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氏小学到圣玛利亚女中

1930年，十岁的张爱玲进黄氏小学读书，插班入四年级。她原名煐，母亲给她报名时，觉得这个字既难读又难写，踌躇了一下，干脆将她的英文名（Eileen Chang）的译音“爱玲”作为名字。

上新式学堂是母亲的安排，同时母亲还安排张爱玲去一个俄国女人那里学钢琴。张爱玲对音乐有很高的领悟力，她能想象出八个音符的不同个性，像穿戴着鲜艳衣帽在携手舞蹈；她还能从纷纷的琴声中听出摇落、寥落的感觉，仿佛是黎明，下着雨，空空的雨点打在洋灰棚上……又像在几十层大厦中，急急地上后楼梯，一路走上去、走上去……在众多钢琴家中，她不喜欢贝多芬和肖邦的作品，而偏爱巴赫。听巴赫的音乐，在她面前展现的是小木屋，墙上挂钟的摇摆，从木碗中喝牛奶，女人牵着裙子请安，绿草原上的牛羊与白云……音乐带她走向另一个世界。

母亲还订了许多新文学刊物和休闲刊物，有《小说月报》《西风》《良友画报》。一次母亲在《小说月报》上读到老舍写的《二马》，在抽水马桶上读出声来，忍不住笑。《二马》尽管不是老舍最好的作品，但张爱玲一直很喜欢。母亲还爱读西方作家毛姆的作品，这个爱好张爱玲也继承了下来。

张爱玲对色彩极为敏感。母亲告诉她英国和法国的情况，在她脑海里就闪现了这样的色彩：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像浴室的瓷砖；英格兰则是蓝天下的小红房子。上学后，一到寒假就忙着剪纸绘图，自制圣诞卡和贺年片，把最满意的作品寄给已离婚又重返欧洲的母亲。小爱玲一度对自己将来做画家或是钢琴家而烦恼，后来看了一个电影，写画家贫困潦倒的事，她才决定做个钢琴家，在华美的宫殿般的礼堂中演出。

充满幻想的小学生活结束后，张爱玲升入上海圣玛利亚女中。圣玛利亚中学与桃坞中学、圣约翰大学附中同属美国圣公会系统，是一所培养高等华人的学校。在该校高中毕业，如升学，选择国内的便可进圣约翰大学，优秀的则可保送国外名牌大学。这所学校与一般学校不同之处是将课程分为英文、中文两部。英文部课程包括英语、数学、物理、西洋史、地理，以及《圣经》等科目，采用的全是英文课本，并由英、美籍人担任；中文部课程只有国文及本国历史、地理三科，担任的老师，初中以下是师范毕业、年龄在三十以上的中国小姐，初中以上则多半是前清科举出身的老学究。圣中重视英文课程，毕业生个个英语流利，而国文极差，连个中文假条也写不好。

圣中是全住宿制学校，每逢星期六下午家中派汽车将张爱玲接回。这时他父亲已娶了后母，为避免见到后母的尴尬，她一回家便钻进房里看书，星期一一大早便乘车回校。她在学校是少有的用功学生，成绩都是A和甲。但她仿佛一切都不甚经意，一位老师发现：她总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不听老师讲，手里的铅笔则不停地在纸上画，好像在用心记笔记的样子，事实上却在画教师的速写像。一般老师因她成绩太好，也不和她计较。

在圣玛利亚女中读书时，张爱玲是这样的形象：她长得很高，却瘦骨嶙峋，不烫发，而当时的圣中学生不烫发者只占不到五分之一，而且多半是虔诚的基督徒和预科生——相当小学高年级程度。张爱玲的衣饰更不入时——那时风行窄袖旗袍，而她则是宽袖的，平时表情板滞，十分沉默，不说话，不交朋友，不爱活动，精神上萎靡不振。

给圣中老师和同学印象最深刻的是她的懒散。她是出名的欠交课卷的学生，老师问她，她总是说“我忘啦”，说时两手一摊，一副可怜相。她的不加修饰是出了名的，她的寝室是最乱的一间。圣中学生卧室里都有一个放鞋子的柜，不穿的鞋子必须放置柜中，不准放在床下。舍监在检查寝室时，发现不放在柜中的鞋，必定取出在走廊中示众，而爱玲的那双平底旧皮鞋是常常被展览的，每到这时，她必定说“啊哟，我忘了”。所以圣中学生一提起张爱玲，就会打趣地说：“喔！爱玲，‘我忘啦’！”

张爱玲这一时期沉默、懒散，甚至萎靡不振，自然是因为家庭的变动造成的。父亲自娶后母后，更不关心爱玲姐弟，每学期的学费，父亲给得都不痛快，因为这一点，张爱玲早就停止了学钢琴。后母来家后，以爱玲身材与她年轻时差不多为由，带来一箱旧衣，爱玲没完没了地穿，这与圣中学生贵族化的衣着打扮形成强烈的对比。加以张爱玲自小就由保姆带大，从来没有料理过杂务，于是便显得笨拙、懒散。然而她并不掩饰这一点，坦然处之，我行我素。她知道在这方面她永远比不上那些烫了发、衣着入时的同学，她只有在学习上还有写作上显露自己的才华和锋芒。

习作

张爱玲在1943年以“两炉香”（《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一炮而红，但她的文学道路却在这之前很久就开始了。圣玛利亚女中时期可以说是她创作的重要酝酿时期。中学六年在文学上的尝试，为她早来的辉煌作了最好的铺垫。

如果将时间再向前推移，张爱玲创作上的发蒙应在七岁，那时她还在天津。

张爱玲二十岁时为《西风》杂志征文写的《我的天才梦》告诉人们，她七岁时写的一篇小说是个家庭悲剧，遇到笔画复杂的字，还常去问厨子怎么写。故事的情节是一个小康人家姓云，新娶的媳妇叫月娥，小姑叫凤娥，哥哥一天出去经商，小姑便想谋害嫂嫂。七岁的张爱玲实在想不出怎么谋害的方法，这篇小说就没再写下去。

