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蕙仙一共生育了四个子女，除长子夭亡外，还有长女思顺，次子思成和次女思庄。梁家是个大家族，无论是在日本流亡期间，还是回国定居以后，李蕙仙都竭力操持家务，保持家庭的和谐与稳定，使家真正成为梁启超或入仕或读书的坚强后盾和温暖港湾。

梁家素有家教之传统，李蕙仙亦十分重视儿女的成长。她教子严格，同时又勤奋好学，带头做儿女们成才的榜样。吴荔明在《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一书中曾这样描述道：“她年近半百还要孩子们教她英文，她每天在自己的屋里吃早点……吃完饭后就稍休息一会，然后开始念英文，她非常认真地高声朗读中西女中的英文课本，据妈妈回忆，婆（指李蕙仙）的发音虽带些贵州调，但还是能听得出是英文，也听得懂是什么内容。” 不仅如此，她对于一些新鲜事物还兴趣极浓，在日本生活期间，不顾自己是缠足，学会了骑自行车，并乐此不疲，给全家带来了许多欢声笑语。

养猫是李蕙仙的一大爱好，尤其是从日本归国后，梁家生活日趋稳定，在她的带动下，养猫成了梁家老老少少的一大兴趣。这一嗜好从她身上传给了几乎所有的儿女，又传给了第三代，以至于梁家被誉为“爱猫家庭”。吴荔明教授讲过一件趣事：1981年，梁家子女决定回新会老家探望，当他们在机场候机时，吴荔明的五姨梁思宁给吴荔明买了一盒糖，吴荔明说：“我又不是小孩子，不好意思。”梁思宁却说：“我不是送你糖，是送你这个糖盒子。”原来，糖盒子上面印有三个可爱的小花猫。“爱猫家庭”由此可见一斑。

1915年，李蕙仙患乳腺癌，手术之后，在家休养。1924年春，病复发，癌细胞扩散，难以治疗。此时，正值梁思成与弟弟梁思永赴美留学前夕，他们兄弟俩挂念母亲病情，想等母亲病愈之后再出国。弥留之际的李蕙仙又何尝不希望和儿子们多厮守一些时间啊！她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病情，病魔随时都有可能将她和家人永远分开。但她却没有那样做，而是微笑地宽慰孩子们，让他们放心远行，不要因挂念自己而耽误学业。在含泪送别亲爱的儿子们之后不久，李蕙仙病情恶化，于1924年9月13日病逝。一年后，梁启超满怀着无限的眷恋与悲痛之情，将这位与自己生活了三十多年的“闺中良友”的灵柩安葬在北京香山卧佛寺东面一处风景秀丽、幽深宁静的小山上。

王桂荃虽然是梁启超的第二位夫人，但却是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产生爱慕之情而自然结合在一起的，是真正意义上的“爱人”。

王桂荃是四川广元人，又名来喜，出生于1886年。王桂荃的童年非常悲惨，尚未尽情享受童年的幸福与欢乐，悲剧就不断向她袭来。先是母亲早逝，继母借口她命硬，是父母的克星，经常虐待她，动不动就不给饭吃，还拳打脚踢。四岁时，父亲又不幸抱病而亡，继母进城办丧事，账房先生乘机把家产席卷一空，还将她卖给了人贩子。从此以后，年幼的她先后被转卖了四次，其间所受的折磨与痛苦更是令人难以想象。后来，她被卖到了李蕙仙的娘家，转机发生了。1894年，李夫人回家探亲，见她年龄虽小，但聪明伶俐又勤快，便把她带到梁家作贴身丫鬟，并取名桂荃。从此年幼的王桂荃走进了梁家，这一进，就是七十年，直至1968年病逝于北京。

在梁家，王桂荃是一个既特殊又极重要的人物。说她特殊，单从梁启超及孩子们对她的称谓中就可见一二。在李夫人生前，梁启超一般称她为“王姑娘”“王姨”，孩子们则称李夫人为“妈”，而称呼她为“娘”，孙辈则称呼她为“婆”。说她重要，不仅在于她悉心照料梁启超，使他能安心工作和做学问，让家始终是他温暖的避风港，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而且在于她以其忍耐、刻苦、上进的性格和无限的爱心精心哺育、培养梁家的每一个子女，成为大家庭中一个难得的协调者，并在李蕙仙、梁启超先后去世后，勇敢地挑起了撑起梁家的责任，在带领梁家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维系着梁家的声誉与稳定的同时，还想尽一切方法，将儿女们全部培养成学有所长的有用之才。

