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9年（光绪十五年）的广东乡试使初出茅庐的梁启超一举成名，不仅考中举人，光宗耀祖，而且得到主考官李端棻的赏识。李遂将自己的堂妹李蕙仙嫁给了这位前途无量的小伙子。1891年婚礼在北京举行，当时梁启超才十八岁。两年之后，梁启超的第一个孩子——大女儿梁思顺在广东新会老家出生。思顺的出生给梁家带来了无限欢喜，梁启超更是尽情品味初为人父的愉悦。

梁启超很宠爱思顺，单从梁启超对思顺的称呼中就足可以感受到他对女儿的真挚情感。“大宝贝”是梁启超对思顺的爱称，早年写给思顺的信均以“示娴儿”或“娴儿读”结尾，后来的许多信件则干脆称呼“宝贝思顺”或“我的宝贝”，一直到晚年仍丝毫未变。而那时，思顺已经长大成人，并且是几个孩子的母亲了。对于年龄和自己仅相差二十岁的长女，梁启超不仅对她的成长竭尽所能，寄予厚望，而且在她稍稍长大之后，更将她当作了自己最信任的朋友和助手，着意培养。1899年，梁思顺随同母亲千里迢迢来到日本，与流亡于此的梁启超团聚。从少年开始，思顺就为父亲阅报、收集资料、做翻译，成为梁启超在日本流亡期间的得力助手。在日本生活期间，思成、思永、思忠等几个孩子相继出生，梁家真正成为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于是才有了那么多“双涛园”的故事。当弟弟妹妹们还在蹒跚学步之时，思顺已经是个非常懂事的大孩子了。相差悬殊的年龄和稳重的性格，使她成为弟妹们当然的首领，也成为弟妹们的行为表率。弟妹们非常敬重思顺，甚至有点怕她，而思顺在严格约束弟妹们的同时，也竭尽全力照顾他们。

虽然没有进正规的学校读书，但思顺在家里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梁启超不仅亲自教她读书，为她批改作业，而且请家庭教师教授数理化知识。梁启超在为思顺批改作业之余，还特地写了一首小诗勉励她在学业上不断进步。

吾唯爱汝深，责难与凡殊。文章所固有，相期在道腴。简编我手答，戢戢蝇头书。发蒙通德艺，陈义杂精粗。当学岂只此，为汝举一隅。吾学病爱博，是用浅且芜。尤病在无恒，有获旋失诸。凡百可效我，此二毋我如……作诗诰小子，敬哉志弗渝。 

思顺爱好古典诗词，梁启超在这方面给予了她很多教诲和指导。后来，思顺在麦孟华的帮助下，编成《艺蘅馆词选》一书，并在书中的《自序》中阐述了自己对于诗词改良的见解。该书出版后获得了广泛的好评，1981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又予以重新出版。

1912年，梁启超全家结束了十余年流亡生涯回到久别的祖国。此时的梁思顺已经是个落落大方的大姑娘了，她的婚姻问题也成为梁家的重要事情。梁启超的爱女之情在思顺的婚姻问题上再次得到充分体现，他不想干涉女儿的婚姻，理解并尊重女儿的选择，但强烈的责任感又促使他不愿意置之不理、听之任之。婚姻毕竟是人生大事，他要为女儿一生的幸福负全部责任。左右为难的梁启超在苦思冥想之际，终于想到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法——一个融传统观念与现代作风于一体的婚姻方式。梁启超的学生周希哲是一个出身贫苦的青年华侨，思想进步，品学兼优，梁启超非常看重他，并希望他能成为自己的女婿。但梁启超没有擅作主张，而是先将周希哲介绍给思顺，让他们互相了解，培养感情，最后由他们自己做出选择。后来，思顺自己决定和周希哲结婚。由于夫妻感情相投，两人婚后的生活十分幸福，梁启超对此十分欣慰。

