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来讲，如果要使自己的文章有广泛的影响力，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有敏锐的思维和洞察一切的观察力，认清时代的方向和人民群众特别是知识界跳动的脉搏，出一言而为千百万人热情高呼，发一论而使全国人赞不绝口；二是具备较深的文化根底和压倒一切的表达能力，能够用大众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吸引读者，成为读者心目中的“上帝”。这两条，梁启超都是具备的，尤其是他在二十世纪初逐步形成的“新民体”，以半文半白、通俗流畅、热情奔放又富有哲理的语言，在讲问题时夹杂着煽情，读后往往让人拍案而起。这里不妨欣赏他《少年中国说》中的一段文字：

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如夕阳，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此老年与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梁启超曰：人固有之，国亦固然。 

这样一连串的排比，形象而生动的比喻，优美而富诗意的文字，对读者当然有巨大的感染力。请再读《说希望》中的一段：

希望者，制造英雄之原料，而世界进化之导师也。……希望者，人类之所以异于禽兽，文明之所以异于野蛮，而亦豪杰之所以异于凡民者也。亚历山大之远征波斯也，尽斥其所有之珍宝而以遍赐群臣。群臣曰：然则王更何有乎？亚历山大曰：吾有一焉，曰“希望”。夫亚历山大之丰功盛烈，赫然照烁于今古，然其功烈之成立，实希望为之涌泉。宁独亚历山大而已，摩西之出埃及也，数十年徘徊于沙漠之中，然卒能脱犹太人之羁轭，导之于葡萄繁熟蜜乳馥郁之境。摩西之能有成功，迦南乐土之希望为之也。……自古之伟人杰士，类皆不肯苟安于现在之地位，其心中目中，则有第二之世界，足以餍人类向上求进之心。既悬此第二之世界以为程，则萃精神以谋之，竭全力以赴之，日夜奔赴于莽莽无极之前途，务达其鹄以为归宿，而功业成就之多寡，群治进化之深浅，悉视其希望之大小为比列差。盖希望之力，其影响于世间者固若是其伟且大也。 

这种政论文章，拨之历史，掺入典故，以古论今，文白相间，深入浅出，绝无板起面孔训人之意，也无故弄玄虚哗众取宠之嫌，使读者在轻松自如中接受了梁启超的观点，给人以美的享受。

晚清的文坛，是一个多变而争雄的时代。就文体来讲，桐城派文体一度风行的局面已经过去，严复的汉魏风格则有一定的市场，章太炎古典而儒雅的文风也博得不少人的喝彩，但相比之下，都较梁启超要稍逊风骚。对此，亲临其境的吴其昌有一段中肯而富有诗情画意的评说，不可不读：

当年一班青年文豪，各家推行着各自的文体改革运动，如寒风凛冽中，红梅、蜡梅、苍松、翠竹、山茶、水仙，虽各有各的芬芳冷艳，但在我们今日立于客观地位平心论之，谭嗣同之文，学龚定庵，壮丽顽艳，而难通俗。夏曾佑之文，更杂以庄子及佛语，更难问世。章炳麟之文，学王充《论衡》，高古淹雅，亦难通俗。严复之文，学汉魏诸子，精深邃密，而无巨大气魄。林纾之文，宗绪柳州，而恬逸条畅，但只适小品。陈三立、马其昶之文，祧祢桐城，而格局不宏。章士钊之文，后起活泼，忽固执桐城，作茧自缚。至于雷鸣潮吼，恣睢淋漓，叱咤风云，震骇心魂；时或哀感曼鸣，长歌代哭，湘兰汉月，血沸神销，以饱带情感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洋洋万言，雅俗共赏，读时则摄魂忘疲，读竟或怒发冲冠，或热泪湿纸，此非阿谀，惟有梁启超之文如此耳！ 

这段评论，妙在能从晚清的大文学环境中，通过众多文豪的比较，十分形象而深刻地指明了梁启超新文体的特点和别人无法代替的历史地位，比较客观、公允，令人信服。在二十世纪初年，梁启超的确是“舆论之骄子，天纵之文豪”。后来随着辛亥革命的发生，其政治地位在人们心目中一天天地下降，其文章的影响力有所减弱，但还是有很大的市场。特别是他晚年告别官场后，潜心写出的一大批学术论著，在史学、文学、哲学、教育学、新闻学等方面都有新的建树，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宝贵财富，一直为人们学习、研究，并从中汲取丰厚的养分。从这个角度讲，梁启超的文章是永垂不朽的。

