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和他的众多儿女们在各自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成为世人瞩目的学术大家庭。尽管其后代鲜有人逾越梁启超的大师地位，渐为平常百姓家，但不可否认，薪尽火传，百年梁家的风格与传统依然在其后代孜孜不倦的努力中得以延续和发扬。最后，我们再次走进梁思成的家庭。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有两个孩子——女儿梁再冰和儿子梁从诫。梁再冰1929年8月在北京协和医院出生，这是梁家的长孙女。为纪念他们半年前去世的父亲梁启超，梁思成和林徽因为自己的女儿取名“再冰”。梁从诫于1932年8月出生，从诫，跟从李诫也，为儿子取此名，不仅表达了梁思成、林徽因二人对他们心中的英雄——《营造法式》作者李诫的无限敬意，也表达了自己探究中国建筑历史的巨大热情和满腔希望。

在梁再冰和梁从诫的成长之路上，父母及整个家族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梁思成和林徽因是他们最好的启蒙老师。梁再冰回忆说：“父母对我们关心而不溺爱。我识字后，父亲买了许多书给我看，但从不对我进行‘注入式’或‘填鸭式’教育。在我们家里，儿童可以提问和发表意见，但不许哭闹撒娇。他们出差时，我总是若有所失，非常想念他们。他们有时写很长的信给我，告诉我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把我俨然当成一个大人看待。”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从事古建筑调查与研究最繁忙的时期，然而无论工作多么繁重，他们对子女的关爱丝毫没有削减，全家团聚的时候，总是笑语盈室。

“卢沟桥事变”之后，誓死不当汉奸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义无反顾地扶老携幼踏上了南下的流亡之旅。在八年抗战的艰苦岁月中，梁再冰、梁从诫姐弟俩在苦难中渐渐长大。父母的爱国情怀、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和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深深地感染和影响着他们。梁从诫后来回忆说：“我那时虽然只有五岁，但确实已经亲身体验过什么叫战争，什么叫死亡的威胁。大人们悲壮的爱国激情和民族危机感，随着歌声融进了我的血液。我是用一个‘抗战孩子’的全部心灵在唱。” 

流亡到昆明之后，梁再冰、梁从诫兄妹进入当地的一所小学学习。有一天，梁思成很严肃地将两个孩子叫到身旁，郑重地嘱咐他们说，在学校里，任何时候也不准告诉别人自己的祖父是谁——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借祖父的名声来炫耀。这件事对孩子们的影响很大，并成为他们做人的一项原则。

林徽因在写给好友费慰梅的信中这样自豪地描述她的孩子：“再冰继承了思成的温和和我所具有的任何优点。她在学校里学习和交友成绩都非常出色。她容光焕发的笑容弥补了她承继自父母的缺少活力……另一方面，从诫现在已成长为一个晒得黝黑的乡村小伙子，脚上穿着草鞋，在和粗俗的本地同学打交道时口操地道的四川话。但他在家里倒是一个十足的小绅士，非常关心我的健康，专心致志地制作各种小玩意儿。” 

乐观豁达的心态不仅帮助梁家度过了抗战的艰苦岁月，而且留下了一串串的欢声笑语。在李庄时，梁再冰常患感冒，于是写了一张条子，贴在院中的大树上，号称“出卖伤风感冒”。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梁思成把儿子带到重庆，并为他选择了南开中学。吴荔明讲了这么一则趣事：南开中学有一个极严格的校规，男生一律剃光头。梁从诫自己舍不得剃光，于是留了个小平头，梁思成发现后让他再去剃，他无可奈何地剃了个光头回来，生性诙谐的父亲悄悄地对吴荔明说：“他就是怕当和尚。”顿时惹得大家哄堂大笑。

抗战胜利后，梁家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北平，生活又恢复了昔日的宁静。1946年9月，梁再冰考入北京大学西方语言系。说起梁再冰的考学，还有一段故事。梁再冰先报考的清华大学，但却未被录取。林徽因得知消息后曾一度怀疑清华判分有问题，于是调取了梁再冰的试卷，经审核，没有发现问题，于是平静地接受了这一结果，而没有说情通融。

