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京大学与学术自由

记得我幼年在小学念书的时候，常听到绍兴一位翰林和一位举人的大号。翰林是蔡鹤卿先生，举人是徐伯荪先生，后来又听说绍兴中学有位教务长周豫才先生。如果只讲这三个号，现在的人们可能都很陌生，以为不过是三个绍兴土老儿。但当我把他们的大名字讲出来，大家就会知道了。其中两位对近代文坛影响很大，一位为近代中国革命而贡献了生命。

上面所说的翰林就是我们知道的蔡元培先生。鹤卿是他的号，后来另号孑民，旧号就很少人知道了。他是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党员，与中山先生是很好的朋友，当他点翰林的时候，年纪很轻，后来又到德国和法国去留学，回国后任北京大学的校长。他在北京大学时，倡导学术自由，为中国学术界开创了一个新的方向。这个主张，虽受希腊哲学家讲学自由的影响，但根本上还是从中国儒家“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原则推演出来的。他在北京大学校长任内，网罗全国各式各样的人才：有国学名宿刘申叔（师培）、黄季刚（侃）诸先生，中西学问渊博，有带着辫子，玩世不恭，国际闻名的辜汤生（鸿铭）先生；还有带辫子主张复辟，时来北京大学作客的罗叔蕴（振玉）先生和王静庵（国维）先生，他们两位都是研究甲骨文专家；首先提倡民主与科学，后又发起组织共产党，结果被共产党开除而被称为取消派的陈独秀先生；以及提倡文学革命为我们所熟知的胡适之先生等，都被网罗在北京大学之内。自从这个学术自由的种子播下之后，中国近代学术界便开出了一朵灿烂奇葩。各种思想都从这个种子而萌芽茁长。

二、鲁迅兄弟

讲到周豫才先生，这个绍兴土老儿，与近代中国文坛关系很大，他为中国文艺创造了一种特殊的风格。众所周知的鲁迅，就是周豫才先生，名树人。他本来是一个预备学幕友（绍兴师爷）的人，后来弃了绍兴人世传的旧业，改习水师，又弃水师赴日本学医。最后到北京教育部当佥事，并在北京大学教几点钟课。他住在绍兴会馆，收入不多，因为穷，就写点文章，以稿费补助衣食费用的不足。他很健谈，但一口绍兴官话，除了同乡外，旁的人听了有点费力。碰到谈得投机的，他便无话不谈。一付绍兴师爷的态度，那深刻而锋利的谈话，极尽刻薄、幽默与风趣之能事。我所知道他的早年作品，如《狂人日记》（民国七年）、《阿Q正传》（民国十年），都只为了好玩，舞文弄墨，对旧礼教和社会现状挖苦讽刺一番，以逞一己之快。这种文学，在当时是受人欢迎的，因为当时的人们多半不满于现实，心中苦闷，他便代表大众以文字发泄出来了。

鲁迅有个兄弟叫周作人，号岂明，也在北京大学当教授，他的写作风格很轻松，对人生看得很淡泊，有些所谓道家气味，他曾在日本研究希腊文，可用希腊文读书。两兄弟彼此训练不同，意见也相左。哥哥常在弟弟家里闹架，弟弟讨了个日本太太，跟鲁迅格格不入，闹得更厉害，由此可见他们家庭的一般情形了。

提到鲁迅的笔法锋利与深刻，我们可以他的《狂人日记》为例。多年前我读过这书，至今还记得书中那狂人看见间壁邻舍赵家的一只狗，竟认为那只狗不怀好意，不然为什么看他几眼？他这种描写，使我感到自己也和那狂人一样，想象着那只狗的眼睛，便觉得可怕。这就是鲁迅文字写得深刻的地方。

三、绍兴师爷与《阿Q正传》

现在让我把《阿Q正传》写作的背景谈一谈。

当辛亥（民国前一年）革命的时候，革命军到了绍兴，当地的土豪劣绅，摇身一变，就成了革命党人，作了革命党的新官吏。这班新官吏，比满清官吏更坏，加倍鱼肉乡民，阿Q就在这种新的统治之下牺牲了生命。

