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心公益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周易•坤》)
相敬如宾
伉俪情深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周易•坤》)
勤俭持家、扶危济困是梅家的传统风格,体现了中华民族淳朴忠厚的特色。可以说,梅兰芳家族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点,即表演艺术代代相传,从同光“十三绝”之一到自创梅派,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淳朴家风世代相袭。从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的仗义疏财,父亲梅竹芬的忠厚善良、任劳任怨,伯父梅雨田对梅兰芳的辛勤培养,直到梅兰芳热心公益、乐于助人,梅氏家族扶危济困的淳朴家风与富贵不能淫的高风亮节,不仅为梨园界所称颂,而且被社会各界所称赞。
梅兰芳幼年时,就常听祖母讲述祖父和父亲的往事,他幼小的心灵里不时地想象着祖父和父亲和蔼可亲的身影、乐善助人的义举和精益求精的表演,这种习惯和向往,一直延续到梅兰芳的青年时代。首次上海演出归来的当晚,一家人围着饭桌吃饭,梅兰芳边吃边介绍上海的风土人情,诉说自己在上海的演出情况。
饭后,祖母把梅兰芳拉到身旁,慈爱地望着他,语重心长地说:
咱们这一行,就是凭自己的能耐挣钱,一样可以成家立业。看着别人有钱有势,吃穿享用,可千万别眼红。常言说得好,“勤俭才能兴家”,你爷爷一辈子帮别人忙,照应同行,给咱们这行争了气。可是自己非常俭朴,从不浪费有用的钱。你要学你爷爷的会花钱,也要学他省钱的俭德。我们这一行的人成了角儿,钱来得太容易,就胡花乱用,糟蹋身体,等到渐渐衰落下去,难免挨冻挨饿。像上海那种繁华地方,我听见有许多角儿都毁在那里。你第一次去就唱红了,以后短不了有人来约你,你可得自己有把握,别沾上一套吃喝嫖赌的习气,这是你一辈子的事,千万要记住我今天的几句话。我老了,仿佛一根蜡烛,剩了一点蜡头儿,知道还能过几年。趁我现在还硬朗,见到的地方就得说给你听。
听着祖母朴实真切的语言,望着她满头的白发,梅兰芳感慨万端。是啊!要是善良的母亲还活着,也会这样对自己说的,只可惜……他觉得眼睛有点湿润,赶紧稳定一下情绪,认真地对祖母说:“请您放心,您的话我记下了。”
祖母微笑着点点头,沉吟少时,她再次提起祖父梅巧玲的为晚清文人和戏迷传颂的颇为感人的两件真实故事——“焚券”和“赎当”。
先说“焚券”。
道光年间有位探花叫谢梦渔,江苏仪征人,虽官至御史,却十分清廉。他十分喜爱戏曲,常和梅巧玲一起研究唱腔,交谊甚笃。梅巧玲知道谢梦渔为官清廉,手中没有积蓄,遇到生活拮据时,便主动借钱给谢梦渔,谢梦渔每次收到钱,便亲笔写下借据,先后累计三千多两银子。谢梦渔70岁病逝,在北京扬州会馆设奠,梅巧玲前往吊唁,见到谢梦渔的家人时拿出一摞借据。谢梦渔的家人为难地说:“这件事我们都知道,目前实在没有力量,但是一定要如数归还的。”
梅巧玲摇摇头,沉缓地说:“我不是来要账的,我和令尊是多年至交,今天知己云亡,非常伤痛,我是特意来了结一件事情的。”说完,梅巧玲就当着谢家人的面把全部借据放在灵前的蜡烛上烧掉了,然后又掏出300两银子给谢家的人,嘱其办妥后事,最后在谢梦渔灵前凝神伫立,含泪而去。这件事很快传遍北京城,梅巧玲乃有“义伶”之誉。
据许姬传、许源来著《忆艺术大师梅兰芳》一书记载:1956年,梅兰芳剧团回到扬州演出,接到谢梦渔后人谢泽山来信,叙说其祖父与梅巧玲的友谊及“焚券”之事,并作诗三首,以为纪念:
已向吴陵(指先到泰州演出)扫墓田,又来刊上(扬州)奏钧天。通家旧事难忘却,欲与先生话昔年。
义岂能忘券可焚,不才三世仰清芬。达人自是多明德,洋溢声名又见君。
生平癖好惟音律,响往南枝已有时。欲效桓伊三弄笛,为君一谱葬花词。
再说“赎当”。
一位进京参加会试的举子,很欣赏梅巧玲的表演,不但每场演出必到,而且常与梅巧玲研究、探讨表演中的台词、音韵,使梅巧玲受益匪浅。这位举子家境贫困,经常靠典当衣物来度日和看戏。梅巧玲知道后决心帮助他,便趁举子不在,去他住的公寓搜索当票。老仆人不知其详,和梅巧玲争吵起来,梅巧玲说明心意,然后去当铺赎回衣物,又留下200两银子,并劝举子不要因看戏荒废了学业。举子深为感动,发奋读书,不想刚刚在会试中被录为探花,便不幸得病去世。梅巧玲闻讯赶赴奠室,留下银两作为举子的棺殓费用。
