还有一些军统的办公地点，如赣江路82号、海关巷1号、老街、石灰市、马鞍山和复兴关。此外，在郊外的磁器口还有一个主要办公点。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65页。
10 所有关于第一和第二处行动的文件都得汇报给蒋介石（甲件）和戴笠（戊件）。邓葆光：《我所知道的戴笠和军统》，第151页。
11 稽查处设在重庆石灰市的职业学校内。这是个穷凶极恶的刑讯地点。路人从不侧目相看，有人甚至宁可绕道也不愿经过此地。沈醉：《军统内幕》，第88页。
12 同上书，第83页。据沈醉估计，在抗战中的某段时期内，在重庆共有2万多名军统外勤特工、外围分子和他们的“炮二排”。
13 沈醉：《军统内幕》，第87—88页。刘峙在河南训练了一批他自己的秘密特工员，他计划把这些人员调入稽查处。这部分是由于他妻子的怂恿，因为这些人在河南替她搞到不少钱。但是戴笠不仅拒绝安插刘峙的秘密特工，而且下令解散刘的调查处。当刘峙的妻子对他的让步发脾气时，刘明确告诉她，在这方面蒋介石已经将权力交给了戴笠。卫戍副总司令郭寄峤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他对军统未经他批准随便抓人表示不满，当时任稽查处副处长的沈醉简单地对他说，军统是在军委会直接领导下，即蒋介石本人的命令下行动的。
14 同上书，第88—89页。向该处派人，往往被理解为是对军统骨干分子的一种考察。例如，沅陵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郭宗尧被怀疑有贪污罪，但证据不足，被调到该处察看一段时间后，又被调到中央稽查处当副督察长。再如，汉中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左明，透露了戴笠和蒋介石准备让汉中警备司令祝绍周出任陕西省主席的决定。戴笠最恨泄密行为，要处决左明，但左无意中说出他曾对祝绍周说起这一决定，戴笠便将他调到重庆稽查处，后来又任命他为警察局长。还有，黄加持与司令霍揆彰关系很好，而霍是戴笠的对立面陈诚的人，所以戴笠对黄有疑心，黄也被调至重庆察看，后因工作卖力而被调到贵州省缉私处当处长。
15 沈醉：《军统内幕》，第88—89页。戴笠提拔副处长当将来的处长的这一做法，是有意在正副处长之间制造不和，以便他分而治之。廖公劭是军统专门派去对付汪精卫政府里周佛海的秘密特工的官员之一。他本人被日本人逮捕后，又神秘地被释放回重庆。戴笠宽恕了他，并任命他为少将。同上书，第104—105页；程一鸣：《对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的补充、订正》，第243页。
16 沈醉：《军统内幕》，第89—90页。沈醉住在重庆的6年多里，担任过警察局侦缉大队队长、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的督察长和副稽查长以及军统总务处处长。同上书，第87页。
17 同上书，第90页。其负责科长是季先训和王秋舫。
18 同上。该科先后由王希圣和宋廷均等任科长。
19 同上。该科先后由肖茂如和查绥之任科长。
20 同上书，第90—91页。蒋介石连看到共产党的《新华日报》都会十分憎恶，他经常斥责军统人员无能关闭该报纸。稽查处有时会派出一批流氓殴打报童并夺走他们的报纸。同上书，第106页。
21 同上书，第97页。它有一支由30多个看守和警卫组成的队伍，队员们只是士兵待遇，但他们在下班后常利用军统的特殊身份在重庆市内敲诈勒索。
22 同上书，第113页。
23 同上书，第122—123页。
24 改组先后由曹万道、易啸夫、萧志坚、雷和春任组长。
25 沈醉：《军统内幕》，第91—92页。
26 同上书，第94页。
27 该科也雇用了一小批西方人，包括一个高头大耳、入了中国籍的荷兰人，他给自己重新取了名字，姓刘，他的巡视区域包括外国记者俱乐部。（来自对爱泼斯坦的采访）
28 沈醉：《军统内幕》，第94页。外事侦察组的主要成员顾宜华曾奉命陪同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
29 同上书，第94—97页。三组成员们会到电影院敲诈勒索，说它们的电影具有颠覆性质，或者让女密探卖娼，自己在旁边拉皮条。这些违法活动已经不足为奇。至于有关在战时重庆“上游”与“下游”的区别，见McIsaac, The Limits of Chinese Nationalism, p.50, pp.95—99。
