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时代的产儿

也许亲身体验到清末社会的动荡不安，也许预感到末日的来临，清朝达官显贵们在革命到来之前，纷纷将自己的财产转移到租界和租借地去。那时逃往国外还不盛行，一来太远，二来生活不便；而租界里住的多是中国人，又归外国管治，中国发生天大动乱，那里仍是世外桃源。清末官僚富豪们最中意的地方是上海、天津的租界和青岛——德国人租借地，还有大连——1904年日俄战争后归了日本。

李鸿章大约是最早预感到末世即将到来的官僚之一，他早早在上海、天津租界中置办了大量房产，又在外国银行中存了现款，为子孙准备了日后享用的一切。当辛亥革命风暴来临时，他们的子孙包括李菊耦一家都纷纷逃往这些地方，躲进李鸿章为他们预备的逋逃薮，当起了上海寓公。逃往这些地方的自然不止李家、张家，还有与他们地位相仿佛的一批人。但革命风暴很快就过去了，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起用了不少旧官吏，又让宣统在紫禁城中关门当皇帝，激起了其中不少人的希望——这些人就是1915年和1917年两次复辟的社会基础。

尽管袁世凯一再延揽，后来当了民国官员的遗老遗少也有，但仍有不少人根本不承认民国的存在，念念不忘大清的“深仁厚泽”，他们依然袭用宣统年号。笔者手头就有一个确证：张佩纶的二儿子张志潜在1919年为他父亲编刻一部奏稿时请了张佩纶的同年、世侄为奏稿写序，两篇序言不仅在格式上每逢遇到“孝钦皇太后”（慈禧）、“德宗”（光绪帝）、“列祖列宗”字样均抬头，而且年份用的竟是“宣统十年”，这一年按民国纪年应是民国八年了。

他们还一遵清俗，头上留着辫子，每逢朔望、元旦及宣统生日都要点上香，向北遥拜，拜后则痛哭一番，虔诚的还亲自上京，冀望一见圣容，获得若干封赠。

这些人显得与众不同，年长的在清朝当过官，人们通称遗老，年轻一点的便称遗少。这是中国在清朝灭亡后特殊年代的产物。

张爱玲年幼时，遗老们已垂垂老矣，她就亲眼见到一个，并留下了深刻印象，这就是堂房伯父张人骏。

张人骏，字健庵，又号容圃，从辈分讲是张佩纶堂侄，但两人年龄相差不大，他还比张佩纶早几年考中进士。张佩纶升任都察院副都御史时，张人骏调到都察院当御史（级别较低一类）。张佩纶集子中便留下一封奏折，是关于他任掌院时他堂侄在同一衙门任职，是否应当回避的问题。后来张佩纶宦途不利，张人骏却不断升迁，直做到两广总督，辛亥革命前调任两江总督。辛亥革命爆发，驻南京新军和江浙各地义军会攻南京时，张人骏是用箩筐从城墙上吊下来逃命的。张人骏后避居天津，张爱玲四岁时家住在天津，曾不时去看他。一次带路的仆人将张爱玲领到平民区一所住宅小房里——

一个高大的老人家永远坐在藤躺椅上，此外似乎没什么家具陈设。

我叫声：“二大爷。”

“认了多少字啦？”他总是问。再没第二句话。然后就是“背个诗给我听”“再背个”。

还是我母亲在家的时候教我的几首唐诗，有些字不认识，就只背诵字音。他每次听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就流泪。（《对照记》）

张人骏的流泪表明了遗老们的特殊感情，他们是将清亡当作国亡来看待的，清朝是他们的故国，联系着他和整个家族的高官厚禄、荣华富贵，一旦烟消云散，他们能不泪如雨下吗？于是一位老人的泪水总是萦绕在幼年张爱玲的脑际，以至张爱玲老的时候，还能清楚地记起这一场景。

张爱玲接触最多的还是与父亲年龄相当的一批遗少。除她的父亲张志沂外，还包括张爱玲的舅父黄定柱、祖母娘家李府的少爷李国杰四兄弟（均为李菊耦二哥李经述之子，大哥李经方因为是嗣过来的，与张家来往不多，李鸿章死后爵位是由李经述承袭的）。清亡时他们年岁不大，大多没有在清朝当过官（李国杰除外），又有丰厚的家产可供他们挥霍，和他们的长辈一样，“因为不承认民国，自从民国纪元起他们就没长过岁数”——张爱玲在小说《花凋》里所写的郑先生，便抓住了遗老、遗少们的共同心态。

长于翰苑名家的张志沂，幼年受过那个时代的最好教育。张佩纶死时张志沂才七岁，督管教育的重担自然落在李菊耦的身上。家中按习惯，请了老师来家教古书、做文章，也请了懂西学的人教外文，为的是他能继承外祖父李鸿章和父亲张佩纶的事业，所以张志沂的旧学根底和英文都不错。

张志沂能做到和李鸿章一样将古文、时文、奏折倒背如流，也学会了李鸿章饭后“走趟子”的好习惯，但时代变了，他已不可能再做李文忠公了。张爱玲提起父亲背书便“觉得心酸，因为毫无用处”。

学了一大堆与时代脱节的无用学问，在新时代找职业都困难，更不用说有作为了。所幸的是李菊耦留下了大笔遗产，足够他花的了。

洋房、汽车、姨太太和鸦片烟

张志沂二十岁结婚，娶的是南京水师提督黄翼升的孙女，门当户对，一双璧人。同年（1916年），带着对爱子的一片期望，李菊耦病故，享年五十一岁。

李菊耦未去世前，张爱玲的二伯父张志潜（张佩纶第一个妻子朱氏所生）有点怕她，李家毕竟后台硬，他不能不有所顾忌，家政大权都掌握在后母手里。李菊耦死后，弟弟妹妹年轻，这位比弟弟大二十多岁的张志潜就当了家。张佩纶生前大约知道这个儿子比后母小不了几岁，他死后家庭必然出现问题，所以给张志潜娶了一位安徽小姐，为的是搞好婆媳关系，而且早早打发张志潜到京中去做小官，隔得远一些。谁知辛亥革命爆发，张志潜丢了官，回了南方，又当了家，从此张志沂、张茂渊兄妹俩只得跟着兄嫂过，被管束得十分严苛，李菊耦留下的产业也被兄嫂侵占，直到张志沂结了婚，生下张爱玲和张子静两个孩子后，情况才有所好转。

为了早一点证明自己已能自立，张志沂不得不求助于在北洋政府任交通总长的堂兄张志潭。通过他的介绍，在津浦铁路局挂了个英文秘书闲差，这样兄妹三人才草草分了家。张志沂一家与妹妹志渊一起离开上海去天津任职，这一年是1922年，张爱玲两岁，她弟弟一岁。

张志沂、张茂渊急于摆脱哥嫂的管束，分家不免匆忙，后来才发现，家产已被张志潜侵占不少。1928年张志沂、张茂渊回上海，1930年便与二哥打起了财产官司，但最后张志沂兄妹一方虽有充分证据，却输了。张爱玲曾问姑姑内中原因，姑姑告诉她，张志潜向有关方面送钱，又补充说，我们——张志沂兄妹——也送，不过他们送的多。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原因姑姑不愿说而是张爱玲自己搞清楚的，那便是张爱玲后母起了坏作用，她不愿得罪这位阔大伯，连带张志沂倒戈，不愿打下去了——这虽是后话，但出身书香世家的亲兄长侵吞弟妹财产，弄到不惜见诸法庭，这件事虽常见但也是够可悲的。

初到天津的日子张志沂是志得意满的，刚得到大宗遗产，又摆脱了兄嫂管束，津浦路局英文秘书的职务很体面，难得的是事不多，真是有钱有闲，所以一家子住了一座大洋房，周围有很大的花园，一大群仆人，张爱玲姐弟俩各有专职保姆，还有自备汽车，雇了司机，真是风光到了极点。关于天津的生活，张爱玲后来回忆起还一直有一种春日迟迟的感觉，温暖、懒散，略有些沉闷。

像许多纨绔子弟一样，张志沂很快便堕落了，吃喝嫖赌样样来，还吸上了鸦片烟。使张爱玲母亲更不能容忍的是他在外面养了姨太太——一个堂子里的姑娘，夫妻间不断争吵，母亲再也忍不下去了，以姑姑留学英国应有人监护为理由，出了国。妻子出国，张志沂干脆将姨太太接进家，家里从此又多了一批莺莺燕燕的客人——姨太太的小姐妹。

