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Gabriel Abraham Almond）将政治文化解释为政治系统成员的行为取向或心理因素，即政治制度的内化。政治文化可以概括为政治认知、情感与评价，也可以表述为政治态度、信仰、感情、价值观与技能，在这个意义上，政治态度与政治文化属同义词，可以相互置换。这种看法同时表明政治文化不包括经济社会结构与政治制度，也不包括政治学说与政治哲学。考虑到社会精英与大众在态度、价值、观念上存在差异的事实，可以分为精英的政治文化与大众的政治文化。从何种政治文化更有利于民主政治运作的角度，可以分为地域型、顺从型与参与型。

民国早期政治文化的变迁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依旧是一种精英的政治文化，但是其性质已经从传统的依附型文化或者说臣民文化，向依附—参与型政治文化转变。

在政治取向层面，首先发生的变化是政治认知取向。清末新政以来，大批政治精英、知识精英专注民主政治，热烈讨论政治问题的现象，在民国初年达到了一个高潮。一个重要的表现是人们对宪法问题的热烈讨论。当时北洋政府主张国权主义，呼吁建立强有力的政府，赞成中央集权，反对联邦主义，要求总统制度。国民党主张民权主义，认同地方分权，要求内阁制度。进步党多持中间立场，主张国权与民权的调和，反对极端的地方分权，同意内阁制。此外，一些民间人士也积极参与讨论。或是主张宪法应该关注少数民族的法律地位，或是强调宪法的效力，倾心“强力的宪法”，或是建议根据中国的国情，合理借鉴各国宪法的长处。

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宪政主义在思想界的主导地位迅速丧失，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种社会改造思潮不断涌现，政治认知呈现多元化格局。不过，五四运动以后，在俄国十月革命的激励下，“人们的兴奋点愈益移向苏俄和马列主义。兼具科学形式和人际激情的马列主义，以其大同理想和革命方略相统一的实践性魅力，吸引了急谋改造中国社会的‘五四’知识分子”。①[1]以新青年杂志刊登的文章为例，明显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时期，1919年前，它的主要内容是以“科学”、“民主”为旗帜反对儒家伦理，其文章均以欧美思想文化为主导。1919年后，文章转变为宣传马列主义为主。此外，“三民主义在新文化运动后期才最后成熟，并获得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认同”。②[2]马列主义与三民主义成为20世纪20年代知识界的主流认知取向。

其次是政治情感取向。民国初年社会各界对欧美民主法治思想的积极鼓吹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国民党领袖都表示支持宪政，认为好宪法是立国的根本，共和政体的保障。在这种形势下，原先比较封闭保守的地区，社会的民主气氛也活跃起来。市镇民众关心党派问题，加入党、社者社会层面日益拓宽。清帝退位后，党、社问题迅速成为北京居民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以至出现“遇有不相识者，问尊姓大名而外，往往有问及贵党者”的景况。众多的党派、政治团体都对民主政治表达了诚挚的好感。在他们的宗旨、纲领、宣言中，纷纷表示“拥护共和”、“谋求共和”、“建设共和”、“促进共和”、“巩固民国基础”等。无论是同盟会、国民党、共和建设会等激进型政党，还是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等保守派政党，在称颂民主制度、认同共和主义立场上都是一致的。

但是在民主政治试验不断遭到挫败，国内政局动荡不安的情况下，人们对宪政民主政治日益失望，革命情绪不断滋长。顾维钧在回忆录中也提到：“（当时）我的同事们——有些是我的至交好友，有些亦曾在国外留学——一般地不像是能理解国会是整个政治制度的必要部分，而且它的地位为宪法所保证。相反，他们把国会看作令人厌恶的东西。”①[3]1923年12月17日，在北京大学25周年纪念日民意测验中，关于信任国会问题的调查表明，相信者只有3票，不信任者有666票。

最后是政治评价取向。上文已经谈到社会大众在民国初年对共和民主政治合法性的认同，当时的激进派政党与保守派政党的纲领都主张政党内阁、两党政治。而主要的争论是对中国应该实行何种宪政制度模式的不同看法。五四运动后，一些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开始从阶级角度重新审视民主宪政，认为西方民主本质上是资产阶级民主，这种民主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是为资产阶级经济和资产阶级统治服务的，并不能体现多数人民的意志与利益。因此，他们开始否定英美宪政民主，要求无产阶级民主。而与此相呼应的是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孙中山、朱执信等国民党人士也开始否定英美宪政代议制度，鼓吹“直接民权”。孙中山从民国早期议会政治失败中得出这样的结论：“所以中国今日要实行民权，改革政治，便不能完全仿效欧美。”他认为“近年来俄国新发生一种政体，不是代议政体，是‘人民独裁’政体。⋯⋯惟想这种人民独裁的政体，当然比较代议制政体改良得多。”1923年1月国民党更是明确批评“现行代议制度，已成民权之弩末；阶级选举，易为少数所操纵”。在孙中山等人看来，真正民权是人民拥有选举、复议、创制、罢免等“直接民权”。而只有通过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与北洋军阀，才能实现真正民权。

同样地，由于议会政治在起步之初即信誉扫地，一些宪政主义学者的思想也不幸发生转折，开始怀疑并否定代议制度，章士钊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1922年9月27日，章士钊在长沙《大公报》上曾宣扬代议制不适合于中国。因为代议制本是西方工业国的政治制度，而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并不适合代议制。而且“国会代议制之在欧洲，亦为历史上偶然之事实，并非学理上天经地义之制度”。

