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乱世情

张爱玲一生曾与两个男子有过婚姻关系，两个男子年龄都比她大许多，第一个胡兰成比她大十四岁，第二个赖雅比她大近三十岁。

1943年的某天，时任汪伪宣传部副部长的胡兰成在《天地》月刊上看到一篇小说《封锁》，作者名叫张爱玲，他不熟悉，但他承认：“我才看得一二节，不觉身体坐直起来（原先是躺在藤椅上），细细地把它读了一遍又读一遍。”接着第二期来，又有张爱玲的文章，他不由得感慨“这张爱玲的，便皆成为好”，引起了他要拜访张爱玲的念头。去问《天地》的主编苏青，苏青告诉他张爱玲是不见客的，又问地址，苏青迟疑了一会儿才写给他。

第二天，胡兰成去张爱玲住的公寓，果然遭到拒绝，但他留下条子；隔了一天张却打电话来，答应去他家。胡兰成在南京做官，家却安在上海。这一天张爱玲在胡兰成家的客厅里坐了五个小时，听胡兰成一人高谈阔论。

胡兰成，浙江嵊州市人，1906年出生。他没有值得炫耀的家世，父亲是个茶栈伙计，母亲系不识字的农村妇女；他没有很高的学历，中学没毕业便当了邮务生，二十一岁跑到北京，在燕京大学校长办公室边当抄写员边听课；他家境贫寒，北伐时回乡，在杭州、萧山教书谋生，发妻死时是借了干妈的六十块钱才安的葬。

他却有丰富的阅历，发妻死后便闯荡到广西，先当了几年教员，后涉足政治，参与1936年爆发的“两广事件”，在《柳州日报》撰文鼓吹“对日抗战必须与民间起兵创新朝的气运结合”，与李宗仁、白崇禧等反蒋势力配合，又别树一帜，以是“两广事件”解决后，曾一度被监禁过三十三天。1937年3月胡兰成出任上海《中华日报》主笔，此报系国民党内汪系所办，可见他早已投入了汪精卫的怀抱。上海沦陷后他又去香港任《南华日报》主笔，并任职于蔚兰书店，与汪派要人林柏生、梅思平、樊仲云等交往甚密。1939年汪精卫拼凑傀儡班子时，他正式加入汪伪政府，出任宣传部政务副部长。

胡兰成显然是靠小荃小慧，摇动一根笔杆，夤缘政治势力而起家的。为人本不足论，不过他的个性却有特色：他新旧文学根底都好，且博闻强记，能随口背诵一些中外名家名句，也有一点见解；他外表儒雅可亲，常穿一袭中式长袍，态度和蔼，让人乐于接近；他极善于在不同场合展示他的才能，又极能揣摩别人心理，特别是女性心理。所以胡兰成不仅在汪伪政府中官运亨通，结交了不少实力派人物和日本来华官员；在情场上他也很得意，与上海许多名媛贵妇有牵连。

胡兰成初识张爱玲，首先是为她的才华所倾倒，但一见面又惊叹她的年轻（年方二十三岁）、她的尊贵家世和精通中英文的禀赋，这些都是胡兰成可望而不可即的，于是他曾将初次见面称为“惊艳”。

有了初次会面，胡兰成以回访为由踏进了张爱玲的公寓，在他眼前竟是这样的场景——

第二天我去看张爱玲，她房里竟是华贵到使我不安，那陈设与家具原简单，亦不见得很值钱，但竟是无价的，一种现代的新鲜明亮几乎是带刺激性……张爱玲今天穿宝兰绸袄裤，戴了嫩黄边框眼镜，越显得脸儿像月亮。三国时东京最繁华，刘备到孙夫人房里竟然胆怯，张爱玲房里亦像这样的有兵气。

张爱玲的公寓和她那身打扮，竟然让这位在交际场中应付裕如的胡兰成感到踌躇不安，他使出全身解数，一会儿讲理论，一会儿讲生平，张爱玲像磁石一般将他吸引住，他自然要紧盯不放。回去后便写了封像五四时代的新诗般的信，信中将张爱玲赞美一通，又称赞张的谦虚，张爱玲的回信是“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涉世不深的张爱玲已迷恋于胡兰成的风雅谈吐和渊博学识了。

