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氏昆仲的发现

中外历史上常有这种现象：一位著名人物或一部作品曾红极一时，为无数人传颂、倾倒，但随着时光流逝，那晕人的光环、绮丽的色彩便消失得无影无踪；过了一段时间，有人从流逝的时光中重新发现了这个人物、这部作品，以新的眼光发掘出他或她的价值以及作品内藏的意蕴，从而又加以肯定。一代才女张爱玲和她的作品就经历了这个过程。

张爱玲和她众多的小说、散文是在一个特殊的年代为人们接受的。自她第一、第二部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在1943年发表后，便迅速走红已沦陷的上海滩；紧接着《心经》《茉莉香片》《倾城之恋》《琉璃瓦》《封锁》《金锁记》《连环套》（未完）、《花凋》《年轻的时候》等小说联翩与读者见面。1944年上海杂志社出了《传奇》，收录了除《连环套》以外的小说，受到文坛与读者普遍关注。1946年山河图书公司又出了《传奇》增订本，增收她1944年后写的《留情》《鸿鸾禧》《红玫瑰与白玫瑰》《等》《桂花蒸  阿小悲秋》等五篇。张爱玲除写小说外，在短短几年中又挥洒自如地写了大量散文作品，1945年结集成散文集《流言》出版。可以说1943年后的两三年内是张爱玲作品的高峰期，一个原在文坛上默默无闻的新手，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打开局面，登上许多作者终身都无法企及的高峰，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惊叹，张爱玲创造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奇迹。特别使后来无数“张迷”啧啧称道的是张爱玲一生的代表作，都集中产生于此时。除了钦佩张爱玲的天才之外，也不得不承认张爱玲创作奇迹的出现，与那个特殊年代有着“割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抗战胜利后，张爱玲因与汪伪高官胡兰成的一段乱世情而受到舆论的指摘，她不得不收敛起创作激情，在1945~1949年间只写了两个电影剧本和一个由剧本改写的通俗小说。新中国成立后，为适应形势需要，她在不太引人注目的通俗报刊上发表了两部小说，用的是梁京这个笔名。1952年赴香港，为了生活，她供职美国新闻处，写了《秧歌》，又按照别人的意图和设计的框架写了《赤地之恋》。虽然都出了英文本和中文本，但除了引起海外反共势力叫好外，反响平平，连张爱玲本人后来都感到不满意。1955年她只身赴美，次年与美国作家赖雅成婚，有过一些创作计划，终因生活负担过重，除了为香港电懋影业公司创作、改编多部电影剧本外，几乎没有写过什么有影响的作品。赖雅去世后，她除了改写过去的作品外，创作上已陷于枯竭，转而从事她爱好的古典小说的研究和翻译。她生命最后二十年，孤处海外。1995年中秋节前，逝世于美国洛杉矶罗彻斯特街公寓中，她的尸体是死后几日才被人发现的。

对张爱玲创作生涯的回顾，不难发现，她在文坛的崛起和走红，不过是1943~1945年这短短的二三年，这对于她是幸事也是不幸的事。加以她在新中国成立后悄然离开大陆，在香港发表过反共小说，她的作品又与时代主流不相符合，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大陆出版的现代文学史上根本没有提到她。在台湾，一个时期内因她在抗战时沦陷区的那段经历，给她蒙上“汉奸文人”的阴影，连她迟迟没有离开故土也成了被嫌疑的原因，世人对她很冷漠，连她的反共小说在文学圈中也知者不多。张爱玲这个人和她的作品，在生她养她的祖国似乎根本没有存在过。

历史的陈垢在张爱玲身上堆积得太重太厚，但是金子就会闪光，拨开笼罩在张爱玲身上的层层迷雾，让人们重新认识她的人。就是以写《中国现代小说史》而名垂海外的旅美学人夏志清。

事情还得从50年代初说起。

1951年，赴美攻读耶鲁大学英文博士学位的夏志清面临毕业后的就业问题，他想留在美国，经朋友介绍，结识了正准备编写一本《中国手册》的政治系教授饶大卫（David N.Rowe）。那时正是朝鲜战争时期，《中国手册》是专供美国军官用的，其内容极其反共而且浅陋不堪，但是对夏志清来说，得以在美国留下，并通过写手册中《文学》一章，既阅读了耶鲁所藏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也为他今后的事业提供了机会。正像他自己说的，这一年内，“把耶鲁图书馆所藏茅盾、老舍、巴金等的作品都略加翻看。此外还有一批尚未编目的中共文艺资料，也放在办公室里翻阅，什么《白毛女》《刘胡兰》《白求恩大夫》等小册子以及赵树理、丁玲的作品，倒真正花时间看了一些”。他读后发现一个事实：“中国现代文学史竟没有一部像样的书，我当时觉得非常诧异。”（《中国现代小说史•原作者序》）夏志清的诧异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台湾当局将留在大陆的作家的所有著作统统封禁，即使有人想研究也无可能，而大陆的现代文学史正在编纂之中，所以夏志清说他开始研究40年代的文学，“只好自己摸索，一无凭借”，道出当时实情。

经过一年的阅读，夏志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掌握，无疑在海外同行中属于佼佼者。1952年经他设计的《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计划书》去申请洛克菲勒基金时，顺利通过，夏志清又开始了三年研究工作。研究中，他决定专写小说史，资料来源，除耶鲁藏书外，又扩及哥伦比亚大学中日文系图书馆，再有，便是夏氏在香港的朋友宋淇、程靖宇的寄赠。那时香港盗印中国三四十年代小说的风气很盛，张爱玲的代表作《传奇》与《流言》便是宋淇寄赠的，都属盗印版。正是从这两本书开始，夏志清比别人更早注意到张爱玲。

1955年，书稿已完成大半，夏志清忙于应付教学，直至1958年冬才完成全书。美国教授们又提出了意见，夏志清本人作了修订，1961年由耶鲁大学出版所出版。

《中国现代小说史》问世后，好评如云，被公认为是一部拓荒之作。这也难怪，在英文世界中，中国现代小说知者本不多；即使有，也只限于鲁迅、茅盾、巴金等诸大家。《中国现代小说史》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庞大的作家群体：现代主流派作家，夏志清归之于左翼作家的上述诸人，都用专章评述；就连不为海外注意的作家如张天翼、吴祖缃也都有专章；非主流作家，亦为大陆五六十年代文学史中不被注意的作家，《中国现代小说史》也有专门介绍，如沈从文、钱钟书等；众多的女作家，夏氏极为关注，如丁玲、冰心、庐隐、凌淑华。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中国现代小说史》对张爱玲及其作品的评价，可谓破天荒地将她首次列入群星璀璨的现代小说家之林，对她推崇之高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请看夏氏是如何评价张爱玲的：

在该书第十三章《抗战期间及胜利以后的中国文学》中，夏氏认为这时“在上海出现的最有天才的作家是后来写《秧歌》的张爱玲，她可能是五四运动以来最有才华的中国作家”。

在该书第十五章《张爱玲》专章中称：“对于一个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人来说，张爱玲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

同章对张爱玲的代表作《金锁记》，夏氏的结论是：“这是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连张爱玲自己都不满意的《秧歌》，夏氏也认为在“中国小说史上已经是本不朽之作”。

“最有才华”“最优秀”“最重要”“最伟大”，夏志清将所有层次最高的评语统统都加在张爱玲头上，这对连张爱玲名字听都没听过的文学青年们将产生什么样的震撼？何况《中国现代小说史》又是本在海外得到极高评价的权威作品，出自一位对中国现代小说作过潜心研究的教授之手。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现代小说史》在出版之前，夏志清已将部分章节交给了他哥哥夏济安。当时夏济安正在台湾大学任外文系教授，在他周围聚集了一批文学青年。夏济安将其中一些章节翻译成中文，其中就包括了张爱玲专章中的两个部分《张爱玲的短篇小说》《评〈秧歌〉》，刊登于他创办的《文学杂志》1957年第2卷第4、6期上。这两篇文章首次将张爱玲及其作品推到了台湾读者面前，引起了一批台湾文学青年研读张爱玲的兴趣，终于触发了台湾的张爱玲热，进而扩及香港、大陆。

张爱玲终于被重新发现了，这是从新的时代、新的文化视角出发的重新发现，它必将给我们新的启示：究竟是什么样的背景造就了张爱玲？我们今天怎样去理解、接近张爱玲？

对张爱玲的评价超过鲁迅

夏志清赞美张爱玲所用词汇之高级，超过了任何现代小说家；且从分量上论，也最重。

以1979年台湾传记文学社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为例，张爱玲一章占四十页（第397~437页，不含注，下同）；超过了另一位夏氏同样钟爱的作家钱钟书，钱钟书一章仅占二十页（第439~459页）；也超过了现代文学巨匠鲁迅，鲁迅一章也只占二十页（第63~83页）。说张爱玲是所有现代小说家中最受夏氏钟爱的，并不过分。

