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我更难忘记的是父亲教我们唱《义勇军进行曲》的情景。那时，父亲的许多老朋友们也来到了长沙，他们大多是清华和北大的教授们，准备到昆明去筹办西南联大。我的三叔梁思永一家也来了（三叔是考古学家，曾对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工作作出过重要贡献）。大家常到我们家来讨论战局和国内外形势，晚间就在一起同声高唱许多救亡歌曲。‘歌咏队’中男女老少都有，父亲总是‘乐队指挥’。我们总是从‘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首歌唱起，一直唱到‘向前走，别退后，生死已到最后关头！’那高昂的歌声和那位指挥的严格要求的精神，至今仍像一簇不会熄灭的火焰，燃烧在我心中。” 

第二件事，1940年冬天，梁思成带着全家老小随同中央研究院迁往偏僻贫瘠的四川李庄。之后的生活之艰难，几乎令人难以想象。在极端的困境中，妻子林徽因病情急剧恶化，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而李庄的闭塞落后以及梁家的严重经济困难，使他们根本不可能改变现状。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鉴于梁思成在中国古建筑研究领域的卓越成就，美国的一些博物馆和大学写信邀请梁去美国访问讲学，梁思成夫妇的好友费正清夫妇和其他一些美国朋友，得知他们的情况后，也力劝他们到美国去工作并治病。在一般人看来，这是多么好的机会啊！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可是，更令常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梁思成复信告诉那些热切关心自己和家人的美国朋友们：“我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不能离开她；假使我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 梁思成在用生命捍卫民族的尊严，虽然他清楚地知道这一抉择的沉重代价。正如梁思成本人所言：“我当然知道这个决定所付出的代价，我不能不感谢徽因，她以伟大的自我牺牲来支持我。不！她并不是支持我，我认为这也是她的选择。如果说，我从李白、杜甫、岳飞、文天祥这些伟大的民族英雄那里继承了爱国主义思想，而徽因除此之外，比我更多地从拜伦、卢梭等伟大的诗人、哲学家那里学习了反侵略、反压迫的精神。她对祖国的爱，是怀着诗人般的浪漫主义色彩的。后来有朋友责备我，说我的选择使得徽因过早去世了。我无言以答。但我们都没有后悔，那个时候我们急急忙忙地向前走，很少回顾。今天我仍然没有后悔，只是有时想起徽因所受的折磨，心痛得难受。” 事实上，抗战胜利后不久，一位著名的美国医生就告诉梁思成，他心爱的妻子林徽因因疾病长期得不到有效治疗，将会不久于人世。爱国、关心政治这些时髦的话语，在梁思成的身上显得如此的朴实无华，又是如此的坚韧不拔，这无疑是对梁思成政治观的最深刻的阐述。从这一点上看，梁思成真正实现了父亲对他的希望。而这恐怕也是梁思成没有从政的深层次原因。

第三件事，对从政的理解和对建筑学专业的无比热爱。这一点，既和梁启超有一定联系，又有着鲜明的思成特色。

梁启超认为从政也应当算是一种职业，政治救国和军事救国、学术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都是在自己的领域从事旨在拯救民族命运的活动，不必也不应该人人都将从政作为最高的或唯一的人生理想选择。从梁思成的个人经历看，似乎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贯彻着这一思想。他一生钟情古建筑研究与保护，热情之高是其他兴趣难以比拟的，这门融合了工程、艺术、人文等各科知识的学科使他如痴如醉，沉浸其中，终生不悔。梁思成在给他的学生讲课时的一段话很具代表性，他说：“建筑是什么？它是人类文化的历史，是人类文化的记录者，它反映时代的步伐和精神。” 难能可贵的是，梁思成不仅有着出类拔萃的艺术天赋、扎实厚重的国学基础，而且性格沉稳、作风严谨，做人、做学问均一丝不苟，所有这些特长集合在一起，加上其永不懈怠的进取精神，才铸就了一代建筑宗师。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梁思成从事古建筑调查和研究的黄金时期，通过他和中国营造学社同仁们的不懈努力，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等一个个璀璨无比的中国古建筑被世人所知晓，并通过他们的研究成果展示给全世界，彰显出中国古老建筑艺术的独特魅力和中国建筑史学家的学识水平。而此时的中国，已处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鲸吞蚕食之下，从“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陷，到1935年华北事变平津危急，中华民族面临着日寇全面入侵、甚至于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民锲而不舍地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抗日救亡高潮。这一时期的梁思成则全力以赴展开了与时间的竞赛，争分夺秒地开展古建筑调查，进行系统研究，提出保护方案，力争赶在战争爆发之前，找到尚存的唐代木结构建筑；力争赶在日本学者之前，写出中国的建筑史。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何尝不是另一种方式的抗战呢！

1937年6月，梁思成多年来的梦想和努力终于成真。他和妻子林徽因及中国营造学社的莫宗江、纪玉堂发现了国内第一座保存完好的唐代木结构建筑——位于山西五台山南台豆村镇东北约5公里的佛光寺，也将自己的事业推向辉煌的巅峰。虽然这来之不易的辉煌就如同夜空突然绽放的礼花，绚烂而短暂，但在属于他们的抗战战场，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漂亮的胜仗，足以让那些只有豪言壮语而无抗日勇气的国民政府的将军们汗颜。

在清华读书时的梁思成就像一只快乐而自由的小鸟，在不断汲取知识的同时，尽情地展现着出众的才华。毫无疑问，和同时代的众多年轻学子相比，他当然属于最出众的那一部分。对于这一点，他那位慈祥的父亲看在眼里，喜在心头。随着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梁启超渐渐发现，昔日那个满脸稚气、调皮捣蛋、常惹妹妹大哭的小个子思成已成为一个举止得体、颇有学识的大人了，尽管幽默乐观的天性丝毫未减。传统的思维方式立即使梁启超夫妇意识到：儿子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事实上，自从梁思成出生之后，梁家就在盼望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毕竟，梁思成是梁家的长子，是梁启超的希望之所在。按照当时中国的习惯，男孩子到了十七八岁，由父母做主，选一位门当户对人家的贤惠女子，经媒妁之言，定下终身，然后择良辰吉日，迎娶过来，人生中的婚姻大事也就顺理成章地解决了。从小就生活在传统伦理观念氛围之中的梁启超很自然地因循了前人的做法，开始处心积虑地为思成寻找合适的女孩子作为梁家未来的儿媳妇。很快，他发现了一位再理想不过的人选，她就是梁启超在政界的好友林长民的千金——林徽因。

林长民和梁启超是同一时代人，也同为这个时代的知名人物和佼佼者。林长民于1876年出生在杭州，二十一岁通过生员考试，进入杭州一所近代学堂学习英文和日文。在晚清的留学大潮中，年轻的林长民虽在父母的包办下早早成亲，并已有了孩子，但他不甘心继续父辈平淡禁锢、几乎令人窒息的生活，毅然于1906年走出国门，东渡扶桑，进入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学习。这所私立大学近代以来培养了大量中国留学生，其中很多人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知名人士，还有一些知名的革命家，林长民无疑也应属于这么多著名人物中的一员。在获得政治经济学的学位后，林长民于1910年回国。他不是一个安心书斋的学问家，对政治的热情远远超出了别的兴趣，辛亥革命爆发后，积极投身民国初年的政治活动，并一度担任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等要职，可谓显赫一时。林长民和梁启超的结识及个人友谊始于民国初年两人共同筹划成立“宪法研究会”。梁启超曾于1913年9月起在熊希龄内阁担任了半年的司法总长，对民主法制问题颇有研究。在合作中，林长民和梁启超很快找到了共同点，这其中，不仅有政治观点的相同和相似，而且在做人的风格与兴趣方面也多有共鸣和默契。于是，两个在学术和从政等诸多方面都颇有建树的名人成为好朋友。传统思维模式又一次在这两位近代化意识很浓的名士身上显示出巨大的力量，彼此的意气相投使他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传统中国人惯用的做法——进行儿女联姻，结为秦晋之好，亲上加亲，而这联姻的对象便是林长民心爱的长女林徽因和梁启超的大儿子梁思成。梁启超和林长民显然对他们的这一安排非常满意，不仅仅由于他们二人的深厚友谊和门第相当的家庭，更主要的是两个孩子都那么的出众。在这么一种传统的观念下，梁思成和林徽因相识了。而最初恐怕他们谁也没有想到，他们的相识、相知、相爱，竟成为民国社会广为流传的一段佳话，一段颇具浪漫色彩的爱情故事。