30 旅店的人看见稽查所的人来了，便会喊道：“王四心先生在不在家？”因为王、四、心三个字拼在一起便是繁体字的“憲”，即宪兵的宪。事故经常会发生，如军统的特工骨干谢力公的弟弟谢志磐被击毙的事件。戴笠对这类事故通常比较宽容：“只要不闹出大乱子，个别人出事办个别的人就行了。”同上书，第95—96页。
31 沈醉：《军统内幕》，第97—98页。
32 同上书，第108—109页。但由于侦缉队长同时兼任渝特区组长，这种竞争在某种程度上得到缓解（见下文）。
33 同上书，第102页。孔令俊经常女扮男装坐着自己的专车在重庆耀武扬威地兜风，而且会毫不犹豫地把稽查处的处长当面称为“小小的少将”，在对方因她闯红灯而将她截下来以后，她会坚持要对方到孔府上卑微地道歉。
34 沈醉当了一个月的大队长，然后由许忠午、李连福、谈荣章等人先后接替。沈醉在任职期间，把各个分队改编成了中队，各小组改成小队。关于各队队长，见同上书，第111、113—114页。
35 沈醉的前任、被迫辞职的强硬的巡警蒲岗，就是在那里把侦缉队队长的职权移交给沈醉的。沈醉：《军统内幕》，第108页。
36 同上书，第109页。
37 这批队员中有重庆“大袍哥”首领之一石孝先的结盟兄弟李樵逸，以及与新闻界有很多关系的张克东。沈醉：《军统内幕》，第110—111页。一些“大袍哥”的成员也是“人民动员委员会”的人，他们直接向军统汇报。Mclsaac, The Limits of Chinese Nationalism, p.180。
38 沈醉：《军统内幕》，第115—117页。1942年戴笠决定再建立一个侦查大队，由王会云任队长，该大队部设立在民生路，200多个队员中大多数是军统的特工，枪法优秀。他们的真正任务是在发生公众骚动、暴乱或其他“共产党发动的”阴谋活动等情况时，成为一支储备力量。他们时刻待命行动，防止日本空投部队突破重庆防线。同上书，第106—107页。
39 同上书，第85页；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7页。
40 沈醉，《军统内幕》，第84页。
41 罗广斌、杨益言：《红岩》，第107页。
42 沈醉，《军统内幕》，第118—119页。
43 同上书，第119—120页。
44 同上书，第86页。关于这种监视的例子，见第84、92、105—106页。
45 “Departure of Wang Ching-wei”, p.15, Chen Lifu Materials.
46 Wakeman, The Shanghai Badlands, p.60, p.166.
47 例如，爱泼斯坦等人为了保护一个中国人曾去会见澳大利亚大使艾格尔斯（Eggleston），也许由于这位大使向国民党当局表示了关切，救了那个中国人的命。爱泼斯坦，1985年3月10在北京的采访。
48 OSS XL—7931, “Disappearance of Professor Fei Kung”, George Atcheson, Chargé, to Secretary of State, 26/3/45 in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U.S.Army.U.S.National Archives, Military Reference Division, p.2。美国当局认为，费巩作为一个相对不甚知名的人士，是遭到了绑架，因为他“在法院没有朋友”，这使他的失踪“不会引起尴尬”，而同时“仍可以惩一儆百”。Atcheson to Secretary of State, 26/4/45, Enclosure 255, State Department Internal Papers。
49 同上；沈醉：《军统内幕》，第26l页；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37页。
50 OSS XL—7931, “Disappearance of Professor Fei Kung”, George At cheson, Chargé to Secretary of State, 26/3/45 in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U.S.Army.U.S.National Archives, Military Reference Division, p.2.
