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筹决算有神功，二虎还须逊一龙。
罗贯中：《三国演义》，第一回
恐惧和多疑
黛安娜·拉里（Diana Lary）认为人人自危的主要原因，是中华民国的政治不稳定。
蒋介石拙劣地将国内的不安全感看成中国的关键问题，于是他坚持要反对共产党。但是，他没能意识到不安全感的关键原因是什么——不是共产党的煽动，而是不受控制和不可预测的军队。他对改变不安全气氛的无能&&使许多中国人成天处于恐惧之中。1
对战时间谍活动深深的、令人胆战心惊的恐惧，加上在南京当政的十年里国共两党之间秘密冲突的多重基础，人们产生了一种近乎偏执狂的疑惧心理。的确，如果不能想象20世纪三四十年代里遍布中国的长期的间谍和反间谍的活动背景，就很难理解后来在1966年至1976年发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那个许多人被当作敌人“间谍”而受到关押、毒打，甚至杀害的时代，关于国民党阴谋诡计的传说的真实性到底如何了。2
警犬在恐怖和反恐怖的想象中一直扮演了某种角色。3是作为“犬马”的戴笠本人首先把美国训练的德国警犬引入中国的。从此，张牙舞爪的恶狗形象便渗透了电影和电视对秘密警察的形容当中。在一个描写30年代江西地下共产党的电影里，赣州的秘密警察头子用一条咬人的狗来搜寻两个杀了一名国民党密探的共产党特工。先让这警犬闻了行刺的匕首，然后把它带到一个澡堂里，其中的一个共产党人在这个澡堂里洗去了身上的血腥味，接着又用酒洒在自己的身上。还有一个片断是在80年代上演的电视剧、老舍的《四世同堂》里，日本宪兵在北京用警犬来搜捕抵抗运动的一个英雄。在电视剧里，那条警犬疯狂地撕咬抗日爱国人士。
在延安的共产党人中展开反颠覆的运动，既是对戴笠迫害的正常反应，也是发动群众和在共产党内部强调团结的有效措施。1942年至1943年，由于王实味案件的悲剧，延安开始了整风运动，王被指控为敌人的特务。等到整风运动最后从党内的低级干部普及到了群众，老百姓已经开始相信，他们处在一个充满了间谍和秘密特务的世界当中，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不是好人。在延安整风运动的反特大会上主动认罪的人中，有90％以上是无辜的，而这个事实是共产党自己公布的。4
戴笠及美国军事代表团
对阴谋活动的惧怕也影响到了美国对战时中国的政策。在战争的最后一年里，美国战略情报局向邓诺文将军递交了一个武装延安的中国共产党游击队与日本人作战的计划。5大卫·巴雷特（David Barrett）上校奉命向毛泽东陈述美军的这项建议。6战略情报局在中国的负责人海普纳（Heppner）让他的副手威利斯·贝德（Willis Bird）中校将该计划送到延安。贝德中校和巴雷特上校于1944年12月15日作为美国军事代表团的指挥官到达延安。这不久，戴笠便对此有所风闻，于是梅乐斯在美国大使赫尔利于1945年1月访问歌乐山时，准备向他汇报这个秘密接触。7
赫尔利大使在访问中美合作所期间受到了隆重欢迎。在戴笠为大使举行的宴会上，梅乐斯使这位来自俄克拉荷马的石油家相信，美国国务院正在策划一场巨大的阴谋，准备向中国共产党提供军队和武器。8梅乐斯还主动向大使提供中美合作所的海军与华盛顿的直接无线电通讯联系，以越过重庆的大使馆，因为他们相信使馆被一心要打败蒋介石的亲共人士渗透了。1945年1月15日，赫尔利向罗斯福总统汇报说，他从中美合作所和戴笠那里听说有一个用美国伞兵为共产党游击队领路的计划。9在这位大使看来，这便增加了对共产党的承认并赞同他们摧毁国民党政府的目标。10赫尔利对鼓吹在国共之间采取中立政策的国务院驻外事务处“中国专家”进一步的抨击，预兆了冷战的来临。11战略情报局历史学家罗伯特·史密斯（Robert Smith）认为：
委员长祝贺赫尔利对“美国总部阴谋家进行的清洗”。而清洗的确接踵而来。巴雷特上校被拒绝提升为陆军准将。国务院官员约翰·戴维斯（John Davies）和西伟士被“赫尔利风”刮出了中国。只有战略情报局得以幸免，这也许是因为邓诺文将军及时赶到了中国的首都，来平息愤怒的赫尔利。12
与此同时，魏德迈将军向中国战区的所有官员下令，在任何情况下不与中国政党进行协助、商议或合作。13
日本投降后
在日本投降的前夕，戴笠和梅乐斯离开了重庆去浙江，在淳安设立了中美合作所的一个高级办事处，由毛森领导。14戴笠在浙江的做法是利用伪军来维持该省的治安。15为了实现这个计划，他利用军事委员会的权力，将丁默邨（汪伪时期的浙江省长）、周佛海（傀儡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和李俊龙（音译，上海市市长）等前汪伪分子任命为该省负责维持地方治安的官员。16与此同时：
美方协同军统局把特务武装部队，运到东南地区，抢夺杭州、上海、南京等大城市，把中美所特种警察训练班的学生，集中在上海、北平，改为特警班，加强刑事警察力量。中美所所属的特务武装部队，分别改编为交警部队，以后参加了反人民的内战。17
而中美合作所由王乐坡、陈昂林和阮清源指挥的部队则准备进入杭州和上海，一旦敌人投降便进行收复。18
日本投降后，这些部队加上崇明海盗张贵风（音）的人马，便一起开进上海来“接收”这个城市。19而中美合作所的高级办事处也随之迁到了法国租界的杜美路7号，名义上由戴笠领导，而实际上由他的副手李崇诗控制。这一部署在国民党将军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一正式占领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时便形成了。20
在华北也出现了同样的形势，戴笠迅速地采取了一系列防止八路军和新四军接受日军投降的行动。21军统在华北的官员，如文强、张振武、陈仙洲等，则授权委任汉奸军事头目从日本人那里接管领土并维持地方秩序。22戴笠还与通讯部长、银行家张嘉敖于1945年12月3日、4日会面，策划将他的2.5万人的“忠义救国军”部队改编成铁路警察，来监视和控制华北地区的通讯网络。23
东北区办事处
1946年初，文强被任命为军统东北办事处处长，该办事处对外以东北行辕督察处名义活动。24该处作为核心组，与当时任中国国民党战区北平司令部司令的李宗仁密切合作。25东北办事处的管辖范围从北平和山海关一直到锦州和新城。这是一个战略要地，因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事将领们都在力争承德，以便占领沈阳。26在这场具体的竞争中国民党胜利了，而一旦沈阳成了他们的，戴笠便在“东方文化研究社”（该社名义上由一位前东北中正大学校长领导，而实际上受文强控制）的公开名义下开始设立军统分支东北办事处。27所有投奔军统的日军逃兵都得到这个单位报到，然后办事处为他们提供身份证、护照及旅行证件。28
