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先生江苏无锡县人，原名眺，字稚晖，后改名敬恒。先生尝自述身世云：“曾祖母早寡，吾祖为独子，生吾父亦独子，十岁丧母。吾母十八嫁吾父，曾祖母与吾祖，切望吾母生子，不料吾母至家之年，为同治二年（1863），曾祖母近九十，祖父六十，先后去世。至同治四年（1865），吾母生我伊方20岁。25岁死时，遗吾6岁，及吾大妹4岁，时洪杨之乱已平，外祖母本无子女，故抚吾兄妹二人如己孙，同回无锡北门老家。外祖母养我至27岁（时光绪十九年，公历1893），而彼死，其恩至笃。”

照此身世看来，曾祖母寿近九十，祖父六十，外祖母养先生至27岁，其寿当在八九十之间。是先生之血液中含有长寿之血统，故先生之长寿，亦非偶然。

他零丁孤苦的身世，从小养成了他安贫向学、意志坚定的习惯。此实奠定了他一生安贫乐道、生活俭朴的基础。

他早年是科举出身，23岁（1889）考进县学，25岁（1891）考进江阴南菁书院，27岁（1893）中了举人。

他治《皇清经解》很有功力，长于史论，学桐城派古文笔法。28岁（1894）入北京会试。试卷虽经“堂备”而未中进士。

有一次写了一个3000字的折子，要光绪皇帝如何变法。就在戊戌（1898）年的元旦，候左都御史瞿鸿朝贺回宅，上前把轿拉住，送上折子。瞿看了一个大概就说：“唉！时局到了如此，自然应该说话，你的折子我带回去细看再说，你后面写有地址，我有话，可通知你，你们认真从事学问，也是要紧的。”

戊戌（1898）年春天，先生在北洋学堂教书。6月康梁在北京变法，他已回无锡，不久就到上海南洋公学任教，每月薪金40两，比在北洋学堂多了10两。

辛丑（1901）3月，他到东京去留学。壬寅（1902）赴广州，又自广州带了26个少年再回日本。后因事率领学生大闹公使馆，诸人被日本当局驱逐出境。先生愤而投水，为警察所救，得不死。

壬寅（1902）5月回上海，10月爱国学社成立。以后苏报案起，捕房到处捕人，先生出亡英伦，约同仁创《新世纪》报于巴黎，鼓吹革命。

（以上事实节录张文伯《稚老闲话》。先生常与我谈往事，大致相同，惜我未曾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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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民国六年（1917）在上海环球中国学生会演说会中初次碰到吴先生。那年我刚从美国留学毕业回来，好多地方请我演讲，那时我的言论，大概都是讲西洋文化的根源并和中国比较。

大意是西洋文化起源于希腊，重理智、重个性、重美感。中国思想则重应用、重礼教、重行为。因此常常提到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几个希腊哲学家的名字，并提到科学的发展，是从希腊重理智而演化出来的。中国科学不发达，是因为太重应用。我们现在要讲工业，根本要从科学入手。

我这套理论为当时舆论界所不欣赏。有一张报纸，画了一幅插画，一个戴博士方帽，面庞瘦削的人，满口吐出来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两个西洋名字在空中荡漾。

我想这条路走不通，所以我就讲要中国富强，我们先要工业化并讲工程学对于工业发展的重要，工程学是要根据科学的。工程是应用科学，是要以理论科学或自然科学做基础的。那几个希腊名字就从此不提了。

那天演说的晚上，我所讲的话，大概就是最后一套。

演讲以前，我照例坐在第一排，旁边坐了一位约莫五十余岁，不修边幅的人士，着了一件旧蓝布长衫，面庞丰裕，容貌慈祥，双目炯炯有光，我暗想这人似乎“此马来头大”，决不是一位俗客。

一忽儿主人朱少屏先生站了起来，为我们介绍。说一声吴稚晖先生，吴先生站了起来，笑容满面，活像坐在大寺门口的那尊眯眯佛（弥勒佛），非常谦恭地说了几声“久仰”，我虽觉受宠若惊，但是心里却很高兴。

大概我讲了一个小时，走下讲台来，回到原座以前，吴先生又站起来了，笑容可掬地说了几声“佩服”。那个晚上大概我所讲的是工业和科学，拨动了他老先生的心弦。在这次讲演里，我给他老先生一个好印象。

