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小说和散文，也如同她的绘画，有一种古典的、同时又有一种热带的新鲜气息，从生之虔诚的深处激出生之泼辣……
——胡兰成
“出名要趁早”
出名趁早的传统
张爱玲在她的小说集《传奇》再版时，写了一篇序言，她说：等我的书出版了，要到每一个报摊上去看看，还要问报贩，装作不相干的样子，“销路还好吗？——太贵了，这么贵，真还有人买吗？”这时是1944年9月，距离《传奇》的初版才几个星期。张爱玲写这番话时，掩饰不了她的兴奋，她已红遍了上海滩，《传奇》一版再版，证明了她受欢迎的程度。她又说：“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还用迫不及待的口吻说：“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张爱玲如此急于成名，哪怕耽搁一分钟也等不及，既有她的家族传统，也反映了她内心的恐慌。
少年成名是封建家族对子弟的最大期望；“忍得十年寒窗苦，一朝成名天下闻”，也是读书人朝思暮想的憧憬。旧戏中多的是落难公子中状元的情节，这些中状元的公子，大多十八九、二十出头的年纪，一经高中，家中再大冤屈都得以申雪，多情小姐也与公子成婚，皆大欢喜。普通百姓明知剧中情节与他们的生活相距甚远，也乐此不疲。
张爱玲的前辈就有这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少年成名的传统。
她的曾外祖李鸿章便是少年成名的，二十五岁中进士，接着点翰林。他本人提起此事总带着几分自豪，这份自豪必定传给了后人，李菊耦当然会带到张家。
她的祖父张佩纶成名比李鸿章还早两岁，二十三岁便中进士，一开始就是翰林，靠一支笔被誉为清流健将，名震天下。
她的父亲张志沂没有出息，有隳先辈。但这一辈人中有张人骏，早中科第（比张佩纶还早三年），做过两广总督和两江总督，算是名扬天下的人物。张志沂另一位堂房兄长张志谭，北洋时期当过两任交通总长。
总之，成为名人，且得名、成名早，在张氏家族中代有传人。张爱玲虽没有提到家族这方面的辉煌历史，但只要存在这个事实，就会潜移默化地起作用。
跟弟弟比起来，由于自幼成长环境的相对宽松，张爱玲的个性没有受到多大戕害，她又早早逃离了父亲的家，结果她成功了，她早早出了名；张氏家族男性继承人张子静却默默无闻，走向社会的底层。
当张爱玲已成为上海耀眼的名作家时，同住在上海的父亲将做何感想？在张爱玲这一辈人中，只有她能比得上为张氏家族赢来声名的祖辈（张佩纶）和父辈（张人骏、张志谭），其知名度显然还超过了他们。
张爱玲急于成名，还在于她知道她生于乱世。这个时代的惘惘的威胁，近百年来，她的家族前辈在感受，她自己也在感受，于是在一个元宵节黄昏——
我一个人在黄昏的阳台上骤然看到远处的一个高楼，边缘上附着一大块胭脂红，还当是玻璃窗上落日的反光，再一看，却是元宵的月亮，红红地升起来了。我想着：这是乱世。晚烟里，上海的边疆微微起伏，虽没有山也像是层峦叠嶂。我想到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身世之感”普通总是自伤、自恋的意思罢，但我想是可以有更广大的解释的。（《我看苏青》）
在这方阳台上，她想到她自己，也可能想到她的家族，她周围的许许多多，她的“身世之感”就有了广泛的含义。她在激蹈扬厉、名声日高之际产生的苍凉，笼罩着她对人生的态度和她的创作，但这种苍凉的威胁也促使她紧紧抓住机会，不断地写出她的乱世文章，让生命及早放出光辉，不这样就来不及了。于是，她这样做了，也成功了。
成名的机遇
傅雷曾说张爱玲小说的出现，是“在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开出的奇葩，是文坛的奇迹。傅雷的话点出了张爱玲成名的特殊时代背景。
所谓“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指的是1942年张爱玲从香港回上海，上海已沦陷，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国大片国土已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随着主流派作家大批撤离，文学传统突然中断。新文学运动的中心上海，因政治空气关系，鸳鸯蝴蝶派大行其道，以不谈政治或少谈政治作标榜的纯文学作品流行。少数困在围城中的进步作家或停笔或构思新作以待时机，即使有少数创作问世，也带上了几分保护色彩。至于为敌作伥的少数汉奸文学作品出世，既为人所不齿，也不被文学中人所重视。
文学主流的中断，使张爱玲摆脱了困扰。她不止一次讲过，五四以后文坛就是少数人说了算，她“感到左派的压力”，她始终认为，“我永远是在外面的”。（《忆胡适之》）只有左派的撤离，她才能轻松自如地写她没有战争、没有革命的小说，走进文坛。
沦陷区的特殊文化环境也帮助了张爱玲脱颖而出。
日伪方面，汪伪高官中不乏文名籍甚的文化人。以汪精卫、陈公博这一二号人物论，投敌前在国民党中也是能诗善文的人。中国文人向重气节，所谓“时穷节乃见”，偏偏在中日民族矛盾深重的当口儿，他们投了敌，虽说死心塌地，但大节有亏，为表心迹，不得不在诗文中委曲表白，一如清初的钱谦益、吴梅村。这些诗文还要发表，以是他们对办杂志、与在野文人雅士交往很有兴趣，一来点缀升平，二来争取舆论。只要不涉及政治，谈古论今，渔樵闲话都可发表。文坛出现了张爱玲，文章不带一点烟火气，所写又是大家庭的没落，男女间的情欲，文字又那么流畅飞动，处处体现了中国旧文化根底的深厚，如何不令他们欢喜？光笼罩在小说中那份苍凉意境，可能就深深打动了他们，他们何尝不感受到惘惘的威胁？又何尝不知更大的破坏要来？他们抓住一切机会苟且偷安、及时行乐，与张爱玲的小说所表达的主旨几乎是一拍即合，水乳无间。
张爱玲在汪伪高官层中知名度是极高的。一次胡兰成因内部矛盾被抓，她曾去拜会周佛海。而身为汪伪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胡兰成本人，自不必说，由崇拜张爱玲、登堂入室做了张爱玲的恋人，直至私订婚约。身为税警团长的熊剑东几次想宴请张爱玲而未果。张爱玲的声名连来沪的日本人也以一见为荣，宇垣大将想与她见面没有见成；只有一位池田因是文化人，张爱玲才与他会了面，池田竟称张爱玲为姐姐，送了许多画册，以表示对她尊重。
留在上海坚守文化阵地的少数严肃作家也在关注张爱玲。
沦陷区的特殊环境，造成了进步的严肃的文学创作与发表的困难，坚守阵地更为困难。柯灵虽接任《万象》主编，但要物色有一定水准但又不为日伪注目的作家就有了一层难处；至于内容，更要不涉及敏感问题，又增加了一层难处。所以当张爱玲的“两炉香”在《紫罗兰》上发表，柯灵一眼看出，他要物色的作家终于出现了。柯灵本打算请《紫罗兰》主编周瘦鹃作介绍，但张爱玲却挟着文稿亲自登门来访，这便是在1943年《万象》第2、3期连载的《心经》。以后柯灵便成为张爱玲为数极少的朋友之一。张爱玲很信任柯灵，《倾城之恋》由小说改编为话剧，张爱玲就征求过柯灵意见，柯灵不揣冒昧地直言相告；找剧团、找演出场地也是柯灵为她张罗的。《倾城之恋》上演获得成功，一流的导演（朱端钧）、一流的演员（舒适和罗兰）是起了作用的。张爱玲不忘柯灵的帮忙，特地送了他一块衣料。坚守上海文化阵地的一批老作家如郑振铎等也极为爱护张爱玲，许多话由他们直接讲不妥当，便由柯灵转达。
沦陷区的特殊环境，还产生了新的读者群体。
随着主流文学西撤，也带走了一批拥护左翼文学的青年读者，读者群也发生了变化，市民成了最大受众，他们的阅读兴趣原来就比较接近通俗文学与鸳鸯蝴蝶派文学，日伪在文化上的控制以及沦陷区人民朝不保夕的心态，更加强了这种兴趣，张爱玲的小说不涉及政治，从表现形式上又多方吸收了中国通俗小说和鸳鸯蝴蝶派的优点，就更容易被读者接受。
因此，在特定时代，张爱玲几乎得到了各种不同人群的肯定和赞扬，这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不多见的。“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对于张爱玲和她的作品来讲，却是能迅速走红的时代，水土特别相宜的地方。