有人认为这是夏志清的偏见。本书中译者刘绍铭在译者序言里为之辩护，认为偏见人人会有，并引用别人的话：“一个批评家如果没有偏见，就等于没有文学上的趣味。”夏氏写《中国现代小说史》确是以一位批评家的身份出现的，他的偏见和趣味并未掩盖他的眼光，他没有抹杀左翼作家（夏志清给众多现代主流小说家们的头衔）鲁迅、茅盾、巴金、丁玲、萧军、沙汀、艾芜、赵树理、欧阳山、周立波、杨朔、路翎的成就，并肯定鲁迅在中国现代小说中的经典地位。他的偏见和趣味却使得他发掘出钱钟书、沈从文、张爱玲这批非主流作家的名字和作品。

这样，夏志清的偏见和趣味就很值得一说了。

夏志清是专攻英美文学的，他自己承认：“凭我十多年来的兴趣和训练，我只能称是个西洋文学研究者。”他对20世纪西洋小说非常熟悉，读了这些大师们的作品，回过头来读五四以后的中国小说，便感到它们写得太浅薄，不仅技巧幼稚，看人看事也不够深入，他尤其不能容忍的是中国现代小说在描绘一个人间现象时，没有提供比较深刻的、具有道德意味的论述，所以他“直指中国现代小说的缺点即在其受范于当时流行的意识形态，不从事于道德问题的探讨”。因此他在承认中国左翼作家地位的同时（因为抽出左翼作家后，中国的现代小说就不成其史了），往往对其代表作又有贬义。对于鲁迅，他也只承认有数的几篇小说如《祝福》《在酒楼上》《阿Q正传》；而对在新文学史上有重大意义的《狂人日记》，直说是宣传；至于富有战斗性的杂文就更不值得一提了。对于茅盾，也只对其早期作品如《虹》等有较好评价，对《子夜》《腐蚀》则估价过低。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应归于夏志清对流行意识形态的厌恶。唯其如此，他对张爱玲小说不直接反映时代，只限于写她自己周围的人和事的选材深感兴趣。张爱玲自己就说过：“我甚至只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自己的文章》）话虽说得绝对一点，但夏氏看中张爱玲的地方恐怕首先是这一点。这里，我们无意对受制于流行意识形态作过多评论，但须指出一点：以战争、革命为题材的作品，固然有写得公式化、概念化的平庸之作，但未必全都是渺小之作；以家庭男女为主题的作品，虽也不乏写得回肠荡气、令人不能释手的杰作，但也未必都是伟大之作，关键在于作者对人生和世事的体验，并用这一体验去打动读者的心弦。以张爱玲为例，她对周围芸芸众生进行了深入的观察，结合她对人生的透彻思考，用流极而熟的文笔和富有色彩的语言，编织出一个个美丽而凄清的故事，并将之一一呈现在读者面前。她的作品虽不涉及革命、战争，但却如实地反映了一个急剧转换的年代，一批与时代脱了节的人们的心路历程。她兼采中西小说之长，将中国旧小说中家庭伦理、人情世故与西方小说的表现技巧结合得如此完美，将小说的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我们无意要求张爱玲去走鲁迅的创作道路，同样也不一定非要以张爱玲的创作实践为标尺去要求其他小说家。正像鲁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有他不可动摇的地位一样，张爱玲也自有她应占的地位。

夏志清对张爱玲的发现，重要的不是在于下了几个崇高的断语，而是在于对张爱玲小说艺术成就的开掘上。无论是“张迷”或一般读者，凡接触过张爱玲小说的，都会赞同夏氏的鉴别力和独到眼光。

——张爱玲的小说，意象极为丰富。夏志清认为在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当推她独步。夏氏说，钱钟书的巧妙譬喻，沈从文的乡村风景，在描写上可与张爱玲相比，但在意象上只能让张爱玲独领风骚。张爱玲小说中的世界，上起清末，下迄抗日战争，这世界里的房屋、家具、服装……张爱玲都用视觉想象加以描绘，其华丽程度可与济慈媲美；对女性角色衣饰的描绘，直逼《红楼梦》。自然景物的意象：太阳、花草、树木、风、雨在她小说中都不是孤立的存在，强烈的色彩对比和光影变化，随着人物情感的动荡起伏而在幻动着，给人们以深刻的印象。她喜欢写月亮——寒冷的、光明的、朦胧的、同情的、伤感的或者仁慈而带冷笑的，在不同场合的出现，表达着不同的含义。

——张爱玲的小说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夏志清认为，“她认识过去如何影响着现在”。夏氏看出张爱玲作品有“她自己不快乐的童年生活反映并转化”。她的小说多取材于她的家族、亲友中发生的故事，而她的家族、亲友在清末民初有过显赫的过去，在现实中，财产、地位和道德都在沉沦下去，使她感到时代的可爱和可怕，因害怕而惊退，又多少有点留恋，因此她的小说有着苍凉的境界。这种苍凉绝非是一般女性作家那种顾影自怜、神经质的，而是大彻大悟的。为什么会这样？夏氏指出：“这原因是她能享受人生，对于人生小小的乐趣都不肯放过；再则，她对于七情六欲，一开头就有早熟的兴趣，即使在她最痛苦的时候，她都在注意研究它们的动态。”张爱玲并未因留恋、痛苦而放下带刺的笔，所以她才能写出人生荒谬与无聊的一种非个人的深刻悲哀。夏氏指出：“张爱玲一方面有乔叟式享受人生乐趣的襟怀，可是在观察人生处境方面，她的态度又是老练的、带悲剧的——这两种性质的混合，使得这位写《传奇》的年轻作家，成为中国当代文坛上独一无二的人物。”“一方面是隽永的讽刺，一方面是压抑了的悲哀。这两种性质巧妙的融合，使得这些小说都有苍凉之感。”这种醇厚的历史苍凉，对生活阅历丰富的老作家来说都极难做到，而张爱玲写这些小说时年仅二十多岁，又是个女子，难怪要让夏志清一唱三叹了。

——张爱玲小说的历史感，还反映在她对背景的准确把握。夏志清说，张爱玲《传奇》里的人物都是地道的中国人，有时候简直地道得可怕，活得也可怕。夏氏没有说错，就连《沉香屑——第二炉香》，明明写的是在香港的英国人，但其为人、行事、心理均是中国式的。张爱玲小说的主人公们大多与张爱玲同代，又大多生活在上海、香港这样洋化的都市里。时代虽已是民国，工业与经济的进步使他们坐汽车、乘电车、吃大菜、住洋房，享受着现代文明，但他们的心灵却是旧式的，旧风俗、旧习惯——这是张爱玲随手拈来的拿手戏——时时在控制着他们，他或她都在苦苦挣扎，这种背景，夏氏说是一种广义的衰颓中的文化。张爱玲无疑是刻画这个大背景的好手，许多人物经背景的衬托而栩栩如生。就这一点来说，张爱玲不愧是位忠实记录近代中国都市生活的历史家。

——张爱玲小说能兼采中国旧小说和西洋小说之长。她的小说吸取了西方社会风俗小说这一流派的长处，取材上更受契诃夫影响，但并不赞同意识流，对弗洛伊德心理分析运用得相当纯熟，她的心理描写之细腻更超人一等；此外她还多方借鉴了西洋绘画、音乐上的功能，电影上的蒙太奇手法。可是张爱玲小说的布局、章法甚至语言又深受中国旧小说影响，连“说”也写成“道”。夏志清最欣赏她“把中文运用得如此圆熟自如，是叫人难信的”。

夏志清对张爱玲小说艺术成就的概括与总结，至今还没有哪位评论家在整体上将它们超越。从60年代开始的重新评价张爱玲及张爱玲热的形成过程中，夏志清无疑扮演了奠基者和举旗人的角色。

话可要说开去，早在40年代。当张爱玲刚走红文坛，就出现过一篇全面评述张爱玲小说的评论，这就是署名迅雨的《论张爱玲的小说》，刊登在《万象》1944年5月出的第3卷第11期上。迅雨即是著名翻译家、艺术评论家傅雷的笔名。傅雷这篇文章以他特有的、对艺术严肃认真的态度，称张爱玲写的《金锁记》是在“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水土特别不相宜的地方”开出的奇葩，是“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将之与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相比。在剖析《金锁记》时，傅雷对张爱玲人物的塑造、悲剧气氛的营造均给予极高评价；此外对小说结构、节奏、色彩方面的成就也给予充分肯定。他特别强调了张爱玲小说中技巧的运用：

第一，是心理分析。傅雷认为张爱玲利用暗示，将动作、言语、心理打成了一片，如女主角曹七巧的病态心理描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曹七巧的女儿长安与童世舫的定情，用衣裙与移动的脚、女子的粉香、男子的淡巴菰气、寂寞走不完的长廊，虽没有对话，但几笔就将两个不调和男女微妙心理表现得入木三分。

第二，是节略的运用。傅雷特地引用了《金锁记》的一段：

风从窗子进来，对面挂着的回文雕漆长镜被吹得摇摇晃晃，磕托磕托敲着墙。七巧双手按住了镜子。镜子里反映着翠竹帘和一幅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来回荡漾着，望久了，便有一种晕船的感觉。再定眼看时，翠竹帘已经褪色了，金绿山水换了一张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她也老了十年。