受旧小说《说唐》的影响，张爱玲又写起章回小说来，开头的第一句便是“话说隋末唐初时候”。正在她全神贯注写历史小说时，她的一个堂房侄子，年已二十多岁，家中称他为“辫大侄侄”，走过来看了第一句，便叫好：“喝！写起《隋唐演义》来了。”小爱玲很得意，可始终只在旧账簿上写了一页，再也写不下去了。

小学时，张爱玲第一次写成了一篇有结局的小说。小说女主角素贞与表姐芳婷同时爱上了一个男子，最终素贞投水自杀，这是典型的三角恋爱故事。张爱玲将小说用铅笔写在一本笔记簿上，同学间在蚊帐中传来传去，字迹都模糊了，一位姓殷的同学看见负心男子叫殷梅生，便说，他怎么也姓殷，提笔改成王梅生。爱玲尊重自己原作，自然又改过来，这么改来改去，纸都擦穿了。

上述小说，在学校里应属于地下创作之列，正式的要算作文。那时有一种滥用形容词的新台阁体，其中名句像“那醉人的春风，把我化成了石像在你的门前”。《理想中的理想村》便是属于这一类的，张爱玲成名后重读这篇少作，便感到不能忍耐的新文艺滥调，这篇文章写了理想村中的跳舞厅、游泳池，还有银白的月亮、路边的野蔷薇、清泉和池塘，全篇用的辞藻都是华美的，还用了当时流行的“哟”字来表达洋溢的感情。

受自小爱读的古典小说《红楼梦》的影响，张爱玲还写过一个长篇的纯鸳鸯蝴蝶派的章回小说叫《摩登红楼梦》，她父亲还为小说代拟了六个回目：“沧桑变幻宝黛住层楼，鸡犬升天贾琏膺景命”“弭讼端覆雨翻云，赛时装嗔莺叱燕”“收放心浪子别闺阁，假虔诚情郎参教典”“萍梗天涯有情成眷属，凄凉泉路同命作鸳鸯”“音问浮沉良朋空洒泪，波光骀荡情侣共嬉春”“陷阱设康衢娇娃蹈险，骊歌惊别梦游子伤怀”。

这部《摩登红楼梦》手稿今日已无法得见，所幸张爱玲在《存稿》一文里还保留了大致情节和描写：

一开始写宝玉收到傅秋芳寄来的一张照片：“宝玉笑道：‘袭人你倒放出眼光来批评一下子，是她漂亮呢还是——还是林妹妹漂亮？’袭人向他重重瞅了一下道：‘哼！我去告诉林姑娘去！拿她同外头不相干的人打比喻——别忘记了，昨天太太嘱咐过，今儿晚上老爷乘专车从南京到上海，叫你去应一应卯儿呢？可千万别忘了，又惹老爷生气。’”

写贾琏得官：“黑压压上上下下挤满了一屋子人，连赵姨娘周姨娘也从小公馆赶了来了……凤姐儿满脸是笑，一把抓住宝玉道：‘宝兄弟，去向琏二哥道个喜吧！老爷栽培他，给了他一个铁道局局长干了！’宝玉……挤了进去，又见贾母歪在杨贵妃榻上，鸳鸯蹲在小凳上就着烟灯烧鸦片，琥珀斜倚在榻上给贾母捶腿……贾琏这时候真是心花一朵朵都开足了，这一乐直乐得把平日的洋气派洋礼节都忘得干干净净，退后一步，垂下手来，恭恭敬敬给贾政请了个安，大声道：‘谢二叔的栽培。’”

凤姐儿在房中置酒相庆：“自己坐了主席……贾琏道：‘这两年不知闹了多少饥荒，如今可好了……’凤姐瞅了他一眼道：‘钱留在手里头要咬手的，快去多讨两个小老婆罢！’贾琏哈哈大笑道：‘奶奶放心，有了你和平儿这两个美人胎子，我还讨什么小老婆呢？’凤姐冷笑道：‘二爷过奖了！你自有你的心心念念睡在梦里都不忘记的心上人放在沁园林小公馆里，还装什么假惺惺呢？大家心里都是透亮的了！’”

贾珍带信来说尤二姐请下律师要控告贾琏诱奸遗弃，因为他“新得了个前程，官声要紧”，打算大大诈他一笔款子。贾琏无法筹款，“想来想去唯有向贾珍那里去通融通融，横竖这事起先他也有一份在内……”。

底下接着写主席夫人贾元春主持的新生活时装表演；秦钟、智能儿私奔；贾府里打发出去的芳官、藕官加入歌舞团；复写贾珍父子及宝玉所追求；巧姐儿被绑架；宝玉闹着要和黛玉一同出洋，家庭里通不过，便负气出走，贾母、王夫人终于屈服……临行时，宝、黛又拌了嘴，闹决裂了，一时不及挽回，宝玉只得单身出国去了。

上述故事情节和语言，不难看出张爱玲是熟读了《红楼梦》的，对《红楼梦》主要人物的性格和相互关系把握得极为准确，语言也酷肖原著。张爱玲将故事背景改换成当代的上海，什么“寄照片”“乘专车”“小公馆”“铁道局长”“烧鸦片”“请律师”“主席夫人”等新名词纷纷出现并从红楼人物口中冒出，使当代人读了既新鲜又有趣，并有一种对现实的调侃意味。张爱玲小时就如此熟悉《红楼梦》，无怪她晚年研究《红楼梦》，能写出一详、二详……直到五详《红楼梦》，她的研究，连红学专家也为之惊叹。

张爱玲一生的成就主要在现代小说的创作而不是对旧小说的模仿。研究张爱玲圣中时期在新小说上的尝试，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根据陈子善教授的发掘，张爱玲在圣中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是《不幸的她》。这个短篇发表在圣中校刊《凤藻》总第12期上，时间是1932年，原编者注明张爱玲是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其时张爱玲才十二岁。