之后的中国由于政权更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梁家也毫无例外地卷入这场时代激流中。建设新中国的伟大目标激励着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每一个热血青年。1949年春天，年轻的梁再冰和众多同学一起报名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南下工作团，踏出了革命的第一步。当时北京各大学的文科学生几乎有一半都参加了南下工作团。那是一个热情洋溢的年代，梁再冰和父母拥抱告别之后，满怀憧憬地离开了熟悉的北平城，崭新的生活由此开始了。

1950年6月，梁再冰从汉口新华社四野总分社调回北京新华社总社工作，六十年代，她曾在国外工作了一些年。尽管五六十年代中国的政治环境起伏跌宕，她与父亲也天各一方，但父女情深依旧。七十年代初梁思成病危期间，梁再冰和其他家人一起陪伴父亲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段历程。

梁从诫于1950年9月进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学习，1958年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云南大学历史系，1962年调到北京国际关系研究所。“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梁家受到巨大冲击，身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之子，梁从诫也被卷入其中，1969年，他被迫辞别年迈的父亲，下放到江西某“五七干校”劳动，这一去就是十年。其间的种种磨难我们无须去刻意描述，但无论在多么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他都始终坚定地与父亲站在一起。“文革”结束后，梁家重获新生。1978年，梁从诫从江西回到北京，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任编辑，参与创办《百科知识》月刊，并曾任《知识分子》杂志主编。1988年，梁从诫辞去公职，应聘到民办中国文化书院任导师。1989年他起担任全国政协委员，2001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

除了自己繁忙的研究工作和社会活动外，梁从诫在整理、出版父母生前作品方面投入了大量精力。在费慰梅及许多建筑界前辈的热心帮助和支持下，他克服种种困难，将父亲于抗战后期用英文撰写的《图像中国建筑史》译为中文，1992年出版后引起很大轰动。之后，梁从诫又编辑出版了《林徽因文集•建筑卷》和《林徽因文集•文学卷》，将母亲的学术成果比较完整地展现给读者。

出乎人们意料的是，在从事了多年教育和编辑出版工作以后，花甲之年的梁从诫竟毅然改变了自己的发展方向，走进一个完全陌生的专业领域，开始了一项全新的事业。事实上，也正是这一执着的转变，将他的人生真正推向一个更广阔的舞台。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天意，他所选择的领域和他父亲毕生从事的古建筑保护有着众多一致之处，只是，前者范围更广，责任更大——那就是中国的环保事业。

据梁从诫讲，是不经意中看到的一篇文章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梁从诫在百科知识杂志社做编辑，一篇关于环境问题的来稿深深地打动了他。文章作者尖锐地指出，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规模小、设备简陋的乡镇企业势必成为无法估量的污染源，对周围环境和生态造成难以弥补的破坏。从这篇文章中，梁从诫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个重要而又极为可怕的信息，那就是经济快速发展中的中国正在遭遇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他说，正是那篇文章唤起了他对自己生存环境的关注。“在许多国家中，环境的恶化由来已久。但对今日中国来说，它却尤为严重，甚至是致命的。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其人口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多，以至人均占有的资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少；其经济活动规模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大，而她借助科学和技术知识以改变自然的能力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强。加之，对于千百万普通中国人来说，那种追求物质享受和舒适，甚至渴望成为‘速成富翁’的冲动，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人们很难想象，在这样的压力下，我们的自然资源和环境怎么能够永续地、健康地维持下去。” 

1993年3月，梁从诫与杨东平、王力雄、梁晓燕等人探讨在中国建立民间绿色组织的问题，正式开始了他投身民间环保事业的历程。促使他们走到一起的原因很简单：“这是一件对我的国家、我的同胞和我家庭的未来极端重要，而目前仍被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所忽视的事情。” 当年的6月5日，他们在北京西郊玲珑园公园组织了一次关于环境问题的恳谈会，六十余人参加，人们后来称之为“玲珑园会议”。几经周折后，经国家文化部办公厅同意，民政部社团司注册，1994年3月，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获准成立，梁从诫任院长。根据“保护环境，善待自然”的宗旨，绿色文化分院简称“自然之友”，以玲珑园会议参加者为主，“自然之友”有了第一批会员。

