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知识分子群体
在近代中国，声名显赫的世家大族并不鲜见，但就群体的学术贡献而言，恐怕很少能与梁启超家相提并论。正是在梁启超开创的优良家风的熏陶下，梁家众多子女们虽然年龄相差悬殊，成长的环境也不尽相同，但均继承了梁启超传下来的学术薪火，个个成才，各有所长，他们在学术领域的突出贡献同样如群星闪烁，光芒璀璨。
晚年梁启超不仅为子女们取得的成就兴奋不已，对自己一贯坚持的教育子女的理念和实践颇为自得，更是直言不讳地称孩子们的事业有成、家庭幸福是自己的“得意之作”。概括来讲，梁启超在子女教育上有三点突出的特色。
其一，提供条件。
在子女教育的问题上，一个重要的误区就是父母企图按照自己的人生理念和价值判断去改造子女，像制造产品一样重新创造自我，也就是说，是改造子女而不是引导子女。其实，子女是独立的自我，个性、才情自有其特色，不可能是父母的再现，包办代替是南辕北辙，绝对不可能行得通，最重要的应该是为他们提供发挥自我、展示才华的必要的客观条件，尤其是受良好教育的条件。当然，教育可分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它们都有其独特的地位，但相对来讲，学校教育具有根本意义，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只能是辅助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提供条件，首要的也是最重要的是为子女提供受良好教育的条件。这种十分浅显的道理，梁启超当然明白，所以他将主要精力放在学校教育上。他总是不计成本，大量投入。他宁肯别的方面节省一点，也绝不让孩子上差一点的学校。在他的家信当中，常常劝导儿女们不要为上学的经费计较。总体来看，他的孩子基本上都受到了良好的学校教育。梁思顺，毕业于日本女子师范学校；梁思成，先就读于北京清华学校，后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获硕士学位；梁思永，先就读于北京清华学校，后往哈佛大学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梁思忠，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陆军学校和西点军校；梁思庄，先留学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后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梁思达，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梁思懿，先入燕京大学学医，后又往美国南加州大学学习；梁思宁，先入南开大学学习，后因日本侵华，自愿投奔革命，参军抗日；梁思礼，先入美国普渡大学，获学士学位，后就读于辛辛那提大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梁启超优越的家庭条件和子女们的聪明上进，再加上他的精心安排，使其子女都具有了现代知识。但当梁启超发现他们的国学根底不够时，一方面指导他们加强中国文化的学习，一方面又在家中开设了国学训练班。其外孙女吴荔明记云：
为了提高充实他们几个人的国学、史学基本知识，决定让他们几个从1927年下半年起，休学一年补课，特聘请了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谢国桢先生来做家庭教师，在家里办起了补课学习组……课室就设在老房子——原来梁启超所用的楼下的‘饮冰室’书斋里。据五舅（指梁思达）回忆，补课的课程为，国学方面：从《论语》《左传》开始，至《古文观止》，一些名家的名作和唐诗的一些诗篇由老师选定重点诵读，有的还要背诵。每周或半月，写一篇短文。有时老师出题，有时可以自选题目。作文要用小楷毛笔抄正交卷。史学方面：从古代到清末，由老师重点讲解学习。书法方面：每天要临摹隶书碑帖拓片（张猛龙），写大楷二三张。每周有半天休假，无所谓考试。作业由老师批阅、审定。