阿Q代表无知乡民，被人欺侮，受官吏压迫。在广大的农村里，成了全国被压迫者代表人物。鲁迅把他描写出来，成为自然主义和写实主义的一派文艺。对于乡村现状，作锋利和深刻的批评。其中却包含了不少挖苦词句，和幽默口吻，这也是吸引读者的一个诀窍。

作者幼时常听绍兴师爷们谈天或讲故事，其锋利、深刻、幽默、挖苦，正与《阿Q正传》相似。若把那些片段的故事凑合组织起来，也会成为类似《阿Q正传》的作品。

酒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绍兴黄酒，味醇而性和，人多喜爱。现在我们在台湾所喝的黄酒，就是仿造绍兴酒的。阿Q有时喝了几杯黄酒，胆就壮了，话也敢多说了。有时却在这种情况之下闯了祸，酒醒后，一切仍归幻灭。

“刑名钱谷酒，会稽之美。”这是越谚所称道的。刑名讲刑法，钱谷讲民法，统称为绍兴师爷。宋南渡时把中央的图书律令，搬到绍兴。前清末造，我们在绍兴的大宅子门前常见有“南渡世家”匾额，大概与宋室南渡有关系。绍兴人就把南渡的文物当吃饭家伙，享受了七百多年的专利，使全国官署没有一处无绍兴人，所谓“无绍不成衙”，因为熟谙法令律例故知追求事实，辨别是非；亦善于歪曲事实，使是非混淆。因此养成了一种尖锐锋利的目光，精密深刻的头脑，舞文弄笔的习惯。相沿而成一种锋利、深刻、含幽默、好挖苦的士风，便产生了一部《阿Q正传》。

至于徐伯荪先生，就是革命前辈徐锡麟先生，也就是在安庆刺杀巡抚恩铭，后来被挖出心肝致祭恩铭的人。他的事业在革命政治方面，与文艺无关，所以我在这里不谈了。

四、胡适之先生与白话文运动

现在让我谈一谈胡适之先生，他的文学革命有几个要点（民国六年）。

①“要有话说，方才说话。”

②“有什么话，说什么话。”

③“要说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

④“是什么时代人，说什么时代的话。”

他所提倡的白话文，对于普及文化的功劳很大，这是思想工具的革命，用白话文代替文言写作，使全国易于运用，只要稍稍训练一下，就可用文字发表自己的思想了。

有一个有趣的例子：当白话文开始通行的时候，学校里的墙壁上，匿名揭帖忽然增加。因为以前或用打油诗骂人，或用其他韵文论事，总要古文有相当根底才行，不然就会被人骂为不通而失其效用。白话文则无论阿猫阿狗都会写上几句。

白话文运动，既由北京大学的教授所发动，因为这些发起者是著名大学里的著名学者，也就把白话文的地位提高了。没有几年，全国青年，便都改用白话文。后来教育部又采用白话文编辑学校课本因而通行全国。这一思想工具的改变，关系十分重大。迄今我们无论写什么文章，讨论什么学问，都已普遍采用白话文了。这就是文学革命中改革文字工具的结果。

白话文为什么会发展得这么快呢？那自然是因为文言不容易写，而白话文却是容易写的。因此白话文成为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年们所需要的一种文字工具。另一个原因是书坊的投机，书坊因为青年要看白话文，出了许多似白话而非白话的书，虽然为谋利，但作用却是很大的。

五、陈独秀与文学革命

那时候，陈独秀正在北京大学担任文学院长（民国五年就职），也极力推动文学革命，他的《文学革命论》（民国六年）提出三点：

①“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②“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③“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他的《新青年》自上海迁到北平以后，便成为北京大学的一班朋友、一班教授和教授的朋友们，提倡文学革命和一切改革运动的中心。

“五四”（民国八年）之后，文学研究会于民国九年在北平成立。其主张可以沈雁冰（茅盾）为代表，在他的《近代文学何以重要》一文里，提出五点：

（甲）“因为近代文学不是贵族的玩具……而是社会的工具，是平民文学。”

（乙）“不是一部分贵族生活的反影，而是大多数平民生活的反影。”

（丙）“不是部分贵族的娇笑唾骂、喜怒哀乐的回声，而是大多数平民要求人道正义的呼声。”

（丁）“不是守旧的退化文学，而是向前的猛求的真理文学。”