张爱玲是善于描摹男女之情的高手，读她的小说，会认为作者是久经风霜之人，对世情了解得那么深，参悟得那么透，连胡兰成未见张爱玲前也作如是想；待一见面，“坐在那里，又幼稚可怜相，待说她是个女学生，又连女学生的成熟亦没有”。这突如其来的情感波动使她手足无措。一次她“忽然很烦恼，而且凄凉”，送了一张纸条给胡兰成，叫他不要再去看她了，胡兰成不愧是揣摩女人的心理专家，他了解“女子一爱了人，是会有这种委屈的”。居然不理不睬，依然如故地天天去看她，她也没有拒绝。一天她居然送给他一张照片，背面写着：“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表明了张爱玲已同意接纳胡兰成。

张、胡之恋无论在当时或后来，人们均觉得是不可理喻的事，从哪方面看两人均不般配。

胡兰成是个无根底的人，世家出身的人会认为他既非名门，家乡又无恒产；一般人眼中，他依靠的政治势力汪伪政权迟早要垮台。他像一只纸糊的风筝，很华丽，但只系在一根细线上。这一层连张爱玲的舅舅——那位到民国就没长过岁数的遗少，也觉不妥，说：小煐怎么能与汉奸在一起？但恰恰是这个无根底的人，赢得了张爱玲的爱。

张爱玲是没有世俗之见的——从她母亲、姑姑起就鄙视婚姻讲究门第，她本人对旧家庭婚姻造成的悲剧看得很多，所以家庭有无根底她不会在意。至于政治上的倾向，她更不愿过问，她是本能地排斥政治的，两者都不足以影响张爱玲。那么以张爱玲那么孤傲，平常人连一面都难得见，何以遇到了胡兰成会“变得很低很低”了呢？

张爱玲从小就缺少家人疼爱，父亲给予的很有限（寂寞时才喜欢她），后来只有暴虐；母亲和姑姑又长期在国外；弟弟更不必说，她是在仆人群中长大的。上了中学，又是教会女中，家中娶了后母，服装打扮落在同学之后，以是很孤独。读香港大学，虽是男女同校，但经济同样窘迫，与富家小姐相比，她总有一种自卑，三年中她只有一个知心朋友炎樱，男性同学更谈不上。所以一直到与胡兰成相遇之前，能与她作倾心交谈的朋友少之又少，男性的一个都没有。

这时冒出了一个胡兰成，他有很好的文学素养，古今中外的名著都浏览过，也有一定见地，这就博得了张爱玲的好感。胡兰成又极善于吹捧人，他的吹捧不是一般的赞颂，而是能抓住对方的心，使对方听了无限欢畅，今列举数条，以见一斑。

在爱玲面前，我想说些什么都像生手抱胡琴，辛苦吃力，仍道不着正字眼，丝竹之音亦变为金石之声。

我的囿于定型的东西，张爱玲给我的新鲜惊喜却尚在判定是非之先。旧小说里常有人到了仙境……爱玲的说话行事与我如冰炭，每每当下我不以为然……但是不必等到后来识得了才欢喜佩服……亦就非常好……对于不识的东西亦一概承认……

爱玲极艳。她却又壮阔，寻常都有石破天惊。她完全是理性的，理性得如同数学……她的横绝四海，便像数学的理直，而她的艳亦像数学的无限。我却不准确的地方是夸张，准确的地方又贫薄不足，所以每要从她校正。

一个人诚了意未必即能聪明……爱玲是其人如天，所以她的格物致知我终难及。爱玲的聪明真像水晶心肝玻璃人儿。我以为中国古书上头我可以向她逞能，焉知亦是她强。

我是从爱玲才晓得了汉民族的壮阔无私，活泼喜乐，中华民族到底可以从时代的巫魔中走了出来的。爱玲是吉人，毁灭轮不到她，终不会遭灾落难。

我在爱玲这里，是重新看见了我自己与天地万物……

还有张爱玲“清洁到好像不染红尘”，她“是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她的人比倚新妆的飞燕更美”等等不一而足。（以上引文均见胡兰成《今生今世》中《民国女子》一章）