军统的沈阳站还控制了一个秘密通讯单位——“特研会”，29它雇用了20多个曾在日本皇军远征司令部里负责监视共产党的密码分析员。这些密码员在北京被抓获，然后被送到沈阳，安置在平马路上的东亚烟草工厂后面。30他们在中山公园北侧的无线通讯天线对准延安方向。虽然他们侦收了好几百份电报，但最终仍无法破译解放军的密码。戴笠死后的1946年6月，被临时召到北平的文强最后决定关闭这个单位，把这些日本密码员打发回家了。31
尽管东北办事处把相当一部分精力花在了反共上，但他们大部分的工作是用于招募日本居民和东北的战俘当情报特工。32作为东北办事处日韩组表面上负责归国事务，实际上包含了一个由刘治泽和张瑞领导的秘密特工机关。张瑞把潜伏在东北的日本情报头子福田德次郎（Fukuda Tokujirô）引诱出洞。33
当时，据信有多达10万人的关东军潜藏在长白山一带，因此在保安成立了一个叫作“日军招降组”的特别办事处，专门负责遣送他们归国。在该办事处的支持下，福田将军组织起一个日本工作队，该队真的进山寻找失散的日军部队，希望能说服他们投降。1946年10月，文强还组织起一支由军统、中统、三青团和国际问题研究所情报团体构成的军事先遣联络组。这个联络组不仅指导了一个辅助福田将军在长白山工作的日本特工队，而且还安排释放了一系列日本战犯，让他们替国民党做情报工作。34
这一安排中最关键的人物是新里一郎（Niizato Ichiro），张瑞在沈阳与他进行联系。新里一郎不仅向文强透露了那些躲藏在长白山里的许多关东军部队的躲藏地点，而且两人还探讨了用投降日军来对付在东北的共产党的可能性。35
与日本人建立密切关系的计划中的最后一个要素，是在东京成立一个“日本国民党”支部。1946年7月，军统派遣了一些日本特工回东京建立东方文化研究所，来作为这个活动的掩护。军统希望最终在美军占领的日本设立它自己的中国联络办事处，由张瑞任办事处武官。由于国民党在内战中战败，这些计划便泡汤了。36
赦免
早在1944年，重庆政府就暗示，汪伪政权中“案情较轻者”可能会受到赦免。37其中最突出的大赦例子是蒋介石于1947年3月26日将周佛海从死刑判决改为终身监禁。这之后不到一年，周佛海死在南京老虎桥监狱。由于他在战争中努力帮助戴笠，并在日本人投降后在长江下游地区维持了秩序，便多活了11个月。38
在处理战时债务的初期，戴笠亲自赦免了一些著名的汉奸，其中有几个是为傀儡政府情报部门工作过的臭名昭著的秘密特工。39在有些情况下，如被监禁的“满洲国”电影明星李香兰等，戴笠对她们“温柔”相待，给予她们各种特殊的待遇。40而在另一些情况下，他则通过中美合作所把他们送到美国侨居。41他最臭名昭著的干涉跟那些与汪精卫的遗孀陈璧君有联系的广东汉奸们有关。这些人全都是地方参议，在另一些将其叛国行为揭露出来的议员们的要求下，他们被何应钦关进了监狱。42但戴笠声称他们是“地下英雄”，在秘密抗战中立过“丰功伟绩”，把这些“汉奸”转移到了军统的招待所，让他们过着奢侈的“狱中”生活，享受各种优待，而且既未受审，也未受罚。43
最后，约有2720名汪精卫政权的军政要人被处死，2300人左右被判无期徒刑。44
戴笠、梅乐斯及冷战
中美合作所于1946年3月1日在潘其武与美方参谋签订的合同精神下正式解散。所有物资归军统使用，而美方则协助赶运由军统局指挥的特务武装赴东南占领上海和浙江北部。美方还答应从冲绳向秦皇岛运送3000吨武器，同时向南京、天津和北平的警察部队输送中美合作所警察培训班的毕业生。据说梅乐斯曾告诉戴笠：“日本这个敌人是打败了，但我们还要帮助中国战胜另一个凶恶的敌人，那就是共产党。”45
与此同时，对于马歇尔将军主持的和谈，戴笠深怀偏见。他说，问题的关键是相对的军事实力。延安跟重庆一样清楚这点，而美国人却异想天开。在这一点上共产党具有优势，因为他们更能对外国人采取温和立场。“共产党的软功夫比硬功夫强，软功夫能迷惑人”，也就是说他们更能迷惑世界舆论。46
然而，尽管蒋介石在国内越来越不得人心，但美国公众却越来越拥护蒋，把他看作国统区的最后最美好的希望。当冷战不断加剧时，美国驻华海军参加戴笠反共活动的事实成了一枚荣誉勋章，而梅乐斯则越来越像电影《泰利和海盗》47里的人物。
朝鲜战争停战十年之后，罗伊·斯特拉顿（Roy Stratton）在其著作中曾描述过一种传单（这种据传说曾经出现过的印刷品，似乎没有一份被保存下来），在对日战争时期它们传遍整个亚洲，向官员、警察和地下分子悬赏“不论死活——100万美元”，来追捕中美合作所的领导人物，因为他们既是共产党也是日本人的敌人，“追捕者是日本军队和中国共产党的部队，被追捕的是戴笠中将，中国国民党秘密警察头子，以及他的美国副手米尔顿·梅乐斯上校（后来以海军中将军衔退休）&&在他们手下有10万游击队、2.5万名海盗，以及3000名美国技术人员和教官，这位中国将军和美国上校让日本人和中国共产党吃尽了苦头。他们跟陈纳德将军一起上了东条英机（Tojo Hideki）和毛泽东的死刑名单”。48
定位
在1946年春天流传着许多关于戴笠将来计划的说法。有些人相信他会继续充当蒋介石的一个忠实奴仆，另一些人则想他会退休回老家孝敬母亲，而第三种传说认为他会从事业余爱好，去领导一个疏浚黄河的工程。49其中没有任何一种说法可以得到证实。但可以肯定的是，蒋介石准备召集他的秘密特工头子们开会，以确定战后政府保密组织的各种角色和作用。在这一点上，不止一次几乎被委员长“允许”自杀的戴笠陷入了深深的忧郁和沮丧之中。50根据戴笠自己的理解，他肯定蒋想利用召开这个会议来废除军统组织。51正如他对一个亲信说的那样：伴君如伴虎。52
因此，在蒋和他的情报头目们举行高级会议之前，戴笠大肆活动，在全国甚至国外争取同盟。1946年2月12日，他坐一架C—47式飞机离开重庆去上海、苏州、南京、北平、济南和青岛，表面上是为了“肃奸”，实际上则是去鼓动何应钦这类军界要人共同对付即将面临的摊牌局面。53
当然，美国海军是他在国外的主要支持者。54事实上，美国海军的一些高级将领希望将戴笠提升为中国海军总司令。55美国第七舰队柯克上将于1946年3月在北平受到戴笠问候时几乎把这话说了出来。56接着，戴笠在柯克的访问上花了大量的工夫：命令部下替他定制专门的中国海军制服（由上海的裁缝精制）；有专门陪同的故宫之游；以及由风流妩媚、英语流利的舞伴作陪的招待会。57
然而，当戴笠于3月初还处在诸般筹备之中时，他接到了一份由毛人凤转交的蒋介石的电报，正式列出了即将举行的会议的出席人名单：宣铁吾、李士珍、黄珍吾、陈焯、叶秀峰、郑介民、唐纵，以及戴笠本人。在这七位被邀请者中，有三位——宣铁吾、李士珍、黄珍吾——是戴将军多年的对手。58而且，写在蒋介石电报背后的一个注提醒戴笠说，在重庆会议期间，宣铁吾、李士珍和黄珍吾会“捣鬼”。这个注的署名是“以炎”，它是毛人凤的代号之一。59
