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府千金

张爱玲的血管中流着贵族血液，她的豪华家世可从她的祖母算起。她的祖母李菊耦是李鸿章的爱女，一位相府千金。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知名度极高的人物，晚清重大历史事件几乎都与李鸿章有关。从太平天国、捻军起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侵华之役，他都有不同程度的参与，大多数情况下还是核心人物。在他手里与外国侵略者签订的条约就有：中英《烟台条约》，中法《中法新约》，中日《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李鸿章还是晚清兴办洋务的领头人，他主持创办了机器局、煤铁矿山、轮船招商局、唐胥铁路与津沽铁路、南北洋电报、织布局；并选派了学童赴美留学；在军事上，他训练新式军队，购置铁甲兵船，编练北洋海军，建炮台、船坞等等，以上事业在中国大多都属首创，因此梁启超称他是学习西方、筚路开山的祖师。但他一度拥有“投降派”“卖国贼”“洋务派首领”等多顶帽子，直到现在，国内史学界在评价李鸿章上仍存在不小差别。但这些都不属于本书论及范围，这里仅从家族传统的角度对其作一些介绍。

李鸿章原名章铜，字渐甫，又字少荃，晚年自号仪叟，生于清道光三年正月初五（1823年2月15日），安徽合肥东乡人。合肥在清代是庐州府治。李氏前代本姓许，后过继给李氏，连续七代都以耕读为生。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曾开设家馆，当塾师，贴补家用。李文安的三个哥哥（文煜、文瑜、文球）也都当过塾师。李文煜还是弟弟们的老师。合肥李家在未发迹前，应是旧中国典型的乡村知识分子家庭。李鸿章上面有一个哥哥李瀚章（原名章锐，字筱荃），下面有四个弟弟，依次是鹤章（原名章锬，字季荃）、蕴章（原名章钧，字和甫，又字和荃）、凤章（原名章铨，字稚荃）、昭庆（原名章钊，字幼荃）和三个妹妹。

经过辛勤苦读，李文安终于在道光十四年（1834年）中了甲午江南乡榜第九十六名举人；四年后，道光十八年（1838年）又中了戊戌科进士，分发刑部以主事任用，后官至督捕司郎中、记名御史。李文安是合肥李氏由耕读走向出仕的第一人。

李鸿章兄弟中，只有李鸿章天资聪明，李文安将读书应试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李文安中进士后一年，李鸿章入了县学，时年十七岁。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李鸿章年二十，他写了一首《二十自述》，表露他急于成名的抱负与愿望：

蹉跎往事付东流，弹指光阴二十秋。青眼时邀名士赏，赤心聊为故人酬。胸中自命真千古，世外浮沉只一沤。久愧蓬莱仙岛客，簪花多在少年头。

次年，李鸿章在庐州府得到优贡，李文安写信催他入都参加第二年的顺天乡试，他又写了《入都诗》十首，其中不乏气薄云天的豪言壮语，如：“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定须捷足随途骥，哪有闲情逐野鸥？”“倘无驷马高车日，誓不重回故里车。”

也真如李鸿章所愿，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的甲辰顺天恩科乡试，他脱颖而出，中了第八十四名举人，他以年家子侄身份列名曾国藩门墙，从此受到曾国藩多方照顾。但接着的乙巳恩科会试，李鸿章名落孙山，算是小挫。三年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丁未会试，春闱告捷，列为二甲第十三名进士，五月改翰林院庶吉士，这年李鸿章虚岁二十五，“簪花多在少年头”的目的达到了。三年后散馆，李鸿章正式成为翰林院编修。翰林院编修职位不高，只是正七品，但在明清两代却是清贵之选，贴近中枢，入阁拜相往往是翰林出身，假如不发生变故，经过辗转周折，李鸿章包括其师曾国藩都有可能走上这条路。但太平天国运动和同时的捻军起事，使他们走上了另一条封侯拜相的捷径。

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暴露了清政府整个国家机器的腐朽无能。太平军从广西出发，一路经湖南、湖北、安徽，势如破竹直下南京，并于1853年在南京定都，清朝半壁江山震动。清政府多方围堵，绿营兵非败即溃，只得起用汉族地主来组织团练对付起义军。

首先在湖南组织武装的是守籍在家的礼部侍郎曾国藩，他组织的军队后被称为湘军。同时安徽人吕贤基（时任刑部侍郎）也自告奋勇愿意回乡组织团练，清政府自然是从谏如流，任命吕为安徽团练大臣，吕同时奏请李鸿章“帮办团练事务”。吕贤基、李鸿章返回安徽后，军事上并不得手，吕贤基兵败自杀。咸丰八年（1858年）李鸿章投奔时在江西的曾国藩。李鸿章虽标榜师事曾国藩，但并非久居人下之人。1861年湘军攻下安庆，太平军在上游受挫，却在下游连连获胜，在忠王李秀成主持下，连克江浙名城，上海已如孤岛。上海士绅派人赴安庆要曾国藩分兵江苏，清政府为保全江浙饷源重地，也命曾国藩救援苏浙。但湘军兵力有限，曾国藩不得不命李鸿章招募淮勇赴苏，并保荐他担任江苏巡抚，李鸿章独领风骚的机会来了。

自此以后，一支听命于李鸿章个人的军事集团——淮系集团逐渐形成，依托江浙、上海财赋重地，淮军有比湘军更有利的发展条件。上海又是华洋荟萃之地，外交上的运用、折冲，又培养了李鸿章与洋人打交道的才干，李鸿章后来的起家实缘于此。

李鸿章依仗饷源充足的淮军和外国人组织的洋枪队，接连攻下苏州、嘉兴、常州，为曾国荃攻下南京扫清了外围。同治三年（1864年）南京陷落，太平天国运动失败，清政府为表彰曾氏兄弟和李鸿章的功劳，封曾国藩一等侯、曾国荃一等伯，李鸿章与曾国荃一样，也是一等伯（伯号肃毅）。接着李鸿章率淮军奉命镇压北方捻军起义，同治七年（1868年）捻军被镇压。李鸿章早在同治六年（1867年）时便已升任湖广总督，至此又授协办大学士，赏太子太保衔。这年八月李鸿章入京朝觐，慈禧太后特赐他紫禁城骑马。从官位言，大学士即是拜相，又有宫保头衔，加上被封伯爵，李鸿章一身荣耀已达汉人极限。同治九年（1870年），他又从曾国藩手中接任直隶总督并兼北洋通商大臣，将洋务、通商、海防各事都归并管理，至此李鸿章在这个位置上一干就是二十五年。

到天津上任后，他在运河北岸圈筑新城，另建公署，他的幼弟昭庆将其眷属护送到天津定居。按规定，直隶总督衙门设在省城保定，天津只是行馆，每年海口春融开冻后才移扎天津，冬令封河再回省城，但李鸿章因应付海防和对外交涉，多半在天津办公，很少去保定。

这时李鸿章的眷属有哪些？李的原配周氏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去世，同治二年（1863年）在苏州他续娶了安徽同乡赵昀（字芸谱，号岵存，又号遂翁）的女儿莲儿。这位赵夫人出身于书香世家，祖父是嘉庆状元，父、兄、侄一家四代都是进士，是安徽的名门望族。赵莲儿比李鸿章小十五岁，据张爱玲说，长得并不漂亮，但却以贤能著称，进入李家，上要侍奉婆母（李鸿章母亲娘家也姓李，光绪八年才去世），下要综理家事，使李鸿章无后顾之忧。赵夫人至光绪十八年（1892年）去世，享年五十五岁，陪伴李鸿章近三十年。赵夫人去世时，李鸿章有一封信给赵夫人的堂弟，说：“回忆卅年奉侍慈闱，经理家政，礼法秩然，贤明之称，中外无间。兄籍无内顾之忧，何意垂暮，急遘此变，追怀往事，悲悼何穷！”这一年李鸿章已七十岁了。

在封建时代，维系夫妻关系最重要的是礼法，其次才是感情。李鸿章回忆亡妻对家庭的贡献，感情几乎不着一字，这可与张爱玲的描写互作印证。张爱玲说：“李鸿章本人似乎没有什么私生活。太太不漂亮……他唯一的一个姨太太据说也丑。二子二女也都是太太生的。”（《对照记》）张爱玲的话大约是来自她姑姑或是李氏后人，想必有相当依据。

李鸿章早年因周氏夫人没有生儿子，便过继了幼弟昭庆的儿子李经方（字伯行）为子。与赵氏夫人结婚后，第二年（1864年）便生了经述（字仲彭），再一年即同治四年（1865年）生了经（菊耦），也就是张爱玲的祖母，后又添了经远（早逝）及三子经迈（字季臬）以及小女儿经璞。幼子经进（早逝）则是侧室莫氏所生。

李菊耦既生于相门之家，父母年龄虽相差较大，因礼法所拘，彼此倒也相安无事。李鸿章感情生活中的一点缺陷，似乎在两个年轻美貌的女儿身上得到满足，以是李鸿章特别疼爱她们。在当小姐时，李菊耦的家庭生活相当温暖，兄弟们外出做官，家里剩下的只有菊耦姐妹。菊耦姐妹幼时与兄弟一起在家塾中读书，当时的馆师名叫孔昭馨，举人出身，为人谨慎，学问很好，菊耦深受其教益。菊耦姐妹又能从兄弟口中得知外间大事及种种学问（李鸿章幕中这种人最多），因此不仅知书达礼而且有一定见识，其中尤以菊耦是个尖子，当时著名文士李慈铭就知道她“敏丽能诗”。

据张佩纶《涧于日记》所记，李菊耦不仅能诗，还善弹琴、弈棋、煮茗，对书画有很高的鉴赏力，特别喜欢王羲之的《兰亭序》，曾收藏有不少兰亭帖。菊耦对历史典故也很熟悉，婚后一次张佩纶问及“烛影斧声”即宋太宗弑赵匡胤的千古疑案，菊耦不仅称实有其事，还举出了许多例证，张佩纶极为叹服，认为菊耦“竟如老吏断狱，识力甚辣”。又有一次谈到流行的一句俗话“嫁女儿要找比自己家强的，娶媳妇要找不如自己家的”，李菊耦也谈了自己的看法，赢得张佩纶的称赞。可见李菊耦是一位文化素养极高又有见识的女子。李鸿章明白女儿的能力，口风又紧，办事又细心，就常让她代看公文。大女儿结婚后，二女儿又接着姐姐的工作。