《不幸的她》写一位年轻、孤傲而热爱自由的“她”为追求独立自主的婚姻和生活而四处漂泊。“她”对童年的怀念，对纯真友谊的依恋，都写得如诉如泣。这篇只有一千五百字的小说时间跨度长达十年，多次运用电影闪回的手法，场景的调度、语言的表达都显现了作者过人的才华，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已开始显露。（陈子善：《天才的起步》）

张爱玲升入高中后，圣中聘请了一位新的国文老师汪宏声。这位汪老师上任后竭力扭转圣中师生不重视国文的陋习，并对国文教学进行了改革。其中的作文课，改变过去老师出题（如“说立志”“说知耻”）、学生照答的准八股式，而拿学生熟悉的周围生活来命题，有时干脆让学生自由命题。汪先生的改革，如将笼中的鸟儿放飞，初期成绩自然很不理想，但在众多的作文中，汪先生却发现了一本行云流水、辞藻瑰丽的作文，这本作文的主人就是张爱玲。

汪先生为鼓励学生创作，发动、组织学生办了刊物《国光》，汪先生自然属意张爱玲当编辑，但她只答应写稿。至今在已发黄的《国光》上，便留下两篇张爱玲的小说：《牛》和《霸王别姬》。

《牛》是以农村为背景的小说，农民禄兴卖了牛，春天无牛耕种，便向邻居家借牛，这头牛不受禄兴管束，禄兴略加鞭策，那牛竟用角刺死了他，这是个悲剧。张爱玲后来说，“《牛》可能代表一般‘爱好文艺’的都市青年描写农村的作品”“其志可嘉，但是我看了总觉不耐烦”。（《存稿》）作为农村小说，《牛》写得很肤浅，不过整篇小说悲剧气氛的营造，张爱玲特有的意象运用都有值得称道的地方。

《霸王别姬》是一部历史小说，写的是众所周知的项羽与虞姬的悲剧故事。虞姬自刎的片段写得相当感人。

他甩掉她的手，拖着沉重的脚步，歪歪斜斜走回帐篷里。她跟了进来，看见他伛偻着腰坐在榻上，双手捧着头。蜡烛只点剩拇指长的一截。残晓的清光已经透进了帷幔。

“给我点酒。”他抬起眼来说。

当他捏着满泛了琥珀流光的酒盏在手里的时候，他把手撑在膝盖上，微笑看着她。

“虞姬，我们完了……看情形，我们是注定了要做被包围的困兽了，可是我们不要做被猎的，我们要做猎人。明天……啊，不，今天——今天是我最后一次的行猎了。我要冲出一条血路，从汉军的军盔上踏过去！……”

但虞姬不肯跟他去，怕分了他的心，接下去——

虞姬微笑，她很迅速地把小刀抽出了鞘，只一刺，就深深地刺进了她的胸膛。

项羽冲过去托住她的腰，她的手还紧抓着那镶金的刀柄。项羽俯下他的含泪的火一般光明的大眼睛紧紧瞅着她。她张开她的眼，然后，仿佛受不住这样强烈的阳光似的，她又合上它们。项羽把耳朵凑到她的颤动的唇边，他听见她在说一句他听不懂的话：

“我比较欢喜这样的收梢。”

等她的身体渐渐冷了之后，项王把她胸脯上的刀拔了出来，在他的军衣上揩抹掉血渍。然后，咬着牙，用一种沙哑的野猪般的吼声似的声音，他喊叫：

“军曹，军曹，吹起号角来，吩咐备马，我们要冲下山去！”

两位主角——项羽和虞姬每一句话都有丰富的潜台词，他们的动作都极精确，场面是瑰丽的，也是凄凉的，凄凉中又透露出美来。后来张爱玲重温旧作时说：“当时认为动人的句子现在只觉得肉麻与憎恶……很少中国气味，近于现在流行的古装话剧。”又说最后那个场景太像好莱坞电影的作风了。（《存稿》）这未免太过苛刻，《霸王别姬》中的对话的确像流行的古装话剧，不过这正是当时文坛上很流行的一种创作形式，不只是张爱玲，许多大家们也如是写。何况张爱玲后来创作中也有意识地吸取了电影表现手法，《霸王别姬》提供了她如何吸取电影手法的早期范本。

张爱玲写《牛》《霸王别姬》时，不过是十五六岁的少女，稚嫩是不可避免的，但从这些习作来看，创作上的才华已经显现，她以后作品中的某些风格已经显露。在圣玛利亚女中时，张爱玲除写小说外还在校刊上发表散文、书评，多种文体的锻炼，为她以后以文学为终身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最恨与《天才梦》

张爱玲曾说过：“中学时代的先生我最喜欢的一个是汪宏声先生，教授法新颖，人又是非常好的。”这个汪先生在自己的弟子成名后写过一篇《记张爱玲》，列举了张爱玲在中学时代的种种轶事，如“我忘啦”等等，最后谈到张爱玲在毕业年刊的调查栏里，关于“最恨”一项，她竟这样写：“一个有天才的女子忽然结了婚。”张爱玲写这句话时不过是年仅十六七岁的少女，她为什么这样写？

这要对圣玛利亚女中再作些补述。汪先生曾介绍这所中学重英文轻国文，有很严的纪律，是所贵族化的教会学校。培养的学生，除少数能出国或入圣约翰深造外，大多成为交际花和阔家的少奶奶，所以圣中说是所交际花和少奶奶的养成所更为恰当。