像梁启超这样举办高水平、有实效的家庭培训班，在一般家庭是不可能的，但这种千方百计为子女提供学习条件的精神是值得推崇的。梁启超还经常为子女购买图书和各种学习用品，在其书信中有相当的篇幅是讲购书的。1912年梁启超一回到北京，就为远在加拿大的大女儿梁思顺买《东坡集》《韩柳合集》等。为使二儿子梁思永在考古学研究上有所进步，梁启超亲自为他联系自费参加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的考古发掘，甚至还和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联系，让梁思永自费参加其在西北的考古活动。为了让梁思成和林徽因在建筑学上大展宏图，他特意花巨资安排他们到欧洲度蜜月，细心考察欧洲的建筑艺术。在培养儿女的问题上，梁启超可谓不惜巨资，用心良苦。
其二，传输理念。
比起为子女提供充足的条件来，传输科学的人生理念也很重要。如果说，充足的条件是物质的，那么，人生理念则属精神的，二者缺一不可。虽然不能强迫子女接受甚至必须按照父母的人生哲学和处世态度去生活，但毕竟父母有多年的生活积累，不乏经验乃至教训，将这些人生的感悟去告诉子女，影响子女，自然是子女教育中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因为，从一定意义上讲，生活理念决定人生的态度，甚至会左右命运的归宿。所以，作为思想理论家的梁启超，总是从哲理的高度把人生的一些基本理念，抓住有利时机，用通俗直白的语言告诉孩子们，希望他们少走弯路。梁启超所谈的人生理念涉及做人、心性修养、如何面对社会和面对自己等许多方面，而且感悟深刻，不仅对其子女有用，也是值得后人学习和研究的精神财富。将这些论述大体概括起来，精华的东西是：做人应该尽兴、理智、随缘。
所谓尽兴，就是将兴趣和能力发挥到极致。梁启超视兴趣为幸福的源泉，成功的基石。他时常教导儿女们对生活、对事业要有广泛而浓厚的兴趣。他断言：一旦兴趣没有了，生活就索然无味了。梁启超多次宣称自己是个“趣味主义者”。他在一次演说中讲：“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什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柢？’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柢。’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面，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严格的可以说没有一件不失败——然而我总是一面失败一面做；因为我不但在成功里头感觉趣味，就在失败里头也感觉趣味。我每天除了睡觉外，没有一分钟一秒钟不是在积极地活动；然而我绝不觉得疲倦，而且很少生病；因为我每天的活动有趣得很，精神上的快乐，补得过物质上的消耗而有余。” 梁启超就是用这种趣味的人生观约束自己、指导自己，同时也影响和教育子女。当梁思成在美国学习建筑学之后，他时刻担心其学业太专而会感到单调，由单调又会导致乏味，乏味则会不思进取，生活苦恼。他多次去信和梁思成讨论这个问题，其中一封写道：
我怕你因所学太专门之故，把生活也弄成近于单调，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再者，一个人想要交友取益，或读书取益，也要方面稍多，才有接谈交换，或开卷引进的机会。不独朋友而已，即如在家庭里头，像你有我这样一位爹爹，也属人生难逢的幸福；若你的学问兴味太过单调，将来也会和我相对词竭，不能领着我的教训，你全生活中本来应享的乐趣，也削减不少了。我是学问趣味方面极多的人，我之所以不能专积有成者在此，然而我的生活内容异常丰富，能够永久保持不厌不倦的精神，亦未始不在此。我每历若干时候，趣味转过新方面，便觉得像换个新生命，如朝旭升天，如新荷吐水，我自觉这种生活是极可爱的，极有价值的。我虽不愿你们学我那泛滥无归的短处，但最少想你们参采我那烂漫向荣的长处。
在这里，梁启超是要梁思成等儿女们吸取他兴趣广泛的长处，并非强迫他们像他那样兴趣太多，以致不能成为某一点上最精深、最权威的专家。古人云：“哀莫大于心死。”所谓“心死”，就是对什么都没有了兴趣。所以，生活当中，对周围的事物有兴趣是第一位的，兴趣的多寡则是因人而异的。梁启超还特别强调支持兴趣持久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希望，希望是成功的阶梯。梁启超一再告诫子女们要对生活充满希望，万万不可悲观。他在家信中说：“我以为一个人什么病都可以医，唯有‘悲观病’最不可医，悲观是腐蚀人心的最大毒菌。” 而悲观的产生往往是源于过高估计自己，目标过高而达不到，于是常常悲观失望。