五六年后（民十一），我在法国里昂，一个借法国旧炮兵营房为校舍的中法大学里讲演，时先生任校长。我想在外国留学，读中国书的机会不多，我就说几句鼓励他们读中国书的话。我讲完后，他老先生急遽的大步踏上台来，圆溜溜的两眼似乎突了出来，迸出两道怒火，这眯眯佛顿时变成了牛魔王，开口便说某先生的话，真是亡国之谈。这次世界大战以后，没有坦克大炮，还可以立国么？那些古老的书还可以救国么？望你们快把那些线装书统统丢到毛厕里去。

我好似在静悄悄的云淡风清的环境中，蓦地里碰到了晴天霹雳。

讲完以后，他雨过天晴似的顿时平静起来了。漫步下台来，慈祥的走向我这里来，我站起来谦恭的向他服罪。他笑眯眯地说，没有什么，不过随便说说罢了。

以后在北平、在上海、在南京、杭州，时时有会面机会。他的长篇大论，一谈数小时，总是娓娓动听。戴季陶先生曾对我说，先生更乐与谈天的人，并非我们，而是不晓得什么角落里的老先生们。但他对我们的态度，也老是春风时雨似的和蔼可亲的。只有民国十九年（1930）在教育部里那天晚上，他老先生像在里昂一样，又向我示威了一次。在拙著《西潮》里有记载如下：

我以中央大学易长及劳动大学停办两事与元老们意见相左，被迫辞教育部长职。在我辞职的前夜，吴稚晖先生突然来教育部，双目炯炯有光，在南京当时电灯蒙胧的深夜，看来似乎更觉显明。他老先生问我中央、劳动两校所犯何罪，并为两校诉冤。据吴老先生的看法，部长是当朝大臣，应该多管国家大事，少管学校小事。最后用指向我一点说道：“你真是无大臣之风。”我恭恭敬敬站起来回答说：“先生坐，何至于是，我知罪矣。”第二天我就辞职，不日离京，回北京大学去了。刘半农教授闻之，赠我图章一方，文曰“无大臣之风”。

提到刘教授，就会使我联想到他在旧书摊里找到的一本大约于同光年间出版的一册老书，他印了出来。这书长于以粗俗文字写出至理名言。书名《何典》。卷首有一句粗话说：

“放屁放屁，真是岂有此理。”

半农为这本讽刺书设计了一张封面插画，也很不雅驯的。一个乡下佬口含短烟筒，蹲在道旁，一缕轻烟，从烟斗里袅绕上升。他的背后蹲着一条小狗，向他凝视着，希望饱食一顿。

刘教授在序文里说，吴丈嘲笑怒骂的作风，是从这本书里得到的法宝。我不见吴老否认，大概半农先生序中所言的是有根据的。

此后余常在北平，吴先生则在南方，故不常见面。抗战期间，我在昆明，他在重庆，只偶一会晤。以后我任职行政院，事忙亦不常往访。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任职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常乘飞机视察南北各省乡村，彼此更不相见。只有在台北于总统府纪念周时，因并肩而坐，得稍事寒暄，当时笑容可掬的表情，至今犹存于我的想象中。但是他的体力似乎已走向衰退道上去了。

在我于民国十九年离教育部以前，彼此多见面之机会，故常得聆教。

先生在北平时（当时称北京，民十二），寓石达子庙。他住在旧式东侧厢房，花格长门而无窗，在纸糊的花格里透入了光线。一张板床，两张桌子，几张凳子。在一张桌子上放了一只火油炉，他自己烧饭吃的。另一张是放书籍的。看书写字就在这里。此时此地，他写成了他的《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他老先生的重要思想就在这篇文章里发表的。他进出常步行，不坐人力车。日常不在寓，用两条腿走向各角落里，探访北京的古迹。

后来在北平，他邀集十几个小学生，都是当时国民党领袖的子弟们，由他亲自施教。蒋经国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据蒋经国先生说，有一天，有人送他老先生一辆人力车，先生要他拿一把锯子来，把这辆车子的两根拉杠锯掉。他以为先生在开玩笑，不敢动手。后来先生说：“我要你锯，你就锯。”锯了以后，先生看看杠子锯断，哈哈大笑。就同他把这辆没有拉杠的车身，抬到书房里。他老先生一面坐上去，一面对他说：“你看舒服不舒服？我现在有了一张沙发椅了！”接着他老先生又说：“一个人有两条腿，自己可以走路，何必要别人拉。”（蒋经国纪念先生文，四十二年12月9日台湾《新生报》）