51 沈醉：《军统内幕》，第261—262页。
52 叶秀峰于1939年12月被任命为中统局局长。《民国人物大辞典》，第1254页。
53 沈醉：《军统内幕》，第263页。
54 同上书，第264—265页；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37页。
55 军统站长廖宗泽与中统地方上的头目何培荣共同指挥这场行动。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36页。
56 同上书，第136—137页。1946年，在国共谈判过程中，共产党代表团提出释放罗世文和车耀先。蒋介石命令戴笠处决他们。8月18日，白公馆看守所所长陆景清把他们秘密杀害于“中美合作所”的松林坡附近。
57 “到了1940年，他们发展成了一个巨大的组织，几乎整个致力于战前活动并执行了清洗、逮捕，而且在全国进行了秘密谋杀。”Epstein, The Unfinished Revolution in China, p.129。
58 中统也是如此。Xu, The Invisible Conflict, pp.162—163。
59 沈醉：《军统内幕》，第93页。
60 同上书，第35、100页。有一个姓胥的特工在渗透到共产党在重庆的地下组织方面尤为成功。此人是临训班的毕业生，战争爆发后，他成了北宁铁路局警务处副处长，经常率领交通警察部队和游击队与铁路沿线的共产党游击队作战。他夸耀说，被他打死打伤的游击队员达300多人。后来，在国民党政权濒于崩溃时，他又在云贵边境组织反共游击活动。
61 同上书，第94页。在这一点上，军统内部的正规职权范围并不比手上具体的特工更为重要。例如，党政组在苏联商务代表团内培养了一个密探，尽管从分工上讲，这应由军统的外事侦缉组负责，但党政组却直接领导那名特工员。
62 綦江是国民党的一个特别干团，它的团长被怀疑有左倾倾向。军统的特工们仅凭着捕风捉影的证据，便指控他及其部下把秘密情报传递给共产党。章士钊：《书綦江狱》，第64—65页。
63 沈醉：《军统内幕》，第93—94页。
64 同上书，第92—93、120页。
65 《红岩》，第120—121页。共产党宣传机构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很久以后仍继续颂扬《红岩》。1985年6月8日，10集电视连续剧《红岩》首次播映。那天，《北京晚报》发表文章说：这类反映了革命烈士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和崇高理想的电视剧，将会激起广大人民对这些革命烈士的深切悼念，并将激励他们对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革命热情，这也是在广大青少年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谢桂昌：《中央电视台明晚起播10集电视剧〈红岩〉》。
66 《红岩》，第188—189页。
67 同上。
68 每个兵工厂都有自己的稽查处，由20多人和一个拥有200到400名士兵的警卫大队组成。那20多人直接向戴笠汇报，曾参与破获共产党的几个地下支部，并在昆明第五十二兵工厂内抓到100多个共产党积极分子。一个曾与第十兵工厂的人员有过交往的原工人回忆说：“只要一听到稽查处对兵工厂进行的控制活动，人就吓得脸色发白。它非常可怕。许多人无缘无故地失踪了。Howard, Workers at War:Labor, in the Nationalist Arsenals of Chongqing, 1937—1949, Draft Version, Ch.6, p.7;Mclsaac, The Limits of Chinese Nationalism, pp.146—149。
69 Howard, Workers at War:Labor in the Nationalist Arsenals of Chongqing, 1937—1949, Draft Version, Ch.6, p.10.
70 周恩来：《关于在西南各省建立一个坚固、强大和有战斗力的党组织》，1942年1月在重庆南方局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稿，引自《周恩来选集》（1），外文出版社英文版，1981年，第110—111页。
71 1942年1月，周恩来向中共中央南方局会议代表指示：最首要的是，必须掌握国民党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常规活动和紧急措施，特别是他们秘密机构的活动。《周恩来选集》（1），外文出版社英文版，1981年，第129页。当蒋介石的政府撤退到了台北以后，蒋在总结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时，反复强调了共产党向高级军事和保安机关可怕的渗透能力。“他们无孔不入。”Eastman, Who Lost China, pp.663—664;Eastman, Seeds or Destruction, p.166。
72 罗青长：《周恩来是我党我军电讯、机要和情报工作的创建者和领导者》，第77页。
73 Yu, OSS in China, pp.42—43.
74 同上书，第55页。后来还发生了最著名的渗透事件。那是在内战最后阶段的淮海战役时期，军统（那时已经改名为“保密局”）的安徽站由唐玉昆领导。
75 唐玉昆，合肥人，曾在苏联留学。刘惠生：《一个军统人员的叛逆》，第128页。
76 这支在1949年1月组成的部队，一开始拥有七八千人。廖运升的兄弟廖运泽协助了这支部队的组建。同上书，第127—128页。
77 同上书，第128—130页。张公侠也叫张台望。
78 唐玉昆，合肥人，曾在苏联留学。刘惠生：《一个军统人员的叛逆》，第130—134页。1949年3月，第一一〇军接到命令去杭州巩固国民党政权，那时共产党特工张公侠正在替廖运升当军事顾问。1949年4月，解放军渡过长江后，第一一〇军被调往福建，并于5月4日在那里起义。
79 Schaller, The U.S.Crusade in China, p.455;Tuchman,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p.255;May, China Scapegoat, p.94.
