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培利上将抵达以前，只是中国大陆文化的一支而且是很单纯的一支。自从这位海军上将来过以后，日本就变为中西文化的混合体了。除非你能同时了解中国和西方，否则你就无法了解日本。

但是单单了解日本的中西两种文化的来源是不够的。分支可能与它们的主体相似，但是并不完全相同。把相似的东西看成完全相同而遽下断语，很可能差以毫厘而谬以千里。同时，两种文化的混合，还可能使原来文化变质。

中国大陆文化在日本的支流导源于唐朝（618—907年）。唐代文化中许多可贵的成份，其中包括从西域输入的印度文化与从伊兰民族间接输入的希腊文化，在中国因千余年来历经异族侵略，已逐渐衰落，但在日本却被保留下来了。唐代的舞蹈、音乐、美术、习俗、语音和尚武精神，都还留在日本。如果你想了解一点唐代文化，你最好还是到日本去一趟。日本以唐代文化为基础，其中包括儒家思想并唐代所吸收的佛教文化及其他外来文化。又在南宋时代（日本镰仓时代）输入宋儒朱子之学，盖随禅僧而俱来者。因此造成在日本儒佛一致之思想。寻至明末之际，德川氏本其向来保护禅僧研究儒学之素志，于开府江户（东京古名）时，广招儒者讲学刻书，极一时之盛。并藉新政权之威力，使儒家之学为此后日本兴国之张本，而为日本发展了道德、政治、经济、史学、数学与夫流入民间之教育。日本虽于晋初从朝鲜人王仁得《论语》、《千字文》，而在明末又输入了阳明之学，但经世之学的中心则在朱子之学。到了咸同之间，明治维新，以儒家经世之学与西洋近世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相接引，遂在短短数十年里成为史无前例的东西两洋文化的大结合，而致日本于盛强之境。并予文化祖国的中国以极大的鼓励与兴奋。在我幼年时代，我们一辈青年，都奉日本为师，希望日本反哺文化之母鸟而帮助中国复兴。惜乎日本秉国的军阀，知尽忠于己，而不知施恕于人。知义而不知仁，见小而不见大，识近而不识远。致使中国近六十年之历史成为中日关系之惨痛史，终至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真是历史上很大的一幕悲剧。

我们此后应把中国文化广称为大陆文化，作为中国、日本、韩国、越南共有之文化，亦犹希罗文化（希腊罗马合流之文化）之为欧美各国共同之文化。若在文化方面抱狭义之国家主义，则反将文化之价值减低了。

实际言之，唐代文化所包含外来因素既广且多，在当时已成为国际文化，因其来甚渐，故国人不自觉耳。日本于吸收唐代文化时，亦于不知不觉中吸收了当时的国际文化，此亦日本之大幸也。

日本善于效法。她效法唐宋的文化而定立国之基础；她效法英国建立海军；效法德国训练陆军；效法美国发展工业。她效法19世纪的西方建立殖民帝国——只可惜晚了一步。她效法德国闪电战术而发动珍珠港的突击——只可惜太远了一点。

我很钦佩日本的善于模仿，这是中国所做不到的，因为她在这方面似乎有点笨脚。但中国创造能力弥补了这一缺憾，她创造又创造，一直到唐代衰亡。此后千余年历经异族侵略、饥馑、疾病等灾祸，终至精疲力竭。

美国的情形和日本很相似，美国文化是欧洲文化的一支，所不同的是从英国来的早期殖民者是带爱好自由的种籽而俱来的。因此美国创造又创造，直到她成为世界上最工业化的国家，同时也是最重理想和人道的国家。美国的伟大就在于这两种矛盾因素的溶而为一。

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的空前成就，应该完全归功于依循西方路线所进行的改革。这些改革是在世袭的统治阶级领导下完成的。他们孕育于尚武精神之中，效法他国并使之适应本国，对于领袖和祖国更是精忠不贰。他们统治下的老百姓，最大的美德就是拥护领袖，服从命令。因此从明治初年开始的日本改革运动，始终是坚定不移地朝着固定目标前进。

