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教东北大学
1928年9月，满怀着对即将开始的事业的无限期望与憧憬，风华正茂的梁思成和新婚妻子林徽因在穿越了漫长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之后，回到了久别的祖国。
对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来讲，从美国学成归来，找一份薪水不菲的工作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一方面，国内建筑市场方兴未艾，但建筑专业人才奇缺，几家主要的建筑公司都在以非常优厚的待遇招揽人才；另一方面，以梁思成的专业背景和家庭人脉资源，开设一家建筑设计公司，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事实上，梁启超的诸多朋友也都希望梁思成在充分考虑收入待遇的情况下，要么选择入职一家实力雄厚的大公司，要么自立门户开办公司。但梁思成的选择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在父亲梁启超的支持下，他和林徽因选择离京赴沈阳，执教东北大学建筑系。而此时的东北大学建筑系刚刚完成形式上的成立，除了几十位对现代建筑学一无所知的新入学学生外，一无专业师资，二无专业教学设备，三无基本的培养方案，一切都要等待即将赴任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前去开创。
选择到大学教书这一具有浓厚知识分子倾向的举动，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了梁思成的学术兴趣和父亲梁启超的教育子女理念。梁启超对于自己爱子的前途可谓深思熟虑，尽管健康状况不断恶化，但他还是亲自为即将归来的长子的工作再三筹划。梁启超最早的想法是在清华大学为梁思成谋取教职，并一度为此积极奔走。后来，梁思成的校友杨廷宝找到了梁启超，告知东北大学成立建筑系，急需一位系主任。原来，少帅张学良兼任东北大学校长之后，着力推动大学的建设和发展，办学规模迅速扩大。考虑到社会发展对现代建筑学人才的需求，1928年，东北大学决定设立建筑系，并招收了第一届15名学生。当时的中国，仅有国立中央大学刚刚成立了建筑系，而真正接受过现代建筑教育的人极少，能有资格和水平创办大学建筑系的专业人才更是凤毛麟角。时任东北大学工学院院长的高惜冰，最初推荐的建筑系系主任人选是其清华校友、刚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建筑学硕士学位的杨廷宝，但杨廷宝自1927年回国后即应邀入职天津基泰工程公司。面对东北大学的盛情邀请，杨廷宝想起了一个合适的人选，这个人就是即将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梁思成。鉴于东北大学开学在即，杨廷宝未及与梁思成本人沟通，便直接来到梁家，向梁启超谈及此事。梁启超对于杨廷宝带来的就业信息颇感兴趣，在他看来，虽然梁思成“学了工程回来当教书匠是一件极不经济的事”，但东北大学发展空间大，且可磨砺意志，“将来或可辟一新路”。 对于之前一直在努力争取的清华大学任教机会，梁启超将其和东北大学作了比较之后，亦明确表示“清华太舒服，会使人懒于进取”。 梁启超写信告诉梁思成这一消息，并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态度，他说：
“奉天建筑事业极发达，而工程师无一人，汝在彼任教授，同时可以组织一营业公事房，立此基础前途发展不可限量。” 一个月后，梁启超再次致信梁思成，表示“为你前途立身计，东北确比清华好（所差者只是参考书不如北京之多），况且东北相需甚殷，而清华实带勉强。” 他希望梁思成八月前赶回，以免耽误东北大学开学。
懂得怎样的爱才会对子女终身有益，梁启超给我们做出了表率。这一点，对于今日中国数以亿计的年轻父母们恐怕有着巨大的借鉴价值。
梁思成的专业兴趣和理想，以及求学期间表现出的古建筑研究能力，则是促使他选择到东北大学执教的内在动力。留学期间，梁思成对建筑历史的学习和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他在艺术领域的天分又使得这一兴趣充分展现出来。在梁思成的同窗好友陈植的一篇文章中，详细描述了留学美国时期梁的刻苦求学与学术兴趣，陈植这样回忆说：“思成兄就学期间全神以赴，好学不倦给我以深刻的印象。我们常在交图前夕彻宵绘图或渲染，他是精益求精，我则在弥补因经常欣赏歌剧和交响乐而失去的时间。在当时‘现代古典’之风盛行的影响下，思成兄在建筑设计方面鲜落窠臼，成绩斐然，几次评为一级。他的设计构图简洁，朴实无华，但亦曾尝试将建筑与雕塑相结合，以巨型浮雕使大幅墙面增添风韵。他的渲染，水墨清澈，偶用水彩，则色泽雅淡，明净脱俗。”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梁思成对建筑史研究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除建筑设计外，思成兄对建筑史及古典装饰饶有兴趣，课余常在图书馆翻资料、做笔记、临插图，在掩卷之余，发思古之情……考古已开始从喜爱逐渐成为他致志的方向。” 留美期间的一件趣事令梁思成记忆犹深，以至于多年后每每提及，他还颇为得意。当时，老师要求设计并制作一件艺术作品，梁思成精心为林徽因制作了一面仿古铜镜，铜镜正中刻着两个“飞天”图雕。铜镜设计构思巧妙，制作精良，几乎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调皮的梁思成竟先将作品拿给一位专门研究东方美术的教授鉴定，结果那位教授居然将其当作了中国北魏时期的文物。
留学期间，梁思成接受的是典型的西式学院教育，建筑学理论来自西方，也受西方审美观念的熏染。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就读的最后一年，他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建筑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从比较草图、正面图以及其他建筑特色入手，追溯了整个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的发展道路。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一时期的严格训练对他回国后从事的建筑史研究及建筑教育工作大有裨益。更难能可贵的是，虽然身在美国，但梁思成始终没有全盘照搬西方的建筑学，而是尝试将中西建筑文化熔为一炉。前文我们已经谈到梁思成在父亲的悉心指导下，从小就受到了严格的国学教育，国学造诣深厚，就这一点而言，梁思成继承了梁家的家学；同时，在清华读书的八年和在美国的四年留学生涯里，梁思成接受了系统的西式教育，学习了大量的现代科学和人文知识，真正做到了中西并重，中西贯通。对于父亲在国学学习方面给予自己的帮助和指导，梁思成感触颇深：“我非常感谢父亲对我在国学研习方面的督促和培养，这为我后来研究建筑史打下了基础。”
对于为什么选择建筑史、特别是宋代李诫的《营造法式》作为自己的学术研究方向，晚年梁思成曾经向家人系统谈过自己的初衷。他说：
在宾大学习时，看到欧洲各国对本国的古建筑已有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并写出本国的建筑史，唯独中国，我们这个东方古国，却没有自己的建筑史。当时西方学者尚未注意中国建筑的发展和技术。但我感到日本学术界已开始注意中国，如著名学者大村西崖、常盘大定、关野贞等都对中国建筑艺术有一定的研究。我相信如果我们不整理自己的建筑史，那末早晚这块领地会被日本学术界所占领。作为一个中国建筑师，我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
同时，我在学习西方建筑史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建筑是民族文化的结晶，也是民族文化的象征。我国有着灿烂的民族文化，怎么能没有建筑史？！
1925年父亲寄给我一部重新出版的古籍，“陶本”《营造法式》，我从书的序及目录上，知道这是一本北宋官订的建筑设计与施工的专书，是我国古籍中少有的一部建筑技术专书。但是在一阵惊喜之后，又带来了莫大的失望和苦恼，原来这部精美的巨著竟如天书一般，无法看懂。我想既然在北宋（公元960—1127年）就有这样系统完整的建筑技术方面的巨著，可见我国建筑发展到宋代已经很成熟了，因此也就更加强了研究中国建筑史、研究这本巨著的决心。
1928年9月，梁思成赴沈阳就任东北大学建筑系系主任，时年27岁，妻子林徽因亦随同赴东北大学任教，两人均被聘为专任教授。到任伊始，他们两人就承担起了建筑系全部的专业教学工作，因为最初的一个学年，整个建筑系只有他们两位专业教师。尽管如此，建筑系的教学及管理工作仍得以顺利进行，有了一个相当不错的开端。当然这必须归功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全身心的投入和他们渊博的学识。为改变建筑系师资严重缺乏的状况，梁思成想方设法从尚未归国的国外高校中国留学生中招揽人才，以构建高水平的专业教师团队。首先受聘前来执教的是其同窗好友陈植，他到东北大学的时间是1929年8月。之后，童寯、蔡方荫等几位留美毕业生陆续到任。这些和梁思成年龄相当的年轻人给同样年轻的东北大学建筑系带来了无限生机与活力，使其成为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建筑师摇篮。后来，他们和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一样，都成为中国知名的专家和学者。而且，由于他们的出色工作，因为“九•一八”事变而被迫停办的东北大学建筑系，在并不长的办学时间内，培养了一批卓有成就的建筑师，如刘致平、刘鸿典、张溥、赵正之等人。
执教东北大学的三年时间里，梁思成在承担了大量教学工作任务的同时，积极推动建筑系的基础性建设，以课程设置和学生培养为重点，初步形成了“学院派”特色突出的教学体系，努力充实教师队伍，成功地构建了以清华同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校友为核心的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可以说，这一时期，是梁思成建筑教育思想的初步形成期。
在东北大学工作期间，梁思成亦积极尝试开展古建筑调查和建筑设计。到达沈阳之初，他一度为建筑系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根本拿不出时间和精力从事设计工作。陈植、童寯、蔡方荫等人陆续加盟后，教学工作任务一下子减轻了很多，成立营造事务所事宜旋即提上日程。营造事务所最终以梁思成、陈植、童寯、蔡方荫等4人姓氏命名，名曰“梁陈童蔡营造事务所”，林徽因虽然未名列其中，但亦为重要成员之一。就目前可考证的资料看，“梁陈童蔡营造事务所”承揽完成的较大规模的建筑设计项目主要有两项：一是原省立吉林大学教学楼群；二是原东北交通大学部分校舍。此外，在“梁陈童蔡营造事务所”成立之前，梁思成也承接了一些大学校舍、小型的公共建筑和私人住宅的设计任务。据梁思成的好友费慰梅记述，梁思成、林徽因一起设计了沈阳郊区的一座公园——肖何园，以及一些有钱的军阀的私宅。 由于东北局势的迅速恶化，“梁陈童蔡营造事务所”存在的时间并不长，承接并完成的设计项目数量也不多，但对于梁思成、陈植等人而言，这段经历却是很好的历练，对于他们日后组建营造事务所或是从事建筑设计应该大有裨益。
沈阳曾经作为清朝入主关内之前的首都，有着大量的皇家建筑物，这无疑为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实践提供了理想的对象。他们从丈量沈阳郊区清“北陵”的建筑开始，尝试用现代建筑学手段调查古建筑，这期间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为他们后来专业开展古建筑调查与研究打下了很有价值的实践基础。作为一名成就斐然的古建筑保护专家，梁思成力图保护中国古建筑的实践也始于这一时期。当时，沈阳市市长以阻碍交通为由，决定拆除漂亮的钟鼓楼。梁思成焦急万分，他试图将这一文化瑰宝保存下来。他告诉那些当权者：毁坏容易保护难，古建筑一旦消失就不能再恢复了，为什么要选择毁灭它们呢？结果令他非常失望，当权者拒绝了他的建议。这一结果似乎是一个悲剧的预示：作为一名建筑学家，他的一生中多次遇到这样无奈而痛心的事情，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他很少能凭借一名学者的力量实现他本应实现的愿望，精美的中国古建筑在他的视野中一个一个消失了。
执教东北大学期间，为授课需要，梁思成对中国雕塑史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精心编写了讲课提纲，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充实内容，撰写了《中国雕塑史》一书。 这部著作既是梁思成早期学术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也是近代中国第一部雕塑史。全书未排出章节目次，而是按历史朝代编排，共有“上古”“三代——夏”“三代——商”“三代——周”“秦”“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南朝”“南北朝——北朝”“北齐、北周”“隋”“唐”“宋”和“元、明、清”等14个部分，三万余字，并配有近二百幅插图。篇幅虽然不长，但图文并茂，文笔生动，如新风扑面，趣味盎然。
这一时期，梁思成在学术研究方面还有一项重要成果，那就是他和好友张锐合作编写了《天津特别市物质建设方案》。张锐是梁思成的清华校友，又同在哈佛留学，和梁是多年的好朋友，他所学专业为市政管理，留学归国后曾在东北大学短暂执教，后进入天津市政府从事市政管理与建设工作。1929年12月，由南京国民政府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制定的《首都计划》正式公布，引起广泛关注，国内其他一些大中城市也纷纷仿效，按照现代城市建设规划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组织制定本地的城市建设规划方案。《天津特别市物资建设方案》即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编制意愿，并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的，梁思成和张锐合作编写的方案最终入选，并获评最佳方案。
1930年冬天，林徽因患病且日益严重，后来在北平协和医院确诊为肺结核。这种病在当时的中国被认为几乎是无法治愈的，东北的冬天又是那么的寒冷，羸弱的徽因显然无法适应。在家人和朋友们的执意坚持下，林徽因回到北平养病，梁思成仍留在沈阳，继续领导着建筑系的工作。命运似乎总在给人们开玩笑。雄心勃勃的少帅张学良全力扶持东北大学快速发展，希望将其办成东北的人才培养基地。但他没有料到，创办不久的东北大学却将中国官场上的朋党之争全面继承过来，朝气蓬勃逐渐被拉帮结派所替代，民主风气则被专制霸道取而代之。这一局面令梁思成大为失望，而东北局势的急剧恶化又使得梁思成的“失望”变成了“无望”。日本人早就对富饶的东三省垂涎三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更是加紧了侵略步伐，东北危在旦夕。梁思成等人在为东北大学的前途深深忧虑之际，不得不开始寻求新的出路。1931年，东北的局势已成剑拔弩张之势。迫于时局压力，这年2月，陈植离开东北大学到了上海，和赵琛一起成立了赵琛、陈植事务所，其他一些同事也相继离职。梁思成先是于1931年2月将建筑系的工作交给了同事童寯，6月，辞别东北大学回北平，在北总布胡同三号安家。9月，正式加入朱启钤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担任专职研究人员。之后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三省随即沦陷，东北大学被迫流亡关内。
醉心古建筑
东北大学的工作虽然短暂，但对梁思成后来的人生与事业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研究中国古建筑的愿望更迫切了，决心也更坚定了。