80 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7页。
81 在抗战的最后一年中，共产党也想利用伪政府的官员。1945年2月魏德迈将军收到朱德的一封信，该信注明的日期为1945年1月23日。信中要求向美国借贷2000万美元来摧毁或者收买傀儡军队。这笔贷款将在日本被击败后由中国共产党偿还。A letter from Zhu De to Wedemeyer, enclosing “Project and Budget for Destroying and Bringing over Puppet Forces during 1945.” Enclosure No.2, Dispatch No.170, 2/23/45, from the American Embassy Chongqing, State Department Internal Affairs。
82 Dispatch No.2494 of Ambassador Clarence E.Gauss to Secretary of State enclosing a dispatch of March 28, 1944 from Everett F.Drumright, Second Secretary on Detail at Xi’an.摘引于May, China Scapegoat, p.470.Drumwright.汇报说戴在前一星期从河南回到了西安。
83 Smith, OSS, p.275。
84 May, China Scapegoat, pp.208—209。根据《魏德迈报告》（“Wedemeyer Reports”）第317页，朱·皮尔逊（Drew Pearson）后来认为美亚（Amerasia）案件和西伟士（John S.Service）事件是戴笠的特工干的，说他们“在美国秘密活动，对付任何反蒋的人”！摘引于May, China Scapeogat, pp.277—278。
85 Romanus and Sunderland,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Ⅱ: China-Burma-India Theater, Vol.3, p.385.
86 关于赫尔利“囫囵吞枣地咽下国民党宣传”的情况，见Caldwell, A Secret War, p.110。
87 “魏德迈的办事处对与延安保持友好关系如此敏感，以致成立了一个特别调查委员会来调查中美合作所的美国军官是否在帮助戴笠的游击队攻击共产党部队。”Smith，OSS，pp.275—276。
88 但到了1945年2月，美国军事报告说在浙江有一些共产党部队和“忠义救国军”之间发生团级的交战。据说戴笠命令“忠义救国军”部队停火，“因为使用美国武器&&对付共产党会让中央政府难堪。假如戴笠真的有过这个命令的话，那么更可能的原因是防止把美国武器遗留给共产党军队。”Naval Attache to Secretary of State, Chongqing via Navy, 24/2/45, State Department Internal Affairs。
89 Romanus and Sunderland,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Ⅱ: China-Burma-India Theater, Vol.3, p.385.
90 May, China Scapegoat, p.143.
91 OSS, XL 47370, “Chung King:Comments on Political Situation by Democratic League Leader”, 21/3/46, p.2.
92 程一鸣：《闻一多被暗杀的内幕》，第199页。
93 同上书，第199—200页。
94 同上书，第198、200页。
95 据梅乐斯说这种指控来自周恩来。Miles Paper, Box 3, Notes, “Communists”。
96 同上书，第201页。这些人员中有总参谋长顾祝同、顾的主要助理冷欣、宪兵司令张镇以及中央军事办事处警卫处处长周剑心。
97 同上书，第198—199页。当蒋介石命令程一鸣飞到昆明与唐纵一起工作时，程刚被任命为粤汉铁路警察署署长，当时他正在去衡阳的途中。另有一些军统的老特工协助他一起工作，包括李毓桢（云南警务处处长）、王巍（保密局昆明情报站站长）及龚少侠（昆明警察局局长）。
98 同上书，第200页。
99 同上书，第200—201页。
100 同上书，第201—202页。
101 同上书，第202页。
102 据说戴笠要么“先斩后奏”，要么“只斩不奏”。当CC派对此提出抗议之后，蒋介石坚持要对所有的处决进行审批，但是戴笠仍然继续秘密杀害囚犯。李任夫：《军统特务机关息烽集中营黑幕》，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