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相识是在1919年的夏天。当时梁思成18岁，林徽因14岁。在两位家长的刻意安排下，正在清华读书的梁思成在父亲的书房见到了年轻的徽因。当时的情景我们无法再现，但毫无疑问，初次会面，两位正处于感情朦胧期的年轻人心照不宣，彼此都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们的女儿梁再冰曾听到父母谈起过这段幸福的往事，据她回忆：“爹爹后来说，他当时对于这次‘相亲’颇为忐忑，有点担心会见到一个梳着一条油光光的大辫子、穿着拖地长绸裙（民国初年女子的打扮）的旧式大小姐。但当亭亭玉立却稚气未脱的林徽因走进来时，爹爹见到的却是一个梳着两条垂肩发辫、上身穿着浅色中式短衫、深色裙仅及膝下的小姑娘。她的灵秀之气和神采立刻吸引了他。特别令他心动的是，这位小姑娘起身告辞时轻快地将裙子一甩，便翩然转身而去的那种飘洒。” 的确，林徽因那出众的容貌、良好的教养、大方的举止，以及她身上散发出的难以用语言表达的魅力，深深地吸引着梁思成，这种感觉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刻。而年轻的思成尽管看上去略显拘谨，但却如此富有朝气、广博扎实的学识、幽默不俗的言谈，毫无富家子弟的轻浮与做作，这一切，都令年轻的徽因心动不已。爱情的火花就这样悄悄地迸发了。

事情发展到这个时候，如果仍旧按照传统模式进行的话，接下来，便应该是双方订婚，然后选择良辰吉日，为他们举行婚礼，两家皆大欢喜。但梁思成和林徽因应该感谢他们的父亲，尤其是梁启超。梁启超虽然生活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并长期接受传统的伦理道德教育，但作为一名启蒙思想家，民主、自由、平等等近代意识同样在他的头脑中深深扎根，并自觉地付诸实践。在儿女的婚姻问题上，传统的思维和现代观念得到有机结合，形成独特而颇见成效的梁家模式与特色。他的做法是，先为长大成人的儿女精心选择才学兼优者，让他们相识，并逐渐相互了解，培养感情，最后由儿女自己决定自己的婚姻大事。对于这种古今兼容、土洋结合的做法，梁启超显然颇为得意，而他的长女的美满婚姻就是他依据这一原则而创造出的杰作。梁启超曾经颇为得意地对女儿说：“我对于你们的婚姻，得意得了不得，我觉得我的方法好极了，由我留心观察看定一个人，给你们介绍，最后的决定在你们自己，我想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 有了长女幸福婚姻的经验，梁启超当然要在儿子的婚姻问题上继续这一做法。于是，在梁思成和林徽因建立了初步感情基础之后，梁启超郑重地告诉两个孩子：尽管两位父亲都赞成这门婚事，但最后还是得由他们自己做决定。而最终做出这个决定时，时间已过去了四年。这期间发生了很多事，但我们高兴地看到，年轻的徽因和思成都经受住了考验，他们的感情更真挚了，心更近了。

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最初相识，并未影响他们的生活。之后，梁思成重新回到远在京郊的清华园，继续他在那里的学业，而林徽因则因为他的父亲林长民的工作变动而开始了一段令她终生难忘的异国生活。当离开中国时，年轻的她心中对未来只是充满了美好的幻想和憧憬。无论她抑或梁思成恐怕都没有想到，对他们之间刚刚建立的尚无太深根基的爱情而言，一场严峻的考验就要开始了。尽管从始至终，他们都是被动的参与者。这个考验发生在林长民和林徽因父女远行的目的地——英国伦敦，而考验的制造者是一位后来在中国文坛迅速崛起的青年诗人——徐志摩。

“一战”结束后，出于协调国与国之间关系、重新划分世界利益等多种需要，战胜国成立了第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国际组织——国际联盟。作为“一战”形式上的战胜国，中国的北洋政府亦参与了相关的工作，而林长民，这个活跃的政治家尤其热衷于此。作为发起人之一，他筹备成立了中国的国联协会，并担任协会总干事。因为忙于国联的繁杂事务，林长民需要常驻伦敦，于是在1920年夏天，林动身前往英国，开始了一年之久的驻外生涯。出于带有外交官性质的职业需要，也是出于个人情感的需要，林长民将自己最疼爱的女儿林徽因带去做伴。当时的林徽因虽然年纪不大，但她出众的才华、早熟的性格以及她在学校里学会的英语，足以成为视之为掌上明珠的父亲驻外期间工作和生活上的得力助手。而林长民的几位妻子显然无法做到这一点，她们基本上都是足不出户的家庭主妇。

林徽因的聪明、热情和好学使她很快适应了在伦敦的生活，并进入伦敦的圣玛丽女子学院学习。她的英语水平得到迅速提高，很快就能够用一口流利的英语进行交流。在伦敦的寓所，她经常协助父亲接待各国客人，举办各种社交活动。她的清纯美丽、聪明机智以及优雅得体的言谈举止，使她不仅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职责，而且深得人们的喜爱。

愉悦轻松的日子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地流逝，直到有一天，一个年轻人走进她们父女俩的生活，平静的生活很快就出现阵阵涟漪，甚至差点酝酿出惊涛骇浪——这个年轻人就是徐志摩。

1897年1月，徐志摩出生于浙江一个十分富有的实业家家庭。这位典型的江南才子，热情好动，放荡不羁，性格中充满了叛逆精神。徐志摩于1915年10月29日与张幼仪结婚。婚后几经周折，于1917年9月成为北京大学法科学生。在北大的一年时间里，徐志摩过得悠闲轻松。他并未正式上课读书，而是随意选修了几门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对他而言，赴美留学才是真正的目标。1918年8月14日，徐志摩踏上了赴美留学的旅途，先进入克拉克大学历史系学习，1919年冬季毕业取得一等荣誉学位。之后，徐志摩来到纽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并于当年的八九月间取得硕士学位。这位日后中国新诗和“新月派”的文学健将来美之后，尽管学位上收获不少，但于学问，却无更多精深研究。也就是在这一时期，徐志摩有些近乎疯狂地崇拜英国哲学家罗素，并自作主张，立即结束在美国的学业，于1920年9月，横跨大西洋奔赴英伦，万里寻师。后来，徐志摩曾提起这段往事，他说：“我到英国是为要从罗素。罗素来中国时，我已经在美国。他那不确的死耗传到的时候，我真的出眼泪不够，还做悼诗来了。他没有死，我自然高兴。我摆脱了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衔的引诱，买船票过大西洋，想跟这位二十世纪的福禄泰尔认真念一点书去。” 

乘兴而来的徐志摩却未能在剑桥大学拜师罗素，甚至都未能谋面。原因很简单，早在1916年“一战”期间，罗素因为主张和平，惹怒了英国当局，被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除名。徐志摩到达伦敦时，罗素已经离开英国，踏上了去中国的讲学旅程。在华期间，罗素发表演说十多次，汉语言大师赵元任亲自担任翻译。罗素的每个讲题自成一个系列，依次是“哲学问题”“心之分析”“物的分析”“数学逻辑”和“社会结构学”。恐怕连罗素老先生自己都没想到，在万里之遥的古老中国，他不仅受到隆重欢迎，所到之处，人头攒动，场面不亚于当红明星，而且观众反响强烈，造就了诸多的中国信徒和崇拜者。罗素此次来华讲学一直持续到1921年7月。

寻师不遇，徐志摩颇感无奈，不久进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拉斯基教授，学习政治学。英伦之行，虽然投师未果，但徐志摩在伦敦生活期间，结识了很多英国文化界名人，例如著名小说家、史学家威尔斯、著名汉学家魏雷，和他们的交往对徐志摩后来改习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徐志摩本人也颇为自得，1920年11月26日在给父母的信中这样说道：“更有一事为大人所乐闻者，即儿自到伦敦以来，顿觉性灵益发开展，求学兴味益浓，庶几有成，其在此乎？儿尤喜与英国名士交接，得益倍蓰，真所谓学不完的聪明。儿过一年始觉一年之过法不妥，以前初到美国，回首从前教育如腐朽，到纽约后，回首第一年如虚度，今复悔去年之未算用，大概下半年又是一种进步之表现，要可喜也。” 也正是在伦敦期间，徐志摩见到了林长民和林徽因。

还是在北京读书期间，徐志摩就结识了梁启超。对于他的才华，梁启超十分赏识，加上徐志摩妻兄张君劢的竭力推荐，遂将其认作挂名弟子，着力栽培。后来，徐志摩留学归来，他们依然保持着师生加朋友般的情谊。在梁启超的引荐下，到达伦敦之后不久，徐志摩便去拜访了林长民。在这次礼节性的拜访中，二人惊喜地发现，他们之间竟有着如此惊人的共鸣：奔放的热情，风流倜傥的性格，以及对文学的执着与偏爱，等等，一句话，两人属于同一类人。很快，他们便成为意气相投的知心朋友，尽管在年龄上有不小的差距，但显然这已不足以成为障碍了。在之后的日子里，徐志摩成为林家的常客，他们就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无拘无束地交谈，甚至包括一些不为外人所知的情感秘密。通过林长民的介绍，徐志摩结识了一位对他以后的文学事业产生巨大影响的人，一位对中国文化抱有浓厚兴趣的英国文学家——狄更生。狄更生不仅给徐志摩详细地介绍了英国文坛的历史和现状，而且，于1921年推荐徐志摩进入了著名的剑桥大学皇家学院，成为一名专攻英国文学的特别学生，也正是从这个时候起，徐志摩的非凡才华终于找到了用武之地。