姨太太脾气暴戾，不仅虐待下人，一次还用痰盂砸伤了张志沂的头，闹得太不像话，经亲戚出面，将姨太太赶出家门。姨太太走了，张志沂写信给妻子，答应戒毒。1928年全家又从天津搬到上海。张爱玲曾说：“我们搬到上海去等我母亲姑姑回国。”其实真正原因不在这里，张志沂是依靠张志潭的关系得到津浦路职位的，花天酒地的生活，不仅弄得他本人声名狼藉，也影响了张志潭的官誉，终将他的差使撤了。张志沂在天津混不下去了，才决定赶走姨太太，接回妻子，搬到上海。

张爱玲母亲回国是以张志沂戒鸦片为条件的，谁知鸦片戒不了，还要女方承担家用。他有一个龌龊想法，认为妻子能够离他出国，是手头有钱（从娘家带来的私房钱），逼她用光了就走不成了。妻子看透了他的用意，一场争吵又开始了，终于两人离了婚，她又出了国，姑姑看不惯这样的家庭，也搬了出去，于是“我们这个家，回复到天津时期：花园、洋房、狗、一堆用人、一个吸鸦片的父亲，没有母亲”。（《我的姐姐——张爱玲》）

之后，张志沂还嫌鸦片不足以麻痹他的神经，干脆吸上了吗啡，专有一个仆人给他扎针，一次吸入过量，差点死去，刚好张爱玲放假回家，急派用人找姑姑，姑姑将他送往医院，戒了吗啡，但鸦片烟仍照抽不误。1934年他与曾任北洋政府总理孙宝琦的第七个女儿结婚，这位三十多岁的老小姐也有阿芙蓉癖，于是夫妻双双对榻而抽，加以讲排场，汽车要买最新式的，洋房要住大的，请人吃春酒要连请几天，酒后又是狂赌，并无一分进项，只有变卖家产。大洋房住不成换小洋房，再差一点住公寓，连公寓也住不起了，新中国成立前夕搬进一间十四平方米的小屋。他与后娶的太太都死在这间小屋里——这些都发生在张爱玲离家之后。

张爱玲父亲的一生是相当有代表性的。张爱玲的亲属中靠祖上遗产过日子、抽鸦片烟、讨小老婆的人多的是。她的舅舅黄定柱是另一例，黄家夫妻俩都抽鸦片烟。黄定柱在外面还另有一个家，生了两个孩子，甚至1951年还和家里的女佣生了一个女儿。张志沂的二哥张志潜私生活也好不了多少，将妻子的一个丫头弄出去做外室，生了个儿子，一直瞒着家人，后来一位亲戚写信问两侄好，夫人只有一子，哪有两侄？机关才被戳穿。李鸿章的孙子中也有一位花花公子李国熊，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前后娶过几个姨太太，分家前就将自己那一份家当败光，后来又打亲哥哥李国煦（天生软骨病，已死）遗产的主意。张爱玲的小说《金锁记》就是以此事做背景来写的。

“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

张爱玲在小说《花凋》中称主人公郑川嫦的父亲郑先生是个遗少，“因为不承认民国，自从民国纪元起他就没长过岁数。虽然也知道醇酒、妇人和鸦片，心还是孩子的心”，他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

“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深刻地、形象地道出了遗少们的本质特征。辛亥革命爆发时，这批人大多未成年，民国已过去三十多年了，他们却还停留在清朝——他们的孩童时代。这句话大概讲得太刻薄，以张爱玲的舅舅黄定柱一家为原型的《花凋》送到黄定柱手头时，他对书中郑先生（原型就是他本人）“不承认民国”，毫不感到羞耻；“没有长过岁数”，也能接受；唯独对“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一句大发雷霆。

可悲的是，包括张爱玲父亲、舅舅在内的遗少们，确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永远长不大，定格在孩童时代，只配放在展览柜里当标本，供人参观，这并没有冤枉他们。

张爱玲的父亲堪称典型。他思想陈旧，对社会、家庭缺乏责任感，说他仍停留在清朝（特别在子女的教育上）还没成熟，并不过分。

他学了一肚子无用学问，不过中英文根基尚好，做点事是不成问题的，但他一辈子只就职两次，加起来也不到十年，在职务上他也没干好，将吃喝嫖赌、抽鸦片、娶姨太太当作正务。家庭生活上他也不会处理，对有新思想的妻子、妹妹极仇视，用不供生活费的办法逼妻子就范，好让他为所欲为。对子女，他仿佛很喜爱，张爱玲姐弟俩从小就各有专职保姆，可说是生活在锦绣堆中，但他本人又花了多少心血？张爱玲留下了不少与此有关的回忆，回答了这个问题。

《私语》里，张爱玲称第一个家在天津，两岁前在上海的日子已记不清了。就在张爱玲回忆她生命的第一页中，留给她回忆最多的不是父母，而是伺候她们姐弟的保姆。对母亲的回忆少可以理解，因为她不久就出了国；父亲回忆不多，说明他对子女关心太少。她回忆最多的这两个保姆，分别叫何干和张干，还有陪她荡秋千的疤丫头，男仆“毛物”一家，总之是一群仆人。她与弟弟是在一群仆人中长大的。她的回忆，屡屡细述了何干、张干因维护各自小主人产生的争吵，疤丫头如何从秋千上摔下来，会讲三国演义的“毛物”，一肚子“孟丽君女扮男装中状元”的“毛物新娘子”，还有“二毛物”“三毛物”。对母亲的回忆虽少却充满温馨，她记得每天早晨女佣将她抱到母亲的铜床上，跟着母亲背唐诗，母亲化妆时美丽的身影，母亲出国前的痛哭。就是对姨太太的回忆也比父亲多些。关于父亲的回忆只剩下拉她去姨太太家而她挣扎不去，再有就是姨太太用痰盂砸了他的头，不仅模糊，而且也不光彩。

对子女的教育，更反映了他头脑顽固的一面。从天津时起，他就请先生来家教书，让张爱玲姐弟俩“一天读到晚，在傍晚的窗前摇摆着身子”，完全是私塾式的教育。搬家到上海，这套教育仍在继续。从国外回来的母亲不得不像小偷一样，将张爱玲偷偷带到一所新式小学报了名。弟弟就没有那样幸运了，仍跟着老先生读古书，做什么《汉高祖论》之类的文章，直到十三岁才被送去学校。离婚后的母亲原以为一个独子，做父亲的不会不关心他的教育，但父亲的关心竟是这样！

子女进了学校，他也很少过问。令张爱玲痛心的是每次都要在鸦片榻前向父亲要学费。按母亲要求，张爱玲跟一位白俄太太学钢琴，就因为父亲不肯付学费而停辍。他一边花天酒地、抽鸦片，却一边与后娶的太太大诉什么学校收费贵之类的苦经，实在想象不出他是有钱还是没钱。

张爱玲的父亲在维护封建家长式的专制和诗礼传家的门风上是不遗余力的。妻子、子女在他看来，不过是延续家族的工具，他自己没有上过新式学校，不是活得很好！他的父、祖辈更没有上过学校，不也一样当官！这种逻辑的推演必然是家塾传统不能丢，新学不见得比旧学好，他宁愿花钱请老先生来家教古书（可能花钱更多），也不愿子女接受新式教育。

张爱玲的父亲不仅缺乏责任感，更是个极端自私的人。在享乐上，他从不拒绝外来的奢侈品，他住洋房、坐汽车、吃大菜、抽洋烟——雪茄和鸦片，花钱如流水，却在子女教育上极吝啬。张爱玲曾说她父亲“保守性也是有选择性的，以维护他个人最切身利益为限”。（《对照记》）但就是这个“维护他个人最切身利益”的保守，断送了儿子的前途，也差点断送了张爱玲的性命。

张爱玲的舅父黄定柱自然也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既然《花凋》中的郑家是以现实中的黄家做模特儿的，我们不妨看看小说中的郑家是什么样子，就能大致推断现实中的黄家。

孩子多，负担重，郑先生常弄得一屁股债，他夫人一肚的心事。可是郑先生究竟是个带点名士派头的人，看得开，有钱的时候在外面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在家里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居多，因此家里的儿女生之不已。

说不上郑家穷还是阔。呼奴使婢的一大家子人，住了一幢洋房。床只有两张，小姐们每晚抱了铺盖到客室里打地铺。客室里稀稀朗朗的几件家具也是借来的，只有一架无线电是自己置的，留声屉子里有最新的流行唱片。他们不断地吃零食，全家坐了汽车看电影去，孩子蛀了牙齿没钱补，在学校里买不起钢笔头。佣人们因积欠工资过多，不得不做下去。下人在厨房里开一桌饭，全弄堂的底下人都来分享。