傅雷赞叹道：“这是电影的手法：空间与时间，模模糊糊淡了下去，又隐隐约约浮了上来。巧妙的转调技术。”我之所以将傅雷的引文抄引，不仅因为张爱玲的文字技巧实可击节赞叹，也因为在谈张爱玲小说时，太多的后来者都在引用这段话。须指出，第一个形诸评论文字的应是傅雷。

第三，傅雷肯定了作者的风格：新旧文字的糅合，新旧意境的交错，色彩鲜明，既收得进又泼得出，痛快利落，仿佛天造地设的好文章。傅雷特地引用了小说一开头关于月亮的描写，认为不仅新颖，心理观察深入，而且轻描淡写地烘托出一片苍凉气氛，从一开始就罩住了全篇故事和人物，这是风格的综合效果。

事实上傅雷的文章已将张爱玲小说艺术风格的主要方面涉及。傅雷用意很清楚，是在肯定作者的技巧。请看他在文章前言中一段话：

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笔墨的是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区区艺术更是不成问题。其实，几条抽象的原则只能给大中学生应付会考。哪一种主义也好，倘没有深刻的人生观，真实的生活体验，迅速而犀利的观察，熟练的文字技能，活泼丰富的想象，绝不能产生一件像样的作品。而且这一切都得经过长期艰苦的训练。

无疑，张爱玲并不属于那种只有几条抽象原则，满足、服从于哪个主义，便进行创作的作家之列。

也许张爱玲过于矜持，也许根本不知迅雨即是傅雷，也许将傅雷的话理解偏了，对傅雷的善意批评——特别是她的长篇连载《连环套》的过于搬弄技巧、旧文体大量袭用成了俗套——也就不能接受。她终于写了一篇《自己的文章》将善意的批评顶了回去。

这一段文坛旧事的补述，只是想恢复历史的真实。要说发现张爱玲，那么最早发现张爱玲超人才华并做了恰如其分评价的应是傅雷（同时代胡兰成写的《论张爱玲》因张、胡的特殊关系，虽不乏独到见解，却因一味赞颂，从文艺批评角度论，充其量只能算二流水准）。不过傅雷写的只是一篇文章，随着张爱玲被人遗忘，这篇文章自然也就无人提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但傅雷的文章还是随着张爱玲热的兴起，从故纸堆里被发掘出来了。

比较起来，夏志清就不同了。夏志清写的是一部小说史，出版时又值张爱玲被人遗忘之时，台湾文学青年们正迷恋着现代主义，苦于在中国小说中找不到现成对应，张爱玲的小说经夏志清一品题，就像茫茫黑夜中出现一颗巨大的星座，眼前不禁为之一亮。张爱玲的小说，题材是传统的，甚至流俗的，但手法却是现代的。正如余光中先生所说：张爱玲虽早有人慧眼识别，但她的经典化历程却是从夏志清开始的。是夏志清，将张爱玲推上了中国现代小说史，将她与鲁迅、茅盾等巨匠等量齐观（事实上超过鲁迅）。（余光中：《何曾千里共婵娟》，载1995年9月15日台北《中央日报》副刊）夏志清的发现所掀起的巨澜，至今尚起伏不停。仅从这一点，夏志清称得起是改写了中国新文学史的人。

开启了发掘张爱玲的工作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问世前，在美国攻读中国现代文学学位的学子或港台文学青年，很少知道张爱玲，即使仅闻其名，也常将她与上海滩言情小说挂上钩。通过夏志清介绍，才使他们眼界大开，但在台湾，张爱玲的著作仍在禁书或半禁书之列，只有她的反共小说《赤地之恋》才能堂而皇之地搬进官方图书馆。

于是，一批台湾文学青年开始触动这个禁区了。一位张爱玲的爱好者这样回忆：

初到台湾那两年，张爱玲的作品市面上没有，顶多辗转看到些散篇。她在抗战后期在孤岛上海成名，1949年以后有段时间没有离开大陆，因此不免被人视为“异类”；后来听说她到了香港。

台北市有一家中兴图书馆，藏书有限，但有些是当年的“禁书”，无意中借到了张爱玲的《流言》，十分欢喜。那年月还没有复印机，我就动手抄写，选了几篇在我主编的《自由谈》月刊上转载了，并没有想到什么智慧财产问题，也没想到请教原作者。年轻时真是鲁莽。（彭歌：《苍凉》，载台北《联合报》副刊）

禁区既已触动，加以张爱玲写反共小说已远近皆知，文网就不能不对她网开一面，《传奇》《流言》的重印本（自然印得很粗糙）在市面上也能买到了，但张爱玲爱好者仍不罢休，加上出现了张爱玲的研究者，像唐文标和水晶，应社会上诸多“张迷”的需要，将张爱玲未收入《传奇》《流言》的陈年宿货都挖掘出来。张爱玲的好友宋淇笑她的旧作被发掘是“古墓被盗”，她自嘲为“古物出土”。因为她在上海走红时应别人盛情，硬着头皮在杂志上赶稿，有些作品并非精心构撰之作，以至看到这些旧作不免大叫：“咦，这是我写的吗？”被发掘的“古物”中就有被张爱玲腰斩的《创世纪》和《连环套》，不收入《传奇》，那是因为她当时已不满意。

张爱玲对她的旧作重新刊布总的来说还是高兴的。她说过：“即使是家中珍藏的宝物，每过一阵也得拿出来，让别人赏玩品评，然后自己才会重新发现它的价值。”（宋淇编：《张爱玲语录》，载1976年12月《明报月刊》）只是对某些人未经她同意而径自出版她的作品稍有不满。

1966年，在台湾主持《皇冠》杂志、皇冠出版社的平鑫涛请宋淇推荐一批作家，宋淇推荐者中有张爱玲，这就开始了张爱玲与皇冠出版社长达三十年的合作。从1966年4月《怨女》（即《金锁记》的改写本）在《皇冠》杂志连载，后出单行本以来，经授权，皇冠出版社成了张爱玲著作的唯一授权商。1968年皇冠再版了《张爱玲短篇小说集》（1954年的初版由香港天风出版社出版），直接为张爱玲热的出现加了温。20世纪90年代开始，鉴于张爱玲的“古物”不断“出土”，为避免外界以讹传讹，也为了张爱玲版权不致再受侵害，皇冠出版社主动承担了《张爱玲全集》的出版。至1994年，张爱玲生前最后一部作品《对照记》发表，彼时，全集已出版了十六册，这部全集所有稿件都经张爱玲亲手厘定，是公认的最好版本。有趣的是平鑫涛在张爱玲去世前与其从未谋面，所有稿件来往都由宋淇经手，只有《对照记》，因照片太多，才径直寄给平鑫涛。平鑫涛也非等闲人物，他是著名作家琼瑶的丈夫，从家世来讲，他是原上海《万象》杂志发行人平襟亚的堂侄。张爱玲早期作品《心经》就发表在《万象》上。20世纪40年代由平襟亚开办的中央书局就有为张爱玲出书的打算，但未谈成，又为《连环套》连载是否多付一千元稿费产生纠葛，但这都算上一代的事了。张爱玲与平氏家族的渊源，也称得上是一则传奇。

但“张迷”和张爱玲研究者并不以此为满足，他们仍不断在寻觅，寻觅的地点也从港台转向大陆。进入80年代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成效，环境比较宽松，张爱玲这个名字对文坛已不陌生，于是港台和大陆的研究者可以通力合作，共同开展发掘工作。

大陆对张爱玲作品的发掘工作做得最有成就的当推上海的陈子善。他在1987年便在《亦报》中发现了张爱玲离开大陆前发表的最后一部小说《小艾》，署名梁京。他的考订、研究与小说本文迅速在香港《明报月刊》刊出，引起了一场“张爱玲震撼”（宋淇先生语）。台湾文学界简直不相信写过《秧歌》和《赤地之恋》的张爱玲还写过为共产党说话的旧小说，自然对当时健在的张爱玲也产生了困扰，后经张爱玲同意，《小艾》收入《流韵》一书。

张爱玲的发掘者还注意到张爱玲更早期的作品，如相当一段时间里，海内外张爱玲研究者一直认为1940年发表的散文《天才梦》是张爱玲的处女作，张爱玲本人也曾如是说。后从圣玛利亚女校的校刊《国光》中发现了小说《霸王别姬》《牛》，就将她写小说的时间向前推到了1936年。后来，陈子善教授又从圣玛利亚女校年刊《凤藻》总第12期上发现了署名张爱玲的《不幸的她》，又将张爱玲发表小说的时间向前推到1932年，其时张爱玲才上初中一年级。

总之，张爱玲的被发掘，从小说到散文，从盛年时期的作品到她早年的习作，从篇幅上看，既有被她自己腰斩或不愿提及的中长篇小说，还有零星的短札，内容极为丰富。甚至还有人发愿要收集所有张爱玲的书信，出一本书信集！