（戊）“不是空想的虚无的文学，而是科学的真实的。”

陈独秀在《新青年》里，推崇两位先生：一位是赛先生，一位是德先生。赛先生代表科学（赛因斯），德先生代表民主（德谟克拉西）。由此可知他的根本思想本来是西方思想——民主与科学，那么为什么又要在《新青年》里发表一些激烈的思想呢？因为当时社会上还有很多旧的制度、旧的传统和旧的习惯，在束缚和压迫着人民，所以他反对旧社会制度和旧礼教，都曾竭力攻击。这样，大家才误会《新青年》是主张三无主义的，即无政府、无家庭、无上帝。后来人家又硬把三无主义加到北京大学一班教授的身上，那就距离事实更远了。

凡是一种新运动的勃起，旧社会的人们总是不易接受的，往往会用种种方法去破坏它，制造出种种谣言来诬蔑它，使它站不住。事实上北京大学只是主张“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凡教授和学生的思想，学校向来是任其自由发展，不加干涉。这也就是战国儒家的思想。

这里我来谈谈陈独秀。他为人爽直，待朋友很好。我常常和他说：“我们两个人，有一个相似的习惯，在参加筵席宴会的时候，一坐下来，我们总爱把冷盘或第一、二道菜尽量的吃，等到好菜来时，我们已经吃饱了。所以大家说笑话，称我们这两个急性子，‘同病相怜’。”

陈独秀的许多激烈的言论，是因为由习惯传下来的各种旧思想，妨碍着民主与科学的发展而引起的。所以他主张打倒原来的习惯与旧有的思想。但这不是他最后的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与方法，用于建立一个民主与科学的新社会。所以他后来到底不能与共产党相容。记得有一次我曾看见他的一篇文章，骂得非常厉害。所以正统的共产党骂他是托拉斯基派，后来又骂他是“取消派”，说他要把共产党取消了。

陈独秀的口才很好，为人风趣，与他谈天，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当他离开北京大学以后，有一次因为他发传单而被警察捉去，后来由安徽同乡保出来的。以后还有几次也几乎被捕。一天，我接到警察厅一位朋友的电话。他说：“我们要捉你的朋友了，你通知他一声，早点跑掉吧！不然大家不方便。”我知道了这消息，便和一个学生跑到他住的地方（刘叔雅——文典家里），叫他马上逃走。李大钊陪他坐了骡车从小路逃到天津。为什么坐骡车要李大钊同去呢？因为李大钊是河北人，他会说河北乡下话，路径又熟，容易逃出去。记得他们逃到山里的小村子后，李大钊曾写了一封信给我。他说：“夜寂人静，青灯如豆。”因为他们住在乡下的一个古庙里，晚上点了很小的油灯，所以有青灯如豆之语。那时我国政权还没有统一，北平方面要捉陈独秀，但旁的地方并不捉他，只要逃出北平警察厅的势力范围之外，便无危险。

我和陈独秀常讲笑话。我是一个秀才，陈独秀也是一个秀才。秀才有两种：一种是考八股时进的秀才，称为八股秀才。后来八股废掉了，改考策论，称为策论秀才。这种策论秀才已经有几分洋气了，没有八股秀才值钱。有一次陈独秀问我：“唉！你这个秀才是什么秀才？”

“我这个秀才是策论秀才。”

他说：“那你这个秀才不值钱，我是考八股时进的八股秀才。”我就向他作了一个揖，说：“失敬，失敬。你是先辈老先生，的确你这个八股秀才比我这个策论秀才值钱。”

陈独秀起初的思想并没有像后来共产党提出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等这种主张。最初，他只是替贫穷的人民打抱不平。他曾写过一篇文章，引用了《水浒传》的一首诗：“赤日炎炎如火烧，田中禾稻半枯焦，农夫心中如刀割，公子王孙把扇摇。”他以这首诗反映出农民的痛苦和富人的坐享其成。因此他主张改革社会，认为非改革社会不能实现民主；要实行民主，便要同时提倡科学。