故而，梁启超总是告诉子女们要时刻明白自己的性格和能力，不要好高骛远，只要将自己的能力充分发挥出来了，就应该心满意足了。他说：“要各人自审其性之所近何如，人人发挥其个性之特长，以靖献于社会，人才经济莫过于此。”又说：“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则甚？着急他则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懦自馁，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那里是那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 梁启超在这里讲得非常真切、客观。人的能力各异，只要尽情发挥出来了，就应该快活和满足。如果能具有梁启超这样的生活体认、浓厚的生活兴趣，持久地去释放自己的能力，快乐和幸福就不可能不伴随着你。要真正做到这一点，个人的性格具有决定意义，所以梁启超的“尽兴”，本质上是“尽性”。
所谓理智，就是用理性约束感性。梁启超的情感极其丰富，连写文章都“笔尖常带感情”。他认为生活固然需要理性，但太理性了，生活就枯燥无味了。梁启超在一次演讲中讲：“人类生活，固然离不了理智，但不能说理智包括尽人类生活的全内容。此外还有极重要的一部分——或者可以说是生活的原动力，就是‘情感’。情感表现出来的方向很多。内中最少有两件的的确确带有神秘性的，就是‘爱’和‘美’。” 但是，情感的展示必须“适度”，否则社会就失去了规范，是非颠倒，道德沦丧，所谓的“爱”和“美”，也不复存在，个人和家庭生活也会一团糟。所以，在梁启超的家书中处处洋溢着炽热的情感，也同时渗透着理智。他教育其子女任何时候都要头脑清醒，用自己的智慧去理性地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即使是感情的事，也还是要有理性。他在给孩子们的信中讲：“青年为感情冲动，不能节制，任意决破礼防的罗网，其实乃是自投苦恼的罗网，真是可痛，真是可怜！” 梁启超这里讲的是他对自己的学生徐志摩的批评。众所周知，徐志摩是个唯美主义者，只要他认定美的东西，包括爱情，就不顾约束地去追求。当他以第三者的身份得到陆小曼，并选定吉日良宵在北海董事会举行婚礼的时候，却没有料到被身为证婚人的老师梁启超狠狠地教训了一顿。梁启超还将他的讲话稿寄给他的孩子们引以为戒。可见，梁启超希望自己的子女在处理感情的问题上，一定要以理智超越情感，发乎情，止乎礼，不可随心所欲。即使是交友，梁启超也希望子女们要理智。他告诫二女儿梁思庄说：“庄庄多走些地方，多认识些朋友，性质格外活泼些，甚好甚好。但择交是最要紧的事，宜慎重留意，不可和轻浮的人多亲近。” 梁启超越是到晚年，对儿女们理智的教导和关怀越多。大概是人老了，历练多了，越来越认识到理智才能少走弯路，有智慧才有美好的生活。
所谓随缘，就是对得失顺其自然。人生总是要经历不可回避的挫折和失败，能从容面对，那才是最重要的。经过无数次失败的梁启超深知这方面的重要性，他一再用自己的感受和体认去谆谆教导儿女们。梁启超的基本思路是：遇到失败或挫折首先要平静地接受，任其自然；其次要看作是磨炼自己的好机会，妥善寻求解决的办法，在克服困难中更上一层楼。当大女儿梁思顺和女婿周希哲遇到失去工作的麻烦时，梁启超致信解劝说：
“顺儿着急和愁闷是不对的，到没有办法时一起卷铺盖回国，现已打定这个主意，便可心安理得，凡着急愁闷无济于事者，便值不得急他愁他，我向来对于个人境遇都是如此看法。顺儿受我教育多年，何故临事反不得力，可见得是平日学问没有到家。你小时候虽然也跟着爹妈吃过点苦，但太小了，全然不懂。及到长大以来，境遇未免太顺了。现在处这种困难境遇正是磨炼身心最好机会，在你全生涯中不容易碰着的，你要多谢上帝玉成的厚意，在这个档口做到‘不改其乐’的功夫才不愧为爹爹最心爱的孩子哩。”
这样苦口婆心、情理相融的劝慰，活现出梁启超慈祥而负责任的家长的可人风貌。同样，当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不幸身亡之后，梁启超又情意深长地致信儿子梁思成解劝道：
“人之生也，与忧患俱来，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你们都知道我是感情最强烈的人，但经过若干时候之后，总能拿出理性来镇住他，所以我不致受感情牵动，糟蹋我的身子，妨害我的事业。这一点你们虽然不容易学到，但不可不努力学学。”