梁启超一生的学术研究，都以史学为根基。他无论是研究哲学、文学、佛学、教育学，还是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新闻学、图书馆学，都融合了深厚的历史素养，所以了解梁的史学观是探讨其学术成果的一把钥匙。梁启超治史善于创新，敢于发前人所未发，善于通古而讽今，于史学理论、史学方法、中国史、世界史、文化史、政治史、宗教史、学术史等方面都成果卓著，是近代新史学的开创者。

早在1902年，梁启超就发表了《新史学》一文，对传统史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对将来的“史学革命”勾画了诱人的蓝图。1921年，梁启超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比较系统地展现了他的近代新史观。1923年，梁于清华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时，史学理论已经独成一体，一直到今天还有很大的影响。梁启超特别强调历史研究的目的性，也就是要有明确的指导思想。他认为研究历史的目的正确而高尚，则事半功倍，于学术、于社会都有益；反之，则费尽心力，却不会有好的效果。他明确指出：“无论研究何种学问，都要有目的。什么是历史的目的？简单一句话，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 在强调历史研究的目的性的同时，梁启超特别重视史家的自我素质。在他看来，如果研究者不具备德、学、才、识四种修养，就不可能获得有价值的学术成果。在这点上，他继承和发展了刘知几、章学诚的基本思想。刘知几提出史家必须有才、学、识，张学诚后来又加了一个“史德”，可惜他们缺乏详细而深刻的论述。梁启超则将四者融会贯通，而且又进一步地发展，更之为德、学、识、才。所谓“史德”，就是心术端正，忠于史实。梁认为这一点最重要。如果对于历史不能公正、客观、准确地去记述，对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不能真实地去评论，则失去了历史研究的意义，而且有害社会。作为史家，公正的良心，求实的态度是起码要求。所谓“史学”，指史家的学问，即治史所需要的广博的知识。梁认为研究历史所需的知识非常广，类凡哲学、文学、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科技、法学等都要有一定的修养，而且历史研究不可急于求成，要有超人的刻苦精神，日积月累，循序渐进。最好先从专门史做起，一步一步扩展。所谓“史识”，就是敏锐的观察和分析能力。历史无法实验，只能靠观察思考，特别是联系起来综合分析，由局部到全局，再从全局到局部，举一反三，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还要有怀疑精神，敢于标新立异，敢于提出新的见解，敢于自我否定，一心一意追求真理。所谓“史才”，就是治史的技巧。梁偏重于写作方法，他认为方法不当，同样写不出好的著作。所以合理的剪裁、科学的编排、得心应手的文字表达能力以及高人一筹的研究角度都是不可少的。而且，再好的天赋，也必须多读书，勤用脑，多抄录，才会取得成果。针对自己做学问多而缺少某一点的高、精、尖的研究，梁启超尤其强调少作而求精的原则。总之，梁是把德、学、识、才融为一体，全面而准确地进行历史研究的。同时梁还提出许多相关的理论问题，目的是揭示隐藏于历史事实中的真理。在他的眼里，一个好的史家，不仅要说明历史事件和众多人物之间的关联，而且要讲清历史变化的因果关系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因果关系，特别应该从社会特性、社会心理和个人性格等方面去解释，这样，史学研究才有意义。