中国营造学社成立于1930年3月，其创始人是朱启钤。选择到中国营造学社工作，是梁思成一生的重大抉择。如果用世俗的观点衡量，加入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民间学术团体，似乎和梁思成的地位和学识极不相称，但梁思成却最终选择了它。原因很简单，因为梁思成下决心从事建筑历史的研究工作，这也是他终生的志趣所在，而中国营造学社恰恰是以研究中国古建筑为宗旨的。费慰梅将中国营造学社称为“有钱人业余爱好的副产品”。
朱启钤是清末民初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曾先后出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内务总长、代理国务总理等要职。和许许多多旧式官僚不同，朱启钤的业余爱好是当时难登大雅之堂的古建筑，热心古建筑研究、文物收集和整理。他曾参与领导过一些古建筑的修缮与保护工作，和许多一辈子都在维修那些皇家建筑的工匠建立了密切而愉快的关系，从他们那里，他了解了很多中国古建筑方面的知识，并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后来，朱启钤出差途经南京时偶然在江南图书馆发现了34卷本的《营造法式》手抄本，“其书乃宋李诫奉敕编进，分别部居，举凡木、石、土作，以及彩绘各制至织至悉，无不详具，并附图样，颜色、尺寸尤极明晰”。 多年积累的古建筑知识，使朱启钤敏锐地认识到这部书的重要价值。《营造法式》是宋徽宗在位时官订的建筑设计、施工的专书，也是现存的中国古籍中最完善的一部建筑技术专书。公元1097年（宋绍圣四年），时任将作监主簿的李诫奉旨在原有《营造法式》的基础上，重新编修《营造法式》，公元1100年（宋元符三年）成书，全书共34卷。在时任江苏省省长严震的协调帮助下，朱启钤得以将《营造法式》一书借出，后筹措资金，委托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这就是“丁本”《营造法式》。由于“丁本”《营造法式》“惜系钞本，影绘原图不甚精审”， 朱启钤经多方搜求，得到四库文渊阁、文津阁、文溯阁三阁《营造法式》藏本和蒋氏密韵楼本，他再次筹措资金，并邀请陶湘、傅增湘、罗振玉、祝书元、郭葆昌、吴昌绶等专家学者将上述藏本与“丁本”《营造法式》互相勘校，于1925年刊印发行了“陶本”《营造法式》。“陶本”《营造法式》行款字体均仿宋刊本，校勘精良，印制精美，除正文外，还集录了诸家记载及题跋，并对《营造法式》的版本流传予以详细考证。该书的出版发行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中国古代营造之学亦逐渐为海内外学人所关注。
朱启钤大概没有想到，《营造法式》对远在万里之外的梁思成和林徽因产生了那么大的影响，以至于决定了他们一生的兴趣和努力方向。也正是这部书，在几年之后，又戏剧般地将朱启钤和梁思成联系起来。为了深入研究《营造法式》，朱启钤自筹资金，成立了私人研究机构——营造学会。学会的经费由朱启钤个人承担，会址即设在北京东城宝珠子胡同朱的家里。到了1928年之后，由于研究工作的需要和个人财力所限，朱启钤决心改造营造学会，争取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资金支持，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经过近两年的筹备，在资金、办公地点、人员基本就绪的情况下，1930年3月16日，近代中国第一个研究古建筑的学术团体——中国营造学社在北平成立，朱启钤亲自担任社长。中国营造学社早期的成员大多是一些国学家，对建筑几乎一无所知，这显然体现了传统思维中人们对于建筑史研究的理解和认识，他们试图从浩瀚的古籍中去发掘中国建筑历史的脉络。我们不难想象，按照这一模式发展下去，即便朱启钤的热情再高，中国营造学社也不会有所作为，但梁思成的到来彻底打破了这一局面。
对于中国营造学社来讲，梁的加盟不仅增加了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建筑学家，更为重要的是，梁思成带来了现代建筑学研究的科学方法与理念，中国营造学社的古建筑研究很快便大步向前；对于梁思成而言，他朝思暮想的中国建筑史研究终于找到了一个适宜的学术平台，尽管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尽管条件很简陋，但有什么能比集中精力调查、研究中国的古建筑和他视为圣书的《营造法式》更吸引他呢？！
梁思成加入中国营造学社之后，学社随即在组织结构上进行了第一次大的调整，设立了文献部和法式部，由梁思成出任法式部主任，文献部主任暂由阚铎担任，其他职员，则酌量予以改组。至于朱启钤本人，得以放手学社的一些具体事务，着重协调各方关系，争取更多支持。一个月后，由于阚铎的离职，朱启钤兼任文献部主任。此时，朱启钤已经开始积极物色新的文献部主任了，他选定的对象是时任中央大学建筑系教授的刘敦桢。1932年6月，刘敦桢即名列中国营造学社正式职员名单，任文献部主任。至此，中国营造学社文献部、法式部二部分设的格局基本形成，前者侧重于对古籍文献上关于古建筑及建筑技术的记载进行研究，后者侧重从实物调查入手，对古建筑进行测绘、制图和分析鉴定。共同的志趣使梁思成和刘敦桢成为事业上的亲密伙伴，他们密切协作，相得益彰，在古建筑调查与研究中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社长朱启钤则充分发挥自己所长，四处筹款，亲自出面与各地的地方官员们协调学社成员的外出调查事宜，而这一切对于学社的发展，尤其是大量古建筑调查成果的取得是必不可少的。
从加入中国营造学社之时起，梁思成就下决心要寻找和发现中国建筑的“文法”。而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建筑学在中国古代称为匠学，由匠人师徒相传，传授的方法多为口述和实际操作。由于长期的战乱，完整保存的古建筑并不多，建筑技术著作更是匮乏至极。当时为人们所知的只有宋代的《营造法式》和清代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两部书，均为当年负责宫廷建筑的官员编撰的建筑规范。这两部书久已无人研习，内容偏专，语言晦涩，加上很多技术早已失传，令人如观天书，根本无法解读。尽管内容一时难以弄清楚，但梁思成对其中蕴含的巨大价值没有丝毫的怀疑，他似乎已经看到这两部书背后呈现出的绚烂多彩的中国古代建筑历程。
在征服“天书”的历程中，梁思成没有沿袭纯粹理论研究的老路子，而是采用了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工程做法则例》是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修订颁行的一部建筑术书，共分70章，涉及建筑材料的计算和“大木作”的规则，并对27种大小房子的每一个建筑结构都提供了丈量方法。该书成书时间较晚，距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只有二百年左右，而且国内保存的建筑实例较多，尤其是故宫，便于和实物印证。按照由近及远、逐渐深入的思路，梁思成在进入中国营造学社之后，首先从《工程做法则例》入手，开始系统地整理研究古建筑文献。故宫里那些世代以修缮这些皇家建筑为生的老工匠们成了他最好的老师。谦虚、平易的作风，扎实、深厚的国学功底，个人孜孜不倦的努力，使他不仅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而且获得了那些朴实的工匠们的信任和热情帮助，古籍中晦涩的术语一一得以化解，古建筑圣殿的大门在不知不觉中向他开启。梁思成仅用了一年时间就基本上把《工程做法则例》弄懂了，他将自己研究这部著作的学习心得整理成书，名曰《清式营造则例》，1934年由中国营造学社刊行。
在研究《工程做法则例》的过程中，梁思成对朱启钤多年来收集的数十本工程做法密本，以及师徒相传的口诀，进行系统研读和整理，并将其统一定名为《营造算例》。和《工程做法则例》相比，《营造算例》虽然内容驳杂，但更接近工程实践，易于理解，对它的研究实际上为进一步研究《工程做法则例》打下了必要的基础。从1931年4月开始，《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二卷第一、二、三册陆续发表了经梁思成整理过的《营造算例》的部分内容，包括“庑殿歇山斗科大木大式做法”“大木小式做法”“大木杂式做法”“土木做法”“发券做法”“瓦作做法”“大木瓦作做法”“石作做法”“石作分法”“琉璃瓦科做法”。1932年，梁思成重新校读《营造算例》，以单行本出版。1934年，在对其内容进一步修订之后，《营造算例》作为《清式营造则例》的姐妹篇得以再版。
《清式营造则例》是近代中国最早出版的以现代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总结中国古代建筑构造做法的学术著作，在近代中国建筑史的研究中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对于该书，学术界评价甚高，认为：“无论中国和外国，凡是想升堂入室、深入弄懂中国古代建筑的人，都离不开《清式营造则例》这个必经的门径。” 梁思成则谦称：“这部书不是一部建筑史，也不是建筑的理论，只是一部老老实实、呆呆板板的营造则例——纯粹限于清代营造的则例。” 林徽因在为该书所写的“绪论”中则较为客观地评述了梁思成的研究思路及该书的学术价值，她认为：“不研究中国建筑则已，如果认真研究，则非对清代则例相当熟识不可。在年代上既不太远，术书遗物又最完全，先着手研究清代，是势所必然。有一近代建筑知识作根底，研究古代建筑时，在比较上便不至茫然无所依傍，所以研究清式则例，也是研究中国建筑史者所必须经过的第一步。”
梁思成并未陶醉在成功的喜悦之中，相反，首战告捷给了他无穷的动力。他时刻在告诉自己：真正的目标是攻克李诫的《营造法式》，撰写出一部出色的《中国建筑史》。为此，他必须加快研究的步伐。单纯的理论研究是无法实现这一目标的，他认为实地考察现存的古建筑，发现其技术演变的特点与规律，对于建筑史研究是必要和必需的过程。“近代学者治学之道，首重证据，以实物为理论之后盾，俗谚所谓‘百闻不如一见’，适合科学方法。艺术之鉴赏，就造形美术言，尤须重‘见’。读跋千篇，不如得原画一瞥，义固至显。秉斯旨以研究建筑，始庶几得其门径。” 也正是从这一时期起，梁思成带领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事们开始了对中国古建筑的系统调查。
今天我们翻阅梁思成和林徽因当年的照片，很难觅到花前月下的情景，相反有很多他们在专心测量古建筑时的工作照，以及他们或步行或坐在破旧的牛车上行进在颠簸曲折的乡间土路上时不经意间拍下的照片。现代的人们也许很难想象在当时的中国开展野外建筑调查的艰辛。坦率地讲，这种艰辛不仅包括交通的不便、信息的闭塞等造成的种种困难，更有因社会处于严重混乱状态而随时可能出现的生命危险。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好朋友费慰梅曾和他们有过一次在山西进行野外考察的经历，她的一段描述也许能帮助我们理解当时的困难状况，费慰梅这样记述当时的感受：“当时有知识的上层阶级和贫苦农民之间的传统鸿沟仍然很深，诚然，失业的或半失业的贫苦农民常常到城市里寻找低贱的职业，也常常从乡下把农产品送到集市上去卖，但是反向交流却很少见。城里的知识分子要下乡，不仅受到交通的限制，还将遇到许多别的困难甚至危险，车把式和过往的商贩住的小客栈，通常都只有火炕，有传染疾病的虱子，厕所里爬满了蛆。路边的茶馆可以供应可口的饭食，但是碗筷和茶饭是否干净，就很难说了。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那些没有防备的过往行人还有碰到土匪抢劫的危险。” 梁思成在这一时期发表的调查报告中如实地记载了一些野外调查过程中遭遇的困难，以1932年的宝坻调查为例，交通方面，道路不畅，长途汽车也没有规律，雨雪天往往停开，约100公里的路程，正常通车的情况下乘车竟用了八个半小时；住宿方面，整个县城的旅店几乎均为“苍蝇爬满，窗外喂牲口的去处。” 对于当时社会治安的混乱，还有一件事极具代表性。1932年4月，梁思成第一次开展野外古建筑调查，当精疲力竭地到达目的地蓟县县城后，他立即打长途电话给还在北平家里焦急地等待消息的林徽因，告诉她说：“没有土匪。四个人住店一宿一毛五。”
资料的严重匮乏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这些雄心勃勃的年轻建筑师们甚至找不到一份古建筑的简单介绍，哪怕是只言片语。中国大地上尚存的古建筑瑰宝只是存在于他们的充满热情的想象中，至于这些古建筑在哪里，现状如何，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事实上，大量的仍然存在的古建筑此时正散落在从乡村到城市的广袤土地上，就像一朵朵在驿外断桥边悄悄开放的寂寞的寒梅，如此的美丽，却又如此的孤单。据梁思成回忆，他最初是受一首华北地区广为流传的儿歌的启发——“沧州狮子应州塔，正定菩萨赵州桥”，随即决定前往这些地方开展调查。
就在梁思成准备启程前往河北正定之际，一个不经意间得到的消息改变了他的决定。一天，他的好朋友杨廷宝突然兴冲冲地来找他，迫不及待地告诉他一个最新发现——一幅与众不同的古建筑照片，这恰恰是梁思成朝思暮想的。杨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有一次我偶尔去到用作公共图书馆和群众教育展览厅的北京鼓楼，我看到在一楼巨大的穹顶下的一面墙上，挂着一幅外表古怪的寺庙照片。图片下面的说明清楚地写着：‘蓟县独乐寺’。当我向思成形容照片上斗拱的形状时，他很兴奋，说我看到这张照片非常走运。” 梁思成立即驱车前往鼓楼，照片里的建筑果然如杨廷宝所描述的样子，其独特的造型浸透着历史的深邃。梁思成敏锐地意识到：这应该是一个年代久远的古建筑。也就在看到独乐寺照片的一瞬间，梁思成几乎不假思索地改变了原定的计划，决定首先前往蓟县。
蓟县是北方重镇，位于北京东面约九十公里的盘山之麓，山清水秀，风景怡人。今天的蓟县已是远近闻名的风景区，铁路、公路交通便利，但在七十年前的中国，却是一座极度闭塞的山区小城。独乐寺保存有两座古建筑，一是前面的山门，二是观音阁。观音阁是一座外表两层实际三层的木结构建筑。在当地人的心目中，独乐寺是吉祥、幸福的象征，虽然屡经战乱，但始终得以完全保持。1932年4月的一天，梁思成带着弟弟梁思达和学社同事邵力工赴蓟县考察独乐寺。对于自己的首次野外考察，梁思成在日记中详细地描述了当时的情景：“这是一次难忘的考察，是我第一次离开主要交通干线的旅行。那辆在美国大概早就被当成废铁卖掉了的老破车，还在北京和那座小城之间定期地——或不如说是无定时地——行驶。出了北京城东门几英里，我们来到箭竿河。旱季，它的主流只剩下不到三十英尺宽，但是两岸之间的细沙河床却足有一英里半宽。在借助渡船渡过河水后，那辆公共汽车在松软的沙土中寸步难移。我们这些乘客得帮忙把这老古董一直推过整个河床，而引擎就冲着我们的眼鼻轰鸣。在别的难走的地方，我们还得多次下车。为了这五十英里路程，我们花了三个多小时，但这使人感到兴奋和有趣。当时我还不知道，在此后的几年中我会对这样的旅行习以为常，而毫不以为怪了。独乐寺观音阁高耸于城墙之上，老远就可以看到。从远处，人们可以看出这是一座古拙而又醇和的建筑。”
作为一名建筑史家，梁思成既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他的幸运在于，他从事古建筑调查竟然借助一个偶然得到的线索而拥有辉煌的开端；他的不幸在于，他所生活的时代——贫瘠、落后的近代中国社会——无法给他提供迅捷有效的条件，去尽情探索那些他一生挚爱的古建筑。
此次调查证实，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和山门是当时中国境内已知的木结构建筑中历史最久远的。经梁思成考证，独乐寺观音阁和山门重建于辽圣宗统和二年（公元984年），到1932年，已有948年历史，“盖我国木建筑中已发现之最古者。以时代论，则上承唐代遗风，下启宋式营造，实研究我国建筑蜕变上重要资料，罕有之宝物也。” 调查期间，梁思成对独乐寺内的建筑进行了详细的测绘、摄影，抄录碑记，搜寻史料，走访当地居民，获得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梁思成将独乐寺各个建筑部件的尺寸和《营造法式》记录的宋代建筑的建造尺寸逐一比较分析，独乐寺观音阁和山门就像是一部简洁明了的教科书，将《营造法式》中一些内容晦涩的文字记载作了生动、清晰、准确的解读，不仅回答了之前一些颇令梁思成费解的难题，而且较为直观地展示了宋代建筑的基本设计规律。