对于突如其来的天灾人祸、利害得失，唯一的办法是泰然处之，积极应对。即使是个人的利益，也不要患得患失。因此，梁启超给子女们开出的信条是：“大抵凡关于个人利害的事，只是‘随缘’最好。”
梁启超归纳的这些人生理念，确实是非常实际而精深的至理名言。但是，对于思想家来说，常常是知易行难。客观地讲，就是梁启超本人，都未必能做得到，至于其子女能接受多少、践行多少，就看其悟性和能力了。不过，梁启超是尽到为父的责任了。
其三，耐心关怀。
家长关心子女，似乎天经地义，很难找到对子女漠不关心的父母，除非是有某种疾病或其他特殊的原因。但关心子女能够耐心和关心到点儿上，则大有学问。梁启超在这方面却能做得很圆满。他在给儿女讲做人的大道理的同时，更注重生活细节的具体关怀，可谓大处引导，小处关心。儿女们上什么学校，读什么专业，看什么课外书，如何保养身体，如何培养业余爱好，如何修身养性，如何劳逸结合等，他都会一一指导，详细叮嘱。二女儿梁思庄在加拿大留学时想家，他也会认真开导。他还费尽心思，亲手裱糊了一个古典高雅的艺术品，里面装上他写的条幅，取名“千里一笑”，赠给思庄。思庄由于刚到加拿大，英语还未过关，考试排到了十几名，心情沮丧，梁启超立即致信好言劝慰。后来梁思庄为尽快入大学着急，梁启超立即致信开导说：“至于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你若看见别的同学都入大学，便自己着急，那便是‘孩子气’了。”
1923年5月7日，梁思成因车祸受伤住院，梁启超一方面从生活上、心理上关怀，一方面还指导他读书，这样既容易打发病床上的无聊时光，又增加了知识。他在给梁思成的信中说：
吾欲汝以在院两月中取《论语》《孟子》，温习谙诵，务能略举其辞，尤于其中有益修身之文句，细加玩味。次则将《左传》《战国策》全部浏览一遍，可益神智，且助文采也。更有余日读《荀子》则益善。
梁启超还特别注意向孩子们传授学习方法，尤其常向他们讲述自己做学问的诀窍。他在给儿女们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国古来先哲教人做学问的方法，最重优游涵饮，使自得之。这句话以我几十年之经验结果，越看越觉得这话亲切有味。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两种工作循环交互着用去，在慢火炖的时候才能令所熬的起消化作用融洽而实有诸己。
至于儿女们的恋爱婚姻，梁启超更是关心。大女儿梁思顺和大儿子梁思成都是由他牵线搭桥，再让儿女自由恋爱，促成婚姻，梁启超对此颇感自豪。就连梁思成和林徽因赴欧洲旅行结婚的具体路线，尤其是回国路线，梁启超也给安排得十分妥当，他致信远在美国留学的梁思成说：
你们由欧归国行程，我也盘算到了。头一件我反对由西伯利亚路回来，因为野蛮残破的俄国，没有什么可看，而且入境出境，都有种种意外危险（到满洲车站总有无数麻烦），你们最主要目的是游南欧，从南欧折回俄京搭火车也太不经济，想省钱也许要多花钱。我替你们打算，到英国后折往瑞典、挪威一行，因北欧极有特色，市政亦极严整有新意，（新造之市，建筑上最有意思者为南美诸国，可惜力量不能供此游，次则北欧特可观。）必须一往。由是入德国，除几个古都市外，莱茵河畔著名堡垒最好能参观一二，回头折入瑞士看些天然之美再入意大利，多耽搁些日子，把文艺复兴时代的美彻底研究了解。最后便回到法国，在玛赛上船，中间最好能腾出点时间和金钱到土耳其一行，看看回教的建筑和美术，附带着替我看土耳其革命后政治。
如此精细而周密的安排，作为一个繁忙的社会活动家和大学问家是很少见的，梁启超的儿女情深于此可见一斑。即使是在吃饭桌上，梁启超一方面给孩子们以十分平等的地位，一方面也不忘给子女们传播各种知识。吴荔明记称：
当年在家吃饭时，除了梁家几个较小的孩子不上桌吃饭，每天都有一大桌人吃饭，大多是亲戚寄养在这里的孩子。天津家中吃饭也很自由，公公坐在中间，必等人都到齐后，由他先拿起筷子才能开始吃，他在饭桌上天南海北不停地讲。谁先吃完饭谁可以先走，有时公公和婆吃得慢，最后只剩下他们两人，也毫不介意，他仍和婆兴致勃勃地聊天。谁吃完了离开桌子，又过一会再回来吃些菜，都不会受到任何干涉，因此，全家把吃饭时间也看作每天团聚交流感情的好时光，既可饱餐一顿，又可聆听公公有趣的谈话，每到此时大家都无拘无束地围坐在一起，十分高兴。
总而言之，梁启超对儿女的关怀的确是无微不至。特别是作为一位父亲，尤其像梁启超这样一个名扬海内外的大人物，能够如此耐心而持久地关心儿女者，真是凤毛麟角。
走进梁家，在众多子女身上，我们不仅能强烈地感受到梁启超的风格和品格，更为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鲜明的个性所深深折服。