让人钦佩的是，梁启超运用自己的理论建构，躬身实践，写出了一批史学专著，包括中国史、世界史和人物传记等许多方面著作。

梁启超一直想写一部中国通史，他任教清华大学的时候，一有空就撰写“五千年史事鸟瞰”，现存的《中国历史上之民族研究》《太古及三代载记》《春秋载记》《战国载记》等，就是当时的作品。梁从中华各民族的产生、相互关系、文化特征、社会风貌等许多方面，论述了中国上古史的演进历程，的确有许多独创性。但由于计划过于宏大，梁启超的社会活动又繁多，再加上英年早逝，终难成就一部通史。不过，梁本人即是近代中国历史的经历者和见证人，又极喜欢对许多人和事发表评论，应该说在中国近代历史研究方面，梁硕果累累。无论是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还是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他都有极中肯的评论。戊戌政变发生后一年，梁就出版了《戊戌政变记》，详细论述了变法的历史背景、原因、过程、政治倾向和成败得失，是难得的研究专著和史料书。1922年，梁启超应《申报》之约，写了《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十分精辟地论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演变，可以讲是研究这半个世纪历史的总纲，其中许多观点仍被今天的研究者所采用。由此可见，梁的史学研究总是离不开现实跳动的脉搏。

梁启超还曾有著世界通史的雄心，但未真正付诸实践，现仅存残稿十五页。他的有关世界历史的评论，多散见于一些札记、短文和某些专题研究当中，其出发点一是针对中国的现实问题，唤醒国人，奋起救亡；二是抒发他的政治观点，宣传改革和向西方学习。所以，梁的世界史论著充满了政治色彩和现实感，时代性多于学术性，就内容而言，则主要包括一些国家的灭亡史、反侵略史和伟人的生平传记，如《波兰灭亡记》《朝鲜亡国史略》《越南小志》《越南亡国史》《日本吞并朝鲜记》等。这些著作以血泪交织的语言、痛心疾首的情调，通过评说这些弱国的亡国史，来激发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和救亡决心，感染力很强。而《斯巴达小志》《雅典小史》等则为了论述向西方学习的重要性。《匈牙利爱国者葛苏士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玛志尼、加里波的、加富尔》《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英国巨人——克林威尔传》等，评论的重点放在了民主自由上。至于有关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传记，基本是借助古人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梁启超所著的中国历史人物传记，影响较大的有1901年出版的《南海康先生传》和《李鸿章——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1902年的《张博望班定远合传》和《黄帝以后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1904年的《明季第一重要人物袁崇焕传》和《中国殖民八大伟人传》、1905年的《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1908年的《王荆公》以及1911年的《管子传》。这些传记的传主基本上都是改革家或对中国历史进程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其事迹对晚清的社会变革有明显的现实意义。在写法上梁启超也有重大突破，第一，不求全，突出重点，择取历史人物一生中几个闪光点或最有影响的事件，或带有开创意义的思想，深入评述，详加论证；第二，叙论结合，叙中有议，议中叙事，既可了解人物的活动，又能悟出其为什么有这样的思想和行动；第三，不是为了写人而写人，而是知人论世，将历史人物放在特定的时代即特定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中加以分析，并触及其个性、思维、家庭、人际关系等，把人与社会及家庭沟通起来，使历史人物不仅有历史感，而且栩栩如生。总之，梁启超笔下的这些历史人物都个性鲜明，自成一体，读来有思想性、哲理性、趣味性，形象逼真，打动人心。这种人物研究套路，在今天也有可借鉴的地方。

梁启超在文学方面的成就比史学要少得多。虽然他写过小说，发表过一些文学史著作，如《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陶渊明》《桃花扇注》等，但影响面有限。梁在文学上最受后人关注的是大力宣传的“小说革命”和“诗界革命”。