对于王桂荃在梁家的重要作用，数十年后，梁家的子孙们在“母亲树”前的纪念碑上深情地写道：“王夫人豁达开朗，心地善良，聪慧勤奋，品德高尚。在民族忧患和家庭颠沛之际，协助李夫人主持家务，与梁氏共度危难。

梁启超的子女中，一共有九个长大成人，除思顺、思成、思庄之外，其他均为王夫人所生，他们后来都成为学有所长的有用之才。对于众多子女，无论李夫人所生，还是自己亲生，无论男孩，还是女孩，她都一视同仁。在孩子们的心目中，王夫人是勤劳善良和意志坚定的化身。她的努力也最终有了回报，不仅子女们全部有所成就，延续了梁家的声望，而且也获得了子女们无限爱戴和尊敬。梁思成虽为李夫人所生，但却对“娘”有着难以割舍的深情，他多次谈起幼时的一件往事：“我小的时候很淘气，有一次考试成绩落在弟弟思永后面，我妈气极了，用鸡毛掸捆上铁丝抽我。娘吓坏了，一把把我搂在怀里，用身子护着我。我妈正在火头上，一下子收不住，一鞭一鞭地抽在娘身上。我吓得大哭。事后娘搂着我温和地说：‘成龙上天，成蛇钻草，你看哪样好？不怕笨，就怕懒。人家学一遍，我学十遍，马马虎虎不刻苦读书将来一事无成。看你爹很有学问，还不停地读书。’她这些朴素的语言我记了一辈子。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马马虎虎了。” 

王夫人深爱自己的子女，她将子女们的健康成长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梁思庄十多岁那年，染上了白喉，住在医院里，生命垂危。王夫人日夜守护在旁，悉心照料，终于使思庄转危为安，病情好转。而此时的王夫人已经面目憔悴，几不能行。然而，更大的打击随即发生了，在思庄患病的同时，王夫人的亲生女儿也染上了白喉，由于忙于护理思庄而对她护理不周，年仅九岁的女儿不幸夭折了。失去爱女的王夫人几乎痛不欲生，但为了不影响丈夫的事业，也为了照顾儿女们，她强忍悲痛，依旧辛勤地劳作着，对子女们也愈加疼爱。这样伟大的母亲，孩子们能不尊重和爱戴她吗？

1929年，梁启超不幸去世，支撑全家的重担一下压在王夫人身上。尽管时局动荡，全家经济拮据，思宁、思礼等几个孩子尚年幼，但她丝毫没有畏缩，竭尽所能，维持着这个大家庭。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北平、天津旋即沦陷，梁家全家被拆散。梁思成、梁思永全家和梁思达都去了大后方，梁思顺、梁思庄仍住在北平，梁思懿在燕京大学读书，王夫人则带着思宁和思礼住在天津，只靠过去的一点积蓄和房租度日，还要缴纳孩子们的学费。1941年，思礼和姐姐思懿一起赴美国留学，思宁则去了解放区，而不久梁思庄也要带着女儿去大后方。昔日笑声盈堂、儿女满院的梁家，只剩下年近六旬的老人和空荡荡的饮冰室。当在火车站含泪送走身边的最后一个孩子时，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感笼罩着这位瘦小的老人。我们很难想象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日本统治下的天津时局是何等动荡，生活是何等艰难，但这一切都没有吓倒这位坚强的老人。在无数个孤寂的日子里，她总在默默地为远在四方的孩子们祝福，祝愿他们平安幸福，祝愿早日全家团聚。有一张照片很有代表性：瘦小的王夫人手抚着伏在窗台上的小猫，眼睛出神地凝视着前方，凄苦之情溢于言表。而透过这份孤独与凄凉，我们又分明清晰地体会到其中的坚韧毅力和无限憧憬。有梁启超，有那么多可爱的孩子在她的生命中，她永远都不会孤独。