李士珍的名字为什么列在戴笠的前面？宣铁吾难道不是戴笠不共戴天的敌人？而且，李、宣、黄难道不都是黄埔一期或二期的“老大哥”，而戴笠则不过是他们的六期后生而已。当戴笠把自己的助手文强召到他在北平的住宅特别会面的时候，这些问题显然在折磨着他。60
文强发现他的上司怒气冲冲。戴笠把背后写有注的电文给文强看，然后他拍着胸脯说：
我辛辛苦苦在外面奔波劳累，一心为校长，想不到会有人乘机捣鬼，落井下石，想端我的锅。同室操戈。实在欺人太甚！请为我拟一复电，说我处理平津宁沪的肃奸案件，事关重要，无人可以代理，请宽限半月才能返渝面陈一切。61
他镇静下来后，又接着对文强说：同时要表达对宣铁吾、李士珍、黄珍吾捣鬼必须揭发的意见，措辞要委婉一些，不要露出与人争长短的痕迹。62然后戴笠要文强把电文稿在发出之前交送他过目，并命令他别对任何其他人提起这些事情。63
文强一边考虑着电文的措辞，一边琢磨起委员长电谕的意思。这些人无疑是敌人，不仅是戴笠的敌人，而且是蒋本人潜在的敌人。蒋是否有能力抵挡这三个“老大哥”再加上陈焯？陈焯直到孙中山死后蒋一举领先之前，差不多是与蒋介石平起平坐的。而郑介民和唐纵为何对这些人的“捣鬼”一无所知呢？难道戴笠的这个江山老乡毛人凤故意把这二人排除在外，以在他和戴中间形成一个共同防御性的小圈子？64
文强自然不敢对戴笠提出自己的这些疑问，但他感到有必要冒昧建议：对付这种危机的唯一办法是“以退求进”。戴笠问这是什么意思，文强答道：委员长在“下野”时三次采用了这一策略——他战略性地撤出政府以度“难关”。对戴笠来说，有很多办法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尤其是内战即将爆发之际。要是戴笠能去美国待一阵，而在与共产党的武装斗争中美国人又被证明是不可靠的同盟的话，那么蒋介石就会把戴笠召回来，而那时戴对于这个政权的价值就会十倍百倍地增加。65
听了文强这一番话，戴笠逐渐露出笑容。文强讲完后，戴笠送他出门时对他说：“我的老兄说得好，值得考虑，但别对任何人提这事。”文强回答说，要是戴笠真的出国，他希望将军别忘了带上他。戴笠大声笑了起来，但没有回答。66
戴笠之死
戴笠也许曾经考虑过文强的建议，但不仅在预计的重庆会议召开之前他来不及去美国，67而且他急于回上海，看看情人胡蝶的离婚证书是否已经报到法院，好跟这位影星结婚。68他还打算从上海飞到重庆，解除李士珍对中央警察学校的职权，并准备主持4月1日的首次战后军统成立纪念仪式。3月16日，戴笠携222号专机的机组人员从北平飞往天津，在那里过夜。69但次日天气恶化。戴笠不理会飞行员的担心，坚持让他们在青岛加足了燃料向上海飞去。70如果气候险恶的话，他们就在南京降落，假如南京也不行，就直飞重庆。除了戴笠和机组人员之外，飞机上的其他八位人员是：军统人事处长龚仙舫，71总参谋学校毕业生、军统局专员金玉波，香港大学文学士、英文翻译马佩衡，三名保镖，一名密码员，还有戴笠的朋友黄顺柏。222专机于1946年3月17日上午11点45分从青岛起飞。72
当他们在空中飞行时，没有雷达的飞行员获悉上海机场正值暴雨如注。于是他转飞南京，但是那里也是滂沱大雨，雷电交加。空军派出了4架飞机导航，但云层太低，他们无法与222号专机取得联系。飞行员向地面发出了两次信号：第一次，222号专机准备返回；第二次：仍拟在南京降落。13点13分，该机发出信号说，他们正在降落。接着联络中断了。73
岱山村坐落于南京西南方向、距板桥镇约20里的江宁市马鞍山之中。3月17日下午，雷雨刚过后的天空显得格外阴沉压抑，乌云弥漫在草木覆盖的丘陵之上。午饭后不久岱山的村民们听见低得罕见的飞机引擎声响盘旋在布满了三丈高的树梢的地面上。不久，附近的居民就看见一架飞机撞在一棵树上，然后随着惯性又冲了200来米后便撞在一个山顶上，一声爆炸巨响后便是万丈火焰。74
显然岱山的村民无法立刻向南京报告这一事故。然而当局已经估计到情况不妙。天气刚好转，航空委员会、中国航空和美国海军一起协同进行搜寻。当地时间 20点，美国飞机发现了222号专机的残骸。75后来于当天晚上赶到岱山的军统人员，很容易就发现了马鞍山一带的飞机残骸，但无一人幸存。76
关于飞机失事的消息被压了五天。直到3月22日，军统的参谋长李崇诗有机会调查失事地点，戴笠的死讯才得以公布。《大公报》尤其谨慎地避免早下定论：
就本月十七日从青岛起飞的军用飞机在南京附近被发现坠毁一事，国家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参谋长李崇诗，昨天（三月二十一日）从上海到达此地（南京）调查这架失事飞机的情况。据悉戴笠将军也在那架飞机上。因此，所有部门都对他的安全表示了极度关切，但他的下落有关部门尚未确定。77
《申报》则不那么吞吞吐吐：
据一位记者调查，国家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戴笠将军乘飞机从北平途经青岛飞往上海，因飞机在南京西南郊外撞到马鞍山山头坠毁而死亡。据悉，他烧焦的尸体已被确认，并于二十二日装殓。78
尽管戴笠因事故而死已经被通告，但相反内容的流言却立刻传播开来。首先，有人相信，他的死并非出于事故。79《中央日报》在3月24日报道说：据有关部门透露的消息，不久前被释放的共产党重要领导人叶挺将军也在飞机上。在飞行中，据说叶挺和戴笠争执起来，并拔出了各自的手枪，随即而起的射击导致了飞机着火。80
还有人说，飞机坠毁是共产党的破坏。81另一个猜测是，美国战略情报局在飞机上安置了炸弹。82这个看法认为，飞机里一种气压计的保险丝被做了手脚，它被调成在5000英尺的高度上爆炸。83尽管斯坦利·拉维尔（Stanley Levell）在诸如222号专机的原产地等重要细节上搞错了，但战略情报局的这位间谍用品发明家坚信，戴笠是这么被谋杀的：
在蒋介石政府中最招人恨的是戴笠将军，这位残酷的秘密警察头子，连中国人都管他叫“中国的希姆莱”。暗杀与处决是家常便饭，以至于人们只能耳语他的名字。日本人投降后，戴笠及其部下在重庆上了他的飞机飞往北平，去组织一场对所有据说与日本人合作过的中国人进行的大清洗。所有的人都感到这将是一场没有正义的大流血。有人告诉我，戴笠的飞机在飞到5000英尺高度时尾部爆炸了。84
更为普遍的说法是，那天戴笠根本就没有上那架飞机，而是假造了自己的死亡来挫败他的敌人。85
莱司特·沃克（Lester Walker）在《哈珀斯》杂志（Harper’s）上撰文，把戴笠作为“中国的间谍王”介绍给美国公众。关于戴笠的死亡，他写道：
这个故事天衣无缝，但没人相信。新闻简报是4月1日发出的，也就是愚人节。那天你只要问任何一个中国人他今天的看法，他只会笑，说“这不可能”，也就是说，中国人认为这不可能，相反，他们相信，这位世界上最大的“间谍王”仍在养尊处优，而不可能被杀死。86