1920年10月的一天，在林长民的家里，徐志摩认识了林徽因。对于英美文学，尤其是诗歌和戏剧的挚爱，使他们很容易找到彼此都非常感兴趣的话题，通过徐志摩那极具感染力和个人魅力的讲述，一扇通往欧美文学大师殿堂的大门向年轻的徽因缓缓地打开了，雪莱、基兹、拜伦、凯塞琳•曼斯菲尔德、弗吉尼亚•沃尔夫，等等。大师们的作品以及他们的精神世界让徽因激动不已，以至于多年之后，每当林徽因谈起徐志摩，总是情不自禁地谈起这些文学大师们和他们的不朽之作。如果说，最初的相处过程中，徐志摩对于比自己年少十来岁的林徽因最深刻的印象只是容颜的美丽和开朗的个性的话，随着接触的增多和交谈的日益投机，徐志摩渐渐被徽因那带有浓郁艺术天分的迷人气质所倾倒。等他有所发觉的时候，他已经深深地爱上了林徽因，难以自拔。事实上，他也根本不想掩藏自己的情感。于是，一段曾经在中国近代文坛产生过不小影响的感情纠葛发生了。直到今天，很多人还在津津乐道，以至于让无辜的读者和观众看到了大量不遗余力地夸大渲染、甚至是歪曲这段情感事实的文艺作品。而可爱的徽因，在当时就已经是这段“绯闻”中的被动参与者，时隔多年以后，仍难得片刻清静，这是何等的不公平啊！

无须否认，林徽因的美丽与才华曾经使很多人倾倒，但生活中的林徽因是一个极其严谨的女孩子，对人生，对事业，对爱情，她都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追求。尽管徐志摩才华同样出众，而且，林徽因也清楚地意识到，徐志摩确实是真心真意地爱着她，以至于年轻的徽因一度为此困惑和苦恼。但理智很快驱赶跑了迷惘，林徽因坚定地拒绝了徐志摩，尽管善良的她丝毫不愿意伤害这位在文学方面给予自己很大帮助的老师和朋友。究其原因，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在多年之后的一篇回忆录中的解释应该说是很有说服力的，他这样写道：“当徐志摩以西方式诗人的热情突然对母亲表示倾心的时候，母亲无论在精神上、思想上、还是生活体验上都处在与他完全不能对等的地位上，因此也就不可能产生相应的感情。母亲后来说过，那时，像她这么一个在旧伦理教育熏陶下长大的姑娘，竟会像有传说的那样去同一个比自己大八、九岁的已婚男子谈恋爱，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母亲当然知道徐在追求自己，而且也很喜欢和敬佩这位诗人，尊重他所表露的爱情，但是正像她自己后来分析的：‘徐志摩当时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的浪漫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徽音，可我其实并不是他心目中所想的那样一个人。’” 

如果需要对梁从诫的说法略作补充的话，以下两点有必要明确。

第一，林长民虽然是一个接受了新式教育的学者和政客，但在私人生活上，却具有浓重的封建守旧色彩。最典型的莫过于他先后娶了几个女子为妻，而这种一夫多妻制是被现代社会所彻底否定并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事实上，林长民的大家庭从来也没有过一天的祥和气氛，女人们在互相的忌妒和仇恨中消磨着青春，流逝着时光。这种压抑的氛围给年幼的徽因造成了很大的心灵伤害，尽管将她视为掌上明珠的父亲不希望她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正是因为亲眼目睹了父亲在感情上的不专一给母亲乃至给整个家庭造成的巨大影响，林徽因才更加渴望真诚、负责任的爱情，而多情多才的徐志摩恰恰是这方面的反面典型。说徐是反面典型一点也不为过，因为多情的他不仅对自己的已婚妻子没有丝毫的责任感，而且对自己的孩子也缺乏最基本的关爱。当1921年春天妻子不远万里从中国来到英国之际，他没有表现出起码的热情，而是将妻子匆匆安排住下之后，又开始冥思苦想如何获得林徽因的芳心，他那可怜的妻子还沉浸在与丈夫异国他乡团聚的幸福中呢。在近乎疯狂地追求林徽因的过程中，他越发感到身边的妻子是一个极大的累赘。于是，他决定离婚，并把这一想法首先告诉了他朝思暮想的徽因。出乎意料的是，文静的徽因以无法掩饰的愤怒作为对他的答复。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的妻子无意中发觉了自己一向很信赖的丈夫已经变心了。我们可以想象这个远离亲人的孤单的女子是如何的伤心和失望，在泪水中，她告诉丈夫一件本想令他惊喜的事情：她又怀孕了。徐志摩的不负责任在这时表现到了极点，他只是淡淡地要求妻子流产，然后就撇下她，独自去了伦敦。之后，徐又捎话给妻子，他要离婚。夫妻感情到了这个程度，已无任何维持的必要了，倔强的妻子答应了徐志摩的要求，并去了德国，希望开始一种属于自己的新的生活。不幸的是，她和徐志摩的第二个孩子在3岁时夭折，坦率地讲，徐志摩对这一悲剧应负完全责任，他也因此受到了全家的谴责。

第二，林徽因已经结识了梁思成。抛开颇为一致的家庭背景不说，单就梁思成本人而言，这个身材瘦小的小伙子，虽然略显拘谨，但他优秀的学业、敏锐的思维、男子汉的风度以及如此的多才多艺，都足以证明他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而且，梁家的幸福温馨这一现实似乎也在告诉徽因，思成应该是个家庭观念极强的男人，而这正是年轻的徽因多年以来一直渴望的。

事实证明，林徽因的选择无疑是正确的。她不仅得到了生死不渝的真挚爱情，而且拥有了她足以信赖的幸福无限的家。尽管在婚后的大部分岁月里，她和她的丈夫、子女是在无法想象的困境中顽强地生活，并同样顽强地继续着自己心爱的事业，但又有什么比这更可贵呢？

关于这段感情纠葛，后来由于徐志摩意外身亡之后出现的“百宝箱”（徐志摩的文字因缘箱，内有徐的一些私人物品，包括徐在英国留学期间的日记等）而增加了几分悬念，以至于几十年来，人们对“百宝箱”的兴趣甚浓，希望能窥得全貌，既而了解徐志摩在英国追求林徽因的真实过程。对于有些事情来说，秘密永远比真相更有吸引力。斯人已远去，就让“百宝箱”随着徐志摩优美的诗歌而淡淡地远去吧！挥一挥手，作别昔日，留下对故人的真挚记忆。

对于自己的好友和女儿之间的感情纠葛，林长民感到十分苦恼，他完全没有想到会有这种事情发生。该怎么办？他几乎没了主意。一个是自己意气相投的知己，他不想失去这份友谊；另一个是自己心爱的女儿，他对徽因的爱超越了一切，不允许有丝毫对她的伤害，更希望她能得到终生的幸福。虽然徐志摩才华横溢，但却难以给女儿带来令人满意的幸福。对于这一点，林长民很清楚。唉，一切都乱套了，平静的生活再也难以寻觅，风景如画的伦敦成了林长民父女俩的头疼之地。在认真的思考之后，林长民决定结束这段生活，让距离和时间成为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于是他和林徽因乘上回国的邮船，在1921年10月回到了中国。

随着林长民父女的回国，徐志摩这位多情的才子也只能面对浩瀚的大海空发感叹了，一段难以理清的感情纠葛也就无声无息地平息了下去。一年后，徐志摩返回国内，尽管还对美丽的徽因念念不忘，尽管他已同自己的妻子离婚，但眼前的现实使他清醒地意识到，徽因不可能接受他的爱了，因为她已经找到了自己满意的感情归宿。

大约在1922年年底，林徽因和梁思成约定结婚。两家自然非常欢喜，尤其是他们的父亲更是异常高兴。同时，两位长者总算能够放心了。因为，他们确信，那个曾经试图将他们精心设计的美满姻缘给搅碎的多情才子——徐志摩恐怕很难有机会改变这一切了。作为师长，梁启超和林长民都很欣赏徐志摩的才华，不想伤害他，但对于他的放荡不羁，梁启超也很难容忍。为了彻底消除徐志摩今后对自己长子家庭生活可能造成的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梁启超以老师的身份，就徐志摩与妻子张幼仪离婚一事写了一封批评信，而其实际用意则是再明白不过了。梁启超在信中写道：“其一， 万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弟之此举，其于弟将来之快乐能得与否，殆茫如捕风，然先已予多数人以无量之苦痛。其二，恋爱神圣为今之少年所乐道。……兹事盖可遇而不可求。……况多情多感之人，其幻想起落鹘突，而得满足得宁帖也极难。所梦想之神圣境界恐终不可得，徒以烦恼终其身已耳。”梁启超进而又告诫徐志摩：“呜呼志摩！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当知吾侪以不求圆满为生活态度，斯可以领略生活之妙味矣。……若沉迷于不可必得之梦境，挫折数次，生意尽矣，郁悒佗傺以死，死为无名。死犹可也，最可畏者，不死不生而堕落至不复能自拔。呜呼志摩，可无惧耶！可无惧耶！” 