中国传统的文学理念是“文以载道”“诗以言志”，诗文是治国平天下的上乘之作，小说则是下流的东西，“诲淫诲盗”，不足挂齿。在中国古代，直至鸦片战争后的半个多世纪，小说毫无政治地位。1902年，梁启超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向传统的文学观发起了挑战。他从造就新国民、革新旧政府、创建新道德等方面，形象而生动地阐述了小说的巨大社会功能，提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他用“熏”“浸”“刺”“提”四个字来概括小说的神奇效应。所谓“熏”，就是小说如烟雾一样，无孔不入，使人处于其包围当中，无法逃脱其感染；所谓“浸”，就是读小说时被其浸化，与小说的主人公同欢乐，共悲苦，完全融合在了一起；所谓“刺”，就是受小说中的人物、事件、社会境况所刺激，当头棒喝，意味无穷；所谓“提”，就是通过读小说来提神，提高思想认识，领略人生哲理，顿悟经国治世之道。教主如果能够运用小说这“四道”，必可以立新教派；文学家如果可以通其中的“一道”，就会变为大文豪，通其中“四道”，则有可能成为文圣。把此“四道”用于善事，“可以福亿兆人”；用于恶事，“可以毒万千载”。“可爱哉小说！可恶哉小说！”梁启超甚至认为，中国要想新国民，创造新宗教，建设新道德、新政治、新风俗、新人格，首先必须创造新小说。他的结论是，“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梁启超这种以小说改良社会的观点，在晚清有较大的影响。一些有地位的文学家和评论家纷纷发表文章，肯定小说的社会作用，呼吁大力创作新小说。夏曾佑发表的《小说原理》，徐念慈的《我的小说观》，吴趼人的《月月小说序》，严复的《译印政治小说序》，黄摩西的《小说林发刊词》，以及在当时颇有影响的《论小说与改良社会之关系》《中国历代小说史论》等论文，进一步发挥和完善了梁启超的观点，同时还从不同的侧面论述小说的发展趋势，分析小说内在的变化规律，有人甚至从小说的语言表达方式、叙事结构和出版发行等方面指明了目前小说存在的问题和改进的方向。从中国小说发展的历程去看问题，真正从理论和实践上清楚地论述了小说的社会地位并推进小说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的，是二十世纪初年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这一批激进的新型知识分子。1905年前后出现了一批职业的小说作家，涌现了十多种专门刊登小说的杂志，如果再加上其他杂志和报纸开辟的小说栏目，则小说的创作已经相当可观。与此同时，还有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被翻译。梁启超也身体力行，亲自投入小说的创作与翻译的工作中，比较有影响的如《佳人奇遇》《新中国未来记》《世界末日记》《俄皇宫中之人鬼》《十五小豪杰》等。这些小说虽然充满了赤裸裸的政治说教，艺术水平也比较低下，但却推进了晚清小说的繁荣，如果将其置于中国小说发展的长河中去考察，则开创了中国小说发展的新阶段，为五四运动前后以及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小说的大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可以说，梁启超对近代中国小说的开创之功是无法抹杀的。

在诗歌领域，梁启超也是一位激进的改革者。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梁启超和好友黄遵宪、谭嗣同等就发起了一场不大不小但颇有影响的诗界改革运动。他们的基本观点可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诗歌要为现实的社会政治服务，反映新事物、新思想、新生活，要抨击旧事物、坏传统，成为引导人们奋发向上的号角，那些泥古守旧、无病呻吟、咏花歌月的诗歌，要坚决反对；第二，形式要自由活泼，不拘一格，不专一体，“吾手写吾口”，内容和形式相比较，内容是第一位的，形式应服从内容；第三，诗歌创作要敢于吸收新传来的外国文化，从形式到内容都应该大胆引进。在这种诗歌创作理论的指导下，戊戌维新时期的诗坛上涌现了一批反映民族危亡、歌颂民族英雄的爱国主义诗篇，或反映社会矛盾、民间疾苦，批评当道，呼吁改革的批判现实主义的优秀诗歌，反映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和思想文化的诗篇，其中有不少新思想、新意境和新名词，使中国传统的诗歌创作出现了生机和活力。从中国诗歌发展史的演进轨迹去历史地看问题，梁启超等人倡导的这场诗界改革运动，其成果是主要的，开创了中国诗歌发展的新篇章。晚年梁启超著《饮冰室诗话》，对“诗界革命”的重大意义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认为是“中国有诗以来所未有”，同时对当时有影响的诗人如黄遵宪、谭嗣同、夏曾佑、严复、吴德潇、蒋观云、林旭、刘光第、汪笑侬、丁叔雅、康同璧等作了详细评说，还收入了每个人的代表性诗篇，并逐一介绍。梁清楚地认识到，戊戌时期诗歌改革最成功的地方是反映现实，呼吁变革，推动了维新变法。但他也认识到在形式的改革上很不成功，于是提出写诗应该以旧形式表现新内容，也就是“旧瓶装新酒”，“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显然，梁启超的反思，有合理的一面，这就是戊戌时期在诗歌改革上没有解决形式上的更新问题，仅引用一些新名词，解决不了问题；也有失之偏颇的地方，即只讲内容改革，不注意形式的改良，也不可能有真正的“诗界革命”。所以，梁启超的诗歌改革理论虽然有创新，但有较大的局限性，系统性和深度皆显不足。这种理论上的浅层次性决定了梁的诗歌创作一般化，难以写出有口皆碑的力作。