 在抗战时期，他老先生住在重庆上清寺一间小屋里，和在北平时一样简陋。他的卧室兼书房，最多不过10尺或12尺见方。一张木板床，挂上一顶旧蚊帐，床上一袭蓝布被，一个古老式的硬枕。对着一张小书桌，桌旁墙上贴了一张自己写的“斗室”两字，每字约三四寸长方形。（陈伯庄纪念先生文，《今日世界》第43期）

有人问他，政府为他盖上了一所小房子，为什么不搬过去住。他回答说，他生平不修边幅，坏房子住惯了，好比猪猡住猪圈里，住得很舒服。如果有人把猪猡搬到水门汀的洋房子里去，猪猡反而要生病的。救救他的老命吧，他是住不得好房子的。（罗敦伟纪念先生文，《畅流》第8卷第7期）

这种简陋的生活，人以为矫情。我知道他并不如此。他以为一个人当逍遥于宇宙之间，纵横万万里，古今万万年，短短的人生寄居于斗室之中或高轩之内，是没有多大分别的。只要读过先生所著《上下古今谈》的人们，都会知道先生之思想，常以无穷尽的天体，无限数变化万千的星辰为对象。无论高轩大厦，在先生看来，直与虾房蟹舍等耳。而且他住惯了斗室，要他搬入大房子，好像乡下佬入城，反而觉得有些不自然。猪圈的比喻，不是完全说笑话。

我在昆明的时候向先生乞书，先生以篆书为我写小中堂一幅，信笔拈来书《庄子•逍遥游》篇中的“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句以赐余。让我将这句话译出来，使大家容易懂得。

这句话的上文，为描写一只大鹏鸟，它的背长，约莫有几千里，发怒飞上天空，它的两翼像从天垂下来的云朵，飓风一起，就会乘风飞向南冥去。南冥是天池。飞的时候，击动水面三千里，旋转而上九万里，于是凭借风力，“背负青天，一无障碍，乃乘风向南冥飞去。”（原句意译）

这幅小中堂里所引庄子的寓言，可以代表先生的人生观。像大鹏鸟一样纵横万里，任风所至而至。自由自在，逍遥天地间。先生一生行动，脱胎于此种观念，这是根据老庄的自然哲学。故其行踪所至，必游山玩水，力避尘嚣，不受繁文缛礼的羁绊。独来独往，视富贵如浮云，纵观山高水长，游目林泉之胜，使他在大自然中度生活。

抗战前夕，最高军事领袖驻节庐山，这时战事气氛浓厚，人们心绪紧张。他老先生还独自一个人步登汉阳峰，这是庐山的高峰，海拔六千多尺。那是一位贵州矿师谌湛溪君说的。那次天色将黑了，谌君步到峰头，却见吴先生一个人正在那里赏玩暮景。（陈伯庄纪念先生文）

我在牯岭的时候，有时也碰见先生独自缓步，踏登青苔滑步的石级，穿云雾，涉松林，听鸣泉。他襟上常挂着一只计步表，表针每步一跳。返寓后看表而知所行之步数。这小小的一个仪器，可以为先生欣赏近世机器之象征。

先生之篆书颇具独特风格，但他说：“装饰墙壁与其挂字画对子，不如挂锯子、挂斧子。”（董作宾纪念先生文，《中国一周》第185期）因为这些工具，是机器的简单代表，可用以制造物质文明的。

先生虽极力提倡科学，并相信在物质方面，人工可补天工之缺陷。但对于近世卫生之道，不甚讲究。对于自己身体，仍采用顺天主义，不以人工补救人体的缺陷。大概因为先生体力健康逾常人，自己认为得天独厚，既无缺陷，无须补救。他牙脱不肯镶补。他说人老齿落，是个天然的警告，告诉你体力和消化力都衰了，不要再馋嘴了。你该用那疏落的余齿，慢慢地细嚼食物，自然节减食量，适应那衰退的需要。（陈伯庄纪念先生文）这几句话当然有一部分的理由，但信之过度，是危险的。