对圣中大多数学生言，学英文、练钢琴，养成爱整洁、守纪律的习惯，成为标准的淑女，是为将来嫁人作准备的。据汪先生讲，圣中学生连中文请假条都写不好，但自他在圣中进行国文改革后，确也出现了为数不多热爱写作、确有才华的学生，除张爱玲外，还有一位张爱玲的同班同学张如瑾。张如瑾是《国光》的编辑，曾写过长篇小说《若馨》，很得到汪宏声的称赞，曾推荐出版，因战事爆发未果。张爱玲也很喜欢《若馨》，曾在《国光》上写过《〈若馨〉评》。据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提供，张如瑾与张爱玲的关系也很好，如瑾家在镇江，寒暑假都要回镇江，但假期中总要到上海一两次找张爱玲聊天，一聊就是几个小时。可惜的是这位极有希望成为文坛新人的张如瑾后来嫁了人，也没有再写作。张爱玲写下“最恨”一项时，张如瑾还没有走到这一步，但从圣中的过去已推知她的同学迟早会有这么一天。她的最恨，是对现实女性命运的一种抗议，也是她决心今后不附属于任何男子、独立地做人的宣言。

张爱玲写下“最恨”一项，也隐约透露出她对旧家庭女子不幸婚姻的思考。

她的祖母李菊耦是个有天才的女子，嫁了张佩纶，婚后生活不能说不美满，但也有缺憾，丈夫年龄过大，仕途又极坎坷，都曾给李菊耦本人及家庭带来阴影。她的六姑奶奶李经璞，也是知书达礼的才女，婚姻更不般配，丈夫比她小六岁，一辈子嫌她老，且性格乖僻，全家重担全压在她身上。她母亲的遭遇更是她亲眼所见。而祖母、母亲这两辈人的婚姻对于她们本人来说都是忽然来到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葬送了她们一生。有鉴于此。她姑姑暮年才结婚。现实是更生动的教材，所以她会在“最恨”一栏中填下那惊世骇俗的话。

张爱玲是最了解自己的，她知道自己的天分，她抱定“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她还说过在学校里“我得到自由发展，我的自信心日益坚强”。（《天才梦》）她决心要走自己选定的路。完整地反映了她想法的便是她写于1939年底的《天才梦》。

写《天才梦》时，张爱玲已在香港大学读书。1939年，上海一本很走红的杂志《西风》悬赏征文，题目是《我的××》，限定字数，首奖为五百元，当时是笔不小的数字。张爱玲在香港读书，经济上相当拮据。她应征写文，一方面是想显示自己的文学才能，另一方面也有经济上的考虑，于是就以《我的天才梦》为题，写成后寄往上海。不久，收到杂志社来信，通知征文已得首奖，但正式名单公布时，首奖却是另一人撰写的《我的妻》，在正式获奖的十人中张爱玲没有份儿，张的征文被列为三个名誉奖的最后一名。原因何在？据张爱玲后来了解，“是有人有个朋友，用得着这笔奖金，既然应征就不好意思不帮他这个忙，虽早过了截稿期限，都已通知我得奖了”。（《忆〈西风〉》）的确那篇得头奖的《我的妻》，不仅写得平平，而且也超过了限定字数。《我的天才梦》虽被掉了包，但还是张爱玲第一篇在公开刊物上发表的作品，以是多年后，人们还认为它是张的处女作。

《天才梦》一开始就说：“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起笔就很突兀，于是一路写下去，以极精练的文字概括了“我”七岁写小说的经过，“我”的自信，“我”在成长中的烦恼。谈到小时候的梦，充满了愉快的回忆，自然也少不了小小的自我嘲讽；成长后遇到的种种懊丧事，也不能掩饰充分享受生命的欢悦。结尾处她用了以后常用的张式警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全篇戛然而止。《天才梦》在色彩的捕捉、意象运用的娴熟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张爱玲的《天才梦》是篇夫子自道，对了解张爱玲从七岁到大学时的生活及思想都提供了宝贵资料。更难能可贵的是《天才梦》通篇的气韵、节奏、文字都相当的完美，已脱离了她中学时代保留的文艺腔，张式的警句已在文章中出现，一位天才已呼之欲出。

后母

中国传统小说、戏剧中，后母往往是凶恶、残暴的象征。她施虐于前妻子女，使他们孤苦无依甚至被逐出家门。艺术是生活的集中再现，现实中确有类似的后母存在，张爱玲就是在自己家中，看到了无数传统艺术形象中的后母。

张志沂与黄素琼离婚后，有过短时期的鳏居生活。1934年房地产价格上涨，张志沂手头钱多了，通过做生意，认识了日商住友银行买办孙景阳，而且做了孙的助手。通过亲戚介绍，便娶了孙景阳的妹妹孙用蕃。孙家也是清末到北洋时期的名门望族，孙景阳的父亲孙宝琦，清末做过山东巡抚，北洋政府时期还出任过国务总理。孙宝琦有一妻二妾，二十四个子女（八个儿子和十六个女儿）。孙宝琦的子女都与豪门结亲，他的儿女亲家有庆亲王奕劻、袁世凯、盛宣怀、王文韶、冯国璋、钱能训等。孙用蕃是孙宝琦第七个庶出女儿，不知是因为高低不成还是已染上阿芙蓉癖，竟拖到三十六岁还未成亲。

张爱玲那年十四岁，读高一，她弟弟十三岁，都是敏感的年龄。当姑姑将这个消息告诉张爱玲时，她哭了，她知道太多关于后母的事，没有想到会应在她身上，听到消息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件事发生，如果那女人就在眼前，张爱玲会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

张爱玲无法阻止事情的发展。这年夏天，张志沂在上海礼查饭店（今上海大厦附近）订婚，半年后就在华安大楼（现金门酒家）举办婚礼，这一年张志沂三十八岁。

孙用蕃嫁到张家，为显示自己会持家，又要摆阔气，把家搬到一座老式洋房里去，这所洋房也属于李鸿章给李菊耦的嫁妆，很宽大，有二十多间房，张爱玲就出生在这座房子里，不过分家时归了伯父，尽管房租贵，孙用蕃还是怂恿张志沂搬了进去。孙用蕃立志搬家，还有一层原因，原来住处离爱玲舅舅家太近，怕受黄家影响。孙用蕃主持家政后又将老用人——特别是爱玲母亲用过的老用人解雇，以孙家带来的用人补上，所有这些显然出于私心，她要清除爱玲母亲留下的所有痕迹。