我们不能不为梁启超的良苦用心所感动，但显然，在思成已经成为爱情战场上的胜利者、徐志摩两手空空之际写这封信是难以为徐所接受的。一无所有的徐志摩尽管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失败，但在精神上，他不想同样一败涂地，这充分体现在他给梁启超的回信中，他宣称：“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对于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结婚时间，梁林两家存在一些分歧。林家主张立即订婚，然后就举行婚礼；梁启超则出于对两个孩子的学业和前途考虑，认为思成和徽因应继续求学，待学业完成之后，再订婚、结婚，建立自己的小家庭。显然，梁启超的主张是颇有远见的。于是大家接受了他的意见，决定思成和徽因先到美国留学，等毕业后，再正式结婚。

生活又恢复了昔日的平静，梁思成和林徽因的爱情故事似乎就等着欢欢喜喜大团圆的最后结局了。然而，或许是乐极生悲，或许是爱情之神还要再一次考验这对恋人，一场意外事件发生了。

1923年初夏，梁思成即将从清华毕业，并准备去美国留学。至于所学专业，他也有了明确的目标，那就是建筑学——一门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的学科。通过林徽因的描述，梁思成才知道有这么一门融艺术创造和应用工程于一体的现代学科，而这正是既有过人的艺术天分、又有着严谨踏实作风的梁思成所渴望为之的工作。何况，他深爱着的徽因也对这门学科十分着迷。于是，两个年轻人相约一同去美国学习建筑学。后来梁思成这样回忆当时的选择，“我当时连建筑是什么还不知道，徽因告诉我，那是包括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因为我喜爱绘画，所以我也选择了建筑这个专业。” 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美好，他们就等着登上远航的邮船了。同年5月7日，北京各大专院校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纪念“国耻日”大游行。八年前的5月9日，袁世凯政府接受了日本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中一至四号，这一事件激起了全中国的愤怒，这一天后来被全国教育联合会定为国耻日，即“五•九国耻”。“小政治家”梁思成也希望加入爱国学生的大游行活动之中，他骑着新买的摩托车，带着弟弟梁思永前去追赶游行的队伍。当行至南长街口时，一辆快速行驶的小汽车突然横撞过来，梁思成来不及躲闪，摩托车被重重地撞倒在地，兄弟俩几乎都被撞飞了。在这场严重的车祸中，思成伤势较重，他的左腿骨折，脊椎受伤，而梁思永面部受伤，满脸是血。肇事者居然不以为然，高傲地向前来处理的警察丢了一张名片，便钻进小车，扬长而去。原来，此人是金永炎，北洋政府的一位次长。由于肇事者和受害者均为当时的知名人士，这场交通事故轰动了整个北京城。鉴于梁家的威望和政府高官的逃逸行为，在梁思成母亲的一再责问和社会舆论的巨大压力下，最后，北洋政府的总统不得不亲自出面道歉，方才使事件平息。这场事故给梁家兄弟，尤其是梁思成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不仅差点耽误了他的前途，而且给他的身体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并影响了他一生的健康。

当听到车祸的消息时，梁家全家老少都吓坏了，以至于转天梁启超给他的长女梁思顺写信讲述事件经过时，还心有余悸。梁启超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宝贝思顺：你看见今日《晨报》，定要吓坏了。我现在极高兴地告诉你，我们借祖宗功德庇荫，你所最爱的两位弟弟，昨日从阎王手里把性命争回。……出事后约莫二十多分钟，思成渐渐回转过来了，血色也有了，我去拉他的手，他使劲握着我不放，抱着亲我的脸，说道：爹爹啊，你的不孝顺儿子，爹爹妈妈还没有完全把这身体交给我，我便把他毁坏了，你别要想我罢。又说千万不可告诉妈妈。又说姐姐在哪里，我怎样能见她？我那时候心真碎了，只得勉强说，不要紧，不许着急。但我看见他脸上回转过来，实在亦已经放心许多。我心里想，只要拾回性命，便残废也甘心。” 思成的伤势比当时预料的要严重得多，一个月内做了三次手术，整个夏天都在病房中躺着。但腿骨还是未能接好，左腿比右腿短了一厘米，受了伤的脊柱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按照先前的计划，此时，梁思成应该和林徽因开始前往美国留学的旅程。如今，一切都要推迟了，年轻好动的梁思成曾一度为此十分苦恼。

林徽因的出现使笼罩在思成心中的阴影很快就一扫而光。得知梁思成受伤的消息后，她也吓坏了，并很快赶到医院，和梁家人一同守候在思成的床前，不吃不喝，直到确认思成已无生命之忧。在以后的日子里，林徽因成了陪伴梁思成度过难熬的病房生活的最佳伴侣。几乎每天下午她都会坐在梁思成的床前，陪他聊天，甚至为思成拧手巾擦汗，一切都是那么大方自然。然而，两位年轻人没有想到，徽因的举动引起了思成的母亲——李夫人的极度反感。有着浓厚封建意识的李夫人认为林徽因的举动大大违背了传统的伦理要求，因为她还没有嫁给思成。对于这位即将成为儿媳的“现代女性”，她明确表示不能接受。刚刚摆脱了来自外部的感情磨难，内部又再起波澜，实在令这对年轻的恋人和他们的父亲梁启超哭笑不得。好在梁启超坚定地站在他们一边，使这场危机未能产生相应的破坏作用。一年之后，梁思成和林徽因动身前往美国，在那里，他们开始了一段崭新的留学生活。

梁思成、林徽因到达美国后，双双进入著名的宾夕法尼亚大学。一心学习建筑的思成和徽因又一次遇到了一件令他们哭笑不得的事情：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只招收男生，不招收女生。无奈之中，林徽因只得去美术系注册上课，而到建筑系选修课程，梁思成则如愿以偿地进入建筑系。

林徽因很快适应了美国校园的生活，并成为校园中的明星。追求她的人自然不在少数，但思成的优势是毋庸置疑的，因为出国之前的种种考验，已难以将他和徽因分开。即便如此，梁思成也丝毫不敢大意。由于忙于学业，他和徽因并不常见面。每次约会，思成都要在女生宿舍楼下耐心地等上二三十分钟，林徽因才梳妆完毕，像一位骄傲的公主一样走下楼来。当年，同在美国留学的梁思永为此专门做对联一副：“林小姐千妆万扮始出来；梁公子一等再等终成配。”

1927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均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习，获得学士学位。之后，林徽因进入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学习舞台美术设计，而梁思成则于7月获得建筑系的硕士学位。随着学业的完成，两人的婚姻也就自然而然地提到了议事日程。在父亲梁启超的精心设计和安排下，这对相爱多年的恋人在中国驻加拿大总领事馆，由思成的大姐梁思顺和姐夫周希哲主持，举行了简单而热烈的婚礼，时间是1928年3月21日。3月21日是思成和徽因精心挑选的一个日子，为了纪念他们心目中的一个英雄人物——中国宋代工部侍郎李诫，这是在朝廷为他立的墓碑上唯一出现的日期。这位杰出的古代建筑工程专家于公元1103年出版了卓越的建筑标准著作——《营造法式》，正是这部中国建筑史上的不朽作品使后人得以重温中国古代建筑的辉煌。而这一切，又归功于梁思成夫妇以及他们的亲密助手们半个世纪的不懈努力。

“林小姐千妆万扮始出来，梁公子一等再等终成配”。随着婚礼进行曲的优美旋律，梁思成终于和林徽因走到了一起，成为一对让所有参加婚礼的来宾都羡慕不已的幸福伴侣。尤其是徽因，她是那么的美丽，又那么有才学。对于思成和徽因的婚姻，万里之外的梁启超虽然已病痛缠身，但仍像一个快乐的孩子一样兴奋不已。他将长子的美满婚姻理所当然地视为自己精心设计的成功之作，是自己所独创的融汇古今婚姻观的现代家庭婚姻理论的又一成功案例。

虽然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异国他乡举行婚礼并度蜜月，但这丝毫不影响梁启超对他们的无微不至的关爱。大事小情，他都一一想到，并反复叮嘱思成和帮思成操持婚礼的大女儿和大女婿，书信成了他表达满腔爱意的最佳方式。对于大女儿，他这样叮嘱到：“在美婚礼，我远隔不能遥断，但主张用外国最庄严之仪式，可由希哲、思顺帮同斟酌，拟定告我。唯日期最盼早定，预先来信告知，是日仍当在家里行谒祖礼，又当用电报往贺也。” 