回头看看我们自己：中国的改革却必须从基层开始，也就是由下而上的。我们没有世袭的统治阶层，除了相当于贵族的士大夫阶级之外，也没有贵族阶级，要使这辽阔的国度里的人民万众一心，必须仰仗老百姓之间的学者领袖来驱策督导。因此改革的过程必然很缓慢，而且迂回曲折。政治领袖像孙中山先生，学者领袖像章太炎、梁任公、蔡孑民诸先生，都是来自民间的学者。他们来自民间，又带着能根据他们的社会理想和知识上的远见而深入民间。

现代日本是统治阶级建立起来的，现代中国系平民百姓所缔造。因此，在日本当一个领袖要容易得多，他可以任意独裁，他要人民做什么，人民就会做什么；在中国当一个领袖的却必须教育人民，而且真正地领导人民——这是一种远为困难的才能，也必须具备超人的才智创造能力。

中国在采取改革措施方面每较迟缓，但是她一旦决心改革，她总希望能够做得比较彻底。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她从制造炮弹着手，进而从事政治改革、社会改革，乃至介绍西方思想。她扬弃了旧的信仰，另行建立新的，直至这些信仰成为她生活中不可分的一部分为止。她是一位学者，一位道德哲学家，也是一位艺术家。她的文化是从她的生活发展而来的，她不会轻易满足于西方的思想观念，除非她能够把这些观念彻底同化而纳之于她的生活之中。因此与日本比起来，中国的思想是现代化的，但是她的社会和工业建设却仍旧落在日本之后。这是这位哲学家兼梦想家的天性使然。

中国胸襟宽大，生活民主，而且能自力创造，但是她缺乏组织、纪律和尚武精神。她是学者之国，最受尊敬的是学问，最受珍视的是文化。但是保卫国土的武力则尚待建立。中国的优点正是她的弱点所在。

日本的情形也是优劣互见，日本人是位斗士，也是位很干练的行政人员。日本所吸收的西方文明只是军事方面的上层结构，并未触及人民较深一层的生活和思想，她的上层结构固然现代化了，她的精神和观念却仍然是中世纪的。对这种情形，读者自然不会感到惊奇，因为封建制度废除的时间甚短，故封建精神在明治时代仍然存在，中国则在西历纪元以前就已经废除了。

日本对同化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都只有部分的成功。例如日本对忠和恕这两个重要的道德观念只学到忠，却无法了解恕。这或许受政治与地理环境之影响而使然，然而日本人之不能以恕道待人，却是事实。忠和恕是中国生活的两大指导原则，忠在封建国家或黩武国家是必不可少的品德，恕则是学者的美德。日本一向坚执己见，不肯考虑别人的观点。日本人胸襟狭窄，连他们自己都有此自觉，这种褊狭的心理使他们无法具备建立洲际殖民帝国所必需的领导能力。他们有野心，有武力，但是缺乏政治家风度。所以他们借武力而建立的“东亚共荣圈”，只如空中楼阁，顷刻幻灭。忠和恕在中国却是携手同行的。她不但忠贞，而且处处为人设想。中国并不觉得忠于她自己的思想观念就应该排斥他人的观点。她常常设身处地考虑别人的观点，这就是所谓恕。日本人对恕的观念很薄弱，所以不克了解中国。

日本的行为很像一个身体健壮的顽童。他抓住了公羊的两只角不许它动，公羊急得乱叫乱跳，用角来撞他，结果他不是被迫放手，就是被撞倒地上。他想不通这只公羊为什么这样不听话。可怜的孩子！他应该想想如果有人抓住他的两只耳朵，他的反应又如何？他应该设身处地想一想，这样他就会了解中国了。

使日本人变为好战民族的另一重要因素，是他们的一种错误信念，他们认为日本是个神圣的国家，系神所缔造，而且应该根据神的意志行事，并且征服世界。这种心理是由军阀御用的历史家歪曲史实所造成的。为西洋人或中国人所不易了解，但是日本人却的确如此深信不疑。中国人也相信神佛，但是他们把神佛当作道德的监护者，而不是战争的呵护者。日本人却认为日本称霸是神的意旨。