六、陈独秀的最后主张

后来我们的特务人员，在上海拘捕了陈独秀，关在南京拘留所里，我常常去看他；并常向他说：“仲甫先生！你写一本书，讲讲共产党在中国发展的经过，怎样？”他说：“哦！做不得，做不得，现在只好谈风月，不谈政治。”这话也是真的，因为当局特许他的女朋友随便去看他和他谈风月。后来他被释放出来，抗战期间住在重庆江津，生活一直由北京大学维持的，政府也要我们维持他。有一次我忽然接到他的一封信，说我们寄给他的津贴没有收到，是不是已经停止了？我写回信说没有停止，照常寄的。大概抗战时期、交通困难，邮兑较慢之故。没想到我这封信发出后不久，他就死了。

在他去世前，曾有一篇文章，说明他对世界局势的见解，油印了分寄给朋友们，我也接到了一份。后来朋友们把这几篇文章和其他文件汇合起来，出了一本单行本，叫做《陈独秀的最后见解》。其中对于战事的推想有两个可能的结论，而对于将来世界局势之预测，他认为：

此次若是德俄胜利了，人类更加黑暗，至少半个世纪。若胜利属于英美，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然后才有道路走向大众的民主。（1940年——即民国二十九年）

其所主张“民主政治的真实内容”的原文里，指出了七点：

法院以外机关无捕人权。

无参政权不纳税。

非议会通过，政府无征税权。

政府之反对党有组织、言论、出版之自由。

工人有罢工权。

农民有耕种土地权。

思想、宗教自由等等。

他指说：

这都是大众所需要，也是13世纪以来大众鲜血斗争的七百余年，才得到今天的所谓“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这正是俄、意、德所要推翻的。

以上是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见解的要点，也就是西欧民主政治的根本条件。

某年在重庆举行的一个盛大的酒会中，周恩来对我说：“今年的5月27日是仲甫（独秀）先生逝世纪念日，延安方面开了一个盛大的纪念会，您想这是应该的么？”

我点头微笑而说了一个“是”。

周恩来是很机警的，他觉得情形有点尴尬，急忙接着说：“他后来变了托派，那是不对的啊！”（托派为托拉斯基派的简称）

我含笑而不答。

七、西欧个性主义思想的引进

现在我讲一讲周作人（岂明）。上面我已经说过他在日本时曾学过希腊文的。因为研究希腊文，所以是很注意个性主义的。个性主义气味浓厚的易卜生的问题剧，最初由周岂明介绍进来的《傀儡家庭》就是其中之一。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是《傀儡家庭》男女主角的易位，以女子玩弄男子，作爱情的游嬉。“五四”以后女子在家庭中起了反叛，就是受了易卜生的娜拉与丁玲的莎菲的影响。他哥哥鲁迅因为要打倒社会种种恶势力，所以具有一种激烈的反抗精神。周作人却完全不同，他的文章总是平平稳稳，是一种温和的写实主义。他谈起天来也总是慢条斯理从不性急。有一次，一个日本人到北京大学来讲中日文化合作。周作人能讲很好的日语，那天，他跟日本人说：“谈到中日文化合作，我没有看见日本人的文化，我倒看见他们的武化，你们都是带着枪炮来的，那里有文化，只有武化。”日本人也没有法子驳他。抗战的时候，他留在北平，我曾示意他说，你不要走，你跟日本人关系比较深，不走，可以保存这个学校的一些图书和设备。于是，他果然没有走，后来因他在抗战时期曾和日本人在文化上合作，被捉起来关在南京。我常派人去看他，并常送给他一些需用的东西和钱。记得有一次，他托朋友带了封信出来，说法庭要我的证据。他对法庭说，他留在北平并不是想做汉奸，是校长托他在那里照顾学校的。法庭问我有没有这件事？我曾回信证明确有其事。结果如何，因后来我离开南京时很仓促，没有想到他，所以我也没有去打听。

北平讲文艺的有一个组织，名叫新月社，是胡适之、徐志摩诸人常去的地方，有时我也跟了他们去玩。但我没有写过文艺作品，因为学生闹的乱子相当多，学校行政工作也相当繁忙，我就无意管其他的事。不过新月社这班人我都认识。我好像在戏院后台，看演员们在前台怎样演唱，又怎样化装、改装和卸装。