民国早期政治文化变迁中表现出两个显著特点。首先，政治认知上从一开始就出现“民主完美论”的看法。由于当时的政党政治文化不完全是一种民主的政治文化，它更多地表现出党派意识的极端对立、妥协意识的缺乏、敌对情绪的强烈，以及容易陷于意气之争和执迷于自己党派的利益，常常任意攻击诽谤对方，不时引发混乱的党争，忽略和影响了重要的政治事务。对此，人们认为政党政治文化应该是两党对立、公平竞争。梁启超曾反复申明，政党是以国家利益为本位，而国家利益是相对的，与本党利益相冲突者，未必与国家利益冲突。还有人认为开国之初，各政党应该牺牲其权利，以政见为重。当国家面临危机时，又应该牺牲政见，以国家为重。

其实这种认知是一种不了解实际政治的肤浅见解。即使在发达的民主国家，政党政治文化虽然表现出宽容、温和、妥协的一面，但是互相攻诘、利益争斗、黑幕交易也是常态，更不要说是在民主化的早期阶段。美国建国初期，华盛顿、富兰克林等众多政治领袖都对当时的政党派系斗争深恶痛绝。但是麦迪逊却承认党争是一种正常的政治现象，它合乎人性，根源在于人们利益的差异。他还形象地比喻道：“自由于党争，如同空气于火，是一种离开它就会立刻窒息的养料。但是因为自由会助长党争而废除政治生活不可缺少的自由，这同因为空气给火以破坏力而希望消灭动物生命必不可少的空气是同样的愚蠢。”

其次，政治情感取向经历从“宪政万能论”到“宪政无能论”的转变。萧功秦的研究指出，从清末新政以来，许多立宪派人士就认为“宪政主义已经成为医治中国各种顽症的唯一的灵丹妙药”。①[4]这些政治精英的心态是“只要有了一个立宪国会，一切都是可以办到的。宪法一经制定，国会一经成立，失败误国的岁月将立刻一扫而光，财政竭蹶可以补救，国债可以偿还，军备可以扩充，国力将进而充沛，人民权利将被恢复。而多年来中国民族所蒙受的民族羞耻将被扫除。国家的威信将广被全世界”。①[5]民国初年，政治界人士对宪政建设持盲目乐观与激进的情感取向仍然相当普遍。顾颉刚在《古史辩》自序中曾回忆说：“辛亥革命后，意气更高涨，以为天下无难事，最美善的境界只要有人去提倡，就立刻会得实现。”

在这种情感的指引下，人们很难容忍国会政治在实际政治运作中产生的一些弊病，尽管这些问题在同时代的民主国家已经是司空见惯。早在民国临时参议院时期，《申报》就针对参议员议事违规现象，不止一次激愤地指出：“此参议院不如解散，岂足以代表民意？”《大公报》更是不遗余力地批评参议院。仅在1912年7月，它就连续发表了13篇评论，将参议员各种不良行为暴露无遗。正式国会成立以后，人们对议会政治的批评不绝于耳，同时也表达了对民主政治试验的失望，认为各党“所争均无关政见，不过闹党而已”。杨天宏先生在研究国会制度消亡时，特别指出：“由于代议制曾经被视为西方民主政治的体现，因而国会成了验证西方民主制度是否具有可行性的对象。但这种‘尝试’显然是浅尝辄止。在不断有更新的‘样板’可供效仿的情况下，当时的政治家和一般国人很快得出了国会政治‘万万不能存立’的结论。”

从经验的立场来看，“宪政万能论”或是“宪政无能论”的政治情感取向非常不利于现实的政治实践。经验知识的缺乏，使人们很难全面认识宪政民主政治，包括对民主政治客观作用的领会，对民主政治建设艰巨性的认知等。这样，一旦遭遇挫折，人们就容易丧失对民主政治的信心，转向支持开明专制或者其他类型的极权主义。

政治文化变迁中另一个引起争议的问题是大众冷漠型政治文化。时人与今人都对当时广大民众不知民主为何物的境况感到遗憾。因此，人们认为近代中国民主力量薄弱和民主化的艰难，与广大人民的政治文化的落后状况有着直接的关系，也就是说相应的“国民程度”是实行民主政治不可缺乏的条件，这个条件不具备，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政治。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美国在独立战争之后的近半个世纪里，“在广大选民个人对成年男子选举权开始感兴趣之前，这种选举权对美国政治只产生了较小的影响。自从革命战争以来，很大一部分选民对于选举漠不关心；除了偶尔一次的州选举以外，参加投票者人数有限，仿佛乐意接受少数政治上杰出人物的领导。对于广大的乡村工匠和自给自足的农民来说，⋯⋯政治是那些与之利害攸关而且具有管理公共事务所必需的经验的富豪们的事”。①[6]在民主化早期阶段，出现大众冷漠型政治文化，是一种正常现象，它与民主政治的建立也没有多少必然的关联。

至今，人们对民初精英文化的评价仍没有多少积极的看法。作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社会群体，精英关心政治并且态度积极，而大众则对政治较为冷漠和疏远。精英更倾向于参加投票、组成团体甚至竞选官职。在政治信仰方面，精英有着较为确定、恒久的信仰，而大众的政治信仰则往往不甚明确，且漂移不定。因此，在政治发展阶段中，精英政治文化的出现既是合理的，对社会变迁的促进作用也是不容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