胡兰成对张爱玲的赞美，有的如表面敷粉，但落笔恰到好处；有的是背面烘托，用自己、世人不及之点来反衬张爱玲的种种高明，如何不令张爱玲欣喜？张爱玲论人总是把聪明放在第一，也喜欢听人赞美，“我是凡人家说我的，说得不对亦高兴”。面对胡兰成这般挖空心思的赞颂，她喜滋滋地看着胡兰成说：“你怎这样聪明，上海话是敲敲头顶，脚底板亦会响。”胡兰成的绝顶聪明和善于逢迎，终于让张爱玲折服。

张爱玲接受胡兰成也符合她对时代和人生的一贯看法。

她知道她生于乱世，正像她说的，“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的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了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自己的文章》）男女情爱正是人类古老的记忆，她凭借着古老的记忆写下了许多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她自己也在按着古老的记忆在一段乱世情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欲仙欲死”

无论是对于张爱玲还是对于胡兰成，这一段乱世情都是毕生难以忘怀的。

胡兰成已经将张爱玲的公寓当成自己的家。他在南京办公，一个月内回上海的日子不算多，但他一回上海便径直走向张爱玲的公寓，一进门便说：“我回来了。”

胡兰成一头扎进张爱玲的房间，“晨出夜归只看张爱玲，两人伴在房里，男的废了耕，女的废了织，连同道出去游玩都不想”。

直到胡兰成与妻子英娣离了婚，两人才正式订了婚约，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只有张爱玲的女友炎樱做媒证。婚书是这样写的：

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上两句是张爱玲写的，后两句是胡兰成续成的，炎樱做媒证也写在婚书上。

婚后生活亦如婚前一样，张爱玲奋力写作，胡兰成去南京上班，只有当胡兰成回上海两人方在一处。胡兰成说两人在一起如“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同住同修，同缘同相，同见同知”，谈中外名著，谈音乐，谈绘画，间或也一同出去到静安寺街上买小菜，到洋式食品店看看牛肉、鸡蛋。曾有一次同去看朝鲜舞蹈家崔承禧的舞，回来时遇到下雨，只有一辆黄包车，张爱玲只得坐在胡兰成身上。一日斜阳西下，照在墙壁上，两人像金箔银纸剪贴的人形，如梦如幻。

张爱玲对胡兰成的感情是真挚的，一次突兀地问他：“你的人是真的么？你和我这样在一起是真的么？”担心这短暂的欢乐会转瞬即逝。另一次张爱玲提到旧小说中有“欲仙欲死”的句子，胡兰成大吃一惊，认为是好句子，在他看来，他得到了张爱玲的爱，真是欲仙欲死。

惘惘的威胁终于临近，日军节节败退，汪伪末日将到。一日两人谈到时局，张爱玲道：“你这个人嘎，我恨不得把你包包起，像个香袋儿，密密的针线缝好，放在衣箱藏藏好。”胡兰成认为他必定逃得过这一难，只是头两年要改名换姓，“将来与你隔了银河亦必定得见”，张爱玲说，变姓名可叫张牵或张招，“天涯地角有我在牵你招你”。

可悲的是欲仙欲死的爱情，山盟海誓的信约，对胡兰成来说不过是演了一出戏。

时局急转直下时，胡兰成按日本人的意图从南京到武汉接办《大楚报》，这是日本侵略者挽回在华统治的一着棋，他们妄想在武汉拼凑另一个傀儡政权以抵抗重庆方面的反攻，胡兰成就负着这方面的重任。大难临头之际，胡兰成住在汉阳医院，又与一批女护士厮混一处，他看中了其中一位年仅十七岁的周训德，以他讨女性欢心的惯用伎俩，终将小周搞到手。远在上海的张爱玲忙于将《倾城之恋》改编为话剧，联络演出事宜，自然被蒙在鼓里。1945年初，胡兰成回上海，将小周的事隐约地告诉张爱玲，张爱玲只以为他拈花惹草的老毛病又犯了，并不在意。

胡兰成在上海住了两个月后又返武汉，继续与小周同居，直到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胡兰成丢下小周开始了逃亡生活。他先逃往杭州，住在一斯姓同学家，又觉不安全。斯姓同学长辈有一位小妾叫范秀美，家住温州，愿意陪他去温州。范秀美比胡兰成大，胡为了利用范作掩护，假戏真做，与范同居，并改名张嘉仪，这一切张爱玲同样不知。