抗战胜利后，梁家也重获团聚，之后的很长一段日子是王桂荃生命中最惬意的时光。她把天津老房卖掉，在北京西单手帕胡同买了一座小四合院，每逢节假日在京的儿孙们欢聚在此，尽享天伦之乐。她依旧过着勤俭的生活，终日劳碌，将自己的爱全部倾注在孙辈身上。吴荔明讲了这么一件有趣的事：王夫人“也很幽默，这是和公公（指梁启超）长期相处形成的性格，常讲笑话和各种故事给孙子们听。当年二舅思成学建筑，三舅思永学考古，四舅思忠学军事。她曾经非常风趣又得意地对别人说：‘我这几个儿子真有趣，思成盖房子，思忠炸房子，房子垮了埋在地里，思永又去挖房子。’” 

这是多么豁达、乐观、坚韧不拔而勤劳善良的老人啊！她一生都在为儿女操劳，本应在天伦之乐中安度晚年，然而命运再次无情地打碎了这一切。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梁家子女无一例外受到冲击，已经八十高龄的王桂荃也未能逃脱此劫。她被戴上了“保皇党梁启超的老婆”这顶“高帽”，家产被抄，房屋被占，被赶到一间阴冷潮湿的小屋居住，每天还要作为劳改队队员上街劳动，而此时，她已患晚期肠癌。在战火连天、朝不保夕的战争年代都挺过来的王夫人，这回却垮了，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使她再也无法站起来。此时此刻，她是多么想念自己的儿孙们。然而，命运已使他们再也无法相见。怀着对亲人无限的爱，怀着对昔日家庭幸福生活的无限眷恋，也怀着莫名的困惑与痛苦，王夫人于1968年离开了人世。社会造成了她悲惨的童年，又导致了凄凉的晚年。她又是幸福的，因为，作为一个平凡的女性，她的大半生都是在爱与被爱之中度过的。



“心中的小鹿”何蕙珍

梁家是一个大家庭，先后有十四个孩子出生，最终长大成人的有九个，他们分别是思顺（女）、思成（子）、思永（子）、思忠（子）、思庄（女）、思达（子）、思懿（女）、思宁（女）、思礼（子）。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式的大家庭：父亲梁启超学识渊博，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受人尊重，收入颇丰，妻子儿女，衣食无忧；母亲李夫人善良贤惠，教子有方，家庭和睦，长幼有序，尊重老者，爱护幼童，天伦之乐，处处洋溢。传统大家庭的一团和气与其乐融融，在此得以尽情展现。但同时，我们也深深地感受到：梁任公融汇古今、兼容中西的独特风格不仅在其治学和处事中得以贯彻，更极大地影响了自己的家风，民主、平等、爱国、上进，这些看似空洞的准则不仅充分体现在梁家的家庭生活中，更体现在梁家儿女的人生实践中，他们在用毕生不懈的追求承继和展示着梁任公的人格与风格。

梁启超子女众多，年龄相差也悬殊。梁思顺是梁启超的长女，她出生于1893年，也就是梁启超新婚之后的第三年。梁思礼是梁启超最小的孩子，出生于1924年，五年之后，梁启超就去世了。就年龄而言，梁的孩子们大概可分为三个群体，长女思顺与弟妹们年龄差距较大；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所生的几个孩子年龄接近，分别是思成、思永、思忠和思庄，他们的童年是在日本度过的；1911年梁启超回国，生活趋于稳定，几个孩子陆续出生，他们是思达、思懿、思宁和思礼，除思礼年龄稍小一些，可算同一个年龄段，他们的童年基本上是在天津的饮冰室中度过的。梁启超自1915年退出政界、潜心学术研究之后，基本上在这座位于天津市意租界西马路25号（现在天津市河北区民族路44—46号）的私人住宅中生活，并写下了大量极具学术价值的著作，后来，梁启超的作品整理结集出版的时候，就以这座房子的名字来命名，这就是著名的《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极富生活情趣。他不仅是一位学识渊博、思想敏锐、见解独特的知名学者和启蒙思想家，也是一位热血激昂、叱咤风云、命运多舛的维新志士和共和勇士，更是一位极有人情味的性情中人，家庭，子女，天伦之乐，永远是他生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为之奔波操劳，乐而不疲；为之喜怒哀乐，竭尽所能。梁启超将中国传统士大夫孜孜以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给予淋漓尽致的诠释和实践。也正是因为有了梁启超，无论是在“双涛园”，还是在“饮冰室”，我们都能够清晰地听到梁家的欢声笑语，我们都能够深切地感受到那抑制不住的幸福与温馨。家，不仅成为梁任公最大的安慰和精神寄托，而且成为梁家子女生命中最美好的记忆。