为门第所限，郑家的女儿不能当女店员、女打字员，做“女结婚员”是她们唯一的出路。

显然，黄家（小说中的郑家）不如张家有钱，但同样夫妻俩抽鸦片烟、住洋房、全家吃零食、坐汽车、看电影，黄定柱还有外室，摆足了阔架子。不过，全家床只有两张、孩子无钱补牙、买不起钢笔头，反映了经济拮据的一面。即使如此，女儿大了也不能就业，因为门第不允许，只能当“女结婚员”——挑选有钱有势的女婿做依靠。已到了这一步，小说中的郑先生还是一副玩世不恭的名士派头，所以张爱玲写道：“郑先生是连续四十年的一出闹剧，他夫人则是一出冗长单调的悲剧。她恨他不负责任，她恨他要生那么些孩子……”其实郑先生的不负责任何止是生孩子？子女的教育、医疗，郑先生何尝负了什么责任？他的三女儿郑川嫦病重，郑先生不肯花钱买药，他“虽然也知道醇酒、妇人和鸦片，心还是孩子的心”，不过是浸泡在酒精缸中孩尸的心罢了。

永远在“沉下去”

张爱玲曾说，她“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私语》）这是张爱玲的心理感受，用的也是绝妙的意象手法，精辟地概括了她父亲这代人和整个家族随着时间推进，在走向消沉、没落。

最明显的是政治特权的消失。清末，李鸿章的权势可使他的子孙、亲属都能当官。他的三个儿子都未中进士，一样当大官：长子经方任过驻外公使，回国当了道台；次子经述是嫡出，承袭了李鸿章的爵位；三子经迈也官至侍郎。李鸿章死时，一封遗疏上去，嫡长孙国杰原任户部员外郎，就升了郎中，次孙国燕、三孙国煦都赏了员外郎，四孙国熊赏了举人。其时国煦、国熊都是少年，国煦还是个残废。张佩纶虽没有大用，以一个罪臣身份，先赏了翰林院编修，后又以四五品京堂起用，也未尝不与李鸿章有关。张的儿子张志潜是个举人，能到京中当官，与张家、李家这些过硬的后台也有关系。

辛亥革命后，清王朝倒台，张家、李家都没有出现树倒猢狲散的局面。张氏亲族中，北洋时代还出现过张志潭这样的政治明星，李家传人李国杰仍把持了轮船招商局的大权。

斗转星移，1928年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张志潭这样的明星销声匿迹，国民政府中新崛起的豪门开始注视着被李家控制的招商局。先是1930年宋子文以国民政府名义派亲信赵铁樵进入招商局任副手，李家不敢不纳。赵铁樵名义上在李国杰之下，但他一进局便公布整顿招商局暂行条例，逼李交权。李国杰自然不愿将这块肥肉吐出，李、赵之间出现了复杂的明争暗斗。赵铁樵以国民政府为后台，李国杰处于劣势。为保住李氏家族的地盘，李国杰不惜重金收买安徽人王亚樵组织的斧头党，1931年将赵铁樵暗杀。赵铁樵死了，但没有改变国民政府吞并招商局的初衷，名义上仍让李国杰出任董事长兼总经理，暗中却调查出招商局的亏空达两千七百万美元。李国杰得知，秘密与美商签约，出售属下的码头、栈房，想用巨额回扣填补漏洞，不幸的是秘密交易曝光，李国杰被上海市政府扣押查办。1932年11月，国民政府宣布将招商局收归国有，李家在民国后保留的最后一块地盘，从此丧失。

李国杰花了重金买通才获准因病假释，后宣告无罪，但李家大势已去。李国杰还想卷土重来，1937年开始与日本人勾结，拼命挤进维新政府，1939年2月12日被军统特务刺杀身亡。（《我的姐姐——张爱玲》）

李国杰算是李氏家族国字辈中佼佼者，是民国后保持地位最高最久的人。但“无可奈何花落去”，历史终将这个显赫的家族逐出了舞台，代之而起的又是一批新豪门。

随着政治权力的丧失，这些旧家族在经济上走了下坡路。张爱玲的小说中不少地方描绘了旧式世家经济窘迫、难以为继的情景。张爱玲在这些地方——哪怕是细节，都刻画得栩栩如生，因为张爱玲有切身体验。

张爱玲成长的时期，是旧中国社会最不安定的年代。辛亥革命后，军阀连年混战，大小军阀不是我吞并你便是你吞并我，动辄几个师、几十个师的激战，战区是赤地千里，其他地区是苛税重敛、饿殍满地、农民逃亡、土地荒芜。1928年国民政府虽基本统一了中国，但接着又是新军阀混战，规模更大。国共分裂后，共产党开辟了农村革命根据地，蒋介石又组织了大规模围剿……张爱玲虽对革命和战争不感兴趣，但她的小说却不能脱离这个大背景。

土地是封建世家安身立命的基础，他们尽管躲进租界，有田有地还是他们足以傲人的地方，是他们有根底的象征。但在兵荒马乱中，土地没有了收益，反成了负担，为了维持奢华生活，他们不得不将它变卖。小说《金锁记》中三爷姜季泽和二嫂七巧间的对话便说明了问题所在。

季泽道：“……倒是咱们乡下你那些田，早早脱手的好。自从改成了民国，接二连三的打仗，何尝一年闲过？把地面上糟蹋得不成样子，中间还被收租的、师爷、地头蛇一层一层勒着，莫说这两年不是水就是旱，就是遇着了丰年，也没多少进账轮到我们头上。”七巧寻思着，道：“我也盘算过来了，一直挨着没有办……”季泽道：“你那田要卖趁现在就得卖了。听说直鲁又要开仗了。”

土地是世家豪族的根，现在根也要被拔起了。

变卖土地还不能满足他们奢华的用度，接着就是卖房产。张爱玲的父亲卖房子是一栋栋地卖，本人也从大房住到了小房。小说《金锁记》中也谈到了三爷季泽卖房子，先是把自住的豪宅押出去，换了钱，钱花完了，反正赎不回来了，干脆连产权也卖了，又可得笔钱。房地产商买了将它翻造成弄堂房子，一家一家租出去。

卖了房子，又卖古董字画、皮衣皮货。小说《留情》中写米先生、淳于敦凤到世家杨家做客，杨府老太太便找出几件字画请米先生看，请他估价，说“约了个书画商明天来，先让米先生过目一下，这我就放心了”。另一部小说《创世纪》中写匡老太太过生日那天，恰好原定的皮货商来看皮货，弄得匡老太太下不了台，客人们“因为卖东西不是什么光鲜的事，都装作不甚注意”。在卖皮货时，那位匡老太爷还要装阔，说什么“本来我们这儿也不是那些生意人家，只认得钱的——真是，谁卖过东西”。

旧式世家大族的衰败除了政治特权丧失、战乱频仍、本身奢华过度外，还有个重要原因是坐吃山空、不事生产。不只是遗老遗少这辈光会吸鸦片、嫖女人，下一代也不见得比上一代强，像张爱玲的弟弟那样安分守己算是好的。小说《金锁记》中，七巧的儿子长白就被三叔季泽带坏了，吃喝嫖赌样样来。《创世纪》中匡老太太儿子匡仰彝游手好闲，一辈子没做过事，老太太卖皮货的钱也要伸手要几千元去零花。为顾全门风，旧式世家又不允许小辈的女孩出去做事，熙熙攘攘的几代人、一大家子，光靠祖辈遗产过日子，还要硬撑面子，金山也会吃空！

旧式世家经济上走下坡路时，时代又推出了新的豪门巨族。与有强硬政治后台的新豪门相比，没落的旧式世家更不是敌手。李国杰的败亡，就败亡在国民党四大家族手里。

政治权力丧失，经济实力下降，压垮旧式家族的最后一根稻草便是道德观念的沦丧。

儒家的伦理是维系封建世家的重要纽带。在尊卑有别、长幼有序的面纱下，尽管掩盖着封建道德吃人的一面，但至少在表面上，家族的个人还是要以此为准绳，共同来维护家族的存在。

但是，“生逢末世运偏消”，20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的触角已伸向整个中国，上海更是其大本营。资本这个巨人，在它触角所及地区，对中国封建主义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各方面进行了无情的扫荡，封建道德观念自在其中。于是封建伦理温情脉脉的面纱被戳穿了，家族的纽带被冲击得千疮百孔，张爱玲周围的世家旧族无一不面临着世风日下、日益衰败的命运。