我在浙江大学任内，请他住在校长公舍里，和我的卧室间壁。知道他在那时候夜间但假寐，不脱衣。黎明不吃早餐就出门去了。夜间回来才知道他独自信步漫游西湖，欣赏湖山林泉之美。吃饭也不按时间，饿了就在小食铺里胡乱吃一顿，花不了几个铜板。

他像一位苦行僧，虽然他不信超世主义，也像一个游方道士，虽然他不相信由自然主义变质而成的道教。到了晚年他病了不愿就医，就医不肯吃药。

李石曾先生曾对我说，吴先生如能略讲卫生，以他的体力之健，今日必尚健在。

中国学者往往把老庄哲学和孔孟学说融化为一。经世则孔孟，避俗则老庄。当然后者也吸收了不少释家超世哲学。不过各人有不同的成分罢了。

先生却反对释道混合的超世主义，尤反对儒释混合的宋儒心性之学。后者即为清儒所一致反对者。清儒之反宋儒，就是这个道理。

他的人生观是任自然的人生观。海阔天空，上下数万年，纵横数万里。人生其间，自由自在。先生之思想行动，实为老庄哲学之本色。前面所述的《庄子•逍遥游》中语，足以为先生写照。世人不察，以为其行为怪僻，诚如庄子所说的“蟪蛄不识春秋”也。

先生自己的思想里存有两个古今相隔三千年的观念。以今之机械文明教人，以古之老庄哲学处世。因此我们看不懂他的生活习惯。我们若把先生看作手操电动机器，制造近世应用物品的一位道人，就相去不远了。先生要把线装书抛入毛厕里，但他的脑袋里却留着两部线装书——《老子》和《庄子》。他的宇宙观开始的几句话，就是《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的一个观念，凑合了近世的进化论——宇宙不断地在变化中。现在让我们把他自己的话引在下面：

在无始之始（此系由佛家“自无始来”改编而成的），有一个混沌得实在可笑（采取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的观念），不能拿言语来形容的怪物（即“名可名，非常名”的意思），住在无何有之乡（借庄子语），……自己不知不觉便分裂了（如细胞的分裂），……顷刻变起了大千宇宙，至今没有变好。（这是说宇宙永远在变化中）……这是我的宇宙观及人生观。（《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吴稚晖学术论著》30页）

先生又说：

人便是宇宙万物中叫做动物的动物。……后面两脚直立。……（这样虽）止剩两只脚，却得了两只手。（他的）内面有三斤二两脑髓，五千零四十八根脑筋，比较占有多额神经系的动物。（同上33页）

人以宇宙作戏台，玩弄他的把戏。所以先生说：

生者演之谓也……生的时节就是锣鼓登场，清歌妙舞，使枪弄棒的时节。未出娘胎是在后台，已进棺木，是回老家。（同上34页）

这里说“舞枪弄棒”是一个比喻，犹如说用双手制造机械，又以机械帮助双手制造物品，所以先生又说：

物质文明为何？人为品而已。人为品为何？手制品而已。……手之为工具，能产生他工具。（同上45页）

用两只手去做工，用脑力去帮助两只手制造机械，发明科学，制造文明，增进道德。（钱思亮引先生话，《中国一周》185期）

为什么物质文明会增进道德呢？先生说：

吾决非（只知）崇拜物质文明之一人，惟认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所由寄而发挥，则坚信而无疑。……物质备具，充养吾之精神……而后偶任吾个体之返本自适，遂有若天地甚宽，其乐反未央耳。（《吴稚晖学术论著》145页）

广义的道德，即属于精神文明。物质具备，始能使个人返本自适，得优游自在之机会，欣赏大自然之美，享精神上之快乐。先生之主张发展物质文明，其用意在此。先生之刻苦自持，实因中国物质未具备，以节俭作“返本自适”之代价耳。