一个民间团体从事环境保护，难度之大，丝毫不亚于当年梁思成保护古建筑。1993年11月，梁从诫等四人应邀到某著名高校做关于环境问题的讲座，听众不足三十人；一年之后，梁从诫应邀到某国家机关演讲，听众只有五个人。坦率而言，这还只是公众参与环保意识薄弱一个方面的困难，至于说经费短缺、政策法规薄弱、地方保护等方面的困难，更是不胜枚举。对此，梁从诫的态度异常平静，他坦言：“‘自然之友’在群众性环保实践活动中常常告诫自己：一不唱绿色高调，二不做绿色‘救世主’。‘还我青山，还我绿水，还我蓝天’，不论喊得多么激昂、浪漫，没有包括自己在内的踏踏实实的行动，什么都不会改变，或只会变得更糟；而没有公众的自觉参与，少数‘环保精英’不论自我感觉多么良好，也是不可能包打天下的。” 

从1993年起，梁从诫先后到各大中小学做过近百场环保讲座。1998年7月2日—12月31日，他应邀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生热线”周四专栏“自然之友”节目，在听众中引起很大反响。在自己参加的历次政协会议上，他均提交经过精心准备的环保问题提案。1996年3月，在全国政协八届四次会议上，梁从诫作了《大声疾呼，加强环保》的大会发言，这是人民政协历史上首次以环保为主题的大会发言。

1998年6月，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访华，梁从诫应邀代表“自然之友”参加了在广西桂林举行的克林顿总统与中国民间人士关于环境问题的圆桌讨论会。

1998年10月上旬，梁从诫在一次与英国驻华大使见面时谈起了藏羚羊的保护和藏羚绒在英国的非法市场问题，深表同情的英国大使当即建议：“自然之友”应利用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即将访华的机会，给他写一封公开信，请他设法制止英国的藏羚绒非法交易，以支持中国开展的反盗猎藏羚羊斗争。很快，梁从诫便写出了公开信，并附上一组藏羚羊被大批猎杀的照片，委托英国驻华大使转交布莱尔。10月7日，梁从诫应邀会见来华访问的布莱尔，又当面和他交谈了藏羚羊的保护问题。为了杜绝盗猎，保护正在遭受灭绝性捕杀的藏羚羊，他吁请布莱尔更有效地制止英国国内藏羚羊绒的非法贸易。布莱尔于次日复信表示同情和支持，在信中布莱尔首相明确表示：“一定会把你的要求转告给联合王国和欧洲联盟的环境主管当局。我希望将有可能终止这种非法贸易。” 

1995年7月9日的《光明日报》头版发表了一篇题为《西北这么穷，为什么还要铺张》的文章，透过这不长的报道却让我们感受到了梁从诫的真实性格和品格。记者这样写道：

“西北地区许多基层文化站十分简陋，然而在接待全国政协群众文化调查组时，却车辆浩荡，饭菜丰盛。全国政协委员梁从诫疾呼——

‘西北地区那么穷，为什么还要这么铺张？能不能省下搞接待的钱干点正事？’

‘我看了一路，至今还有一些问题想不明白。许多乡文化站和基层文化单位确实太寒伧、太可怜了。但我们能不能从各方面挤出一些钱来给他们一些支持呢？我们去时，有那么多陪同的人，动用了十几辆小车，浩浩荡荡。’

‘我们走过几个省，接待规格都很高。其实，我们是来工作的，并不需要多高规格的接待，也不需要顿顿大鱼大肉上酒上饮料。对于西北地区的困难，我们都能理解。如果宣布我们只吃小米粥或最简单的饭菜，把钱省下来支援没钱的文化站，我们都会鼓掌支持的！’”