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那段写白流苏的话：“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指白流苏）……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柯灵认为只要把其中的香港改为上海，白流苏改为张爱玲，简直就是天造地设。
柯灵的话一点儿没有讲错，抗战前，在主流文学占主导地位时，张爱玲可能不会、也写不出她的香港传奇、上海故事；抗战胜利后，兵荒马乱，剑拔弩张，文学本身已成为可有可无，就更没有张爱玲小说的主人公曹七巧、白流苏之流的立足之地了。抗战爆发和沦陷区的特殊环境为张爱玲提供了特殊机遇，张爱玲抓住了这个机遇，在“快，快，迟了来不及了”的自我催促中，迅速走红了。
一夜之间红遍上海滩
这是一份张爱玲在1943年至1945年上半年发表的主要作品年表：
年份 月份 作品名称 发表的刊物
1943 5~6 《沉香屑——第一炉香》
《沉香屑——第二炉香》 《紫罗兰》月刊
7 《茉莉香片》 《杂志》第11卷第4期
8 《心经》 《万象》第2~3期连载
9 《倾城之恋》 《杂志》第11卷第6~7期连载
10 《琉璃瓦》
《封锁》 《万象》第5期
《天地》第2期
11 《金锁记》 《杂志》第12卷第2~3期连载
12 《更衣记》
《公寓生活记趣》 《古今》第34期
《天地》第3期
1944 1 《道路以目》 《天地》第4期
1~6 《连环套》 《万象》第7~12期连载
2 《烬余录》
《年轻的时候》 《天地》第5期
3 《谈女人》
《花凋》 《天地》第6期
《杂志》第12卷第6期
4 《论写作》《小品三则》 《杂志》第13卷第1期
5 《童言无忌》
《造人》 《天地》第7、8期
5~7 《红玫瑰与白玫瑰》 《杂志》第13卷第2、3、4期连载
7 《私语》
《说胡萝卜》
《自己的文章》 《天地》第10期
《杂志》第13卷第4期
《苦竹》第2期
8 《诗与胡说》
《我该写什么》 《杂志》第13卷第5期
8~9 《中国人的宗教》上、中、下 《天地》第11、12、13期连载
9 《忘不了的画》
《炎樱语录》
《传奇》小说集，同月再版 《杂志》第13卷第6期
《小天地》
上海杂志社出版
11 《谈跳舞》
《殷宝滟送花楼会》
《谈音乐》 《天地》第14期
《杂志》第14卷第2期
《苦竹》第1期
12 《等》
《自己的文章》
《桂花蒸 阿小悲秋》
《孔子与孟子》
散文集《流言》 《杂志》第14卷第3期
《苦竹》第2期
《小天地》第4期
上海五洲书报社出版
1945 1 《气短情长及其他》 《小天地》第5期
2 《〈卷首玉照〉及其他》
《留情》 《小天地》第7期
《杂志》第14卷第5期
3 《双声》 《天地》第18期
3~5 《创世纪》 《杂志》第14卷第6期第15卷第1、3期连载
4 《小品二则》
《吉利》
《我看苏青》 《小报》
《杂志》第15卷第1期
《天地》第19期
5 《姑姑语录》 《杂志》第15卷第2期
上述月表，大致包括了张爱玲三年中的主要作品，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也基本集中在此期间。三年中她几乎每月都有新作问世，除了少数的几个如长篇连载《连环套》曾引起文艺界善意的批评外，大致都获得好评。她当时稿约不断，某些刊物像《杂志》几乎每期都少不了她的作品，有时一期竟登两篇。张爱玲成了沦陷区家喻户晓的名作家，说她一夜之间红遍上海滩并不过分。张爱玲的创作态度严肃、认真，在公寓里她极少会客，也不像有些作家经常在外参加社会活动，她一般在晚上写作，直到凌晨才休息。因此她的走红，除特殊环境外，主要靠的是自己的实力，她那支大雅大俗的笔。
上海出了个张爱玲，刊物注视她，读者注视她，文化界知名文人也在注视她。沦陷区鱼龙混杂的环境，决定了他们的目的是各不相同的。具有汪伪背景的刊物和汪伪政权中的文化人，要借重张爱玲的笔和名望为他们营造“大东亚共荣圈”服务，张爱玲是有警觉的。一次由日、伪、满等方面，纠集了一批落水文人，召开所谓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报上登出名单，有张爱玲的名字，张爱玲特致函辞去，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张爱玲保持了清坚决绝的态度。但一些背景复杂的刊物发起的文学创作一类的座谈会她还是参加的。《杂志》是当时著名的文艺刊物，它虽打着纯文艺旗号，但与《新中国报》同属一个系统，后台是日本人。《杂志》刊登张爱玲的作品最多，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的初版也是由它推出的。由《杂志》出面召集座谈会，张爱玲就不便推辞了。根据《杂志》所记：1944年3月16日，张爱玲出席了《杂志》主持召开的女作家座谈会，主要谈女性文学；同年8月20日《杂志》为张爱玲小说集《传奇》的出版召开了茶会，张爱玲是该会主角；1945年2月27日《杂志》又将张爱玲与另一位走红的女作家苏青邀集一处，搞了个对谈记；同年7月21日，《杂志》社又召开了纳凉晚会，参加者除张爱玲外还有日籍女演员李香兰。张爱玲在这些场合谈人生、艺术、个人爱好，唯独不涉及政治。经《杂志》的报道并刊登长篇的谈话记录，自然加重了张爱玲在作家中的分量。
汪伪中人对张爱玲的吹捧文字也应运而生。最具代表的，当推时任汪伪宣传部副部长、《中华日报》主笔胡兰成写的《论张爱玲》了，该文也在《杂志》连载。此时胡兰成正热恋着张爱玲，文章的赞颂多过于论述，也更富于感情色彩。胡兰成这样赞颂张爱玲：“是这样一种青春的美，读她的作品，如同在一架钢琴上行走，每一步都发出音乐。”“她的小说和散文，也如同她的绘画，有一种古典的、同时又有一种热带的新鲜气息，从生之虔诚的深处激出生之泼辣……”“她的才华有余，所以行文美到要融解，然而是朴素。”“她有如黎明的女神，清新的空气里有她的梦想，却又对于这世界爱之不尽。”“鲁迅之后有她。她是个伟大的寻求者。”胡兰成由于太接近张爱玲，文中提出的一些看法，如对人性的刻画，对真实而安稳的人生的追求，道出张爱玲为人为文的某些特征，能帮助人们理解张爱玲，但这些都被通篇华丽的辞藻、前言不搭后语的吹嘘淹没了。像胡兰成等人在刊物上的捧，更增加了张爱玲的知名度。
严肃的作家们也关怀着张爱玲。柯灵为张爱玲最初的成名铺路是一例。傅雷用迅雨的化名写下《论张爱玲的小说》也是一例。傅雷的评论既肯定她个人的才华和小说艺术上的成就，又指出她的不足，体现了进步文艺工作者对她的期望。在她急于成名、又在一些背景复杂的刊物上发表小说时，郑振铎托柯灵带话，希望她多创作，但不必急于发表，小说可由开明书店存起来，照付稿费，待到河清海晏时再出版。如果不是出于爱惜之心，郑振铎是不会说这番话的。风头正劲的张爱玲自然听不进去，不过对柯灵一直是以挚友相待的。柯灵对张爱玲的帮忙很多，张爱玲也没忘记柯灵，一次柯灵被日本宪兵逮捕，张爱玲为之奔走。在张爱玲走红上海滩的过程中，进步文化界是助了她一臂之力的。
张爱玲的贵族家世，无形中为她走红帮了忙。当人们知道张爱玲显赫的家世背景后，更对她增添了兴趣。当时一些专谈掌故的刊物，正对《孽海花》影射人物进行考据，李鸿章、张佩纶等名字又出现在报刊上，有李鸿章、张佩纶自然会涉及走红的张爱玲，张爱玲又成了热门话题，为张爱玲大红底子上增添了亮色。
旧式家庭的情与欲
《金锁记》的素材
张爱玲的小说按取材大致可分两类：
一类是香港传奇。素材来自她在香港生活的体验，特别是香港战时生活的体验。前者如《沉香屑——第二炉香》，写一个外籍教授娶一个毫无性知识（或性恐惧）的女性为妻，酿成悲剧的故事。小说的一开头，张爱玲便告诉读者，故事是一个叫克荔门婷的外国女学生讲给她听的。这并非杜撰，因为张爱玲在另一篇散文中也说过，故事情节是位英国学生讲述的真事。后者当推《倾城之恋》为代表，主人公范柳原的心理活脱儿是《烬余录》中张爱玲亲见亲闻的香港市民的战时心态。
第二类是她周围——特别是家族、亲戚间发生的种种故事，地点大致都在上海。这些故事的素材大多来自家族、亲友的讲述。讲述这些故事的人有她的父亲、母亲、姑姑、舅舅以及她家的亲戚——李鸿章的长孙媳等。当张爱玲的头脑中装满了这些家族旧事，也就为她写下一系列以大家族为背景的小说打下了基础。