我对陈独秀、周作人、鲁迅等人都很熟。他们都与北京大学有密切的关系。

有人说北京大学好比是梁山泊，我说那么我就是一个无用的宋江，一无所长，不过什么都知道一点。因为我知道一些近代文艺发展的历史，稍有空闲时，也读他们的作品，同时常听他们的谈论。古语所谓：“家近通衢，不问而多知。”我在大学多年，虽对各种学问都知道一些，但总是博而不专，就是这个道理。

徐志摩毕业于北京大学，以后赴剑桥大学研究。我于1922年在剑桥住了几个星期。常与哲学家罗素、经济学家开恩斯、政治学家拉斯基及徐志摩等晨夕相见，讨论中国文化问题。后来他回到北京大学讲英国文学。他的作品，看起来很轻松也很明白，当然以个性主义与自由主义为背景的。陆小曼则作作小品文章，谈谈恋爱。因为那时候女子刚从旧社会解放出来，也和青年男子一样，大家都想尝尝恋爱的滋味。

当时讲文艺后来变成共产党的文艺领袖的几位人物，如沈雁冰（茅盾）、郭沫若、丁玲诸人都是讲西欧个性主义与自由主义一派思想的。此外，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对当时社会的一切，感觉不满。

八、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文学革命是要把旧的思想重新估计其价值，并用白话文来表达思想，以科学方法研究问题。对内是讨论社会问题与思想问题，对外是输入西洋的文艺和思想。早期输入的西洋思想都是民主主义和人性主义。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和集体主义是后来的。在五四前后的中国，民生凋敝，政治腐败，无论何人都感不满，要说话的人们利用白话文作工具，来批评旧时代的社会思想和种种腐败的情形，觉得便利不少。例如已在前面说过的《阿Q正传》，就是批评绍兴政治上和社会上的黑暗面，对阿Q所受的苦难，表示同情。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利用狂人的心理，深刻地咒骂吃人的礼教。这类情形，若用古文来描写就不容易达意了。他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等白话文小说，都是攻击当时社会的腐败。至于明清时代的《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书也都是用白话文写的。由此可知用白话文来描写事物，不自今日始，不过把它的地位提高罢了。而提倡它的又是在我国学术界地位很高的北京大学，所以一经提倡，便全国风行。

当时一般反对旧思想的人们，因各有不同的背景和经验，所以反对旧社会的目的也不同。他们在政治方面的见解固然不同，即文化方面的见解也各异，大概根本上都受西欧个性主义的影响。人们用自己的意见，来批评社会，批评历史，这是早期一般人在文学上的表现。后来有人觉得文学革命既已成功，进一步便要讲革命的文学了。文学革命掉一掉头，便是革命文学。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问题就多了。所谓革命文学，就是要讲文学怎么样提倡革命。于是思想革命、政治革命、道德革命、家庭革命，五花八门的革命问题都来了。 

大家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说我们需要原则，要先提出主义来，然后照这个主义去研究问题。另一种说我们少谈主义，要先把问题解决，等到所有问题解决了，我们的目的也达到了。五四以后有一部分赞成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多谈问题少讲主义这一派。另一批人像李守常（大钊）、陈仲甫（独秀）等，则主张如要解决问题，必先提出主义来。要讨论一切问题，就该先定几个原则，主义就是原则。因此无形中成为两派：一派是专门研究主义。实际上专门谈问题也会引到主义上去的，专门讲主义呢？主义本身不能解决问题，最后还是讲到问题方面去。 

又有人说我们要用科学方法解决一切问题，科学应该笼罩一切。还有人说只讲科学是不够的，问题后面还有哲学。当时有一班人喜欢德国一派的哲学，于是讲科学的人们把德国哲学称为玄学。他们反对黑格尔（Hegelian）哲学、康德哲学。他们说这些是玄学鬼，应该打倒的，他们主张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一切问题。所以五四以后的学术界，有“问题与主义”的辩论和“科学与玄学”的辩论，其影响当时人们的思想很大。

自俄国文学流入我国，共产主义与阶级斗争便跟了进来。同时俄国又不断地宣传取消不平等条约，要平等待我，这是很有吸引力的，共产党以俄国的共产主义，和俄国的文学，渗透到学校里，再由学生们传到工厂和农村。他们充分利用所有的机会，用文艺作为宣传思想和战斗的工具。