人们热衷于发掘张爱玲，正好说明了张爱玲是被人们热爱的，她在文坛上的建树是留在人们心间的。张爱玲虽告别了人世，但只要张爱玲这个名字不再被人遗忘，那么这种发掘工作也就不会有止息的一天。

《现代文学》的青年们

台湾、香港的张爱玲热离不开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也离不开一批文学青年的追随与迷恋。

国民党当局退到台湾后，在文化上一方面割断了五四以来的文学传统，将留在大陆的作家的作品统统封禁，一方面鼓吹文化反共，制造了一批反共八股。台湾批评家不客气地指出这些都是“喊喊口号，喊出来而非写出来的”，名曰“战斗文艺”，实则是“战斗”而非“文艺”。加以官方强行推销，其效果徒增人们反感。（《岁首说真话》，载1958年1月5日《联合报》）现代派的产生，恰是对反共文学的反对。现代主义的流行，还由于台湾60年代后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一批熟悉西方文艺思潮、流派的青年，他们大量阅读、吸收西方现代主义大师们的理念和创作经验并从事创作，现代主义成为60年代台湾文学的主流。

1956年9月，夏济安任主编的《文学杂志》创刊，成为纯粹文学即台湾现代派文学兴起的重要标志。《文学杂志》刊登西方现代派作品，广泛介绍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理论。前面提及，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有关张爱玲的章节最早由夏济安翻译并在《文学杂志》刊出，正说明张爱玲小说确有很现代的成分。

继《文学杂志》之后，1960年台湾大学外文系几个青年学生王文兴、戴天、白先勇、欧阳子、陈若曦等创办了《现代文学》，更大规模地介绍弗朗兹•卡夫卡、詹姆斯•乔依斯、戴维•劳伦斯、威廉•福克纳、阿尔贝•卡谬等西方现代派著名作家的作品，也刊登对他们的模仿创作。比起《文学杂志》，《现代文学》更体现了编者和作者对现代主义的向往，受到广大青年读者的欢迎。

台湾现代作家着重刻画工业社会中现代人的种种孤独、失望、迷惘、彷徨。现代人失去了旧时代，又不满意新的工业文明，是明显的失落的一代。为了寻找自我，他们采用存在主义、意识流、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来描写人的忧郁、苦闷和焦灼。因此台湾现代派小说比较重视对人的内心世界及潜意识的发掘。现代派既以西方现代主义为榜样，又将西方象征主义文学、超现实主义文学、存在主义文学等技巧移入自己的作品。台湾现代派作家们在其作品中往往借用各种象征和隐喻及意识流手法，刻意营造阴森恐怖的死亡气氛，表达他们对现实的绝望与抗议。

当时，在台湾现代派作家中，有一派一直坚持西方现代主义创作道路，他们无视传统，反对纵的继承而提倡横的移植，主要代表人物有王文兴、七等生、欧阳子等；另一派则以余光中、白先勇、聂华苓、於梨华为代表，他们既主张现代主义，又强调应将传统融于现代。余光中早年以“学者诗人”桂冠而登上诗坛，曾以捍卫现代主义而闻名；但当现代主义者鼓吹反传统的虚无主义时，他又起来反对这一主张，他有一个著名口号叫“再见，虚无”。余光中虽不是小说家，但他的主张很能代表这一派人的创作观念。张爱玲的小说既传统又现代，将传统与现代融于一炉，无疑为他们的创作提供了最好的借鉴，因此张爱玲热主要是由这一派人鼓吹而掀起的。

唯一的台湾之行

台湾现代主义文学方兴未艾时，1961年张爱玲有过一次难得的台湾之行。这使得台湾现代派作家有了亲自与张爱玲接触的机会。通过接触，他们更了解了张爱玲，这为70年代后张爱玲热的大规模兴起做了铺垫。

那时张爱玲已在美国生活了六年，做了五年赖雅太太，生活还算平静。不过她的创作生活却面临窘境，离开了故土也就等于割断了创作的根，而一些旧作改写的英文小说销路又不畅。她计划写一部能在美国打开销路的作品，这就是英文小说《少帅》。小说将以著名将领张学良为主角，以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为背景，以少帅和他生活中的两个女人为线索来展开整个故事。张爱玲希望用英文世界熟悉的人和事来引起外国出版商和读者的兴趣。为此，她需要收集有关资料，最好能在台湾一见被软禁的张学良本人。此外，她在前几年通过宋淇为香港电懋影业公司写过几个电影剧本，拍出后，很受欢迎；这次电懋公司斥巨资准备拍摄古典名著《红楼梦》，宋淇又力荐了她。两件事合起来，她便有了美国——台湾——香港之行。这也是她平生最后一次长途旅行。

旅行的第一站便是台北。接待她的是原在香港美新处任职的美国老朋友麦加锡（M.Mccarthy），此时他已在台北美新处任处长。可能求见张学良的要求不能实现，麦加锡便约台湾《现代文学》青年作家们与张爱玲共同进餐，参加见面的有白先勇、陈若曦、王桢和等人，当时他们都是台大学生。

据王桢和讲，麦加锡爱好文学，《现代文学》创刊时，他就订了七百本，还选了白先勇、王文兴、欧阳子、王桢和小说各一篇译为英文，集成一本书。张爱玲看过，对其中王桢和的小说《鬼•北风•人》里描写的花莲风土很感兴趣，于是便有了这次见面和后来的花莲之行。

见面之前还有个小插曲：这批青年心仪张爱玲已久，就在想象张爱玲长得什么样子。问麦加锡，麦加锡说张爱玲长得很胖、很邋遢。谁知一见面，不仅不胖，而且干干净净，“虽不漂亮，却是‘可看性’很高”。（王桢和、丘彦明：《张爱玲在台湾》，载1987年台湾《联合文学》）

为了安排张爱玲在花莲参观，陈若曦提前去花莲王桢和家打前站。王桢和亲自陪同张爱玲赴花莲，一路游览了当地名胜，参观了阿美族的山地歌舞。张爱玲兴趣很广泛，观察也很入微，应她要求还去了当地的妓女户，结果是“她看妓女，妓女坐在嫖客腿上看她，互相观察，各有所得，一片喜欢”。因为她衣着简便，在台湾当时算得上时髦，加以又是从美国来的，“妓女对她比对嫖客有兴趣”。她的打扮据陈若曦讲还是很普通的，也很马虎，陈若曦就看到她穿过不一式的袜子。

一路上，张爱玲很少谈自己的作品，听到王桢和的赞美，她却说：“不要说。不好，不好。”她对王桢和的小说，善意地提出意见，如山地生活不适用意识流，王以后就改正了；王桢和国语不标准，她进行纠正；上海话“噱头”的正确读音也是她告诉王的；王讲话有文艺腔，经张爱玲点出后，王就留意避免。张爱玲平日待人接物自然亲和，住在王家，极尊重王的母亲、舅舅，还买了礼物，与王桢和及其母合拍了相。在一定场合，她表现又异常冷静。陈若曦说，参加阿美族丰年祭时，表演中途，突然灯光全灭，飞沙走石，鬼影幢幢，众人都面露惊慌之色，张爱玲“恒定如常的容颜”，以及“她的特立独行令我印象深刻”。（陈若曦：《讲究文学马虎自己的张爱玲》，载1995年9月10日台北《中央日报》）

台湾之行因赖雅在美突然中风而告中止。从台东接到美新处转来的电话后，他们一行只得急返台北。在台北打电话时，王桢和还留意到一个细节：张爱玲善意地不急不躁地对排在她身后的两个人说，你们去那边打电话，“一只手提着电话筒，一只手指着另一个电话的方向”。（《张爱玲在台湾》）张爱玲后来得知，赖雅病情并不太严重，来去机票对她来说又是笔庞大开支，而香港方面又急催她去编剧本，她最终还是决定先去香港。

张爱玲台湾之行事先未通知别人，知者不多，直到将离台，一位晚报记者才发现她的行踪，在报上写了一段百字新闻。她得悉后淡淡表示，她来台湾是拜访亲戚。回美国后，张爱玲写了一篇文章记述台湾之行，题目叫《重返边疆》，提到了台湾有臭虫。当时台湾有个别人攻击她，王桢和也认为提到臭虫有失体面，张爱玲的回答极幽默：臭虫可能是从大陆撤退到台湾时带来的。

张爱玲的台湾之行可算是悄悄来悄悄去，对台湾青年作家来说不过是惊鸿一瞥。这短短一瞥，打消了他们对她的种种揣想，缩短了她与台湾这一代作家的距离。以至王桢和二十五年后回忆这段经历时，对张爱玲那时每一件事、每一个动作、说的话都记得清清楚楚，包括她喜欢戴的大耳环。在台湾这一代作家眼中，张爱玲这个名字永远是青春、美丽和温馨的。

“张迷”时代

70年代起，台湾的文艺评论家们曾惊呼：“张迷”时代来临了。

当时在台湾热爱张爱玲的人已达不能自拔的程度：凡张爱玲写的书，每本必看，乃至片言只字也不放过，还要寻觅珍藏；有关张爱玲的事都极关心，大到她的生平、婚姻、交友，小至她的日常起居、爱好，乃至丢弃的垃圾都要翻检一通，报道出来即成热门话题。