从悠远的年代以来，日本的统治阶级一直相信神佛在战时总是站在大日本这一边的。元朝不克征服她时，他们就认为那是神佛以无边的法力保护了她。他们认为吹毁忽必烈汗蒙古舰队的台风就是神佛的意旨。我修改本稿时，已在战后十多年了，还在日本箱根遇见一位老尼。她说人们应该信佛，日本打败蒙古人，就靠佛的法力的。日本人一直相信历代天皇都是神的嫡亲后裔。直到战后，日本历史家得到言论自由，才用科学方法，把那些凝结在教科书里的神话，一口气吹散了。

中国某大学的一位教授，原是东京帝大的毕业生，他曾作过一件发人深省的历史研究工作，说明了这种宗教性的爱国热狂如何发展为日本帝国主义。这种宗教性的爱国热狂表现于军人日常生活者更是屡见不鲜。中日战争期间，几乎所有日本士兵身上都带着佛教或神道的护身符。我曾经见过许多由中国士兵从战场捡回来的这种护身符。中国士兵因为见得多了，就把这些护身符看作敌人装备中必备的一部分，除了偶尔拿它们开开玩笑之外，并不拿它们当回事。

其次美国空军与日本入侵飞机发生空战之后，我曾经权充向导，领了一群美国官兵，乘吉普车经过好几里崎岖的山路，去看一架被击落坠毁的日本轰炸机残骸。我们从飞行员的尸身上和口袋里发现常见的佛教和神道的护身符，符上满是血迹，且已为枪弹所洞穿。一位美军上尉从日本飞行员尸体上捡出一块布符，问我那是什么。我告诉他那是符。

“那是做什么用的？”上尉问道。

“求神佛保佑。”我回答说。

“不过，佛好像并没有保佑他——”他翻过布符，想看看上面无法辨认的符号究竟说些什么，说了一声“我真不懂”，接着随手把布符往地上一丢，就立刻把它忘了。中国人也像这位美国军官一样，对于这种刀枪不入的表征始终一笑置之。世界各地人士也是如此。

那次空战时，我曾经看到七架敌机冒着白烟回旋下坠。其他的搜索队也从敌机残骸中捡回许多类似的符箓，以及弹药、地图和科学图表。这是中世纪迷信和现代科学一种奇怪的混合，但是日本人绝不以为那是迷信；一种存在于冥冥之中的神圣力量驱策着他们为国家奋斗，神佛则随时随地在呵护他们，护符只是那种神圣力量的象征而已。

香港陷落以后，有一对我很熟识的黄氏夫妇住在香港，他们很了解日本人的心理，当一位日本士兵进他们房子盘查时，他们就送了一尊佛像给他。这位日本兵由香港赴九龙时，所乘小船不意覆没，船上乘客除他之外全体没顶。他后来回来向黄氏夫妇道谢，因为他相信是那尊佛像救了他的命。但是按照中国人的想法，他之没有被淹死，不过是运气而已。

世界人士对于日本人在战时的宗教狂热所知不多，因为日本人自己在他们的宣传中很少提到它。但是在中国，现代科学却已削弱了旧的信仰，而且成为使旧信仰解体的一个因素。在日本，现代科学反而成为神的一种有力武器，使日本在侵略战争中团结一致。这种由强烈的宗教性爱国心所形成的心理背景，终使日本军阀无可理喻，使日本兵难于制服，使日本本身成为世界的一个威胁；这就是宗教狂热与现代科学结合的结果。