浓厚的爱国情结，终生不渝，这无疑是梁家众多子女最突出的特点，更是梁家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梁家子女来说，爱国已不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体现在他们全部的人生历程中。梁家有六个孩子先后到美国留学，学成之后，没有一人留在国外，全部回到祖国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无论在战乱不休的二三十年代，还是艰苦卓绝的抗战时期，抑或黑白颠倒、残酷迫害的十年“文革”，他们的爱国之心始终未变，报国之志始终未减。抗战时期，贫困交加的梁思成宁可死在国内，也不愿离开苦难中的祖国到国外生活。其实，凭着梁家的声望和自身出众的才华，哪一个子女不能够在国外寻求到安逸的生活呢？然而，他们没有，一个也没有。无论贫困，还是挫折，都没能动摇他们的决心，为了祖国，他们终生都在努力地工作。
学贯中西，融汇古今，献身学术，矢志不移。这是梁家子女们又一突出特点，在思成、思永、思庄、思礼等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不仅受到过系统、正规的西方现代科学教育，而且有着广泛的爱好和扎实的国学根底，这无疑对他们在各自所从事的研究领域将西方现代科学知识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们既没有像某些思想陈旧的知识分子那样观念狭隘，故步自封，夜郎自大；也没有像某些喝了几年洋墨水的留学生那样对中国传统文化一无所知，甚至妄自菲薄，而是将自己长期形成的传统文化素养在开拓性的工作中充分展现出来，用近代化的眼光重新发扬和改造传统中国的文化。对于梁思成等人来讲，所从事的专业就是他们终生的挚爱，他们沉浸其中，乐不知返，工作几乎成了他们生活的全部，为了工作，他们可以义无反顾地抛弃任何个人的享受。梁思永自1930年回国后，长年累月在野外从事考古工作，艰苦的条件加上过度的劳累击垮了他的健康，但即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在不停地为新中国的考古事业操劳着。梁思成和林徽因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设计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时候，尽管生病卧床不起，但依旧没有停止工作，病房变成了工作室，他们是在拿生命做代价来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
各有所长，成就斐然，这是梁家子女的又一特点。就学术成就而言，梁家的九个子女有三个是院士，其中梁思成和梁思永于1948年同时当选为南京政府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人文组），最小的梁思礼也因为在新中国航天研究领域的突出成就而于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梁家九个子女，所学专业各不相同，所选择的工作也相差较大，既有学术大师，又有社会活动家；既有学社会科学的，又有专攻理工的；既有学文的，又有学武的。人虽不多，但涉及多个领域，他们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最终成为本领域的佼佼者。他们就像一组璀璨的明星，共同铸就了梁家的辉煌。通过他们的实践，完成了梁家从传统知识分子家庭到现代知识分子家庭的转变。
“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这是梁家子女们给世人留下的最大感受。虽然身为名人之后，但他们没有停留在父亲显赫声望的荫庇下，而是白手起家，凭着真才实学和不懈的努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成就。在他们身上，我们清晰地看到近代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严谨求学、自强不息的优良品质。尽管历尽百年沧桑，今天的梁家已渐为平常百姓家，但梁家的精神与魅力又岂是时间能冲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