结束蓟县的调查回到北平后，梁思成在林徽因、蔡方荫等人的协助下，对调查数据及相关历史文献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撰写了《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该文正文部分包括“总论”“寺史”“现状”“山门”“观音阁”“今后之保护”6部分，对主要建筑的外观、平面、台基、柱子、斗栱、梁架、椽、瓦、墙、门窗、彩画等结构与装饰各部分作了全面剖析，就古建筑的维修、管理提出了明确的思路和举措，并绘制了大量的图纸，反映其外形、结构和细部特征。 《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发表在1932年6月刊行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二期。报告发表之后，引起中外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不仅因为独乐寺观音阁是当时中国发现的最古老的一座木结构建筑，更在于这是近代中国第一篇用科学方法分析古建筑的调查报告，内容严谨，文笔生动，作者的学术功底和治学风格亦初见端倪。建筑学家傅熹年后来评价该调查报告说：“通过精密测绘并与《法式》印证初步探明宋式建筑设计规律的过程和科学的研究方法，是这方面开天辟地的第一篇重要论文。这篇处女作不仅一举超过了当时欧美和日本人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水平，而且就透过形式深入探讨古代建筑设计规律而言，也超过了日本人当时对日本建筑研究的深度。”
成功的开端给了梁思成无穷的激励和动力，再也没人能够阻挡住他对古建筑的追寻之旅，至于工作环境的极度艰辛，在他的眼里已变得微不足道。在之后的数年里，他和妻子林徽因，还有许多志同道合的同事、朋友们，足迹几乎涉及大半个中国。随着他们创造性的工作，一个个散落四方的古建筑掸去了岁月的风尘，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国人为之欢呼，世界为之震惊，一部生动形象、璀璨无比的中国古代建筑史就这样被他们打开了。
从1932年到1937年，梁思成在古建筑调查与研究方面主要开展了以下工作：1932年，调查蓟县独乐寺及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1933年3月，调查河北正定县隆兴寺及正定古建筑；1933年9月，调查山西大同上下华严寺、善化寺、云冈石窟等；1933年9月，调查应县木塔、浑源县悬空寺；1933年11月，调查河北赵县赵州桥；1934年8月，调查山西晋中地区13县古建筑；1934年10月，调查浙江六县古建筑；1935年2月，考察曲阜孔庙建筑，并制定修葺计划；1936年春，调查龙门石窟及山东中部19个县古建筑；1936年冬，调查山西、陕西部分县市的古建筑；1937年6月，调查陕西、山西十余县市的古建筑。在开展野外调查的同时，梁思成撰写了许多高质量的古建筑调查报告，如《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正定调查纪略》《赵县大石桥》等，此外，还和刘敦桢、林徽因等人合作撰写了《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云冈石窟所表现的北魏建筑》《晋汾古建筑预查记略》等。
每次外出考察，梁思成总是身先士卒，吃苦耐劳精神令同行之人佩服不已。他的敬业精神和平易作风深深影响了周围的同事，他们在共同的志向激励下，组成了一个高效的工作群体。莫宗江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很快就分工，谁测平面，谁画横断面，谁画纵断面，谁画斗栱。分工完了，拉开皮尺就干，效率之高，现在回想都难以置信，因为当时每去一个地方经常要步行几十里，一定要干完了才能离去。梁先生爬梁上柱的本事特大。他教会我们，一进殿堂三下二下就爬上去了，上去后就一边量一边画。应县木塔这么庞大复杂的建筑，只用了一个星期就测完了。”
至于调查中的各种艰难险阻，早已成为家常便饭。1933年9月，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和刘敦桢等人前往大同郊区的云冈石窟，对石窟做实地调查和研究。在空旷的山崖上，人迹罕至，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一间只剩下几堵残垣断壁的废弃农舍。白天酷热难耐，夜晚则冰冷刺骨，几个人冻得几乎彻夜难眠。吃的更惨了，他们费尽周折，也只能买到一些土豆和玉米面，连咸菜都是难得的佳肴。但他们没有退缩，相反，他们完全沉浸在云冈石窟那伟大的艺术成就中，流连忘返，三天之后，方才依依不舍而去。据说，当地农民对这些大城市来的人有悖常理的行为大惑不解，一度将他们视为怪人。
在对古建筑和《营造法式》的研究过程中，梁思成认识到木结构是中国古代建筑的基本形式，他迫切希望了解中国木结构建筑的建造原则以及过去三千年来这种建筑方法的演变过程。而唐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其建筑风格极有特色，且距离现代不算太久，应该有少许的木结构建筑存在。于是，寻找一座存留下来的唐代木结构建筑，就成为梁思成从事野外考察的最大梦想。但从1932年开始，梁思成到过了华北的大部分地区，发现的年代最古老的建筑仍然是蓟县独乐寺。难道中国境内就没有保存下一座唐代的木结构建筑吗？日本人曾断言，中国已不存在唐代的木结构建筑，要看唐制木构建筑，只能去日本的奈良。梁思成却从未放弃自己追寻唐代木结构建筑的信念，长期专业研究的直觉清晰地告诉他：中国一定还存在唐代木结构建筑。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民族危机日趋加深，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时局的动荡使得梁思成更加感到时间的紧迫，他和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事们展开了同时间的赛跑，连续外出调查，试图尽可能多地发现并调查、测绘国内现存的古建筑。因为历史的教训告诉他们，一旦战争爆发，这些中华民族的瑰宝中的很大一部分会在战火中化为灰烬。这种民族的使命感激荡在他们的心中，体现在他们的行动上，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又何尝不是保卫家园的英勇战士呢？
在整理敦煌莫高窟资料的过程中，梁思成注意到61号窟宋代绘制的壁画——五台山图中的“大佛光之寺”，他判断该寺地处台外，交通不便，能够成为宋人绘制敦煌壁画的对象，必为唐宋时期名刹。在拟订第四次赴山西调查计划时，梁思成把佛光寺作为首选的调查对象。
1937年6月，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和莫宗江、纪玉堂一起奔向山西，目标就是五台山区的佛光寺。此时的他们并未意识到，这次外出竟然是中国营造学社在北部中国的最后一次野外考察，一个月之后，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平津沦陷，他们不得不开始了漫长的流亡之旅；他们更未意识到，几年来学社成员们孜孜不倦地开展的古建筑调查工作最终登上了辉煌的顶峰，他们终于找到了心中的古建筑圣殿——一座保存完好的唐代木结构寺庙。作为中国建筑史学者，任何奖励在这一伟大发现面前都显得黯然失色。
正如资料中记载的，位于五台山区外围的佛光寺非常偏僻，梁思成等人费尽周折，才到达那里。然而，从看到佛光寺大殿的一刹那，梁思成就惊呆了。寺庙建在山边一处很高的台地上，周围有三十棵很老的松树。大殿高大雄伟，那巨大、坚固、造型简洁的斗栱，超长的屋檐，一眼就能看出其年代的久远，其建筑的一招一式，处处体现着典型的唐代建筑风格，大殿内的雕塑更是典型的晚唐时期作品。梁思成感觉自己的心激动得几乎无法控制了，长期的古建筑研究形成的直觉正在清醒地告诉他，面前的这座寺庙肯定建于唐代，但直觉毕竟不能作为确凿的证据，接下来，梁思成等人开始对寺庙的建筑做全面的调查，试图找到直接的证据以证明建造年代。结果正如他们所预料的，他们不仅找到了唐代的绘画、书法、雕塑作品，而且发现了建筑时间的原始记录——佛光寺约建成于唐大中十一年，也就是公元857年。这比此前国内发现的最早的木结构建筑还要早一百二十七年，是一座典型的唐代木结构建筑，堪称独一无二的民族瑰宝。佛光寺的发现震动了国内外的建筑学术界，成为中国古建筑调查与研究领域的一座不朽的“丰碑”。
多年的梦想终于得以实现，此时此刻，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和他们的同事们沉浸在无比愉悦之中。在他们的心目中，直到确定佛光寺是唐代建筑的那一时刻起，博大精深、辉煌璀璨的中国古建筑世界的大门才完全向他们打开，令人陶醉，令人痴迷。无论梁思成，抑或今天的我们，都不是宿命论者，发现佛光寺，虽然不乏偶然和幸运的成分，但这又何尝不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和中国营造学社的社员们多年来风餐露宿、孜孜以求的结果呢？
佛光寺的发现将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的事业推向了辉煌的巅峰，也激发了他们更大的工作激情。正当他们踌躇满志、准备大展身手的时候，“卢沟桥”事变爆发了，中国半壁山河顷刻间落入日寇之手，梁思成被迫带领全家踏上了南下之旅。受朱启钤委托，梁思成宣布中国营造学社暂时关闭，学社多年积攒的调查研究资料、图纸、照片以及重要的仪器设备、图书打包寄存于天津麦加利银行。至此，中国营造学社已步入巅峰的古建筑调查及研究工作戛然而止，研究人员亦各谋生路，成为中国学术界一大憾事。
流亡生涯的危险与艰辛可想而知，但是，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梁思成仍然没有放弃对中国古建筑的调查与研究，一有机会，他就会继续自己心爱的工作。离开北平之后，梁思成一家老少历经千辛万苦，辗转来到祖国西南边陲的云南昆明，并暂时在此定居。中国营造学社的另一位主要领导、文献部主任刘敦桢也在同一时期携家眷来到昆明，陆续逃亡至昆明的学社骨干成员还有莫宗江、刘致平、陈明达等人。在梁思成、刘敦桢的竭力争取下，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承诺，只要梁、刘二人留任中国营造学社，便可以资助学社恢复活动。虽然由于后续经济资助的极度匮乏，而使梁思成、刘敦桢等人陷入为生存而苦苦挣扎的悲惨境地，但抗战爆发后被迫暂时关闭的中国营造学社还是在大西南复活了。梁思成、刘敦桢随即带领为数不多的几位年轻社员开始了对西南地区古建筑的全面调查。在一般人的眼中，他们的行为似乎令人无法理喻：天上敌机轰炸不断，朝不保夕；收入微薄，几近食不果腹，居然还有心情去四处调查古建筑？可以说，他们没有豪言壮语，但他们的行动无可辩驳地告诉世人：发掘和保护中国古建筑瑰宝这一伟大事业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他们的生命价值。
抗战期间，中国营造学社独立开展的野外古建筑调查有三次，其中前两次调查，梁思成因病未能参加。第一次野外调查是1938年10月至11月对昆明市及其近郊的古建筑调查，刘敦桢带队，成员有刘致平、莫宗江和陈明达，调查对象包括唐代南诏国所建的西寺塔、东寺塔、元妙应阑塔、安宁县曹溪寺大雄宝殿、大悲寺元经幢、筑竹寺元墓塔、松华灞元水闸桥梁、元故城遗址、元梁王墓、大德寺、明双塔、城隍庙、明庆观大殿、土主庙大殿、旧总督府、三元宫、圆通寺、大悲观、喇嘛式墓塔、金牛寺、妙湛寺砖塔等50余处古建筑。第二次野外调查是1938年11月赴安宁、楚雄、镇南、下关、大理一线进行的古建筑调查，刘敦桢带队，成员有莫宗江和陈明达，调查对象包括大理的崇圣寺三塔、浮图寺塔、白王坟、西云书院，丽江的玉皇阁、忠义坊等，鹤庆的旧文庙、杨公祠、城隍庙，宝川的鸡足山金顶寺铜殿、金禅寺、传灯寺等，凤仪的凤鸣书院、雨华寺、东岳庙等，镇南的文昌宫、姚安的旧文庙、德丰寺、至德寺、楚雄的文庙、龙江祠、安宁的曹溪寺、吴天阁、雷神殿，共约140处古建筑，其中进行实测的有10处古建筑及若干民居。
1939年8月至1940年2月在四川、西康地区进行的古建筑调查，是中国营造学社在抗战期间开展的第三次野外调查，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还是学社历史上最后一次野外调查。梁思成、刘敦桢二人共同带队组织了此次调查，成员有莫宗江和陈明达。由于战乱、气候等原因，川康之行并未发现太多的年代久远的古建筑，尤其是木结构古建筑，但这里丰富的人文资源还是让学社的成员们大开眼界，他们看到了大量的汉阙、崖墓和摩崖造像。四川境内所存的汉阙堪称全国之冠，粗略估算一下，其总数大概能占到全国汉阙总数的四分之三；崖墓的数量也很可观，岷江、嘉陵江两岸随处可见；而摩崖造像，几乎没有一个县没有。因此，川康之行，中国营造学社调查的重点是汉阙、崖墓和摩崖造像。在历时半年的考察中，学社成员共考察了四川、西康二省的31个县、市，调查古建、崖墓、摩崖、石刻、汉阙等约730处，从中筛选出重要古建筑、石刻及其他文物107件。以川康之行的调查成果为主，加上学社在李庄周边开展的古建筑调查成果，梁思成整理编撰了《西南建筑图说（一）——四川部分》 。
随着时局的不断恶化，中国营造学社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生存危机，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中英庚款董事会的资助相继中断，1940年之后，学社完全失去原有经济来源，只能靠临时向政府有关部门申请补助方得以勉强维持。而图书资料的严重缺乏，成为中国营造学社开展学术研究面临的另一大难题，幸亏同在昆明避难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慷慨相助，同意学社借用其携带的十三万册中外文善本书籍，方解学社无图书资料可用之急。1940年秋，鉴于日军对昆明的空袭日益加剧，历史语言研究所奉命从昆明远迁四川南溪县李庄镇。由于在学术研究上严重依赖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藏书，中国营造学社亦不得不决定随同一起搬迁至李庄镇。寄居于李庄时期，由于经费的拮据，除去1943年莫宗江等人曾到宜宾测绘过古建筑外，中国营造学社再也没有组织野外调查活动。由他们开创并一度推向巅峰的伟大事业，就这样在无奈中悄悄地中止了。但中止并不意味着放弃，在梁思成的心中，寻找那些他视为珍宝的古建筑早已成为生命中的一个主旋律，他始终都在盼望着有朝一日能重新继续自己心爱的事业，梦想着战争结束后再到全国各地去考察。
没有机会再去野外调查了，梁思成开始全神贯注地研究《营造法式》和中国建筑史。经过艰苦的努力，《营造法式》的研究终于有了重大进展。在莫宗江等人的协助下，“壕寨制度”“石作制度”和“大木作制度”等部分图样，以及部分文字的注释工作基本完成，这些成果为1966年出版《营造法式注释（卷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抗战中期开始，梁思成开始系统地整理以往的研究资料和成果，着手编写《中国建筑史》。1944年，《中国建筑史》一书完稿。这部书稿约16万字，纵向上从上古建筑一直讲到民国建筑，横向上则从建筑类型、实物、细部入手，在勾勒出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同时，亦注意突出不同年代、不同建筑的特征及其表现出的建造技术和艺术水准。这是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著的比较系统完整的中国建筑史，就其学术价值而言，是梁思成多年来从事建筑史研究在学术上达到的一个高峰，也是中国营造学社乃至中国建筑学术界建筑史研究成果的一个阶段性总结，“绝大部分资料都是当时中国营造学社的研究人员和工作同志的实地调查、测绘的成果”。 尽管当时由于客观条件限制并未出版，但它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堪称中国第一代建筑师学术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之一。在编写《中国建筑史》的过程中，为了弥补图片的不足，梁思成彻夜工作，以线描图，工作台上昏黄的小油灯常常陪他到天亮。在工作中俯身向画板时，他把下颌放在一个小花瓶上，这样就支撑了头部的重量，大大缓解了备受病痛折磨的脊椎的压力。