“双涛园”是梁启超流亡日本时的住所，也是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等子女记忆中难以割舍的儿童乐园。随着“百日维新”的失败，康、梁先后逃往日本，得以保全性命，并图谋东山再起。梁启超流亡日本后，先是住在东京，生活比较便利。此时，他的全家及部分族人也因为“百日维新”的失败而被清政府追捕，不得不背井离乡，开始逃亡生涯。他们先是逃到离家乡不远的澳门，当得知梁启超已在日本的消息后，纷纷到日本投奔梁。无论出于道义，还是出于传统的家族观念，梁启超都必须承担起这一重任。随着人口的增多，梁启超在东京的住房日益显得拥挤，而经济条件的拮据又使得梁很难改变这一现状。1906年，一位倾心于维新事业、又非常敬重梁启超的日本华侨帮他解决了这一难题，他慷慨地将自己在神户郊外须磨海滨的一幢名为“怡和山庄”的别墅借给了梁启超及其家人以做安居之所。于是，梁启超带领全家搬到了那里。“怡和山庄”的优雅环境立即吸引了远道而来的梁家人。尽管略显偏僻，但这里依山傍海，背后是苍绿的山林，清风徐来，松涛声声，是那么遒劲、悠远；面前则是浩瀚的大海，海风阵阵，波涛拍岸，是那么清脆、悦耳。对于从小生活在海边的梁启超来说，大海并不陌生，但这里的优雅别致、清新爽快深深地感染了他和他的家人。高兴之余，梁启超取松涛、海涛之双涛声，将自己的新住所形象地改称为“双涛园”。这里，他们将开始一种新的生活。“双涛园”的故事也由此开始，平淡而趣味无穷，以至于许多年后，梁思成还常常在梦中重新回到童年的生活。晚年的梁思成这样回忆当时的生活：

暑假的时候，梁家全家老少经常去海滨游泳，清澈的海水，雪白的浪花，柔软的沙滩，立即成为孩子们新的乐土。有一个夏天，梁启超的老师、也同是维新战友的康有为来看望他们。显然，迂腐的言行，裹足不前的思想和日趋强烈的保皇观念使康有为很难再重温昔日与梁启超师徒之间的默契与共鸣，甚至在不知不觉中成为“双涛园群童”们的共同敌人。因为康的出现不仅影响了正在进行着的孩子们和父母的水中“狂欢”，而且他们也不断看到父亲和“康老头”正在为日益扩大的政治分歧而争论不休。孩子们决定采取他们认为最有效的方法对“康老头”进行报复。他们刚刚学会的潜泳技术派上了大用场。在梁启超和康有为一同下海游泳时，孩子们便潜入水中，然后悄悄地游到康的身旁，使劲揪他的颌下胡须，疼得“康老头”唏嘘不已，却又无可奈何。

“双涛园”的娴雅生活并未影响梁启超的事业，他依旧终日忙碌，如饥似渴地汲取西方近代文明营养，竭尽所能地四处宣传改良思想。工作之余，和孩子们的相处无疑成了梁启超放松自我的最佳方式。“双涛园群童”的记忆中，一个很难忘，也是很常见的镜头便是晚餐餐桌边全家的团聚，梁启超则是这聚会中的当然主角。通常梁启超会倒上一壶酒，边吃边饮，边喝边谈，海阔天空，天南地北，但讲得最多的还是一些民族英雄的故事。渐渐地，这些原本陌生的英雄们和他们的事迹深深地印刻在孩子们的脑海中，他们为之动容，为之感动，并暗暗立志：要努力成为民族的英雄，让敬爱的父亲为自己而骄傲。

在欢声笑语中，孩子们在风景如画的“双涛园”度过了七年时光。1911年的辛亥革命一举推翻了梁启超爱之又恨之的清王朝。为了祖国的前途，为了个人的理想，梁启超告别了生活多年的“双涛园”，踏上了归国的轮船，开始了一段更加辉煌、也更加波澜壮阔的人生征途。一年后，怀着依依难舍的心情，“双涛园群童”们在妈妈李蕙仙的带领下回到了中国。对于他们中的很多孩子来说，这还是第一次感受到中国的气息，但祖国的观念早已在他们的心目中牢牢树立。

