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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潮·新潮:蒋梦麟回忆录 完结

作者:蒋梦麟
长沙是个内陆城市。住在长沙的一段时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远离海洋。甚至在留美期间,我也一直住在沿海地区,先在加里福尼亚住了四年,后来又在纽约住了五年。住在内陆城市使我有干燥之感,虽然长沙的气候很潮湿,而且离洞庭湖也不远。我心目中最理想的居所是大平原附近的山区,或者山区附近的平原,但是都不能离海太远。离海过远,我心目中的空间似乎就会被坚实的土地所充塞,觉得身心都不舒畅。
我到达长沙时,清华大学的梅贻琦校长已经先到那里。在动乱时期主持一所大学本来就是头痛的事,在战时主持大学校务自然更难,尤其是要三个个性不同历史各异的大学共同生活,而且三校各有思想不同的教授们,各人有各人的意见。我一面为战局担忧,一面又为战区里或沦陷区里的亲戚朋友担心,我的身体就有点支持不住了。“头痛”不过是一种比喻的说法,但是真正的胃病可使我的精神和体力大受影响。虽然胃病时发,我仍勉强打起精神和梅校长共同负起责任来,幸靠同仁的和衷共济,我们才把这条由混杂水手操纵的危舟渡过惊涛骇浪。
联合大学在长沙成立以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的学生都陆续来了。有的是从天津搭英国轮船先到香港,然后再搭飞机或粤汉铁路火车来的,有的则由北平搭平汉铁路火车先到汉口,然后转粤汉铁路到长沙。几星期之内,大概就有两百名教授和一千多名学生齐集在长沙圣经学校了。联合大学租了圣经学校为临时校舍。书籍和实验仪器则是在香港购置运来的,不到两个月,联大就粗具规模了。
因为在长沙城内找不到地方,我们就把文学院搬到佛教圣地南岳衡山。我曾经到南岳去过两次,留下许多不可磨灭的回忆。其中一次我和几位朋友曾深入丛山之中畅游三日,途中还曾经过一条山路,明朝末年一位流亡皇帝(永历帝)在三百年前为逃避清兵追赶曾经走过这条山路。现在路旁还树着一个纪念碑,碑上刻着所有追随他的臣子的名字。在我们经过的一所寺庙里,看见一棵松树,据一位老僧说是永历帝所手植的。说来奇怪,这棵松树竟长得像一位佝偻的老翁,似乎是长途跋涉之后正在那里休息。我们先后在同一的路上走过,而且暂驻在同一寺庙里,为什么?同是为了由北方来的异族入侵。一千多年来,中国始终为外来侵略所苦。
第一夜我们住宿在方广寺。明朝灭亡以后,一位著名的遗老即曾在方广寺度其余年。那天晚上夜空澄澈,团明月在山头冉冉移动,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低、这样近的月亮,好像一伸手就可以触到它这张笑脸。
第二夜我们住在接近南岳极峰的一个寺院里。山峰的顶端有清泉汩汩流出,泉旁有个火神庙。这个庙颇足代表中国通俗的想法,我们一向认为火旁边随时预备着水,因为水可以克火。
第二天早晨,我们在这火神庙附近看到了日出奇观,太阳从云海里冉冉升起,最先透过云层发出紫色的光辉,接着发出金黄色、粉红和蓝色的光彩,最后浮出云端,像一个金色的鸵鸟蛋躺卧在雪白的天鹅绒垫子上。忽然之间它分裂为四个金光灿烂的橘子,转瞬之间却又复合为一个大火球。接着的一段短暂时刻中,它似乎每秒钟都在变换色彩,很像电影的彩色镜头在转动。一会儿它又暂时停住不动了,四散发射着柔和的金光,最后又变为一个耀目大火球,使我们不得不转移视线。云海中的冰山不见了,平静的云浪也跟着消逝,只剩下一层轻雾笼罩着脚下的山谷。透过轻雾,我们看到缕缕炊烟正在煦和的旭日照耀下袅袅升起。
来南岳朝山进香的人络绎于途,有的香客还是从几百里之外步行来的。男女老幼,贫贱富贵,都来向菩萨顶礼膜拜。
长沙是湖南的省会,湖南是著名的鱼米之乡,所产稻米养活了全省人口以外,还可以供应省外几百万人的食用。湘江里最多的是鱼、虾、鳝、鳗和甲鱼,省内所产橘子和柿子鲜红艳丽。贫富咸宜的豆腐洁白匀净如浓缩的牛奶。唯一的缺点是湿气太重,一年之中雨天和阴天远较晴天为多。
我每次坐飞机由长沙起飞时,总会想到海龙王的水晶宫。我的头上有悠悠白云,脚下则是轻纱样的薄雾笼罩着全城,正像一层蛋白围绕着蛋黄。再向上升更有一层云挡住了阳光。在长沙天空飞行终逃不了层层遮盖的云。
湖南人的身体健壮,个性刚强,而且刻苦耐劳,他们尚武好斗,一言不合就彼此骂起来,甚至动拳头。公路车站上我们常常看到“不要开口骂人,不要动手打人”的标语。人力车夫在街上慢吞吞像散步,绝不肯拔步飞奔。如果你要他跑得快一点,他准会告诉你“你老下来拉吧——我倒要看看你老怎么个跑法”。湖南人的性子固然急,但行动却不和脾气相同,一个人脾气的缓急和行动的快慢可见并不一致的,湖南人拉黄包车就是一个例子。
他们很爽直,也很真挚,但是脾气固执,不容易受别人意见的影响。他们要就是你的朋友,要就是你的敌人,没有折衷的余地。他们是很出色的军人,所以有“无湘不成军”的说法。曾国藩在清同治三年(1864年)击败太平军,就是靠他的湘军。现在的军队里,差不多各单位都有湖南人,湖南是中国的斯巴达。
抗战期间,日本人曾三度进犯长沙而连遭三次大败。老百姓在枪林弹雨中协助国军抗敌,伤亡惨重。
在长沙我们不断有上海战事的消息。国军以血肉之躯抵御日军的火海和弹雨,使敌人无法越过国军防线达三月之久。后来国军为避免继续作无谓的牺牲,终于撤出上海。敌军接着包围南京,首都人民开始全面撤退,千千万万的人沿公路涌至长沙。卡车、轿车成群结队到达,长沙忽然之间挤满了难民。从南京撤出的政府部会,有的迁至长沙,有的则迁到汉口。
日军不久进入南京,士兵兽性大发。许多妇女被轮奸杀死,无辜百姓在逃难时遭到日军机枪任意扫射。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将在人类历史上永远留下不可磨灭的污点。
新年里,日军溯江进逼南昌。中国军队结集在汉口附近,日军则似有进窥长沙模样。湖南省会已随时有受到敌人攻击的危险。我飞到汉口,想探探政府对联大续迁内地的意见。我先去看教育部陈立夫部长,他建议我最好还是去看总司令本人。因此我就去谒见委员长了。他赞成把联大再往西迁,我建议迁往昆明,因为那里可以经滇越铁路与海运衔接。他马上表示同意,并且提议应先派人到昆明勘寻校址。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正月,就在准备搬迁中过去了。书籍和科学仪器都装了箱,卡车和汽油也买了。2月间,准备工作已经大致完成,我从长沙飞到香港,然后搭法国邮船到越南的海防。我从海防搭火车到法属越南首府河内,再由河内乘滇越铁路火车,经过丛山峻岭而达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