梁启超一生创作的诗歌近两百首（《饮冰室合集》收录诗一百四十七首，词四十三首）。抒情是全部诗歌的灵魂，当他思念亲人的时候，当他忧国忧民又无计可施的时候，当他政治上遭受挫折的时候，当他置身美好的大自然而心旷神怡的时候，当他踌躇满志、发愤为雄的时候……他定以诗歌来抒发他的情感。不过，梁启超写的诗虽然多情，但目的性非常强烈。从他的诗歌当中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他的政治追求、思想动向和情感走向。粗略归纳一下，梁的诗歌大体有三类：一是诗中有国、有民、有政治，反映了梁启超爱国、救民和对真理的追求；二是以诗鞭策和激励自己，使梁启超在生活的海洋里永远迎浪搏击；三是通过诗歌来表达对亲人、朋友的真情厚意，或赞颂大自然的质朴，寄托自己的向往。总之，欣赏梁启超的诗歌，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有一种亲切感。

在诗歌创作的体例和风格上，崇尚自由的梁启超信奉的是一种自由体。他有时按传统的诗词格律作句；有时则用自由体信手写来；有时用词典雅深奥；有时却全是大众白话；有的诗歌多达千言乃至数千言，像一篇小论文；有的则只有数句，是古代绝句的再现。梁启超完全是跟着感觉走，随心所欲，不拘一格。他是诗歌的主人，而绝非其奴隶，他创作的诗歌自然而然地被赋予了一种奔放肆意的新鲜感。

梁启超对思想史和学术史的研究，习惯于抓先秦和明清两头，其成就也自然集中在这两个时期。

对于思想史，梁启超侧重研究政治思想，尤其是先秦时期的政治思想。究其原因，一是梁认为“政治是国民心理的写照”，好的国民政治心理会造成好的社会、好的国家；坏的国民政治心理则有害社会，贻误国家。既然政治心理决定着社会和民族的走向，研究社会变迁首先需要考察政治思想。二是梁觉得春秋战国时期是体现中国思想面貌的关键阶段，这期间“百花齐放，万睿争流。后来从秦汉到清末，二千年间，都不能出其范围。”“若研究过去的政治思想，仅拿先秦做研究范围，也就够了。” 

梁启超对先秦政治思想的总体描述是：四家，即道家、儒家、法家、墨家；四大潮流：即无治主义、礼治主义、法治主义、人治主义；以及四个特色。所谓四个特色，第一，中国人深信宇宙间有一定的自然法则，把这些法则运用于政治领域，便是最圆满最理想的政治思想。自然法则的代名词是“天”，老子讲“道法自然”，孔子讲“天垂象，圣人则之”，墨子讲“立天命以为仪式”，都是呼吁顺天行事。第二，君权神授，君权无限。无论道家、墨家，还是儒家、法家，在叙述国君的权限和职责上虽有这样那样的差异，但都认定帝王的绝对权威，并披着一层神秘的外衣。第三，中国人对理想中的国家和社会都有非常美好的描写，从“小康”到“大同”，无不令人神往，但如何达到这一境地，并无具体的方法、步骤，所谓的政治理想和建国方案都变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乌托邦”。第四，中国人讲政治总以“天下”为最高，国家只是受其制约下的某个朝代，“天下”又是何物，抽象而不可即，最后还得落到为现政权效劳。儒家讲的“以天下为一家，中国为一人”，以及“治国平天下”；道家宣扬的“以天下观天下”；法家声称的“以天下治天下”；墨家所说的“天兼天下而爱之”；都是“以天下为己任”。以上四个特点，决定着中国人的政治思维。