张爱玲那时住校，只在星期六回家，她对后母折磨弟弟及老用人很不满，但无法改变局面，所以表面上还能维持一段平静，与后母保持着礼节上的尊重，偶尔也有一些关于天气和日常生活的对话。

有一次张爱玲还写了一篇作文就叫《后母的心》，无意中被孙用蕃看到。张爱玲把一个后母的处境和心理刻画得很深刻、细腻，孙用蕃看了很感动，认为张爱玲简直就是设身处地为她而写的，在一些亲友面前还夸耀过张爱玲。不过张志沂和张爱玲的弟弟都清楚，爱玲不过是作文，并没有讨好她的意思。

家中最难熬的是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张子静长得很像母亲，更成了孙用蕃心头的刺，张爱玲亲眼看到原先活泼可爱的弟弟消瘦下去，变得越来越没有生气。张子静回顾姐姐不在家的日子，说他很孤独，“有的只是永远烟雾迷蒙的家，一堆仆人侍候着我那吸大烟的父亲，以及我那也吸大烟的后母”。（《我的姐姐——张爱玲》）

张志沂和孙用蕃夫妻双双不事生产、抽大烟、讲究排场的直接后果，便是将祖遗房产一座座卖掉，自己最后搬到只有十四平方米的小屋里，靠青岛的房租过活（没有卖掉是因为那座房子属二伯张志潜与张志沂共有）。

留学风波

张爱玲与父亲、后母的决裂是因为留学而引起的。

1937年张爱玲高中毕业，母亲黄素琼特地从法国赶回，与张志沂交涉爱玲出国留学事宜。母亲是最爱张爱玲的，自己一生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她想在女儿身上补偿，再者同去国外，母女也可相伴。

正式谈判还未开始，家庭气氛就紧张起来。张志沂是不会同意张爱玲出国的，圣玛利亚女中的六年就够他负担的了，前妻回来又要出新花样，更激怒了他，他恨前妻，由此又迁怒到爱玲身上：多少年来跟着他，被他养活，他付钱教育她，临了心还向着黄素琼，使他怎么忍受得了？爱玲偏偏自己出面向父亲提出了留学要求，又不善表达，平日在父亲面前讨学费都感到羞耻，这次要去留学，要花更多的钱，以是讲得更期期艾艾。这件事已然引起了父亲和后母极大的不满，父亲说她受了别人挑唆。后母对爱玲母亲本就有一种本能的妒忌，爱玲一向敷衍她，她也挑不出错，这下可抓住把柄了，于是当场骂了出来：“你母亲离婚还要干涉我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什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

那时，“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留学的事暂且搁下了。张爱玲的家虽在租界，但隔一条苏州河就是中国地界，中日双方交战激烈，炮声不断，夜间不能入睡。张爱玲到母亲处住了两个礼拜，回来遇到后母，后母就问：“怎么你走了也不在我跟前说一声？”张爱玲告诉她已向父亲说了，她便以为张爱玲眼中没有她，猛地打了张爱玲一个嘴巴，张爱玲没还手，但她却一路跑着上楼，尖叫：“她打我！她打我！”已对张爱玲心怀不满的父亲趿着拖鞋冲下楼来，揪住张爱玲，拳脚交加，称“今天非打死你不可”。张爱玲的头一会偏向这边，一会儿偏向那边，耳朵都震聋了，直到躺在地上了，她父亲才被人拉走。母亲早告诉她，“万一他打你，不要还手，不然，说出去总是你的错”，所以张爱玲一直没有抵抗。看到自己遍体伤痕，张爱玲打算去巡捕房报告，走到门口，发现门已锁上。回到家来，父亲知道后更气炸了，把一个大花瓶向张爱玲头上掷来，张爱玲头一偏才没有被击中。坚强的张爱玲在这个过程中一直没有哭，她的保姆来安慰她，她才放声大哭起来。

第二天姑姑来说情，后母又从中挑拨，父亲竟抄起烟枪劈头就打，姑姑受了伤，从此之后再也没跨进这个家门。

张爱玲被监禁在楼下小屋里，父亲声称要用手枪打死她。保姆何干再三叮咛她：“千万不可以走出这扇门呀！出去了就回不来了。”但她在小屋里还是做了逃跑的计划。正在独自筹划中，张爱玲得了痢疾，差一点死去，父亲不请医生，也不用药，张爱玲在小屋里足足躺了半年。在病中，爱玲也在注意外面的动静，特别是大门口巡警的动静。等到爱玲能够扶墙行走了，她的准备也完成了。她先向女佣套口气，探听巡警换班时间，又用望远镜看好出门的路径，在一个冬天夜晚，家中疏于防范时，她溜了出去。这时已近新年，天气出奇的冷，街灯下是一片寒灰，爱玲却感到世界的可爱，以致她踏在地下的每一步都是一个响亮的吻。

因留学而引起的父亲痛打、禁闭，使爱玲切身感受到封建家庭亲情的冷漠，父亲对爱女竟然施以暴力，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她对父亲从此恩断情绝，这扇家门她再也没有进来过。

张爱玲被痛打、被禁闭，在她一生中留下抹不去的痛苦记忆。她日后的创作中，如《茉莉香片》中聂传庆被父亲打聋和被后母虐待的描述，《十八春》中曼桢被关起来遭污辱的情节，都有她自己这段遭遇的影子。