在编写《中国建筑史》的同时，梁思成受国立编译馆的委托，着手编写英文版的《中国建筑史》，全书于1944年完稿，以图版和照片为主，配以简要的文字说明，该书最终定名为《A Pictorial Histo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 A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Its Structural System and the Evolution of Its Types》。 英文版《中国建筑史》以近代学术的表现方式，分析中国建筑结构的基本体系及其各类部件的名称、功能与特征，叙述了不同时代的演变，阐明了主要建筑的类别，主题鲜明，语言生动，图文并茂，相互印证。1984年，在费慰梅等众多生前好友的帮助下，该书稿在美国出版。这一著作是中国建筑学家首次用英文撰写的具有权威性的中国建筑简史，在美国学术界获得了很高的赞誉。据建筑学家陈植介绍，美国学术界认为该书“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作出了最宝贵的贡献”“不仅是对中国的叙述，而是可能成为有重要影响的历史性文献”。
在致力于学术研究的同时，1944年和1945年，梁思成亲自领导学社同仁，自力更生，用最原始的手段，编辑出版了在国际上引起广泛瞩目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第一期、第二期。在印制过程中，中国营造学社几乎动员了所有工作人员及家属，罗哲文回忆说：“用药纸、药水手写石印，不仅有文字，还有平、立、剖的墨线图。照片也是用描绘的方法予以石印的。从设计版式、抄写文字、描绘线图和照片、石印、摺页、装订成书，完全都是学社同仁一手完成的。值得称道的是，在思成先生的倡导和亲自动手之下，学社全体同仁连老人小孩都参加了工作。如果我们今天翻开七卷两期的土纸汇刊，可以看到当时在学社的刘致平、莫宗江、卢绳、王世襄等人的笔迹。自己的文章自己抄写、印刷、装订成书，可说是彻底的自力更生了。”
费正清在抗战后期曾多次和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交往，他的一段评价或许可以作为对这一时期梁思成在古建筑研究方面成就的客观评价：
二次大战中，我们又在中国的西部重逢，他们都已成了半残的病人，却仍在不顾一切地、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致力于学术。在我们的心目中，他们是不畏困难、献身科学的崇高典范……不论是疾病还是艰难的生活都无损于他们对自己的开创性研究工作的热情。就是在战时的这一时期，梁思成写成了最近刚出版的这部《图像中国建筑史》。他以英文写这本书，就是为了向世界介绍中国建筑的宝藏及其结构原理。在外国人看来他们在自己专业中的杰出成就几乎是无与伦比的……他们既通晓中国古典文化，又懂得作为艺术和科学的外国建筑。在忧患的战时生活中能获得如此成就还说明，他们不仅具有极高的学术水平，而且还有崇高的品德修养，而正是后者使他们能够始终不渝地坚持自我牺牲，坚定地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了自己一份贡献。
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建筑学理论、尤其是建筑审美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独特的见解。其中，最有价值的当数“建筑意”概念的提出。1932年夏天，他们去京郊的卧佛寺、八大处等地考察古建筑，感触颇深。求学以来，在他们心底不断闪动的建筑学理念逐渐在实际的工作中汇集起来，慢慢的就像涓涓溪流奔流而出，终于形成属于他们自己的对建筑学的理解，这就是他们合作提出的“建筑意”思想。他们认为，古建筑的“美”不只是诗情画意，而且还有一种“建筑意”的愉快。在他们的眼中，那些古老、沧桑的建筑物充满着生机和活力，它们不仅饱含诗情画意，而且所蕴含的浓浓的历史凝重感帮助人们打开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扇窗户，指引着我们走进了一个博大精深的古老文明天地，这也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被我们国人渐渐忽略的。
考察归来，林徽因和梁思成合作完成了《平郊建筑杂录》，集中阐述了他们的“建筑意”思想。我们引述其中的一部分：
这些美的存在，在建筑审美者的眼里，都能引起特异的感觉，在“诗意”、“画意”之外，还使他感到一种“建筑意”的愉快。这也许是个狂妄的说法——但是，甚么叫作“建筑意”？我们很可以找出一个比较近理的含义或解释来。
顽石会不会点头，我们不敢有所争辩，那问题怕要牵涉到物理学家，但经过大匠之手艺，年代之磋磨，有一些石头的确会蕴含生气的。天然的材料经人的聪明建造，再受时间的洗礼，成美术与历史、地理之和，使它不能不引起赏鉴者一种特殊的性灵的融会、神志的感触，这话或者可以算是说得通。
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于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由温雅的儿女佳话，到流血成渠的杀戮。他们所给的“意”的确是“诗”与“画”的。但是建筑师要郑重地声明，那里面还有超出这“诗”、“画”以外的“意”存在。眼睛在接触人的智力和生活所产生的一个结构，在光影可人中，和谐的轮廓，披着风露所赐予的层层生动的色彩；潜意识里更有“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楼塌了”凭吊与兴衰的感慨；偶然更发现一片，只要一片，极精致的雕纹，一位不知名的匠师的手笔，请问那时锐感，即不叫他作“建筑意”，我们也得要临时给他制造个同样狂妄的名词，是不？
相对于中国传统的建筑审美观而言，“建筑意”思想的提出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在梁思成的心目中，那些或巍峨高大，或精巧玲珑，或金碧辉煌，或残缺不全的建筑，不仅是一幅幅魅力无穷的历史画卷，更是过去历史的参与者与见证人，那随处可见的沧桑与厚重不正是历史的记录吗？
首选院士
1945年抗战胜利，流亡大西南的艰苦岁月即将成为过去。面对新的生活，梁思成主要有两个选择：一是想方设法筹措资金，维系中国营造学社的独立运行，继续专门从事古建筑研究；二是另辟新径，从事现代建筑教育工作，为百废待兴的战后中国培养急需的建筑人才。尽管梁思成从三十年代开始，就主要从事古建筑的研究和保护工作，但作为一名优秀的建筑学家，他的眼光始终没有局限在这一领域，而是密切地关注着国内外建筑学术界的发展动态。以《中国建筑史》的完成为标志，他已基本上理清了各个时期的建筑演变、体系沿革和历史源流，找出了整个建筑历史发展的脉络，虽然还有很多课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但就总体而言，可以暂时告一段落了。八年的战争，使得古老的中国千疮百孔，处处是废墟，强烈的使命感激励着梁思成投身到战后重建家园、复兴中华民族的历史大潮中去。显然，仅沉浸在学术研究的狭小空间，就显得与时代的需要不合拍了，国家重建急需大量建筑设计和规划方面的专门人才，而在当时的中国，受过专门训练的建筑师却是屈指可数。培养建筑学人才，满足社会需要，成为梁思成投身战后重建工作的切入点。此外，由于国内政局持续动荡，经费来源几近枯竭，骨干成员相继另谋生计，加之妻子林徽因重病在身，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最终促使梁思成下决心结束中国营造学社的工作，将学社整体并入已回迁北平的清华大学，梁本人受聘担任即将成立的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刘致平、莫宗江、罗哲文等学社其他成员均进入建筑系工作。
战争使得中国学术界基本上同国外同行失去联系。为扶持国内建筑教育的发展，1946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派梁思成赴美国考察“战后的美国建筑教育”。几乎与此同时，梁思成收到了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邀请函。前者邀请他1946—1947学年作为客座教授到该校去讲授中国艺术和建筑；后者则希望他参加1947年4月召开的“远东文化与社会”国际研讨会。梁思成发表在著名的《笔尖》杂志上的论文和战争中出版的最后两期《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使国际学术界得以了解他——一位在和疾病、贫瘠苦苦抗争的同时仍潜心中国建筑史研究的中国建筑学家，他的成就赢得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赞誉和充分的肯定。
1946年11月，梁思成到达纽黑文市，开始了繁忙的讲学和交流活动。他希望能尽可能多地掌握各种信息，加强对现代建筑教育最新进展的了解，以便为自己领导下的清华大学建筑系提供更多的参考。同时，他也希望通过广泛参加各种学术活动扩大自己作为一名中国学者的学术影响。在此期间，1947年2月，梁思成还接到国民政府外交部委派的一项重要任务——出任纽约联合国大厦设计建筑师顾问团的中国代表，参与大厦的设计工作。
1947年4月初，“远东文化与社会”国际研讨会在普林斯顿大学举行。这是普林斯顿大学为庆祝建校200周年举办的系列纪念活动之一，来自全世界多个国家的六十余位知名学者应邀参加此次学术会议，如荷兰莱顿大学的杜维文达克教授、瑞典博物馆馆长塞伦、牛津大学的休斯教授等等。除梁思成外，还有3位中国学者应邀参会，分别是哲学家冯友兰、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诗人陈梦家、社会学家陈达。梁思成的好友汉学家费慰梅也应邀参加了此次会议。出于对梁思成学术成就的认可和尊重，普林斯顿大学特别邀请梁担任研讨会的大会主席，并授予其荣誉文学博士学位。梁思成在会议上做了“唐宋建筑”和“建筑发现”两场学术报告，是所有与会专家学者中唯一做两场学术报告的人。此外，梁还在会议期间展出了自己开展古建筑调查研究以来绘制或拍摄的部分图片，其成果获得国外同行极高的评价和赞誉。普林斯顿大学这样评价梁思成——“文学博士梁思成：一个创造性的建筑师，暨建筑史的讲授者，在中国建筑史研究和探索方面的开创者，也是恢复、保护他本国建筑遗存的带头人”。
参加联合国大厦设计建筑师顾问团、讨论大厦设计方案是梁思成在美国期间的又一项重要活动。就他个人而言，与世界各国的建筑学权威们一同工作，无疑大大开拓了视野，尤其是加深了对当代建筑发展潮流和趋势的认识和理解。就中国建筑学术界而言，梁思成渊博的学识、平和的作风和出色的设计思想，无疑成为展示中国学术水平的一扇窗口。梁思成在联合国大厦设计建筑师顾问团工作时的照片，使今天的我们仍能真切地感受到他的魅力：当时的梁思成虽已进入中年，而且刚刚脱离战争的苦难，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的热情和旺盛的精力，身材瘦小的他看上去是那么的年轻而富有活力，双目炯炯有神，举止得体，精神矍铄，面对十余位著名的建筑学家，不慌不忙，侃侃而谈。
美国建筑师乔治•杜德利（George Dudley）当年作为联合国大厦工程主设计师的助手参加了大厦的设计工作，和梁思成有过一些接触，他回忆说：梁思成“给我们的会议带来了比任何人都多的历史感，它远远超越勒科布西埃所坚持的直接历史感——他所独有的远离法国美术家风格或对我们的文化变迁的尚无定论的反应。” 对于一些重要环节的设计方案，梁思成亦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对于梁思成而言，这一段工作经历不仅使他获得了国际同行专家的普遍认可，更重要的是，在和这些同行专家讨论、交流的过程中，他已经能够较为清晰地把握到战后国际建筑界的最新理念及其发展趋势。
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期间，梁思成和学术界同行频繁交往，尤其是重温了和著名城市规划专家克拉伦斯•斯坦因的友谊。1935年4月，斯坦因夫妇曾到北京访问，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接待了他们，并成为好朋友。从斯坦因那里他了解了最新的城市规划动态，得到了关于城市规划中可能做到和难以做到的事的第一手材料。梁思成还访问了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以及其他一些知名的大学，并专程前往匡溪艺术学院（Cranbrook Academy of Art）拜访了建筑大师沙里宁（Saarinen）及其儿子，并参观了一些重要的建筑工程项目。对沙里宁的访问，使梁思成对现代城市规划理论有了深层次的理解和认识，匡溪艺术学院良好的学习环境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国之后，梁思成即推荐吴良镛到美国匡溪艺术学院留学。
对于一名大学的建筑系主任来讲，这些知识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梁思成回国后，立即着手在清华大学建筑系的课程中增设了城市规划的内容，并酝酿成立城市规划专业。此外，他在建筑理论方面的收获也是丰硕的，比较清晰地把握住了战后国际学术界在建筑理论方面的最新思维：建筑的范畴已从过去单栋的房子扩大到人类整个的“体形环境”，建筑师的任务就是为人类建立生存与发展的完美“舞台”。这些最新的建筑观念对于梁思成建筑教育思想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他一回到国内，便将美国之行的收获充分运用在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教学改革之中。
梁思成在美期间工作非常紧张，以致他整天在外面跑来跑去，忙得不亦乐乎。吴荔明讲述了一段颇具学者情调的幽默故事。一天，梁思成的朋友、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去住处找他，不想吃了个闭门羹，于是给他留了一个条子，上面写道：“梁思成成天乱跑（罗常培）。”过了几天，梁思成到罗常培住处回访，碰巧主人也不在家，生性幽默的他便随手写了个字条：“罗常培常不在家（梁思成）。”后来两人相见，兴至之余，又互赠一句，组成一副对联：“罗常培常不在家大儒常陪女弟子；梁思成妄思伏骥拙匠思成联国楼。”
在美国工作的最后一段日子，梁思成对他在抗战后期用英文撰写的《图像中国建筑史》的文稿进行校对，并加写了一些章节。他希望能使这部书在美国出版。梁思成的工作得到了费慰梅的全力帮助，在他们的努力下，书稿的修订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并很快完成。
就在梁思成紧张工作之际，从国内传来一个令他极度不安的消息：林徽因的病情再次恶化，不得不进行一次大手术。如果手术成功的话，也许，林徽因的生命能得以延长几年。但这种手术的危险性很大，作为她的丈夫，梁思成必须做决定。对于梁思成来说，虽然他在美国的考察、讲学还未结束，但毫无疑问，这里的任何事情都没有比他尽快回到徽因身边更为重要了。好在梁思成美国之行的大部分事务已基本完成或接近尾声，在朋友们的帮助下，他紧张地处理完未尽事宜，之后，便匆匆乘上了直抵大洋彼岸的邮船。
1947年9月，梁思成回到了北平。除去精心照顾心爱的妻子以外，他还立即着手对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教学进行改革。工作是那么的繁忙，以至好朋友哲学家金岳霖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每天的生活就像电话总机一样——这么多的线都在他身上相交。”
由于身体极度虚弱，林徽因的手术一直拖到1947年12月才进行。也许是众人的祈盼感动了上天，手术获得了成功。经过了一段静养之后，林徽因的精神和体力都有了明显的恢复。手术的成功不仅为林徽因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再次将事业推向辉煌赢得了弥足珍贵的时间，而且使梁思成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半年多来一直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暂时放下来了。