1912年梁启超回国伊始，便将家安顿在天津。之后，梁启超四处奔波，且有很长时间都在北平，或为官，或教学，他也一度将全家接到北平居住，但梁家绝大部分时间仍然居住在天津的租界里。梁于1929年去世后，王夫人带着年幼的孩子们常住于此，直至1950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二年，孑然一身的王夫人才带着对故居的无限眷恋，迁至北京，和已在此工作的子孙们阖家团圆。

梁启超在天津的故居位于海河边的意大利租界内（即现在的天津市河北区民族路44—46号），包括新旧两幢西式建筑风格的楼房，在新楼的后面还有一座二层小楼，很不起眼，这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王夫人为维持生计而新建的，之后的近十年时间，她基本上住在那里。今天，我们将这两座漂亮的洋楼统称为“饮冰室”。

像众多的中国传统读书人一样，梁启超给自己的书斋起了一个颇讲究的名字——“饮冰室”。据说，这一名号出于《庄子•人世间》中的一句极具哲理意味的话——“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在这里，最终脱离政界的梁启超实现了由“政治明星”到“学术大家”的转变与飞跃，标志则莫过于晚年梁启超所撰写的大量震撼学术界的学术著作，这其中的大部分作品是梁在“饮冰室”——这所安静而又温馨的书斋里完成的。后来，梁启超的作品结集出版，书名即以“饮冰室”来命名。“饮冰室”也因此而名扬海内外，成为众多有志青年向往的学术“圣地”。

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梁启超故居的两座洋楼分东西而立，而且各具特色。靠西边的是一座漂亮的意大利风格建筑，建于1925年，是梁启超特意请意大利建筑师罗尼欧设计的。整座楼房呈浅灰色，分上下两层，造型典雅，即便是在以建筑别致而著称的意大利租界，也有超众脱俗之感。梁启超自日本回国后，亦为官，亦做学问，收入颇丰，因此室内摆设很讲究。当然，作为学者之家，最重要，也是最具特色的首推梁启超的“饮冰室”书房和图书资料室。在这里，梁启超经常才思喷涌，行笔如飞，著书立说，通宵达旦。靠东边的那座洋楼建于1915年初，外观稍显呆板、陈旧。屋顶用红色洋瓦，外墙体也呈浅灰色。梁启超晚年主要在此居住生活，直至1925年新楼建成。而梁家的众多子女及亲戚在1930年之前，则主要生活在这座旧楼里。

作为有着浓厚爱国情结的一代学术宗师，梁启超为什么将自己的家安置在京城之外、海河之津的天津意租界？这种做法似乎与梁启超高昂的政治热情和政治参与意识不相符合；同样，这种做法似乎也与梁启超终身倡导并不懈实践的爱国思想大相径庭。对于这一点，很多人难以理解，包括梁启超年轻的儿子。有一件事就很有代表性，在一次家庭晚餐过程中，面对父亲的侃侃而谈，正在上中学且有着强烈民族主义意识的四儿子梁思忠鼓足勇气向梁启超问及缘由，尽管这个问题很容易让他们十分敬重的父亲感到尴尬。梁思忠问道：“为什么一个爱国的政治家要在一个通商口岸的外国租界里安家并造起书房和图书室？”显然，梁启超没有想到儿子会提出这么敏感的问题。但梁很认真地对待儿子的疑问，他非常平和地对儿子解释道：“别把私人的事情同国际事务搅在一起。除了我的家庭以外。我眼前主要关心的是我的图书室。我需要我的书，我必须使它们保持能用的状态。比起放在可能被某些愤怒的学生不明智地放火烧掉的易燃的宫殿来，放在附近港口城市的外国租界里可能更安全些。而要使用这些书，我必须时时住在它们的旁边。” 年轻的思忠是否理解父亲这番话，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对于学术研究的浓厚兴趣及由此而产生的安全需要是导致梁启超长期住在天津的意大利租界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这显然不是唯一的原因，我们只有认真研究那个时代的中国国情以及梁启超本人的复杂人生经历，才能找出比较全面的答案。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政坛漆黑一片，混乱不堪，政府更迭频率之高、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梁启超自日本回国后，曾对共和政治抱有空前的兴趣，志在一搏。然而，身陷其中，方知仕途险恶。坦率地讲，尽管梁启超学富五车，在政治斗争中却始终比较幼稚，激情有余，智谋不足，何况又是在那么一个黑暗的时代背景下，虽然风光一时，但几经沉浮，依旧两手空空，直至生命终结，梁启超也没有弄清楚从政之路的“真谛”。但严峻的现实，加上绝顶的聪明却使他看清了当时的处事之道。一方面，梁对政治仍有着浓厚的热情和参与意识，北京政局变幻莫测，一旦卷入，很难抽身，弄不好，还会搭上身家性命。而在天津则大有好处，这里虽不是京城，但相距不远，且交通便利，如果形势有利，则可乘火车在最短的时间内到达北京；如果形势不利，则可迅速脱身，离开是非之地。翻开天津近代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这座距离北京不远的租界城市成为众多军阀、政客的首选居住地，而且他们的住所基本上都选择了老龙头火车站附近的外国租界中，其中原因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另一方面，则具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在梁启超看来，爱国绝不是单纯的空喊口号和自我标榜，爱国的行动可以而且应该包括各个方面，既有政治救国，军事救国，也应该有科学救国，学术救国等。不能为了标榜爱国而与一切“洋”事物都划清界限；也不能为了表明爱国，都去当兵或参与政治斗争，毕竟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基于此种认识，尽管在政治上屡遭挫折，但梁启超的爱国热情始终未减，而且愈发坚定了自己学术救国的信念，直至生命最后一息。