此后多年,梅兰芳常常想起祖母的这番教诲和祖父仗义疏财的故事,他一生多次参加赈灾义演,从未间断过照顾老、病及生活较为拮据的艺人,扶助公益,乐于助人,正如著名文丑、戏剧教育家萧长华在《畹华的高尚品格》一文中所说:“要说畹华(即梅兰芳)的为人处事,那是秉承了梅氏家风的。他祖父巧玲先生一生就是仗义疏财,济困扶危,对同业中任何人都是忠厚相待,诚心以见,台上最有戏德,甚得人们的赞佩。这种关心同业生活困难的美德,影响了后来的畹华同志。”和祖父一样,梅兰芳在这方面的美德在戏曲界有口皆碑,以下仅举几例:
1938年,原国剧传习所学员刘仲秋在西安创办了夏声戏剧学校,经过千辛万苦,总算维持到抗战胜利。由于内战爆发,这个流动演出的学校没有了经济来源,朝不保夕,前途茫茫。为了学校的生存,刘仲秋不得已到上海请求梅兰芳先生帮助。
梅兰芳听了刘仲秋的介绍,又关切地询问了学校的教学、演出情况,然后郑重地答应了刘仲秋的请求,梅兰芳说:“‘富连成’、‘荣春社’都垮了,现在学校也好,科班也好,全国就只剩下‘夏声’一个了,要是把它解散了,想再成立一个,可就一点希望也没有了,你把它拉到上海来吧!来了咱们再想办法。”
夏声剧校迁到上海后,为学校建立校舍和筹措办学经费,梅兰芳四处奔走,多方求助。他还担任了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以他的名义举行招待会,印捐册,还借用一家停业的工厂厂房做学校的校址。学校开课后,有一次接到梅家办事人员的电话,说:“梅先生前天演戏的收入都给你们学校,账已经结出来了,请你们马上派人来拿支票。” 刘仲秋等人很受感动,他们从来没有向梅先生提过这种要求,可梅先生却这样苦心地扶持夏声剧校。直到全国解放,该校师生一部分参加了解放军三野文工团三团,另一部分骨干演职员参加了上海京剧院和上海戏曲学校。
梅葆琛回忆父亲时说,给他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我把资助别人看作为自己一生中最愉快的事。”父亲还对他说:“到了旧历年,我就要为他们组织一场义务戏,那就是所谓的‘窝窝头’会,我总是与各班的演员联合一起亲自参加演出,把收入分发给贫穷的同行,让他们安度年关。如果我不在北平时,在外地也要专场为北平的同人们演出,然后把所得的款项全数寄回北平周济他们。”
1948年5月,梅兰芳参加了“上海伶界联合会”和“北平国剧公会”在上海天蟾舞台的两场义演,并将票价的全部收入分别交给两会的主持人,接济沪、平两地戏剧界同行,他在寄给北平萧长华先生的信中 说:
长华先生大鉴:
久未通信,想您身体安好。兰芳此次天蟾出演,嗓音似比去年好一点,上座也好。五月二十三、四两日在天蟾为上海伶联会和北平国剧公会义演两日,每会应得贰亿九千六百八十万六千元整,此款已于前日由新华银行汇平,暂存曹经理处,并加升水柒千四百二十二万四千元,共计叁亿柒千一百十一万二千元整。尚有娱乐捐壹亿陆千二百十三万七千元,此款因财政局免捐事迄未批准,候财局批准后领回,此款当即汇平,所有清账候春林回平带上。已汇北平之叁亿柒千余万款项,应如何支配,请先生费神,到会召集主持诸位商量,兰芳对此并无意见。再此次义演,北平来沪梅、杨两剧团诸君完全义务,特以奉闻,专此即请。
道安
梅兰芳拜启
六月三日
萧长华还特别难忘梅兰芳对他的关怀。1947年萧长华随梅兰芳赴沪演出,不慎受凉中风,患口眼歪斜的病症,不能上台演戏,他很着急。梅兰芳知道后,马上告诉管事人不再给萧长华派戏码,同时请大夫给萧长华医治,并如数发戏份。梅兰芳托人送萧长华回北平后,才放下心来。
1917年,梅兰芳与谭鑫培曾为福建赈灾义演,演出收入都捐给福建受灾同胞。
1929年,梅兰芳在兰州演出时,当地正闹灾荒,许多百姓衣食无着,梅兰芳见状在兰州设了几处施饭场,赈济灾民。
1931年5月,梅兰芳、余叔岩、齐如山等友人在北平创办国剧传习所,招收了七十五名学生。梅兰芳迁居上海后,传习所经费困难,面临停办的困境。学员们给梅兰芳写信求援,梅兰芳闻讯后及时汇去经费,使传习所继续维持了一年多时间。事后,梅兰芳谦虚地说:“可惜我南迁以后,因为这种关系,传习所不久就停办了。所以讲到实际的训练工作,我的贡献最少。”
1932年早春,一批爱国官兵为抵抗日军在淞沪战役中负伤住院,医药费发生困难。梅兰芳闻讯后,专门为治疗伤兵筹款义演三天,受到上海军民的赞扬。