对于思成，他也同样叮嘱到：“这几天为你们聘礼，我精神上非常愉快，你想从抱在怀里‘小不点点’（是经过千灾百难的），一个孩子盘到成人，品性学问都还算有出息，眼看着就要缔结美满的婚姻，而且不久就要返国，回到我的怀里，如何不高兴呢？今天北京家里典礼极庄严热闹，天津也相当的小小点缀，我和弟弟妹妹们极快乐地玩了半天……

我主张你们在坎京（旧译，指加拿大）行礼，你们意思如何？我想没有比这样再好的了。你们在美国两个小孩子自己实张罗不来，且总觉太草率，有姊姊代你们请些客，还在中国官署内行谒祖礼（婚礼还是在教堂内好），才庄严像个体统。

婚礼只要庄严不要侈靡，衣服首饰之类，只要相当过得去便够，一切都等回家再行补办，宁可从中节省点钱作旅行费。” 

甚至对于梁思成和林徽因的蜜月旅行，梁启超都提前做出了周密的计划。梁启超在1927年12月18日给梁思成的信中这样写道：“我替你们打算，到英国后折往瑞典、挪威一行，因北欧极有特色，市政亦极严整有新意，（新造之市，建筑上最有意思者为南美诸国，可惜力量不能供此游，次则北欧特可观。）必须一往。由是入德国，除几个古都市外，莱茵河畔著名堡垒最好能参观一二，回头折入瑞士看些天然之美再入意大利，多耽搁些日子，把文艺复兴时代的美彻底研究了解。最后便回到法国，在玛赛上船，（到西班牙也好，刘子楷在那里当公使，招待极方便，中世纪及近世初期的欧洲文化实以西班牙为中心。）中间最好能腾出点时间和金钱到土耳其一行，看看回教的建筑和美术，附带着替我看看土耳其革命后政治。（关于这一点，最好能调查得一两部极简明的书（英文的）回来讲给我听听。）” 我们很难用语言完全描述出梁启超对子女的关爱，至少有一件小事可以将这种真情诠释得淋漓尽致：为了思成和徽因在欧洲旅行时方便，梁启超特意随信寄给思成十数张自己的名片，并告诉他们，如果需要帮助，可持名片到中国派驻在欧洲各国的领事馆，因为当时很多领事都和梁启超有着私人交往。

毫无疑问，梁思成和林徽因都属于同龄人中的佼佼者，无论他们的才学还是品性。但熟悉他们的人又都知道，他们在性格上差异颇大。林徽因聪明漂亮，性格外向，活泼开朗，为人热情，很容易同人交流，但个性太强，脾气稍显急躁；梁思成比较刻板沉稳，做事一丝不苟，认真有余，而活泼不足，虽然生活中不乏幽默感，但总的来讲，感情比较含蓄。在性格上有这么大的反差，以至于人们在为他们的结合感到由衷的高兴的同时，不禁为他们的将来略有担心。知子莫若父，对于这一点，梁启超早就看在眼里。当思成和徽因举行完婚礼后，他在信中表示祝贺的同时，很坦率地提醒两个孩子：“你们结婚后，我有两件新希望：头一件你们俩体子都不甚好，希望因生理变化作用，在将来健康上开一新纪元。第二件你们俩从前都有小孩子脾气，爱吵嘴，现在完全成人了，希望全变成大人样子，处处互相体贴，造成终身和睦安乐的基础。这两种希望，我想总能达到的。” 

在美国读书期间，梁思成和林徽因在性格上的差异就已经充分地表现出来，并因此导致二人之间不断出现摩擦，甚至是激烈的冲突。不可否认，冲突的发生使他们彼此都感到十分痛苦，毕竟他们都深爱着对方，不愿意伤害对方。而这种冲突也往往因爱而起，准确地讲，是因为性格的差异而导致对爱的表达方式的理解不同。刻板的思成显然头脑中中国传统意识更浓重一些，和许许多多典型的富有责任心的中国男士一样，他认为自己既然和徽因相爱，何况又是在这远离父母、大洋彼岸的异国他乡，那么就理所当然地应当关心、帮助徽因，对她的行为负责任，尤其是对一些他认为不合宜的行为予以纠正和规范。传统中国男士的责任心使年轻的思成在努力履行自己作为男友和事实上的保护人的同时，却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一个也许他认为不能称之为问题、而林徽因非常在意的问题，即林徽因小姐是否需要他的帮助，何况是这种带有明显的大男子主义倾向的帮助。事实上，深受西方文化影响、并很快就融入到美国大学生活的林徽因头脑中对爱的理解更重要的应是平等自立和相互尊重，Lady First固然需要，但个性自由似乎更重要。她强烈地反对任何自己不需要的帮助，反对任何试图干涉自己思考和行动自由的言行，而很少顾及这种帮助是否出于深切的关爱，这种“干涉”是否出于善意的“初衷”。于是，冲突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我们没必要去推测冲突时的情景，但有一个事实是毋庸置疑的：冲突伊始，他们都感到浑身上下充满了必胜的理由和莫名的委屈，而这种感觉简直就是一副激化矛盾的催化剂。到美国后，有很长一段时间，这种冲突频繁发生，以至于几乎影响到他们的感情。也许在相互之间非理性的争吵中，二人逐渐意识到对方的真实用意，也许固有的感情基础稍稍冲淡了彼此的误会和不愉快，总之，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个性的冲突虽然依旧出现，但数量上已颇为有限，二人开始学会了相互的宽容，并试图去理解对方，尽管作用并不显著。我们真应该感谢此时的冲突，它不仅有意或无意中增进了彼此的理解，而且，削弱了两人鲜明个性中特别背离的部分。如果没有这段冲突，很难想象婚后思成和徽因之间的和谐生活能否实现。而事实上梁思成和林徽因爱了一生，也吵了一生。尽管他们在一起生活的日子不足三十年，尽管他们是那么的相爱，并携手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和挫折，甚至有很多生与死的考验，但他们还是经常争吵。即使到了晚年，每当对一些问题产生不同的意见时，争吵会随时随地发生，但又很快雨过天晴，以至于熟悉他们的亲友们形象地将他们称为“欢喜冤家”，恩恩爱爱一辈子，吵嘴吵了一辈子。

对于思成和徽因因性格差异而产生的矛盾，梁启超的一段话颇有意思，他说：“其实我们在一生中不知经过多少天堂和地狱。即如思成和徽音，去年便有几个月在刀山剑树上过活！这种地狱比城隍庙十五殿里画出来还可怕，因为一时造错了一点业，便受如此惨报，非受完了不会转头……因为不是故意的，而且忏悔后又造善业，所以地狱的报受彀之后，天堂又到了。” 

“地狱”之后，果然是幸福的“天堂”。梁思成和林徽因不仅终成眷属，而且相亲相爱、生死与共，携手走过了漫漫人生路。这期间，因为战争、疾病、贫困、政治运动等造成的考验，恐怕远远超出了生活中因性格差异而形成的矛盾；但他们始终坦然直面任何困难和考验，并一同勇敢地去接受任何挑战。尤为可贵、可敬的是，这对忠诚的伴侣不仅经受住了各种考验，而且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学术研究，甚至不惜以牺牲个人的健康为代价，终成一代建筑大师，成为中国现代建筑教育和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卓越开创者。

从“地狱”到“天堂”，单纯的相互宽容是远远不够的，何况他们在固执己见这方面有着惊人的类似。他们多年的好朋友、美国人费慰梅的一段描述道出了其中的奥妙：“在大学生时代，他们性格上的差异就在工作作风上表现出来。满脑子创造性的徽因常常先画出一张草图或建筑图样。随着工作的进展，就会提出并采纳各种修正或改进的建议，它们自己又由于更好的意见的提出而被丢弃。当交图的最后限期快到的时候，就是在画图板前加班加点拼命赶工，也交不上所要求的齐齐整整的设计图定稿了。这时候思成就参加进来，以他那准确和漂亮的绘图功夫，把那乱七八糟的草图变成一张清楚整齐能够交卷的作品。他们的这种合作，每个人都向建筑事业贡献出他的（或她的）特殊天赋，在他们今后共同的专业生涯中一直坚持着。” 费慰梅是了解思成和徽因的，关心他们的人们往往只注意他们在性格方面的差异，但却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原理和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不同性格的互补性所带来的优势互补和梁思成、林徽因对他们所从事的建筑事业的发自内心的喜爱。在婚后的岁月里，共同的追求和事业上的优势互补使他们的感情不断升华。对于他们来讲，爱已不仅仅是口头的表达，更深深地融入到他们的生命中的各个方面，成为一种内在的自然流露。