《金锁记》中写的姜家就是典型。按小说所写，姜家是礼法森严的世族。老太太是全家主宰，三个儿媳必须晨昏定省，站在老太太面前，大气儿也不敢出一口。儿子们也都是孝子，大爷、三爷（二爷有病）在母亲面前毕恭毕敬，言听计从，从不说个“不”字。但这一切都是表面的，老太太不准儿子纳妾，他们便在外面租小公馆，三爷更乐得不回家，妻子还要为丈夫的荒唐行径打掩护。老太太在世，三爷便与二嫂调情，老太太、二哥去世后，三爷又想谋夺哥哥的一份遗产。小说中的姜家的原型就是张爱玲的外祖李家。在这里，什么“父慈、子孝、兄良、弟恭……”的家规被资本激起的无尽贪欲撕得粉碎。

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曾亲眼见到小说中三爷的原型李国熊。这时李国熊已败落到在上海待不下去的程度。一次他从北京回上海，住在张家，张子静看到他仍是一副遗少的习气，裤带上系着雕刻精美的小葫芦，中间养着金铃子和蛐蛐儿。最精彩的是他与儿子李家龙合演的一出好戏。

李家龙这位李鸿章的曾孙，家财早被父亲败光，但仍很会挥霍，他的生财之道便是向亲戚借钱，张家也被他光顾过，但借了钱他“从来不见还”，“父子两人荒唐行径。相距不过是百步与五十步”。就是这一对荒唐父子，在张家见面后，李家龙“垂手站在他父亲眼前，毕恭毕敬，不敢落座”。李国熊也一本正经问起家事，“从媳妇一直问到孙子”，儿子也一一如实作答，但好戏还在后头：

只见李国熊摆起严肃的脸孔，开始教导李家龙在家应该怎样尽责任，在外面对待亲友、长辈和同事，应该怎样诚信笃实……他的儿子神色庄重，诺诺连声。（《我的姐姐——张爱玲》）

张子静再也没有想到这位曾欺嫂霸产的三爷教训起儿子来也是有板有眼，句句生动的。不过张子静也看出来，“‘三爷教子’这出戏，是演给我父亲看的”，表明他们家家教谨严，父慈子孝。

当义正词严的家教已沦为演戏的台词，而根本不是律己的箴规，父慈子孝等等的虚伪和无能也就暴露无遗，维系封建家族的纽带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家族最后的一道精神防线彻底崩溃了。

封建家族的崩溃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那就是这个家族中的先进分子，在接触了新思想后，冲破了窒息他们的牢笼。张爱玲母亲的离婚、姑姑的搬出、张爱玲的出走，作为家长的张志沂却无能为力，反映了封建伦理在资本主义文明面前的苍白与软弱。她们用自己的行动，对封建家庭进行了批判。

不过，家庭的阴影和负担实在太沉重了，以致张爱玲冲出家庭重围、回眸眺望的时候，她又产生了几分痛惜和依恋。她知道已破坏的不会再生，更大的破坏还将到来，但又感到破坏来得太仓促，她还没来得及，惘惘的威胁已在等待着她。（《〈传奇〉再版序》）她痛恨她父亲这一代，曾用批评和讥讽的笔调将他们一一录出示众，她还说，如果“把世界强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属于我父亲的一边必然是不好的”。但又怜惜他们，怜惜她与他们曾共同生活过的那个世界，所以她在说“沉下去”之前，又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喜欢鸦片的云雾，雾一样的阳光，屋里乱摊着小报（直到现在，大叠的小报仍然给我一种回家的感觉）。看着小报，和我父亲谈谈亲戚间的笑话——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时候他喜欢我。（《私语》）

如此矛盾，但又如此合情合理，都统一在张爱玲的身上，这就是她的作品总是笼罩着一片苍凉气氛的家族根源，也是她小说中对没落的一代人既恨又爱，参差对照的由来。

军门小姐

张爱玲母亲的家世也非同寻常。她是名震一时的江南水师提督、曾被封男爵的黄翼升的孙女。

黄翼升字昌岐，出身于湖南长沙农家，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生，道光十五年（1835年）投身军界，从小军官做起，到曾国藩率湘军进入安徽时，他因有军功已做总兵，率淮扬水师归属曾国藩指挥。同治元年（1862年）为保卫上海，规复苏南粮饷重地，曾国藩命李鸿章组织淮军进驻江南，同时也命黄翼升带水师五千归李鸿章节制，是李鸿章的副手。后黄翼升的水师在清兵与太平军争夺常熟、江阴、苏州等地战斗中都出色地完成任务。同治三年（1864年），曾国藩提出统一长江中下游五省（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水师的建议，在设立长江水师时，经曾、李推荐，黄翼升出任了长江水师提督。同治四年（1865年）李鸿章奉命镇压捻军，在对东捻的战斗中，黄翼升的水师驻守运河一线，阻拦了东捻的向西突围，又为清政府立下了功劳，功封男爵爵位。因此黄翼升虽非湘系嫡系部队，但却与湘系有密切关系；又做过李鸿章部下，与淮系有紧密联系，是位得到曾、李同时赏识、重用的将领。

黄翼升死时已七十六岁（公元1894年），他早早在南京盖了房子做定居之地。他只有一个儿子黄宗炎（另二子早天），早年中举，黄翼升却为他捐了道台，承袭爵位后，便赴广西出任盐法道。这位将门之子，婚后一直未有子嗣，赴任前，家中便从长沙家乡买了一个农村女子给他做妾，有身孕后，将其留在南京。黄宗炎去广西赴任，不到一年便染瘴气而亡故，仅活了三十岁。黄宗炎死后，全家人都关注着姨太太的临产，1896年生下了一女一男的双胞胎。女孩子便是张爱玲的母亲黄素琼又名黄逸梵，男孩就是舅舅黄定柱。关于母亲和舅舅的诞生，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有一段生动记述：

外祖父黄宗炎死后，姨太太在南京临盆。没有生育的大外祖母十分紧张——如果生个女的，黄家的香火岂不就断了？

我母亲落地之后，大外祖母一听是个女的，绝望得立时昏倒在地。佣仆一阵惊乱之中，却听产婆在屋里说：“不要慌，里头还有一个！”

这一个就是我舅舅黄定柱……

黄素琼和黄定柱的生母后来感染上了肺病，二十多岁就去世了。姐弟俩是由嫡母——张子静称大外祖母——抚养大的。嫡母死于1922年，那时黄家已在上海。张爱玲保存的相片中就有她亲生外祖母的照片——一位年轻、面带忧郁、不幸早死的湖南女子。

黄素琼家虽是将门，但门第同样高贵，又与合肥李氏有旧，黄素琼本人面貌秀丽，张爱玲后来不止一次地提到她母亲皮肤极白，面部轮廓清晰，像外国人，李菊耦在世时便为她的儿子张志沂定下了这门亲事。1916年，两人都二十岁时结了婚。以当时的标准，一位是御史家的少爷，一位是军门家的小姐，称得上是门当户对的美满姻缘。

黄素琼和张志沂婚后一段时期内，感情还不成问题，因为老太太去世后，哥嫂主持家政，年轻夫妻（当然还包括了小姑张茂渊）都在想方设法自立——脱离哥嫂的控制。1922年张志沂在天津找到了一份差使，使自立成为现实，便与哥嫂分了家，张志沂、黄素琼夫妻携儿女和妹妹一起离开了上海到天津。黄素琼过了三年富足的少奶奶生活。

从表面看，这个家庭物质生活是极为富裕的，也是幸福的。黄素琼到天津那年才二十六岁，爱漂亮是富家少奶奶天性，她做了不少衣服，以至张志沂嘀咕：“一个人又不是衣裳架子！”在张爱玲的回忆中，母亲是美丽的，那站在镜子跟前，在绿短袄上别翡翠别针的身影，使小时的张爱玲羡慕极了。

后来，黄素琼察觉张志沂在外娶了姨太太，又花天酒地，家里的生活便渐渐起了变化。她在1924年与张爱玲的姑姑一起出了国，那一年她二十八岁，张爱玲四岁，张子静三岁。

姑嫂出洋

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曾说，假如他们的母亲是个旧式女子，对丈夫抽鸦片烟、娶姨太太只能忍受，因为家里没有她发言的地位。但他们的母亲虽出身传统的世家，思想却并不保守。

母亲黄素琼、姑姑张茂渊思想为什么不保守？这就不能不提到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思想解放潮流，在旧式世家里掀起了层层波浪。在五四新浪潮中，妇女解放一直是高昂的主题。《新青年》刊登了易卜生的名剧《傀儡之家》（即《娜拉》），引发了“娜拉出走后怎么办”问题的讨论。北京大学打破旧规，在1920年首次招收了女生，开创了男女同校之风。许多先进的女性冲破家庭牢笼走向社会……所有这些活生生的事实不能不给黄素琼、张茂渊极大触动。从某种意义上说，黄素琼姑嫂的出洋，不单是留学，更是对旧家族那种腐朽生活的抗议。