1947年年底，内战正酣，国内时局动荡不已。此时的梁思成则忙于清华大学建筑系的重大改革，可以说，这一时期也是其建筑教育思想全面确立并得以推动落实的重要阶段。首先，将建筑系改名为营建系。更改系名绝非梁思成刻意标新立异之举，而是充分体现了他对于现代建筑人才培养目标和欧美建筑教育发展趋势的理解和把握，他认为建筑教育的任务不仅仅是培养设计个体建筑的建筑师，还要造就广义的“体形环境”的规划人才。其次，实现建筑学方向与市镇计划学方向学生的分组教学。从1948年起，清华大学建筑系开始将学生分为建筑组与市镇计划组，把城市设计教学首次引入中国高等教育。对于建筑组的学生，“着重建筑物本身之设计与建造”，其课程设置偏重于房屋之设计和构造；对于市镇计划组的学生，则明确了其在城市整体规划方面的学习方向，“着重在整个城市乃至多组城市间相互的关系，在文化、政治、经济、交通等各方面地区之部署、分配，求其便利、适用、美观，是一个与文化、政治、经济、交通、整个社会关系极密切的工作，所以工程方面着重市镇工程，还有若干社会政治科学。” 其三，提出新的学制及课程设置方案。梁思成提出将建筑学专业学制改为5年，并按照5年制学制拟定了新的课程设置方案。他还建议在时机成熟后，国内各大学应普遍设立营建学系或营建学院，学院下设建筑学系、市乡计划学系、造园学系、工业艺术学系和建筑工程学系。在梁思成拟订的新的课程设置方案中，就包括了造园学系、工业艺术学系、建筑工程学系等系的课程安排。
考察这一时期梁思成的教育改革实践，有三个方面较为突出，亦充分体现了其新的教育思想的特点。其一，自觉与欧美现代建筑教育接轨，实现办学的高水平。梁思成提出了“体形环境”的教学理念，并以此为核心重新定位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人才培养目标，设计与之相适应的课程体系，参照欧美高校建筑教育的经验，为建筑系制定了较为系统的学制及学程计划，并积极付诸实施。在具体的教学组织上，梁思成坚持强化之前已经提出的“包豪斯”（Bauhaus）教学方法，不断减少学生古典柱式的学习和渲染作业的比重，增加抽象构图的训练。到1949年，清华大学建筑系完全放弃了古典柱式的训练内容，建筑设计基础完全采用抽象构图的作业。其二，强调通才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梁思成对学生的培养不仅停留在技术层面，在育人理念方面同样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常教导学生说：“建筑师的知识领域要很广，要有哲学家的头脑，社会学家的眼光、工程师的精确与实践、心理学家的敏感、文学家的洞察力……但是最本质的他应当是一个有文化修养的综合艺术家。” 基于这一目标，梁思成将营建学系的课程分为文化及社会背景、科学及工程、表现技术、设计课程、综合研究等五大类。新的课程方案体现出浓厚的通才教育特色，使学生对于“社会”“工程”和“艺术”三个方面都具有较为丰富的知识储备，有助于激发他们的研究兴趣，增强社会责任感，从而在未来的规划建筑实践中有效地履行现代建筑师的职责。其三，延续了“学院派”体系的部分做法，注重对学生艺术能力的训练。梁思成提出了“通才”的目标，并对“通才”的概念作了具体的表述，其中，尤其强调学生艺术鉴赏能力、表现能力的训练和艺术修养的提高。他指出：所谓通才，“不但能深切体会本国古典传统，并且熟悉各民族各国家各时代的艺术特征，能鉴别优劣作风，追溯源流，欣赏它们的风格，同时又懂得工程结构，知道最近时代的革命性的材料用法而加以应用等等。” 为实现这一目标，在课程设置上，清华大学建筑系较为系统地开设了素描、水彩、雕塑等美术类课程，以及建筑史学、艺术史学课程，安排了大量的教学学时，充分体现了其对艺术能力训练和建筑史教育的重视，这一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学院派”体系的延续。
这一时期是梁思成建筑教育思想最活跃的阶段。他对建筑学科发展的准确把握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崭新而系统的建筑教育思想，最终确立了他作为现代建筑教育家的卓越地位。
由于梁思成自1928年归国以来在建筑学领域取得的大量的开拓性的突出成就，1948年3月25日至28日，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二届评议会召开第5次年会，全体评议员投票，最终选举出国立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81人，梁思成成为人文组建筑学学科唯一一名当选院士。国立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候选人名单公告中对梁思成学术资格的评价是：“主持中国营造学社多年；研究中国古建筑，实地搜求，发见甚多。” 应该说，这一评价以及院士头衔对于梁思成而言都是名副其实的，也是对他多年来致力于研究、保护中国古建筑的最大认可和肯定。
当梁思成从南京接受完院士头衔回到北平后不久，社会彻底发生变化了。人民解放军先期解放了位于京郊的清华园，既而北平城，乃至全中国解放，新的生活开始了。梁思成的事业也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国徽、国旗、人民英雄纪念碑
1949年，北平解放了。和许许多多对国民党黑暗统治失望至极的正直知识分子一样，梁思成没有逃避新生的政权，甚至连出国定居的机会都毫不犹豫地放弃了。如果我们已经了解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在抗战时的表现，就不难理解他的这一选择了。何况，他对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权满怀憧憬，他希望这是一个崭新而美好的开端，无论对于古老的中国，还是生活于斯的每一个普通百姓，还有，就是那些他视为珍宝的古建筑。成立之初的人民政权所显示出的勃勃生机和崭新气象，给了人们以极大的鼓舞和信心。昔日垃圾成堆、乞丐满街、达官贵人们花天酒地的北平几乎在一夜之间消失了，整个城市豁然开朗，整洁的环境，井然的秩序，工人们在热火朝天地工作，许许多多在过去被认为根本无法清除的社会丑恶现象，在人民政权的强大攻势下彻底消亡了，古老的北平城焕发出青春的光彩。这一切都使梁思成感到万分欣喜，他决心要用自己的知识加倍地为建设人民民主国家而努力。对于梁思成来讲，新生活毫无疑问是一个喜剧的开端，一切似乎都是那么的美好。
然而，命运却在不断地和善良的人们开玩笑。恐怕很难想象，喜剧的开端很快就收场了，悲剧的成分则在一分一分地加重，直至完全处于它的笼罩之下。最终，在是非颠倒的“文化大革命”中，“幼稚”的梁思成满怀着无数个想不清的困惑，离开了这个他深深挚爱的世界。
如果说在1949年之前，梁思成几乎是以一名纯粹的学者身份从事古建筑研究和建筑教育的话，1949年年初北平和平解放之后，由于在学术界的重要地位，梁思成的工作不可避免地与政治密切联系起来，包括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所完成的几项重要工作均与政治紧紧相连。我们不必执意探求晚年梁思成为什么违背青年时确立并坚持多年的不从政原则，因为一个人的力量和一个政权的权力相比，显得太微不足道了。
事实上，早在北平城解放之前，梁思成就开始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了。在组织发动平津战役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在保护文物古迹方面表现出了积极的态度，对原有的文教机构及相关人员也给予了充分的尊重和保护，这一做法，对于稳定局势、争取广大知识分子的信任和支持至关重要。1948年冬天，傅作义的部队困守北平，郊外的清华园、圆明园等地则成为国共两军短兵相接的战场。整个平郊，一度炮声隆隆，硝烟弥漫。为保护北平地区的高校和重要文物古迹免受战火浩劫，中共中央曾多次指示前线部队，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好文教机关和文物古迹，力促和平谈判解放北平。进驻清华园地区的解放军第十三兵团亦曾发布安民告示，表示对于清华大学要严格保护，不准坏人滋扰。之后，该兵团政治部主任刘道生将军到清华大学宣讲形势，亦再次强调为了保护古都文化，减少人民损失，力促和平谈判解决北平问题，如非打不可，则会坚决遵守中央指示，全力保护文物古迹。 鉴于梁思成在古建筑研究领域的学术影响力，正在围城的人民解放军希望能够得到他的帮助，标注出北平城区及周边重要的文物建筑，以便在军事作战中尽量避免在这些地方使用重型武器或炸弹。这是梁思成与中国共产党的首次合作，事情虽然不复杂，但对梁思成的影响是深远的。梁思成回忆说：“清华大学解放的第三天，来了一位干部。他说假使不得已要攻城时，要极力避免破坏文物建筑，让我在地图上注明，并略略讲讲它们的历史、艺术价值。”对于中国共产党表现出的谦虚态度和对文物建筑的重视态度，梁思成感慨颇深，称：“童年读孟子，‘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这两句话，那天在我的脑子里具体化了。过去，我对共产党完全没有认识。从那时候起，我就‘一见倾心’了。”
鉴于解放军委托的任务尚属军事机密，梁思成当时没有告诉别人，而是和林徽因一同完成了此项工作。对这件事，梁思成本人并未留下详细的文字记录，但据林洙回忆，北平解放之后，梁思成曾经多次谈及此事，并认定共产党是个了不起的政党。 之后不久，随着解放战争的快速推进，处于全面进攻态势下的人民解放军迫切需要掌握全国各地区文物古迹的准确信息，以便下发各作战部队，并向广大官兵予以宣讲，使这些文物古迹能够在炮火的硝烟中最大限度地得到识别和保护。他们再次找到了梁思成，希望梁能组织力量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此项任务。接受任务后，梁思成立即着手开展《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的编撰工作。应该说，作为一名终生致力于文物建筑保护的学者，梁思成再次为中国共产党的诚意所感动，并欣然接受了这项“军事”任务。当年亲自参与此项工作的清华大学建筑系教师汪国瑜则回忆说：“梁先生当时感动得声泪俱下，他说想不到共产党如此珍视文物保护，竟做了他原来一直担心而又不敢奢求的大事。” 从接受任务，到1949年3月最终完成编撰任务并油印出300份，梁思成等人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可见效率之高。鉴于《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的重要价值和各地方的迫切需求，1949年6月，华北人民政府高等教育委员会图书文物处将其铅印再版，1950年5月，文化部文物局再次印发《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
新中国成立前后，梁思成以知名学者身份积极参与新政权创建，其中最突出的成果即主持完成了新中国国徽的设计任务，同时，作为顾问，直接参与了国歌、国旗方案的评审工作。在筹建新政权的一系列工作中，梁思成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得非常愉快。
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大会选举毛泽东、朱德、李济深等21人组成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筹备会下设6个小组，分别负责“拟定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之单位及其代表名额”“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等工作，其中第六小组负责“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著名民主人士马叙伦担任该小组组长，叶剑英、沈雁冰任副组长。7月15日至26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正式发布《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为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启事》，面向全国公开征集国旗、国徽、国歌的意见和方案，香港及部分海外华人报纸也纷纷予以转载。8月5日第六小组第二次会议决定聘请梁思成、徐悲鸿、艾青、马思聪、吕骥、贺绿汀、姚锦新等7位美术、音乐等领域的知名专家为评选委员会委员。
对于国旗国歌国徽方案的评审，梁思成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9月26日，经筹备会有关专门委员会会议研究，最终确定了五星红旗作为国旗的方案。周恩来指示，由胡乔木、梁思成、彭光涵负责，进一步修订方案，编写制作说明，制作标准图。经这三人商讨，决定由梁思成具体负责完成此项任务。由于时间紧迫，梁思成连夜对方案作了适度的调整，并用坐标法绘制了第一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标准图，编写了制作说明。第二天，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全体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地五星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与国旗方案的确定相比，国徽方案的最终确定时间较晚，其间创作、修改及定稿的任务也更显艰巨。由于最初征集上来的设计作品水平不高，经审慎考虑后，中央决定不再另行组织面向社会各界的方案征求活动，改由指派梁思成、张仃二人分别带领清华大学和中央美术学院的师生组成设计小组，提出新的设计方案。清华大学营建系国徽设计小组的主要成员包括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朱畅中、李宗津、汪国瑜、胡允敬、张昌龄、罗哲文等人，后期高庄、徐沛真等人亦加入其中。由于自己的特殊身份，梁思成不仅将党中央和全国政协的意见及时地传达给设计小组的成员，更在设计中倾注了满腔的热情和大量的心血。超负荷的工作使梁思成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他和林徽因两人几乎轮流生病，有时甚至虚弱得连话都不能多说。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工作依旧是他们生活的主题，工作室不能去了，干脆就在病房和同事们讨论设计方案。在很多纪念梁思成的著作中都收集了这么一张照片：病中的梁思成躺在床上，枕边到处都是国徽的设计图案，他正聚精会神地和站在床边的林徽因讨论着对设计方案的意见。
1949年10月23日，清华大学营建系国徽设计小组率先拿出了设计方案。该设计方案以中华民族建国为主题，充分借鉴了国旗的设计理念，将五星红旗上的五颗金星吸收进国徽图案，用五颗星来表现新中国的政权特征。国徽的颜色选用金、玉、红三色。就整体设计而言，“以一个璧（或瑗）为主体；以国名、五星、齿轮、嘉禾为主要题材；以红绶穿瑗的结衬托而成图案的整体。”“瑗召全国人民，象征统一”“瑗或璧都是玉制的，玉性温和，象征和平”，金色的齿轮和金色的嘉禾则分别代表工、农，带有浓厚的阶级革命色彩，红色的主色象征着革命，而“红绶穿过小瑗的孔成一个结，象征革命人民的大团结”。 这个方案虽然未被采用，但却为后来的设计提供了一个极有价值的创意。以此为开端，清华大学营建系设计小组和中央美院设计小组展开了一场设计竞赛。他们互相取长补短，集思广益，最大限度地调动了设计小组每一位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新的设计思路和改进方案不断涌现，国徽的设计也日趋完善和成熟。
经过半年多时间的紧张工作，1950年6月20日晚，在周恩来总理主持的政协国徽审查组会议上，由梁思成和林徽因领导完成、充分融合了清华大学和中央美院设计思想精华的国徽设计方案最终中选。消息传来，清华大学的师生们沸腾了。我们可以想象得到梁思成、林徽因当时的激动心情，但欢腾的人们恐怕没有注意到，过度的劳累使得病中的他们几乎无法站立起来，更无法亲临会场汇报，他们是在病榻上和大家一起分享着收获的喜悦。
今天，高大巍峨、庄严肃穆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不仅成为天安门广场的一座标志性建筑，更成为永远耸立在中国亿万人民心中、记载着革命先烈不朽功勋的丰碑。即使丝毫不懂建筑设计的人在瞻仰这座英雄丰碑的时候，也会不禁对它磅礴的气势、独特的造型以及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历史感而震撼不已。让我们穿越时空的隧道，回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那段岁月，再来重温建筑大师们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光辉历程吧。