对于梁思成和林徽因两人合在一起形成的组合的完美性，下面一段描述也许更具说服力。

显然我们的朋友在感到自己就像是一对里普•凡•文克尔。他们回到了一个忽然间变得不熟悉而混乱的中国；然而他们还是决心要找到自己的位置并把他们新的技能和创造力贡献给杂乱无章的环境。他们有充满田园诗般的憧憬的时刻，其余的则让位于怀疑。

菲莉思（指林徽因）是感情充沛、坚强有力、惹人注目和爱开玩笑的。她疯狂地喜欢梅兰芳，因为梅兰芳在场时她从来不敢坐下；她为能把传统戏剧带进二十世纪的节奏的前景而欢喜。思成则是斯文、富于幽默感和愉快的，对于古代公共建筑、桥梁、城墙、商店和民居的任其损坏或被破坏深恶痛绝。他们两人合在一起形成完美的组合……一种气质和技巧的平衡，即使在其早期阶段的产出也要比它的组成部分的总和大得多——一种罕有的产生奇迹的配合。 

这段文字是一位名叫查理斯的美国老人于1980年所写的回忆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文章的一部分。五十余年前他和妻子在乘火车穿越西伯利亚前往中国的漫长旅途中巧遇新婚不久的梁思成、林徽因，两对素昧平生的年轻人立即成为好旅伴。尽管他们到了中国之后不久，就去了日本，后来再也没有见到梁林二人，但这对年轻的新婚夫妇给他们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半个世纪过去了，已年逾古稀的老人仍能清晰地记起当时的情景以及他们对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印象。

梁思成和林徽因回国后立即投身到国立东北大学建筑系的组建工作中，由此正式开始了他们将理想付诸实践的艰苦历程。

从1931年起，梁思成开展了广泛且有成效的古建筑调查与研究，林徽因的身体状况稍有好转，便成为野外考察队的重要一员。他们对一些中国古建筑调查所带来的巨大的社会意义和学术价值，是很难用简短的话语可以形容的，他们的思想及实践，不仅将现代建筑学的理念引入到封闭的中国，而且将中国古代曾经创造的辉煌的建筑成就一点一点地发掘出来，并将它们重新展现给世人。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北平、天津很快沦陷，梁思成和林徽因开始了南下流亡之旅。他们历尽千辛万苦，辗转来到云南昆明，之后又随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来到位于四川南溪县的李庄，一个偏僻、闭塞、落后的地方。在这里，他们的生活及健康都经受了空前的考验。患难之中，也让我们再次深切感受到这对夫妻的真情挚爱。他们的女儿梁再冰这样回忆李庄的艰苦条件：“四川气候潮湿，冬季常阴雨绵绵，夏季酷热，对父亲和母亲的身体都很不利。我们的生活条件比在昆明时更差了。两间陋室低矮、阴暗、潮湿，竹篾抹泥为墙，顶上席棚是蛇鼠经常出没的地方，床上又常出现成群结队的臭虫，没有自来水和电灯，煤油也须节约使用，夜间只能靠一两盏菜油灯照明。”“我们入川后不到一个月，母亲肺结核症复发，病势来的极猛，一开始就连续几周高烧至四十度不退。李庄没有任何医疗条件，不可能进行肺部透视检查，当时也没有肺病特效药，病人只能凭体力慢慢煎熬。”面对重病中的妻子，梁思成心如刀绞，但环境的恶劣、条件的简陋，丝毫没有令他畏缩，这位从未接受过医学训练的建筑学家开始学习打针，为了自己的妻子，天大的困难也要克服。爱能战胜一切，梁思成不仅学会了肌肉注射，而且学会了难度很大的静脉注射，成为林徽因最好的“护士”。林徽因后半生的多半时间是在病中度过的，梁思成则始终将照顾好林徽因作为自己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并心甘情愿地为之付出一切。在李庄，由于严重的通货膨胀，“食品愈来愈贵，我们的饭食也就愈来愈差，母亲吃得很少，身体日渐消瘦，后来几乎不成人形。为了略为变换伙食花样，父亲在工作之余不得不学习蒸馒头、煮饭、做菜、腌菜和用橘皮做果酱等等”。

即便是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梁思成夫妇仍对生活充满了希望。在弥漫着浓重的药品气味的小屋里，不时可以听到大人和孩子们的欢笑声和朗朗的读书声。多少年过去了，梁再冰仍清晰地记得父亲苦中找乐的幽默话语，她回忆说：“家中实在无钱可用时，父亲只得到宜宾委托商行去当卖衣物，把派克钢笔、手表等‘贵重物品’都‘吃’掉了。父亲还经常开玩笑地说：把这只表‘红烧’了吧！这件衣服可以‘清炖’吗……尽管贫病交加，挫折一个接一个，但父母亲并不悲观气馁，父亲尤其乐观开朗。他此时常教我读些唐诗。杜甫的‘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是全家最喜爱的诗句之一。生活愈是清苦，父亲愈相信那‘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日子即将到来。他从来不愁眉苦脸，仍然酷爱画图，画图时总爱哼哼唧唧地唱歌，晚间常点个煤油灯到他那简陋的办公室去……他仍在梦想着战争结束后到全国各地再去考察。有一次我听到他对母亲说：如果他今生有机会去敦煌一次，他就是‘一步一磕头’也心甘情愿。母亲不发烧时也大量读书做笔记，协助父亲作写中国建筑史的准备。她睡的小小行军帆布床周围堆满了中、外文书籍”。 

和梁思成和林徽因一生辉煌的学术成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坎坷多磨的命运。在不断的生与死的考验中，他们这对曾经被称为“欢喜冤家”的夫妻的感情也得以升华，并深深融入到他们的血脉中。林洙的一段记述将这种真挚的情感再一次生动地表现出来：1948年的一天，林洙在梁家聊天，在谈论古建筑这个话题时，不经意间谈到了太庙，立即引起了病中的林徽因的一段美好的回忆，“她（指林徽因）突然想起了什么，笑着问我：‘听过我和思成逛太庙的故事吗？’我摇摇头。她说：‘那时我才十七八岁，第一次和思成出去玩，我摆出一副少女的矜持。想不到刚进太庙一会儿，他就不见了。忽然听到有人叫我，抬头一看，原来他爬到树上去了，把我一个人丢在下面，真把我气坏了。’我回头看看梁思成，他正挑起眉毛，调皮地一笑说：‘可是你还是嫁给了那个傻小子。’他们都笑了，我也早已笑得前仰后合了。梁思成深情地望着她，握着她的一只手轻轻地抚弄着。他们是多么恩爱的一对！林徽因那苍白得几乎透明的脸，在兴奋中泛起一点红晕”。 


“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

1948年的一个秋日，梁思成像平日一样，神采奕奕地走在清华大学建筑系馆的楼道里。他身材瘦小，略显驼背，穿一身讲究的西服，戴着一副宽边眼镜，显示出儒雅的学者风范，同时，还有一点滑稽幽默的神态于不经意间流露出来。梁思成从南京接受中央研究院院士学衔归来不久，系里有一大堆事情等着他去处理，这时迎面走来一个文静的女孩子，二十岁上下，长得十分秀气，看她的神态，似乎对建筑系的一切都充满好奇和景仰。看到面前的这位女孩子，梁思成立即想起了妻子曾告诉过他的一个新认识的小同乡，应该就是她吧？迟疑一闪而去，梁思成几乎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是林小姐？我猜对了吧？这位漂亮的姑娘一定是林小姐。”言语亲切而不乏幽默。他猜对了，面前的女孩子正是林洙，一位年仅二十岁的高中毕业生，刚刚从上海北上清华求学。来清华后不久，她就拜访了自己仰慕已久的福建同乡林徽因，并得到林的热情帮助。对于梁思成的轻松提问，年轻的林洙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几乎就在同时，她也马上断定，面前这位幽默而热情的中年学者肯定就是大名鼎鼎的建筑学家、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

梁思成和林洙的相识似乎颇为平常，但又是那么默契，或许正是这种默契预示着今后会发生的不平常的事情。不管当时的情景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初次相见的梁思成和林洙恐怕谁都没有想到，十余年后，一段生死不渝的爱情故事就在他们身上发生了。有缘千里来相会，也许今天的我们能这么说：他们的缘分就是从此开始的。

1955年的初春，对于梁思成来说无疑是极度压抑和痛苦的。一方面是来自身体和情感上的，妻子林徽因于1954年秋天病情急剧恶化，很快便失去工作能力，年底，住进同仁医院，自己也是疾病缠身，不得不于1955年1月住进了同仁医院；另一方面则是来自政治和精神上的，1955年2月开始，全国开始集中批判建筑设计中的“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思想”，作为建筑学术界的权威，又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探索、研究建筑的民族风格的积极响应者和实践者，梁思成成了被批判的首选，成为“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代表人物”。抛却自己的磨难不说，与亲爱的妻子住在同一家医院，近在咫尺，但却眼看着她备受病痛的折磨而无能为力，梁思成不禁泪流满面。3月31日深夜，看望过林徽因之后，梁思成回到自己的病房休息。未久，林徽因忽然意识清醒了，弥留之际，她用微弱的声音告诉护士，她要见一见丈夫。护士却毫不理会她的要求，告诉她：夜深了，有话明天再谈吧。然而，她再也没有力气等待了，在黎明即将到来之际，一代才女林徽因悄然地离开了人世。