不过大量的证据表明，在残骸中发现的那个浑身烧焦、失去右手和右腿的遗体，是戴笠。军统自己的调查人员根据特别的牙板、羊毛内衣残片以及梅乐斯四年前在重庆送给他的38口径的短管自动手枪，确定了他们上司的身份。87就像沈醉对听了很多谣传的胡宗南说的那样：“经过多方调查，证实没有什么人对他进行谋害，的确是由于气候关系，驾驶员不慎撞在山上失事。”88
余波
对“蒋委员长信任的部下”戴笠的死亡，尽管大多数人感到惊恐不已，但仍反应不同。有人认为他的去世是中国的一大损失；另一些人则相信，这是苍天对一个建立了跟希姆莱最可怕的监狱一样残忍无情的集中营的人的报应。89在中央社以中国的名义发表了一系列对戴笠歌功颂德的文章的同时，其他评论者则指出，戴笠的恐怖主义打击，从对付共产党扩展到了普通老百姓。90
据说蒋介石在听到这一消息时掉了眼泪，但“自由派和左翼圈子在对这位爱国者和抗日斗士死亡表示遗憾的同时”，希望政府能够利用这个机会来取消或改善这个“普遍被认作中国的盖世太保”的军统。91在左派竭力宣扬公众的“打倒特务”的要求时，上海的杂志《新文化》在庆祝一个新的未来：一旦戴笠身后的奴才们意识到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时候了，应该赞美而不是压制个人自由，那时中国将由人民管治，一个和平的民主时代便会到来。92
虽然有这些虔诚的希望，然而那时戴笠的部下们已在他们自己中间开始了对其上司秘密王国的赃物的争夺战。93当然，也还是有一个正式的继承人的。
蒋介石任命郑介民为军统主任，毛人凤和唐纵当副主任。94但戴笠实在是无法被取代的，因为他从来不愿下放自己的权力，他对整个军统的许多部门都亲自过问，所以没有任何单独一个副主任能够独自担当起他的角色。而且，军统本身已经发展成了一个庞然大物，它的各个组织结构——尤其是它的经济单位——已经变得如此分散，到了战争结束时，甚至连精力过人的戴笠本人都几乎无法对军统进行全面控制。95
戴笠对这些黑夜部队控制的减弱，可以从他的特工们肆无忌惮的“五子登科”活动上看出来。96李宗仁将军在形容1946年占领北平时说：
让人最不能容忍的强加在当地百姓头上的不公正之一是秘密特工们任意使用“汉奸”一词，有意制造恐怖主义。他们这么做的目的在于对无辜的人进行敲诈。任何公民，无论是店主还是大学教授，都会由于被指控为曾与日伪合作、当过“汉奸”而立刻遭到逮捕。97
戴笠死后，其他秘密特务机构，如中统，赶紧用接管军统具体部门的方式来增强他们自己的力量和影响。98与此同时，军统被迫将它的许多贸易活动分散开来。军统继续直接维持公共治安和制约民政，但一个特殊的“自给计划”将经济企业分配给军统创办的许多新的商业公司，而创办这些公司的军统官员们则希望能利用他们秘密警察的关系来吓唬其他竞争者，以便中饱私囊，或者以此来没收被怀疑有战时汉奸罪的公司的财产。99
然而，这些暴发户，甚至那些具有广泛的外勤经验、领取高额津贴的军统高层领导人，都缺乏重建戴笠与黑社会同盟者的联系所需要的个人关系，而后者过去一直在帮助秘密警察的地下经济活动。100而且，这些敲诈勒索分子也失去了一个有力的朋友和庇护人。101到了杜月笙作为上海市政委员会、土地协会和商会的代表参加戴笠的悼念仪式的时候，这位青帮首领已经丧失了他的政治支柱。当杜在 1949年最终离开上海去香港时，他仅是在救自己的命，而非仅仅为“恢复健康”。102
军统的瓦解
随着抗战胜利的接近，军统开始因派系斗争而分裂瓦解。103其中一个主要裂痕是原训练班的区分，在临训班和任何其他人之间，这种裂痕尤其明显。军统首期训练班的毕业生，即最早在湖南临澧设立的特训班的毕业生，自认为是秘密特工的精英，是“天之骄子”，因此他们准备在战后为自己安排甚至更重要的职位。104但1946年3月戴笠的死使他们难以抵挡外人的攻击：在全国战后的通货膨胀不可遏制之时，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在军统的缩编中被裁减掉了。105
为了自卫，张明选、吴菊生、李葆初等20多人当年秋天在重庆发起了一个“滨湖同学会”。刘本钦和邓毅夫106在南京又联络了二三百人。尽管沈醉向他们提供了一些资金（他们要沈当会长），但这些特训班毕业生的存亡取决于他们的秘密警察工作。于是，沈醉把李葆初推荐给了毛人凤当人事部门的负责人；把刘本钦推荐给了“国防部”保安局长唐纵当人事头目；把刘子英推荐到“交通警察总局”主管人事。107
与此同时，在最上层的军统统一的结构中出现了三个省份派系：毛人凤领头的浙江派，“国防部”副部长郑介民为主的广东派，以及“内政部警察总署”署长唐纵后面的湖南派系。108这三个派系起码在表面上都认为应该用阻止其他训练班的毕业生组成自己的校友俱乐部的方式来“抓干部”。尽管毛人凤正式下令只能成立一个统一同学会，他自己却一直以继续任命前临训班毕业生为各省站长的方式，当着滨湖同学会的“靠山”：钱霁林任贵州站长，吕世琨任重庆站长，董士立任西康站长，等等。109
总之，军统的末日已经屈指可数了。失去大陆之后，国民党政府开始重新组建特工机构。蒋介石最终以直接的统治取代了秘密的和地下的统治。本来，中统在军事委员会领导之下已经改名为“内政部调查局”，110一到台湾，它又被命名为“司法行政部调查局”，简称为“司调局”，由张庆恩和后来的沈之岳与阮成章领导。另外，军统在抗战胜利后由毛人凤领导，并于1946年夏天改名为“国防部保密局”。111但迁到台湾后，它变成了“国防部情报局”，先后由张炎元、叶翔之、汪敬煦、张式琦领导。112
家人
戴笠的后裔结果更糟。他的弟弟云林（或春榜），一直是个多事的同胞，跟他们的父亲一样，他也是一个嫖客和赌棍。云林当过学徒、店员，并在江山的一个公共澡堂当差，一直到他的哥哥成为一个很有影响的人物为止。1936年，戴笠把云林带到西安，并把他介绍给警察局长马志超，马任命他为当地的税务局局长。那时，戴云林经常“征用”济良所的标致女子当他的丫头，并供他玩乐。113西安事变之后，戴云林逃到了甘肃，当了三个月的景泰县县长，后来被造反的农民赶下了台。他再一次倚仗兄弟的权势被保送到中央军校高教班，毕业后成了军统兰州办事处主任。
那年夏天抗战爆发后，云林逃回了家乡保安，又一次靠着哥哥的影响当上了“忠义救国军”的一个少校。虽然偶有战事，但他却轻易地活了下来，并且当上了当地的警察局长，自己成了“二老板”，而且还征用了足够的土地（500亩地）来建造“雨农农场”，成了大地主。114
戴笠自己的儿子藏宜，据许多人说不仅在习性上和书法上非常像父亲，而且也是个年轻的赌棍、好色之徒和花花公子。这也许是为什么这两人相处得非常糟糕的原因，尽管戴藏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他父亲的支撑，115这两人在藏宜的婚姻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116为加强与十人团的关系，戴笠曾希望儿子与王天木的女儿结婚，藏宜拒绝后，戴将军把他软禁在南京，强迫他跟一个从杭州警察学校来的教师袁伦立学英语。戴将军的母亲出来调解，眼泪汪汪地劝说戴笠让他的儿子回保安老家，藏宜回去后便与衢州（王村）一位年轻女子郑锡英结了婚。他慑于父亲的脾气，不敢离开保安，便在保安开办了一所“树德小学”，并自任校长。117