张爱玲的代表作，也是被傅雷称为“最美收获”的《金锁记》就是这样一部作品。
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告诉我们，《金锁记》是以张爱玲曾外祖父李鸿章后裔李国杰弟兄的家事为素材的。
李鸿章的嫡子李经述（李菊耦的胞兄）在李鸿章死后承袭了爵位，李经述共有四个儿子，依次是国杰、国燕、国煦和国熊，其中三爷国煦是天生的残疾。《金锁记》采取了类似的布局，官宦世家姜家是三弟兄，小说开头时间是辛亥革命爆发后，姜家从京城避难到上海，小说女主角二奶奶曹七巧嫁给二爷已有五年，并生了一子长白，一女长安。而真实的李国煦也一如小说所写，因为得了骨痨，攀不上好亲，经亲戚出主意，从安徽乡下找了个女子，好接续香火，至于是不是麻油铺的女儿那就不得而知了。她也为李国煦生了一子，大号叫李玉良，张爱玲姐弟称琳表哥；一女，张爱玲姐弟称康表姐。至于小说中的男主角姜家三爷姜季泽则是以现实中的四爷李国熊为模特儿来塑造的。四爷李国熊年轻时花天酒地，没分家时已将一份家产败光。十年后，开始打寡嫂（张爱玲应叫三妈妈）的主意，演了一场叔嫂调情的闹剧，但三妈妈看透了这个小叔子的用心，打了四爷，两人闹翻了。
张子静还告诉我们：现实中的三妈妈、琳表哥、康表姐他都见过，小说后半部情节和某些现场也经历过。一次三妈妈过五十整寿，张子静代表父亲去祝寿。三妈妈一家三口住了两层楼的房子，婢仆倒有七八个，可见分家时得了一份不薄的家产。家宴中，张子静看到三妈妈“穿着一件深色的宽袖旗袍，好像是和尚穿的法袍或道士穿的道袍。相衬着这身衣服的则是她瘦削清癯的面容；脸上一片卡白，一点血色也没有……仿佛看到一个幽灵来到人间”。她说的则是“一口合肥乡音”。张子静用《金锁记》中描写曹七巧出场的那段作了对比，《金锁记》中是这样描写的：
那曹七巧且不坐下，一只手撑着门，一只手撑着腰，窄窄的袖口里面垂下一条雪青洋绉手帕，身上穿着银红衫子，葱白线镶滚，雪青闪蓝如意小脚裤子，瘦骨脸儿，朱口细牙，三角眼，小山眉……
这时曹七巧不过二十多岁，与她原型五十整寿时形态相比，张子静得出了“不但形似，而且神似”的结论，张子静认为“从这一点就可看出我姐姐写实的功力”。张子静的话越发证实了张爱玲确是以现实中的三妈妈形象来描写曹七巧的。
现实中的三妈妈因为来自农村，一向被李家上下瞧不起，有很强的自卑感，她伶牙俐齿，满腔怨愤，找到机会就会发泄，分家后，与李家的亲戚也很少来往。她儿子李玉良长得马脸猿腮，说话油腔滑调，有一段时间常来张家与张志沂一起抽大烟，烟铺上两人海阔天空胡聊一气。这与小说中长白抽大烟，在烟榻上与母亲乱扯一通也很相似，至于是否气死了自己的太太那就不得而知了。现实中的康表姐，张子静在亲友聚会时见过，不过中等姿色。“她再年轻些也不过是一棵较嫩的雪里红——盐腌过的。”小说对长安的描写也以现实中的康表姐为原型，张爱玲的寥寥数语，张子静很佩服，认为观察得很深刻。
至于小说中三爷姜季泽的原型李府四爷李国熊，张子静也见过，李国熊也确如姜季泽。李国熊与张志沂关系不错（系姑表兄弟），一度还认张子静做干儿子，按李家排行给张子静起了个名字李家常，戏称干殿下。由于家产败光，上海住不下去，搬到北京。一次从北京回到上海，住在张家，张子静见到他裤腰中系着小葫芦，喂着会叫的小虫，一副遗少模样。在张志沂和张子静面前，李国熊还与儿子演过一场“三爷训子”的好戏，这不过是做给别人看的。所以张子静说：“《金锁记》里的三爷，始终过着遮遮掩掩的生活，现实中的三爷，到了老年也还过着遮遮掩掩的生活！”（《我的姐姐——张爱玲》）不过张爱玲通过那支笔还是将这个遮遮掩掩的三爷拉到太阳底下，让人们看到了他丑恶的灵魂。
名重一时的《金锁记》，其素材来自张爱玲曾外祖李家的故事，这一层经张子静多方钩玄已经清楚。但张爱玲是怎么知道李家后人的秘密韵事的呢？张子静告诉我们，小说中所写的后半段，他们都经历过；前半段是张爱玲从李府大奶奶那里听来的；还有一部分是张爱玲追根究底问出来的。张子静还补述李府大奶奶即是李国杰的妻子，是常熟杨崇伊御史家的小姐，也是小说中大奶奶玳珍的原型，她相貌平平，难获李国杰喜爱，后来带着独子搬出来另过。“晚年的时候，家境也不怎么宽裕，没事就常到几个谈得来的亲戚家中串门子，谈起家族的往事和变化，借此散散心。”张爱玲不仅听她讲，还不断地问，在闲谈和问答中，收集了《金锁记》（可能还不止《金锁记》）的丰富素材。（《我的姐姐——张爱玲》）
张爱玲的创作从不排斥间接经验的获得。1944年3月，《杂志》召开的女作家座谈会上，苏青谈起女作家生活狭窄，取材不能广泛，总是拣自己熟知的东西来写。张爱玲就作了补充，她承认“女人活动范围较受限制，这是无法可想的，幸而直接经验并不是创作题材的唯一源泉”。当记者问张爱玲是如何获得题材的，她又答：“也有听来的，也有臆造的，但大部分是张冠李戴，从这里取得故事的轮廓，那里取得脸型，另向别的地方取得对白。”《金锁记》既是小说，当然也就不可能是她从表伯母那里听来故事的原样翻版，必定加进了她的综合与想象，但由于她本人生活范围相对狭窄，来自家族和亲友的家族故事便占了她小说不小的比例，这是符合实际的。
《金锁记》的素材来自李家，小说情节发展又多与李家的家事相似，那么李家后人对小说道出了他家的阴暗面又作何反应呢？张子静告诉我们，那时李家有不少后人在上海，那位曾主持过分家的九老太爷（李鸿章四子李经迈）一房更全在上海。但《金锁记》发表后并没有什么反响，“也许李府那些人也不太看书，根本不知道我姐姐发表了那篇小说，把他们丑陋的一面写进了历史”。
七巧这个人
与张爱玲同时的女性文学史家谭正璧曾指出：“在张爱玲的小说里，题材尽管不同，气氛总是相似。她的主要人物的一切思想和行动，处处都为情欲所主宰，所以她或他的行动没有不是出之于疯狂的变态心理，似乎他们的生存是专为着情欲的。”（《论苏青与张爱玲》）的确，在表现旧家庭的情与欲上，《金锁记》在中国小说史上不敢说是最好的，但也应属于最成功的几篇之一。
《金锁记》的主人公曹七巧不过是遗老家庭的牺牲品。姜家将她从麻油铺中接来，不过是做有病儿子的奴仆、传宗接代的工具，这本身是个悲剧；不料老太太出于病瘫在床的儿子不可能再明媒正娶了，将她从姨奶奶升做正室，提高了她的身份，与官宦小姐出身的大奶奶、三奶奶平起平坐，刺激了她的黄金欲，她决心要拼出所有代价来获得二爷那份家产。
为了这个她牺牲很多：丢掉了当姑娘时代追求她的年轻人（如肉店里的朝禄等），去守护行尸走肉般的二爷；她忍受婆婆的虐待和妯娌、小姑乃至丫鬟们的讥讽、嘲笑；当年轻的小叔季泽向她调情时，她只能将爱压在心里，“多少日子，为了要按捺她自己，她迸得全身筋骨与牙根都酸楚了”，她总想着有一天，她能圆她的黄金梦。
丈夫死了，大家庭分了家，在分家那一幕中，她撒泼、哭骂。不惜得罪族中长辈，终于二房那份家产落入她的手上。小叔子又来了，在与她叙旧情时，她的情欲又复活了：“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这些年了，她恨他捉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原来还有今天！”当她知道季泽是哄她，“他想她的钱——她卖掉她一生换来的几个钱，仅仅这一念便使她暴怒起来了……”，她打了季泽，当季泽走出七巧的家，她又急忙跑上楼，跌跌绊绊不住地撞在墙上，为的是在窗户里再看他一眼……
她看到季泽从弄堂里向外走。张爱玲用了一段极美的意象描述：“晴天的风像一群白鸽子钻进他的纺绸裤褂里去，哪儿都钻到了，飘飘拍着翅子。”这是七巧眼中的季泽，飞走了，走得那么潇洒。动人心弦的场面还没有完——
七巧眼前仿佛挂了冰冷的珍珠帘，一阵热风来了，把那帘子紧紧贴在她脸上，风去了，又把帘子吸了回去，气还没有透过来，风又来了，没头没脸包住她——一阵凉，一阵热，她只是淌着眼泪。
七巧痛苦到了极点，作品也美到了极点。如果张爱玲到此刹住，那么人们会同情七巧，七巧的性格也只完成一半。张爱玲不是这样，她的故事又继续下去了。
七巧将满腔的愤恨发泄到子女身上，她折磨媳妇，将儿媳折磨至死，叫儿子陪她抽鸦片。她完全变态，竟在女儿未婚夫前诽谤女儿，断送了女儿最后的幸福。七巧那种歇斯底里的阴暗心态，叫人毛骨悚然。女儿长安似乎没有反抗，默默地承受，读者读完小说，会永远记住这位不幸少女凄凉的身世。黄金锁住了七巧的情，也最终锁住了她自己；情欲断送了七巧，也断送了她一家。