对于梁思成来说，共同生活了27年、一生挚爱的妻子的去世是一个几近毁灭性的打击，他一度陷入了深深的抑郁。没有了亲爱的徽因，他怎么活下去呢？事实上，很多好心的朋友也都为他捏一把汗。

好在后来紧张的政治气氛稍稍缓和一些，梁思成也从悲痛中暂时解脱出来，继续着繁重的工作，努力探索着社会主义条件下建筑教育的改革与发展问题。繁忙的工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生活的空虚，但心灵的孤寂却愈发暴露出来。毕竟，他是一个情感十分丰富的人，他从不畏惧任何困难，哪怕面对死亡，但他害怕孤独，他需要精神的慰藉，需要一个可以自由自在地谈心、交流的亲人，但他却没有，甚至连两个孩子都不在身边；同时，整日忙碌且年岁不小、病痛缠身的他也确实需要有人照顾。此外，林徽因的母亲已年逾七旬，一直由他一个人照顾，既不太方便，更显得力不从心。

林徽因去世后，也有不少同事、朋友和领导关心梁思成的生活，提出要给他找个老伴，还有一些女士仰慕梁思成的大名，毛遂自荐要与梁思成结为伴侣，但他都没有答应。生性幽默的梁思成曾经戏述自己的择偶标准为“三要”和“三不要”，即老的不要、丑的不要、身体不好的不要，反之，则可以考虑。但事实远非这么简单。出于自身的年龄、健康状况等种种世俗的顾虑，尽管梁思成十分渴望重建一个温馨的家，但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只是将这一愿望悄悄地藏在心底，正如他自己所说的：

 “……我这个‘家’，特别是在深夜，是多么的清静……多年来我心底深处是暗藏着一个‘真空’地带的……对自己年龄和健康状况的‘客观事实’我是意识到的，若干年来，我都让它压制着那年轻的‘主观心情’，从而形成了那么一个‘真空’，深深地埋藏起来。” 

也许是命中注定，也许是令人欣慰的巧合，一个偶然机会使林洙又一次走进了晚年梁思成的生活。梁思成的感情“真空”再也不能维持，那看似平静的生活，在理解、信任的力量感召下，终于掀开了新的一页。

林洙1928年出生于福州市，1948年刚刚中学毕业的她从上海来北平，希望能进入清华大学继续求学。在这里，她结识了林徽因和梁思成，并很快成为一个受梁家欢迎的年轻朋友。北平解放后不久，林洙和清华大学建筑系教师程应铨结婚，并有了两个孩子。她先在重工业部基本建设局工作，1953年调到清华大学建筑系，在梁思成领导的《中国建筑史》编撰小组绘图，后在系资料室从事资料管理。工作上积极上进的林洙在家庭生活上却很不幸福，她和程应铨的婚姻最终以失败而结束，在努力摆脱失败婚姻给生活造成的阴影的同时，林洙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

由于在建筑学术界的特殊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对从政毫无兴趣的梁思成除继续担任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一职外，还兼任了许多社会职务。繁忙的工作令他应接不暇，他每天都要接到大量资料和信函，而他本人哪有那么多空余时间来处理。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这一问题更加突出地表现出来。用梁思成自己的话讲，他本人简直是住在一个大字纸篓里，很多东西该扔掉，因为没有清理不敢扔，就这样像滚雪球一样，“字纸篓”也就越来越大，简直要把他埋起来了。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吴良镛先生看到梁思成面临的窘境，决定找一个合适的人来帮助梁思成整理资料，而这个人就是林洙，当时她正在清华大学建筑系资料室工作。

梁思成对林洙的到来深表欢迎。林洙主要帮助他整理各种信函和资料，同时，由梁思成口授，代写一部分简单的回信。很快，杂乱无章的梁家变得井井有条。工作之余，他们也谈论一些彼此都感兴趣的话题，从文学作品的欣赏到彼此的生活经历。渐渐地，他们惊讶地发现，两人有那么多的共同语言。梁思成还是他的一贯风格，常常是一个思考敏锐、言语不多的忠实听众；而腼腆的林洙则成为聊天的主角，她感到无比的轻松和愉悦，因为在梁的面前她可以如此无拘无束地将她对文学、对生活的理解和感悟一一倾诉，而这恰恰是她以往的情感生活所缺乏的。梁家的客厅因为有了他们这么热烈、真诚的谈话，而少了几分冷清，多了些许温馨。许多年以后，已经年迈的林洙回忆起这一段日子，仍旧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温暖。她这样写道：“我们就这样倾心地交谈着，我回家的时间也从9点推迟到9点半，到10点。可以这样推心置腹地交谈的知音，在我的一生中只遇见过这一次。我感到和他待在一起有无限的温暖与宁静，同时觉得得到了许多的东西。得到了什么？在知识方面？在道德方面？抑或在感情方面？不，我说不清楚。” 爱情的力量是林洙“说不清楚”的。正是在相互之间逐渐加深的信任与理解中，林洙和梁思成相爱了。一切是那么的不可思议，他们年龄相差悬殊，以往只是普通的同事关系、上下级关系，恐怕在此之前，彼此都从未把对方作为自己在情感方面的选择对象，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吧；一切又是那么的自然真挚，是信任和理解使他们从相识到相知，再到相爱。这其中没有花前月下，也没有卿卿我我，甚至没有海誓山盟，但在真诚的信任和理解中构筑的爱恰似一股涓涓清流，悄悄地滋润着梁思成和林洙的情感空间，并在不知不觉中将两人紧紧地连在一起，任凭风吹雨打，再也无法将他们分开。

既有激情、又不失冷静思考的梁思成，对于他们之间的感情升华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将自己对林洙的爱恋之意勇敢地表达出来，而所用的方式则既传统又不失浪漫——他写了一封自己称为“申请书”的求爱信。浓浓的暖意和诚挚的情感洋溢在质朴的话语中，尽管其中也流露出一丝世俗的胆怯和顾虑。这里我们摘录了信中的几个片段：

不瞒你说，多年来我心底深处是暗藏着一个“真空”地带的；这几天来，我意识到这“真空”有一点“漏气”，一缕温暖幸福的“新鲜空气”好像在丝丝漏进来。这种“真空”得到填补，一方面是极大的幸福，一方面也带来不少的烦恼。我第一次领会到在这样“万籁无声，孤灯独照”的寂寞中，得到你这样默默无声地同在一起工作的幸福感。

我非常非常珍惜这些天你给我带来的愉快和温暖，这就不可避免地增厚加深了我对你的感情。这种感情并不是什么“一见倾心”的冲动，而是多年来积累下来的“量变”到“质变”。这样的“质变”虽然使我（单纯从我一方面想）殷切地愿望你就这样，永远永远不再离开我，但我也知道这是一种荒唐的不切实际的幻想。

亲爱的朋友，若干年来我已经这样度过了两千多个绝对孤寂的黄昏和深夜，久已习以为常，且自得其乐了。想不到，真是做梦也没有想到，你在这时候会突然光临，打破了这多年的孤寂，给了我莫大的幸福。你可千万千万不要突然又把它“收”回去呀！假使我向你正式送上一纸“申请书”，不知你怎么“批”法？ 

如果用“情深义重，严谨而不乏幽默”来概括这封信的内容，恐怕再贴切不过了。面对自己所爱的人，梁思成敢于主动冲出世俗的羁绊，去坦诚地表露自己的情感，这需要何等的勇气！我们真应该为梁思成迈出这一步而感到高兴。此时，最幸福的人莫过于林洙了。她的顾虑和压力可能比梁思成还要大，以至于她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去表达自己的情感；但一旦这“幸福”突然降临的时候，她就再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而幸福地陶醉其中了。这种情感就像是一泓秋水，平静、自然的表面下面蕴含着无限的激情，一种对爱情、对生活、对事业更深层次的理解和感悟。在经历了人生中的许多沧桑之后，梁思成和林洙真诚相爱并最终成为生活中的伴侣。