张爱玲的小说《创世纪》中，有一段匡府老太太紫微当姑娘时，陪伴父亲戚文靖公戚宝彝的光景：

紫微的母亲是续弦，死了之后他就没有再娶。亲近些的女人，美丽的，使他动感情的，就只有两个女儿罢？晚年只有紫微一个在身边，每天要她陪着吃午饭，晚上开心，教她读《诗经》，圈点《纲鉴》。他吃晚饭，总要喝酒的，女儿一边陪着，也要喝个半杯。大红细金花的“汤杯”，高高的，圆筒式，里面嵌着小酒盏。老爹爹读书，在堂屋里……坐在那里像一座山，品蓝摹本缎袍上面，反穿海虎皮马褂，阔大臃肿，肩膀都圆了。他把自己铺排在太师椅上，脚踏棉靴，八字式搁着。疏疏垂着白胡须，因为年老的缘故，脸架子显得迷糊了，反倒柔软起来，有女子的温柔。剃得光光的，没有一点毫发的红油脸上，应当可以闻得见熏熏的油气。他吐痰，咳嗽，把人呼来叱去惯了，嘴里不停地哼儿哈儿的。说话之间“什么娘的！”不离口，可是同女儿没什么可说的，和她只有讲书。

她也用心听着……他偶然也朝她看这么一眼，眼看他最小的一个女儿长大了，一枝花似的，心里很高兴。他的一生是拥挤的……可是到底有七十多岁了，太疲倦的时候，就连接受感情也是吃力的，所以他对紫微也没有期望——她是不能爱，只能够被爱的，而且只能被爱到一个程度。然而他也很满足，是应当有这样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儿点缀晚景，有在那里就是了。

明眼人不难看出，戚文靖公戚宝彝的原型无疑就是李文忠公李鸿章。匡府老太太紫微也即是李鸿章的小女儿经璞。张爱玲在《对照记》中说：“我祖母也是二十三岁才定亲，照当时的标准都是迟婚。”迟婚的原因，张爱玲说是“因为父亲宠爱，留在身边代看公文等等，去了一个还剩一个”。菊耦出嫁后，经璞就陪伴李鸿章，正如《创世纪》中描绘的那样。《创世纪》中紫微与戚宝彝的生活片段，自然也是她姐姐曾经历过的，不过李菊耦出嫁时，赵夫人健在，李鸿章尚没有后来那么孤独。

在父亲的特别宠爱下，李菊耦的相府千金生活直到她二十三岁。

选婿佳话

光绪十四年（1888年）李菊耦嫁给张佩纶做继室夫人。李菊耦时年二十三，父亲是权倾一时的宫爵部堂（李鸿章住在天津时常用此简化了的头衔。宫，即指他为太子太保，即宫保；爵，指他拜封肃毅伯，即爵爷；部堂，指北洋总督例兼兵部尚书），本人又知书达礼，容貌秀丽；而张佩纶已年届四十，据京中同僚说他已蓄须，是“美须髯”，即有一把大胡子，又结过两次婚，而且是一个流放归来的罪臣，怎么讲两人都不相配，然而李鸿章却偏偏挑选了他当自己的东床快婿，留下了一段为当时文人称羡的佳话。

身为相府千金，李菊耦姐妹不仅晚婚，而且对方年龄不是大就是小，除了父亲宠爱、须代父处理公文外，还有另一层原因，《创世纪》中便有主人公紫微的一段追忆：

姐妹两个容貌虽好，外面人都知道他们家出名的疙瘩，戚宝彝名高望重，做了亲戚，枉教人说高攀，子弟将来出道，反倒要避嫌疑，耽误了前程。万一说亲不成，那倒又不好了。因此上门做媒的并不甚多。姐姐出嫁已经二十几了，从前那算是非常的晚，嫁了做填房，虽然夫妻间很好，男人年纪大她许多，而且又是宦海潦倒的，所以紫微常常拿自己和她相比，觉得自己不见得不如她。

像样的人家要避嫌，差一点的又怕高攀不成反惹麻烦，相府千金的出嫁反倒比一般人家困难，这是常人设想不到的。

李菊耦姐妹的婚事自然被耽搁了下来。不过张爱玲还没有分析到更重要的一层原因，在封建时代，女儿婚配都要听命父母，这就涉及了李鸿章的选婿标准。尽管李鸿章没有留下有关择婿的文字，但从他挑选的两个女婿看，还是有他的一定之规的。首先重世谊，其次重本人才学，年龄般配不般配，都不在考虑之列。这就是张佩纶和那位十六岁的任姓少年入东床之选的原因。

张佩纶之父张印塘字雨樵，曾任安徽按察使。咸丰年间，李鸿章回乡办团练时曾得到张印塘支持，两人共同镇压太平军，可称世交。张佩纶中进士后，很快成为清流健将，敢说敢为，他那一支笔参劾过不少朝野官员，他的才干早为李鸿章熟知，李曾不惜屈尊降贵，倾心相交。光绪五年（1879年）张佩纶母亲毛太夫人去世，李鸿章就托人邀张入幕（按规定，父母故去，报了丁忧就不能出仕，但可入幕）。接着张的原配夫人朱芷芗也去世，张佩纶回乡营葬，路过天津时，面见李鸿章，虽辞谢了入幕邀请，却接受了李鸿章为营葬之需的千两白银。这使张佩纶很感激，在日记中曾记这件事：“先世交情之耐久如是，孤儿真感德衔悲也。”从此张佩纶对李鸿章产生好感。

张佩纶于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马江之战中，因战败被朝廷追究责任，发配至察哈尔军台效力。三年后放归，这年春天，李鸿章特邀张到天津小住，对张仍极欣赏，在一封给薛福成的信中提及：“幼樵来津旬日，意气不衰，患难之余，更进深稳。年满四十，来日正长，渑池之奋，会当有日。”（《李文忠公尺牍》）看样子李鸿章是将张佩纶当作今日的蔺相如了。也是在这一次会见中，李鸿章知道张佩纶的继室边粹玉已在张发配期间去世，便暗示张佩纶秋后来求亲。

可见，张佩纶是以世家子侄身份，又加上他本人才干为李鸿章所赏识。李鸿章对自己的选择是极为满意的，他曾说：“幼樵以北学大师做东方赘婿，北宋泰山孙先生故事，窃喜同符。”“今以升堂之戴崇，遂为移郡之萧仲，老年得此，深惬素怀。”又说：“幼樵天性真挚，曩微嫌其神锋太隽，近则愈进深沉，所造正未可量，得婿如此，颇惬素怀。”（《李文忠公尺牍》）左一个“深惬素怀”，右一个“颇惬素怀”，李鸿章既对张佩纶赞赏已久，今收为乘龙快婿，其兴奋之情是可想而知了。

堂堂中堂大人选婿，选择的又是名重一时的张佩纶，自然引起朝野注目。著名的文士李慈铭特地在日记中注明了一笔，并打听到婚礼极隆重，扶李菊耦入洞房的竟是周馥、胡燏棻的夫人，周与胡都是北洋衙门中的重要官员。相府千金的出阁，已是北洋大事了。（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十六）当然也有好打趣的翰林公，借此讥讽一番，如梁鼎芬为张佩纶一张画题诗竟写出“篑斋（张佩纶号）学书未学战，战败逍遥走洞房”之句，引起了同僚的一番笑声。（梁鼎芬：《苌楚斋续笔》卷一）

相府择婿既成了一则佳话，众口所传，流布必广，十几年后，著名小说家曾朴即将其情节收入《孽海花》中。《孽海花》是一部反映清末三十年间历史的政治小说，其特点是取材真实，人物历历可考。据考证，小说人物中有生活原型者达二百七十余人，其中关于李鸿章择婿的一节，威毅伯即是影射封肃毅伯的李鸿章，庄仑樵影射张佩纶。

小说第十四回中有关情节大致是这样：

庄仑樵因马江之败被革职充军，只有威毅伯常念道是个奇才，恰逢皇上大婚庆典，威毅伯便替他缴了台费，赎了回来，仑樵便住在威毅伯幕中，掌管机要文件，威毅伯极为信用。威毅伯有个女儿，“貌比威、施，才同班、左，贤如鲍、孟，巧夺灵、芸，威毅伯爱之如明珠，左右不离”。庄仑樵虽听有人讲过，但从没有见过。一日威毅伯感冒，要请仑樵去商量一件公事，踏进房门，早被威毅伯看见，便喊：“贤弟进来，不妨事，这是小女呀——你来见见庄世兄。”姑娘红了脸，道了万福，转身如飞逃进里间。庄仑樵一面与威毅伯谈话，一面看见桌子上有一本锦面的书，上写“绿窗绣草”，下面题着“祖玄女史弄笔”，一翻就翻到两首有关中法战争的诗，起首便是“鸡笼南望泪潸潸，闻道元戎匹马还！”这个“元戎”除了他还能是谁？两首诗一气读完，末一句竟是“功罪千秋付史评”，对他竟是既有责备更有谅解，庄仑樵“不觉两股热泪骨碌碌地落下来”。威毅伯看见就笑道，不过是小女涂鸦之作，又说：“小女有点子小聪明，就要高着眼孔，这结亲一事，老夫倒着实为难，托贤弟替老夫留意留意。”庄仑樵接着说：“相女配夫，真是天下第一件难事！何况女公子样的才貌！门生倒要请教老师，要如何格式，才肯给呢？”威毅伯听后哈哈一笑竟说：“只要和贤弟一样。老夫就心满意足了。”说完竟“很注意地看了他几眼”，庄仑樵心领神会，马上托人提亲，“威毅伯竟一口应承了”。

不过这个佳话也非一帆风顺。据《孽海花》所写，威毅伯虽一口答应，却通不过夫人这道关，威毅伯一向惧内，夫人知道后便指着他骂道：“你这老糊涂虫，自己如花似玉的女儿，高不成，低不就，千拣万拣，这会儿倒要给一个四十来岁的囚犯，你糊涂，我可明白，休想！”威毅伯忙赔笑解释，说你别看轻仑樵，他的才干胜我十倍，我这位子将来就是他的。我女儿不也是个伯夫人吗？但夫人就是不答应，后来还是小姐出面，用“爹爹眼力必然不差”和“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道理说服了母亲。

曾朴在《孽海花》中的描写，大致轮廓是可以成立的。李鸿章欣赏张佩纶才干，认为绝不亚于自己，还有机会卷土重来，诸如此类的话，李都讲过。至于是否在李鸿章房里张佩纶与李菊耦有过戏剧性的巧遇，是否有过使张佩纶产生知己之感而流下泪来的两首诗，就不得而知了。

李鸿章挑选张佩纶为婿，是断定以张佩纶的才干加上自己的推毂，张佩纶必将重新得到重用，“所造正未可量”，能做到像自己一样的大官。但他未估计到，翁婿关系的确立，反倒有了嫌疑，成为别人参劾他的口实。

张佩纶当了相府娇客后，留在李鸿章府中，甲午之战时被人参劾，只得回南方；辛丑议和，李鸿章又叫他来帮忙，最终朝廷也只给了他一个四五品京堂的名义，距离施展抱负的夙愿相去太远，张佩纶再次返回南京，终于郁郁而终。这一结局，是李鸿章始料不及的。