七巧老了，早已失去年轻时的丰姿，当七巧将那翠玉镯子顺着骨瘦如柴的手往上推，已推到腋下时，她躺在烟铺上不能不想：
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门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她知道她儿子女儿恨毒了她，她婆家的人恨她，她娘家人恨她……
但她只能这样子走下去。
小说的结尾，让七巧又似乎回到十七八岁时，那时肉店伙计朝禄还有许多青年人都喜欢她，假如她挑中了他们中的一个，做妻子，生儿子……七巧的人性似乎复苏了。张爱玲就是这样，即使对七巧这个阴毒的女人，也留下了一丝怜悯。
张爱玲自己说：“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的确，《金锁记》中对七巧被黄金欲、情欲灼热得发狂的描绘和她心理在情欲中变得扭曲而不可理喻的过程都写得细腻、动人又完全可信，七巧称得上一个特异的英雄。张爱玲塑造的七巧完全可以和中国小说史上曾出现过的人物像鲁迅塑造的阿Q、曹禺塑造的繁漪等媲美，是另一类的典型。
《传奇》中的主人公们
像《金锁记》一样，张爱玲的小说集《传奇》中的故事，大多以旧家庭男女间的爱情为主线，这些爱情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他或她都在受着情与欲的煎熬。
《沉香屑——第一炉香》里的主人公葛薇龙是位上海破落家庭的小姐，为了求学，投靠香港姑母梁太太。梁太太年轻时不顾家庭反对嫁给香港一个年逾耳顺的富商当姨太太，目的是“专候他死，他死了，可惜死得略微晚了一些——她已经老了，她永远不能填满她心里的饥荒。她需要爱——许多人的爱”。她专门培养年轻女子做勾引男人的工具，让男人成为她的俘虏。在某种程度上梁太太算得上一个高等鸨母。葛薇龙在梁太太物质的引诱和男人爱的勾引下堕落了。小说写葛薇龙与乔琪的暧昧关系，她“明明知道乔琪不过是个极普通的浪子，没有什么可怕，可怕的是他引起的她那种不可理喻的蛮暴的热情”。在明明知道梁太太、乔琪都在利用她的情况下，葛薇龙终于滑向深渊。小说结尾写葛薇龙与乔琪在年三十夜去湾仔玩，在热闹的过年气氛里，有在英国水兵面前卖春的女人，她不禁说：“我跟她们有什么分别？”“她们是不得已，我是自愿的。”她哭了。小说里，情欲不是葛薇龙堕落的唯一原因，物质上的诱惑、她本人的软弱都在拉她向深渊里走，物欲和情欲是交替起作用的。其实作为陪衬的梁太太也是物欲和情欲的牺牲品。
《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佟振保是个留学生，他外表给人以诚实的印象。结婚前他是母亲的好儿子，弟弟的好兄长，成绩优秀的好学生，回国后更是工厂里称职的工程师，结婚后是体贴妻子的好丈夫，他应该是一个最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但偏偏是他，在英国留学期间偷偷嫖过妓，又与一个混血儿姑娘产生过恋情。
回国后他借住在老同学王士洪家，王太太娇蕊生在南洋，是个有热带气息的女人。他明知娇蕊是朋友之妻，还是与她爱上了，“无耻的快乐”使他更快乐，“因为觉得不应该”。当娇蕊提出与王士洪离婚而嫁给他时，他拒绝了，他只要一个情妇，娇蕊是他的红玫瑰。
佟振保与孟烟鹂结婚，这是一个相貌平常、规矩、无用的女人，他称之为白玫瑰。他与烟鹂生活得很枯燥，开始宿娼，烟鹂也与一个裁缝私通。一次在电车上遇到已成为朱太太的娇蕊，娇蕊告诉他，是从遇到他才开始懂得怎样认真地爱一个人，“爱到底是好的，虽然吃了苦，似乎还是要爱的”，振保想斟酌字句告诉她“充满幸福地生活”时，竟然流下泪来。
《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情欲虽写得不像《金锁记》那样剑拔弩张，但决定着佟振保、王娇蕊、孟烟鹂命运的还是情与欲。佟振保是在正人君子遮盖下的情欲；红玫瑰——王娇蕊开始是一种愿爱谁便爱谁的随心所欲的情欲，后来懂得了爱；白玫瑰——孟烟鹂是一种遭到佟家轻蔑后进行报复的情欲。《红玫瑰与白玫瑰》写的是现代生活，但佟振保、孟烟鹂都带有旧家庭出身的痕迹，只有王娇蕊是华侨出身，有现代人意味，但后来她专心爱丈夫，生了孩子，又成了标准的中国式的贤妻良母了。
张爱玲笔下的情欲有时是扭曲的。《沉香屑——第二炉香》写年已四十岁的罗杰教授要与年轻貌美的愫细小姐结婚。愫细的姐姐靡丽笙嫁给了一个性虐待狂，靡丽笙与他离了婚，愫细结婚前，靡丽笙将这事告诉了妹妹。新婚之夜，出于性无知和性恐惧，愫细从新房逃了出去，罗杰在大学待不下去，周围的人拿他当怪物，最终他打开煤气自杀。张爱玲写的虽是香港故事，主人公都是住在香港的英国人，但无论故事情节、还是人物的心理都是中国式的。小说中点明的少女无知，中年知识分子的善良、顾全面子，周围人的冷漠，更像是中国某地发生的故事。
《心经》写了另一种变态情欲。少女许小寒偷偷爱着自己的父亲，这种爱“将她父母之间的爱慢吞吞地杀死了，一块块剁碎了——爱的凌迟”。父亲不爱母亲，又无法爱自己的女儿，却爱上了小寒的同学绫卿，这自然是情与欲造成的又一出悲剧。
上一代的情欲还给下一代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痕。《茉莉香片》的主人公聂传庆的母亲冯碧落年轻时爱上了言子夜，但两人因门第悬殊不能结合，冯碧落嫁给了富家子聂介臣，冯对聂毫无感情，聂就恨她，“她死后，就迁怒到她丢下的孩子身上”。聂传庆是在父亲与后母的虐待下成长的，到了香港，当他知道关心他的女同学言丹珠就是言子夜的女儿，“他对丹珠的憎恨，正像他对言子夜的畸形的倾慕”，精神上产生了变态，在一个夜晚他竟疯狂地向丹珠拳打脚踢，他说：“告诉你，我要你死，有了你，就没有我……”
《传奇》各篇主人公的情与欲表现得并不一样，但告诉读者的却是无望。正如傅雷说的：
恋爱与婚姻，是作者至此为止的中心题材；长长短短六七件作品，只是variations upon a theme。遗老遗少和小资产阶级，全都为男女问题这噩梦所苦。噩梦中老是淫雨连绵的秋天，潮腻腻、灰暗、肮脏、窒息腐烂的气味，像是病人临终的房间。烦恼、焦急、挣扎，全无结果，噩梦没有边际，也就无从逃避。（迅雨：《论张爱玲的小说》）
傅雷还进而指出，张爱玲的这些小说中，“青春、热情、幻想、希望，都没有存身的地方”，虽出现一闪的磷火，总的却是“没有波澜的寂寂的死气”。
无望的前景
“一代坏似一代”
在张爱玲的家族故事里，旧家族的没落是重要的背景。在为家族赢得光荣的先辈面前，后代们显得那么猥琐、苍白、渺小。
《金锁记》中，张爱玲借七巧之口，把姜家的后代们骂了个狗血淋头：
别瞧你们家轰轰烈烈，公侯将相的，其实全不是那么回事！早就是外强中干，这两年连空架子也撑不起了。人呢，一代坏似一代，眼里哪儿还有天地君亲？少爷们是什么都不懂，小姐们就知道霸钱要男人——猪狗都不如！
姜府三爷季泽便是个例子。当少爷时便花光了自己应得的那份财产，分家时还倒欠公账上的钱。他卖田地、卖房子，最终打上了寡嫂曹七巧的主意，无怪曹七巧要一通臭骂。其实曹七巧的儿子长白早就跟三叔吃喝嫖赌占全了，二房败落是早晚的事。
一代坏似一代或一代不如一代的例子在张爱玲的小说中还能举出许多。
《创世纪》中匡府老太太紫微的父亲是名震一时的戚文靖公戚宝彝。因戚家与匡家是世交，紫微嫁给了匡霆谷，丈夫比她年纪小，坐没坐相，吃没吃相，有一次竟爬到房顶上去。公公死后，匡霆谷在父亲未断气时便往外跑，学嫖赌。紫微没法子，只好托哥哥让他去北京做小官，弄得一屁股债，只好到上海，靠紫薇的陪嫁过活。儿子仰彝少年时还算聪明，一成家就没长进，去燕子窝，逛赌台。儿媳在匡老太太眼中也是糊涂虫，“养下的孩子还有个明白的？都糊涂到一家去了”。
《留情》中的淳于敦凤出身于极有根底、上海数一数二有历史的大商家，十六岁出嫁，二十三岁上死了丈夫。所嫁的这一家，“他家的少爷们，哪一个没有打过六零六”。她嫁给米先生后，“一个做了瘪三的小叔子还来敲诈”。可见夫家一家都极不成器。她不过做米先生的偏房，可还引起同是旧式世家出身的杨少奶奶的羡慕。
敦凤的舅母杨老太家前辈是搞洋务起家的，老太太房里还摆着灰绿色金属写字台，金属的圈椅，金属的文件高柜，冰箱、电话，表明了她家开明的历史。目前还有点排场，但也今不如昔了。老太太力求节约，媳妇还要打牌，老太太从心底里恨媳妇，认为她不守妇道，怄得儿子也不大回家了；媳妇也恨老太太，把什么都霸起来（指家产），不让她经管。与《创世纪》中匡老太太颇相似，杨老太太认为媳妇还不如儿子。