周希哲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并获国际法学博士学位，后来长期担任北洋政府驻菲律宾、缅甸和加拿大等国的领事和总领事，梁思顺也因此随同他在海外生活了多年。千山万水并没有丝毫减弱父女亲情，梁启超不仅对长女疼爱有加，同时将她当作了一个平等的知心朋友，家里面的大事小事都要告诉思顺，征求她的意见。晚年的梁启超更是将同女儿的通信当作莫大的精神慰藉，正如他写给思顺的一首词中所言：“一年愁里频来去，泪共沧波注。悬知一步一回眸，箝著阿爷小影在心头。天涯诸弟相逢道，哭罢应还笑。海云不碍雁传书，可有夜床俊语寄翁否？”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思顺的弟妹们陆续出国留学，当时周希哲担任中国驻加拿大总领事，全家居住在渥太华，梁思顺于是成了海外弟妹们的“家长”，对他们的生活及学业悉心关照。弟妹们在假期的时候，往往会齐聚大姐家里，虽远离父母，仍能深切地感受到家的温馨。1928年，即将学成归国的梁思成就是在大姐、大姐夫的一手操办下，在渥太华中国总领事馆和林徽因喜结良缘。

1928年之后，中国政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周希哲于1929年结束了外交官生涯，带领全家从加拿大回国，定居北平。回国后，他脱离了外交界，专心国际法的研究及教学工作。抗战爆发后，周希哲和梁思顺顶住了巨大的压力，拒绝和日本人合作。1938年，周希哲病故，梁思顺一个人苦苦支撑着全家。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想拉梁思顺当国大代表，遭到坚决拒绝。梁思顺始终热心公益事业，1945年之后，参加了北京女青年会防痨协会。新中国成立后，已过花甲之年的梁思顺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曾担任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委员和中央文史馆馆员。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和梁家的其他成员一样，梁思顺也难逃厄运，多次被抄家，甚至遭到红卫兵的毒打。在无限的痛苦之中，年逾七旬的思顺死在自己的家里。

梁思顺和周希哲共有四个子女，均在梁启超逝世之前出生，孩子们的名字也都是梁启超所取。长女周念慈，名字取“念着母亲”之意，1938年，她毕业于燕京大学英文系，后来到美国威斯里女子学院学习，并定居美国。长子周同轼，因生日与宋代文学家苏轼相同，故此而得名，毕业于协和医学院，长期任协和医学院骨科大夫，后任暨南大学医学院教授。次子周有斐，因生在菲律宾而得名，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长期从事技术工作。三子周嘉平，因生在加拿大而得名，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长期在中国农科院和中科院遗传所从事小麦、烟草的遗传学研究，对我国遗传工程的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

思永一家

梁思永是梁启超的次子，1904年10月7日生于上海。梁思永是近代中国接受西方现代考古学正规训练的第一人，也是近代中国考古学和考古学教育的开拓者之一。在匆匆的一生中，除去同病魔作不懈的抗争外，梁思永在考古发掘与研究领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被著名考古学家李济誉为“中国的一位最杰出的考古学家”。

在日本“双涛园”，梁思永度过了快乐的童年时光。1915年，思永和哥哥思成一同进入清华学校读书。紧张的学习之余，思永的出众才华得到不断锤炼和展现。他不仅学习勤奋，成绩优异，而且兴趣广泛，在音乐方面尤为突出，曾和思成一起参加清华管乐队。在学习上，思永和思成互相督促，你追我赶；在生活中，两人形影不离，亲密无间。与哥哥幽默开朗的性格相比，思永更显沉稳、内向。

1923年从清华学校毕业后，梁思永到美国留学，在哈佛大学学习考古学和人类学。在这里，梁思永接受了完全现代的考古学训练，即综合运用地质学、人类学、古生物学、社会学、化学、物理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把地下实物分析与人类社会史研究结合起来。显然，这比中国传统学者仅注重文字考释的研究方法进步了一大截。1927年夏，梁思永去美国西部参与印第安人古代遗址的发掘。获得学士学位后，梁思永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主攻东亚考古，1927年曾回国并在清华研究院任职，参加了西阴村陶片的整理、研究工作，后来写成了第一篇论文《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1930年梁思永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