中日战争的爆发略微打开了藏宜的天地。上海的肇和中学迁出敌占区，转移到了离保安约28里的三卿口，不久藏宜便在该中学主办了一个剧团，开始成天泡在三卿口的肇和中学里，或与峡口建国职业学校的师生厮混。至于收入，他主要依赖父亲势力得来的一系列挂名职位：江山县参议会员、江山县银行董事长、交通总局少将专员。118
戴笠的飞机在南京郊外坠毁之后，戴藏宜卷入了家中对父亲财产的纠纷，搞得很不体面。藏宜非常想得到那两辆派克牌和别克牌汽车，以及戴笠在上海法租界拥有的一座花园洋房。派克牌轿车最后落到了军统南京站站长手里，但藏宜总算得到了别克牌汽车的钥匙和那座别墅，但他舅舅毛宗亮抢夺汪伪分子周佛海送给戴笠的贿赂品100根金条的企图未能得逞。119
在此同时，一个更为体面的机会出现了：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和梅乐斯送了戴藏宜1万美元，在衢州前国民党机场宿舍建立一个雨农中学来纪念戴笠。梅乐斯、胡宗南、汤恩伯、杨虎和姜绍谟等都当了校董事会成员，而戴藏宜则任校务主任。他利用该职位从中国银行杭州分行又榨取了5万元。120
为了纪念父亲，戴藏宜还希望在内战时期用组织反共民兵的方法来使父亲的使命永恒化。为此，他需要武器。1946年，他向保密局浙江站站长章微寒要求提供给他200支步枪和10支卡宾枪来武装保安特工纵队。该纵队由他本人和他的叔叔戴云林领导，备有无线电设备和几辆卡车。当战局急转直下，人民解放军开始进入江山时，戴藏宜企图逃向福建。但道路被共产党部队封锁住了，他几乎无法逃回保安。等他最终回到保安后，便与他叔叔一起组织了一个千人左右的大队，其中大多数是当地的土匪。这支大队分成两股力量突破了封锁，但戴藏宜于1949年9月9日在大溪滩乡刘家山被共产党部队抓获；戴云林于当年12月28日在江西广丰鳌峰乡被捕。于是，戴笠的弟弟和儿子都被带回到江山的三卿口，在当地的群众大会上公审后被处决。121
戴笠之墓
1946年8月初，蒋介石前往戴笠的临时墓地志公殿向他做最后一次悼念。委员长携宋美龄同行，他在询问毛人凤是否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地点安葬遗体后，便与夫人开始朝灵谷寺走去。蒋夫人因为脚穿高跟凉鞋而无法多走，两人便返回了。
两星期后，蒋介石与毛人凤一起察看南京城外中山陵后面的烈士公墓，然后下山为戴笠寻找一个最佳地点。蒋亲自为他的这位随从选定了一处安葬之地。蒋介石这个一向被认为《圣经》不离手的基督徒，以对风水非常内行的样子指着中山陵东面的一个地方，解释说这是安葬戴笠灵柩的最佳之处，大家对此都感到非常惊讶。122
米尔顿·梅乐斯要求获准参加戴笠的葬礼，但乔治·C·马歇尔将军由于意识到即将在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开始的内战而禁止他以官方身份参加。123于是，梅乐斯穿着便服从上海坐火车去南京目睹了他朋友的安葬仪式。124随后，他给戴笠的母亲写信，表示对听到“我的长兄戴笠将军”死讯的“最深切的悲哀”：
他通过文字以及在我所听到过的他对同事们几百次的讲话中，体现出一种领导魄力、坚定信念和先进思想的结合，这是一个民主国家真正伟大的领导人的精华所在&&他总是向我表示出对三个人的极端敬仰：孙中山总统、委员长以及您本人&&他是一个杰出的领导&&而我，您儿子的弟弟想要参加他在保安的葬礼。但从现实角度讲这次不可能了。125
他在信的结尾与妻子艾玛（Emma）一起提出，愿意负担戴将军的养女淑芝在美国的教育费用。126
梅乐斯在1947年3月27日为戴笠扫墓时，向他最后一次致悼。那天，他在这个巨大的陵墓入口处庄严地种下了两棵梅花树。1949年，共产党部队挖了戴笠的坟并毁了他的遗骨，这两棵树也被拔掉了。四年之后，戴笠的前部下潘其武从台湾给梅乐斯写信说：“为了纪念我们去世的领导，我们在离台北不远的山坡上建立了一个纪念堂。在其入口处我替您种下了两棵梅花树。”127
陨落
1989年春，在戴笠的飞机于南京郊外坠毁43年后，几百个他生前领导的情报特工员在台北集会，成立了一个“三十七联谊会”（即3月17号）。为了名副其实地纪念他们的上司，他们宣布这个联谊会的目的是形成一个同盟来“打击反革命势力”。联谊会的所有成员都有治安背景，他们被前台湾情报主任叶翔之召集起来，而后者的领导是曾任戴将军总督察官的乔家才。128
于是，晚年戴笠的形象包含了两个截然相反的方面。对于中国大陆的共产党人，他完全是一个邪恶的象征，魔鬼的化身。而起码对于在台湾的一些国民党人来说，他一直是个英雄人物：这位“间谍王”也许把中国从最凶恶的敌人那里拯救了出来。或许，不把戴笠从这两个极端来看倒能更好地表现他的复杂性。不过，在本书接近尾声时，一位中国朋友不带倾向地问：“最终，他到底是坏人还是个好人？”
像戴笠这样一个模糊不清的异种是无法用如此简单的语言来概括的。他曾一度是法西斯恐怖的象征，现代警察国家的化身，严格的儒家理想的执行者；在他永不休止的梦想中，他是传说中的中世纪那些在王朝颓落时应运而生的战略家们的一个雄心勃勃的继承人。在所有这些形象下面，戴笠在很大程度上是他所处的复杂时代的产物，身居传统与现代政治斗争的顶峰，坚信自己生必逢时，但终究难以摆脱命运的叵测无常。
想到戴笠对诸葛亮这个《三国演义》中最核心而且最暧昧的人物的崇拜，人们不禁会想起孔明在公元234年去世时，对自己在乱世之中毕生致力于平息反汉叛乱的反思。
“万事皆由天意，”眼看北斗之中的一星摇摇欲坠，诸葛亮无可奈何地叹道，“吾本欲竭忠尽力，恢复中原，重兴汉室，奈天意如此。”129
孔明的魔力此刻已无法挽救他，随着他将星的陨落，周围的魏兵鼓噪不止，这位卧龙逝于军帐之中。六个世纪之后，诗人杜甫写道：“长星昨夜坠前营，讣报先生此日倾。”该诗句未被选入杜甫诗集。诸葛亮终年54岁，而戴笠死时49岁。
注释：
1 Lary, Violence, Fear, and Insecurity:the Mood of Republican China, p.62；并见Waldron, The Warlord。
2 这种背景，在50年代到60年代里，还刺激了无数中国读者的想象力，他们都是“充满了关于追捕国民党特务和敌人间谍故事”的“中国公安文学”的爱好者。Kinkley, Chinese Justice, the Fiction, p.245。
3 正如本书早先形容的那样，拷打在五六十年代的电影里经常出现。关于这类电影可以列出一个很长的名单来。比如，描写上海沦陷时期和内战的《永不消逝的电波》（八一电影制片厂），军统和中统特务与日本人和伪警察一起，企图摧毁共产党的短波电报发射台等。