“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

张爱玲的留学风波直接导致了她与家庭的决裂，她毅然地跨出了家门，迈向了另外一个世界。

跨出这个家庭大门的，张爱玲不是第一个，她母亲、姑姑都跨出了家门，两代三个人，都是女性。这至少说明，张氏家族与许多封建家庭一样，女性受到的压迫和损害最深，她们用走出家庭、脱离家族羁绊的行动表现了她们的不满和抗议。在张氏家族中，恰恰是女性做到了这点，在维护人格的自尊上，她们远比男性勇敢。

母亲、姑姑和张爱玲本人离开家庭的方式是不相同的。母亲是协议离婚，可以带走属于她的财产；姑姑早就获得了李菊耦遗产的一部分，走时自然也带走了它；独有张爱玲是逃出家门的，孤身一人，几乎没有带走任何东西。张爱玲离家后，后母将她所有的一切都送了人，家里似乎根本没有存在过这个人。只有自幼带她的老保姆何干，悄悄将她小时候的几件玩具送了过来，内中有一把白象牙骨子淡绿色鸵鸟毛折扇，年代久了，一扇便掉毛，漫天飞舞，使人咳呛下泪。对家庭的纪念只剩下这个——连回忆也是苦涩呛人的，张爱玲从踏出家门那一霎起，就“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

使张爱玲产生赤裸裸的感觉还不止于此。

母亲执着地要爱玲考国外大学，不惜花重金（一小时五块钱）聘老师为她补习，又教她种种待人接物的礼节和独立生活的能力以适应留学需要。张爱玲总显得很笨拙，她自己承认：

我发现我不会削苹果。经过艰苦的努力我才学会补袜子。我怕上理发店，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裳。许多人尝试过教我织绒线，可是没有一个成功。在一间房里住了两年，问我电铃在哪儿我还茫然。我天天乘黄包车上医院去打针，接连三个月，仍然不认识那条路。总而言之，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于是一个废物。

她又说：

我母亲给我两年的时间学习适应环境。她教我煮饭；用肥皂粉洗衣；练习行路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点灯后记得拉上窗帘；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千万别说笑话。（《天才梦》）

但结果张爱玲承认“我的两年计划是一个失败的试验”。母亲的不满是显然的。

在爱玲离家之前，母亲曾警告过她：跟着父亲，父亲是有钱的，要跟着我就要准备吃苦。待到离开父亲，又警告她：是准备嫁人呢，还是读书，要读书，可以帮助你考大学，如果不准备读书，那读书的钱就可打扮自己。最终，张爱玲选择了跟随母亲，也选择了读书。1937年到1938年这两年间，母亲在观察张爱玲，张爱玲两年适应期的不成功，母亲自然很失望。张爱玲看出，母亲总在怀疑这样做是否值得，因为母亲讲过“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张爱玲也在怀疑自己，于是“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

这一思想困扰着张爱玲，在母亲的公寓里，补习功课之余，她常在屋顶阳台转来转去，西班牙式的白墙在蓝天割出清晰的条与块，她仰头向着烈日，像被审判一样，说不清是自夸还是自卑，她又产生了“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的感觉。

依靠自己的天分和努力，也得到母亲的支持，张爱玲考取了伦敦大学，成绩压倒了众多的日本、马来西亚、香港考生，名列远东区第一名。因为战事，伦敦不能去，拿了伦敦大学录取通知书，改上了香港大学。

张爱玲又走出了家门——母亲和姑姑的家门，孤单地登上了去往香港的轮船，面前是茫茫大海，头顶是南国炎炎烈日，她又“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

中学与西学

19世纪下半叶，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中国，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与中国传统文化完全不同的异质文化，人们通常称之为西学。西学的范围很广，诸如声光电化以及西方语言、文学、宗教、思想都包括在内。

西方文明是与西方殖民主义东来同步的，这样必然在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之间产生矛盾和冲撞。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珍贵品，它们是中国悠久历史的见证，也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但就整体而言，它们已越来越不能适应时代需要。顽固地坚持落后，并拒绝向西方学习的人，就是中国近代那些顽固派；而像林则徐、魏源等之所以为后人赞颂，则因他们既坚持了爱国主义立场，又看到了西方文明的长处，要“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们称得上中国历史上首批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

19世纪60年代，又有一批清政府官员，他们通过与西方列强联合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认识了西方的船坚炮利，转而想学习西方这方面的长处，以巩固清政府统治，这批人我们通常称为洋务派，其代表人物就有曾国藩、李鸿章。

李鸿章原是靠传统儒学猎取功名的官僚，对西学本没有什么认识。同治元年（1862年）受曾国藩委派组织淮军赴上海，思想便发生变化。他有一封致曾国藩的信，提及他曾到英、法兵舰上参观，“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他打算向西方学习，“若驻上海久而不能资取洋人长技，咎悔多矣”。（《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二）表面上看，李鸿章主张与林则徐、魏源相仿，都要学洋人长技，但目的是不一致的，林、魏是为了制夷即反对列强侵略，李鸿章则主要为了镇压太平军。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李部便有一支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甚至兵员也是洋人的洋枪队。其他各支淮军也开始配备洋枪洋炮，洋枪洋炮靠向外国购买，但外国要伪装中立，也担心被中国人学了去，所以在购买中多方面留难，李鸿章决定自己设局，同治二年便在上海、苏州一带设立了三个局，自己制造枪炮子弹。

同治三年（1864年），为进一步说服朝中大臣必须向西方学习，他给恭亲王写了一封信，以“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的理由，申明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信中他认为当时的弊病，在于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将“粗蠢而不加细心”，平日将西方枪炮利器斥为“奇器淫巧”，不必学；战时又被外国利器吓倒，认为不能学。他以日本为例，说明像日本那样的小国都知道改弦更张，何况中国？这封信的最后，李鸿章提出：“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二）这封信之所以有名，一是写得早，二是将他的思路表达得很清楚，由学利器（船坚炮利），进而觅制器之器（兵工厂）和制器之人（洋技师），再进一层要师其法（技术）和培养自己懂技术和会管理的人才。清政府的洋务运动基本上是顺着这个思路逐步推进的。