先生认东西之所以不同，以物质是否具备为标准。所以他说：

以东方不能备物之民，与西方备物甚富之民较，固无异由人力车夫之短垣，以窥吾室，备物周与不周而已。（同上145页）

东西之所以不同，虽不能说如此简单，但不能不认此为最显著之对照。

吴先生上承顾、颜、戴实事求是之余韵，下接近世西洋物质文明，而以发展科学为人生之要图，救国之大道。主张把线装书抛入毛厕，为旧日学问暂时作一总交代。

他于民国三十年自己宣布他的信仰是（同上83页）：

（一）我坚信精神离不了物质。

（二）我是坚信宇宙都是暂局，然兆兆兆兆境没有一境不该随境努力，兆兆兆兆时没有一时不该随时改进。（这是说宇宙永远在进化）

（三）也许有少数古人胜过今人，但从大部分着想，可坚决的断定古人不及今人，今人不及后人。（因为永远在进化，所以今胜于古，后将胜于今。）

（四）善也古人不及今人，今人不及后人，知识之能力可使善也进，恶亦进，人每忽于此理，所以生出许多厌倦，弄成许多倒走。（这是说善恶均在进化之中）

（五）我相信物质文明愈进步，品物愈备，人类的合一，愈有倾向，复杂的疑难亦愈易解决。（此所以使先生信仰物质文明）

现在让我们谈一谈先生经世的功绩，是“语同音”的工作。即是现在我们所熟知的“注音符号”的制成。

我们先讨论注音符号之制成与效果。先生有一度曾很热心的赞成采用世界语，后来却不谈了，只一心一意向注音符号的一条路走。

据梁容若先生在《中国一周》185期里所说，先生在国语上的主要贡献有六点：（1）主持民国二年的全国读音统一会，制定注音字母（以后改称符号），审定常用字读音，手编第一部《国音字典》，为国语统一奠定基础。（2）从民国八年（1919，即五四运动那一年）起以30年的长期领导教育部的国语统一会。（3）审定各种国语重要书籍，如《国音常用字汇》、《中华新韵》、《国语罗马字拼音方式》等。（4）设立国语师范学校，并于师范学校增设国语科，训练推行国语人才。（5）倡导语文的科学研究。（6）注意平民教育教材，使其通俗化、简易化。

国语教育在台湾推行于全部中小学校，在短短十数年中，使台湾与北平同为国语区域。这是于将来使全国“语同音”立了一个好榜样。两千几百年前秦李斯作小篆，使“书同文”奠定基础。以后继续改进与简化，使成一种比较简便的标准字体，即现今通行之楷书，沿用至今已二千余年了。民间虽代有减少笔划之简体字流行，但官书之标准未改。

“语同音”的影响，我们不相信将来会比“书同文”为小。我们在台湾只要和青年人谈天，就知道他们说一口标准的国语。有一次黄季陆先生在乡间对几位本省青年说话，最后向他们问“你们懂我的国语么？”其中有一位摇摇头笑了一笑，答道“先生说的不是国语”。诚然，黄先生说的是四川官话，本来是很接近国语的。注音符号使每字读音标准化，因此造成了标准的语音。我们在广播里听小姐们说话和歌唱，我们就听到更漂亮的标准国音，使我们分不出那一位是台湾或广东姑娘、江苏或山东姑娘、新疆或东北姑娘。

“语同音”现在已经达到标准化了，我们不得不感谢吴老先生三十年领导之功，我们希望历代民间所用的简字，也使它标准化，并因时代之需要，增制新简字。这事比较容易办，只要民间有一团体发起研究，最后政府自会采用的。这种成就，不能不归功于先生30年长期的领导。 

说到注音符号与汉文的结合，先生更取韩文、日文来评较一番。他说：把留声机字济急，实系圣品，然竟把他代用文字，又变痴愚。文字之所以著变化，异状貌，设繁多之条例，乃随事类繁赜，学理艰深而滋乳，出于不得已，非故为其吊诡。朝鲜人造着有音无别的谚文，欲适用于平民教育，初意或亦有当。然竟与汉文严划鸿沟，谚文亦不入汉文一字，汉文亦不入谚文一字，且使谚文所任职务，未免过重。非但算留声机器，竟且认为普通文字，置汉文为高等。于是高等的汉文，自然变成敬鬼神而远之。而谚文遂牝鸡司晨矣。从此高深之学问，即停滞而难治。（按越南亦犯同病。某日，农复会为吴廷琰总统作简报，译人说越语，余见其所笔记者，纯为汉文。）