在世人的心目中，“饮冰室”无疑成为梁启超渊博学识的代名词，以至于很多人会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去瞻仰它。而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梁家儿女来讲，这里不仅是个学术“圣地”，更是一个处处洋溢着浓浓亲情，又其乐融融的幸福大家庭。即使是在最困难的日子里，这里也总能听到孩子们天真欢快的笑声。这里，是梁家子女离开“双涛园”之后又一个快乐天地，许多年以后，他们总还常常记起在这里度过的难忘岁月。

住在“饮冰室”的梁家人丁兴旺，流亡日本期间出生的孩子，除了思成、思永一直在北京求学外，年幼的思庄、思忠和思达（1912年12月出生于日本神户的“双涛园”，他是梁启超在日本出生的最后一个孩子）长期住在这里。随着思懿、思宁和最小的思礼相继出生，梁家越来越热闹了。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和纵情嬉戏成了梁启超紧张工作之余放松自我的最佳途径，而小孩子们在玩闹时随时可能爆发的“战争”及“失败者”的大哭声不但没有令他感到烦躁，反而在他的耳中变成奇妙无比的交响乐，听起来是如此的让人心旷神怡，继而灵感源源而来，对生活的万千兴趣转化为生花妙笔和创造性工作的无穷动力。

孩子们尽情享受童年的乐趣。思成、思永平时在北京上学，难得和弟弟、妹妹们相聚，假期一到，家里便成为他们大展“调皮捣蛋”才能的天地。思庄是他们最疼爱的小妹妹，也是他们恶作剧的“最大受害者”。通常他们两人先商量好作弄妹妹的方法，然后分头实施，一般思成主演，有时全身披挂各种怪装饰，有时倒立着怪声怪调唱歌，然后，由思永出面骗思庄来。小哥俩深知妹妹特别喜欢和他们玩，因此，不用什么花言巧语，小思庄就会上当。既爱玩又胆小的思庄妹妹每次都被吓得尖声大叫，甚至放声大哭。有一次，两个哥哥一本正经地拿着一个包装精美的小纸盒，口口声声要送给小妹一个重要礼物，思庄高兴坏了，不假思索地接过纸盒，迫不及待地打开，随即而来的不是欢笑，而是刺耳的尖叫和哭声。原来，那漂亮的盒子里装满了小哥俩从槐树上捉来的毛茸茸的绿色肉虫。恶作剧的目的达到了，但接下来，小哥俩就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哄妹妹，直至她破涕为笑，否则，娘是不答应的。日子在不知不觉中流走，而欢乐则长久地驻留于此。三十年代，思庄的女儿也曾在“饮冰室”生活了很长时间。调皮的小八舅思礼不仅是她最好的朋友，更常常惹得她放声大哭，之后，又像当年的俩哥哥一样，千方百计逗这个比自己小不了几岁的外甥女开心，而身旁的娘则仍然是一位严格的主持公道者。对于“饮冰室”来说，快乐的一幕即使重复一千遍、一万遍，也不为多啊！