五四以来的文学革命，增强了人民对于社会与政府的不满，为国民革命军铺了一条胜利之路，对于北伐顺利的成功大有帮助。其后之革命文学，也为共产党的策略和主义铺了一条成功之路。

九、台湾文艺界继承了西欧思想的遗产

现在台湾文艺作家们的作品，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根据以“五四”以来所主张的民主与科学；一个是根据社会上本来存在的事物，如家庭问题、社会问题等予以写实的记载，此即所谓自然主义。民主主义本来以人性的尊严，个人的自由为根据的，此即所谓个性主义。概括言之，台湾的文艺作品是根据个性主义和自然主义的。

18世纪启蒙运动的思想，对人类的尊严，人性的向善和民主政治的发展予以信心。自然主义看见实际社会里各种现象，予以客观的批评，和写实的记载。各种实际现象所显示的，虽不一定如启蒙时代对于人性之乐观，但亦不一定与启蒙时代人们所希望的相违反。人们各以自己所见据实写下来，不以主观的思想定事物之优劣。

“五四”前后所介绍进来的自然主义的作品，如法国都德之《最后一课》，莫泊桑的《项链》，小仲马之《茶花女》等等。

同时从俄国来的写实小说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爱娜卡琳》，朵斯妥也夫斯基的《迫害与患难》、《罪与罚》，都和法国的自然主义一脉相承的。

北欧来的易卜生的问题剧如《傀儡家庭》等，亦是属于自然主义派的。

民国十六年清党以后，共产党潜入地下活动，以写实方法，形容人民苦痛，倡为大众文艺，以布尔塞维克主义为师，而称之谓新自然主义。此新自然主义举例而论，可以茅盾之预祝共产党黎明将至之《子夜》（民国二十一年）为始，而以丁玲描写土改而得史达林奖金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民国三十七年）为止。这段期间可说是普罗文学全盛时期。……

十、台湾中国文艺作者今后努力的方向

现在台湾的文艺作家，为什么都是写实的，都是自然主义的？这就是以五四以来，受19世纪欧洲文艺作品的影响延续下来的。台湾文艺界中，当然也有习而不察，不知其然而然的人。因为他们是从大陆来的，本来是这样写，所以现在还是这样写。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要请台湾的文艺作家注意。近来所见文艺作品，大多数是从记忆方面来描述大陆的事情，这种作品写得不少了，成绩也很好。好多作品，确比在大陆时进步很多。举例而论，现在之《蓝与黑》与民国二十一年之《子夜》相较，其行文之技巧，组织之周密，今胜昔多矣。其原因在这二三十年来文艺界受欧化更深切而了解更透彻。中西两者融会贯通，如蜂酿蜜，蜜成而花不见了。此后应该把范围扩大，包括此时此地的材料，把台湾社会上的情形，研究清楚，窥知一般青年的心里需要什么？欣赏些什么？他们的烦闷和希望是什么？这都是现在的作家们应该知道的。只靠大陆的回忆来写文艺，或者躲在象牙之塔里，写些自己的幻想，似乎太狭窄一些。所以我希望在台湾写文艺的人们，跑进那努力生产、生气勃勃的农村社会里去，到工业化初期的徬徨歧路的城市里去看一看，以寻求了解，并指出正当的方向。这是我对于台湾文艺作者们的一个建议，正确与否，还得请大家指教。

好在台湾教育普及，识字的人多，人民勤俭，而且也很聪明，若是我们的文艺作品能够拨动他们的心弦，岂不是从事文艺的一条新路线！

这十几年来，我从象牙之塔的学府，走入了广大的农村，努力推动民主与科学，使从草根里滋长起来。幸得政府的鼓励，同仁之合作，友邦之资助，民众的拥护，使民主政治、生产技术，深入民间，且能使食物生产与人口迅速增加的竞赛中，一时不致落后。窃自欣幸。回忆曩昔服务学府时，正值我国思想极度动荡之际，自“五四”以来，又是我所亲身经历的，所以我提出来讨论一下，作个抛砖引玉的尝试吧！

（原载1961年5月4日中国文艺协会出版《中国文艺复兴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