《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的父亲是个穷遗老又“是一个有名的赌徒，为赌而倾家荡产，第一个领着他们往破落户的路上走”。白流苏长大后嫁的也是一个败家子，吃喝嫖赌娶姨太，白流苏与他离了婚，带了一份不算菲薄的财产回到白公馆。她的两个哥哥三爷、四爷是没落的遗少，其中四爷尤其“不争气，狂嫖滥赌的，玩出一身病不算，不该挪了公账上的钱”。在盘算妹妹的钱上，白家两位爷又是一致的，“盘来盘去盘光了”，便逼着白流苏回婆家为已离婚的丈夫守节，事实上是赶她走。小说中写的白家三爷、四爷及三奶奶、四奶奶不仅无能而且心地也坏。
张爱玲的家族故事，许多都取材于她熟悉的几个世家。《金锁记》中的姜家，是以她曾外祖李家做背景的；《创世纪》中的匡家，又以她六姑奶奶李经璞家（即任家）为素材的；《花凋》中的郑家，张子静告诉我们那完全是影射了他与张爱玲的舅舅黄家。在现实中，这些旧家族的后代都在吃喝嫖赌、变卖家产，最终走向没落，张爱玲的小说如实地写出了这个过程，她知道，这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无可奈何的。
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众生相
张爱玲的乱世文章中塑造了一系列充满自信但最终被现实摧毁了青春、摧毁了生命的形象。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是个典型。她投靠姑母梁太太时，自信不会同流合污，凭自己的能力能巧妙应付，完成学业。现实没有放过她，她察觉自己已面临深渊时，一度打算跳出梁太太的控制回上海去，一场病——这是作者故意安排，也是一种隐喻——改变了一切。她转而想抓住一根救命的草，嫁给既年轻家庭又有背景的乔琪，因为再不嫁人，那个老头司徒协已虎视眈眈了。她对乔琪存在幻想：“的确，在过去，乔琪不肯好好做人，他的人生观太消极……幸而他现在还年轻，只要他的妻子爱他，他什么不能做？”但幻想随即破灭，乔琪告诉她，她只能做他的情妇，这如晴天霹雳，“和薇龙原来的期望相差太远了，她仿佛一连向后猛跌了十来丈远”。张爱玲还要剥夺葛薇龙的一切，在小说结尾，葛薇龙已彻底向梁太太投降，向梁太太学习一切靠色相赚钱的办法，“从此以后薇龙这个人就等于卖给了梁太太和乔琪，整天忙着，不是替梁太太弄人，就是替梁太太弄钱”。她与街上妓女的不同之处在于一个是自愿的，一个是被迫的。葛薇龙的青春就像乔琪抽烟时打火机的光，火光一亮，“嘴上仿佛开了一朵橙红色的花，花立即谢了，又是寒冷与黑暗”。
《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也是个很自信的人，他“下决心要创造一个‘对’的世界，随身带着，在那袖珍世界里，他是绝对的主人”。但生活却与他开玩笑，告诉他，他做不了自己的主人。早年的嫖妓是难堪的经历。遇到红玫瑰王娇蕊，不由自主失去控制的又是他自己。他与孟烟鹂结婚是为了圆“一个圣洁的妻，一个热烈的情妇”即白玫瑰与红玫瑰的梦。然而，孟烟鹂与裁缝的私通又使他对圣洁妻子的梦幻破灭。在电车中他遇到已成为朱太太的王娇蕊，她虽嫁了人，还说出“爱……以后还是要爱的”的话，振保却脸发抖，“眼泪滔滔流下来”，他认为应该是她哭，由他来安慰她的，不料却是他哭了，总之他创造的世界充满着不对。
《倾城之恋》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是唯一结局近似圆满的。范柳原与白流苏还是结了婚，但婚姻并未给流苏任何愉悦，她还是有点惆怅。惆怅什么？因为他俩的结合，并不说明两人已有了充分沟通。范柳原说过：“……生死与离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可是我们偏要说，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一生一世都别离开——好像我们自己做得了主似的！”范柳原的话其实也是张爱玲想告诉我们的。范、白的结合并不证明这番话有错，而恰恰证明外界力量的强大，白流苏相信了，“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大难来临的时刻，范柳原要抓住一点现实的东西，只能结婚。《倾城之恋》的结局看似圆满，实质是不圆满的，人的感情与时代大潮和外界环境相比竟是那么渺小，白流苏对范柳原的关心、迁就又算得上什么！
在张爱玲的小说里，人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原因除时代外，还有些捉摸不定的因素。
《琉璃瓦》中，姚先生有大小七个美丽的女儿，关于她们的前途，他有极周到的计划。姚先生将长女峥峥许配给印刷厂大股东的独生子，原以为他可以升职，但峥峥为了证明自己出嫁是为了爱，故意疏远娘家，连公公想为亲家公谋一个较优位置，都被儿媳妇三言两语拦住了，姚先生暴跳如雷也无可奈何。对次女曲曲的婚事，姚先生故意荐她到某大机关当女秘书，顶头上司是个小小的要人，其余也是少年新进，为的是因势利导让曲曲在其中挑选，谁知曲曲偏挑中三等书记王某，王某地位低，家中负担重，姚先生赔了女儿又赔钱。对第三个女儿心心的选婿，姚先生不得不更留意了，他看中杭州富室陈某，但请陈某吃饭时，心心阴差阳错看上了同桌的程某，这下子姚先生气病了。美丽的琉璃瓦没有给姚先生带来什么，一个个周到的计划成了对他的讥讽。这篇小说有喜剧色彩，但对人不能掌握自己命运、自信往往弄巧成拙的表达还是十分清楚的。
类似的例子我们还能举出《沉香屑——第二炉香》中的罗杰教授、《心经》中的许小寒、《花凋》中的郑川嫦等，他（她）们在小说的开头都很自信，总以为不会出乱子，有一种安全的感觉，或自以为能控制一切，对周围的人抱着希望，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人的情感、努力、希望总是落空，人生就是这样一出悲剧。
张爱玲在写这出悲剧时，并不诉诸因果报应或神佛主宰，而只是按悲剧的发展娓娓道来，这是比一般旧小说、鸳鸯蝴蝶派小说更高明的地方。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人的遭遇也就有了更广泛的意义，更深的感染力。
作为小说主人公来说，他（她）们是不幸的，张爱玲也不想让读者悲哀得喘不过气来。她总是爱用一些琐碎的小东西加以点缀，使读者有一个暂时休息的港湾。正如《沉香屑——第一炉香》里葛薇龙在湾仔看到无边的荒凉、无边的恐怖后所想的：
她的未来也是如此——不能想，想起来只有无边的恐怖，也没有天长地久的计划，只有在这眼前的琐碎的小东西里，她的畏缩不宁的心才能够得到暂时的休息。
这就是张爱玲参差的对照的写法。
没落家族的浮世绘
张爱玲所写的家族故事里，家族过去的光荣和富足像梦魇一样萦绕在主人公的脑海里，面对没落的今日，他或她都有一种难以表达的悲哀。
最典型的要推《创世纪》。
《创世纪》中有匡府老太太紫微一段长长的回忆，从她小时候一直回忆到现在。她是跟着父亲戚文靖公戚宝彝在天津衙门中长大的，八岁进书房；十二岁不上学了，还有许多功课：写小楷、描花样、诸般细活；十六岁逃八国联军的难，从北方到南方；义和团事过又回到北方陪着父亲读书、吃饭。从这时开始，回忆变得极细腻，老爹爹的容颜、盛酒的大红细金花汤杯、白铜杯子的茶盅、香得云雾沌沌的梅花……然后是她的远嫁镇江，她如何拿私房钱给公公添菜，与公公闲谈父亲往事，丈夫如何不肖，她带子女回娘家的预兆，公公死后如何为丈夫谋官，接着回忆加速，她当家，经手卖田卖房子，她有时也看戏，看春柳社的文明戏，看张恨水的小说……在如梦如烟的回忆中，紫薇只认为“父亲是个最伟大的人，她自己在他一生中也占着重要位置”，“想起来像梦”，与别人谈父亲，“就有这种如梦的惆怅，渐渐瞌睡上来了”。
如果我们知道匡老太太的原形就是现实中张爱玲的六姑奶奶，李鸿章的小女儿，我们就不难明白张爱玲为什么会这样写了。小说中紫薇对戚宝彝的尊崇与怀念，事实上代表了合肥李氏众多后人（包括张氏、任氏）对李鸿章的尊崇与怀念。李鸿章时代的绝代豪华已成为遥远的过去，而现实中的李家、张家、任家都在走向没落。抚今思昔，如梦的惆怅便产生了，经老太太徐徐道来，听得叫人打瞌睡。