思成、思永等渐渐长大成人，连最爱哭鼻子的小妹妹思庄也于1925年去国外读书。对子女满怀深情的梁启超一度感到寂寞和失落。1925年4月17日，他在写给远在加拿大的女儿们的信中将自己的情绪毫无遮拦地表达出来，他这样写道：“宝贝思顺、小宝贝庄庄：你们走后，我很寂寞。当晚带着忠忠听一次歌剧，第二日整整睡了十三个钟头起来，还是无聊无赖……庄庄这几个月来天天挨着我，一旦远行，我心里着实有点难过。但为你成就学业起见，不能不忍耐这几年。庄庄跟着你姊姊，我是十二分放心了；但我十五日早晨吩咐你那几段话，你要常常记在心里，等到再见我时，把实行这话的成绩交还我，我便欢喜无量了。” 之后不久，梁启超亲自裱好一个小型的手卷寄给思庄，并写道：“小宝贝庄庄：我想你的狠，所以我把这得意之作裱成这玲珑小巧的精美手卷寄给你，你姊姊呢，他老成了，不会抢你的，你却要提防你那两位淘气的哥哥，他们会气不忿呢，万一用起杜工部那‘剪取吴凇半江水’的手段来却糟了，小乖乖你赶紧收好吧。” 

梁思礼的出生令梁启超高兴万分，他将这个小儿子称作“老白鼻”，思礼也成为他晚年生活中最大的安慰和乐趣。梁启超将“老白鼻”一点一滴的成长过程都给记录下来，并经常写信告诉远在海外的儿女们，和他们一同分享家的温暖。在1925年的一封信中，梁启超这样写道：“老Baby好顽极了，从没有听见哭过一声，但整天的喊和笑，也很够他的肺开张了。自从给亲家收拾之后，每天总睡十三、四个钟头，一到八点钟，什么人抱他，他都不要，一抱他，他便横过来表示他要睡，放在床上爬几爬，滚几滚，就睡着了。这几天有点可怕——好咬人，借来磨他的新牙，老郭（思礼的保姆）每天总要着他几口。他虽然还不会叫亲家，却是会填词送给亲家，我问他‘是不是要亲家和你一首？’他说‘得、得、得，对、对、对。’” 梁启超还曾经写过一首描述思礼儿时神态的词作，内容滑稽生动。

                 好事近

                   其一

昨日好稀奇，迸出门牙四个。

刚把来函撕吃，（事实）却正襟危坐。

一双小眼碧澄澄，望着阿图和。

肚里打何主意，问亲家知么。

                    其二

谢你好衣裳，穿着合身真巧。

那肯赤条条地，教瞻儿取笑。

爹爹替我掉斯文，我莫名其妙。

等“老白鼻”长大一些，乐趣就更多了。1927年1月2日，梁启超写给孩子们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老白鼻一天一天越得人爱，非常聪明，又非常听话，每天总逗我笑几场。他读了十几首唐诗，天天教他的老郭念，刚才他来告诉我说：‘老郭真笨，我教他念少小离家，他不会念，念成乡音无改把猫摔（他一面说一面抱着小猫就把那猫摔下地，惹得哄堂大笑）’，他念：“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又一杯。我醉欲眠君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总要我一个人和他对酌，念到第三句便躺下，念到第四句便去抱一部书当琴弹，诸如此类每天趣话多着哩。” 

这些信里通常都会提到的“亲家”竟是梁启超的长女梁思顺，这是梁启超乐观天性的又一真实再现。对于思礼这个“老来子”，梁启超疼爱有加，并经常开玩笑说，思礼和大姐思顺是“亲家”，将来他们的孩子要结亲。而实际上，思顺比这个最小的弟弟要大三十一岁。