当年，梁启超戏称梁思成和林徽因要经过地狱的磨炼才能走到一起来；历史竟会有着惊人的雷同，晚年梁思成和林洙的结合竟然又要经受种种磨难才能如愿以偿。只是，当年的磨难主要出自内因，梁思成和林徽因在性格等诸多方面有很大的差异，需要慢慢磨合；而现今的磨难则完全出于外部，来自传统思维下的社会舆论的种种非议和梁思成的亲属们的坚决反对。梁思成的弟妹们甚至联名给他们尊敬的二哥写了一封措辞颇为严峻的“抗议信”。一时间，风声鹤唳，四面楚歌。坦率地讲，即使在五十余年后的今天，梁思成和林洙的结合也同样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阻力。更何况，当年梁思成的弟妹们“干涉”哥哥晚年婚姻的动因，更多的是源自浓厚的手足之情，他们唯恐年纪比哥哥小近二十岁的林洙是贪图金钱和地位才嫁给哥哥，到头来，使得老实、善良的哥哥吃亏上当。我们丝毫不怀疑梁思成的亲人们是因为关心、爱护他才“干涉”他和林洙的结合，但在善意地“干涉”梁思成的同时，他们却在无意中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对于晚年的梁思成来说，什么样的生活才是他自己希望得到的幸福生活呢？

面对扑面而来的反对声，林洙几乎要顶不住了。她说：“在那些可怕的日子里，我的心仿佛是一只被野兽追逐的小鹿，惶惶不可终日。” 在爱情经受考验的时刻，梁思成勇敢地将各种压力都给承担下来，坦然处之。他用坚定平静的微笑慰藉着林洙，小心翼翼地呵护着她，关心着她。只要在一起，他们就有说不完的话，每天都过得很开心。

由于梁思成的特殊地位，他的婚姻风波甚至惊动了中央领导。当时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在得知事情的经过后，明确地表示，支持梁思成的婚姻。

风雨之后，彩虹满天。梁思成和林洙终于顶住了种种阻力，于1962年6月17日正式结为夫妻，从此开始了他们风雨同舟、生死不渝的人生旅程。

婚后的生活是幸福的，梁家又时时回荡着欢快的笑声。梁思成的博学幽默和林洙的聪明贤惠相得益彰，可谓夫唱妇随，其乐融融。林洙讲了一件难忘的趣事。有一天，梁思成忽然一本正经地问林洙：“眉（林洙的小名），你知道你丈夫的金部官衔吗？”林洙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当然知道。”梁思成依旧笑呵呵地说：“不见得吧！你知道我还是‘瘦协’和‘废协’的副主席吗？”这一下就把林洙问住了，她从未听说过有这么两个协会，百思不得其解。看到妻子苦思冥想的样子，梁思成像个孩子似的哈哈大笑道：“不知道了吧，‘瘦协’，是瘦人协会，夏衍是会长，他只有44公斤，我和夏鼐是副会长，一个45公斤，一个47公斤。我们三人各提一根拐杖，见面不握手而是碰杆。‘废协’，是废话协会。一天我和老舍、华罗庚一起闲聊，老舍抱怨说：整天坐着写稿，屁股都磨出老茧来了。我开玩笑说：‘为什么不抹点油？’老舍也回答得快：‘只有二两油，不够抹的。’华罗庚接上来说，‘我那份不要了，全给你。’”讲到这里，梁思成又忍不住笑起来，边笑边说：“逗贫嘴谁也说不过老舍，所以他当了‘废协’的主席，我和华罗庚是副主席。”终于明白了怎么回事的林洙也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并笑称梁思成是个专门骗人的“大坏蛋”。 

时光就这样在不知不觉间流逝着，他们的感情也愈发深厚和牢固。对此林洙曾颇有感触地说：“我的经历告诉我，夫妻之间不能仅凭一时间热烈的爱情，还应有诚挚的友谊……夫妇间要保持持久的友谊与爱情并不是容易的事，它要求双方都付出执着不懈的努力。” 

1963年开展的“反贪污反官僚主义”运动中，林洙被组织上错误地认为有贪污嫌疑，并对其展开了调查。有关部门负责人三番五次地找林洙谈话，要求她坦白交代错误。由于梁思成的特殊身份，整个建筑学术界都在议论这件事，林洙所受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其实，此时的梁思成所受的压力同样大，一面是国家法律、组织纪律，一面是亲爱的妻子，他既绝对相信组织，又很了解和信任妻子，他们谁对谁错呢？梁思成陷入了苦苦的思索。理智又一次使他找到了正确的处理办法，在林洙几乎要绝望的时候，梁思成的一段话“解放”了她。梁思成很严肃地告诉林洙他的明确态度，他说：“组织对你的审查不是轻率的，不是无根据的怀疑，而是掌握了一定的材料……不管你的问题多大，贪污了多少钱，只要你彻底坦白，我愿意也有能力帮你退赔，并且不会影响今后我们之间的感情。如果你真的没有问题，那就振作起来，帮助领导把问题弄清楚。但是我告诉你，如果最终你的话和组织的结论不一致，那我是相信组织的，那我们之间的关系就算完了。” 正是这段冷静而不乏温情的话，给了林洙很大鼓励，撇开个人委屈，积极协助组织调查，最终证明自己没有问题。我们可以想象当时林洙的心情是多么的激动和欢畅，不仅是因为自己终于摆脱了“莫须有”的罪名，更重要的是，林洙亲眼看到，在全系、全校、甚至整个建筑界都在耻笑她是个贪污分子的时候，梁思成却能够泰然处之，丝毫没有冷落她，而是向她伸出了温暖的手，帮她渡过难关。对于一个家庭而言，有什么比这一点更重要的呢？

命运似乎总是在作弄善良的人们。正当梁思成和林洙沉浸在生活的和谐与幸福之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和许许多多学术大师一样，梁思成从一个受人尊重的著名建筑学家一下子被打成了罪不可赦的“反动学术权威”，无休止的批斗与迫害也随即而来。梁思成成了造反派们重点批斗的对象，梁家也成了造反派们屡屡抄家的重点户。造反派们甚至勒令林洙必须和梁思成划清界限，限期离婚。他们这样训斥林洙：“你要考虑一下，怎样和他彻底划清界限，是跟毛主席走，还是跟‘反动权威’走，限你三天内做出选择。”在邪恶面前林洙毫不畏惧，她以自身的行动给了造反派们最响亮的回答：决不离婚，要永远和梁思成在一起。这里，我们引用林洙的一段个人独白，其内心世界清晰可见：

如果说1962年我同思成结婚后，由于我们在年龄、学识和生活经历上的差异，许多人不理解也不赞成我们的婚姻，如果说在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我多少感到过惶惑的话，那么，几年的共同生活已使我更了解他，更认识他的价值。我庆幸自己当年的决定，并感谢上苍为我安排了这样一个角色。我在那惊慌恐怖的日子里，感受到幸福与骄傲，安慰与宁静。

我深信历史会说明一切，可能我等不到这一天，也许我会和他一起被红卫兵打死，也许我会被兄妹疏远，也许会被子女抛弃，也许会被朋友们拒绝。但是，我不能虚伪，不能回避，既然今天我更加了解了他，更加认识了他的价值，我唯一能做的，只能是诚实地把绞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 

残酷的迫害使梁思成原本已十分羸弱的身体彻底垮了。此时的他，工资被停发，存款被没收，各种待遇也被一并取消，造反派们唯一“赐予”他的就是精神和肉体上的折磨。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吓倒林洙。对于年老病重的丈夫，林洙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关爱，去呵护他，照顾他，安慰他。她既是一位忠诚的妻子，又是一位细心的保姆和护士。无论遇到多么大的压力，无论生活有多么艰辛，林洙始终没有向命运低头。在相依为命的日子里，梁思成和林洙依旧在交流思想。一次，梁思成很坦率地谈及自己对于文化的民族性问题的认识，尽管不乏真知灼见，但显然大大违背了当权者的观点。耿直的梁思成甚至表示不愿意口是心非地写假检查，而希望像以往那样把自己的观点摆出来和大家讨论。他的这一想法把林洙吓坏了，如果梁思成真要把这些观点和盘托出和学生们讨论，那岂不马上就要被扣上向无产阶级专政反攻倒算的罪名？于是，林洙万般叮嘱梁思成，这些话只能在家里说说，绝不可说给外人。看到妻子紧张的样子，梁思成似乎忽然明白了其中缘由，他温和地笑着说：“你真是‘反动权威’忠实的老婆。”这句带着几分酸楚的玩笑之语是这么的朴实真挚，其中的酸甜苦辣，各种滋味，恐怕只有林洙才能完全体味出来。

梁思成病危住进医院后，林洙每天则要参加学习班，从早上一直到深夜，然后再匆匆忙忙赶到医院照顾梁思成。而病得几乎连说话都困难的梁思成每天晚上都会像个孩子似的，等见到林洙，这才肯入睡。每天早晨林洙一起床，他马上就会惊醒，一直目送林洙离开病房。

1972年1月9日，梁思成因病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尽管他带着很多遗憾而去，但有一点，他是十分欣慰的，那就是，事实证明：他和林洙的结合是正确的，他们之间用信任和生命构筑的爱是牢不可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