“宰相合肥天下瘦”——李菊耦的嫁妆

张爱玲曾说过，祖父是清官，而且是个穷京官，以财产论，确实如此。那么，张家从李菊耦、张佩纶成婚起，经过张爱玲父辈，一直到张爱玲姐弟少年，奢华生活的来源在哪里？张爱玲一语中的：“就靠我祖母那一份嫁妆。”也就是说，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当然还有伯父张志潜及两个儿子张子美、张子闲，姑母张茂渊，乃至张爱玲和她的弟弟张子静这一大家族都曾受惠于李家的余荫。合肥李氏的财产有多少？得从清末流传的一句俗谚“宰相合肥天下瘦”说起。

合肥李氏从李文安出仕起，就摆脱了耕读生活，但远非富裕。待到李鸿章和他哥哥李瀚章进入清政府督抚行列，李家面貌就彻底改观了。

封建时代，权与钱是双生子，富与贵又紧密相连。李氏兄弟中，李鸿章权位最高，也最富有。从统领淮军、任江苏巡抚起，李鸿章便一改寒门书生本色。淮军军饷的充足为当时各军之冠，按惯例，各营统带都有截旷、扣建之权，除留作聘用幕僚、来往迎送之资及各营营官中饱之外，还要上缴若干。淮军最盛时达百余营，这个截留，为数就不会少。据甲午时暂时接替李鸿章任北洋大臣的王文韶说，仅留在北洋账上的淮军钱银就有八百万两，这时淮军早已裁撤。这笔巨款也是后来袁世凯小站练兵的主要经费来源。（《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册）留在账上的尚有如此巨大的数字，李鸿章个人分润自不在少数。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平素有一种看法，认为淮军将领多为安徽子弟，随他出征，东奔西跑，战事过后，理应享受荣华富贵，这是淮军将领贪污成风、军纪败坏的根由。李鸿章对此一味回护，以至淮军宿将如刘铭传、周盛传、张树声、卫汝贵、周馥、唐殿奎、涂宗瀛等个个都腰缠万贯。作为淮军头子，李鸿章不是富翁才是怪事。

李鸿章又是创办近代企业的代表人物。除一批军工企业外，为弥补军工企业的亏空，又创办了为数不少的民用企业，最著名的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电报局、漠河金矿及天津铁路公司等等。这些企业大多由李鸿章凭借自己的权力，腾挪各种官款，再吸收商股兴办，属于所谓官督商办性质。所有企业的总办、督办、协办、会办，都由李鸿章挑选的亲信担任，李鸿章事实上是这些企业的太上皇。每办一个企业，循例这些亲信们都要向有关官员奉送干股，李鸿章应是最大受益者。至于李鸿章收受了多少干股，亲信们要保持地位又要额外奉上多少孝敬，是查不出来的。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李鸿章死后李氏家庭仍在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的董事会上占有重要职位。他的儿子李经述做过招商局总办，经述死后，1910年6月，上海举行了招商局第二届股东会，股东们选举盛宣怀为总理（总办后改的名称，盛是李的亲信，后来聚敛的财富更超过李），另二位协理中有一位便是李鸿章的长孙李国杰，这一届选举因清政府不承认而告吹，但足以说明李氏在招商局中势力之大，影响之深远。

在外交事务中，李鸿章也得到不少实惠。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御史们相继弹劾李鸿章主和误国，便涉及了李鸿章在日本财产的问题。御史安维峻说，李鸿章把一千五百余万两交由某日商经营，盛宣怀代为经理，所以不愿与日失和。又有洪良品上疏说，李鸿章有数百万两银子交日商经营，所以主和。这些御史们的话有捕风捉影之嫌，所列数字也不一致，有还是没有，至今尚是疑问。但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李鸿章绕地球一周，所访各国都隆重接待，他收过不少礼品是事实。有一记载说，俄国为要与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馈赠他达三十万卢布；连副使张荫桓也沾了光，受赠有二十五万卢布之巨。

至于办海军、修码头、购置军舰和火炮，外国厂商都会给回扣，以致能挤入采买人员之列的都要发笔横财，更何况是决定此事的李鸿章呢？

所以在清末督抚大员中，论出手之阔绰，首推李鸿章（后有盛宣怀、袁世凯更驾乎其上）。前文提到张佩纶因丧妻回乡路过天津，李鸿章送的丧葬费就是一千两，使张佩纶感激涕零，这尚是小数。一位官员记下另一件事：光绪二年，丁宝桢升任川督，入京陛见，路过天津，李鸿章知道丁宝桢比较清廉，以“到京后例有应酬”为名，特告丁，已代筹一万两，存于京城某银号，用时便取。丁宝桢抵京后，各项应酬一万两不够花，干脆一客不烦二主，再向李鸿章借银一万两，据说李鸿章给得很痛快，毫不吝啬，而这笔钱当然是不须归还的。赠银给丁宝桢的，除李鸿章外，还有他哥哥李瀚章也赠银三千两。这位官员最后感慨地说：“勤恪（李瀚章谥号）、文忠二公之重友轻财，均不可及，特述之以为后世交友者劝。”（陈夔龙：《梦蕉亭笔记》）这还仅是一例。

天津位于南北交通要冲，李鸿章迎来送往这一笔开销是巨大的。为保持自己权位，对贪婪成性的慈禧、李莲英及王公大臣的各种孝敬、贺礼、节仪，收买京中御史和百官们的种种使费，也是一个庞大的数字，而这白花花的银子，都从哪里来呢？

无怪乎当时便有人说，清代中兴名臣中最富有的，以李鸿章为第一。李鸿章的财产究竟有多少？无确切数字，据容闳《西学东渐记》估计，约合白银四千万两，相当于当时全国年财政收入的近二分之一。“宰相合肥天下瘦”殆非虚言呀！

李鸿章如此，他的几个兄弟自然也不弱。兄长瀚章历任湖广、漕运、两广总督；老三鹤章官居道台，后来用钱得了个二品衔；最小的六弟昭庆虽死得早，因随李鸿章在淮军中效力，早早当了知府，死后赠太常卿。只有老四蕴章、老五凤章，一个眼睛有毛病，一个不愿出仕，只愿在乡为李家掌管家产。

封建时代，土地多寡是衡量财富的主要标准。李氏六兄弟，仅在家乡合肥，“每人平均有十万亩”，合计共六十万亩土地，“其在外县更无论矣”。李鸿章本人所置田产，每年可收租五万石。直到1936年，“李文忠享堂每年收租稻仍有三万余石”，统计者不禁感慨万分：“则是一个骷髅地主仍有田地三万余亩矣！”（《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

除此之外，现银和其他不动产的数额也十分惊人。有人称，李氏兄弟六人，“一、二、四房，约皆数百万，而不得其详”，分家时“析为五，每房见银三十五万两，田产典铺在外。六房早卒，遗寡妻幼子，兄弟五人，合银二百万两与之，而五房极富，家中田园、典当、钱庄值数万元不算，就芜湖而论，为长江一大市镇，与汉口、九江、镇江相埒，其街长十里，市铺十之七八皆五房创造，贸易则十居四五。合六房之富，几可敌国”。（同上）这里记的自然是属于李家在安徽老家的公产部分，在外置的私产并不在内，而私产所置如上海、天津、青岛的洋房，各大公司的股票，外国银行的存款，更是不计其数。

李鸿章不仅官居一品，同时又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富豪，爱女出嫁，嫁妆自是少不了的。李菊耦的陪嫁有多少，已无从查起，但从她后人透露出来的只言片语仍有蛛丝马迹可寻。

房产是她后人提到次数最多的。张佩纶与李菊耦结婚后，一段时间住在天津北洋衙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才双双到南京定居。在南京他们买下了原先靖逆侯张勇的府第。这是一座豪宅，厅堂不算，被人称作绣花楼的楼房即有三幢，另有一个花园。对这个花园，张氏后人——李菊耦的女儿即张爱玲的姑姑，仍有一分依恋。她记得一听说桃花或是杏花开了，母亲李菊耦就扶着女佣的肩膀去看。这所房子后来被国民政府立法院长胡汉民看中，购作立法院办公使用，足见其宽敞的程度。购置这样的豪宅，置办费用无疑来自李菊耦的嫁妆。李鸿章还将上海、青岛，可能还有天津等地的部分房产分给了李菊耦。李菊耦去世时（张佩纶已在十三年前去世），自己亲生的一子一女张志沂、张茂渊均年少，财产只好由张佩纶前妻所生的次子张志潜（长子志沧早夭）掌管，直到张志沂二十多岁才分家。分家后，仅张志沂名下所得，据张子静回忆：“至少1935年左右，他在虹口还有八幢洋房。”此外青岛一幢洋房是属张志沂与哥哥共有的。（张子静：《我的姐姐——张爱玲》）而这只是李菊耦从娘家带来陪嫁的一小部分。因为哥哥张志潜分得的比弟弟还多。

李菊耦的陪嫁中还有土地。张爱玲写《谈吃与画饼充饥》时便提及她姑姑很爱吃一种点心叫“黏黏转”，是用青麦粒做的，青麦粒是“从前田上人带来的”；张爱玲小时候，“田上人”还带来一种用开水加糖冲调吃的点心“大麦面子”，证明张家有田产、有佃户。张爱玲还明白地讲，他们家的“田地大概都在安徽，我只知道有的在无为州（现安徽省无为县）”，她记住这地名是因为“无为富于哲学意味与诗意”。不过后来“大麦面子就没有见过了”——大概田产全变卖了。

除了房产、土地外，李菊耦的嫁妆还有各种细软、古玩。直到张爱玲离开父亲的家，她手头尚有不少这类小玩意儿，有的甚至还是舶来品，显然都是嫁妆的一部分。

今日谈“李菊耦的嫁妆”这一题目，似乎离张爱玲太远，其实不然，如没有李菊耦这份丰厚的嫁妆，张爱玲的父亲就不会一辈子过挥霍的生活，由极盛而衰败的家世给予张爱玲那种凄凉，就不会由张爱玲的笔下自然流出，而绝世凄凉正是张爱玲小说最动人之处；如没有李菊耦这份嫁妆，张爱玲童年、少年就不可能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新式花园洋房的春日迟迟，老式陈旧洋房的灰暗阴冷，墙上的洒金书画，桌上发光的细瓷碗……都一一在她的小说中复活，形成独特的意象，推动人物与故事的发展。人们常惊叹张爱玲描写细节的真实，而许多细节都来自她对自己所处环境的深入体察。

所以，老祖母李经（菊耦）的嫁妆，对张爱玲的影响无论是生活还是创作，都是极其深远的。

相府门风

张爱玲没赶上见到奶奶。她奶奶死于1916年，四年后，张爱玲才出生。

但张爱玲仍能感到奶奶的存在，作为相府千金，她不仅以丰厚的陪嫁，保证了张家三代人在充裕的物质条件下生活，而且她也把李氏门风以及李鸿章的观念、生活习性传给了后代。

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曾为李家订下家规，郑重告诫子孙：

一、伦理宜笃也。父慈、子孝、兄良、弟恭、夫义、妇听、长惠、幼顺，人之大义。……唯在平时，父教其子，兄督其弟，夫正其妇，纲举目张而后家政修，而伦以笃……

二、礼节应循也。……士为四民之首，尤当恪守礼法，焉可荒经悖古？……

三、术业宜勤也。……游手赌博，败家坏俗，务宜痛惩……

四、食用宜俭也。……俭为美德，夫人知之，今愿量入为出……衣以蔽体，不必鲜丽；食以充饥，无取甘美；丧祭冠婚，各安本分；房屋器具，务取朴实……常念先辈辛勤并为后人惜福，庶不致奢荡破家，为里党笑也。勉之！勉之！（李文安：《李光禄公遗集•杂著•重订家规》）