梁启超当然是这个大家庭的核心，在竭尽所能教育学生、改造社会的同时，他从来也没忘记作为父亲对子女的关爱和教育职责。从某种意义上，梁对子女成长与成才的关注程度和期望值要远远超过寻常人。梁的子女们真应该感到由衷的庆幸，因为他们不仅得到无微不至的父爱，而且受到充分的尊重和理解，他们有完全的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专业方向，并可以就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与父亲无拘无束地交流意见，直至妥善解决。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这样民主家庭是多么令人羡慕啊！传统思维下的父母们往往在给予子女无限关爱的同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孩子们的前途做出明确限定，在他们看来，这既是长者的责任，又是一种爱的方式。在这种带有专制色彩的关爱中，孩子们就像一群失去自由的小鸟，对专制的愤怒和对自由的渴望，促使他们中的很多人再也不愿留恋家的温情，痛苦而勇敢地冲向自由的天空。

梁启超在家的时候往往也是孩子们最快乐的时光。每天吃晚饭的时候，全家老小会围坐在大餐桌旁。梁启超爱饮酒的习惯依旧保持，“当孩子们在大约二十分钟内匆匆吃完晚饭时，父母亲则啜饮着老酒。饮酒是慢吞吞的，大约总有一个小时，父亲会谈论他正在写作的题目：诗人或其他人的传记、历史、政治哲学、古典文学、儒家学者以及其他学派的学者。这时候他重又集中注意国学的研究。他早年颇为关注的外国问题，现在很少谈论了。” 

思成、思永稍大一些就进了清华学校，在这里，兄弟俩接受了系统的近代西方文明教育。梁启超在鼓励孩子们努力学习西方优秀文明成果的同时，又不免有些担忧，他担心孩子们只接受了西方文化，而丢了国学。于是在1920年、1921年和1922年的暑假，梁启超在“饮冰室”家中办起了旨在讲授国学经典的补习班，听课的有思成、思永、部分亲戚家的孩子和梁的一些年轻门生。梁启超每天上午九点到十二点讲课，下午孩子们温习所学内容。梁启超先后讲了《国学源流》《孟子》《墨子》和《前清一代学术》等。这种家庭学校的教育显然是卓有成效的，孩子们不仅深受父亲思想的熏陶，就连他的激情洋溢的讲课风格都极力加以模仿。梁思成后来指出，父亲的治学方法对自己和思永影响深远。他说：“父亲的观点很明确，而且信心极强，似乎觉得全世界都应当同意他的观点。” 而自美国留学归来的梁思成、梁思永兄弟在中国建筑史和考古学方面取得的震惊世界的开拓性成就，无疑是对梁启超的最好回报，虽然，这已经是梁启超去世多年以后的事情。

1924年以后，思达、思懿、思宁等几个较晚出生的孩子也渐渐长大。为了更好地充实孩子们的国学、史学知识，梁启超决定让几个孩子从1927年下半年起休学一年，在家办起了补课班，并聘请了他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弟子谢国桢担任家庭教师。许多年以后，谢国桢对这一段往事仍记忆犹新：“1927年夏，桢在清华大学研究院结业之后，即馆于天津梁任公师家中，教思达、思懿诸弟读书。先生著述之暇，尚有余兴，即引桢等而进之，授以古今名著，先生立而讲，有时吸烟徐徐而行，桢与思达等坐而听。先生朗诵董仲舒《天人三策》，逐句讲解，一字不遗。余叹先生记忆力之强，起而问之，先生笑曰：‘余不能背诵《天人三策》又安能上万言书乎！’先生健于谈喜于教诲，有时朗诵苏长公、陆放翁之诗词，有时伏案习魏晋六朝人书，以寄托其郁悒不平之气。每饭余茶后，茗碗之间，为桢讲研究历史之方法，及明末清初甲乙之际史迹，桢则引笔记之。桢之所以略知史部薄录之学，纂辑《晚明史籍考》研治明季‘奴变’，清初东南沿海迁界，江南园林建筑，以及南明史迹，粗有辑著，皆由先生启迪之也。翌年夏，先生荐余于天津南开学校高中部，思达等亦同肄业于其校。” 

看到孩子们大有长进，梁启超非常高兴，他写信告诉思顺：“司马懿（梁在家信中将思懿称作司马懿）非常聪明，逼着和达达同一样功课（英文不同），居然跟得上。” 他认为，照这样下去，过一两年，两个人都可以进大学了，思宁也可以进中学了。

付出终会有回报。“饮冰室”不仅是梁启超及其全家的快乐天堂，而且成为孩子们接受“家训”、学有所长的崭新起跑线，欢声笑语，书声琅琅，始终回荡在它的上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