与《创世纪》中匡老太太相仿佛的还有《留情》中的杨老太太，她们都是当家的老太太，全家都要靠她们来生活，她们都经历过家族过去的辉煌，手里掌握着一份天天在销蚀下去的家产，她们不得不变卖家藏皮货、字画来贴补家用，面对物价上涨，不得不关心户口糖配给、煤球丢失等琐事，但在亲戚面前还要撑面子，现实偏偏又要揭开痛疤。匡老太太过生日，皮货商来看皮子已让她下不了台；孙女在外当店员，匡老太太明知不问，姑太太又提起这事，还说孙女已在外面找了男人，她何等难堪？这世界正像《天方夜谭》一样，变得再也认不清了。
旧时代，男性才是支撑整个家庭的顶梁柱，但在张爱玲的小说中，男性往往是得了软骨病的，不仅撑不起家庭，而且多是败家子。《金锁记》中的姜季泽，《倾城之恋》中白流苏的两个哥哥白三爷、白四爷，《创世纪》中的匡霆谷父子，《花凋》中的郑先生均是。以上诸人中除匡霆谷外，都是家族中的父辈，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一代，这一代都垮下去了，家族还有什么希望呢？
最悲惨的是家族的下一代，特别是女性。郑先生的女儿郑川嫦便是代表。张爱玲写道，郑家“为门第所限，郑家的女儿不能当女店员、女打字员、做‘女结婚员’是她们唯一的出路”。郑川嫦“可以说一下地她就进了‘新娘学校’”。张爱玲满腔同情地写下郑川嫦的遭遇。她并不想忙着找对象，“她痴心想等爹有了钱，送她进大学，好好地玩两年，从容地找个合适的人，等爹爹有钱……非得有很多的钱，多得满了出来，才肯花在女儿的学费上——女儿的大学文凭原是最狂妄的奢侈品”。这自然是痴心妄想，家里还是给她找了对象，依仗川嫦的美貌，一位从维也纳回国的医生中意于她，如按“女结婚员”的进程，川嫦是顺利的，也可能是美满的。不幸的是她得了肺病，那位医生免费给她看病，等了她两年，但她的病恶化了，医生另找了位护士。川嫦病情加重，要买药，郑先生不肯掏这个钱，郑太太担心自己掏了钱，证实了自己有私房，川嫦明白她是个拖累。
小说的结尾极为动人，川嫦想最后看看这个世界，乘家中无人，叫李妈背她下楼，雇了一辆黄包车，带了五十块钱，打算买一瓶安眠药，再到旅社开个房间住一宿。但是五十块钱买不到安眠药，只得茫然在外面兜了个圈子，吃了一顿饭，在电影院坐了两个钟头。她原想死也要追求死之诗意，动人地死，不过周围人们的眼睛里没有悲悯，把她看成怪物。郑太太给她买了一双皮鞋，她试过，认为很结实，可以穿两三年，但她死在三个星期后。
郑川嫦的命运可说是一首没世女子的哀歌，她得病是偶然的，但她的命运又是不可避免的。
张爱玲的弟弟告诉我们，《花凋》是以舅舅黄定柱家做模特儿的，女主角川嫦在现实中是存在的，就是张爱玲的三表姐黄家漪。黄家漪是张爱玲少年时最知心的女伴，“她们同年，兴趣、爱好、性情也相近，两人一说起小说就没完没了”。黄家漪经家人介绍认识的男友也是医生，也等了她两年，她死于1942年。张子静说：“两年后，我姐姐发表《花凋》，是一种哀悼的心情，她哀悼她失去了一位知心的女伴。”（《我的姐姐——张爱玲》）张爱玲为自己同龄人一掬同情之泪的感情，在小说中表露得极为真切。
小说中的悲哀有时近乎控诉。在小说开头，张爱玲用的是倒叙手法，写了郑川嫦墓前大理石浮雕——一个爱的天使，以及碑阴她父母为她刻的新式的行述，行述中说“知道你的人没有一个不爱你的”。似乎一切都是真的。可是张爱玲却连连说“全然不是这回事”“可是……全然不是那回事”，完全推翻了这段铭文。在这样的家庭中，连父母的爱都不是这回事，何论其他？封建没落家族成员间的冷漠可见一斑。
家族成员之间，哪怕是父母与子女间，不仅是冷漠，张爱玲的小说还揭示了大家族各个成员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金锁记》中以曹七巧为中心，存在多少矛盾：曹七巧与婆婆，曹七巧与小姑、妯娌，曹七巧与瘫痪在床的丈夫，曹七巧与三爷季泽，曹七巧与娘家哥嫂，曹七巧与子女长白、长安……都充满了尔虞我诈、你争我夺的搏斗，为了情欲，为了金钱，什么诗礼传家的门风，什么家族之间的亲情，统统都撕破了，留下的只是鲜血淋漓的现实。类似的情况，我们还能在上海的白公馆（《倾城之恋》）、匡府（《创世纪》）、杨家（《留情》）、姜公馆（《红鸾禧》）里看到，也能在香港的聂公馆（《茉莉香片》）、梁太太家（《沉香屑——第一炉香》）里看到。
张爱玲写没落家族的众生并没有采用一个模式，从个性而言，他（或她）们都有自己的鲜明特征，但无论是老年、中年或年轻一代，他（她）们都在家族的阴影中苦苦挣扎，无论辉煌的过去，败落的现在，无望的将来，带给他们的只是一种凄凉。
张爱玲是没落家族的见证人，当这些家族成员中老的、中年的、年轻的一一在她脑海中涌现又逝去时，她用她那特有的意象手法，写下了一段话：
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光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金锁记》）
这是将年轻人、老年人看同一对象的不同感受写了出来。如果将月亮比作他们在看自己的时代、家族，回顾家族的历史，而且不止三十年，大概会更陈旧、模糊，也会更加凄凉吧。
时代、家世、经历造就的一代才女
“惘惘的威胁”
张爱玲写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悲剧，就必然归结为时代的悲剧。《〈传奇〉再版序》里她告诉人们：
个人即使来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或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
惘惘的威胁是张爱玲对已破坏了的或正在破坏中的时代的深刻感受。她在1983年出了一部小说集，收集了她五六十年代创作的小说和几部旧作，就起名《惘然记》，可见她对惘惘、惘然的特殊喜爱。惘惘和惘然是用来形容已过去的惆怅，失去了什么，说不清，对未来又无从着手，有这样一种尴尬和无奈。
张爱玲的作品很少涉及时代，有的评论家说她“先天地拒绝了历史时间，逃离了地理环境”，便点明了这点。但是细心读者还是能在她的家族故事中发现有关时代的蛛丝马迹。
她写的许多家族与合肥李氏、丰润张氏一样，是晚清时的名门望族，经历过义和团、八国联军、中日甲午战争（《创世纪》中紫微的回忆）、辛亥革命（《金锁记》《花凋》中都或明或暗地提到，家族因此迁到上海）、抗日战争（《倾城之恋》中直接写了香港陷落，《沉香屑——第一炉香》《茉莉香片》的主人公都因逃难随家从上海搬到香港）。伴随着一系列历史事件发生的是家族的由兴到衰，这与她家及她许多亲戚家的变迁是一致的。破坏、更大的破坏，张爱玲没有明指，但首先应当是时局动乱所造成的破坏，不仅民族受难，一个个豪华世家也走上了没落之路。像张爱玲钟爱的《红楼梦》一样，说不尽悲欢离合，道不完富贵风流，尽管“内囊也尽上来了”，最后离不了外来的破坏——皇帝抄家，才使大观园彻底毁灭，“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张爱玲故意回避时代，有意与时代拉开距离，但她写的悲剧仍离不开时代，说它们是时代的悲剧并非没有道理。
前面已做过分析，张爱玲的家族故事一般包含了三代人，祖辈的辉煌，张爱玲没有亲身经历，只有父母、亲友和老用人不时提起的“相府老太太”如何，“我们老太爷”怎样，“奶奶说”了什么以及一大堆发黄的照片，过年祭祖时才感到他们的存在，她无法直接写他们，往往只作为故事的背景而存在。她着力写的是父母辈与子女辈，她对此有亲身感受，即使在这两代人身上，也反映了时代给予的惘惘的威胁。
最形象的说明，莫过于她为《传奇》增订本选用的封面。张爱玲自己说，封面“借用了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女图，画着个女人幽幽地坐在那里弄骨牌。旁边坐着奶妈，抱着孩子，仿佛是晚饭后家常的一幕，可是栏杆外，很突兀地，有个比例不对的人形，像鬼魂出现似的，那是现代人，非常好奇地孜孜往里窥视。如果这个画面里有使人感到不安的地方，那也正是我希望造成的气氛”。像鬼魂出现似的现代人打破了古井般的沉寂，使在封闭环境中的两代人都惶恐不安。