李鸿章在另一场合谈中国要变，要向西方学习时还指出：中国外部条件已发生根本变化，面临的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这与动辄以天朝大国自居、闭目塞聪的顽固大臣们相比，可算是头脑比较清醒的，不过他的认识也只限于向西方学习练兵、制器，中国的政治制度他是不愿意也不想变的，走的还是中体西用的路子。

张佩纶也办过洋务，进过总理衙门，与李鸿章不同的是，李对外一向主和，张则态度较强硬，不过在向西方学习上不会有差别，他去福建帮办军务时间虽很短，但走的还是调军舰、购洋枪、筑炮台的路子。张佩纶不属于洋务官僚，平素也不以洋务派为然，事到临头，所作所为也只能以洋务派为师（赴福建前特地到北洋李鸿章处参观），这应是个讽刺。张佩纶与李菊耦结婚后，李家的家风自然带来，他们的儿子张志沂外文很好，能读英文原版小说，足以证明李家的开放传统在张家也开了花。

在这种家族传统中，张爱玲这辈人，中外文都有一定根基。有关张爱玲和她的弟弟的中国文化传统，前文已经述及，这里再谈一些西文和西学的学习。

张爱玲中学就读的圣玛利亚中学就是重外文的，她弟弟张子静上过的圣约翰大学，也是重外文的。1938年，张爱玲就读香港大学，这是一所完全按英国学制办的大学，用的也是英国课本，所有学生（含华裔学生）都有英国名字。张爱玲利用这个机会刻苦学习外文，她自己称：在香港三年中，没有用中文写过东西，为了练习英文，连信也用英文写。读的书，也多是英文原版。

香港沦陷，她返回上海，一个时期她为上海英文版的《泰晤士报》写剧评、影评，还替德国人办的一份英文杂志《二十世纪》写文章，有《中国人的生活和时装》（中文《更衣记》的底本）、《中国人的宗教》《依然活着》（回译成中文更名为《洋人看京戏及其他》）等。上述文章有个共同特点，力图让外国人了解中国，为此她用极流利的英文、轻松而略带幽默的笔调，切入外国人关注的问题，娓娓道来，有明显的英国小品文特点。她用英文写的文章受到外国读者的欢迎，《二十世纪》主编克劳斯•梅奈特（Klaus Mehnert）特向读者郑重推荐，将她誉为极有前途的青年天才。

张爱玲的英文造诣得到曾留过学的姑姑的称赞，她姑姑也为爱玲的钻研精神所感动。姑姑曾说爱玲“无论是什么英文书，她能拿起来就看，即便是一本物理或化学”。张爱玲读物理或化学并非喜爱其内容，而是揣摩其中的文法。通过刻苦磨炼，张爱玲在英文修养上达到极高的成就，她姑姑甚至说，她的英文好过中文。在中国同代作家中，大约只有钱钟书、林语堂、萧乾、叶君健等有数的几个能相比拟。

能用英文写作，使她的作品能走两条路子：用英文发表，再回译成中文；或用中文写作，自译成英文。深厚的中国文化根底和对西方文化的理解，使她能自如地将两者相结合，从而赢得以中文和英文为母语的中外广大读者。

在张爱玲身上，中学和西学的矛盾不是没有，但更多地体现着吸收和融合。她的小说和散文写的都是地道的中国的人和事，作品主人公的思想和感情都是中国式的，但表现形式却是现代的，甚至是前卫的，形成既传统又现代的个人风格。张爱玲作品风格的形成，离不开中西文化交会的时代大背景，也离不开她的家族背景和个人经历的背景。

战乱与和平

从张爱玲这一代往前推三代，她曾祖张印塘、曾外祖李鸿章起，中国就处于乱世：外国入侵中国的侵略战争连绵不断，国内各阶级、各集团间的矛盾极为尖锐——有时就以战争解决问题。张爱玲的曾祖死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战争之中；祖父张佩纶从小因躲避战乱，在江南一带迁徙不定，他的命运转折又在亲临中法战争之役并有败绩之后；她的曾外祖李鸿章经历的战乱更多，先是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后来便是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之役。众多的战乱除造成家族成员的恐慌或仕途沉浮外，并没有动摇他们的根基，因为他们是清朝统治阶层中人，又与列强有各种联系，只要清王朝不倒，他们仍可富贵尊荣地生活下去。只有推翻清朝统治的辛亥革命才触动了他们的根基，张家逃出了南京，先避往青岛，后定居上海。由于“条约口岸”（这是外国史学界对上海等城市有租界条约。形成特殊环境的统称）关系，上海等地成了全国少有的不受战乱影响的地方。民国建立后，各地军阀混战不停，但上海等地租界中依然是歌舞升平。张爱玲在十八岁赴港前，除短时间住过天津外，大多数时间是在上海度过的，1942年从香港又回到上海，直至1952年才离开。在张爱玲记忆中，上海是永远和平安定的一角。

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张爱玲父亲家近战地，听到苏州河北隆隆的炮声，打破了上海的宁静，对于张爱玲，只是影响了她的睡眠，不得不搬到母亲和姑姑的公寓里。回家后，闹了一场留学风波，她被父亲禁闭在小房间里，当她听到头上飞机嗡嗡地飞过，她曾希望，飞机投下炸弹，将她及这个家炸得粉碎。除此之外，战争没有在她记忆中留下什么痕迹。

1939年下半年，她赴香港读书，那时香港还没有卷入太平洋战争，由于中国国土大片沦陷，许多中国百姓逃往香港，短期的战时繁荣笼罩着全港，在太平洋战争一时打不起来的绥靖空气下，这里还是宁静的港湾。张爱玲除刻苦学习之外，也不忘记小小的乐趣，她喜爱香港亚热带的鲜明色彩，有英国风格的点心，日本布店中花花绿绿的花布……她认识了许多同学，使她孤独的性格有所变化，其中斯里兰卡籍的炎樱还成为她今后最重要的朋友。但平静的日子没有维持多久，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向香港进攻，十八天的围城战开始了。