4 Seybolt, Terror and Conformity, pp.68—69;Chen, Reconsidering the Yan’an Way, p.1.
5 John S.Service, Secret Security, OSS Papers.
6 开始，蒋介石反对向延安派遣代表团，但在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1944年6月访问中国之后，蒋收回了他的反对意见。Smith, OSS, p.262。
7 Smith, OSS, p.273。通常，戴笠对美国在华的情报活动非常了解。Memo to the Chief of the Information Branch, Central Planning Staff, Central Intelligence Group, 17/5/46, 2, in Miles, Personal Papers, Box 3。戴笠可能是从莫里斯·德帕思（Morris De Pass）上校那儿了解到美国军事代表团的消息的，后者接替了巴雷特上校的职位，但不久便由于其与戴将军的关系被免职。Letter to the Chair,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Berkeley, from Wilbur J.Peterkin（他在德帕思被解职之后成为美国军事代表团的团长）。
8 Aldrich, Intelligence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p.270;Yu, OSS in China, pp.189—193.
9 确实有这样一个计划，魏德迈将军在1月24日获悉该计划。贝德上校的这份建议提出，在共产党管辖区部署由多达5000名美国人组成的别动队，并向2.5万名游击队员们提供装备，向民兵组织提供10万支乌尔沃思（Woolworth）式单发手枪。Romanus and Sunderland,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 Ⅱ:China-Burma-India Theater, Vol.3, pp.250—252。
10 同上书，第252页。
11 Schaller, The U.S.Crusade in China, p.239.
12 Smith, OSS, pp.273—274.
13 Romanus and Sunderland, United States Army in World WarⅡ: China-Burma-India Theater, Vol.3, p.253.
14 他们在途中由杜月笙陪同，杜在淳安一直待到日本人投降；当年9月3日他才回到上海。郭绪印：《旧上海黑社会》，第101—102页。
15 但人们不应当低估陈立夫在接收过程中的贡献。陈派特使向丁默邨传递信息说：广岛被扔了原子弹，战争马上就要结束了，我要你们所有的人都干三件事。虽然你们都是汉奸，但要是你们能完成这三项要求，我便可以保证你们不被处死。这三项要求是：在国民党到达之前不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接管南京、上海和杭州；在宁—沪和沪—杭铁路沿线控制伪军，并允许国民党政府军队立刻进入上述地区。这些事项全都做到了。而丁本来是会被免于一死的，但他未经医生许可擅自离开看守，到南京玄武湖游玩了一趟。有个记者发现了他，于是报纸便批评政府对他过于宽大。因此蒋介石别无选择，只得下令将他处决。“Ting Mo-ts’un”, file in Chen Lifu Materials, p.8; Chang and Meyers, The Storm Clouds Clear Over China, p.227。
16 丁转而又任命军统特工葛谷光为浙江省警察局局长。由徐朴城（第一军）和丁锡山（第十军）领导的汪伪部队被命令“就地待命，维持地方秩序”。而孙良诚、李明扬和李长江领导的其他汪伪部队则被收编到国民党正规军内。章微寒：《戴笠与庞大的“军统局”组织》，第111、149页；“Interview with Mao Tsu-p’ei”, p.3, report from Harold Wiens, Oss Headquarters, Chunking, OSS Report XL—10952, 31/5/45.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Archives, War Department.U.S.National Archives, Military Reference Division.Chen Lifu concurred with this decision, “Ting Mo-ts’un”, p.5, File in Chen Lifu Materials。
17 章微寒：《戴笠与庞大的“军统局”组织》，第112页。
18 与此同时，军统总部的程一鸣和内政部的酆裕坤准备了一份名单，要在抗战结束后把名单上的人送到各地接管警察力量。程一鸣：《对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的补充、订正》，第247页。
19 到了那时，军统上海站处于混乱状态。在站长蒋伯诚被捕后，他的接班人毛子平（音）也被抓获。毛在1944年11月越狱，并于1945年3月底逃离上海。“Interview with Mao Tsu-p’ei”, report from Harold Wiens, OSS Headquarters, Chungking, OSS Report XL—10952, 31/5/45.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Archives, War Department。
20 上海站的情报负责人是赵志熙，行动负责人为程一鸣，人事由龚仙舫领导，罪犯调查归沈维翰，检查归廖华平，总务由郭斌负责。章微寒：《戴笠与庞大的“军统局”组织》，第112、148页；程一鸣：《对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的补充、订正》，第246页；Marshall, Opium and the Politics of Gangsterism in Nationalist China, p.42。
21 Aldrich, Intelligence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 p.368.
22 这些伪军头目包括孙殿英、孙良诚、门致中、张岚峰和李玉麟。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149页。并见王子晨、舒季衡：《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来天津的活动情况》，第210—211页。
23 Gillin and Meyers, eds., Last Chance in Manchuria, p.145。这是军统改组后由马汉三领导的华北站总体计划的一部分。1945年11月下旬戴笠访问天津，随后成立了一个新的统一的天津站，由陈仙洲领导。王子晨、舒季衡：《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来天津的活动情况》，第209—212页。
24 当时文强拥有中将头衔，他也是警察部门东北地区的负责人及保安团的巡视专员。
25 戴将军的日本顾问之一是个名叫上田（Ueda）的前满洲铁路官员，他奉命组织一个“第85单位”，用熟悉平津地区情况、为当地老百姓所能接受的部队来取代第九十四军的南方单位。上田（Ueda）曾经是“黑龙会”的一个成员。“Shanghai Situation”, OSS 47359, Feb.4.1946, p.5。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U.S.Army.U.S.National Archives, Military Reference Division。
26 文强：《戴笠死前二三事》（1），载《中报》，1989年7月19日。
27 关于这个研究社的成员，见张瑞：《原国民党军统东北区》，第92页。
28 同上。这个办事处坐落在沈阳和平区国际马路16号。
29 同上书，第91—92页。特研会（“特种问题研究会”的简称）由文强领导，他的副手是张树勋、陈旭东和王开江。
30 为了征集行动经费，军统在东北建立了三个雇用日本人和朝鲜人的企业：东北公司、福民碾米厂和东兴企业公司。张瑞：《原国民党军统东北区》，第85—86页。关于军统秘密涉入大韩民国秘密警察的情况，见第96—100页。
31 同上书，第92页。
32 同上书，第84页。
33 福田德次郎为日本皇军陆军中将，曾任日本驻华盛顿武官，能说流利的英语、法语和德语。同上。
34 同上书，第88—89页。文强为释放这些人辩解说：虽然这些人是战犯，但现在他们与我国合作进行重要的对日工作。同上书，第88页。与国民党政府合作反共的最重要的日本官员有十政信（Tsuji Masanobu）上校（一个知识极为渊博的情报官，也叫石原莞尔，即Ishiwara Kanji的追随者）和冈村宁次（Okamura Yasuji）将军（他执行了三光政策，但他在内战战略上指导了国民党政府后，被上海的一个法庭宣判无罪）。Boyle, China and Japan at War, p.331。
35 同上书，第92页。
36 同上书，第86—87页。
37 Boyle, China and Japan at War, p.331.
38 南京市档案馆编辑：《审讯汪伪汉奸笔录》，第273、294—295页。
39 1946年3月18日的《民主报》（重庆），引自U.S.Consulate General（Chung King）, “Chinese Press Review”。据当时被关在监狱里的陈恭澍回忆说，在北平26个人被处死刑的那天，他以为自己也会被处死的，那些人大都是军统的特工。陈恭澍：《抗战后期反奸活动》，第564—565页。关于报界对上海地区处理汉奸案子迟缓的批评，见：《大公报》，46，1，19，及《时事新报》46，1，30，2，引自U.S.Information Service, Chinese Press Review, American Consulate General, Shanghai, China。