“张迷”是一个极广泛的群体。作家和青年学生不用说，王桢和的同学水晶，没能参与接待张爱玲，便老来问王，张爱玲做了什么，知道了便很兴奋。据说水晶读张爱玲小说另有一功，是背诵的。另一位女作家施叔青则公开声称：“《张爱玲短篇小说集》是我的圣经。”对张爱玲尊崇、热爱得拟比偶像。即使一般民众“张迷”，也是个庞大的存在。余秋雨说，他曾亲眼看见国际舞蹈大师林怀民先生一到上海，就激动地宣称他是来寻找张爱玲的上海。著名演员林青霞也告诉余，她对上海的了解和喜爱，一大半来自张爱玲。（余秋雨：《张爱玲之死》）乃至台湾《联合文学》曾举办过一个活动——“谁最像张爱玲”。先看长相，参加者须将各自照片寄去；再看文章，看谁的文笔最像张爱玲。这无疑是“张迷”们组织的，参加者则是更大数量的“张迷”。严肃的文学杂志搞这样的活动，足见张爱玲在台湾的号召力。

为什么台湾拥有数量如此庞大的“张迷”？一位评论家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永远是个谜。不过至少有几点值得人们思索。

一、从小说界、文艺爱好者圈子看，张爱玲小说、散文有一种独特的吸引力和穿透力。以收集张爱玲“破烂”（指张爱玲的各种旧作）闻名的唐文标就说过，张爱玲的小说“不受外界社会影响”，又说她“先天地拒绝了历史时间，逃离了地理环境，限制了人物发展，甚至到了不是一个正常的、中国人的世界”。唐在台湾是维护乡土派的，对张爱玲评价多从负面着手，但他的话还是道出了张爱玲小说的某些特征——揭示人性，专注于生命苍凉境界的探索。（陈芳明：《张爱玲与台湾》，载1995年9月10日台北《中国时报•人间》）她的小说即使从未以台湾为背景，自身也不住在台湾，但仍能得到台湾文艺爱好者的欢迎；而且她的创作，既传统又现代，恰好投合了现代主义在台湾盛行的潮流，为台湾现代派作家提供了现成的创作经验与取法对象。

二、张爱玲的小说非常投合台湾大众的口味。张爱玲的小说中，旧家族的沦落，男女间的情爱、婚变，道德的沦丧是永恒的主题，这是一般读者愿意看的。她的小说有纯文艺的一面，手法的现代让文学青年击节称叹；也有极传统的一面，上可与《红楼梦》《金瓶梅》相接，下又与通俗文学甚至言情小说相通（有的评论家至今仍坚持认为她应属于鸳鸯蝴蝶派）。她还擅长写连续篇，用无数个悬念打动读者（如《十八春》《小艾》），让熟悉传统小说的读者爱不释手。这样的大雅和大俗集于一身，就赢得了不同层次的读者群。一位台湾作家如是说：“很少有这样一本书，在我的家，我年近七十的妈妈读、我常年经商的姐姐读、我读，还有我那小学刚毕业的小侄女也读，我们都读，都读张爱玲。”（萧曼：《请你把我包括在内》，载1995年9月16日台北《中国时报•人间》）

三、张爱玲本身就是一个谜，在现代中国小说作家中，很少有像张爱玲一样其创作和生活中充满了巨大反差。

——她出身显赫，是名门之后，对此却从不张扬，甚至刻意回避，她骄傲地宣称自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表明自己对市民世俗生活的热爱，对物质生活的追求，以俗为荣的心态，所有这些很自然地表现在她的生活和创作中。

——她洞察世情，观察入微，诸凡人间的伪善、狡诈、邪恶都能鞭辟入里。有人赞叹张爱玲真懂，不仅小奸小坏难逃她的眼睛，而且在她面前，她能洞察你的五脏六腑，连老于世故如胡兰成，初见她时都感到她房里有兵气。然而她似乎又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削苹果会伤了手，怕去理发店，怕见裁缝，出门不认识归家路……似乎绝顶天才总与生活的笨拙联系在一起。

——她性格冷僻。早年在上海虽已大红，但极少见客。少数熟人看她必先约定时间，提前按门铃必然不理不答，去迟了，又会告诉你张小姐出去了。晚年在美国也极少有人见她，一副拒人千里之外的凛然不可犯姿态。但少数能见她的人，早年她会盛装接待，晚年也会倒咖啡、打罐头、娓娓细谈，有时还能见到她那本厚厚的相册……冷与热，判若天渊。

——她聪明绝顶，但婚姻不幸。读过胡兰成《今生今世》的人，总怀疑像她那样的女子，怎会与这个比她大十多岁又到处拈花惹草的汪伪汉奸结百年之好？去美国，她不过三十多岁，又写过《秧歌》《赤地之恋》这样的反共作品，又怎么会与一个比她大近三十岁、又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左倾文人结合，至死还用他的姓氏。

——她早年奇装炫世。去印刷厂看校样，工人都会停下工作；难得去会朋友，会引得满弄堂的小孩跟在她身后。中晚年后却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几乎是清汤挂面……

——她有极高的文化修养，会弹钢琴，讲起西洋音乐、油画如数家珍，但她又极喜欢申曲、绍兴戏、蹦蹦戏……土得不能再土。

…………

类似的例子，随手便能举出许多。总之，在她身上，黑与白，冷与热，正与负，都纷繁交错，参差对照得几乎犯冲、犯克。这就增加了她的神秘感。“张爱玲怎么啦”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无怪乎台湾、香港报纸将张爱玲一炒再炒，派记者跟踪、盯梢，无所不为。张爱玲知名度超过了当代红星，“张迷”们的行为也超过了“追星族”。

被拒门外的尴尬

张爱玲有如此大的魅力，从她走红上海之日起就被人们关注，能接近她的人总是少数，大多数都经历了被拒门外的尴尬。连胡兰成第一次去见她都遭拒绝，当时高官如赫赫有名的熊剑东、日本人宇垣，要见她都不可得。

1952年赴香港，熟人也只有宋淇、邝文美夫妇。她先住女青年会，独居一室，不久身份暴露，有人找她，她就托宋淇另找一间斗室，家徒四壁，仍拒绝与人来往。当时香港的天皇巨星李丽华自组丽华影业公司，准备筹资拍片，听说张爱玲在港，不惜屈尊降贵，求宋淇约张见一面。见面时李丽华打扮得特别漂亮，说话也十分斯文，等了许久，张才出场，坐了一会，就托词走了。当然，请写剧本一事也告吹。

赴美后，张爱玲因求职需要，不得不有所活动。但交往仍极少，除结识赖雅外，见过胡适两次。1965年下半年或1966年初，经夏志清介绍，张参加过印第安纳大学中西文学关系研讨会，认识了庄信正。庄后在加州任教，对张爱玲生活多有照拂，是个别能跨进张爱玲寓所的人。其间张与於犁华曾见过四次（都在会议上）。1969年张由夏志清邀请，参加了亚洲学会波士顿年会，会后夏、庄、於与张爱玲一同吃了饭，这给夏、庄、於都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除有数的几次学术活动外，张爱玲深居简出。1967年赖雅去世后，她孤身一人应陈世骧教授之邀赴加州柏克利大学中国研究所任职，也不按规定时间去办公，“她总在大家都下班以后，才像幽灵一样出现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里”，人们不认识她，她更不认识别人。

即使熟人，她也不稍加颜色。王桢和曾陪她在台湾参观，王家还是张爱玲在花莲的居停地，王桢和大学毕业后在航空公司任职，第一次去美便想见她，她答应了，但王因地址不熟，没有找到；后来赴美，又想访她，她就断然拒绝了。

70年代，她已在台湾走红，关切她的人越多，她越发躲进公寓，先住柏克利大学校园，后定居洛杉矶。她的地址、电话只有个别人知道，而且规定不得外传，声明有电话也不接。她究竟拒绝了多少人？也是个谜，但从以下两件事可窥一斑。

第一件：水晶是台湾著名的“张迷”，对张爱玲小说研究得很深，并写过有关著作。一次他赴美，行前给台北《中国时报•人间》副刊负责人桑品载写信，要求副刊给他留较大篇幅，说他将去访张爱玲。不久，文章寄来了，有七八千字，题目叫《访张爱玲不遇》。原来水晶兴冲冲找到柏克利张的寓所，在传声器中听到张的声音是“抱歉”。接着又试打电话，每次都打空，试了一个多礼拜才接通，回答是，她将写张便条来，然后再由水晶用电话联系。水晶又等了一个多月，音讯杳然。这篇文章写的就是上述经过。

不过水晶毕竟是有福气的。过了一段时间，他写了篇《试论张爱玲〈倾城之恋〉中的神话结构》，刊出后，他影印了一份试寄给张爱玲，竟收到她的回信，并被邀请到她的公寓去。他总算见到了张爱玲，并在她雪洞般没有任何家具的房间里作了七个小时长谈，这真是一个异数。水晶将访问经过写在《蝉——夜访张爱玲》《夜访张爱玲补遗》两文中，文中讲述了张爱玲的创作、生活、她小说中人物原型及她对中外小说的看法等等。从水晶的记述中，我们看到水晶是如何的兴奋，张爱玲却似志公说法，口吐莲花，漫天霖雨都化成了五彩灵石。水晶的记述，为我们留下了如何理解张爱玲小说和她本人的第一手资料。