如按李文安所订家规，展现在人们面前的确是一幅人人称羡的封建时代世情画：父子、兄弟、夫妇、长幼都在各自应在的位置上，秩序井然；都按照统一的规范即礼来行事；人人勤勤恳恳地劳作，节俭朴素地过日子。“文章经国，家道永昌”既是李家的字辈，也包含李氏先祖对子孙的希望。以上家规，除了节俭朴素这一点，因为李鸿章官运亨通、家财万贯，而没有彻底执行外，其他的家规多有沿袭，这里尤其要提的是，李鸿章在对子女的教育上，开先河，习洋务，让子孙都有机会走在时代的前列。

作为洋务派首领，李鸿章兴办了一批军事企业和民用企业，当时李鸿章已切身体会到中国洋务人才的缺乏，因此不惜在培养近代人才上做了许多工作，如果说他派人去英国学海军，算是临时抱佛脚，那么，他接受容闳建议，选派幼童留美，让幼童住在美国人家里，一住就是十五年，算得上深谋远虑了。这件利国利民的举措，后来虽被守旧派攻击而中止，但归来的留学生中却出现了一批声名显赫的人才，众所周知的詹天佑便是当时出国的幼童之一。除派留学人员外，在他的建议下，上海、广州都效仿北京同文馆，成立广方言馆，专门培养外语人才。一些地方书院也在其影响下开设外语、格致课程。如他属下的保定莲池书院，在吴汝纶领导下，开设了东文（日文）学堂。

李鸿章既有这般见识，在自己子侄的教育上，自然也不落后。他提倡学习外文与洋务，他的家塾中，不惜重金聘请名师指导自己的子侄（包括孙辈）。如曾聘当时著名文士范当世来府教中文；在西文方面，他将传教士聘请到家，悉心指导子侄们学习外语及自然科学知识。吴汝纶就赞叹这一举动：“师相近延西教士教文孙等……大约京中止师相一家。”（《桐城吴先生汝纶尺牍》）在名师指点下，李鸿章的子侄中英文根底都很好。据李鸿章称长子经方：“幼曾兼习西国语言文字，嗣充驻英参赞，游历法德美各邦，旋充出使日本大臣，于各国风土人物，往来道里，均所熟谙。”次子经述向来学习洋务，也曾随李鸿章出访过欧美。三子经迈也任过驻外使节。对有培养前途的侄辈，李鸿章也有意识地推荐到驻外使领馆任职，如昭庆的幼子经叙，就经他推荐到驻美公使伍廷芳手下当随员。李鸿章的子侄能出国、当随员，这在几十年后被认为是美差，但在当时风气未开的情况下，正经人家子弟从不走替洋鬼子办事的路。“不能事人，焉能事鬼？”郭嵩焘当了一任驻英公使，便引起国内道学夫子们的群起攻击，便是一例。由此更说明李鸿章让子侄学外语、习洋务，确有打破传统观念的意味。李鸿章是聪明人，他意识到中国未来与外国打交道的地方会增多，懂外语、熟悉对外事务的人会更感缺乏，让子孙们学这个，不愁得不到任用，就这一点说，李鸿章也有为子孙谋的小算盘。

这样的传统是怎么传到子侄辈的呢？李菊耦又是如何课子的呢？

张爱玲从带她的老女佣——李菊耦手下最得力的一个女仆口中，了解了一些片断。

老女佣这样说：

老太太总是给三爷（张志沂行三）穿得花红柳绿的，满帮花的花鞋——那时候不兴这些了，穿不出去了。三爷走到二门上，偷偷地脱了鞋换上袖子里塞着的一双。我们在走马楼窗子里看见了，都笑，又不敢笑，怕老太太知道了问。

三爷背不出书，打呕！罚跪。（《对照记》）

根据老女佣提供的背景，张爱玲推算应是光复后搬到上海租界时的光景，因为那时流行走马楼，二层楼房中央挖出一个正方的小天井。

张爱玲对女佣提供的细节很是感慨，认为她祖母是孤儿寡妇，望子成龙，又推想祖母让父亲穿颜色娇嫩的过时衣履，“也是怕他穿着入时，会跟着亲戚的子弟学坏了，宁可他见不得人，羞缩踧踖，一副女儿家的腼腆相”。李菊耦的用意可谓良苦，没想到，她的儿子不仅一事无成，而且在他手里将家业败光！

李菊耦还将李府门风——李鸿章那套做学问的方法和生活习惯传给了爱子，于是张爱玲眼前又出现了一个再版的李文忠公！

我父亲一辈子绕室吟哦，背诵如流，滔滔不绝一气到底，末了拖长腔一唱三叹地作结。沉默着走了没一两丈远，又开始背另一篇。听不出是古文时文还是奏折，但是似乎没有重复的……

他吃完饭马上站起来踱步，老女佣称为“走趟子”，家传的助消化的好习惯，李鸿章在军中都照做不误的。他一面大踱一面朗诵，回房也仍旧继续“走趟子”，像笼中兽，永远沿着铁槛儿圈子巡行，背书背得川流不息，不舍昼夜——抽大烟的人睡得晚。（《对照记》）

李鸿章的生活较有规律。吴永曾跟随李鸿章一年，据他的观察，李鸿章一天是这样度过的：

公（指李鸿章）每日起居饮食均有常度。早间六七点钟起，稍进餐点，即检阅公事，或随意看通鉴数页，临王圣教一纸。午间饭量颇佳，饭后更进浓粥一碗、鸡汁一杯。少停，更服铁水（补血剂）一盅。即脱去长袍，短衣负手，出廊下散步，非严寒冰雪，不御长衣。予即于屋内伺之，看其沿廊下从彼端至此端，往复约数十次。一家人伺门外，大声报曰：够矣。即牵帘而入，暝坐，更进铁酒一盅。一侍者为之扑捏两腿。良久，始徐徐启目日：请君自便，予将就息矣，然且勿去。时幕中尚有于公式枚等数人，予乃就往座谈。约一二钟，侍者报中堂已起，予等乃复入堂，稍谈数语。晚餐已具，晚餐进食已少。饭罢后，予即乘间退出，公亦不复相留，稍稍看书作信，随即就寝。凡历数十百日，皆一无变更。

李鸿章的生活习性，对异姓子侄如吴永辈（曾纪泽之婿）产生了影响，对自己子侄的影响想必会更大些。

李鸿章家的相府门风不会只有上述数条，举出几则，无非是在张爱玲身上我们能发现它们的某些影子；部分对张爱玲影响不大，却在她的家族传统中出现过。

少年进士

张爱玲的祖父也非泛泛之辈，他是清代光绪年间赫赫有名的“四谏”之一张佩纶。光绪年间的头十年中，张佩纶一上奏章，就要参去几个红顶子，朝野官员听到他的名字都要敬畏几分。

张佩纶，字幼樵，又字绳庵，号蒉斋，直隶丰润县人，具体说是丰润县的七家岮人，按张爱玲的话说是“河北的一个荒村”“比三家村只多四家”。张佩纶祖辈也是耕读世家，但都未出仕，曾祖张栋只是个秀才，祖父张灼连这个起码的身份都没有，他们都是因张佩纶和他父亲张印塘做了官才获得封赠的。张佩纶父亲张印塘，字雨樵，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中举，道光十五年（1835年）经大挑分发浙江，因其才干受到巡抚刘韵珂赏识升任知府，历任杭州、嘉兴、温州三府。张佩纶就是在道光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九日（1848年11月24日）生于嘉兴。张印塘后升调到安徽，任宁池太广兵备道。此时，正值太平军攻打安庆，张印塘因守卫卢州要隘集贤关有功，朝廷拟将他升任云南按察使，因当时的巡抚蒋文庆奏留，遂于咸丰三年（1853年）出任安徽按察司按察使，俗称桌台。这时的李鸿章随吕贤基回乡办团练，在与太平军的对抗中，与张印塘产生同僚之谊。张印塘于咸丰四年（1854年）病逝于任所。（吴汝纶：《安徽按察使丰润张君墓表》）张印塘死时，张佩纶才七岁。其时有一个哥哥佩经，两个弟弟佩绂、佩绪，还有两个姐姐，加上嫡母田氏（未生育）、生母毛氏、庶母李氏。时值战乱，张佩纶随母兄姐弟及叔父一家辗转浙江、江苏各地，最后定居苏州。

张佩纶幼时生活很艰难，他在一首诗里写道：“我生时就百忧丛集，到处都是枪炮声，没有任何人扶持，奉母亲越过大江小河，荒年时以茅草野果充饥，在荒园中找到一些杂豆就很高兴。”（《涧于集•诗》一）

张佩纶自幼好读书，因家贫，从小流徙各处，就格外刻苦。他对下层百姓的生活也比较了解，痛恨吏治腐败，养成了疾恶如仇的性格。

张佩纶的学问是属于经世致用一派。自鸦片战争以来，经世之学经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的提倡，代有传人。这派学问一反乾隆、嘉庆以来的烦琐考据和空疏无用的学风，讲求学以致用，密切联系实际。面对晚清内忧外患的局面，张佩纶很早便“抱经世略，忧天下之将危”。“十三通文史，二十谒天子”，（《涧于集•诗》一）抱着远大的志向，张佩纶走上了科举之路。

同治九年（1870年）张佩纶赴京参加庚午顺天乡试，得中举人。次年（1871年）辛未会试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这一年他才二十三岁，比李鸿章中进士还小两岁。《孽海花》描写他这时的形象是“方面大耳，很气概的少年”，与庄寿香（影射张之洞）“三寸丁的矮子，猢狲脸儿，乌油油一嘴胡须根，满头一寸来长的短头发……怪模怪样”恰是鲜明对比。

按旧制，翰林院例有大考，成绩优秀者可晋职。光绪元年（1875年）张佩纶因之擢为侍讲，第二年又兼日讲起居注官。清代规定，侍讲有奏事权，但许久以来，翰林们不过将侍讲作为晋升阶梯，很久没人做建言之事了。张佩纶却认为既担任此职务，就要充分利用这一机会，挽救国家的危难，于是开始了他“雷霆万钧，朝阳一鸣，振聋发聩”的谏臣生涯。

清流健将

让张佩纶声震朝野的是他当翰林院侍讲后，由于频频建言成了人人注目的清流健将。

何谓清流？

顾名思义，清流的对义为浊流。清流中人往往自标清高，不同凡俗。他们评议时政，弹劾大臣，指斥宦官，“上至朝政之阙，下及官方之邪，微及闾阎之困，无不朝闻事目，夕达封章”。（震均：《天咫偶闻》卷六）他们相互砥砺，标榜风节，形成一种势力，人们称之为清流党。