梁思永理论功底扎实，思维缜密，从小在父亲的教诲和影响下，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这对于他所从事的考古事业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而在哈佛受到的系统的西方现代科学教育又大大增强了他的实践意识，将田野考古和考古成果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1930年回国后，梁思永应李济邀请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并很快成为这里的一员骨干。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梁思永从事考古发掘和研究最辉煌的时期，他将全部的热情和精力都投入到考古事业中。1930年9月至10月，梁思永远赴黑龙江的昂昂溪，对这里的史前遗址进行调查和发掘，收获颇丰，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他所撰写的《昂昂溪史前遗址》一文中。1931年梁思永和相恋多年的李福曼在北平协和礼堂举行婚礼。三个月后，梁思永就告别新婚妻子，开始了新的野外考古工作。这年春天，梁思永参加对河南安阳小屯和后冈殷墟的发掘，秋天，参加了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的第二次发掘，接着又回到后冈，继续对殷墟的发掘。后冈的发掘工作在中国考古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梁思永在后冈发现了三叠层，第一次从地层学证据上明确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这两个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先后顺序和它们同商代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中国考古学史上一次划时代的重大发现，大大提高了考古发掘的科学水平，使之从此纳入近代考古学的范畴。1934年，由梁思永主编的我国第一部大型田野考古报告集——《城子崖遗址发掘报告》出版。

野外考古的条件非常艰苦，梁思永常常身先士卒，夜以继日地工作在发掘现场，长期的繁重工作使他的健康受到极大伤害。1932年春，在野外考古期间他突患烈性肋膜炎，性命几不保，经过两年治疗，尽管有所恢复，但始终没有痊愈。在之后的岁月里，梁思永始终都要面对病魔的挑战，而他在野外考古方面的实践，使得他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

1934年秋至1936年冬，梁思永带病在安阳主持第10-14次的殷墟发掘工作。这次发掘的收获之丰富在近代考古史上是空前的，考古成果对于研究殷代的文化成就和社会状况具有重大意义。梁思永完全忽略了疾病的困扰，全身心地投入到发掘工作中。据他身边的助手夏鼐回忆：“梁先生瘦长的身材，苍白的脸色，显然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但是在工地上，他是像生龙活虎一般地工作着。他的那种忘我的工作精神使他完全忘记了身体的脆弱。白天里，他骑着自行车在各工地到处奔跑巡视。对于各工地在发掘中所显露的新现象和产生的新问题，他随时都加以注意，加以解决。他有时下坑亲自动手，有时详细指点助理员去做……四百多个工人和十几个助理员，在他的领导之下，井然有序地工作着，像一部灵活的机器一般。” 

抗战爆发后，梁思永全家开始了流亡生活。他们先是辗转来到昆明，1940年冬，又随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四川南溪县的李庄镇。颠沛流离的生活和艰苦的条件并没有打断梁思永的研究工作，1939年他参加第六次太平洋学术会议，发表了用英文撰写的论文《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全面总结了龙山文化，对龙山文化类型的划分更是对中国考古学术界影响深远。抗战期间，梁思永还撰写了《河南安阳侯家庄西北冈殷代墓地发掘报告》初稿和《西北冈器物研究记录》。

生活条件的异常艰辛和长期的劳累，使得梁思永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1941年，他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卧床不起。后来，幸亏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仗义执言，向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长请求给予贫困交加的梁思成和梁思永两家以经济支援，才得以稍稍改善了生活条件。

抗战胜利后，梁思永迫切希望能重新开始工作，为此，他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做了肋骨切除手术，使有病的左肺萎缩下来。尽管手术并未达到预期效果，但还是使病情得到缓和，为他继续从事考古学研究争取了宝贵的时间。鉴于梁思永在考古学领域的突出成就，1948年他当选为南京政府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

1950年8月，梁思永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他虽然重病在身，但仍忘我工作，躺在病床上主持考古所的工作，亲自制定长远规划，指导野外考察，大力培养青年考古工作者，对于开拓新中国的考古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梁思永热切地希望能为新中国的考古事业更多地发挥作用，但病情却日益加重。1954年4月2日，满怀着对考古学事业的无限眷恋，梁思永在北京病逝，年仅五十岁。

梁思永的妻子李福曼1930年毕业于燕京大学教育系，他们俩从小一块长大，青梅竹马。梁思永自1932年之后，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妻子给了他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他们的独生女梁柏有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长期在北京从事植物研究工作。

思庄一家

思礼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