1946年初，张爱玲辗转得知胡兰成下落，便决定亲赴温州去看望。张爱玲仍保持着一份真诚的爱，见了面说：“我从诸暨丽水来，路上想着这里是你走过的，及在船上望得见温州城了，想你就在那里，这温州城就像含有宝珠在放光。”她此行的一个目的是要胡兰成在她与小周之间选择，胡兰成总是一味搪塞，张爱玲知道胡兰成不肯，还在做娇妻美妾的梦，只得告诉胡：“我想过，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是萎谢了。”

张爱玲起初并未发现胡、范的关系，后来到胡住处，胡竟让她称他为哥，她做妹妹；一次胡肚子痛，竟向范倾诉，张爱玲方起了疑心。她乘船回上海，雨中撑伞在船舷边伫立涕泣，她知道与胡兰成的关系已无可挽回了。

张爱玲返回上海后，仍然给胡写信，在经济上支援胡，胡亦承认他逃亡期间用的都是张爱玲的钱。胡兰成暗中去过一次上海，竟拿出记载他与小周恋情的《武汉记》让张爱玲看，张爱玲实在看不下去，在别人为他担心时，胡还做着调情说爱、一身拥三美的梦，其人灵魂的丑恶总算让张爱玲看清楚了，这次见面是不欢而散。

胡兰成的隐姓埋名术已见成效，他冒姓张，自称张佩纶后裔，以诗文与温州名士交结，颇得到他们的欣赏，眼看在温州已站得住了，又以假名与梁漱溟通信，“再出中原亦有了新的机缘”，胡不免得意地告诉张爱玲。

6月，张爱玲写了一封信给胡兰成：

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时惟以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

其中小吉即小劫，指胡兰成在逃避追捕。张爱玲经过一年半慎重考虑，最后才下决心与胡兰成断绝关系，选择的时间又在胡兰成境遇好转之时，越发显得张爱玲爱得情深意浓，断也断得极理智大度。信中还附有她写的两个电影剧本的稿酬共三十万元，这在当时是笔大数目，张爱玲在考虑问题时是周详的。

胡兰成不死心，又写了封信给炎樱，一开头就说“爱玲是美貌佳人红灯坐，而你如映在她窗纸上的梅花，我今惟托梅花以陈辞”，下面一会儿说佛经，一会儿说《聊斋》，炎樱中文程度有限，此信到底是想给谁看的，不问便知，但如石沉大海。张爱玲说到做到，绝不再回心转意了。

胡兰成在不明底细的温州名士援引下当了中学教员、教务主任。1949年新中国成立，梁漱溟在北京打算办文化比较研究所，邀胡当副手。胡兰成抛下范秀美兴冲冲北上，走到半途，一想此去难免纸包不住火，一旦真相大白会不堪设想，便逃亡日本。数度与日本女人同居，后与著名大汉奸、上海76号魔窟中杀人魔王吴世宝的寡妻佘爱珍结婚，开酒吧谋生。

胡兰成是个文人，舞文弄墨是他所擅长的。结识张爱玲后，文笔深受张爱玲影响，到日本后他写了两本书——《山河岁月》和《今生今世》，用张式笔调为自己吹嘘，其中《今生今世》特为他与张爱玲之恋设了专章《民国女子》，借捧张爱玲抬高自己。张爱玲在50年代曾为找某些资料给胡去过一张明信片，无抬头，亦不署名，只要几本书“暂借数日做参考”。胡自作多情，不仅寄了书，写了信，还寄去自己的照片，张爱玲只回了一个短笺，申明“如果使你误会，我是真的觉得抱歉”，“不另写信了”，断然斩断了胡抛来的一根情丝。

由于《今生今世》首次披露了他与张爱玲的这段乱世情，其中颇有外间所不知者，又加上他那学张的文笔写得颇迷离浪漫，很博得台湾某些“张迷”好感。70年代他一度去台湾，曾想搞些类似恢复名誉似的尝试，反响令他失望。许多具有正义感的台湾作家无不对他嗤之以鼻，如余光中便发表《山河岁月话渔樵》狠狠批了他一通。他没趣地返回日本，于1981年去世。