这里我们不妨以《茉莉香片》为例对张爱玲的意图作一点解释。
聂传庆的家与张爱玲的家一样，是个充满了鸦片烟气味、死气沉沉的家。张爱玲这样描绘：“他家是一座大宅。他们初从上海搬来的时候，满园子的花木，没两三年的功夫，枯的枯，死的死，砍掉的砍掉，太阳光晒着，满眼的荒凉。”连网球场也用来煮鸦片烟，传庆是在鸦片烟气味中长大的。因为母亲生前不爱父亲，父亲就将对母亲的恨转嫁到传庆头上，后母也虐待传庆，他们打传庆，传庆总是沉默，父亲很恐惧，私下里又有些害怕。当传庆上了大学，无意中知道母亲与言教授有过一段恋情，他幻想那留过学、风度潇洒的言子夜才是自己的父亲。沉默的心终于爆发了，扭曲的灵魂更加畸形，他要报复暴虐的父亲与后母，他恨言子夜的女儿言丹珠，因为她替代了他。他曾有一段表白：“丹珠，如果你同别人相爱着，对于他，你不过是一个爱人。可是对于我，你不单是一个爱人，你是一个创造者，一个父亲、母亲，一个新的环境，新的天地，你是过去与未来，你是神。”不言而喻，言家对于他是新的环境，新的天地。当传庆知道一切都不可能时，终于向丹珠施了暴。
我们挑出《茉莉香片》还有一层原因，这篇小说很像张爱玲早年的生活：不只是充满了鸦片烟气味的家，还有暴虐的父亲与后母；聂介臣打传庆一巴掌将他的耳朵打聋，也极像张志沂打张爱玲和她弟弟张子静；至于传庆的外形瘦长，穿一件长衫，也有着张子静少年时的影子；张爱玲向往已离婚的母亲和姑姑的家，也与传庆向往言家一样。张爱玲逃离了阴暗、死气沉沉的父亲家而投奔母亲、姑姑的家时，开始也有追求新的环境、新的天地的意思在内。
《茉莉香片》让我们对张爱玲单挑这么幅图做《传奇》封面有了新的认识，那个黑影既可作现代人理解，现代读者可以通过她的小说去窥视中国还存在的旧生活场景；那个黑影也可作广泛的现代生活、现代文化来理解，是这个黑影的产生，打破了旧式家庭、旧式生活的单调和宁静，惘惘的威胁无时不在。
张爱玲对旧家庭、旧生活、旧文化并不抱绝对态度，但毕竟由这个家庭、文化孕育出的人如此不堪，不能不使她感到悲哀。在《金锁记》里，她借童世舫得知长安是抽鸦片的一段沉思，表明了他的悲哀：“卷着云头的花梨炕，冰凉的黄藤心子，柚子的寒香……姨奶奶添了孩子了。这就是他所怀念的古中国……他的幽娴贞静的中国闺秀是抽鸦片的！他坐了起来，双手托着头，感到了难堪的寂寞。”童世舫是留学生，又是医生——文明世界最高尚的职业，但他怀念的中国竟然如此衰败和颓丧。
张爱玲对沉下去的中国感到悲哀，她是否认为西方文明更好些呢？她离开父亲的家投奔从国外归来的母亲和姑姑时，肯定是有这个想法的。在一些场合，她的作品价值取向上也是这样的，特别是她为《二十世纪》杂志用英文写的几篇散文小品，试图以外国人的眼光来展现中国，明显地表明了扬西抑中的倾向，但总体看，她对西方的现代生活及文化也是有褒有贬的。她写的小说中，一些受过现代教育的甚至留学生，她也看出了他们身上的阴影，《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佟振保是一例，《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也是一例。范柳原是在伦敦长大的，他曾说：“我的确不能算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他们同样也是看不到希望的。张爱玲更悲哀了，她自己承认，她小说中的人物都是“那样不明不白的，猥琐，难堪，失面子的屈服，然而到底还是凄凉的”。理解了张爱玲的悲哀，我们会对张爱玲所说的“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所蕴含的深意。
张爱玲不是宿命论者，但她是个悲观论者，无论是对于未来的文化或是未来的世界。她看过北方的蹦蹦戏——西北的梆子腔，戏中女旦唱腔高亢、粗犷、惨伤得近于原始。张爱玲认为，当世界文明毁灭，“将来的荒原下，断瓦颓垣里，只有蹦蹦戏花旦这样的女人，她能夷然地活下去”。她想起了英国科幻小说家威尔斯许多关于世界毁灭的预言，“所以我觉得非常伤心”，因为“现在似乎并不很远了”。她的小说留下了许多时代悲剧，根源就在于她看时代是悲观的。
张爱玲对时代参悟得很透，她知道更大的破坏要来，一切都将过去，但她仍留情于人世间那种小小的摩擦，似嗔似喜的闹剧，无是无非的口角，嘈切嘁嚓的浪花，将它们构成活色生香的画卷呈现在你面前。所以她在大谈了一通世界末日之后仍能说：“然而现在还是清如水、明如镜的秋天，我应当是快乐的。”悲哀中的快乐，快乐中隐藏着更深的悲哀，这怕是张爱玲要告诉我们的吧。
“生命是这样的罢——它有它的图案，我们唯有临摹。”即使临摹来的故事，“到底还是凄凉的”。（《〈传奇〉再版序》）张爱玲再次提醒我们。
破坏佳话种种
张爱玲小时候不知道爷爷奶奶的名字。每逢过年节上供时，爷爷的油画像和奶奶的照片都是要挂出来的，从油画和照片上，她认识了爷爷奶奶，但从未想到爷爷奶奶也有名字。
她上寄宿学校后，一次放假回来，弟弟当作新闻告诉她：“爷爷名字叫张佩纶。”她还问：“哪个佩？那个纶？”听后，她觉得爷爷的名字有女性气，与她两个同学名字差不多。还有一次放假回家，弟弟拿出新出的历史小说《孽海花》，说爷爷在里头，她才琢磨出那个文学侍从之臣庄仑樵是影射爷爷的。也是在《孽海花》中她知道爷爷的生平：少年科第，清流健将，参奏过不少大员，然后是马江之败，充军察哈尔，李鸿章多次援手，并将爱女许配，成就一段佳话……
30年代，《孽海花》的三十回本正在坊间流行，考订《孽海花》影射人物的文章也在陆续刊登，亲友闲谈中少不了要涉及爷爷奶奶的往事。每逢这个场合，她只见父亲习惯地吸着雪茄在客厅中踱来踱去，父亲的话既短促，又有许多张爱玲不懂的背景资料，她听不懂，也理解不了。
她只能去问父亲，父亲只丢下一句话：“爷爷有全集在这里，自己去看好了。”但毕竟告诉她：爷爷不可能在签押房里遇到奶奶，奶奶的那首诗也是捏造的。他的讲话是悻悻然的。在张爱玲的印象中，父亲于家世，对子女从来不说什么。
为什么一提《孽海花》就不高兴，不愿在子女面前提起家世？张爱玲没有正面告诉我们，但根据张志沂的为人，大抵可推想出有以下几层原因。
第一层，他不愿祖先的事在一本小说中提及，成为街谈巷语，这有失身份和体面。特别是张佩纶中进士后的窘迫相和马江之败的狼狈相，小说都有露骨的描述，在他看来是彰前辈之丑。
第二层，小说既是小说，当然不可能事事都有来历（其实《孽海花》相当忠实历史），例有渲染之处，对这个渲染他最不满意。如签押房中张佩纶与李菊耦相见之类。
第三层，他不愿在子女面前谈论家世，因为与张佩纶、李菊耦（再远一点还有李鸿章）相比，他确是无能，前辈的辉煌越发显出他的猥琐，他家长的权威势必受到影响，在这方面，他要的是维护他个人最切身的权益。（《对照记》）
父亲不愿谈，张爱玲只能去问母亲和姑姑，母亲痛恨与张志沂的结合，“为了门第葬送了她一身”，自然“绝口不提上一代”。姑姑呢，听到张爱玲的问题反倒觉得奇怪，“问这些干什么”“现在不兴这些了。我们是叫没办法，都受够了”“到了你们这一代，该往前看了”。张爱玲认为母亲和姑姑的思想很新，都受五四的影响。于是有关家世，自己最亲近的父母、姑姑都没有提供完整的信息。
张爱玲对家世的了解，除了《孽海花》外，是通过读祖父的奏牍、诗集、日记，还有亲戚间的谈论、老仆们的回述才逐渐填补起来的，她自己说是通过“寻根”“一鳞半爪挖掘出来的”，这是符合实际的。
实际生活中，张爱玲很少对外谈起她的家世，因为从她踏出家门之日起就决心再也不回来了，家族对于她已成过去，她要像母亲、姑姑那样，靠自己的努力去打另一个天下。她只承认家族的血在她的血管中流着，等她死的时候，再死一次。
张爱玲不愿谈家世，还因为担心别人听了会认为她在炫耀。沦陷区的特殊环境造成了文化界不能谈时事，前朝旧闻、文坛逸事便成为新闻追逐点，张爱玲短期内走红就够火爆了，何况她那传奇式的家世，又牵涉到清代名臣、千古佳话。
张爱玲的担心绝非多余。上海当时就有一位女作家潘柳黛对张爱玲的贵族血液——其实这是胡兰成的吹捧而非张爱玲的自述——很是讥讽了一番。潘柳黛自称是张爱玲“很熟的朋友，时相往来”，但连张爱玲与李鸿章是什么关系也搞不清（称张爱玲父亲娶的是李鸿章的外孙女，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一点亲戚”），就“贵族豆腐”“贵族排骨面”地挖苦起来，张爱玲何必去蹚浑水？
事实上张爱玲非但没有炫耀家世，她还要破坏佳话。