打开梁从诫领导的“自然之友”大事记，我们会惊讶地发现，作为一个民间环保组织，虽然发展途中遍布荆棘与坎坷，但却从未退缩，而是迎难而上，走过了一条硕果累累的成长之路。“自然之友”成立以来，在中国首次开展民间群众性环境教育活动，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开办普及环保知识的“绿色讲座”，听众达到数千人次。与此同时，它出版了受到广泛赞誉的儿童环保读物——《绿色家园》；在中国首次进行“报纸环境意识调查”，连续三年对全国主要报纸的环境报道进行统计分析，对其环境意识予以科学评估；通过全国政协等多种渠道，向中央有关部门提出了大量涉及北京环境污染治理、江河源生态保护等重大环境问题的建议；首次组织志愿者自费到内蒙古沙漠和陕北开展植树活动，并多年坚持；首次举办民间性中小学教师环境教育交流培训活动，两次组织中小学教师到德国、荷兰就青少年环境教育问题进行参观学习；为宣传野生鸟保护的重要意义，在中国组织了第一个群众性业余观鸟小组。为了保护生态资源，制止大规模猎杀野生动物的恶潮，1999年“自然之友”组织北京多家环保团体共同发出“不买、不做、不吃野味”的倡议书。此外，广为社会关注的滇金丝猴保护、长江源生态保护及青藏高原野生动物（尤其是藏羚羊）的保护等环保焦点问题，也正是由于自然之友和其他一些环保组织和人士的积极参与，并向中央领导同志和新闻媒体及时反映有关情况，才得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如果不是他们的出色工作，也许滇金丝猴——这种灵长类中除人以外唯一的红唇动物，将在失去最后一块栖息地之后而永远灭绝；如果不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甘愿倾家荡产的英雄之举，也许身姿矫健、生态价值极高的藏羚羊很快就会在盗猎者的枪声下彻底消失，可可西里也将成为一块野生动物的伤心地……他们在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在环境污染与破坏日益加剧的今天，如果没有更多的组织和个人加入到锲而不舍的环境保护实践中，也许会有更多的环境悲剧发生。

由于梁从诫及其领导的“自然之友”在中国民间环保事业中的开拓性工作及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他们的行动逐渐获得了社会各界的认可和支持，并赢得一系列赞誉。1995年10月，梁从诫在日本东京获得由日本《每日新闻》和韩国《朝鲜日报》联合颁发的第一届“亚洲环境奖”；由于多年来积极参与中国文物的保护活动，1998年梁从诫被文物界推选为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1999年7月，梁从诫获得中国环境新闻工作者协会和香港“地球之友”共同颁发的1999年度“地球奖”；1999年12月，为表彰梁从诫在环境教育和保护野生动物方面的突出贡献，国家林业局授予其“大熊猫奖”；2000年8月，梁从诫荣获菲律宾“雷蒙•麦格赛赛”奖，此奖以菲律宾前总统命名，旨在表彰亚洲地区社会活动方面有杰出贡献的人士，曾被国外传媒誉为“亚洲的诺贝尔奖”；2000年12月，他被国家环保总局授予 “环境保护杰出贡献者”称号；在2001年3月召开的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上，因为在环保领域的突出贡献，梁从诫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2002年，他受聘担任北京奥组委环境顾问；2003年，获第二届“母亲河奖”；同年的12月，当选中央电视台十大“年度法治人物”；2004年9月，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2005年，获“绿色中国年度人物”奖。

2010年10月28日，梁从诫病逝于北京。作为一名学者和民间环保活动家，梁从诫以自己不懈的努力赢得了社会各界的认同和尊重。“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他在追求心中的绿色梦想的实践中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对梁从诫选择从事民间环保事业，季羡林先生曾颇为感慨，他的一段表述或可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梁从诫在传承百年梁家的人格与风格中所担当的角色，他这么说：“从诫本来是一个历史学家，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话，什么风险也不会有，就能有所成就的。然而，他不甘心坐在象牙塔里，养尊处优；他毅然抛开那一条‘无灾无难到公卿’的道路，由一个历史学家一变而为‘自然之友’。这就是他忧国忧民忧天下思想的表现，是顺乎民心应乎潮流之举。我对他只能表示钦佩与尊敬。宁愿丢一个历史学家，也要多一个‘自然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