张佩纶等清流党人均在同治、光绪年间，即19世纪70年代脱颖而出，这有它的特定历史背景。

清政府自将太平军和捻军镇压下去后，自诩为“同光中兴”，但实际上外有列强的包围，边疆危机连年不断；内则吏治腐败，各地农民起事不断，哪里有什么中兴景象？清流派对外反对列强蚕食，对内主张整饬纪纲，严惩腐败，他们的言论虽是为维护清王朝统治而发，但也表达了下层民众的呼声。

清流党的出现与清朝统治者各派系之间的纷争也有关系。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过程中，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汉族势力作了巨大贡献，他们控制的湘系、淮系集团得以壮大，这是慈禧等满族贵族集团所不愿看到的。她千方百计想压制这股势力，找曾国藩、李鸿章及两系将领的毛病，他们中很多人已成为地方督抚，清流党人对骄横不法的地方督抚的揭露和抨击，正投合了她打击湘系、淮系势力，扭转外重内轻的局面，提高她本人威信的目的。

此时在最高统治者慈禧与恭亲王奕之间，矛盾也在加深。这叔嫂二人于咸丰去世时，曾团结一致，发动政变，从肃顺手中夺取政权，但在权力分配上常闹意见。于是慈禧与奕都结好清流派人物，想借清流派之力抬高自己、压制对方。

清流党的形成还与明清以来科举取士制度有关。科举考试中最关键的一关是会试，分为主考及各房考官，这一科取中的进士称房考官为房师，主考官为座师，都要一辈子执弟子礼，而主考官也以网罗各方名士为荣，从而形成了牢固的师生关系。同光之际的两位清流领袖李鸿藻和翁同龢为什么能左右朝政？就因为他们曾多次任过主考，门生遍天下。李鸿藻是直隶人，翁同龢是江苏人，所以清流党又有北派与南派的区分。同光之际是以北派清流为主的时代，当时人称李鸿藻为青牛（与清流同音）头，张之洞、张佩纶为青牛角，陈宝琛为青牛尾，宝廷为青牛鞭，王懿荣为青牛肚，其余牛皮、牛毛更数不胜数。究竟实指哪些人？其说不一，不管哪一说，张佩纶都居榜首。

清流党盛极一时，还有主观原因。凡被视为清流党的，都是统治集团中没有实权的中下层官吏，其共同特点是他们都是正途出身，大多在翰林院、都察院、国子监等衙门任职。他们地位不高，经济状况相对不佳，是所谓穷京官，他们所受的中国儒家传统教育中包含了许多可贵的思想，如“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讲究骨气，所谓“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等等。只要周围形成一定气候，他们就会议论风生了，并且通过清议，他们也想改善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生活条件。

基于以上原因，光绪元年（1875年）至光绪十年（1884年），成为张佩纶上奏言事的高峰期，其涉及面之广，立场之坚定，也为他后来的仕途不顺埋下了伏笔。

他弹劾贪官污吏，澄清吏治。弹劾的对象，上至尚书、枢臣，下至总督、巡抚，不胜枚举。

在对外交涉中，张佩纶态度强硬。任京官十年中，外国侵略者在四面八方窥伺中国：俄国对我国新疆地区怀有侵略野心；日本吞并琉球后，正在朝鲜挑起事端，企图吞我东北与台湾；法国发动侵越战争，目的是进一步侵占我西南。张佩纶再三向朝廷指出应自强，不能存苟安之心，如不自强，就像“投骨于地而待群犬之相牙，骨不尽不止”。在边疆危机严重之时，尚有人抱着“蛮夷相攻，无烦过问”或“临时施宜，彼不足忌”的态度，甚至说等法国得了越南后“力竭兵疲然后争之”，这是不懂得“弱肉强食”“唇亡齿寒”的道理。他大声疾呼：“安坐不能图存，主和不能弭兵”“深筹熟计，终非出于一战”。在中法战争中张佩纶是著名的主战派。张佩纶的主张并非孤立，清政府内不仅清流派张之洞、李鸿藻等主战，一些湘系、淮系老将如左宗棠、彭玉麟等都积极主战。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张佩纶在批评主和派时，不像其他清流党人那样，对李鸿章大加攻击。他很顾全李鸿章的面子，但在有些奏折中还是不点名地指责了李鸿章一味主和是“直苟且欺饰以误朝廷”。（《涧于集•奏议》二、三）张佩纶尽管“以直声震天下”，参奏过不少大臣，但从未直接参奏过李鸿章，《孽海花》中说张佩纶曾参奏李鸿章“骄奢罔上”，是夸大了事实。

光绪九年（1883年）在李鸿藻的支持下，张佩纶进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直接参与对外事务。在对外交涉中，他能坚持国家利益，“遇不可从者，据理而争，不稍挠屈”。他的强硬态度曾引起驻京外国人的注意。时任总税务司的赫德在张被任命的第五天，写信给在中法间联系和谈的英国人金登干说：“衙门里又有了新的麻烦……新来的张佩纶全力主战。”（《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张佩纶的主战和对外态度强硬是出了名的。

马江之败

就在中法两国大规模战争一触即发之际，清王朝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爆发了一场权力之争，慈禧罢黜了以恭亲王奕为首的全部军机大臣，史称“甲申之变”（光绪十年为甲申年）。

“甲申之变”的原因是慈禧与奕间的矛盾，发端却是越南前线山西、北宁的败绩。

在主战派支持下，应越南方面屡次恳求，清军分两支进入越南境内，一支由广西布政使徐延旭率领进驻北宁，另一支由云南布政使唐炯率领进驻山西。北宁和山西都是越南北部战略要地，占领这两地，既可控制河内，又屏蔽了中国云桂两省边防。徐和唐的保举人都是张佩纶。由于清政府最高当局慈禧、奕在战与和上举棋不定，使这两支军队虽进入越南与法军对峙，但却受制于“不可衅自我开”，意即不许主动迎战的命令，以致刘永福的黑旗军孤军奋战时，清军却按兵不动，以避开衅罪名。唐炯甚至将山西防务交给黑旗军，自己回昆明去庆贺他升了云南巡抚，徐延旭也丢下军队回龙州避暑。法军乘此机会以绝对优势兵力与黑旗军激战五天后攻下山西，进攻北宁更轻松，徐军竟是不战而遁。山西、北宁的失守为慈禧攻击奕诉提供了借口，因为唐、徐二人系张佩纶荐之于前，李鸿藻保之于后，奕作为主持军机的五大臣之首更难辞其咎，顺藤摸瓜，最终将军机处连锅端，五位军机大臣奕、宝鋆、李鸿藻、景廉、翁同龢全部被罢黜，而代之以完全听命于慈禧的礼王世铎和醇亲王奕一批人。这个名单一公布，朝中无不愕然，李慈铭便讥评是“易中驱以驽产，代芦服以柴胡”，（《越缦堂日记》）竟一代不如一代。紧接着，慈禧又对部院大臣进行调整。“甲申之变”标志着慈禧独揽朝政的开始。

“甲申之变”起初并没有触动张佩纶，仍保留了他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差使，但他的后台李鸿藻已倒，意味着他的前途已充满凶险。

新上台的军机大臣虽以世铎为首，实权则操纵在奕手中。奕是恭亲王异母弟（宫中称七爷），又是光绪生父，慈禧的妹夫。他一向惟慈禧之命是从，在未入枢机之前，也一度对法主战，但一入枢机便迅速调整自己的态度，与慈禧一起竭力主和了。李鸿章与法国人福禄诺在天津密开和议，便是在他的允许下进行的。福禄诺在谈判中首先提出罢免主战派曾纪泽驻法公使职务，作为试探，李将福的要求报北京。在廷议中，张佩纶以“法屡以和误我”为理由，主张备战，认为即使议和也必出一战，对廷议结果拒不签名。加上他对将恭亲王驱逐出军机处不满，在众目睽睽之下劝说奕，奕当面不好说什么，但左右的人如奕的亲信孙毓汶等，都认为张佩纶当面羞辱了醇亲王。张佩纶在北京已然是待不下去了。

果然，四月十四日慈禧以上谕形式命吴大澂会办北洋事宜，陈宝琛会办南洋事宜，张佩纶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名为重用，实际上是将他们驱出北京，表明慈禧、奕已决心与法国议和，免得这些主战派在京城找他们的麻烦。这道任命也是别有用心的，三人都是十足的书生，在慈禧看来，你们不是主战吗，那就请你们去前线，打得好是太后、军机处用人得当，如有失误，那就是要依法论处了，这是明眼人一看就明白的道理。张佩纶虽然照例上表谢恩，但离开北京时心情是很沉重的。在慈禧发表任命的后三天，李鸿章与福禄诺便在天津签订了《中法简明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军队将撤回境内，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

张佩纶南下赴任，途经天津，与张之洞、吴大澂一起应李鸿章之邀，乘船出海，检阅了旅顺炮台，参观了兵轮操练阵法，又途经烟台、威海等北洋基地，通过现场考察，总算对海防有了一定实际了解，闰五月十一日抵达福州莅任。

《中法简明条约》的签订并没有满足法国政府贪婪的野心。在中国军队尚未接到撤军命令前，闰五月初一法军突向驻守谅山北黎的清军发动攻击，并以此为借口，向清政府下最后通牒，除要求清军撤军外，讹诈赔款二点五亿法郎，声称如不满足要求，即将自行索取担保品——台湾和福州。清政府仍委曲求全，除不答应赔款外，一切照办，派两江总督曾国荃与法国公使在上海谈判。这时法国国会已通过对华军事行动案，法国海军殖民部长裴龙下令侵华海军统帅孤拔将军舰开往福州和基隆。张佩纶抵闽才十天，农历闰五月二十一即7月13日，法军舰队已出现在闽江口。

张佩纶一到福州，便投入紧张的备战工作，经过巡视考察，张佩纶对福建的防务是失望的，总的来说“炮台苦卑，船局苦蔽，枪炮苦杂，子药苦少”，最糟的是“十羊九牧，朝令暮更，尤其锢弊”。（《涧于集•书牍》三）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是主持全省工作的总督何璟、巡抚张兆栋根本不懂军事，也不讲求军事。何璟为人“迂缓而柔愎”，表面上一团和气，遇事持重，实际上刚愎自用，根本听不进别人意见，在紧要关头还争权掣肘，所有营官都由他个人指派，不受统领约束，给张佩纶制造了不少阻力。尽管如此，张佩纶克服困难，积极备战，兵力单薄就招募丁勇；炮台单薄，就在壶江嘴急修一座炮台。