40 《戴笠之死》，第10页。
41 同上。他曾想让新新公司总经理李泽飞往美国，但由于淞沪警备司令部总监察员毕镐奎的阻止而未能得逞。
42 这些“汉奸”们包括桂章、李辅群、许廷杰和郭卫民。《戴笠之死》，第12页。何崇校：《国民党第二方面军肃奸专员办事处与广东肃奸委员会》，第142—143页。
43 《戴笠之死》，第12页。
44 Boyle, China and Japan at War, p.333.
45 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69页。并见章微寒：《戴笠与庞大的“军统局”组织》，第112页。Chief of Naval Intelligence, Future Handling of Business Concerning the Chinese Government, 18/4/47, in Miles Papers, Box 3; “China Convicts American, 67, as Taiwan Spy”, New York Times, August 24, 1986, pp.1—11。
46 文强：《戴笠死前二三事》（2），载《中报》，1989年7月23日。
47 美国动画片，描述冷战时期的美国反共活动。——译者注
48 Stratton, Navy Guerrilla, p.84.
49 Walker, China’s Master Spy, p.169.
50 政治协商会议对取消秘密特工机关的呼吁也使他紧张起来。
51 1946年2月，戴笠在即将去北平之前把程一鸣叫到办公室，然后关上门对程说：“我告诉你一件事，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因为共产党在‘双十协定’中提出取消特务机关，美国人也劝领袖决定取消本局，派了叶秀峰、张镇、李士珍、宣铁吾、郑介民、唐纵和我共同研究取消本局。”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第202—203页。
52 文强：《戴笠死前二三事》（2），载《中报》，1989年7月23日。
53 朱元亨：《戴笠坐机失事纪实》，第249页。他尤其希望，在他被迫向蒋请假赴美以免成为委员长的打击对象时，能够争取到何应钦的支持。文强：《戴笠死前二三事》（3），载《中报》，1989年7月25日。戴笠在于1946年2月底飞往天津的途中，以贪污和色情丑闻的罪名逮捕了军统华北站的几个头目；在3月中旬第三次去天津时，他又惩治了一些在肃奸中纳妾的国民党将军。王子晨、舒季衡：《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来天津的活动情况》，第 213—215页。
54 据说戴笠希望继续享有美国的军事援助以抗击共同的敌人——共产党。沈醉：《军统内幕》，第278页。
55 梅乐斯于1945年9月从美国回来，他在海军上将李（Lee）的支持下，竭力支持戴笠当中国海军总司令。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68页。这可能与美国海军希望在青岛建立一支独立于美国陆军顾问团的军事顾问小组有关。由于马歇尔和佛莱斯塔尔（Forrestal）的支持，这场斗争一直持续到1946年，最终在1947年2月后成立了一个联合顾问团。“Navy Department’s Position Concerning Draft Agreement for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dvisory Group to China”, February 4, 1947, in U.S.State Department, Files 893.20。
56 当时据信戴笠打算与这位美国官员讨论“剿共”事宜，后者正在作退休前的最后一次访华。戴笠在美国第七舰队奉命协助蒋介石输送部队接管华北时与柯克结下了密切友谊。徐宗尧：《组织军统北平站和平起义的前前后后》，第207页。
57 戴笠命令三位军统官员黄天迈、马汉三、张家辁负责筹备。文强：《戴笠死前二三事》（1），载《中报》，1989年7月19日。关于戴笠对华而不实的制服的在乎，见程一鸣：《对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的补充、订正》，第242—243页。
58 “戴笠对黄珍吾不满，据说黄宣布的首都警察厅长一职，不是戴笠的推荐，而是宣铁吾、李士珍向蒋介石说过话，这未免使戴感到面子上难堪。”文强：《戴笠死前二三事》（2），载《中报》，1989年7月23日。关于宣铁吾自己设立的一套由青帮负责的间谍机构，见Chung, Elitist Fascism, p.209。
59 Chung, Elitist Fascism, p.209。
60 那个住宅是什锦花园。文强：《戴笠死前二三事》（2），载《中报》，1989年7月23日。
61 同上
62 同上。这份电文一直没有送到蒋介石的手里。后来毛人凤在戴笠的葬礼上对文强说，因为他觉得电文里的一些措词不太得当，所以就一直没有将此电文送到委员长那里。
63 同上。
64 同上。
65 文强：《戴笠死前二三事》（3），载《中报》，1989年7月25日。
66 同上。
67 戴笠的确向第十一战区司令孙连仲提起赴美的可能性。同上。
68 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8页。
69 原来的飞行员被从该机上撤换掉了。赵新：《戴笠摔死前后》，第274—279页。
70 军统上海站那时的办公处设在杜月笙的弟子们建立起来的一座高大的“新艺术”馆里，现在是一家豪华的餐厅。徐铸成：《杜月笙正传》，第55页。这座房子位于当时的杜美路上。关于这个办公处的细节，包括毛森对荣德生的绑架材料和肃奸，见程一鸣：《对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的补充、订正》，第246—248页，第250页；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70页。
71 朱元亨：《戴笠坐机失事纪实》，第249页。
72 朱元亨：《戴笠坐机失事纪实》，第249页；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8页；Pan Ling, Old Shanghai, p.95。
73 据黄康永说，联络于12：30分中断。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8页。
74 朱元亨：《戴笠坐机失事纪实》，第249页；王直：《戴笠之死与江宁两山》，第54页；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8页；“News of the Week”,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101.5:103(30 March, 1946)。为节省汽油，戴笠的飞行员显然是超低空飞行。文强：《戴笠死前二三事》（3），载《中报》，1989年7月25日。
75 潘凌（音）声称，搜寻在雨中进行了3天之后才找到了8具尸体。我认为这在时间上和尸体的数量上都不准确。包括机组人员，尸体一共有13具。Pan Ling, Old Shanghai, p.196。
76 朱元亨：《戴笠坐机失事纪实》，第249页。
77 英译《大公报》，25/3/46，引自U.S.Consulate General, Chinese Press Review, 3/16/46—9/27/46.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 1930—1939.Government Documents Library, Microfilm 31217。并见：U.S.Information Service, Chinese Press Review, American Consulate General, Shanghai, China, March 25, 1946, p.4。
78 1946年3月25日的《申报》（上海），引自U.S.Information Service, Chinese Press Review, American Consulate General, Shanghai, China, March 25, 1946, p.2。
79 其中最耸人听闻的说法是，北平站站长马汉三曾经与日本人密切合作，作为奖赏，他被授予从慈禧太后墓中盗出的宝剑。作为战犯受审的日本间谍川岛芳子（Kawashima Yoshihiko），则利用了宝剑来牵连马汉三。据说戴笠把宝剑带上了飞机作为指控马的证据，而马协助安排了飞机的坠毁。《上海谈》，1（1989）；《中外杂志》，327：40—44。其他说法暗示，是陈氏兄弟唆使飞行员干的，而飞行员自己则在撞机之前跳伞逃脱了。冯美铨：《解放前军统在西安和银川的组织活动》，第75页。
80 1946年3月25日的《中央日报》（上海），引自U.S.Consulate General Chinese Press Review, 3/16/46—9/27/46,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 1930—1939.Government Documents Library, Microfilm 31217.U.S.Information Service, Chinese Press Review, American Consulate General, Shanghai, China, March 25, 1946。并见《戴笠之死》，第3页。
81 Smith, OSS, p.276.
82 Caldwell, A Secret War, p.203.
83 “它和园林浇水管的直径差不多，装在一段充满炸药的管子上。所有的军用飞机在机尾都有检查点，这样我们的测高器会整齐地滑入机身后部，并落到翼肋间的支柱里，看不见。不管机场的高度如何，只要带有这个装置的飞机升到5000英尺上面，机尾就会爆炸。我们最大的用户是在重庆的中国部队，他们在许多日本飞机上安装了它。”Lovell, Of Spies and Stratagems, p.50。
84 《戴笠之死》，第50页。
85 同上书，第3页。
86 Walker, China’s Master Spy, p.169.
87 “News of the Week”, China Weekly Review, 101.5:103(30 March, 1946).