经过《孽海花》的加工和渲染，李鸿章择婿的过程极有可读性：张佩纶应召进了李鸿章上房，巧遇探望父亲的李菊耦，又读了李菊耦那首深深打动张佩纶的诗——《鸡笼》，李鸿章又当面提起女儿择婿问题，选婿标准又说一定要像张佩纶那样的……这一幕就如中国传统戏剧和小说那样：男方才高八斗，历经磨难；女方千娇百媚，对男方倾慕已久，其间既有惊艳又有诵诗，未来老丈人又在其间撮合，结果是才子佳人（男方年龄大了一些），缔结良缘，圆满得近乎十二分。
张爱玲偏要打碎这座七彩楼台，破坏这个千古佳话。
破坏之一：《孽海花》中写张爱玲祖母李菊耦“才同班、左”“诗意清新”，那两首《鸡笼》更是“情词悱恻”，“天授奇才”远不为过。张爱玲却说祖母不大会作诗，连这两首也是祖父改过的。张佩纶能为李菊耦改诗，当是在婚后，那么小说以诗为媒，张佩纶感动得“不觉两股眼泪骨碌碌地落下来”，将李菊耦认作红颜知己也成了虚拟。
破坏之二：《孽海花》里写李鸿章答允婚事后，老夫人不同意，嫌张佩纶年纪太大，又结过两次婚，还是个囚犯。李鸿章百般譬解，总不起作用，最后还是李菊耦出面表示愿意，良缘方成。这里袭用的仍是中国传统戏剧、小说中，公子落难，小姐慧眼识英雄之类的老套子。张爱玲却借用姑姑的话，认为“我想奶奶是不愿意的”。姑姑还责备李鸿章：“这老爹爹也真是——两个女儿，一个嫁给比她大二十来岁的做填房，一个嫁给比她小六岁的，一辈子嫌她老。”听了姑姑的话，张爱玲起初有点听不进去，后来知道祖母让女儿着男装，称少爷，这种阴阳颠倒“是一种朦胧的女权主义，希望女儿刚强，将来婚事能自己拿主意”。张爱玲看到了祖母对自己婚姻不快的一面，既然婚姻再不是圆满的，佳话也就不能成立。
破坏之三：《孽海花》里称张佩纶和李菊耦婚后“诗酒唱和，百般恩爱”，证之张佩纶《涧于日记》所述，大致反映了实情。不过张佩纶是从男性和夫权角度出发的，年届中年，娶了娇妻，又是李鸿章爱女，加之又有文化修养（比起张佩纶自然差了一大截），其中之得意自然溢于言表。但从李菊耦的角度论，这种事既非圆满，“诗酒唱和”也就有了几分无奈，“爷爷奶奶唱和的诗集都是爷爷做的”，就大煞了风景。张爱玲看到一张奶奶中年的照片，“阴郁严冷”，更说明了婚姻不和谐的一面。
张爱玲的破坏佳话正如她自己所说：
西谚形容幻灭为“发现他的偶像有黏土脚”——发现神像其实是土偶。我倒一直想着没有黏土脚就站不住。我祖父母这些地方只使我觉得可亲、可悯。（《对照记》）
《孽海花》中人人称羡的佳话被打破了，就像七彩楼台打碎后不过是些破瓦砾一样，祖父母也是平常人，也有自己的黏土脚。
张爱玲的眼光是独到的，也是大胆的。她没有像一般常人那样一提自己的祖先（特别像合肥李氏、丰润张氏那样的祖先），就要美化、神化，而她却无情地用自己的手来将原有的佳话撕破、还原，她认为只有这样，祖父母才是最亲切的、最令人同情的。
“她这样破坏佳话，所以写得好小说”，胡兰成这话道出了张爱玲创作的真谛，她能从世人认为的圆满中看出缺陷，从普通人感受的幸福中体察到人的不幸，她具备这种过人才能，才写出常人写不出的作品。
经历的变异
1971年，张爱玲在美国已闭门谢客，在一次与水晶的难得会晤中，她告诉水晶：“《传奇》里的人物和故事，差不多都‘各有其本’的。”水晶作了解释：“也就是她所指的documentaries。”
在这之前，还鲜少见到张爱玲以自己为“本”的小说，但四年之后，张爱玲就完成了她的自传体小说《小团圆》。《小团圆》其实写得十分匆忙，1975年开始动笔，4个月内写完初稿，10月完成修改、二稿，并一气寄到香港，希望可以在报刊连载。这样的写作劲头不仅仅来源于对“最深知”的材料的难以舍弃，更直接的动因是胡兰成《今生今世》的触动。在1975年10月16日给生前好友宋淇夫妇的信中，她说到《小团圆》的写作初衷和胡兰成有关。因为胡兰成《今生今世》的出版触动了她，她不希望自己的故事由别人垄断，所以匆匆写了这本充满主观意识的小说。
在《小团圆》中，女主角盛九莉即作者张爱玲的自我指涉；绍之雍、燕山、汝狄作为九莉的恋人或丈夫出现，影射的分别是胡兰成、桑弧、赖雅；蕊秋、楚娣、二叔、云志、翠华分别是张爱玲母亲、姑姑、父亲、舅舅、继母的化名；比比的原型是张爱玲在港大的同学炎樱；汤孤鹜、文姬、苟华则是张爱玲发表作品的杂志编辑周瘦鹃、苏青、柯灵的再现；荒木、向琼、虞克潜则是以胡兰成接触较多的池田、邵浔美、沈启无为原型的；绯雯、瑶凤、秀男、小康、辛巧玉等均以胡兰成的前妻、侄女、同居者为原型。其他一众人等多为张爱玲家族人物（包括仆佣）及其母亲、姑姑所交往的亲戚朋友。百十余人穿场而过，犹如生活的走马灯，大小明暗，纷纷叠叠，一切就像以张爱玲前半生为模板，肆意地描摹着。
张爱玲自己说：“我在《小团圆》里讲到自己也很不客气，这种地方，总是自己来揭发的好。当然也并不是否定自己。”（宋以朗：《小团圆》前言）对于《小团圆》中的九莉，张爱玲确实“很不客气”，从幼年时的生活细节到成年后的爱情描述，没有遮掩，没有美化，只有一贯的张爱玲的直接而刻薄的揭发，对周围的亲人也好，对朋友也好，对爱人也好，更对自己。她用一种旁观者的角度，冷眼旁观自己的一生。
她冷漠地分析父亲，看透了他不让弟弟读书的自私的实质：“父亲守旧起来不过是为他自己着想”。她对母亲的诸多的风流韵事满是怨忍，也多着笔墨，虽然也还记得母亲亲手帮她用蓖麻油画眉，却是不露感情地冷淡描述。面对燕山她也是冷眼旁观似的置身事外，“看见他眼睛里徒然有希望的光，心里不禁皱眉”。她爱他的漂亮，但是又清醒地认识到“漂亮的男人更经不起惯，往往有许多弯弯扭扭拐拐角角心理不正常的地方”。就算是面对付出最多感情的爱人也一直带着主观的臆断。明白人都知道邵之雍滥情，同时和许多女人发生关系，她却能从异于一般处在恋爱关系中的女人的角度理解这种风流。“他对女人太博爱，又较富幻想，一来就把人理想化了，所以到处留情。当然在内地客邸凄凉，更需要这种生活上的情趣。”对燕山，虽然她说像是给初恋一个“补课”，那种不了了之却也未能令九莉心痛流泪。与汝狄，虽然曾为其堕胎，可也不觉得“相见恨晚。他老了，但是早几年未见得会喜欢她，更不会长久”。
书中的九莉与《今生今世》里那个聪明绝顶、情调非凡、不食人间烟火的“民国女子”截然不同，她世俗、实在，既痴情又冷漠。将《小团圆》和以往相关记载对比，不难发现，其中关于张爱玲与燕山的恋爱，对周瘦鹃、柯灵等人的记忆，与以往我们所看到的几则有关张爱玲的短篇回忆录有众多违逆之处。显然这种极端的反差，除了个人体验的不同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小团圆》终究是本小说，我们可以看到，她想讲述的是一个女孩畸形阴冷的成长历程，从她的家族背景到亲友关系，再到爱情纠缠，这完全是个人苦难叙述的模式。
整本书都是张爱玲的回忆和想象的穿插，《小团圆》中展现的九莉并不是完完全全的张爱玲本身，应该说是张爱玲自我选择后的张爱玲，她既标榜九莉是“平凡的女人”，又浓墨重彩地描述她贵族式的家族历史，甚至铺张化的言情说性，自爆堕胎的过程与心理，揭出家族中男女的复杂情感关系等，她知道读者需要什么，知道怎么讨好读者，知道自传体小说的创作与阅读机制，更知道读者会从她的自说自话式的回忆中得到什么。
纵观全书，虽然故事有真实模版，虽然人物有现实原型，但值得注意的是，文本中的所有人事物象全都是通过“九莉”这个主角进行观察体验的，从这个角度讲，与其说这个小说是“真实再现”，不如说是主角的“主观映像”。骆以军评价说：“这是张背了一生的斑斓织绣却有朽坏扭曲的一架锦也屏戏台，一种含情脉脉，摇曳晃颤的慢速‘张爱玲时间’仅止于此。”（骆以军：脉脉摇曳的张爱玲时间）
张爱玲自己曾说“现在我寄住在旧梦里，在旧梦里做着新的梦”。（张爱玲：《散文•卷一》）而《小团圆》显然是她的新梦，这个“梦”是九莉的梦，在梦中，九莉是主角，却总是处于各种人事的夹杂烦扰之中。对家族兴衰、亲人离合、爱人聚散、辗转迁徙都没有任何能力，只能静默地听之任之。这个“梦”也是张爱玲的梦，在梦中，她想象臆测、回想记忆、感受体验（袁勇麟：梦里客身——评张爱玲的《小团圆》）在主观和旁观之间来回转换，但她的情感迸发也必然受回忆所累，甚至是一时一刻的情绪所累，所以她数次修改，在出版和不出版之间犹疑不定，我们只把它当作一个文本就好，因为哪怕是体验也会随着时间改变而改变，生活的底色可能早已蒙上了种种的灰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