但法国舰队来得太快，二十一日还只有一艘法国舰船进入闽江口，第二天就有两艘驶进江口。张佩纶知道驻守马尾港的中国舰队和两岸炮台设备陈旧，难于抵挡，便提出塞河的建议。因为闽江从江口至马尾，长达四十公里，两岸均是高山，航道曲折，其间有三重门户可守。通过塞河，就可阻挡法舰继续驶进闽江，这不失为一项积极的防御措施。但“督署检历奉寄谕，均须登岸后御之，众议不敢阻”。首先是何璟不同意，何璟的根据又来自中央，不得已张佩纶、穆图善致电北京，清政府仍以“和战未定”、塞河将引起“群疑众难”作答。李鸿章态度与清政府一样，甚至在马江之役前四天，还写信警告张佩纶：“阻河动手，害及各国，切勿孟浪。”

塞河既不可能，张佩纶又提出先发，即先发制人，更遭到何璟及清政府反对，因为此时政府正寄望于美国从中调停，怕先发引起议和的困难，指示张佩纶：“彼若不动，我亦不发。”（《涧于集•书牍》三）闰五月二十四日军机处又寄来谕旨，重申“倘有法军前来按兵不动，我亦静以待之”，还警告张佩纶，“所称先发，尤须慎重，勿谓轻率”，否定了张佩纶的意见。

张佩纶了解福建兵力单薄，与穆图善、何如璋多次要求总理衙门急调南、北洋水师和邻近浙江、广东兵船前来支援。北洋李鸿章、南洋曾国荃都按兵不动，只有新任两广总督张之洞派了两艘船来。曾国荃还荒谬地说：“法船坚我船十倍，一经出口，必被枪击，诚恐自送败局，反助法焰，贻法口实。”

塞河、先发都被否定，增援又没有希望。从7月14日到8月23日马江之役爆发的四十天间，天险闽江听任法舰游弋，窥伺清军动向，张佩纶一筹莫展，如坐针毡。其实马江之役的败局早就定了。张佩纶在给京城堂侄张人骏的两封信，就反映了他的苦闷和对战事前景的悲观。

蒉拟塞河，而旨不允。使敌船排重险而入腹心，犹有彼不动我亦不发之命。以此制胜得乎！……祸机猝发，利纯非所逆睹。（《致安圃侄》，《涧于集•书牍》三）

株守已一月。请先发不可，请互援不可。机会屡失，朝令暮更。枢、译（枢，指军机处；译，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勇怯无常，曾、李置身事外，敌在肘腋犹且如此，国事可知！（同上）

更为荒唐的是清政府已知法舰在炮击基隆（闰六月十五日即8月5日），还在指望美国公使杨约翰出面调解。法军进攻基隆失利，将舰队主力调往福州，清政府才迟迟发出谕旨，令沿海、沿江各督抚备战，但仍不许清军先发。至六月二十七日才专门指示穆图善、张佩纶阻塞闽江口，可惜为时已晚，清军已失去控制闽江口的能力。清政府的无知和一厢情愿还从另一件事上反映出来，七月一日法国公使谢满禄在使馆下旗离京，已意味着开战在即，麻木不仁的清官僚却认为是“法下旗，我不理，法托人请和矣”，（《越缦堂日记》）是法国即将让步的表现，真是一心想和，满脑子糨糊！

法国侵略者也正是利用了清政府官员的这种心理，七月初三下午二时已驶进闽江的法国舰队对福建水师发动突然袭击，马江之役开始。在短短一两个小时之内，福建水师全军覆没，马尾船厂被炸。此后五天，法军几乎摧毁了闽江口至马尾两岸所有炮台。七月初六，清政府才正式对法宣战。

根据上述事实，马江之败，固然守土的福建官员有责任，但最主要的责任应由清政府来负！

张佩纶也有他的责任，他不懂军事，更不懂他面对的是无论在武器、装备上都很先进的法国舰队。参加马江之役的法国舰队共十艘，多为使用先进技术的装甲舰，排水量大，巡洋舰多在两千吨以上，最大的特隆方号有四千一百二十七吨，所有舰艇都装备先进的后膛装线膛炮，口径都在一百四十至一百九十毫米以上，还装备有机关炮、枪和鱼雷；与之相比，中国舰船虽有十一艘，但只有两艘小炮艇为铁甲舰，其余均为木质，装备陈旧，排水量小，最大的扬武号才一千五百六十吨，武器装备质量差，炮多为落后的前膛装滑膛炮，没有机关炮或枪。两相比较，参加马江之役的中国海军装备技术比法国落后了三十年。张佩纶对此虽有些粗浅认识，但还是对自己估计过高。如一次张佩纶看到孤拔从马尾港调二艘兵轮去长门要塞，他竟大笑说：“吓我不动去吓老穆（指穆图善）矣！”马江之战是近代海战，张佩纶还用一些古老战术，让士兵换上商人衣服，又派人在两岸多插旌旗虚张声势以疑敌，用火船攻敌舰等。他采取这些战术，是相信中国古老战术必能战胜近代战术，这是相当可悲的。

张佩纶在指挥部署上也有失误的地方。福建水师船小、炮少，本不应集中停泊，他却听信扬武号管带张成的意见，竟然将所有舰艇集中在一起，“与敌船首尾衔接相泊”，置于有强大杀伤力的现代化船舰的炮口之下，终造成全军覆没。

张佩纶在决战前后还轻信敌人的谎言，贻误了战机和时间。在狡猾的外国侵略者面前，张佩纶仿佛春秋时的宋襄公，迷恋起下战表之类的把戏来，天真地向法舰统帅孤拔保证中国绝不会失去君子国风度，“战即约期，不行诡道”。果然法军就在宣战书上做起文章，这份宣战书故意送到离前线几十公里外的福州何璟处，而不送给就在马尾的张佩纶。宣战书虽写了“本日开战”，又不提具体时间，老朽昏聩的何璟接到宣战书，又弄错了文义，待张佩纶接到宣战书，已是下午2点，炮声大作，福建水师连启动的时间都没有，只能挨打。

客观地讲，张佩纶虽缺乏军事经验，但提出的许多建议仍是有价值的。他并没有玩忽职守，也是想有所作为的，不过对清政府种种乖张失宜的谕旨，他只能被动执行，与在京时的锋芒毕露恰成鲜明对照。他对中央枢府的不满只能在给亲属、好友信中透露一二。时间正在磨蚀他的锐气。

马江之役中，他只有一件事违反了枢府意见，便是没有放弃船厂。按政府意见，应“毁厂，免资敌”，李鸿章也建议他弃厂，他没有照办，反而派兵守卫。法军本想登陆掠厂，但因遭到清军阻击，放弃登陆计划，改用炮轰，船厂受到重大损失，但未彻底毁坏，以后经短期修缮便恢复生产，张佩纶是有远见的。后来张佩纶遇到老朋友劳乃宣，劳在一本书中写了“法人毁我福建船厂”之语，张即请劳更正，说“船厂固至今岿然在也”。

马江之败后，清政府自然要找替罪羊，张佩纶毕竟是做过御史的，脑子快，立即自请处分，还将保厂的功劳讲了一通。何璟等原想将罪名推给张佩纶，不仅根据传闻说水师全军覆没，还说船厂已毁。清政府找出漏洞，首先将何璟、张兆栋、何如璋革职，张佩纶因力守船厂从宽发落，革去三品衔，交部议处，很快又被授予会办大臣兼署船政大臣，反倒加重了权力。这引起福建士人和福建籍京官的不满，他过去锋芒太露，得罪过不少人，特别是执政的上层。两方面的力量结合起来，告发他拥兵自卫、临阵脱逃，经后任浙闽总督左宗棠、福建巡抚杨昌睿调查，证明多是不实之词。京中执政又追论张推荐唐炯、徐延旭之罪，终于在年底（1885年1月）将张佩纶从重发往军台效力赎罪，遣戍到察哈尔，开始了他三年的罪臣生涯，这一年他三十七岁。

马江之败是张佩纶一生的大转折，从红极一时的名臣，沦为打了败仗的罪臣，特别是他在福建前线眼看败局已定，法军尚留在马尾江面就后退到彭田小村，确有“止为一身避危计”的打算，给他蒙上了临阵脱逃的阴影。既有把柄在人手里，清政府又决心牺牲他做平息福建军民激愤情绪的替罪羊，他更无法辩解了。于是咒骂的、讽刺的都出现了。北京士大夫就用他与何如璋的姓来开玩笑，做了一副对联“堂堂乎张也，是亦走也；伥伥其何之，我将去之”，这还算风雅的；有些地方还编成唱词小曲，将他说成在大雨中逃跑，赤着脚，头顶铜盆，一副狼狈相。

大约在与李菊耦结婚后，他才将满腔委屈向妻子倾诉。自然李菊耦也会传给他们的子女。于是张爱玲就听到她姑姑的几句话：

“奶奶说要恨法国人。”她淡淡地说。

又一次又道：“奶奶说福建人最坏了，当时海军都是福建人，结了帮把罪名都推在爷爷身上。”（《对照记》）

张佩纶恨法国人是可以理解的。说福建人最坏，打击面太宽了，毕竟与朝廷枢臣勾结打击张佩纶的是少数。福建民众在马江之役中是做出巨大牺牲的，仅水师将士就死伤七百余人，其中绝大多数是福建人，他们的亲属痛恨举置无方的官吏是无可非议的，尽管并不知道内情。

从罪臣到娇客

张佩纶在光绪十年年底（1885年初）得到遣戍电文，匆忙作了交代，腊月二十七，福州已是一片过年景象，他上了路。路过杭州，他探望了病中的长姐。北上过天津，李鸿章留住了三天，又赠送银两。十一年二月初四抵达北京，因是罪臣不能回家，寓居愍忠寺，等待公文，三月底他才束装前往张家口。

三月底，京郊已是一片春花烂漫。他的堂侄张人骏约请几位同年好友在海淀某园为他饯行，张佩纶不由不感慨万分：过去当京官时，年年到此赏花饮酒，高车大马一路风尘，今天沉沦到此地步，真是“朝是青云暮逐臣”啊。他想起自己去福建，就像一个新兵渡海一样，没有经验，导致了倾覆，而今只有这所皇家废园还对我露出春天笑容。门外的马已在等我远去，还请朋友不要忘记我这个独行人。（《春暮就戍，叔宪、抑冲、公瑕、子涵、健庵送至淀园》，《涧于集•诗》三）他吟诗作谢，词意相当凄凉。

按惯例，被遣戍的官员因是罪臣，必须到当地衙门报到，接受地方官的差遣，地方官也要按时将他们的表现上报，以尽监督之责。不过地方官一般对戍员比较客气，尤其是做过朝廷大臣和地方督抚的，内中原因不难推测，因为清代戍员从戍地赦归（也叫“赐环”）是常有的事，而一经“赐环”，不仅能官复原职，甚至重掌朝纲也屡见不鲜。所谓“今为罪臣，明为上司”，戍地官员自然不敢开罪。张佩纶掌过都察院大印，进过总理衙门，外放时官衔会办福建军务大臣有钦差性质，戍地官吏自是敬如上宾，察哈尔都统绍祺、都督永德、万全县知县张上和都多方给予照顾。万全县属宣化府管辖，宣化知府章洪钧（琴生）更与张佩纶结为知交，常请张佩纶去宣化小住。又亲到张家口探望，诗酒唱和，解除了张佩纶不少寂寞。