第二件：主角也是《中国时报》中人，是负责《海外专栏》的高信疆。他原也与张爱玲有书信联络，1991年休假赴美，便想去洛杉矶拜访张爱玲。那天由影评人但汉章带路，作家张错开车，三人同往。去之前但汉章就胆怯了，不敢去，高信疆鼓气说试试看。三人到了张爱玲的寓所，写了一张字条，附了一幅画，请管理员转达他们的造访请求，三人就坐在楼下等。没多久，高信疆听见楼上有声音传出，他们非常兴奋，张爱玲肯见客了，没想到，从楼上走下的竟是只黑猫。管理员后来传达张爱玲没有准备、不方便见客的讯息，并说将会给高信疆去信。高回台湾后，果然收到一封张爱玲的致歉信。“访张爱玲不遇，下来一只黑猫”成了台湾文坛趣闻。（于青编：《寻找张爱玲》第39页）

张爱玲不见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她一向不善于在生人面前应付是其一，晚年体弱多病更是重要原因。试想她已到了几个月才开一次信箱，一封信要写几个星期才完成的地步，还经受得起不断的骚扰吗？当然也与她孤高标世的性格，有意识地拉开她与读者的距离的初衷有关系，所有这些，必然更增加了她的神秘。

张爱玲的垃圾

张爱玲越是要避开尘世的骚扰，人们对她越是有浓厚的兴趣。有关张爱玲的作品、生活的新闻也越炒越热。桑品载回忆，有位作家告诉他，张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中国时报》董事长拍板一定要把这篇小说拿到，并指示先寄五千元美金给张，这实际是定金而非稿费全部，张爱玲名字的含金量之高已可想见。后桑向张爱玲求证，张客气地否认了，预付稿酬当然不愿领受。（桑品载：《与张爱玲周旋——拾掇她与〈人间〉的一段姻缘》，载1995年9月13日台北《中国时报•人间》）就在这一气氛下，台湾出现了某报一位女记者因追踪、采访张爱玲不成，悄悄搬进张爱玲寓所隔壁，窃听张爱玲动静，专捡张爱玲垃圾的怪事。

那是在1987年，台湾某大报主编W先生委派D小姐（文章发表后方知此小姐姓戴名文采）赴美采访张爱玲，因为自1972年水晶访问张爱玲以来，已没有哪家新闻媒体能接近张爱玲了。这位戴小姐到洛杉矶后，打听到张爱玲住址，就写了一封信给张爱玲，自然没有答复。眼看任务完不成，戴小姐决定：正路不通，便另辟邪径。

刚好，张爱玲隔壁的房间空出，戴小姐以昂贵租金租下，搬了进去，每天用耳紧贴墙壁•倾听动静。张爱玲多日不出门，戴小姐听到的只是隔壁传来的电视声（张晚年唯一的消遣便是看电视）。一个月过去了，终于有一天听到张爱玲开门声，戴小姐便跟踪而去，看到张爱玲正在门口整理该扔的纸袋。张察觉外面有人，一直不出去，戴小姐只好回房，但待戴一带上门，便听到张爱玲匆匆开门下锁的声音，戴当下绕过另一条小径，躲在墙后远远看张。因距离远，戴小姐始终没看见张爱玲的眉眼，但对戴小姐来说，已是十分震动了，她后来形容：“如见林黛玉从书里走出来葬花，真实到几乎不真实。岁月攻不进张爱玲自己的氛围，甚至想起绿野仙踪。”戴小姐等张爱玲回房后，才“半个身子吊挂在蓝漆黑盖大垃圾桶上，用一长枝菩提枝子把张爱玲的全部纸袋子勾出来，坐在垃圾桶边忘我地读着、翻找着”。她翻出了一大堆沾着血丝的棉花球和擦手纸，证明张爱玲牙齿坏了；翻出了一大批食品包袋盒，推定张现在都吃现成食品，有“派”、苏格兰松饼、无味蔬菜，已很少吃中国食物，营养主要靠喝牛奶和煎鸡蛋；只用电炉把食物烘热便吃，因为垃圾里有一只废弃电炉和无数捏碎的蛋壳；她又拾得纯白色拖鞋、紫灰色丝袜；拾得张爱玲的购物单，写了又划掉，证明张的体力不支，每次出门只能买最必要的物品；拾到许多废纸，她知道张爱玲喜欢用废旧信封皮子打草稿……她将上述细节稍加上她自己的推测，写了一篇《我的邻居张爱玲》。

戴小姐苦心孤诣的工作，提供了张爱玲晚年生活的细节，这自然是人们所关心的；但一日二十四小时窃听及偷别人垃圾的行为，在道德上和法律上都是不允许的。戴小姐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目的不为别的，正像她自己说的：“只有张爱玲，才值得我这样做。”

后来事情的发展出乎戴小姐所料。因获得张爱玲的垃圾而产生的兴奋，使她按捺不下，急急告诉她的好友，旧金山的T女士，让她分享成就，最后还免不了叮嘱一句：“我跟你说的这件事，你可千万不可以对别人说呀！”T女士是爱护张爱玲的，也不以戴小姐的行为为然，立即通知了夏志清。夏便告诉能与张爱玲通电话的庄信正，庄一面告诉张本人，一面通知就近照顾张生活的建筑师林式同，只消一天，张爱玲就搬走了。戴小姐懵然不觉，仍天天隔墙听声，一丝儿动静没有，几天后才知她的“猎物”已消失。

张爱玲热发展到这个地步，称得上登峰造极了。

一块空白与被冷落的原因

比起台湾、香港，大陆的张爱玲热来得晚得多。

80年代前，你如果去问大学专攻中国文学的学生：张爱玲是谁？得到的回答必然是：不知道。

空白，一大块空白。其实不只是张爱玲，周作人、钱钟书、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是空白。

空白等于没有或不存在。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周作人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真实的存在，不仅有作品，还曾拥有广大的读者。这个空白就难堪了。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令人难堪的空白呢？

1984年，在改革开放以后，上海的《收获》杂志重新发表了张爱玲的《金锁记》，张爱玲这个名字重新在大陆被人提起。1985年，张爱玲的老友、著名作家柯灵写了一篇《遥寄张爱玲》，刊登于《读书》杂志4月号。他在文章中讲了一段很有概括力的话：

中国新文学运动从来就和政治浪潮配合在一起，因果难分。五四时代的文学革命——反帝反封建，30年代的革命文学——阶级斗争，抗战时期——同仇敌忾，抗日救亡，理所当然是主流。除此以外，就都被看作是离谱，旁门左道，既为正统所不容，也引不起读者的注意。这是一种不无缺陷的好传统，好处是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随着时代亦步亦趋，如影随形；短处是无形中大大减削了文学领地……我扳着指头算来算去，偌大文坛，哪个阶段都安不下一个张爱玲，上海沦陷，才给了她机会。日本侵略者和汪精卫政权把新文学传统一刀切断了……天高皇帝远，这就给张爱玲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

柯老在这里谈到了张爱玲小说与中国现代文学主流的关系，抓住了问题的要害。

其实，创作主流，也是通常说的传统。很长时期以来，中国文学就形成了独特的人文传统，它强调入世，关注人生现实，具有博大情怀和仁爱精神；反对暴政，揭露黑暗，赞颂光明和进步；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又主张和谐发展，天人合一与物心两用。中国文学的人文传统不只现代文学如此，正如夏志清先生所说：“时到今天，我们最珍惜的那份文学遗产——《诗经》、古乐府以及杜甫、关汉卿等肯为老百姓说话的那些文人所留给我们的作品——也可属于‘新文学’同一传统。”他还说，他越读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就越向这一传统认同。（《中国现代小说史•原作者序》）因此中国文学的人文传统是源远流长的，时代虽有变化，传统却没有变。

这个传统告诉我们：中国文学的主流始终是有倾向性的，又是积极参与的。不管古代哲人讲的“文以载道”，或是白居易说的“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也不论作者是直抒胸臆地正面出击，或是感时伤世式的委婉讥讽，都明确不二地表达了文学与时代、文学与时代主体思想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近一个世纪，始终处在外国列强的虎视鹰瞵之下。割地、赔款、将中国人如奴隶般贩去当劳工……无尽的屈辱和痛苦都强加在中国百姓身上。理解这一时代特征，就会理解孙中山先生百年前提出的“振兴中华”口号包含了多么深刻的含义，他临终前的谆谆嘱托——“必须唤起民众及世界上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又是多么语重心长。“唤起民众”自然不能只凭空洞口号，文学必然成为武器。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就与中华民族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主流文学在长达百年的中国近现代史中，具体阶段内容虽不尽一致，但主题始终如一。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主流不是谁强加的，而是历史形成的，谁也无法回避、否认。