由于英方毫无准备，英国派出的港督很快向日军投降，日军攻下香港简直像一场军事游戏。但对张爱玲来说，她亲眼看到了炸弹从天上落下，看到了流血和死亡，这是她一生中唯一的战争经历。

这段经历对张爱玲来说，最宝贵之处，是她从周围的同学、外籍老师和普通市民身上，观察到了突如其来的战争怎样扭曲了人的灵魂。

战争一开始，张爱玲的同学表现是各不一样的：一位有钱的阔小姐发愁的是她该穿什么。她十分讲究，从水上跳舞会到隆重的晚餐，都有不同的行头，偏偏没有战争的行头，怎么不着急？一位来自马来半岛的女生，当临时看护时（港大女生大多参加了这项工作），还穿一件赤铜地绿寿字织锦缎棉袍，蹲在地上劈柴生火，尽管与战争很不协调，张爱玲认为这身装束增强了她空前的自信。一位来自内地的女生，自称身经百战，听到炮声竟然第一个歇斯底里大哭大闹起来，她还劝同学们要多吃，吃饱了就哭，一动不动，终于得了便秘症。爱玲的好友炎樱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她冒死进城看电影，回宿舍后独自去洗澡，流弹打破浴室玻璃还在浴室里从容泼水唱歌……

一位英籍老师作为志愿兵入伍，他向同学们告别说“孩子们，我要去练武功”，似乎去参加一场高尔夫球赛，他没有被日军打死，却是被自己人打死的……

空袭中，躲在门洞里的市民不让外面的人进来，相互引发一场口舌之争，警报解除，大家又不顾命似的挤上电车，唯恐赶不上，牺牲一张电车票……

陷落的香港，学生们满街找寻冰淇淋和唇膏。全香港重新发现了吃的喜悦，从洋冠济楚的洋行职员、律师、帮办到普通百姓都上街做一种小黄饼出售，行人在摊子上吃滚油煎的萝卜饼，脚下尺来远躺着穷人青紫的尸首……

绝望中的人都在千方百计地抓住一点踏实的东西，战后香港报上登满了结婚广告，大学生生活中也去掉了一切浮支，只剩下饮食男女，宿舍中充满了男女学生温和而带伤感的调情……

张爱玲对战时人性的发掘和批判并没有放过自己，她就将自己在当临时看护时，不顾病人痛苦而径身去烧牛奶；病人临死，自己缩到厨房，吃同伴烘的小面包等情景都告诉读者。她说：“我们这些自私的人若无其事地活下去了。”

张爱玲在香港战时的体验，没有大红大紫，没有大起大落，有的是她冷静的观察，她对人的苍白、渺小、自私、空虚的一面体察入微，她甚至骂出“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之类话来，但这恬不知耻的一面，不也是人的一个侧面吗？

香港战时体验，使她看到人在战争中，当一切都靠不住时——回不了家，就是能回家，也许家也不存在了，房子毁掉，钱转眼成了废纸，自己朝不保夕——也并不都是空虚和绝望。她亲眼看到一个医生和未婚妻来防空处借汽车去领结婚证，“来了几次，一等等上几个钟头，默默地对坐，对看，熬不住满腔的微笑，招得我们全笑了”。在痛苦中，看到了生命在延续，这也是战时的一种无端的快乐。

当十八天围城结束，香港陷落，又恢复了表面的平静时，张爱玲说“和平反使人心乱，像喝醉酒似的”“看见青天上的飞机，知道我们尽管仰着脸欣赏它而不至于有炸弹落在头上，单为这一点便觉得它很可爱”“我们暂时可以活下去了，怎不叫人欢喜得发疯呢”。（《烬余录》）在张爱玲笔下的确看不到日军占领香港后居民遭受的苦难，我们理解张爱玲不可能对此表示什么，特别不能诉诸文字发表，但张爱玲的冷静还是叫人吃惊，对飞着的日本飞机也觉可爱，就很难让人接受。

张爱玲香港的战时体验，成了她创作的重要源泉，她的代表作之一《倾城之恋》的背景就是香港陷落。是香港的战乱，改变了小说中男主人公范柳原游戏人生的处世哲学，他终于与白流苏小姐结了婚，圆了白小姐的梦。小说的结尾这样写：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

其中对范柳原的描写——因为战争而使他觉得非抓住点实际东西不可了，对他而言最现实的莫过于结婚——就来自张爱玲战时对香港人的观察。

战争残酷的一面，也深深打动了她，她更感到人的渺小。她的家族衰落后给她带来了苍凉的背景，在苍凉之上又加上了战乱这个更不可捉摸的因素，使她更感到时世的难测。她在看申曲（沪剧）时，最喜欢里面当朝宰相或兵部尚书所唱的几句套语：“五更三点望晓星，文武百官下朝廷。东华龙门文官走，西华龙门武将行。文官执笔安天下，武官上马定乾坤……”她认为这表现了一种宇宙观——“多么天真纯洁的、光整的社会秩序”！这种宇宙观当然只能在戏曲中有，但仍是她的最喜欢并“思之令人泪落”的。她在企慕着这样一个安定的世界，然而现实不是这样，所以她不得不告诉读者：

将来的平安，来到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我们只能各人就近求得自己的平安。（《我看苏青》）

“只能各人就近求得自己的平安”，这是多么感伤的语言，又表露了张爱玲多少无奈。对于战乱或其他重大社会变革，个人的力量确是无法阻挡的。张爱玲的小说为什么不写革命与战争，而只注重周围的凡人琐事，写他们的爱、他们的恨，写他们的恩恩怨怨，无有穷止，即使对立人物也只是小奸小坏，从她对战乱及安定、和平的态度中，我们也能看出其思想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