张爱玲第一次感情上的纠葛终于过去，但这是一次失败的婚姻，她爱的是一个不值得她爱的人。

“接脚婿”赖雅

美国有一种文艺营的组织，由热心文艺事业的实业家或成名的艺术家们创办，目的是为一些食宿无着的作家、艺术家提供能够创作的环境，营内食宿全部免费。1956年张爱玲在美国知道这个消息，便申请了位于新罕布什尔州彼得堡的麦克道威尔文艺营，以便写出一本英文小说，时间是这年的3月至6月。得到批准后，她便启程前往彼得堡，在这里她成就了第二次姻缘。

姻缘的男方是位美国的左翼作家甫德南•赖雅（Ferdinand Reyher）。这一年张爱玲三十六岁，赖雅六十五岁，男方比女方大近三十岁。

1891年赖雅生于费城一个德国移民家庭，很早就表现了文学天赋，十七岁进宾州大学文学专业学习，二十岁前就写过不少诗及一部诗剧。1912年他进入哈佛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他写的一部戏《青春入舞》曾入选麦克道威尔戏剧节。获得学位后，他先在麻省理工学院教英语，后与大学脱钩做自由撰稿人，与美国著名作家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辛克莱•刘易士（Sinclair Lewis）结识。1917年与女权运动者吕蓓卡•郝威琪（Rebecca Hourwich）结婚，生有一女，但终因两人都忙于自己的事业无法共处而离婚。离婚后，赖雅更自由地在欧洲旅行，广泛结识欧洲的作家，并给美国销量很好的女性杂志撰稿。

1931年赖雅经他的朋友、电影导演约翰•休斯顿（John Huston）之邀进入好莱坞，之后十二年中他为好莱坞几家大电影公司撰写过不少电影剧本，由于他出色的编剧才能，为他赢得可观的收入。但赖雅一生不善理财，大量钱财都被他结交朋友、豪华的饮宴用掉。30年代的好莱坞是左翼思潮大本营，赖雅也受到影响，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但他终身未加入共产党。赖雅才华横溢又乐于助人，40年代著名戏剧家布莱希特（Brecht）从纳粹德国逃亡至美，赖雅热情接待。布莱希特是共产党员，赖雅左顷立场以是加深，他一生对苏联、对新中国都抱有好感。

1943年赖雅不幸摔断了腿，又轻度中风，他的健康影响了他的写作。50年代他曾应布莱希特之邀去柏林，原有合作计划，此时布莱希特已不是流亡者，而是东德文艺界领袖人物，地位的悬殊，竟使两人谈不拢，赖雅沮丧地返美，但赖雅一直是尊重布莱希特的成就的。

1954年他六十三岁时，又一度中风住院。病愈后，他想重振雄风。1955年他取得进入麦克道威尔文艺营的机会，准备在营中作好创作准备。第二年早春，他遇到了张爱玲。

司马新先生对赖雅与张爱玲的婚恋与婚后生活作过专门研究，并特地去麦克道威尔文艺营，访问过不少赖雅的亲属和朋友，其中包括赖雅的女儿霏丝，得见了赖雅的日记。所以他在《张爱玲在美国——婚姻与晚年》一书中的记述至今仍是权威性的。据司马新先生说，从1956年3月13日张爱玲第一次遇见赖雅，为时不足一个月，两人就已互相到对方工作室做客；4月份双方已可无话不谈；到5月12日，在赖雅日记中出现了一行字：Went to the shack and shacked up，意即去房间有同房之好，两人已情投意合。

这又是一桩不般配的婚姻，两人年龄相差近三十岁，几乎是两代人；政治见解更不相同，张爱玲在此之前写过英文小说《秧歌》《赤地之恋》，不管是否被授意，其倾向是反共的，赖雅是亲共的。是什么原因将这两人紧紧连在一起的呢？