张爱玲认识到这个时代“旧的东西在崩坏，新的在滋长中”，但却不赞成写人生的飞扬。她说，在“时代高潮到来之前，斩钉截铁的事物不过是例外”。她作品中的人物都是在旧时代沉下去时拼命在抓一点真实存在的小人物。她的故事充满了回忆与现实间的尴尬、郑重而轻微的骚动、认真而没有名目的斗争。远离革命，当然也远离战争。她最喜欢的不是大起大落英雄们的悲壮，而是一些不彻底人物的凄凉。（《自己的文章》）

她有意识地远避当时流行的意识形态。她认为，“清坚决绝的宇宙观，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哲学上的，总未免使人嫌烦。人生的所谓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对这些凡人小事中不合理的存在，她有时也嘲讽，但更多的是同情。在她的作品中很少出现如主流派作家写的那种对立（如阶级对立、善恶对立、美丑对立等），而只有参差的对照，她认为这样才体现时代的总量。（《自己的文章》）

在现代小说家中，张爱玲显得比钱钟书、沈从文更远离时代主流。因为钱与沈的作品虽不正面写革命与战争，但讥讽和同情给予的往往不是同一对象，人们尚能清晰辨明作者的价值取向，而在张爱玲那里，就相当困难。钱钟书、沈从文尚不能进入某些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们的法眼，何况张爱玲！

在评论作家优劣时，过去还有一个不成文的标准，即按作家的政治态度进行取舍。张爱玲一向表示对政治不感兴趣，这还情有可宥；说不清的是在上海沦陷时与胡兰成的那段恋情。不只大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也让她背上“汉奸文人”的黑锅。50年代后，她去了香港，又写了反共作品，大陆评论家们更不会假以辞色了。台湾有一时期将她归入反共作家之列，这虽是历史的误会，但足以说明仅用政治取向来衡量作家，是如何颟顸可笑。

问题显然不在于承认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主流存在的正当与否，而在于人们对这个传统、主流是如何理解的。

一个时期内，作家、评论家对主流的理解是偏狭的，偏狭到只承认主流而排斥一切不符合这个主流的创作和作品的程度，甚至形成了门户和宗派，这就不是正常的了。我们承认主流的存在，并不否认文学中还有支流在活泼泼地流淌。正如黄河、长江纳百川而汇大海一样，没有了支流，何以能形成广袤千里的流域？文学弄得只要主流、主干而芟除枝叶，那么一个伟大国家中的文学岂不只剩下干巴巴的枯木，岂能蔚然成林？柯灵在上述引文中以建筑做譬喻，“只有堂皇的厅堂楼阁，没有回廊别院、池台竞胜，曲径通幽”，说的也是这个道理。

张爱玲在大陆现代文学史上留下的空白，值得我们回味。

如前所述，对现代文学主流的偏颇之见，将一切非主流作家与作品排斥在外，文学领地只会狭窄。更严重的是造成了一种评价标准，凡写主流的便是好的，作者们如是遵循，读者们也如是认为。结果就出现傅雷所指摘的：某些作家，只掌握了几条抽象意识原则，不要生活体验，不要认真观察，更不需要文字技巧，就可创作主流作品了，最终败坏的自是读者的口味。

这个评价还对非主流作家造成了压力。不能写是一种压力，写出来不被承认也是一种压力。张爱玲的辉煌为什么偏偏在主流、传统都统统中断的抗战时期，在汪伪统治的中心上海？正说明了这个问题。柯灵说得好，张爱玲20世纪40年代的走红，“是命中注定，千载一时，‘走了这村，没了那店’”。这个压力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张爱玲还在感受。台湾作家水晶在那次难得的夜访中，曾向张爱玲提出过她的作品流传问题。那时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已出版多年，张爱玲又在台港走红，“张迷”们对她已有偶像式的崇拜，对她作品的评价也与日俱增，她的名气可说如日中天。然而她的回答却是：“非常的uncertain（不确定）。”“因为似乎从五四一开始，就让几个作家决定了一切，后来的人根本就不被重视。”她“开始写作的时候，便感到这层困恼，现在困恼是越来越深了”。（水晶：《蝉——夜访张爱玲》）她所指过去的困恼，我们完全理解；现在越来越深的困恼，虽还不明究底，但至少说明主流或传统的偏颇，是如此根深蒂固。张爱玲期待的不只是社会上的几股热潮，她走红过，深知这种热会转瞬即逝；她期待的是对她更客观、更富有理性的评价。不只是一本《中国现代文学史》，而是更多的现代文学研究者们（包括大陆研究者——恐怕她更期待的是这个）对她的公正评判。

重新评价

“文革”噩梦结束，70年代末，大陆的思想解放潮流同样在文学界激起反响。首先感受这股春风的是恢复研究生制度后入学、专攻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生们。

一位研究现代文学的学者，当时的研究生，在回忆20世纪80年代初他与同届学友到北京、上海、广州访学经过时，便提及他当时遇到不少研究生们为研究张爱玲到处寻找有关资料。他的感觉是“在我念研究生的那一届学友中，注意张爱玲的则不乏其人”。（艾晓明：《“生命自顾自走过去”——漫说张爱玲》）还有一位，谈及十多年前他在大学攻读现代文学研究生时，为写学位论文，常与一位老同学为钱钟书与张爱玲的小说谁更好些而争论不休。（叶兆言：《她的人生就是一部大作品》）

在寻觅的过程和争论声中，早期评论张爱玲的文字产生了。很显然，80年代初评论张爱玲的文章，就像当时流行的“翻案”文章一样，很讲究分寸，但这毕竟是一个信号，标示遗忘张爱玲的时代终已过去了。

有“最早重新评价张爱玲的青年学者”之称的赵园就是这批研究生中的一个。她写的《开向沪港“洋场社会”的窗口——读张爱玲小说集〈传奇〉》是这样写的：“《传奇》十篇……毕竟是一扇窗子。希望一窥现代文学全貌的研究者，固然不应废弃这窗子，而欲认识历史、认识生活的读者，也不会拒绝利用这个窗子。”（赵文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3期）她提出了从认识沪港“洋场社会”的角度，不应拒绝张爱玲小说的问题，迈开了肯定张爱玲的第一步。她的文章写得比柯灵的《遥寄张爱玲》还早，做到这一步，是很不容易的。类似观点的文章还有丁尔纲的《“龙”的生活与“龙”的艺术——读张爱玲的〈桂花蒸  阿小悲秋〉》。文章说：“她的作品对沪港畸形社会及其历史渊源的探索，很能体现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独特的一角，一定程度地把封建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在这块土地上的媾合所缔造的文化畸形儿的特点作了传神的勾勒。这一幅幅旧中国的社会风情画及其道德性很强的主题，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还较少为人涉及，因而有其不容忽视的价值。”（丁文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4期）这也只是从张爱玲小说的主题填补了中国现代文学空白的角度加以肯定。

20世纪80年代中叶，老作家柯灵先生《遥寄张爱玲》的发表，开启了大陆重新评论张爱玲的新阶段。柯灵先生是40年代张爱玲进入上海文坛的引荐人之一，又是张爱玲留在大陆为数不多的老友之一，以这样的身份评价张爱玲当然是有权威性的。前面引述过的他关于张爱玲之所以在1943~1945年走红原因的分析真是一字千钧，关于文学主流和旁支别流的论述尤为精到。但这之后还有一段话，常为人们忽视：

张爱玲不见于目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毫不足怪，国内卓有成就的作家，文学史家视而不见的，比比皆是。这绝不等于“不能为同时代的中国人所认识”，已经有足够的事实说明，往深处看、远处看，历史是公平的。张爱玲在文学史上的功过得失，是客观存在的，认识不认识，承认不承认，是时间问题。等待不是现代人的性格，但如果我们有信心，就应该有耐性。

这是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的话，虽平淡，却极深沉。但柯灵先生可欣慰的是，自《遥寄张爱玲》发表后，大陆张爱玲的研究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大大前进了。

九十年代，定位与反思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的十多年间，不仅研究论文数量日丰，而且也有一些研究专著问世，另外在小说史、文学史、专题史中也有了关于张爱玲的论述。研究方向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对张爱玲小说的社会意义、艺术特点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并给予张爱玲极高的评价。

陈思和在《张爱玲现象与现代都市文学》一文中，从现代都市文学的范畴，对张爱玲的创作充分加以肯定，认为张爱玲的小说将衰败的旧家族、没落的贵族女人、小奸小坏的小市民的日常生活与新文学传统中作家对人性的深刻关注和对时代变动中道德精神的准确把握成功地结合起来，“再现都市民间文化精神”。她的小说既磅礴大气，又有历史的深沉，拥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现代都市特征。无论是20世纪60年代的港台还是80年代的大陆。都市文学的创作“始终被笼罩在张爱玲淡淡阴影之下”。张爱玲树起的都市文学的“几杆旗帜”，是“现代都市文学不可绕过的坐标”。

陈子善《作别张爱玲•编后记》，从海派文学的角度，认为张爱玲将“海派小说推到了全新境界”，是“中国海派文学的高峰”，“人们提到大都会的海派文学时，就不能不提及张爱玲”。