据张爱玲的追忆，是她姑姑先提出留学，而母亲则以留学需有人监护，以监护人的身份一同出国的。不论什么理由，以什么名义，这姑嫂两人出国在当时都算大胆的举动，张茂渊作为大家闺秀出国已不多见，但是黄素琼是富家少奶奶，又有了孩子，不能不引起人们注目。当时亲友中，思想开明的赞扬她们是进步女性，更多的思想保守的人，便批评她们不安分。

出身旧式世家的小姐，又是官宦人家少奶奶的黄素琼，她出国是要冲破重重障碍的，除此之外，她还是两个年幼孩子的母亲，更增加了她痛下决心的难度。张爱玲还记得母亲临走前的痛苦，用人几次来催说已经到时候该上船了，“她像是没听见”，张爱玲劝她，“她不理我，只是哭”。那天她穿着绿衣绿裙，上面钉有发光小片，于是在张爱玲幼年脑海中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她睡在那里像船舱的玻璃上反映的海，绿色的小薄片。然而有海洋的无穷尽的颠簸悲恸。”（《私语》）

黄素琼出国的费用，是自己的陪嫁；张茂渊则是她分得的那份遗产，出国时她们便带了几箱古董。张志沂尽管不支持，未资助分文，但也不便阻止，事情是由他生活堕落引起的，而且他还有一个私心，即黄素琼走后，就没有人劝阻他了，更方便了他的花天酒地。果真自己妻子、妹妹走后，他便将姨太太接进了家。

黄素琼、张茂渊姑嫂俩去了英国，学习语言和艺术，大约并未考上某所学校，而是选修某些课程。于是在英国留学界中，便出现了两位女性，一位是张太太——黄素琼，一位是张小姐——张茂渊。后来成为张爱玲姑父的李开第当时也在英国留学，除李开第外还有以后成为国民政府外交官的刘锴，他们曾在一起聚会，留下了不少合影照片。70年代杨荣华在张爱玲家中看过这些已经发黄、历经了半世纪风霜的照片后不禁感叹：“个个时髦又漂亮，很难想象走在那个时代尖端的她（他）们有着怎样传奇的身世。”（杨荣华：《我帮张爱玲搬家》）

黄素琼身在异国，心中牵挂着天津的两个孩子张爱玲和张子静，经常从国外寄玩具、用品给他们。在张爱玲的老照片中便留下了一张姐弟合影，幼小的他们抱着母亲从英国寄来的洋娃娃和绒毛小狗，弟弟头上还戴着一顶西洋式的帽子。

妻子出国后，张志沂的生活也并不称心如意，接回家的姨太太是妓女出身，脾气暴躁。在直奉战争爆发的那年，北方社会动荡，他想起了远在国外的妻子，特寄了一张照片，并附上一首诗。这张照片，黄素琼一直带在身边，她死后，作为遗物，归了张爱玲，但不慎遗失，幸运的是张爱玲还依稀记得这样几句：

才听津门（“金甲鸣”？是我瞎猜，“鸣”字大概也不押韵）

又闻塞上鼓鼙声

书生（自愧只坐拥书城？）

两字平安报与卿（《对照记》）

终于张志沂催黄素琼回国了，他赶走了姨太太，又答应戒毒，1928年张志沂带着张爱玲姐弟俩从天津搬回上海，迎接妻子与妹妹的归来。

母亲、姑姑归来后的日子是张爱玲幼年最快乐的时光。母亲与姑姑带来了西式文明，张爱玲说：“我们搬到一所花园洋房里。有狗、有花、有童话书，家里陡然添了许多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一次母亲和一位胖伯母并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一出电影中的恋爱表演，幼年的张爱玲在地上看着大笑，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私语》）

张爱玲还喜欢看姑姑每天练钢琴。姑姑伸出很小的手，手腕上紧匝着绒线衫的窄袖，大红绒线里绞着银丝，琴上的玻璃瓶里鲜花常开，听着琴，张爱玲似乎身子到了另一个世界。母亲有时跟着琴声练唱，“啦啦啦啦”地吊嗓子，尽管一唱出来就低半个音，但张爱玲还是感到很美，说“她的衣服是秋天的落叶的淡赭，肩上垂着淡赭的花球，永远有飘堕的姿势”。（《谈音乐》）

经过西洋文明洗礼的黄素琼认为家塾无法培养健全的孩子，两个孩子都已到了进入学校的年龄，但当与张志沂谈判时，张志沂却坚决反对。无奈，黄素琼只得像小偷一样将张爱玲悄悄带出去，在附近小学报了名。由于张志沂的竭力阻止，张爱玲的弟弟子静只能留在家中继续跟老先生读古书。

除进学校外，黄素琼还让张爱玲学钢琴、学英文，张爱玲这时充满了优裕的感伤。一次看见书中夹了一朵花，当黄素琼谈起它的历史，张爱玲竟掉下泪来。张爱玲回忆道：“大约生平只有这一个时候是具有洋式淑女风度的。”（《私语》）

离婚与定居国外

张志沂并没有完全兑现对妻子的许诺，仍在吸鸦片烟；在子女的教育上，与妻子产生了更多的矛盾；他还故意不支付家用，打算逼妻子将私蓄花光，然后就能听他安排了。黄素琼看透了张志沂的用心，于是家庭中争吵不断，每逢争吵发生，吓慌了的仆人就将张爱玲与弟弟带出去。张爱玲回忆道，仆人们“叫我们乖一点，少管闲事。我和弟弟去阳台上静静地骑着三轮的小脚踏车，两人都不作声，晚春的阳台上，挂着绿竹帘子，满地密条的阳光”。（《私语》）据张子静说，当时他很害怕，他相信姐姐一定也很害怕。

终于，黄素琼请了律师，与张志沂协议离婚。张志沂本不想离，在办手续时，曾绕室徘徊，几次拿起笔要签字，总长叹一声又将笔放回桌上。律师见状问黄素琼是否改变主意，黄的回答是：“我的心意已经像一块木头。”张志沂听了这话，才终于签了字。

黄素琼离婚后就搬到一所公寓去住，张茂渊看不惯哥哥放荡堕落的生活，也搬出去与嫂嫂同住。黄素琼在经历四年留学生活后，回来不到两年，终与张志沂离异。

黄素琼离婚后不久便第二次赴法国学习油画和雕塑，与当时留法学美术的徐悲鸿、蒋碧薇夫妇和常书鸿都相熟。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她才回国，原因是张爱玲这一年高中毕业，按照离婚协议，张爱玲的教育问题黄素琼有权过问。

据张子静讲，黄素琼这次回国，同行的有她的一位美国男友，名叫维斯托夫，是生意人，年约四十，长得很帅。黄素琼与美国男友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同去了新加坡，在那里收集马来西亚的鳄鱼皮，加工制造手袋、腰带等皮件。1943年新加坡沦陷，男友死于战火，黄素琼从新加坡逃难到印度，一度做过尼赫鲁两个姐姐的秘书。

1946年二战结束后，黄素琼第二次归国，经过战争的磨难，她下船时是一副憔悴的模样。张茂渊看见了不禁脱口而出：“唉唷，好惨！瘦得唷……”已成为名作家的张爱玲眼眶都红了。在上海黄素琼与张茂渊、张爱玲住在一起，张子静不时去看她，她做了他喜欢吃的菜，注意他的饭量，关心他的近况。一次黄定柱过生日，张子静没有按老规矩行跪拜之礼，黄素琼乘没人注意时便责备他不懂礼貌。张子静认为“我母亲虽然长年住在国外，习惯了西方生活，却没有忘记中国旧社会的礼仪”。1948年张子静曾劝黄素琼回上海定居，黄淡淡地说：“上海环境太肮脏，我住不惯，还是国外环境比较干净，不打算回来定居。”（《我的姐姐——张爱玲》）

也是在这一年，她终于又去了英国。1951年她曾写信告诉张茂渊与张爱玲，她在工厂做女工，制皮包。连张茂渊接信后都不知说什么好，悄悄笑道：“这要是在国内，还说是爱国，破除阶级意识——”其实她很想学会裁制皮革，自己做手袋销售，不过这一计划，似乎没有成功。她在英国的主要经济来源还是变卖她从中国带出去的几只衣箱中的古董。

1957年，已移居美国的张爱玲得到伦敦来的消息，得知母亲病重，必须手术。当时张爱玲已与赖雅结婚，经济相当拮据，但还是写了信，并附去了一百美元的支票。不久黄素琼去世，她留下的最后一只箱子给了张爱玲，成了张爱玲与赖雅的宝藏，他们得以将古董逐个变卖，贴补他们收入的不足。（《张爱玲在美国——婚姻与晚年》）