梁启超还具体分析了道家的无治主义、儒家和墨家的人治主义、儒家独创的礼治主义和法家的法治主义，指明了各自的积极意义和消极方面。他的结论是，无论是“无治”“人治”，还是“礼治”“法治”，都是服务于封建专制统治的，都是先秦思想家寻求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一种特定的方案。后来的封建统治者对这些方案权衡利弊后，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什么有利就取什么，或者交替用之，合而采之。因此，先秦以后的政治思想，既非“法治”，也不能讲是“礼治”，统治者能达到的最高标准，就是在“君主统治之下，行民本主义之精神”。究其原因，当然可以找出很多，就政治思想理论而言，在于先秦的政治学家只讲明了“政在民政”“政以爱民”，没有涉及如何才能实现“民政”，如何才能达到“爱民”的具体做法。梁启超指出：“徒言民为邦本，政在养民，而政之所从出，其权力乃在人民以外。此种无参政权的民本主义，为效几何？我国政治论之最大缺点，毋乃在是。” 这种看法，触及到了先秦政治思想的要害，也揭示了中国政治思想的致命弱点。梁启超在《先秦政治思想史》一书中反复论述这种观点，正是为了找出一种补救的办法，一种能够真正达到“of the people（政为民政），by the people（政由民出），for the people（政以为民）”的合理的理论框架和实施方法。显然，梁启超的先秦思想史研究是用现代理念重新诠释古人思想，所以新意迭出，入木三分。在研究先秦思想的同时，梁启超十分注意对明清、特别是清代思想的研究。他把中国思想的发展分为六个时期：一是先秦的奠基时期；二是两汉的儒学大一统时期；三是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思想大裂变时期；四是隋唐的中外思想融合和复兴时期；五是宋元明的理学兴盛时期；六是明末和清初的思想转化启动时期。作为中国思想转化的启动时期，梁启超特别注意对明清之际特定的社会背景的考察，他具体列举了这一时期思想活跃进步的四方面原因：一是理学在明末空谈“性理”，脱离实际，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厌恶，已经走到了末路。许多有识之士，反理学之道而行之，兴起了一股注重客观现实的新学风。二是西方耶稣传教士的到来，带来了一些西方的天文、数学、地理、哲学和历史方面的知识，给中国思想界注入了新的血液。三是学术界有一批人不和清廷合作，具有“反满”意识，不参与政治活动，一心扑在学问上，产生了不少新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思想。四是社会逐步安宁，康熙皇帝思想开放，了解一些西方文化，又提倡学术研究，“自然能令思想界发生好影响”。这几方面的相互制约，使明末清初涌现了一批有影响的思想家，也产生了一些有价值的思想观点。从这种广阔的思想文化背景出发，梁启超具体研究了二十多位代表人物，并分析了他们的思想特点、文化传承以及对后来思想界的影响。梁启超这种以先秦和明清为两大重点的思想史研究方法，特点鲜明，成果也颇丰盛。

在学术史的研究上，梁启超也是抓两头带中间，用力最多的是先秦和清代学术。他把先秦学术当作一个时代，研究的范围相当广，涉及的学术流派也相当多。目前留存的《先秦学术年表》和《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两部论著，在学术界影响甚广。前者通过年代、人物、事实及各学派的相互传承关系列了一个大表，先秦学术变迁和有影响的学者尽收眼底，并有必要的考订，为我们研究春秋战国时代的学术史提供了方便。后者为一部专著，着重分析老子、孔子、墨子三派学术的演变过程和思想特点，同时描述了各派学术的第一代、第二代乃至第三代的衍生规律，提出了许多新观点，颇有见地。遗憾的是梁可能是社会活动太多，没有将这部专著写完。