简言之，是彼此的需要。

张爱玲离开香港赴美，至少有一种自信，她相信能够用英文写她熟悉的中国故事，在美国站住脚跟。但赴美六个月的经历告诉她，一个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女人要在美国靠写作谋生是多么不易，要克服多大障碍！她最初在纽约的住所是救世军女子宿舍，是收留各种无家可归的女子的，其中有失去劳动力的老太太，还有酒鬼，她自己的身份不过是难民。她在中国曾是红极一时的作家，但美国文艺界对她知之不多，她举目无亲，缺乏能帮她克服种种障碍、走向文艺殿堂的人。这种失落感势必与她一起带进麦克道威尔文艺营。文艺营也只是她暂时落脚的地方，6月份便到期，之后她往何处去，真是两眼茫茫。正在这个时刻，她遇到了赖雅，赖雅在美国文艺界交游广泛，与许多名人都有过交往，他又生性热情，知识渊博，给予了张爱玲很大帮助，这对于求助无门的张爱玲来说不啻天降福星，至于年龄悬殊、政治立场差异反倒是不必考虑的因素了。

就赖雅而言，自与妻子离婚后虽结交过不少女友，但没有一个使他倾心的，随之而来的是疾病，创作已大受影响。他遇到了张爱玲，她年纪轻，性格温柔，在美国又出过小说，前途正未可限量，她真诚的爱使他倍感意外。

5月中旬，赖雅在麦克道威尔文艺营期满，他将去另一所耶多营地，张爱玲则要待到6月底，两人临别时竟依依不舍。7月，张爱玲搬到纽约一个营友空出的公寓里暂住，她提出要去看赖雅，两人在萨拉卡泉镇见面，说的话题竟是张爱玲怀上了赖雅的孩子。赖雅同意与张爱玲结婚，因为他的确需要她，但不同意留下孩子。

8月14日赖雅与张爱玲在纽约举行婚礼，已在美国的爱玲好友炎樱与另一位美国友人做了证婚人。张爱玲在美国奔波了一年后才获得了一个能使她安定下来的家。

张爱玲有没有怀过赖雅的孩子并流了产？据司马新考订，答复是肯定的。由于赖雅这一段时间的日记下落不明，加以两人通信可能早已遗失，这个肯定答复也只是一种推测，但推测的理由未必不能成立：第一，张爱玲在7月下旬曾大病一场，至于什么病，并不甚清楚，有一些营友间的通信可做佐证；第二，她在这期间将《赤地之恋》再次改写为英文小说《赤地》，改写本增加了一段女主角做人工流产的情节，张爱玲有将自己的经历变异为小说情节的习惯。

10月，张爱玲、赖雅再次获得重新进麦克道威尔文艺营的允许，在营中赖雅两度中风。1957年4月期限又到，他们在营地附近的彼得堡镇物色到一套公寓，安了自己的家。张爱玲日夜忙于写作，家务大多由赖雅承担。8月，张爱玲母亲在英国去世，她给张爱玲留下了仅剩的一个古董箱子，张爱玲戏称是宝藏，每逢经济拮据，她就要变卖一些宝藏来贴补家用。

生性喜欢城市的张爱玲一直不习惯乡居生活，赖雅为张爱玲着想，申请位于洛杉矶的亨亭本哈特基金（实际还是文艺营），得到同意，10月便由东部迁到西部。这时张爱玲已开始通过宋淇为香港电懋公司撰写电影剧本，又为香港美新处做翻译。文艺营结束后，1959年4月夫妇迁到旧金山的一所公寓里，这年张爱玲才得到入籍通知，成为美国公民。1961年她作了生平最后一次台北——香港之行。中间得到赖雅再次中风的消息，但张爱玲此行主要目的是为电懋公司写《红楼梦》剧本，收入要在剧本写成后才能拿到，所以经济非常紧迫。幸而赖雅病情稳定下来，张爱玲才得以在香港住至次年3月才返美。这时赖雅在女儿霏丝帮助下已在华盛顿定居，张爱玲便径直回到了华盛顿。

张爱玲虽与赖雅结婚，但生活还是相当艰难，挣钱养家的重担全落在张爱玲身上。她在美国用英文写小说屡屡受挫，像根据《金锁记》改写的英文小说《北地胭脂》在出版商那里屡屡碰壁，使她不得不暂时放弃；而在香港为赶稿，眼睛都流了血。赖雅的创作计划也因身体越来越坏一再延后，他只有一点社会福利基金的收入和版税收入。不过张爱玲并无怨言，她是位豁达的人，能得到赖雅的爱就心满意足了。