88 沈醉：《军统内幕》，第207页。并见《大公报》1946年3月25日，引自U.S.Information Service, Chinese Press Review, American Consulate General, Shanghai, China, March 26, 1946。
89 《戴笠之死》，第3—4页。
90 同上书，第4、6—7页。
91 同上书，第6页。戴笠的支持者们强调，他在沦陷区的“恐怖活动是对付日本人及其傀儡的”；反对他的人则宣称，他把自己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与共产党斗争和追捕进步人士方面。“Death of Tai Li”, China Weekly Review, 101.5:91—92(30 March, 1946)。并见《新华日报》，1946/4/7，引自U.S.Consulate General Chungking, Chinese Press Review, pp.5—7。
92 同上书，第3—4、9页。
93 例如，从前的花花公子、现任交通警察总局局长的唐生明，被毛人凤怀疑与周伟龙一起阴谋接管在湖南和浙江的特别行动和警卫单位。（在日本人占领时期，唐在苏州和镇江指挥了一个5000人的傀儡保安大队。）周被逮捕，而唐差一点就没能躲过军统特工的暗杀队。沈醉：《解放前夕军统特务在长沙的罪恶活动》，第191—193页；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70页；陈恭澍：《抗战后期反奸活动》，第365页。
94 《大公报》，3/30/46，引自Shanghai, U.S Consulate General Chinese Press Review, 16/3/46—27/9/46, Record to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 1930—1939, Government Documents Library, Microfilm 31217。
95 在上海，戴笠及其部下抢夺了极斯菲而路（Jess field）76号公寓、日本人经营的“东方渔业公司”的房屋和机轮船队、大型锯木厂、三夹板厂、东方经济研究所及其图书馆、日本海军俱乐部、宝隆医院和400多辆汽车。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70页；并见Chen, Making Revolution, p.213。
96 这个使军统及其各个头目们大发横财的“五子登科”活动（即抢夺房子、车子、金条子、女子、票子）是在一个关于在最高经济委员会下建立一个赔款研究局的密令下被执行的。这个局的作用是：1．侦察、记录和辨认所有隐藏的日伪财产；2．核实和检查对战争赔款的要求；3．通常的经济情报活动。“赔款研究局”被授予的权限是：1．搜查私人住宅、公司、商店、办公室、商业机构、仓库、银行、车站等等；2．在局长的批准下调查所有公共和私人组织的记录和账目。Chinese Secret Document, n.d., in Confidential U.S.State Department Central Files.China:Internal Affairs, 1945—1946。
97 Tong and Li, The Memoirs of Li Tsung-jen, pp.440—441.
98 戴笠死后，其他秘密特务机构，如中统，赶紧用接管军统具体部门的方式来增强他们自己的力量和影响。但是，军统特工渗透并接管了胡宗南以前的特工机构。这些潜伏人员之一是冯美铨上校，他在西安失陷后投诚共产党，并将军统的人事名单交给了彭德怀和贺龙将军。冯美铨：《解放前军统在西安和银川的组织活动》，第86页。
99 《戴笠之死》，第8—9页。
100 后来李宗仁在写国民党收复北平时说：“其中最糟糕的是由军事调查统计局局长戴笠将军派到北平来的秘密特工人员。他们公开宣称自己要比任何官员——不管其配有的级别或职位——都要高出三级。由于我是中国陆军的四星级将军，一个秘密特工会认为他比我高出三星！” Tong and Li, The Memoirs of Li Tsung-jen, p.44。
101 蒋经国的警察人员因操纵股票罪而逮捕了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当时其父亲为上海股票交易所的头目）。Shanghai Municipal police(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Files, D—4685, p.43。
102 Marshall, Opiuml and the Politics of Gangsterism, p.43。他的家庭成员包括3个姨太太，其中之一是电影演员孟小冬。那时杜患有严重的哮喘，他于1951年8月16日死于昏迷之中。由于他在香港居住未满8年，根据法律不能被安葬在那里，他的遗体被船运到台湾。1953年6月28日，他被安葬在台北附近的一个山村里。孟小冬于1977年在台湾去世。江绍贞：《杜月笙》，编入李新和孙思白编辑的《民国人物专集》，p.319;Pan Ling, Old Shanghai, pp.230—231, p.233;Boorma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pp.3:329—330.Scott, Actors Are Madmen, pp.163—164。
103 Chen Shuyi：《在武汉警察界里的战斗》，第157—158页。
104 关于临澧毕业生的期望，见吴智新：《军统见闻点滴》，第77—78页。
105 沈醉：《军统内幕》，第33页。
106 邓毅夫当过重庆侦缉大队部书记室主任。同上书，第110页。
107 这些特务头子们都非常合作，因为沈醉控制了军统在全国的一些设备和安全房。1948年李葆初被任命负责在共产党统治的地区安置秘密据点。沈醉：《军统内幕》，第33—34页。
108 Yeh, The Liu Geqing Affair, p.20。毛人凤在台湾去世后，他的位置由广东派成员张炎元接替，张被调到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组当主任后，叶翔之成了“国防情报局”局长。而郑介民则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兼大陆工作处处长，后来他负责“国家安全部”，并负责统一“全国”的情报特工机构。唐纵最终被提升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第227页。
109 沈醉：《军统内幕》，第33—34页。
110 该调查局局长是季源溥。赵毓麟：《中统我见我闻》；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第189页。
111 邓葆光：《军统领导中心局本部各时期的组织及活动情况》，第199—200页。关于毛人凤为对付蒋介石而加强自己的地位，见徐好文与胡必林：《戴笠接班人毛人凤升官图》，第66—67页。
112 程一鸣：《军统特务组织的真相》，第189页；沈醉：《军统内幕》，p.iv。毛钟诗，戴笠的一个表弟，成了情报局三处的处长。政协江山县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辑：《戴笠家世》，第10页。
113 文强：《戴笠其人》，第178页。
114 章微寒：《戴笠与庞大的“军统局”组织》，第277—278页；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79—80页；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4页。
115 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3页。
116 这发生在藏宜就学于厦门大学一年之后。文强：《戴笠其人》，第179页。但见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80页，张说他在复旦大学上了两年。
117 根据一些与藏宜敌对的说法，藏宜玩弄或强奸了一些教师，包括他的婶婶和侄女。文强：《戴笠其人》，第178页；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80页。
118 章微寒：《戴笠与庞大的“军统局”组织》，第278页。
119 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3—4页。
120 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80—81页。章微寒：《戴笠与庞大的“军统局”组织》，第278—279页。
121 章微寒：《戴笠与庞大的“军统局”组织》，第279页；章微寒：《戴笠与“军统局”》，第81页；黄康永：《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53页。
122 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第171—172页。
123 “Chinese Guerrill as Found Set to Fight”, New York Times, 10/8/57, p.3.
124 Pan Ling, Old Shanghai, pp.196—197.
125 Letter to Madame Tai, Pao-an, Kiang Shan District, Chekiang, 20 March 1946, Miles, Personal Papers, Box 3.
126 同上书，并见徐宗尧：《组织军统北平站和平起义的前前后后》，第147页。
127 Pan Qiwu to Miles, 16 August 1953, Miles, Personal Papers, Box 3。潘其武后来被任命为负责蒋介石在台北郊外住宅附近阳明山公园的警卫部队的头目。
128 《国际日报》，3/24/89。包括在大陆当选的“立法院”成员在内的这些顽固的元老们，有的以他们在“立法院”内国民党和反对党之间的争吵中拳打脚踢而出名。（与曹圣芬的个人交流）
129 罗贯中：《三国演义》，第104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