困难的是被遣戍后就没有了官俸，戍地生活费用自理，张佩纶京中还有家眷，家底又薄，经济上便感拮据。一次家中来信告知，他摄御史台时，李鸿章曾赠一匹青驹马，就戍时他将车马都变卖，独留下这匹良马，但家中已付不起马夫开支，连饲料也供不上了。他指示将马归还，这个消息当然使他感慨莫名。祸不单行，十二年（1886年）张佩纶的继室夫人边粹玉在京病故，前妻朱芷芗所遗两子志沧、志潜失去依傍，只能来戍地。张佩纶要分出心来照顾两儿，为他们延聘教师，一时聘不到，便自己课子。所幸京中好友不时寄银接济，李鸿章更多次赠银，使他得以在戍地度过三年。

中国知识分子向有在逆境中著书立说的传统，所谓“文王厄而演八卦，仲尼困而著春秋”说的就是这个传统。张佩纶也未能摆脱此习俗，通过著书也能排遣寂寞，外示旷达，免得有人窥探后去向京中报告什么。谪戍期间，张佩纶写了《管子注》二十四卷，《庄子古义》十卷。他研究先秦诸子，一是受到当时学风影响，清代乾、嘉以来，学问家都以辑佚、补写、注疏古籍为时尚，也以这方面的成果为最丰硕，此种风习一直延续到清末。二是《管子》一书向被称为经世之作，与他素来的治学路子有共通之处，所以他用力甚勤，“据善本，博考群籍为之诠注”，目的是“发明其学术，阐扬其治法为宗旨”。（《墓表》）至于研究《庄子》，则是为了排遣心中的郁闷之气，寻求心灵的安慰。

在三年戍地生活中，也有一些值得记述的事。初到戍所不久，有一位早被张之洞参奏到军台效力的官员，以为张佩纶与参奏事有关，又怀疑张佩纶向朝廷打了小报告，以致不能减罪，而衔恨张佩纶，张佩纶只觉得人心不可料而感到可气可笑；与这位官员相反，原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也被遣戍到察哈尔，在福建时，何、张二人本有矛盾，马江之败后更相互攻击，今天到了一处，“握手欢然见胸量”“大雁当风无背向”（《子峨秋达戍所》，《涧于集•诗》三），两人均产生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触，反倒更亲密起来。何如璋的儿子寄来课卷，请张佩纶审阅，何叫儿子拜张为师。何如璋对《管子》一书也很感兴趣，两人共同切磋。一次都统派张佩纶赴察罕陀罗海，此地还在张家口之北，条件更差，张佩纶到了察罕，不料引起蒙古王公及路过的俄罗斯商人注意，“踵门者日数十人”，日本国的游历使黑田也要来造访，这引起了朝廷注意，都统急将张佩纶追返张家口。张佩纶用诗记述了这事经过：“军府重防闲，何人走相告？夜半火符来，使吏咄贺吊。”他在察罕已安了床，置了灶，准备长期住下去，不料钱都白花了，这事有什么可贺的？从此，都统再不放张佩纶远出，张佩纶在张家口倒过上了平静日子。（《出次察罕陀罗海五月二十六日都统急刮追还记事》，《涧于集•诗》三）

张家口地近京师，张佩纶与京中信使不断，他密切关注朝政变化。他在一封信里说：“弟谪居不谈时事，亦不敢忘时事，京中消息时通所闻，尚不孤陋。”（《复奎乐山书》，《涧于集•书牍》四）他特别关心一向支持他的李鸿藻。光绪十一年（1885年）二月，被排斥出内阁的李鸿藻再次得到起用，十三年（1887年）重新担任礼部尚书、武英殿总裁，张在日记中认为这是正气稍伸的象征。但不久，李鸿藻又被醇亲王这派人排挤出京去视察河工，张认为是朝中小人进谗所为。他对李鸿藻的关心，也是对自己前途的关心。

光绪十四年（1888年）四月，张佩纶戍满，按例要交纳台费，按三年计需银一千多两，又有部费，加起来近两千两。李鸿章一力承担，张佩纶得以释归。

回到北京，张佩纶已是一介平民，今后向何处去？“伥伥无所之。”他曾询问李鸿藻，李鸿藻同意他去投靠李鸿章，李鸿章原打算聘他主持保定莲池书院，这从李鸿章给张裕钊（原莲池书院山长）的信中可以得知：“适张幼樵学士还自塞上，北学之秀，曾主问，津人至今慕恋，将来如延置礼堂，定能划守旧规，不坠孔业也。”（《李文忠公尺牍》）没想到张佩纶却当了李鸿章的娇客。

张佩纶做李鸿章女婿一事，颇引起一些人的议论，称羡的固然有，讽刺挖苦的也大有人在，连他的一些好朋友也感到不可理解。“责诲频加”，他不得不一一写信，加以解释并倾诉心曲。他告诉朋友，他“虽在朱门，视如蓬户”，绝“不交人事”。（《复黄再同太史》，《涧于集•书牍》五）

张佩纶与李菊耦结婚后，一直住在北洋总督衙门。当时李鸿章权倾朝野，又主持北洋水师，是炙手可热的人物，张佩纶却绝口不论兵事，除了因为马江之败，已落了个书生不知兵的丑名声，又加上外间的种种指摘，使他不得不有意规避，更重要的是他与李鸿章之间，为人与政见并不完全一致，这有例可证。早在光绪五年（1879年）时，他曾与张之洞两人“论道光来人物”，就认为“李少荃学其大而举措未公”。（《涧于日记》）马江之役中，他曾求李鸿章派舰支援，李不答应，更证明了他原先的看法。关于水师建设，他本人在朝时曾主张应建北洋、江海（含长江）、浙闽与广东四支，但李鸿章却专注北洋水师建设，与他的设想大相径庭，经过马江之役，张佩纶深感只专注一支水师建设的危害。李鸿章最大的未公，还在于任用私人，北洋各军统帅基本是李鸿章的安徽同乡和淮军的老班底，对此张佩纶也不会没有看法。所以陈宝琛曾说张佩纶“海军议发自君，既成，殊失君意”，（《墓志铭》）是包含了很多内容的。所有这些便成为他不愿意说话的原因。

北洋幕府中，气氛也很不正常，所有办事人员都是李鸿章用熟了的亲信，事事都受掣肘，张佩纶更不愿发表意见了。光绪十五年（1888年）湖南名士王闿运到天津，受到李鸿章隆重接待，也会见了张佩纶，但令王闿运失望的是，交谈中，一次“张惟谈医，不及论事”，另一次是“谈肃党”——咸同间肃顺专权的事，只有一次谈到了他过去的老朋友张之洞的近况，与王闿运好讥评时事、臧否人物完全不同，王不得不得出了“道不同”的结论。（王闿运：《湘绮日记》）

张佩纶与李菊耦婚后感情很好，他们的住所起名为兰骈馆，有并蒂兰花之意。张佩纶在日记中屡屡出现这样的记述：

重阳日与内人煮酒持螯，甚乐。

终日在兰骈馆与菊耦评书读画。

与菊耦手谈，甚乐。

以家酿与菊耦小酌，月影清圆，花香摇曳，酒亦微醺矣。

菊耦小有不适，煮药、煎茶、赌棋、读画，聊与遣兴。

合肥生日，贺客如云，余独与内人谈诗竟夕。

菊耦生日，夜煮茗，谈史，甚乐。

饮酒、下棋、煮茶、谈诗，几乎看不出两人年龄相差十七岁。

光绪十八年（1892年）正月初五是李鸿章的七十整寿，慈禧和光绪都分别亲赐了匾额、对联，被认为是少有的殊荣，称之为赐寿。这一日，北洋衙门中外宾客齐集，各方礼物堆积如山，唱戏、摆酒，热闹非凡。张佩纶唯一的办法便是躲避，这天的日记写道：

是日合肥七十赐寿，宾客如云。余以郤轨，不预戏筵，独坐一卷，静寂之至。

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发生东学党之乱，朝鲜政府循惯例要求中国派兵帮助镇压，日本政府也假意劝中国出兵，以便为日本出兵占领朝鲜、挑起中日战争提供借口。清政府堕入术中，让李鸿章派兵进驻牙山，不料日本同时派兵进驻汉城。鉴于东学党之乱已平定，清政府为避免冲突，提出中日两国同时撤兵，日本不理，继续增兵。其意图已昭然若揭。此时中国方面是增兵还是撤兵？由此引发了一场争论。

李鸿章是主张隐忍持重的，寄希望于英、俄出面调停，慈禧担心主战会影响她过六十整寿，自然同意李鸿章的方针。朝中以翁同龢为首的后清流党人（即清流派中的南派，以南方人为主）如文廷式、张謇等是主战的，一再上书李鸿章出兵备战。李鸿章幕府中同样发生一场争议，张佩纶虽参加了讨论，但没有表态。

日本以兵胁朝鲜，欲使之为自主之国，不认中属。

合肥甚愠，与幕僚集议竟曰。余废人也，所谋未必合时，殊为愤闷，姑无言预坐而已。（《涧于日记》）

集议估计曾举行过多次，据陈宝琛记载，张佩纶还是发表了自己的见解的。这一段记载是这样的：

战衅将启，文忠始就君谋。时援朝军驻牙山，论者多主济师，君谓：“师行千里，敌岂安坐待弊？师以平乱出，今乱平，先班师示弱以骄敌，再大举未晚也。”文忠韪君言。（《墓志铭》）

表面看，张佩纶的主张与李鸿章一致，即撤回牙山驻军，但与李鸿章主张有个最大不同之处，张佩纶还是主战的，撤军不过是为大举作准备，与李鸿章一味隐忍、主和不同。但由于表面上符合李鸿章的意图，得到李鸿章的首肯。

不过朝廷上主战压力太大，根本不容许有任何示弱的表现；李鸿章原寄望于英、俄调停，也因两国拒绝而此路不通，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朝廷同意用兵。张佩纶却十分忧虑，他了解李鸿章用人不公，靠淮系班底和私人关系培养起来的水、陆两师都缺乏将才，所谓“陆军无帅，海军诸将无才，殊可虑也”。后来战事发展完全证实了张佩纶的忧虑不是多余的。

六月十四日，朝廷正式发布主战诏旨。六月二十三日发生丰岛海战，中方失利，支援牙山的部队沉于海底。七月一日中日两国正式宣战。正在平壤之战全面展开之时，朝廷突发诏旨，将张佩纶逐出天津，勒令回籍。这份诏旨的来由是御史端良奏劾张佩纶以罪臣身份追随李鸿章左右，应对战事不利负有责任。