1965年赖雅再次摔倒，这次他病得很重，以致瘫痪，后来大小便失禁，须张爱玲日夜照顾。张爱玲是将写作看得比一切都重要的人，又加上沉重的医疗费负担，她不得不求助于赖雅的女儿霏丝，1966年9月单身赴俄亥俄州牛津镇的迈阿密大学任驻校作家。霏丝自己的家庭负担也很重，张爱玲转请邻居照顾，邻居也照看不了，张爱玲只能将赖雅带去俄亥俄州。1967年麻州康桥的赖德克利夫学院邀请她，她又带着赖雅去康桥。1967年10月8日赖雅走完了人生的最后道路，这时的张爱玲已精疲力竭了。

女性观与婚姻观——选择大龄男子的心理与家庭背景

1945年2月27日下午，发表张爱玲小说、散文最多的《杂志》月刊，特派记者赴张爱玲公寓采访，这次采访的对象还有当时著名女作家苏青。苏青原名冯和仪，是《天地》的主编，为人比较爽直。行事、作文很得张爱玲的欣赏，张爱玲一向很推许她，甚至说过“把我与冰心、白薇她们来比较，我实在不能引以为荣，只有和苏青相提并论我是甘心的”。（《我看苏青》）《杂志》的记者煞费苦心地将她们俩拉在一起，以求取得最佳采访效果。

这次名为对谈录的采访主题是“妇女、家庭、婚姻诸问题”。苏青自然侃侃而谈，对谈录一半以上的文字都记录了她的话；张爱玲一向不愿见生人，有了苏青在场，才少了拘束，坦诚地谈了对妇女择业和婚姻的看法。

张爱玲在对谈录中主要谈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张爱玲主张女子应当到社会上去，不应当留在家里。即使社会上人心太险恶，也不应当逃避现实。职业妇女同时还要持家，即使赚钱少，也不应当看不起她。女性的工作应当是比较轻的工作，时间也应比较短。

第二，不必担心妇女地位的提高，“如果男女的知识程度一样高（如果是纯正的而不是清教徒式的知识），女人在男人面前还是会有谦虚，因为那是女性的本质，因为女人要崇拜才快乐，男人要被崇拜才快乐”。

第三，“用别人的钱，即使父母的遗产，也不如用自己赚来的钱自由自在”。只有一个例外，“用丈夫的钱，如果爱他的话，那却是一种快乐”，“那是女人的传统权利”。

第四，女人如果没有本事，“还是赶早嫁了的好”，男人“不宜早婚，没有例外”。男人如果早婚，会限制他的发展，早婚，妻子一定要父亲赡养，易养成依赖心理。男人的婚龄应当比女方“大十岁或是十岁以上”“女人应当天真一点，男人应当有经验一点”。

张爱玲上述看法有极前卫的部分，如主张女子就业（当时职业女子并不多），自己养活自己；但也有极传统的成分，如花丈夫的钱觉得快乐，女子生性要崇拜男子之类。

张爱玲的主张有的与自己的实践是一致的，有的并不一致。像自己赚钱自己用，她就不止一次说过“我是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到现在为止，我还是充分享受自给的快乐的”。（《童言无忌》）花丈夫的钱，对张爱玲来说仅有一次，胡兰成解释说张爱玲稿费收入不错，所以从未向他要过钱，一次给了她一小笔钱，张爱玲用来做了件自己设计的大衣，感受到了快乐，但随之而来的是张爱玲沉重的付出，她承担了胡兰成逃亡的全部费用，分手时还一次给了三十万。第二次与赖雅的婚姻，赖雅当时既老又贫，如没有张爱玲拼命写作来支撑家庭与赖雅的医疗费用，赖雅的结局也许会更悲惨。至于女性生来要崇拜男人的见解，我们则可在张、胡之恋中，张爱玲自称遇到胡兰成后自己“变得很低、很低”得到佐证。

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她对男女婚龄的看法。她不主张早婚，但如果女子没有本事，还不如早早出嫁，这又是一个很现实的看法。谈到男子，她主张要比女方大，大的幅度有点惊人，与她两次婚姻男方年龄完全相合，她的主张与实际的一致于此又得到实证。