比起先秦学术来，梁启超的清代学术研究就丰厚多了。他的《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既是拓荒之作，又是学术界公认的不朽名著。《清代学术概论》写于1920年，仅半月即成书。梁启超的好友蒋方震，是和蔡锷齐名的清末民初的著名军事家，考察欧洲归来后，著有《欧洲文艺复兴与时代史》，请梁作序，梁认为清代的学术思潮有许多地方与欧洲文艺复兴相似，写序时按启蒙期、全盛期、蜕变期大加发挥，广泛评说，思如泉涌，无法止笔，一下子写出五万多言，已不成序，遂单独成书，名《清代学术概论》。蒋方震反过来又为梁作序。蒋在序言中一方面肯定了梁此书的功力深厚，论辩超群，具有启蒙意义；另一方面又提出了晚清科技意识不浓，致用学风不够，“人欲”无法自由发挥及西方文化难以在中国立足等问题，梁在书中都没有透彻地加以解释。从总体上看，《清代学术概论》仅是一部纲要式的论著，很多问题提出来了，但未加展开，可补充的东西当然不少。但这毕竟是有关清代学术的第一部专著，而且高屋建瓴，挥洒自如，描绘出了清代学术的基本走向和特点，后来的学者，基本是按照这部书的框架去研究清代学术的。

如果说《清代学术概论》是有关清代学术的一部纲要，那么《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则是内容详尽、论述比较周详的通史了。后者近三十万字，从明代的最后二十年讲起，到1920年为止，恰好三百年。梁之所以不起名清代学术史，而名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理由是：晚明的二十年，已经为清代的学术打下了基础，可以讲是清代学术的先河；而民初的十多年，应看作清代学术的结束和蜕化。这一时间段正好三百年，可以定为一个历史时期。不难看出，梁启超的这种划分，是力求清代学术的完整性。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主要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继续《清代学术概论》中分启蒙、全盛、蜕化三个时期的做法，来详细探索清代各阶段学术相互转变的原因；二是用大部分篇幅评述清朝有一定影响的学派及代表人物和典型作品。通观全书，有三方面尤为突出：一是书中明确提出了清代学术的主流是厌倦主观的理性思考而注重客观的实际考察，也就是“排斥理论，提倡实践”；二是书中对明末清初启蒙时期向汉学大兴的全盛期转变的原因分析得深入透彻，入情入理，令人信服；三是结合梁启超自身的思想特点和多数知识群体的心态，将光绪年间新学术思潮的起因和基本格局描绘得惟妙惟肖。总之，后来的有关清代前后三百年的学术史著作都没有超出这部书的水平。

梁启超一生与佛学结下了不解之缘。戊戌变法前后，他就呼吁人们学佛、信佛，希望把佛学变为维新派从事政治变革的精神武器。晚年，随着政治上的失意，精神上的匮乏，梁启超对佛学简直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1922年在南京讲学期间，梁定期到支那内学院听欧阳竟无讲佛。他在致儿女的书信中，不仅把佛学誉为“宇宙间唯一真理”，而且要他们也经常念佛。如有闲空，梁还和夫人一起念经求佛，以解脱心中苦闷，寄托无限情思。不过，梁醉心于佛学并把佛学研究紧密结合在了一起，其信佛的过程就是他钻研佛典的过程。梁在中国佛学史、佛经的翻译和佛学理论的研究上都独辟蹊径，成绩显著，为世人称道。

关于中国佛教史，梁启超写下了《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佛教教理在中国之发展》等论著，研究的重点放在了两晋和隋唐时期。因为在梁启超看来，前者是佛教在中国的确立期，后者是进一步建设期。佛教为什么能在中国确立，梁归之为特定的思想文化变迁和社会动乱两大原因。春秋战国时期空前活跃而成果辉煌的思想界，经秦统一之后很难向前发展，汉武帝独尊儒术后更杜绝了学术争鸣，文人学者或在儒学中人云亦云，或进行一些方术式的雕虫小技的评介，国民之“学问欲”被压制，难以发挥。当他们接触到佛学后就立刻感觉到新奇解渴，可以在这片新的天地，忘我地钻研。再加上东汉之后社会动荡，人民生活不得安宁，失望悲观而企求精神解脱成了一种时代的追求，佛学恰好适应了这种大众要求，和民众的心态一拍即合，从而迅速发展起来。与此同时，在两晋还涌现出了一批很有学术造诣的高僧，努力将佛学理论和中国文化相融合，自然为佛学的广泛传播铺平了道路。到了隋唐时期，在一批佛学研究者的努力下，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又行之有效的佛学理论体系。梁启超认为，佛学在中国传播的过程就是不断创新的过程。两晋时期佛学理论已有不少新的创建，但还不能真正形成适合中国人的新理论体系。隋唐时，尤其是经过高僧玄奘的终生努力，使佛学理论异彩纷呈。如果说两晋时的道安是佛学在中国传播的园艺师，那么，玄奘则是佛学理论中国化的思想理论家。新的理论一旦确立并行之有效，就会风靡全国。唐朝之后，佛教理论没有多大建树，佛教也渐渐衰落下去了。梁启超考其原因有三：一是禅宗获得统治地位后，其他诸宗难有立足之地，一花独放，自然失去了进取的生机；二是儒佛逐渐合流，一些儒生窃取佛学的只言片语，自立门户，互相排斥，佛学被纳入了儒学的固定框架当中，死气沉沉；三是佛界乏才，难得水平极高的高僧，佛学理论无法发展，反而倒退，想使佛教重现辉煌，很难实现。因此，宋元以后，直至明清，佛教一直在走下坡路。梁启超对中国佛学历程的这种概述，极其深刻而合乎历史实际，他的这些观点基本被后人所接受。