1949年9月30日下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致通过了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提案。会后，毛泽东和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奠基礼，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建造工作也随即紧张地展开。
1952年4月29日，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成立，北京市市长彭真亲自担任主任，副主任由郑振铎和梁思成担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在政协会议通过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议后，即开始向全国征求纪念碑的设计方案，陆续收到各种设计方案有一百四十余份。这些方案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认为人民英雄来自广大工农群众，碑体应有亲切感，方案采用平铺在地面的方式；二是以巨型雕像体现英雄形象，这个意见主要出自一些雕塑家；三是用高耸矗立的碑形或塔形以体现革命先烈的英雄气概和崇高品质。就其艺术表现形式而言，则是有古有今，有中有西，可谓种类繁多。经过专家们的评选，前两种方案被否定，基本确定了碑形的设计方案。设计思路明确了，但具体的设计方案却难以让人满意。都市计划委员会最初确定的三种设计方案虽然形式各异，但有着一个重要的共同之处，即纪念碑碑身下的平台加高，下面开三个门洞，类似天安门的台座。作为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副主任，梁思成一直参与此项工作，并对碑的设计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在充分汲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之上，梁思成逐步确立了自己的设计思想。在写给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彭真的一封信中，梁思成简要而准确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
这次三份图样，除用几种不同的方法处理碑的上端外，最显著的部分就是将大平台加高，下面开三个门洞。
如此高大矗立的、石造的、有极大重量的大碑，底下不是脚踏实地的基座，而是空虚的三个大洞，大大违反了结构常理。虽然在技术上并不是不能做，但在视觉上太缺乏安定感，缺乏“永垂不朽”的品质，太不妥当了。我认为这是万万做不得的。这是这份图样最严重、最基本的缺点。
梁思成强调：“无端端开三个洞窟，在实用上既无必需；在结构上又不合理；比例上台小洞大，‘额头’太单薄，在视觉上使碑身漂浮不稳定，实在没有存在的理由。”
明确了设计图样的主要问题，梁思成进一步指出：“天安门是广场上最主要的建筑物，但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却是一座新的同等重要的建筑；它们两个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重要的象征性建筑物。因此，两者绝不宜用任何类似的形体，又像是重复，而没有相互衬托的作用。”就天安门广场的整体布局而言，如果“塞入长宽约四十余公尺，高约六七公尺的大台子，就等于塞入了一座约略可容一千人的礼堂的体积，将使广场窒息，使人觉到这大台子是被硬塞进这个空间的，有硬使广场透不出气的感觉。”这样的话，由天安门向南看去或由前门向北望来，都会失掉现在辽阔雄宏之感。
最终，梁思成明确提出：“人民英雄纪念碑是不宜放在高台上的，而高台之下尤不宜开洞。”
在阐述自己观点的同时，梁思成还绘制了各种方案的草图，以便更直观地说明问题。针对已有设计方案的不足，他初步提出了自己的设计思想，并将绘制的草图同已有方案草图进行对比论证。他认为，天安门和即将兴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绝不宜用任何类似的形体”，考虑到“天安门是在雄厚的横亘的台上横列着的，本身是玲珑的木构殿楼”，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外形设计应为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形体，“矗立峋峙，坚实，根基稳固地立在地上。”在碑身和台体的比例关系上，“碑身之下，直接承托碑身的部分只能用一个高而不大的碑座，外围再加一个近于扁平的台子（为瞻仰敬礼而来的人们而设置的部分），使碑基向四周舒展出去，同广场上的石路面相衔接”
此外，梁思成在信中还否定了“碑的四面各用一块整石，四块合成”的观点，也不赞成像传统的石碑一样没有碑顶。他指出：“做成碑形不合适，而应该是老老实实的多块砌成的一种纪念性建筑物的形体。因此，顶部很重要”。后来，他提出做成“建筑顶”的建议。
梁思成的建议在领导和专家们中引起很大反响，虽然之后方案仍在不断地讨论修订，但主体样式与梁思成的设计图十分接近。1954年11月6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会议，彭真提出：“如用群像，主题混淆，不相配合”，指示用“建筑顶”。 在具体的表现方式上，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以梁思成的方案为基础，适度作了调整，最终确定了上有卷云、下有重幔的小庑殿顶的样式。考虑到人民英雄纪念碑体量巨大，且承担重大政治含义，梁思成一再强调要慎重处理碑身的尺度、比例，务求形成理想的曲线，并带领林徽因、莫宗江等人提出了具体的设计方案，这一意见也基本上被采纳。
值得一提的是，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成立时，林徽因亦被聘为建筑设计专门委员会委员，而在进入该委员会工作之前，林徽因已经和清华大学营建系的师生参与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工作。在碑身风格问题的讨论中，林徽因明确反对群雕，支持采用碑形，她直率地告诉周围的同事和学生：“任何雕像或群雕都不可能和毛主席亲题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和周恩来亲题的碑文相比。” 在碑顶、碑座等问题的讨论和设计中，林徽因也提出了很多意见和建议，并和梁思成、莫宗江等人一起，对设计方案进行了很好的调整和修改，使之不断趋于完善。在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建造工作中，林徽因最突出的贡献则在于主持设计了须弥座上的花环和饰带形的装饰雕刻，而她为碑座和碑身设计的花纹，亦被部分采纳。
1952年8月1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在初步确定碑身方案后正式开工建设。整个工程是在边讨论边完善设计方案边施工的状态下进行的。其间，经广泛征求意见，反复讨论修改，经中央领导研究决定，确定了最终方案，并于1958年5月1日完工并举行了揭幕仪式。
人民英雄纪念碑从开始建造到完工，历时七年。我们暂且不谈它所包含的重大的政治和社会意义，单就建筑设计本身而言，就堪称新中国成立以来一项伟大的建筑。作为设计负责人，梁思成的建筑思想在这里得以充分展现，使现代建筑学结构、审美原理与中国传统建筑的精髓被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民族主义通过建筑本身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
在成功的背后，我们一方面为梁思成、林徽因废寝忘食、甘愿舍弃性命的工作精神所深深折服；另一方面我们又从这些伟大的作品中清晰地看到了梁思成对新中国的无限热爱。正如梁思成一贯倡导的那样，建筑创作要有激情，有想法，有立意，有激情在里面，才能满怀热情地去做。浓厚的爱国主义情感不正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设计这些作品时的激情和不懈动力吗？
北京城墙、大屋顶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国旗、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中取得的成就，将梁思成的学术实践推向了又一个顶峰。但无论梁思成还是他周围的人们恐怕都没有预料到，这一成功竟成为梁思成在学术上最后的辉煌。之后的十几年，除去兢兢业业地培养学生外，梁思成在学术上所受的批判要远远多于褒奖，甚至很少有代表性成果问世。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正常的工作生活中，梁思成都遭遇到了和许许多多著名学者一样的命运。这是个人的悲剧，还是时代的悲剧？包括梁思成在内的大多数学者直到弥留之际仍在苦苦思索这个问题，但始终没能找到答案。和世俗的权力相比，他们显得太“渺小”和无力了。
梁思成的学术悲剧开始于保护北京古城墙，而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全国批判“大屋顶”运动中进入高潮。无可奈何的“失败”和席卷全国的政治批判使梁思成真正成为知名人物，不是作为一位受人尊重的学者，而是作为一位满脑子封建复古观念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反面教员。这种颠倒黑白的批判造成的恶劣影响直到今天还依稀能见，有些人一提起梁思成就会脱口而出：梁思成不就是“大屋顶”吗？这使我们不禁想起一件看似幽默、实则令人心痛不已的小事：1955年全国展开对梁思成的批判，有一天，梁思成来到建筑系馆，瘦小的身上穿着西服，戴着宽边礼帽，学生们像孩子似的围着他，梁思成诙谐地指着帽子自我介绍说：“我就是梁思成，你们只要看这顶帽子就能猜着了，也是个‘大屋顶’”。
新中国成立前后，受北京市委领导委托，梁思成组织清华大学营建系的师生着手拟制北京城的整体规划。北京是新中国的首都，也是他多年来生活的城市，更是一座历史悠久、古迹名胜荟萃的文化名城。作为一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将对祖国的热爱突出地倾注在对北京城的热爱上。为此，他积极参与到北京城市规划与建设的各项工作中，先后受聘担任北平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并当选为北京市人民政府委员、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直接参与领导北京市城市规划工作。
1950年2月，梁思成和规划专家陈占祥一起提出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以下简称“梁陈方案”） 。“梁陈方案”针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城市建设表现出的无序状况以及旧城保护的急切需要，建议“早日决定首都行政中心区所在地，并请考虑按实际的要求，和在发展上有利条件，展拓旧城与西郊新市区之间地区建立新中心，并配合目前财政状况逐步建造。” 对于北京的建设，梁思成提出应将北京定位在政治、文化中心城市；保护原有古都风貌，严格保护紫禁城，在老城墙里面的建筑物要限制在两层到三层；在西郊近城地点建筑政府中心；吸取西方国家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教训，避免交通堵塞、环境污染、人口剧增等问题。按照梁思成的设想，对北京的建设要以“古今兼顾，新旧两利”为原则，在规划改造旧城的时候，对于那些具有浓厚历史和艺术价值的古建筑，应尽最大努力予以保存，想方设法把它们有机地融入城市规划里去，这样既丰富了城市的生活，也保存了旧城的风貌。
从“梁陈方案”里，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梁思成、陈占祥是在用整体环境保护的眼光，从城市规划的角度去认识和分析北京古城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感情价值。很遗憾，他们的建议并未引起中央领导的足够重视。新中国的领导们对北京实现工业化的决心是不容许丝毫动摇的。彭真的一句话最具代表性，他告诉梁思成：毛主席希望北京成为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并希望从天安门上望去，下面是一片烟囱。在政府行政中心的选择上，大批来华的苏联专家的意见显然更符合中央领导的想法，即政府中心应设在天安门广场及东西长安街上，应将天安门广场建设得像莫斯科的红场一样。
在过去几十年保护古建筑的实践中，遇到挫折已然是家常便饭；但如今却令梁思成想不通，为什么在共产党领导的新社会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促使他不顾一切地向北京市乃至党中央领导慷慨陈词，希望能采取措施保护古建筑，但却未收到任何的成效。梁思成最终无奈地告诉身边的同事：五十年后，有人会后悔的。1955年4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市委邀请苏联城市规划专家组来京指导工作，虽然梁思成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北京市都市规划委员会副主任，但再也没有参加有关规划方案的编制和修订，在北京市城市规划工作领域，梁思成基本上被边缘化了。
如今事过境迁，我们没有必要再去深究当时党中央否定梁思成方案的是与非。事实明明白白地摆在我们面前：不到五十年，我们就已经后悔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北京市制定的《北京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反复强调，“北京是我们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北京的工业、经济等发展均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一中心，同时公布了对旧城区新建建筑高度实行限制的办法等一系列保护古城的规定和措施。走了三十年的弯路，我们终于清醒了，尽管这种清醒还不很彻底，也不算全面，但毕竟我们开始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为了促进北京城的改造，加快建设步伐，有关部门决定拆除旧城墙，其理由很简单：这些城墙是封建王朝的防御工事，现在已失去军事价值，而且成为发展交通和扩大城市规模的巨大障碍，因此，必须予以拆除，拆除之后的砖石可以用来作为廉价、现成的建筑材料，实现废物利用。
这项决定对于为保护古建筑忙碌了半辈子的梁思成来讲，不啻是一个晴空霹雳。作为一名古建筑专家，他清楚地知道北京城墙的价值：美丽的北京古城是一个由宽十多米全长约四十公里的城墙围绕起来的大城市，北京内城的很多门都是由箭楼、瓮城和城门楼构成的巍峨建筑，门楼是三檐双层的巨大楼阁或殿堂，包括外城和皇城的城门、城楼、箭楼、角楼等曾多达四十七个。在梁思成的眼中，气势恢宏的北京城墙和整个北京城早已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仅是中华民族的珍宝，而且堪称世界各国人民的文物，是独一无二的无价之宝。战争年代的连天炮火都未能毁灭它，如今，进入了和平年代，我们怎么能亲手毁坏它呢？而一旦毁坏，它就再也无法重现昔日的风采了。