于青的《张爱玲传奇》则从女性文学的角度，认为张爱玲“对女性黑幕世界的披露和揭示，与鲁迅对国民性的鞭挞，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她是第一个对女性的女奴意识做出系列展示的作家，也是唯一揭示了女性自身是阻碍自己发展的主要因素的现代女作家”，“尽管她写《传奇》时并不是自觉地担当了这一历史重任，但作品的历史意义却标志了她在现代文学史上，尤其是现代女性文学史上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位置”。

至于张爱玲小说的艺术成就，持肯定评价的则更多。

金宏达在《张爱玲短篇小说选•前言》中说“张爱玲……将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某些表现手法和特点熔于一炉，把小说写得华美而悲哀。富丽而又苍凉；充满缤纷的意象和朦胧的暗示，而又力求作真实、精细的刻绘；强调启示和联想，而又不摒弃传统小说的路数”，走的是一条中西合璧的道路，对小说艺术形式的创新和小说现代化、民族化有重要的启发。

余斌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张爱玲》中这样认为：“她（指张爱玲）在白话小说的传统叙述模式与西洋现代小说的一般技巧之间取得了巧妙的平衡。从而使她初登文坛便显示出相当稳定、成熟的个人风格。在现代文学史上，主要通过古典文学的滋养来建立自己风格的新文学作家，张爱玲如果不是唯一的一个，也是这方面最自觉最成功的一个。”张爱玲的小说“新旧文字的杂糅，新旧意境的交错，结合中外，融化古今，锻造出一种新颖的小说形式，这正是张爱玲对中国现代小说艺术的独特贡献”。张爱玲不仅为现代小说园地提供了一批精品，“而且以自己的艺术实践，拓宽了中国现代小说的表现领域，提高、丰富、强化了小说的表现力。就此而论，张爱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已经确立了自己尊贵的地位”。

第二方面，对张爱玲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公正地位的历史原因作了进—步分析。

许多评论家在柯灵提及的主流文学之外的文学作品如何评价、文学与政治关系等问题的基础上，作了更深层次的探讨，进一步扫清了重新评价张爱玲的障碍。

王盛明在《张爱玲文学模式的意义及影响》一文中就“张爱玲为什么会在今日大陆有这样大的影响”作了这样的回答：“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学走过的那条弯弯曲曲的历史道路”造成的。这条道路形成于清末民初，认为文学应以救世为宗旨，密切反映社会和历史，担负起思想启蒙、社会批判乃至政治革命的责任。于是在一般文学家和批评家那里变成了一种“不断排斥和压抑异己，将越来越多的作家牵引入同一条窄道”的想象。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这一想象恶性膨胀，将文学创造力窒息得奄奄一息，所以当沈从文的《边城》、张爱玲的《传奇》被发掘出来后，人们当然会兴奋了。王盛明对主流及支流关系以及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历史评述，不仅回答了张爱玲作品今日受到人们欢迎的历史原因，也批评了过去文学评论家以主流、政治标准作为唯一价值取向的偏颇。

倪文尖在《不能失去张爱玲》中不无感慨地说，“我们有过在现代文学经典化过程中，误读鲁迅、肢解茅盾、简化沈从文之类的教训，也体会过恍然大悟、追悔莫及的痛楚”，提出不能将张爱玲简单化、片面化的问题。他的本意是在纠正社会上张爱玲热存在的不正确倾向，但也批评了过去文学评论中的偏执和错误。

总之，20世纪90年代之后，对张爱玲的评价已有水涨船高之势。对张爱玲重新评价不是孤立的现象，被重新发现或重新评价的还有沈从文、钱钟书、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一个被遗忘的空白，正在这时被填补。

新世纪，多元与开拓

新世纪以来，对张爱玲的研究呈现多元化趋势。小说依旧是研究重镇，在小说研究中，大多仍围绕着以前研究中的重点论题进行更为细致深入的阐释。如从爱情婚姻角度对单篇作品进行细读，运用精神分析学知识，挖掘张爱玲创伤经验与作品之关系，探讨作家与作品间的互生关系，在时代历史背景的维度下，结合作家的人生经历，分析张氏作品的种种。当然，新世纪的小说研究也有一些颇具新意的研究成果。以下仅举几例：

意象与服饰意蕴研究方面，林莺在《张爱玲“太阳”意象的陌生化建构》一文中对张爱玲笔下的“太阳”进行了全方位的探析，认为张爱玲将一般象征温暖和光明的太阳做了“陌生化”处理，“太阳”在张爱玲笔下演绎出隔世、陌生和凄凉，幻化为吞噬生命的预兆，“是张爱玲进行文学建构的基本方式，它不但渗入作品的艺术构思当中，并且延伸到作者的思想背景当中，构成张氏小说的文学反思，也是张氏人生观和爱情观的再现工具”。

在“现代性”主题的开掘方面，刘志荣、马强在《张爱玲与现代末日意识》一文中，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将张爱玲置于中西比较的视野之下，考察其小说中的现代末日意识。所谓“末日意识”指的是一种无法消解的对世界与人生深重的虚无和绝望的文化体验。刘志荣等认为这一体验是西方现代文学影响的结果，是一种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血脉的新质，却又受到中国文化中“现世”意识的规约。因此，张爱玲的小说注重末日威胁下现实社会中人的心理反应与行为的分析，缺乏西方现代末日意识中的宗教感和哲学沉思；齐钢的《论张爱玲的存在意识》考察了张爱玲小说中的存在意识，分析了这种意识产生的因缘，指出对在生存困境中个体人的焦虑、畏惧、异化以及用自欺来逃避荒诞世界中的生存焦虑的现象的描绘以及文明的批判是张爱玲存在意识的体现，认为存在意识使张爱玲的作品提升到了哲学的高度。

对于“晚期风格”的研究，各人褒贬不一，有的认为张爱玲的后期创作是写作生涯中的突破和精进，对张爱玲的“晚期风格”持褒奖、认可的立场。比如刘涵华的《张爱玲后期散文创作的美学风格》以张爱玲前期的散文创作为参照点，指出张爱玲的后期散文具有创作主体淡化、理性精神增长、语言风格质朴隽永的特点，并认为这是作家旺盛的创作生命力和历久不衰的创作热情的体现。马琼更是在《绚烂之极归于平淡——论张爱玲后期创作风格的转变》中认为后期的张爱玲注重在小说中表现“细密真切的生活质地”、白描手法运用完美、叙事结构呈现出松散的特质，创作已深得“平淡而近自然”的精髓，创作美学由绚烂归于平淡。也有学者持相反的看法，认为张爱玲后期创作力衰退，出现了枯竭期。胡晓丽的《张爱玲的文学创作“枯竭期”出现原因的探析》将张爱玲的文学创作“枯竭期”置作前景，重点探讨枯竭的原因。认为创作题材的狭窄、“上海的描绘者”以及狼狈的婚姻联手谋杀了张爱玲的创作才华，使其后期的创作处于枯竭的状态。

这里要特别提一下香港学者陈建华，他的研究方式与以上诸篇着力于创作文本进行的研究不同。他的《张爱玲“晚期风格”初探》一文，把张爱玲移居洛杉矶之后二十余年里的文学作品、行事方式、甚至她的沉默都列入了考察的范围，这种多视角的研究方式开启了张爱玲“晚期风格”研究的新向度，不但丰富了目前的研究成果，而且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启示，昭示着“晚期风格”研究路径的繁复。陈建华认为“身体文本”是构成张爱玲晚期风格的重要部分，并对此作了详细勾画。一方面，张爱玲借着写给几个至交好友的书信、出版的书籍和序言等，现身说“法”，彰显自己作为写作者的存在与自主，再次重申她的文学艺术观。另一方面，张爱玲又声明自己不喜欢在作品中暴露隐私，不主张读者从“窥视”的角度“看张”，宣称“作者已死”，这种对隐私权的重视与主动的现身形成明显的悖论。事实上，作者不可能死亡，张爱玲的存在本身是张爱玲传奇不可缺少的构成要素，张爱玲有意地声称“作者已死”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对自己文学创作的信任，期待读者把作品看作一个自足的艺术世界进行接纳。总之，陈认为张爱玲晚年“极其复杂而又困难的书写”背后隐藏的仍是“苍凉的手势”，她的“晚期风格”是前期“苍凉美学”的延续，她对艺术的真诚一以贯之。

近十多年来，除了对小说研究的深入开拓外，对其剧作及改编作品的研究，以及翻译作品的研究也出现了新的成果，在此不一一赘述。

张爱玲作品的“再出土”工作，还在不断地深入着，张爱玲留给读者和研究者的迷正在被逐一破解，全方位地理解张爱玲不再是一件困难的事。但无论怎样，对她作品的研究都离不开她那个时代和她的家族。她的为人、行事及思想发展都能从她的家庭、生活经历中找到对应。因此要走近张爱玲、读懂张爱玲，她的家世及经历无疑是一把钥匙，希望本书能为大家了解张爱玲提供一个历史的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