任何国家有这一位疯狂的邻居都会头痛。在过去六十年的动乱时代里，日本又岂仅使我国头痛而已！

讲到这里，我们不得不责备从明治以来至战事结束这一时代之日本历史家，他们仰军阀鼻息，无古太史之风。其中虽偶有若干史家，敢批军阀逆鳞，但在环境逼迫之下，亦属孤掌难鸣，遂使日本历史成为神权迷信军权崇拜之护符。我就在碰见那老尼的同一天，在箱根的一家理发店理发。店主自称其祖若父，曾在封建时代为将军武士们束发整容。幼时曾听人们说，天皇的祖宗是中国人，从中国来的，这些话现在大家敢说了。以前没有人敢说，说了要杀头的。可见这些天皇非神说，早在武士阶级及民间流传。他还有几句有趣的话，我们可以在此作一插曲。他好蓄古钱，在他的小小搜集里，倒点缀了宋元明清四朝的铜钱，及相当时代的日本钱，他说日本钱是用日本铜在中国铸的。最有趣味的是，把大正昭和两代的硬币排列成行。中日战争开始以后，硬币步步缩小，战事愈久，钱缩得愈小，在最后一两年间，缩小了几等于鹅眼。他很幽默地指着说，这是代表“东亚共荣圈”的。从民间流传的关于天皇源流故事看来，可以推想到日本历史虽受军阀之统制，而民间仍保存着乃祖若宗世代相传之口史，为军阀所不能毁灭者。

战后因思想言论自由，近年来新出版的日本史是值得我们一读的。昔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读日本最近出版之日本历史并各种学术的书籍，几乎使我与宣子有同样的感叹！

六七十年来，我国与日本所定的国策，同为富国强兵。日本所走的路线为资本主义与军国主义。用资本主义所产生的财富来养兵，军阀与财阀联合操纵军政大权。他们的权力超越一切党派与学派。军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日本，一战而胜中国，再战而胜帝俄，三战横冲直撞而轰炸到珍珠港。

我国为何想富国而国不富，想强兵而兵不强呢？

第一，内政问题。日本倒幕尊皇，政权统一已数十年。我国初则保皇革命，国是未定。继则军阀割据，全国扰攘。等到国民革命军统一全国的时候，内则战乱频仍，外则日本侵略，内忧外患接踵而起。那里还谈得到富国强兵呢？

第二，经济思想问题。我国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经济思想，先天上已有不赞成资本主义的色彩，数十年来一般士大夫复颇有仰慕王安石统制经济之倾向，故对西洋资本主义，虽不一定反对，却不热心拥护。这个事实，是谁也不能否定的。只以此而论，就可知道建设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是怎样的不容易了。

第三，门户开放问题。中国明清两代均采锁国主义。日本在德川时代亦采锁国主义。19世纪之资本主义迫开了两国之门。在中国称之为通商，日本称之为开国。然日本之开国发之于统一之政府，故全国一致而收实效。中国则此开彼闭，前迎后拒，步骤极不一致。故开国之实效未显，而瓜分之祸兆已见。

以上对于中国与日本的比较，和对日本之批评，大部分是抗战期间我在重庆所想到而记下来的。当全国被日军蹂躏，千千万万人民在日军铁蹄下牺牲生命财产的期间，我这记录似乎相当客观和公平。这是出于儒家忠恕平衡的传统观念，而日本却缺少了一个恕字。对日和约，我国主张维持日本皇室，放弃赔款要求，遣送全体俘虏返国，凡此种种，虽出于政治远见，根本思想还是出于恕道。我国人民知道“不念旧恶”为维持和平的要道，所以这种和约，为全国人民所拥护。

停战以后，我视察了好多日本俘虏营（湘西、汉口、南京等址）；我未曾看见当地民众对日俘有嘲笑或侮辱的举动，使我感觉到中国人民度量的宽宏。

日本战败后十余年，其国内思想颇有变动，有些地方和我们在战前所见和战时所论的颇有不同。如民主主义之抬头，思想和言论之充分自由，神道迷信之渐趋薄弱，历史之重史实而放弃传统的虚伪，工业化之加速与产品的进步，学术研究之加速的发达。凡此种种，影响日本本身之将来与东亚之局势者必甚大。

东欧之西德与远东之日本，已居冷战中重要地位。西德则站在西方民主阵线而为其重要的一环。日本则表面似倾向西方，而其内心则犹站在三岔路中，游移未定。亲西方乎？中立乎？抑或倾向共产主义集团乎？现在日本各种不同之政见，归纳起来，不外乎此三点。这是日本的内心烦恼，亦是她本身的课题，而亦为西方民主集团的课题。

（注）本章全文经宋越伦先生之口译，得嘉治隆一先生之指教，而关于日本历史方面指正尤多，特此志谢，但其文责仍由作者负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