张爱玲对母亲一直怀着感激之情，知道“母亲是为我牺牲了很多”。她钦佩母亲的勇敢，说母亲小时候家庭守旧，缠过足，但她却“踏着这双三寸金莲横跨两个时代，她在瑞士阿尔卑斯山滑雪至少比我姑姑滑得好”。又说“她是个学校迷”，但从小没有上过学校，她总是“梦想与羡慕别人”，“后来在欧洲进美术学校，太自由散漫不算。1948年她去马来西亚侨校教过半年书，都很过瘾”。对她晚年去工厂当女工，学做手袋也很欣赏，认为母亲的想法在今日已很流行，许多青年人自制手工产品可到商店兜售，而她母亲“不幸早了二三十年”。张爱玲还引用她母亲的话说“湖南人最勇敢”。的确，在黄素琼身上，反映了湖南女子不畏艰难、敢作敢为的豪爽、泼辣的性格。

姑姑的家

张爱玲姑姑的家，一开始是母亲、姑姑共有的家。

母亲与父亲离婚后，姑姑也因讨厌哥哥张志沂的为人，宁肯搬出来与嫂嫂同住。她们俩共同租下了一套公寓，这套公寓位于赫德路（今叫常德路）和静安寺路口处，当时叫爱丁顿公寓（现在叫常德公寓），六楼靠右手的那一套。

母亲尽管第二次出了国，但张爱玲仍将这地方当作自己的家：

母亲走了，但是姑姑的家里面留有母亲的空气，纤灵的七巧板桌子，轻柔的颜色，有些我所不大明白的可爱的人来来去去。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一切，不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的，都在这里了。

另一方面有我父亲的家，那里什么我都看不起……（《私语》）

后来，1937年母亲回国，张爱玲从父亲的家里逃出来，投奔的就是这个家。1942年张爱玲从香港返回上海，靠卖文为生，住的也是这个家。姑姑张茂渊后来告诉她，她母亲出国时就托付了张茂渊，而张茂渊也作过许诺，承担了照顾张爱玲的重任。因此姑姑对张爱玲来说是仅次于母亲的亲人。从1942年到1952年这十年的时间，张爱玲一直与姑姑住在一起，尽管公寓从爱丁顿换到卡尔登（今叫长江公寓，位于国际饭店身后的黄河路），但两人之间的感情犹如母女和朋友。

张茂渊也是一位新女性，姑嫂出洋的发起者是她。在兄嫂矛盾中一直站在嫂嫂一边的也是她。嫂嫂离婚后，她又搬出家庭，与嫂嫂共住一处。她起先因为分得不少遗产，生活很阔绰，买了一辆新式汽车，专门雇了一个白俄司机、一个法国大菜师傅，但投资股票失败，她便当了职业女性，在怡和洋行当职员，一度还当过广播电台播音员。她的自立作风，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张爱玲。

张茂渊还保护过张爱玲。在那次张爱玲被打伤、禁闭的事件发生后，张茂渊亲自来说情，竟被不通情理的张志沂从鸦片烟铺上抄起烟杆劈头打去，张茂渊眼镜被打碎，面部也被打伤，缝了六针。气得她发誓：“以后再也不踏进你家的门！”她说话是算数的，从此兄妹俩再也没来往。1953年，张志沂去世，张子静认为从礼貌上应当告诉姑姑一声，打电话通知她，她冷漠地说一声“晓得了”，就把电话挂断了。

张志沂与张茂渊兄妹之间的矛盾是由来已久的，张志沂总怀疑他与黄素琼关系的恶化是由张茂渊挑拨的，很气愤她干预了他的家事，使他作为一家之长的处境很难堪，终于在张爱玲的事情上发作，不念兄妹情义而动手打伤了亲妹妹。

张爱玲的成长，张茂渊是很关心的，但她懂得成功要靠自己，从未做过揠苗助长的事，只是在关键时刻做些应做的事。

1942年，张爱玲开始写小说，《沉香屑》的“两炉香”，写好后，得到沪上名家周瘦鹃的赏识，决定刊于《紫罗兰》复刊号上。为答谢周，张爱玲邀请周到她家赴小型茶会。周到她家后，见到张茂渊。在周瘦鹃眼里，这是一个气度高雅的中年女士，茶会是西式的，茶是牛酪红茶，点心则是甜咸皆备的西点，茶杯茶盘都极精致。众所周知，张爱玲是一向不善料理家务的，茶会的准备无疑出于姑姑之手，而茶会的主人也是这位高雅的女士，张爱玲本不善应酬，张茂渊却陪着周瘦鹃谈论周最喜欢的园艺。张爱玲又尝试编剧本，首部便是据她本人的小说《倾城之恋》改编的，当时上海文坛已承认了张爱玲在小说、散文上的成就，但戏剧是否写得好，人们尚持怀疑态度。在这关键时刻，张茂渊亲笔写了一篇精彩的剧评，为张爱玲在戏剧上的发展开辟道路。

张爱玲小说创作的许多故事来源，也是姑姑提供的。据与张家关系亲密的李开第说：“在写作上，姑姑蛮鼓励她的，其实她的很多小说也是姑姑说给她听的。别人听故事，会忘掉，但张爱玲会化出来，而且和真人真事完全不搭界，否则就是模仿了嘛。像《十八春》，故事我最熟了。”估计《十八春》的故事，在张茂渊、李开第的圈子中，曾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

也许受西方风气的影响，当张爱玲经济上能独立时，两人虽住一起。却“分房用房，两人锱铢必较”（胡兰成语）。一次张爱玲打碎一块桌面上的大玻璃，照赔六百元，那两天张爱玲手头紧，“还是急急地把木匠找了来”。又有一次张爱玲为到阳台上收衣裳，推玻璃门不小心，玻璃碎了，还伤了张爱玲膝盖，姑姑看了，“知道不致命，就关切地问起玻璃”，张爱玲“又去配了一块”。对于这张爱玲解释是因为姑姑的家“对于我一直是个精致完全的体系，无论如何不能让它稍有毁损”。也许是锱铢必较，也许是姑姑的一份真挚的爱，张爱玲虽生在40年代的乱世却有一种安稳，“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正的家。然而我对于我姑姑的家却有一种天长地久的感觉”。（《私语》）这种感觉的得来是很不容易的。

张爱玲是爱姑姑的，也将姑姑作为自己观察、研究的对象，为之，她写了《姑姑语录》，用速写手法几笔便勾勒出了姑姑精彩的话，反映了姑姑极敏锐而又极冲淡的性格。

姑姑很有见识。“她觉得一般人都把职业妇女分开作为一种特别的类型，其实不必。职业上的成败，全看一个人的为人态度，与家庭生活没有什么不同。”“在家里有本领的，如同王熙凤，出来了一定是个了不起的经理人才。”

姑姑说话又很风趣，常有一种幽默感。她有段时间去电台当播音员，诵读社论，每天半小时。她说：“我每天说半个钟头没意思的话，可以拿好几万的薪水；我一天到晚说着有意思的话，却拿不到一个钱。”

姑姑的话又凝练得像首诗。一个冬天，非常寒冷，姑姑急急要往床上钻时，她说：“视睡如归。”张爱玲认为简直就是一首小诗：“冬之夜，视睡如归。”还有一次，姑姑自己生了病，久久没有复原，她却自嘲地说：“又是这样的恹恹的天气，又这样的虚弱，一个人整个地像一首词了。”

面对这些充满智慧又有浓厚哲理、文学气味的语言，张爱玲赞叹道：“我姑姑说话有一种清平的机智见识，我告诉她有点像周作人他们的。”当然姑姑并不懂得这些。

张茂渊对她的家族、亲戚中发生的事看得比张爱玲多，也比张爱玲透，所以她一直抱独身主义，自己工作养活自己。1966年“文革”发生，那位留英时的老同学李开第（同时又做过张爱玲上香港大学时的监护人），因“帮助外国人经济侵略”遭到六亲断绝，没人照看，其时他夫人早已去世，只有张茂渊还来照顾他。1979年李开第平反，他与张茂渊都已是七十八岁的老人，虽是风烛之年，所幸身体均好，为互相照顾起见，两人才决定结合。

也是在1979年，张茂渊通过香港的宋淇与在美的张爱玲取得联系，屈指算来，通信中断已有27个年头了。张爱玲知道姑姑与李开第的结合，很是高兴。虽然张爱玲本人已与世隔绝多年，但她仍关心姑姑，信中问候“姑姑可好”，还说“让我能做点事，也稍微安心点”。（陈子善：《张爱玲未发表的家书》）不过张茂渊毕竟年事已高，1991年在她刚过了九十岁生日后的第十一天便去世了。