梁思成开始为挽救古城墙而四处呼吁，这些集中体现在他所写的《关于北京城墙存废问题的讨论》一文中，梁思成对古建筑瑰宝的深厚感情尽现其中，他指出：“环绕北京的城墙，主要虽为防御而设，但从艺术的观点看来，它是一件气魄雄伟、精神壮丽的杰作。它的朴质无华的结构，单纯壮硕的体形，反映出为解决某种的需要，经由劳动的血汗、劳动的精神与实力、人民集体所成就的技术上的创造。它不只是一堆平凡叠积的砖堆，它是举世无匹的大胆的建筑纪念物、磊拓嵯峨、意味深厚的艺术创造。无论是它壮硕的品质，或是它轩昂的外像，或是那样年年历尽风雨甘辛、同北京人民共甘苦的象征意味，总都要引起后人复杂的情感的。”梁思成提出，可将北京城墙的保护与改造利用充分结合，使之既得到很好的保护，又能够为新时代所有效利用，为此，他建议：“环城铁路因为太近城墙，阻碍城门口的交通，应该拆除向较远的地方展移。拆除后的地带，同护城河一起，可以做成极好的‘绿带’公园。护城河在明正统年间，曾经‘两涯甃以砖石’，将来也可以如此做。将来引导永定河水一部分流入护城河的计划成功之后，河内可以放舟钓鱼，冬天又是一个很好的溜冰场。不唯如此，城墙上面，平均宽度约十公尺以上，可以砌花池，栽植丁香、蔷薇一类的灌木，或铺些草地，种植草花，再安放些圆椅。夏季黄昏，可供数十万人的纳凉游息。秋高气爽的时节，登高远眺，俯视全城，西北苍苍的西山，东南无际的平原，居住于城市的人民可以这样接近大自然，胸襟壮阔。还有城楼角楼等可以辟为陈列馆、阅览室、茶点铺。这样一带环城的文娱圈、环城立体公园，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对于主张拆除者提出的妨碍交通的问题，梁思成提出了一个简单可行的方法，即不破坏门楼和城墙的整体性，在每座城门的两边打开一个车辆的进出通道，这样交通堵塞问题就可以得到缓解和控制。梁思成坦言，科学、合理地实现北京城墙的保护和利用，才是解决好北京城墙去留问题的关键，他甚至用一段很抒情的表述表达了自己的这一美好愿景，他说：“古老的城墙正在等候着负起新的任务，它很方便地在城的四面，等候着为人民服务，休息他们的疲劳筋骨，培养他们的优美情绪，以民族文物及自然景色来丰富他们的生活。”
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的。有关领导不仅断然拒绝了梁思成的意见和建议，甚至把他视为阻碍社会发展的“绊脚石”。在拆除天安门东西两侧的三座门时，为了在思想上和精神上“战胜”梁思成这个“保守派”，北京市政府召开了控诉三座城门“血债”的群众大会，把梁思成一下子推到了普通劳动人民的对立面，让他作声不得。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执着的梁思成再也无力支撑了。其实，在当时的形势下，梁思成的孤军奋战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因为他改变不了当时执政者的意志。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始，北京古城墙在浩浩荡荡的群众大军“进攻”下，一点一点地从梁思成的视野中消失了，不复存在。梁思成的心在为之流血。1957年6月8日，梁思成在《人民日报》发表《整风一个月的体会》，谈到对北京城市建设工作的意见时，他明确表示：“拆掉一座城楼像挖去我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 据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梁思成曾经在很多场合讲过这段话。曾昭奋回忆说，1959年冬，自己在华南工学院建筑学系上学时聆听了梁思成的一场学术讲座，梁坦言自己对北京城墙充满感情，并再次讲出了这段话。
牌楼、牌坊是老北京的重要街景。东四、西四各四个牌楼，东单、西单各有单牌楼，东西长安街、东交民巷、西交民巷等繁华地段也都有典雅、精美的牌楼，它们给古老的北京城增添了无穷的魅力和气质，成为古都北京的代表性建筑之一。但它们也未能逃脱被拆除的命运，士气高昂的建设者们在拆除城墙的同时，又将矛头对准了这些历史久远的美丽建筑。梁思成的焦急程度是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的，他多次向各级领导面陈意见。由于梁思成的“顽固”坚持，最后周恩来总理不得不亲自出面找梁思成做工作。梁思成和周总理恳谈了将近两个小时，并极富诗意地描述了帝王庙牌楼在夕阳西斜、渐落西山时的美妙景致。周总理没有发表意见，显然，组织的决定是他也无法改变的。周总理明确表示，今后牌楼的处置采取“保、迁、拆”三种办法予以解决，即公园、坛庙内的牌楼可以保留；街道上的牌楼仅保留国子监街的两座，其余的陆续迁移或拆除。 对于梁思成等部分专家、学者主张完全保留牌楼等文物建筑的意见，周恩来引用了李商隐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诗句婉转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其中的万般无奈，又怎能用语言表达清楚？！
新中国成立之后，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格外重视建筑设计的民族形式问题。大批来到中国的苏联专家，更是将民族形式问题提到了政治立场和阶级斗争的高度，他们要求中国的新建筑在外形上要表现出中国的民族形式，对欧美各国盛行的“世界主义”风格建筑，一概视为抹杀民族性的垃圾之作，坚决予以排斥。1950年，第一批苏联专家来华，专家组组长第一次与梁思成见面，就提出要搞“民族形式”，并画了一个大屋顶以说明他的意思。
新中国成立之后日渐浓厚的政治氛围、苏联专家的一再要求，加上全国建筑界在设计具有民族风格新建筑方面的困惑，使得梁思成逐渐失去了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开始批判自己一贯认可的“国际式”建筑及其所体现的现代建设设计风格，将其视作反动的代表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的具体体现。在1951年8月写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中，梁思成对自己的思想转变作了表述，他说：“我自己就该做自我检讨：过去虽然研究且熟识中国建筑历史和传统手法，而在实际设计建筑物时，却受了世界主义影响，曾做过不顾环境、违反传统的‘现代式’建筑，误以为那是国际主义的趋向。到解放后我才认识到国际主义同爱国主义的结合，痛悔过去误信了割断历史的建筑理论。”
梁思成下决心从自己最熟悉的古建筑形式入手，结合现代建筑的元素，开始设计具有民族风格的建筑。斗栱作为木结构建筑的重要部分，显然已不适合现代建筑，中国传统特征浓厚的屋顶是否可以与现代建筑结合呢？带着这个问题，梁思成开始重新反思自己对于“大屋顶”的批评，“我们过去曾把一种中国式新建筑的尝试称作‘宫殿式’，忽视了我国传统建筑的高度艺术成就，在民间建筑中的和在宫殿建筑中的，是同样有发展的可能性的。” 如果说以往自己对“大屋顶”的批判是因为其设计上未抓住中国传统建筑的精髓，只是单纯的形式上的捏合，就像是穿西装戴顶戴花翎一样，那么，如果能把握好传统屋顶与现代建筑结合的“度”，实现二者的有机融合，或许可以走出一条探索、实践民族形式的新路子。基于这种想法，1951年，梁思成主持设计了中南海新宿舍，开始尝试用传统风味十足的大屋顶来表现中国风格。由于新建宿舍造型优美，既方便实用，又与所处的中南海这样一个特定环境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因此受到广泛的赞誉。
中南海宿舍的成功大大增强了梁思成的信心。他指出：“今后中国的建筑必须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建筑；而‘民族的’则必须发扬我们数千年传统的优点。回顾自十九世纪后半叶以来，中国的建筑已充分地表现了其半殖民地性格……今后应是民族的，我们只采取西方技术的优点，而不盲从其形式……这次我所试拟的中南海几座宿舍的形式，虽不算成熟，但自信还没有什么大错误……在文化方面有自觉的反半殖民地时代的西式翻本样式，努力恢复民族原有的优美成分，（小的如瓦顶、屋檐、廊子、花台、大门、挂灯等，大的如整体的比例、墙面的处理、门窗的安排等）就都表现革命的精神和在旧基础上创造新生命的力量。” 在中央科学讲座上，梁思成特意设计了两张想象中的建筑图，作为学习运用中国古典遗产与民族传统的一种方式的建议，其中一张是一个较小的十字路口小广场，另一张是一座高约三十五层的高楼。他希望用这两张图说明两个问题，两个他一直在思考和积极探索的关于建筑的民族风格的问题：“第一，无论房屋大小，层数高低，都可以用我们传统的形式和‘文法’处理；第二，民族形式的取得首先在建筑群和建筑物的总轮廓，其次在墙面和门窗等部分的比例和韵律，花纹装饰只是其中次要的因素。”
梁思成主张用传统屋顶来体现建筑的民族形式问题，并非想为全国树立一个整齐划一的标准。在中南海这样特定的环境中，新建筑可以带有浓厚的仿古风格。一般的建筑物，如宿舍、办公楼等，最主要的还是为了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要求，至于满足人们艺术和美观的要求，只能是比较次要的，毕竟仿古风格的“大屋顶”建筑在费用上远远超出了简单的平顶建筑，而这对于在“一穷二白”基础上搞建设的新中国来讲，无疑是难堪重负的。梁思成希望，作为对建筑民族性问题的大胆尝试，“大屋顶”建筑能在建筑界引起广泛的争鸣，继而不断推陈出新，涌现出更多也更成熟的建筑设计方案。
然而，出乎他的意料，正苦于缺少成功范例可遵循的建筑学术界很快就将其无节制地推行开来，一些机关、学校、工厂如法炮制，以至于带有浓厚仿古色彩的新建筑不断涌现。梁思成不是革命领袖，他不可能具有一呼百应的本领，特定的政治环境和盲目学习苏联的风气，才是导致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何况，全国上下都搞“大屋顶”也绝非他的初衷。对于一哄而上的大量仿古建筑，尽管梁思成肯定了其中包含的对于建筑的民族形式的探索精神，但同时表现出强烈的忧虑，对于其设计水平更是不满意。
仿古建筑大大增加了建设成本，造成很大的浪费，显然与当时中国的国力不相符合。随着大量关于浪费问题的新闻报道的发表，很快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并由此而发起了对建筑界一味仿古的错误倾向的批判运动，甚至将其拔高到阶级斗争的政治高度。1955年2月，建筑工程部召开会议，批判建筑设计中的“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和复古主义”，批判的矛头很快集中到梁思成身上，从不点名到点名，批判迅速升级。1955年4月的《文艺报》发表的《反对浪费国家资金的建筑设计》一文指出：“资产阶级的建筑设计思想却打起所谓‘民族形式’的假招牌，说‘建筑首先是艺术’，‘我是以创造美去为人民服务的！’引导人们走向盲目抄袭的复古主义。他们从‘清式’‘辽式’毫无批判地抄来一套所谓‘法式’，不管建筑物的性质用途如何，将宿舍、办公室、学校、礼堂造成大大小小的宫殿和庙宇，用大屋顶、飞檐、石栏杆、毫无意义地在钢筋水泥的墙柱上涂漆描花，还装上斗拱、假梁假柱。” 对建筑理论的肤浅理解甚至一无所知，和对于“错误”性质的无限拔高，成为这一时期批判文章的一致特点。“梁思成口口声声是‘对人的关怀’，但……只是对反动阶级的关怀。正因为这样，正因为他的立场是反动阶级的立场，他才把建筑艺术看成是没有阶级性的，才产生了他这一套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复古主义的论调。”
正如当年全国上下一窝蜂模仿建造古建筑一样，对梁思成的批判也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中央甚至指定彭真负责，在颐和园畅观楼组织了专门批梁的写作班子，很快就写出三十多篇批判文章，准备随时向“反动权威”梁思成发动进攻。在巨大的压力下，梁思成屈服了，决心“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他的屈服并非在建筑理论上的悔过，而是在政治压力和对于仿古建筑造成惊人浪费的现实面前的反省。1956年2月3日，在全国政协二次会议上，梁思成作了公开检讨，转天的《人民日报》专门刊登了检讨的全文。他表示：
过去20余年中我写了许多关于中国建筑的调查报告、整理古籍、中国建筑历史、都市规划和创作理论的文章和专书。这些文章和理论的一贯特征就是主观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我所提出的创作理论是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
在都市规划和建筑设计上，我却一贯地与党对抗，积极传播我的错误理论，并把它贯彻到北京市的都市规划、建筑审查和教学中去，由首都影响到全国，使得建筑界中刮起了一阵乌烟瘴气的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歪风，浪费了大量工人农民以血汗积累起来的建设资金，阻碍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还毒害了数以百计的青年——新中国的建筑师队伍的后备军。
我对自己的错误是长期没有认识的。这是由于我的思想感情中存留着浓厚的封建统治阶级的“雅趣”和“思古幽情”，想把人民的首都建设成一件崭新的“假古董”，想强迫广大工人农民群众接受这种“趣味”，让他们住在一个“保持着北京原有的城市风格”的城市里。
我之所以走上错误的道路是因为我的错误的立场、观点、方法使我脱离了党的领导，脱离了群众，走上了错误的道路，为人民带来了损失，造成了祖国建筑的障碍。这才使我体会到技术是绝对不能脱离党的领导的，脱离了党就必然要犯错误。
我要像一个初进学校大门的学生一样，努力学习，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自我教育，提高自己的水平，重新认识建筑，重新认识遗产，重新开始我的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我要和那个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故我进行坚决无情的斗争。我一定要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红色专家、红色教师。
在失去爱妻的巨大悲痛中，梁思成又不得不面对在政治上和学术上的双重压力，成为全国批判的“靶子”。尽管后来由于梁思成“承认错误”，并放弃了反对拆除天安门前三座门的意见，批判逐渐平息下来，但梁思成心中的苦痛又有谁能去体味呢？更可悲的是，梁思成再也无法自由自在地发挥自己的才智，学术上的黄金时期就这样成了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爱亦清华 恨也清华
经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政治风雨，昔日在学术研究和古建筑保护领域非常活跃的梁思成基本上沉寂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探索氛围一旦笼罩上阶级斗争的阴影，就再也无法恢复昔日的风采。从此以后，梁思成将主要精力集中在领导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教学工作上。当然，作为当时最著名的建筑学家之一，他还经常作为中国知识界的重要代表参加名目繁多的社会活动。可悲的是，梁思成并不是一个活跃的社会活动家，他是一个学者，学术研究才是他应有的“天堂”。有一点值得欣慰，那就是梁思成于1955年6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现改称院士），这无疑是中国科学术界的最高荣誉。梁思成一生先后被两个政权的最高学术机构授予院士或相当于院士的学术头衔，足以表明他在古建筑研究与保护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已获得了广泛的认同。
清华大学是梁思成一生钟情的地方，美丽的清华园不仅记载了他成长的足迹，而且留下了父亲梁启超的身影。1915年至1923年，他在这里学习生活了八年，从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长大成人。1928年从美国学成归来，虽然最终选择到东北大学工作，但他和清华的联系始终没有中断。1931年，梁思成辞别东北大学加入中国营造学社之后，与清华大学的联系日趋密切。他和林徽因的朋友有很多是清华的教授，在1933—1934年，他还兼任清华大学的教授，讲授建筑学。也许正是与清华之间久已存在的浓厚情结，导致他在抗战胜利后几乎没有太多犹豫就毅然选择到清华大学创办建筑系。这之后，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变化，梁思成再也没有离开过清华，一直到1972年病逝。
