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0日午前，孟真来农复会参与会议，对于各项讨论的问题他曾贡献了很多宝贵的意见。其见解之明澈，观察之精密，在会中美两国人士，无不钦佩。他忽尔讲中国话，忽尔讲英国话，庄谐杂出，庄中有谐，谐中有庄，娓娓动听，我们开了两个钟头的会，他讲的话，比任何人多。孟真是一向如此的。他讲的话虽多，人不嫌其多，有时他会说得太多，我们因为是老朋友，我就不客气地说：“孟真你说得太多了，请你停止吧！”他一面笑，一面就停止说话了，我们的顾问美国康奈尔大学农业社会学教授安得生先生会后对我说：“你太不客气了，你为何那样直率的停止他说话。”我回答说：“不要紧，我们老朋友，向来如此的。”我记得好几年前有两次，我拿起手杖来要打他，他一面退，一面大笑，因为我辩他不过，他是有辩才的，急得我只好用手杖打他。

同日午后，他在省参议会报告，他就在那里去世了。我于第二天早晨看报才知道，那时我有说不出的难过，我就跑到殡仪馆里吊奠了一番，回到办公室做了一付挽联，自己写就送了去。算是作了一个永别的纪念。挽联说：

学府痛师道，

举国惜大才。

孟真办台湾大学，鞠躬尽瘁，以短促的几个年头，使校风蒸蒸日上，全校师生爱戴，今兹逝世，真使人有栋折梁摧之感。

孟真之学，是通学，其才则天才，古今为学，专学易，通学难，所谓通学就是古今所说之通才。

孟真博古通今，求知兴趣广阔，故他于发抒议论的时候，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他于观察国内外大势，溯源别流，剖析因果，所以他的结论，往往能见人之所不能见，能道人之所不能道。他对于研究学问，也用同一方法，故以学识而论，孟真真是中国的通才。

但通才之源，出于天才，天才是天之赋，不可以徼幸而致。国难方殷，斯人云亡，焉得不使举国叹惜！

我识孟真远在民国八年，他是五四运动领袖之一，当时有人要毁掉他，造了一个谣言，说他受某烟草公司的津贴。某烟草公司，有日本股份。当时全国反日，所以奸人造这个谣言。我在上海看见报上载这个消息，我就写信去安慰他。但是当时我们并没有见过面，到这年（民八）7月里，我代表蔡孑民先生，到北平去代他处理北京大学校务。我们两人才首次见面，他肥胖的身材，穿了一件蓝布大褂，高谈阔论了一番“五四”运动的来踪去迹。那年他刚才毕业，但还在北大西斋住了一些时，此后他就离校出洋去了。我们直至民国十一年方才在英国见面，他那时在学心理学，后来我在德国，接到他的一封信，他劝我不要无目的似的在德、奥、法、意各国乱跑。他提出两个问题要我研究。第一个，比较各国大学行政制度。第二各国大学学术的重心和学生的训练。这可证明他不但留心自己的学业，而且要向人家贡献他的意见。

他后来在广东中山大学担任教授。我在北平，他在广东，彼此不见面好几年。直到后来他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见面的机会就多了。

当时我在南京教育部，中央研究院也在同一街上，两个机关的大门正对着。所以见面的机会特多。当我在民国十九年回北京大学时，孟真因为历史研究所搬到北平，也在北平办公了。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和孟真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到了好多位国内著名的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是太大了。  

在那个时期，我才知道孟真办事十分细心，考虑十分周密，对于人的心理也十分了解，毫无莽撞的行动。还有一个特点使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他心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说一就是一，说二就是二，其中毫无夹带别的意思，但有时因此会得罪人。

12月17日为北京大学52周年纪念。他演说中有几句话说他自己。他说梦麟先生学问不如蔡孑民先生，办事却比蔡先生高明。他自己的学问比不上胡适之先生，但他办事却比胡先生高明。最后他笑着批评蔡胡两位先生说，“这两位先生的办事，真不敢恭维”。他走下讲台以后，我笑着对他说“孟真你这话对极了。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他笑着就溜走了。

孟真为学办事议论三件事，大之如江河滔滔，小之则不遗涓滴，真天下之奇才也。今往矣，惜哉。

（原载1950年12月30日台北《中央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