其实张佩纶被逐，原因早在十年前就种下了。他的一支笔得罪过不少朝臣，他们一直在寻找机会报复，其代表人物是醇亲王的亲信、已擢任军机大臣的孙毓汶。近因则是他在督署中发表的意见，使李左右的亲信非常嫉恨。陈宝琛说：“文忠左右率喜事自用或缘为奸，终患君，贿御史劾去之。济宁方用事，遂有旨驱令回籍。”（《墓志铭》）其中的“济宁”指的就是孙毓汶，他是济宁人，而“文忠左右”指的是北洋衙门和海军中人，并涉及盛宣怀和李鸿章长子李经方，端良的疏稿便来自天津，他们担心张佩纶发其私弊便以五百金贿买端良。按旨义，张佩纶应回丰润原籍，但丰润老家张佩纶已无直系亲属；从朝廷考虑，丰润在直隶，离天津太近，也不适合。而张佩纶自幼在南方长大，江南山水很使他留恋，便决意去南方。

此时中日交战形势越发紧张，清兵在辽东节节败退，李鸿章命嫡子李经述挈家属南旋，张佩纶夫妇便一同与李经述一家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二月赴南京。

退居南京

太平天国起义被镇压之后，南京被许多湘系、淮系将领选作退职后侨寓之地。这里山川秀丽、物产丰富，更重要的是从曾国藩任两江总督后，经过湘系、淮系多年经营，已成为这两系的重要据点，两江总督例由他们中人担任便是明证，曾国藩、李鸿章、马新贻、曾国荃、刘坤一都接连担任这一职务。张爱玲对她的祖父母为什么选择南京作过推测：“灭太平天国后，许多投置闲散的文武官员都在南京定居，包括我的未来外公家。大概劫后天京的房地产比较便宜。”虽举出她外公、长江水师提督黄翼升家做例——其实黄翼升是湖南人，也是湘系，又跟随李鸿章多年——但仍未说出问题的要害。准确点说，在张佩纶看来，住在南京会受到一定的保护，环境宽松，适合他全家居住。

被逐出北洋衙门，张佩纶更感到人心的险恶，世事的难测。他对起复已不再抱更多希望了，读书、写诗，更多的时间是陪李菊耦，正如张爱玲说的，“在南京盖了大花园偕隐，诗酒风流”。

张爱玲曾从她姑姑那里听到不少祖父母在南京的生活情况。

张佩纶和李菊耦经常作诗唱和，并编了一本唱和诗集。不过据张爱玲姑姑说：“爷爷奶奶唱和的诗集都是爷爷做的，只有一首集句是她自己做的：四十明朝过，犹为世网荣。蹉跎暮容色，煊赫旧家声。”就这首诗言，既表明了尊贵的身份，又有一种黄昏来临的苍凉意味，气韵上很与张爱玲的小说相似。

张佩纶与李菊耦两人还合编了一本食谱。张爱玲姑姑只记得一样菜是鸡蛋吸出蛋白，注入鸡汤后再煮。张爱玲推测是将鸡蛋壳上钻了小孔，插入麦管之类，由仆人用口吸出再封牢。尽管张爱玲感到有点不卫生，但这道菜也算够别致的了。编食谱的人往往本人是美食家，由此足见张佩纶夫妇在南京不仅住得讲究，吃得也讲究。顺便提一句，南京这地方是出产美食家的地方，那位住在随园的诗人袁枚不也编了个《随园食单》吗？

张佩纶和李菊耦还合写了一本武侠小说，自费付印。据张爱玲回忆，书名大概叫《紫绡记》。张爱玲小时候，亲戚中一度流行《孽海花》热，迫使张爱玲父亲找出《紫绡记》来给他们看。张爱玲还记得，是一部版面特小而字大，老蓝布套也有两套数十回，书中女侠是一位文武双全的大家闺秀名叫紫绡。至于内容，张爱玲说：“叙述中常称‘小姐’而不名。故事沉闷得连我都看不下去。”

张佩纶在南京的隐居生活从家庭角度论可称得上夫唱妇随，风流过人。可惜的是唱和诗、食谱和那本《紫绡记》的小说，今天已难以看到。

张佩纶并非完全不预外事。李鸿章、李经述便经常向他通报近况。李鸿章去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时被刺伤，李经述、李鸿章都来电告知。不过接连而来的都不是好消息：自《马关条约》签订后，便是割台，主持此事的李鸿章、李经方父子被举国诟骂，他心里肯定不好受；接着又是李鸿章游历欧美，与俄国签订《中俄密约》；回国后李鸿章进入总署（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政府又被迫与德国签订了租借胶州湾条约，与俄国签订了租借旅顺口条约，以后英国强租威海卫、拓展九龙租借地，法国强租广州湾……主持其事的李鸿章更被人们斥为卖国贼，达到人曰可杀的地步。张佩纶对李鸿章的举措不是没有看法，而是不可讲而已。国事如此，家事如此，张佩纶虽有主见，想有所作为，可是身处被逐的环境，又能做什么呢？他不由得产生了“天之有神州，又胡生此才”（《墓志铭》）的感慨，心情是沉重、郁闷的。李鸿章不明白他的心境，在一封给别人的信中还说：“幼樵意兴沮丧，近更避人若浼，有沉思高蹈之思。”

张佩纶终于病了，他“忧伤君国，往往中夜起立或被酒泣下，寝以成疾”。（《墓志铭》）

形势在一天天坏下去，戊戌变法失败，政权重又回到慈禧手中，她利用义和团的血肉之躯来发泄她对外人的不满。义和团攻打使馆，酿成了“庚子事变”，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这时李鸿章先被排挤出总署，后又改任两广总督。在联军攻下大沽口后，清政府又想起了他，急召李鸿章进京，不久重新任命他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后又授予全权，准备再开和议。

这阶段朝政又值多事之秋，慈禧在一批顽固的满族贵族包围下，一度想废光绪，又公开向帝国主义各国宣战，命令各省发动勤王，给地方督抚们出了难题。其时两江总督刘坤一和两湖总督张之洞权势较重，既是朝廷征询意见的对象，又是地方督抚的领袖，如何表态，更费踌躇。在是否废光绪一事上，刘坤一终以“君臣之义已定，中外之口难防”之奏，打消了慈禧的念头。至于是否向帝国主义各国宣战，发动勤王？刘坤一联合张之洞搞了东南互保，称中央诏书为矫诏，拒不勤王，反与帝国主义各国缔结相互保护的协议。所有这些大举措，刘坤一事先都征求过在籍士绅、官员们的意见，张佩纶住在南京，刘坤一自然也征求过他的意见，他凭自己的智慧，多次为刘坤一决疑事。

李鸿章被授命为和谈全权大臣后，张佩纶催促李鸿章北上并积极为其出谋划策，但李鸿章仍滞留上海，推称有病，不去已沦陷的北京。直至慈禧已完全被帝国主义侵略气焰压倒，以光绪名义下罪己诏，承认了错误，李鸿章才在八月下旬启程赴京。

张佩纶在重大关头的表现，引起慈禧等的注意，“上在西安念及君，称其心术端正”，才有这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谕旨：赏张佩纶翰林院编修，随同李鸿章办理交涉事宜。李又有任用亲人习惯（李鸿章赴日签订《马关条约》时有李经方陪同，访欧美时又有李经方、李经述两人陪同）。所以李鸿章在发电劝说张佩纶迅速北上时有“内意似怜我老病，派来襄助”之语。

张佩纶已对仕途艰险有了更深的看法，对这道谕旨并不热心，因而回绝了李鸿章的电召，他的理由一是“翁婿例应回避”，二是有病，“自夏徂冬咳血未愈”，适应不了交涉万紧的工作，李鸿章却以“时艰交涉，有何回避可言”作答，责令前来。（《李文忠公全集•电稿》）

张佩纶迟至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二月方到京。此时《辛丑条约》各款均大致议定，对外交涉最吃紧的地方倒是与俄国的交地交涉。原来俄国乘八国联军入京之时，以保护中东路为借口，派兵占领东北。在八国联军撤出中国时，俄已无理由强占东北，便以交地为由，提出了苛刻的条件，逼清政府签约。交涉中，大多数朝臣都反对签约，而李鸿章却倾向于同意签约，因而又激起全国共愤。在对俄交涉中，张佩纶是不同意李鸿章的主张的，陈宝琛说他“以俄约与文忠龃龉”，指明了这件事。

清政府为配合《辛丑条约》签订，改变自己的形象，开始下诏变法，特设一督办政务处，统办全国新政，督办大臣有奕劻、李鸿章、荣禄、王文韶等人，襄办的人选中就有张佩纶。张佩纶认为督办政务处的建立并不表明清政府有诚意变法，所谓“时论变法又不合素恉”，即变法内容与他心目中的变法根本不合，再加上督办政务处实际上是军机处的骈枝机构，实权操纵在王文韶这批原军机大臣手中。王的为人是张佩纶最了解的，光绪十年便被他参劾过，直至被罢黜，这次张佩纶又要在其手下讨生活，无疑将自讨没趣。尽管李鸿章和许多朋友都劝他就职，他还是向李鸿章请了假，待联军已撤，京师恢复秩序，便以养病为由，六月二日离京返宁。

七月二十五日，被称为中国近代最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九月二十七日李鸿章病逝，王文韶代李出任全权大臣，直督换上了袁世凯。张佩纶因参与议和有功，慈禧特发懿旨，以四五品京堂起用，张佩纶因与王文韶“既有深隙，难与共事”而称病不出。（《涧于集•书牍》六）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两江总督刘坤一病故，张之洞暂署两江，来到南京。两位老朋友已近二十年没有见面了，张之洞几次要去看他，张佩纶“辄辞以病”。还是借年底辞岁之际，两人方见了面，“就谈身世，君累欷不已”。（《墓志铭》）回想起二十年前，二人意气风发，同为朝中清流健将，而如今张之洞已是名闻全国的封疆大吏，张佩纶则从马江之败后坎坷半生，屡遭磨难，如何不欷歔泪下呢？两人谈起已故的熟人，张佩纶有生不如死的感慨。这次见面后不久，张佩纶在光绪二十九年正月初七（1903年2月4日）病逝，享年五十五岁。

张爱玲在《对照记》中曾谈及她祖父的死，她认为与李鸿章去世有关，她说：“此后他更纵酒，也许是觉得对不起恩师父女。五十几岁就死于肝疾。”

六年后（宣统元年即1909年），张佩纶的堂侄张人骏从两广总督调任两江总督，来到南京。张人骏年龄与张佩纶相仿佛，从小一起长大，两家关系一直很亲密，张人骏自然会对张佩纶一家有所照拂，李菊耦带着张志沂与张茂渊兄妹在南京老宅仍可过着安富尊荣的生活。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张人骏自顾不暇，李菊耦只得带着子女先逃青岛，后迁上海，因逃得很匆忙，据张爱玲二伯父张志潜说，张佩纶许多手搞都未及携出，毁于兵火。（张志潜为《涧于集•文》所作后序）从此绝代豪华，金陵旧梦，连带他们家族的兴衰，只能在张氏后人中留下魂牵梦萦的回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