乍一听梁思成拥有的众多头衔，人们总会觉得有些高不可及，诸如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一级教授、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等等。但熟悉和了解他的人都知道，生活中的梁思成为人谦和，胸襟坦荡，对于他的学生，更是关爱有加，倾注了满腔的热情。梁思成在1932年写给他的第一批学生——东北大学第一届毕业生的信中表达了他对学生的真挚感情，信中这样写道：“我还记得你们头一张Wash Plate，头一题图案，那是我们‘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时代，那么有趣，那么辛苦。那时我的心情，正如看见一个小弟弟刚学会走路，在旁边扶持他，保护他，引导他，鼓励他，惟恐不周密。” 如果说青年时代初为人师的梁思成将自己的学生当作弟弟妹妹一样看待的话，那么1946年重回清华的梁思成则将学生视为自己的儿女，在精心培养之际，倍加呵护。
梁思成知识渊博，学贯中西，在讲课过程中其大师风范得以充分展现。关肇邺教授回忆道：“常说好的教师若倒给学生一杯水，自己要有一桶。但我感到对先生来说，至少应说是一大缸。他在讲课中时时涉及有关联的外围领域和中外历史、语言、艺术、书法、音乐、佛教哲学、工程技术、城市规划等。我们学生不多，大家围坐一桌，先生娓娓而谈，如谈家常，如数家珍，大家无不被那极高的文化艺术素养所感染。先生所讲到的内容，这些人类创造的文化结晶，大部分不只是来源于书本，而是经过先生的亲自观察，细心揣摩，有的是亲手测绘摹写甚至是他第一个发现论证的，是真正兼有丰富的感性和理性认识的。由于学贯古今，兼通中西，所以他能旁征博引，一件事物可以和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的相应事物进行比较分析，从而使学生加深理解，印象深刻。”梁思成讲课时严谨的态度和扎实的基本功同样令学生们终生难忘。关肇邺还回忆道：“先生有极深厚的功底，这对我们更是最有影响力的样板。记得在建筑史课里，当先生讲到罗蔓建筑如何发展成为哥特式的，他边讲边画，从如何减薄了墙壁，出现了大窗，到如何加强壁柱，出现了扶壁、飞扶壁，如何加上小尖塔、吐水兽以及如何拉长了柱子，调整了比例，出现了筋肋和各种装饰，短短十多分钟工夫，把哥特式建筑形象的来龙去脉讲得一清二楚，同时黑板上也一步步地出现了一个极完整、极准确、极精美的哥特式教堂剖面图和天花仰视图。从大的间架比例到细部装饰，无不惟妙惟肖。”
对于梁思成的语言表达能力，他的学生李道增同样感触颇深，李回忆说：“无论在什么场合，只要梁先生一说话，大家都自然屏息聆听他的即兴讲话，从来都十分生动、风趣，从不干巴巴。旁征博引，妙趣横生，譬喻典故还来得多，间而引得哄堂大笑，笑过之后，发人深省。他的确是位艺术家，讲话的‘形象感’特强，情理交融，能以情感人，以理服人。他的‘理’闪耀着知识与智慧的光辉，他的‘情’又像一团火一般的热。” 李道增认为梁思成不仅讲话水平高，讲课水平更让人钦佩不已，“为了提高我们的理论素养、文化修养，他亲自给我们讲过四门课：设计原理、西方建筑史、中国建筑史、中国绘塑史。‘玄武’们（指建筑系的学生）都爱听他的课，没人打瞌睡。他给我们看他学生时代学建筑史的英文与德文笔记，以及建筑史钢笔画插图。简直一笔不苟，功夫真是到家了，令我们赞叹不已，顿感需要发奋像他那样下苦功夫。他不但外文那么流利，中文与古文功底深厚，文章写得漂亮，思维的逻辑性与用语言创造形象的能力，恐怕是建筑界同时代与后来者鲜有能赶得上的。”
课堂上的一分表现，课下都要付出十分的辛苦，梁思成曾对他的助教胡允敬说：“你别看我在黑板上画得这样熟练，我在讲课前，要反复默画多少次呢！”
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做人与做学问并求，是梁思成的又一风格。梁思成十分注意在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师生中树立民主的作风，努力营造一个宽松、自由的学术环境，鼓励大家畅所欲言。朱自煊回忆说：“梁先生很欣赏莱特办学的民主自由空气。在他的影响下，我系师生之间、各班之间关系是很密切的”。“他作风民主，在评图讨论中，鼓励大家畅所欲言，我们在梁先生面前也从不感到拘谨。他也很信任大家，大家在系里也感到很自由，很舒畅。”朱自煊颇有感慨地说：“梁先生是以他的思想和理论来领导全系的。他知人善任，爱惜人才，因此从建系以来聘请了一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老师，为办好建筑系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
梁思成十分重视加强学生的文化艺术修养，“认为只有尽一切努力把学生的文化素养全面提高了，学生的审美趣味才能上得去。如果只顾练‘技巧’，艺术作品必多‘匠气’，而少‘灵气’与‘内涵’。他一贯重视理论，理论丰富人的思想。有思想理论的人洞察力敏锐，别人感觉不到的东西，你却能捕捉到。他说：‘建筑师应当是在日常生活中最敏感的。建筑师所见到、听到、感觉到的东西比一般人多而深，因此比一般人也多一层美的享受。要善于体验，善于观察，善于分析，处处皆学问。’”
作为一名学者，梁思成不仅自己胸襟坦荡，敢讲真话，敢于坚持真理，而且将做人与做学问并重的思想充分体现在教育实践中。他要求学生要善于主动地向周围的人获取知识，要尊重别人，不断查找自己的不足，不再犯同样的错误；同时要说真话，要有自己的观点，切不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他的学生中有很多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历经磨难，甚至家破人亡，但敢于坚持原则的初衷不变，对建筑学事业的热情始终不减，用实际行动体现了梁思成的人格与风格。徐伯安对此感受很深，他说，当年，“梁先生一再要求我们立足今天和未来去读书，读好书，读原著，读不同意见的著作，一字一句地读，并把有用的东西摘录出来，把心得记录下来，日子久了，自有所得，自有所悟”。在做学问方面，梁思成更是“一生谦虚不耻下问”。
梁思成的学生费麟回忆道：“梁先生作为一个建筑师，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坚持自己正确的，改正自己错误的，这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梁先生不仅学问渊博，更可贵的是做人的品格，从梁先生发表的文章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尽管他受到批判，但有些观点他仍然坚持。”梁友松对此也体会很深，他说：“我认为，梁先生对我的教诲中最使我受益的乃是要有自己的观点。在同样的原始基础材料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见解，所谓见仁见智之不一，但最不可取的乃是罗列獭祭、鹦鹉学舌、拾人唾余的做法。”
清华教学二十余载，梁思成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优秀的建设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在学生们的心目中，他已经成为一座永远的丰碑——学问大家，人格典范。梁思成的学生梁友松的一句话大概可以代表学生们的心声，“梁先生给我的教导，最主要的还不只是在业务上，而是对知识孜孜不倦的追求，对祖国和党的热爱和信赖，以及在逆境中，带点幽默感的泰然自若”。
1955年之后，由于政治运动不断，加上繁杂的行政工作和社会活动任务，梁思成很难再潜心学术研究。这一时期，他在古建筑研究领域最突出的贡献当数《营造法式》（上卷）的出版。由于种种原因，四十年代，在完成了部分内容的研究后，工作停顿下来。1961年，梁思成又重新着手研究，为此，清华大学特地选派了楼庆西、徐伯安、郭黛姮三位青年教师作为他的助手。研究工作进展得很顺利，一年之后，完成了这部书“大木作制度”以前的文字注解和“壕寨制度”“石作制度”和“大木作制度”的图样，以及有关功限、料例部分。1963年，研究成果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定名《营造法式》（上卷）。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原本已经在学术研究领域举步维艰的梁思成一下子被抛进命运的深渊，不仅学术生命戛然而止，而且人生之路也在无限的困惑和痛苦中走到了尽头。
没有经历过“文革”灾难的人，恐怕很难想象当时人们的灵魂被扭曲到何种程度。善良的梁思成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精心培养、视为儿女的学生们居然一夜之间变成了凶神恶煞般的革命小将，并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声浪中将斗争的矛头指向自己的师长们。“文革”开始不久，清华大学建筑系的造反派们就贴出攻击梁思成的大字报——《梁思成是彭真死党，是混进党内的大右派》。在极度压抑的政治氛围中，梁思成被勒令一遍又一遍交代自己的“罪行”。但由于没有按照造反派的意思去歪曲事实，因此，无论怎样一丝不苟地写材料，也不会被通过，只能一步一步加重“罪行”。7月的一天，已年逾六旬的梁思成被造反派们从建筑系馆推了出来，胸前挂着一块巨大的黑牌子，上面用白字写着“反动学术权威梁思成”，“梁思成”三个字还打了一个大大的“×”。梁思成踉踉跄跄地站在大门口，剧烈的疼痛几乎使他直不起腰。熟悉他的人应该知道自从1923年的车祸之后，他的腰就再也没有恢复健康，一度要靠穿“钢背心”来支撑。其实，疼痛的又何止是身体呢？望着面前人头攒动的围观者，听着他们发出的刺耳的哄笑，梁思成觉得眼前恍惚了。这批斗与其说是肉体上的折磨，不如说更是精神上的侮辱，是对这位正直学者的人格的粗暴践踏。
对于梁思成和他的亲人们来讲，批斗只是“文革”噩梦的开始。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梁思成只要出门就必须挂上那块黑牌子，在曾经熟悉、但眼前却陌生一片的清华校园中吃力地蹒跚而行。工作干不了，工资停发了，住处也被勒令一搬再搬，最后全家老少被赶到清华大学北院一间只有二十四平方米、没有水暖供应的小平房中生活。这样还远未达到造反派们的目的，梁思成的家成了他们肆意查抄、勒索的“反动堡垒”。从8月红卫兵“破四旧”查抄梁家开始，任何造反派组织都可以随时闯进梁家，任意抄走或毁坏他们认为是“四旧”的东西，稍有不满，便对梁思成和他的家人拳打脚踢，梁思成多年以来收藏的艺术珍品几乎损失殆尽。为了保护梁思成的文稿，包括《营造法式》的稿子，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林洙将稿子交给了保姆李阿姨，由她来保存，最后使这些珍贵的稿子逃脱劫难，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再往后，实在没什么可抄拿的了，便开始了公开的经济勒索，“无产阶级造反派”们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
造反派还用漫画形式批判梁思成的“罪行”。梁思成的画像在脖子上挂着北京的城墙，下面写着“我们北京的城墙，更应称为一串光彩耀目的璎珞了”，这是梁思成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为保护北京古城墙而写的《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一文中的一句话。大字报批判他疯狂地反对拆除封建社会的北京城墙，留恋封建社会，坚持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毒害青年；说他新中国成立前夕去美国讲学，是做了一次文化掮客，卖出中国的古建筑，贩回资产阶级的腐朽建筑观和教学制度。全文不断出现“反动之极”“罪该万死”等吓人的字眼。
一张带有归纳性的大字报将梁思成的重大“罪行”又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标题是“打倒国民党残渣余孽、丧失民族立场的反共老手梁思成”。这篇大字报“揭批”了梁思成的“四大罪状”：第一，梁思成在1966年接见法国建筑师代表团时，在法国女团长的面颊上吻了一下，“丧失民族尊严”；第二，梁思成在1947年代表国民政府出任联合国大厦的设计顾问；第三，担任过国民党“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的副主任；第四，疯狂反对毛主席的城市建设指示。对于这些帽子大得惊人、处处暴露出愚昧无知、肆意颠倒是非黑白的“反动罪名”，梁思成只有默默地承受。
即使是在最痛苦、最屈辱的日子里，梁思成仍天真而又坚定地希望早日弄清问题，继续为党和国家的建设服务。下面这段话是他发自内心深处的真实表达：
我想，我所唯一可奉献给祖国的只有我的知识，所以我毫无保留地把我的全部知识献给中国未来的主人，我的学生们。没想到因此我反而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罪人。
如果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我情愿被批判，被揪斗，被“踏上千万只脚”，只要因此我们的国家前进了，我就心甘情愿。到外国去？不！既然连祖国都不需要我了，还有什么生活的愿望？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悲哀的吗？我情愿作为右派死在祖国的土地上，也不到外国去。
据林洙回忆，“文革”开始后的一天，梁思成和她整理残存的图书时，突然看到一对汉代铜虎的照片，其艺术美一下子就吸引住了梁思成，沉浸其中，并脱口而出“你看看，眉（指林洙），你看看多……”在“美”字就要出口之际，梁思成突然条件反射似的回到了现实中，“美”是当前犯忌讳的一个字，于是又下意识地改口说：“多……多么有毒啊！”话音未落，梁思成和林洙就不禁被这不伦不类的话逗得大笑起来。这笑声中饱含的痛苦和无奈，以及它所折射出来的被扭曲的时代和生活，不正是梁思成心灵创伤的真实体现吗？
无休止的批斗使梁思成的健康迅速恶化，清华大学医院又拒绝为他治病，最后几经辗转，才在北医三院得到治疗。1968年11月，周总理直接过问了梁思成的情况后，他才被转到北京医院继续治疗。
随着“文革”的发展，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加上北京市的六个工厂，被作为运动的重点，“六厂二校”成为全国的样板。1969年1月26日下午，执掌清华大学大权的工宣队、军宣队突然召开全校大会，传达由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圈阅的清华大学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的文件。文件谈到对待五种人的不同政策：一是对一般知识分子的政策，二是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政策，三是对犯了“走资派”错误的干部的政策，四是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政策，五是对反革命分子的政策。毫无疑问，梁思成属于第四类，作为建筑学“反动权威”，被认为用处不大，“养起来”，留作反面教员。虽然不久以后，梁思成恢复了党籍，但他却彻底沉默了。对梁思成来说，身体上的折磨他丝毫不畏惧“建筑”是他的全部生命，他满心希望通过批判找出自身的不足，然后再全身心地为党和国家服务，并因此而保持着精神上的动力。但从此以后，他的精神支柱几乎完全崩溃了。他迫切希望找到什么是“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和什么是“无产阶级建筑观”的答案，但他始终未能如愿。在精神的极度苦闷中，梁思成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
这位一生都在追求科学的建筑大师，直到生命的最后阶段，还在热切地盼望着自己的同事和学生们能来和他一同探讨革命的学术问题，以澄清认识，改造自我。但就像林洙记忆中的那样，“他病房的会客牌总是静静地挂在医院传达室里”， 很少有人光顾。
1972年1月9日，一代建筑学宗师梁思成，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四十余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在清华园纪念这位建筑大师的时候，或许我们可以说，梁先生直到生命最后一刻还在苦苦探索的问题，答案已经找到了。
如今，梁思成的雕像就静静地伫立在美丽的清华园，一批又一批的莘莘学子在他慈祥的目光中快乐地成长，这是何等的幸福啊！梁思成似乎又忘却了一切烦恼，回到了清华园，回到自己的学生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