张爱玲对姑姑有着深切的怀念之情。在《对照记》中，她特选了一张姑姑40年代的照片，介绍给读者。照片中一位面容丰满、仪态高雅的女士端坐着（好像是由集体像剪裁的），张爱玲特地作了这样的说明：

我姑姑，1940年末叶。我1952年离开大陆时她还是这样。在我记忆中也永远是这样。

张爱玲心中的姑姑是永远不会衰老的。

漂亮的弟弟

1944年，已在上海大红大紫的张爱玲写了一篇《童言无忌》的散文，共五个标题，最后一个标题便是《弟弟》。张爱玲这样介绍她的弟弟：

我弟弟生得很美而我一点都不。从小我们家里谁都惋惜着，因为那样的小嘴，大眼睛与长睫毛，生在男孩子的脸上，简直是白糟蹋了。长辈就爱问他：“你把眼睫毛借给我好不好？明天就还你。”然而他总是一口回绝。有一次，大家说起某人的太太真漂亮，他问道：“有我好看吗？”大家常常取笑他的虚荣心。

他妒忌我画的图，趁没人的时候拿来撕了或是涂上两道黑杠子。我能够想象他心理上感受的压迫，我比他大一岁，比他会说话，比他身体好，我能吃的东西他不能吃，我能做的他不能做。

《童年无忌》中，张爱玲还写了两人一起做游戏的情景，称“一同玩的时候，总是我出主意”。玩的自然是英雄好汉的故事。开幕时永远是黄昏，金家庄两员骁将月红和杏红，一个使宝剑，一个使铜锤，加上许多虚拟的伙伴，饱餐一顿后便翻山去攻打蛮人，偶尔也会杀两只老虎……弟弟有时会不听调派，于是便争吵起来。张爱玲有时也让弟弟编个故事：一个旅行的人被老虎追赶，而人跑呀跑……没等听完故事，张爱玲就笑倒了，在弟弟腮上吻一下，把弟弟当小玩意儿。

《私语》中还提到弟弟因为老生病，所以必须扣着吃，弄得他非常馋，看见人嘴动便叫张开嘴让他看看嘴里可有什么。一次病在床上还要吃松子糖，大人没法子，只好在糖里加上黄连，他大哭，将拳头伸进小嘴里，又在拳头上搽上黄连汁，他吮着拳头，哭得更惨了……

以上都是张爱玲童年生活的回忆，这里的弟弟就是比她小一岁的张子静，小名小魁。童年时候，弟弟虽有多病、嘴馋、爱虚荣、会妒忌、有时不听命令等小毛病，但总的来说还是个乖巧的弟弟，他漂亮，大多数情况下听姐姐指挥，尊重姐姐的意见，是张爱玲最忠实的玩伴。

只有一次，张爱玲感受到弟弟的存在，使她很早地想到男女平等的问题，但这并不是弟弟的过错。童年时张爱玲和弟弟都各有一个保姆，带张爱玲的叫何干、带弟弟的叫张干。张干裹着小脚，伶俐要强，处处占先，而何干为的是带女孩，自觉心虚，处处让着张干，引起了张爱玲的不平，常常与张干争吵。张干气极了，就说“你这个脾气只好住独家村，希望你将来嫁得远远的——弟弟也不要你回来！”张干还能从手指抓筷子的远近预卜命运，说“抓得近，嫁得远”，张爱玲立即将手指移到筷子上端，张干就说“抓得远，当然嫁得远”，小爱玲气得说不出话来。这件小事张爱玲记得很清楚，因为从那时起，张爱玲便萌发了“我要锐意图强，务必胜过弟弟”的决心。

在天津的家中，张爱玲和弟弟一起跟一位老先生在家塾中读书，背诵他们根本不懂的古文，天生聪明的张爱玲常为自己背不出书而苦恼，弟弟可能会更苦恼。最快乐的是母亲从英国寄衣服和玩具回来，保姆们给他们穿上新衣服，玩具则一人一个。

母亲和姑姑从欧洲归来，是张爱玲最幸福的日子，也是弟弟最幸福的日子，他们全家搬到一处名叫宝隆花园的欧式洋房内。洋房共四层，有宽大的客厅，刚搬进去时，张爱玲和弟弟兴奋地在楼梯间跑上跑下。客人来了，姐弟俩看母亲、姑姑和客人们弹钢琴、唱歌。张子静很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那时候母亲三十二岁，穿着从欧洲带回来的洋装，看起来多么美丽啊！姐姐偶尔倒过头来看看我，对我俏皮地笑一笑，眨眨眼睛，意思似乎是说：‘你看多好，妈妈回来了！’”（《我的姐姐——张爱玲》）

快乐的日子并未延续多久，家庭产生了更大的裂痕。前面已提过，母亲回来是以父亲答应赶走姨太太、戒绝鸦片烟为前提的，父亲虽赶走了姨太太，却不曾戒鸦片。更严重的问题，是母亲从欧洲赶回还考虑到姐弟俩都已到入学年龄，母亲坚持要送姐弟去学校就读，她是不赞成家塾的，认为不利于儿童成长，但父亲就是固执地不答应，为此发生不少争吵，张爱玲是被母亲偷偷送到附近黄氏小学当了插班生，而弟弟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之后就是父母的离婚，根据离婚协议，张爱玲姐弟都归父亲一方监护和抚养，但母亲坚持张爱玲日后的教育需征求母亲的意见，费用由父亲负担，这个协议保护了张爱玲，使张爱玲能从小学直到中学毕业。即使父亲娶了后母，也因一直在校住读，尚能维持表面平定。而多病的弟弟在家中面对的是枯燥无味的塾师、不负责任的父亲，后来还加上欺凌他的后母。

一切都无所谓

张爱玲上学校对少年的张子静是个打击。他回忆那时的情景是：

姐姐已进入黄氏小学，住在学校里。每逢假日，家里的司机会去接她回家。父亲仍然不让我去上学。我在家里更为孤单了。以前私塾先生上课，姐姐会问东问西，现在只剩下我自己面对私塾先生，气氛很沉闷，我常打瞌睡。不然就假装生病，干脆不上课。（《我的姐姐——张爱玲》）

这段回忆如实反映了一个少年的无奈，最亲密的伙伴走了，而她又是读书、游戏的主心骨，落下他孤零零一人，读的又是没有兴趣的古文，怎么能打起精神来！

直到1934年，张爱玲已在圣玛利亚女中上高一，父亲才准许弟弟到学校去上学，插班进了协进小学读五年级，这时他已十三岁。

更严重的打击还在等待着张爱玲姐弟：父亲要娶后母了，后母也抽鸦片。为了显示阔气，全家又搬到一所民初老洋房里去，这是一所有二十多间房的大屋，原是李鸿章送给祖母的陪嫁，也是张爱玲姐弟出生的地方。张爱玲形容这房子“整个的空气有点模糊，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在阴阳交界的边缘，看得见阳光……在那阳光里，只有昏睡”。就在这充满鸦片烟气味的家中，张爱玲亲眼看到弟弟与年老的何干备受后母的折磨，张爱玲为避免看到这些，住在学校里，很少回家。（《私语》）

直到有一天，终于发生了一件无法回避的事，使张爱玲产生了剜心似的悲痛，这件事自然与弟弟有关。《童言无忌》中这样描写：

有了后母之后，我住读的时候多，难得回家，也不知道我弟弟过的是何等样的生活。有一次放假，看见他，吃了一惊。他变得高而瘦，穿一件不甚干净的蓝布罩衫，租了许多连环图画来看。我自己那时候正在读穆时英的《南北极》与巴金的《灭亡》，认为他的口味大有纠正的必要，然而他只晃一晃就不见了。大家纷纷告诉他的劣迹，逃学、忤逆、没志气。我比谁都气愤，附和着众人，如此激烈地诋毁他，他们反而倒过来劝我了。

后来，在饭桌上，为了一点小事，我父亲打了他一个嘴巴子。我大大地一震，把饭碗挡住了脸，眼泪往下直淌。我后母笑了起来道：“咦，你哭什么？又不是说你！你瞧，他没哭，你倒哭了！”我丢下碗冲到隔壁的浴室里去，闩上门，无声地抽咽着。我立在镜子前面，看我自己掣动的脸，看着眼泪滔滔流下来，像电影里的特写。我咬着牙说：“我要报仇。有一天我要报仇。”

如果说张爱玲在上述回忆中看到的是弟弟表面上的变化——从外形到种种劣迹，也找到了变化的根由——父亲的教育无方与后母从精神到肉体的虐待，产生了对弟弟的同情和对父亲、后母的痛恨，那么下面的回忆则有更深层次的悲哀了。