挑选大龄男子做配偶，于张爱玲而言已非偶然，她的主张和实践根源在哪里？

首先是张爱玲独特的心理背景。

按弗洛伊德心理学观点，家庭中，男孩一般有恋母倾向，女孩一般有恋父倾向，这在张爱玲的作品中也有流露。张爱玲的父亲是个典型的遗少，他的所作所为一向被子女瞧不起，特别是1937年父亲的打骂，将张爱玲禁闭了半年，使她不能不恨他。她曾说过，如果世界上有光明和黑暗、善与恶、神与魔的对立，父亲必属于不好的一边。但她在自传体散文《私语》中又流露出她对父亲的留恋和宽恕，她理解父亲的寂寞，说在寂寞时，父亲是喜欢她的。与此相对照的是张爱玲与母亲的关系，张爱玲知道母亲为她牺牲了很多，她也爱母亲，从父亲那里逃出来投奔的就是母亲，但她总是感到母亲有几分生疏（长期不在一处是另一层原因），连母亲为爱她而教她独立生活能力、她向母亲要零花钱，她都反感，“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私语》）“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地毁了我的爱”。（《童言无忌》）引起张爱玲反感的原因尽管有多种，但与父亲声言要用手枪打死她，将她禁闭半年相比，母亲给予的仍然是一份爱。对母爱产生了反感，父亲的残暴却引起了她的依恋，这不正是一种恋父情结吗？

张爱玲是渴望得到父爱的。她很敏感地在记忆中留下了父亲对她的一点一滴，除了下午在如雾如烟的鸦片烟气味中的闲谈旧事，还有小时候带她买点心，给她的《摩登红楼梦》代拟回目，表扬她做报纸副刊，她都一一记下，正说明她缺少父爱。张爱玲选择大龄男子做配偶，固然在她眼中大龄男子成熟、有丰富的社会经验——这一层恰恰是张爱玲缺少的——有他们在便有一种安全感；除此而外，也与张爱玲能在大龄男子身上找到父爱是有关系的。她理想中的男性应当是集丈夫与父亲于一身的角色。胡兰成和赖雅无疑都具有这个角色的特征，所以能赢得张爱玲的爱。

胡兰成的《今生今世》中，张爱玲的形象有大智大慧、正大仙容的一面，也有似嗔似喜、撒娇调皮的一面。胡兰成吃惊地发现张爱玲天真到不能再天真，“好像小孩”“调皮得叫人把她无奈”，正如小儿女在父亲面前一般。胡兰成描述了这个现象，但并没有发现这个秘密。

张爱玲选择大龄男子还有她的家族背景。

张爱玲和她母亲、姑姑都算新派人物，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已成过去，都讲究自由恋爱了。张、胡之恋和张、赖之恋都是张爱玲自己的主张（张、胡之恋估计曾得到姑姑默许，因为那时她与姑姑住在一处）。在自己拿主意时，素来缺少人际交往的她，必然会以亲近的人的婚姻作参照，家族的婚姻往事不能不影响她的择偶考虑，祖辈和父辈的婚姻自然进入了她的思绪。

她祖父张佩纶和祖母李菊耦的婚姻就是一桩年龄悬殊的婚姻，祖父比祖母大十七岁。她虽看到祖母内心不满的一面，但总体来说，这个婚姻还是美满的，祖父母“在南京盖了大花园偕隐，诗酒风流”（《对照记》）这是她自己说的，且在亲友间、社会上也传为佳话。再往上推，她曾外祖父李鸿章与曾外祖母赵夫人的婚事，男方也比女方大许多，李鸿章与赵夫人之间虽谈不上多深感情，但也算是圆满的，后人都这样评说。与之相反的是她父母的婚姻，张志沂和黄素琼结婚时双双都是二十岁，年龄无疑是最匹配的，然而却是不幸的，最后走上离异的道路。家族中最亲近的人的婚姻展示了一个事实：夫妇双方年龄相当的反倒是不幸的；夫妇双方年龄不相当的（男方比女方大十几岁甚至更多），恰恰是成功的，年龄不应当成为婚姻的障碍，男方年龄大反而是理想的对象，张爱玲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