关于佛经的翻译和传播，梁启超的研究具有开拓意义。他在不少论著当中详细考察了东汉至隋唐七百年间佛经翻译的过程、特点、代表人物、成就、存在的问题以及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等，俨然在叙述一部佛经翻译史。据梁的统计，东汉至唐开元年间，从事译经的主要人物有一百七十六位，翻译佛经二千二百七十八部，合七千零四十六卷。如果从译经的内部变化及不同特色来分阶段，又明显地分为东汉至两晋、两晋至南北朝、唐贞观至贞元三个时期。佛经翻译的过程就是中印文化交流的过程，也是佛学对中国文化潜移默化的过程。梁启超认为，这种文化融合对中华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中国文化更加丰富多彩了。仅就文学方面来讲，佛经至少对中国有三大影响：一是扩大了汉语的词汇，注入了许多新名词；二是使汉语的语法和文体发生了某种变化；三是影响了中国的诗歌、小说和散文创作。总之，佛经与中国文化的联系是极其丰富而令人鼓舞的。

关于佛学理论的研究，梁启超用力最深。梁的信佛和一般平民百姓的拜佛不同，他不是用迷信来解脱自己，而是用新的理念来重新塑造自己的人生观，解决心灵深处的疾苦，构筑新的思想理论体系。在梁的头脑里，“佛教是建设在极严密极忠实的认识论之上。用巧妙的分析法解剖宇宙及人生成立之要素及其活动方式，更进而评判其价值，因以求得最大之自由解放而达人生最高之目的者也。” 这种高层次的理性探索，使梁启超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概而言之，其要点包括：第一，从认识论出发的因缘观；第二，从发挥人的持续不断创造力为出发点的业与轮回观；第三，以奉献为终身目的而寻求解脱的无常与无我观；第四，实现人生真正自由而步入最高境界的解脱与涅槃观。1922年，梁启超在清华大学讲课时，对佛学理论又作了新的解释和概括，提出了佛学就是心理学的新观点。在梁看来，佛教本身就是一种心理修养，它是通过各种人生的哲理并杂以不少玄学，再结合现实生活来规劝世人如何做人，如何解除烦恼，从而达到一种“无我”的生活境界。这种规劝，就是在做思想工作，就是针对人的特殊心理定式加以循循诱导。佛教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信奉，其原因是很复杂的，但其中重要一条是抓住了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相互竞争、相互争斗、相互欺压并产生无限悲哀、无限烦恼，渴求超脱这一“苦海”的共同心理，并提出佛教能给凡夫俗子指出了一条走向彼岸“极乐世界”的道路。尽管“彼岸世界”是虚无缥缈、可望而不可即的，所选择的道路又是艰难而有时会误人子弟的，但越是虚幻的东西，有时则越能吸引人，越符合众多民众尤其是对现实不满、失去自由的人们的心理需求，越能给心中充满苦闷的善男信女求得精神上的解脱。佛教迎合了一大批人的心理需求，这些人自然会去吃斋信佛。所以，梁启超讲佛教是一种心理学是很有道理的。总之，梁启超的佛学研究是充满新意的。

文化研究中的新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