浴室的玻璃窗临着阳台，啪的一声，一只皮球蹦到玻璃上，又弹回去了，我弟弟在阳台上踢球。他已经忘了那回事了。这一类的事，他是惯了的。我没有再哭，只感到一阵阵寒冷的悲哀。

在如此的家庭和教育下，弟弟已变成这种样子——由于反复的羞辱、打骂，他已变得对一切无所谓，对一切无动于衷，那位可爱的、甚至怕姐姐超过自己而产生妒忌心的弟弟到哪里去了？张爱玲只能不寒而栗。

1938年，张爱玲不甘于忍受父亲和后母的虐待，逃出这个家，投奔回国的母亲——也是姑姑的家，接着弟弟也来了——

我逃到母亲家，那年夏天我弟弟也跟着来了，带了一双报纸包着的篮球鞋，说他不回去了。我母亲解释给他听，她的经济力量只能负担一个人的教养费，因而无法收留他。他哭了，我在旁边也哭了。后来他到底回去了，带着那双篮球鞋。（《私语》）

母亲为什么没有收留弟弟？最主要的原因已如张爱玲所述，是经济能力有限。离婚协议规定张爱玲和弟弟由父亲抚养并负责支付教育费用，现在张爱玲逃了出来，父亲和后母已在半讥笑、半庆幸地说母亲自己背了个包袱，自然再无法接纳弟弟了。但离婚协议为什么仅规定母亲对张爱玲日后教育须征求她的意见，而弟弟却无须？同一母亲对一双子女为何有不同对待？估计张子静成人后也存在这个疑问。他在回忆中只能转述表哥——黄定柱之子黄德贻的话说，“我母亲不喜欢男孩子，喜欢女孩子”。这也在情理之中，黄素琼自幼没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她出国就是为争取接受教育的机会，她更懂得官宦之家女子受正规教育的困难，反之她认为以张家这样的书香门第，张子静又是独子，父亲不可能不给儿子接受正规教育的机遇，女孩子就不一定。但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张志沂不仅头脑顽固，而且也极端自私自利，为了满足自己过腐朽生活，对儿子的教育和未来，是不闻不问的。

弟弟带着一双篮球鞋回到父亲的家，其痛苦是可以想象得出的。张子静暮年回忆这一场景时，在平淡的言语中仍掩饰不了他黯淡的心情，他说，当他听了母亲委婉的解释，母亲“劝我要回父亲的家，好好地读书，母亲说完这些话，姐姐和我都哭了，回到父亲家，我又哭了好多次——从此我和姐姐再也不能一起生活了”。（《我的姐姐——张爱玲》）

如果说张爱玲和张子静姐弟俩从此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那么这次会见是一道明显的分水岭。

走向社会底层

张子静回到父亲家后，日子是怎么过的，已不甚清楚。根据张子静本人的说明，他十五岁才小学毕业，接着上了光华中学，中学毕业后进了圣约翰大学经济系，费用自然是父亲出的。这是否证明张志沂已关心起儿子来呢？未必。从张子静和张爱玲对父亲的描述，张志沂此人还有一个最大特点：爱面子。既然已到三四十年代，在中国经济、文化中心的上海，家塾制度未免太不合潮流了吧？亲戚朋友的子女上大学、出国留洋已成为一种新身份的象征，而且镀金后，不少人又爬上权力的高峰。这对张志沂是很有吸引力的。支持张子静上中学、大学对张志沂来说，未尝不是一项新的投资。

张子静虽上了当时上海最洋气的名牌大学，但自幼身体就弱，少年时又无人关心，以致不能坚持学习而辍学在家。处于孤岛时期的上海，大环境不好，家中小环境又差，其心情苦闷是可想而知的。1943年几个光华中学的老同学为排遣苦闷，相约合办了一个名叫《飚》的杂志，“希望《飚》带来一阵暴风雨，洗刷了人们的苦闷心灵”。愿望未尝不是好的。

《飚》的印刷费用由几个青年学生自己承担。在约稿时，同学想起了张爱玲，因为张爱玲已是上海名作家了，当时便推张子静去。张爱玲却以为不出名的刊物写稿会败坏自己的名誉为由拒绝了。在同学的怂恿下，张子静写了篇短文《我的姐姐——张爱玲》，发表在第一期上，张子静称，这是他过去五十年中唯一发表的文章（1995年说的话）。这篇文章以弟弟的身份，观察张爱玲性格特点，很能捕捉外界所不知道的细节，是研究那时张爱玲的可贵资料。《飚》出了两期就由于印刷费、纸张费高昂，以及学生们无法筹措到资金去换取发行执照而宣告停刊，张子静的狂飙美梦就此打住。

以后的日子是更冗长的苦闷。张子静说，那时他没有工作，没有爱人，“既无大的欢乐也没有悲哀，仿佛只是日复一日麻木生活”“有的只是烟雾迷蒙的家，一大堆仆人侍候着我那吸大烟的父亲，以及我那也吸大烟的后母”。他的心情茫然而苦闷，甚至看到张爱玲写的《童言无忌》，提到少年时的他，张爱玲是如此悲痛，张子静读了后都没有悲哀，他的神经已经麻木，而当时他才二十三岁。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他的麻木不仁？除了日伪统治时期的上海这个社会环境，虚假的纸醉金迷、歌舞升平外，那就是父亲的家了。他离不了这个家，因为他经济上无法自立；也痛恨这个家，他知道“在我们那个没落了的、颓靡的家里，是看不见一点儿希望的”。他知道姐姐张爱玲之所以成功就是逃离了这个家，有了属于自己的世界，也就有了名望和希望。不过他提起这一点又十分悲哀，他承认他永远也成不了姐姐。

张子静在父亲既不负责任又滥施淫威的管制下，在后母的虐待中，不仅身体垮了，精神也垮了。他只是在踽踽地小心踱步，走过一天天的日子。他眼看着父亲将偌大的家产败光，住处从大房子搬到小房子，却无力阻止。

1946年抗战胜利后，经表姐黄家宜和表姐夫蒋仁宇的介绍，张子静到中国银行扬州分行工作，总算摆脱了父亲和后母，经济上也有了稳定收入，但经不起外间诱惑，沾染了不良习气：赌博。结果是沉迷其间，身体日差，积蓄的钱也在赌局中化为泡影。张子静的赌博恶习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戒掉的。

上海解放时他留在人民银行工作，先在市郊分行任文书收发，又调到大场办事处当文书，后嫌工资太低，工作繁重，自动辞职。那时父亲与后母已搬到苏州路十四平方米的小屋里，他回家都没有住处，借住在同学家。

1952年，张子静通过失业知识分子登记和考试，派到浦东近郊小学当教师，先后在严家桥、施家桥、曹家宅、耀华路小学任教。1962年调到黄楼小学，1971年这个学校改制为中学，张子静改任英语教师，1985年正式退休。

张子静终生未娶。他自幼身体不好，父亲不管他，后母虐待他，导致他性格内向，不善言语。成年后，父亲的经济力量已每况愈下，虽没有到娶不起儿媳妇的地步，但为了他与后母能抽上鸦片烟，也不愿提起这事，接着就是张子静自己的赌博，余钱都丢到赌场去了，哪有能力谈及婚娶？新中国成立后，又背着出身不好的包袱，各种政治运动不断，就这样一步步耽搁了下来。

直到1995年张爱玲去世，张子静以退休教师身份孤居上海，平日看看书，帮同楼的孩子们补习英文，或到过去同学、亲戚家坐坐。当他在马路走过的时候，谁会想到这位老人是李鸿章的曾外孙、张佩纶的孙子、大作家张爱玲作品中亲切地称“长得很美”的弟弟呢？

张子静1953年在这间十四平方米的小屋里送走了父亲，1986年又送走了后母，他们都可算是没落的贵族。从张爱玲、张子静这一代起，他们已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张爱玲活得轰轰烈烈，张子静却平淡无奇，这个家族最终随着历史洪流滚滚而去……

当张子静退休后搬进这间小屋，他想了些什么？

几十年的岁月，一路行来，只见富贵繁华渐去渐远，终至一无所有，我父亲和后母，当年怎么会想到，他们的晚境是如此的局促而凄凉！

但是，想不到的事情终而发生了，终而结束了，也终而过去了。

这是他们的结局。

有一天，这也将是我的结局。（《我的姐姐——张爱玲》）

历史是无情的，它像海岸边的排天大浪，卷走了一层又一层泥沙，但历史也是有情的，淘尽了泥沙后留下了闪光的真金。张氏家族的后代中，张爱玲就是这闪光的金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