就文字功用说，日本的文字，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占便宜的文字。因为一、它居然也可算拼音，好在几几乎声母韵母都不分。在文字上失资格，固即为此，而在拼用上十分简便，亦即为此。二、假名独用，谚文的功用，即已包括在内。三、倘若要陈说高深学理，或要分别契约条件，他老了面皮，竟夹入汉文，也不顾非驴非马。所有谀墓颂圣，吟风弄月，装饰品的文字，又能也请汉文撑场，无朝鲜之蠢而有其雅。日本有如是最占便宜的文字，所以帮了他，能够学理精造，仰企欧美各国，智识普及，远高西班牙俄罗斯了。

我国今以注音符号与汉文结合，在文字功用上，未尝不可更占便宜。既可利于平民教育的进行，亦无妨于高深学问的研讨，无损于汉文固有的优美状况。总之，离之则两伤，合之则双美，倚此双美，最轻便的解决二百兆平民大问题。（《稚老闲话》）

“实事求是”本来是清儒共具之精神。在光绪年间，杭州有求是书院之设立，即为表示此种精神的一个实例。至与“莫作调人”联起来，那是见之于江阴南菁书院的山长（校长）黄以周先生之座右铭。

据吴先生自己讲，他在25岁考入南菁的时候，第一天去见黄山长，见其座上写着这八个字，在他一生留下很深的印象。（杜呈祥纪念先生文，《自由青年》1卷3期）

先生秉性倔强，凡他认以为是的主张，不肯轻易放弃，但一旦认为非是，即毅然决然的改变。我好几次听见他所讲的两个故事，就是两个实例。他说他赴日本留学，临行以前，有人劝他剪辫发。他勃然大怒说：“留学就是要保存这条辫子，岂可割掉！”

在日本留学时，好多人劝他去看中山先生，他又勃然大怒说：“革命就是造反，造反的就是强盗，他们在外洋造反的是江洋大盗，你们为什么要我去看他！”后来一见中山先生，听其谈论，就五体投地的佩服他。可见吴老一旦知其所见非是，就会立刻改变，但不作模棱两可的调人。

吴先生有一良好习惯，几十年来，他把人家写给他的片纸只字，包括请吃饭的请帖在内，都分类归档。汪精卫给他的信，没有一封不入档的。所以他与汪辩论起来，汪所忘了的，他偏忘不了。所以两人打笔墨官司的时候，汪总吃了亏。有时我与汪淡起先生来，他常嗤之以鼻，有时会急遽的说一句“这个人我不理”，同时右手在空中掠过作势，表示轻蔑他的意思。

他老先生于三十八年2月到了台湾以后，健康日趋下坡。于四十二年10月30日逝世，享年89岁。

先生有一篇遗嘱，内容都是讲的家事，但很富有意义。他把几年来的账目，算得很清楚。到台湾以后，先生的全部收入是薪水一万四千元，总统府拨给的医费四万九千元，写字收入的润资共计一万七千元。这些钱除了开支以外，本有些剩余；但是因为存在合作社里，结果被倒掉了。所以在结账的时候，写上“恰当”二字。后来先生身边又余了一点钱，这是他在写遗嘱以后的少数收入。他希望把这点钱送给亲戚；并在遗嘱上写了一句：“生未带来，死乃支配，可耻。”（蒋经国纪念先生文）

后来，他又亲笔为政府拟了一道命令，开头写着“总统府咨政吴敬恒”字样，其余的话，都是用先生平日幽默的语气写成的，所以未完全为政府所采用。这道手拟的命令是狄君武先生当时给我看的，因为狄君是始终陪伴着先生的。

先生认为死是“回老家”，来自大自然，仍向大自然回去，所以处之泰然。

后来政府尊重吴先生的遗意，把他的遗体火化，又把骨灰装入一个长方形的匣子里，由蒋经国先生等诸位乘一小船伴送到金门附近海上，在海军舰上所奏哀乐悠扬中，沉入海底。时在民国四十二年12月1日。

这颗彗星乃悄然投向天边地角而去，倏忽幻灭了。五千年之期到时，果如他老人家所说，无政府主义实现了。在一个满天星斗闪烁，一道银河耿耿的长夜里，人们会看见一颗光芒万丈的扫帚星，横扫天空而过，那是他老人家的化身，来庆祝无政府社会的成立。

让人们等着吧，只短短的五千年！

最后请以先生之宇宙观及人生观综合的两句话作本文的结束：

悠悠宇宙将无穷极，愿吾朋友，勿草草人生。（吴著《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

（原载《传记文学》第4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