与梅兰芳交谊甚笃的吴性栽在《京剧见闻录》中对梅兰芳热心公益、乐于助人这样评论:
梅先生平常为人,可用两句话概括一切,一句是中国的老话:“为善最乐”,一句是西洋传入“助人为乐之本”。我从梅先生的身上懂得了这两句话的真实意义。他帮助人家,负担人家的生活,有求必应,从无得色,而且深怕人家知道,他认为这是他应做的事,是当然的事,他似乎从他人获得了自我满足,这种满足绝不是要索来的精神报酬,因为他并不需要任何人对他表示感谢,他只是要做得心安理得。相反,他又不愿意人家为他如此做的。在他一生的成长中,亦师亦友的人有很多,他始终敬礼不衰,铭感不忘,好像永远还不清似的,这种盛情,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中是到处流露的,由于他的诚挚,绝不可能使人怀疑有一丝丝的世故成分……在新社会中他可致力的工作是那样多,但原来的工作仍不放松,如为维持梅剧团老战友的养生送死,他认定完全是他自己的事。照理,这副担子也可以让新社会帮着来挑的,本来政府对于老艺人的照顾,是无微不至的,但他宁愿自己挑着,这一份生死与共的感情该是多么深厚。任何一个私营剧团,没有像梅剧团那样维持久远的,也没有一个剧人,和剧团休戚相关如梅剧团的。
另一位京剧梅派爱好者齐崧亦认为:
梅老板对于朋友和同事更是古道热肠,仁义可钦,颇有乃祖风。就拿他对于凤二爷来说吧,真称得上是义薄云天,梅老板第一次赴沪是随王凤卿凤二爷一同去的。那时的王凤卿是汪派须生的佼佼者,炙手可热,所以以头牌应邀,而梅老板只不过是跨刀的二牌旦角。但梅老板这一去便一炮而红,威振沪滨,从此一跃龙门便扶摇直上,声价十倍。但他在大红大紫之后,从不忘凤二爷对他的提携。所以在凤二爷年事日高、气力较差、不能挑大梁之后,就始终搭梅老板的班。老生始终是由风二爷担任,一直到他不能再登台之后,才换了奚啸伯和杨宝森等人。而胡琴或二胡也始终是王少卿,以后给梅葆玖说戏又是王幼卿,梅氏之对于王门可谓感恩相报、仁至义尽了。其余的配角如姚玉英、朱桂芳、诸茹香、萧长华、姜妙香、郝寿臣、侯喜瑞、程继仙、尚和玉、张春彦等人,有哪一个不是与梅剧团结了不解缘、维持始终如一的关系?就这一点来说,在梨园行并不简单。哪里找得到长期不散的一桌筵席?这就不能不说是他为人宽厚、待人以诚的结果了。
梅兰芳的长子梅葆琛曾深情地追忆梅兰芳一生乐于助人、关心同事的高尚品质。
有个别的演员在演出中不慎扭伤或是摔伤了骨头,他在后台知道后,马上前去安慰,嘱咐不要着急,好好养伤;同时又立即派人护送到医院检查,戏后还亲自去医院探望,并给予接济……
我父亲对于那些同台几十载的老艺人感情最深,经常送钱送药给他们。遇到有的老人不幸病逝,他在伤心之余,亲自前去吊唁,安慰家属,并立即吩咐团内管事为他办理丧事。
梅兰芳在帮助别人时,既乐于助人,又讲究原则,他教育梅葆琛说:“……做好事是对的,但要看对方的真实情况。对于那些徒有虚名,而不干实事的,以致造成经济恐慌,影响生活的人,实际上他们并不是真的生活上过不去。为此,这些人来向我伸手时,我是绝对不会轻易给予资助的。我一分钱也不会给,断然拒绝。如果这次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他尝到甜头,他还会有第二次、第三次,这样做岂不是害了他。我非但不接济,而且还要狠狠地严厉训斥他一通,让他在事业上励精图治,不要当社会的寄生虫,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人。”
1961年梅兰芳逝世后,福芝芳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一个纸包里有一沓子借款单据,这笔接济款数额较多,但梅兰芳从未对任何人提起,连福芝芳也不知道。福芝芳忙告诉梅葆琛:“你父亲这种乐于助人、关心别人的美德,你们要好好向他学,学他做了好事不会宣扬,你们一定要继承下去。连我也要像他那样做,尽力帮助有困难的朋友。”
洁身自好
洁身自好
清末民初,虽然戏曲艺人的地位有所提高,但在整个社会文化界仍然受人歧视。一些成名唱红的演员,禁不住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诱惑而迅速堕落,他们的演艺生涯昙花一现,可悲可叹!
梅兰芳家族在这个考验上无疑是成功的。
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把心思完全投入四喜班的管理和个人的演艺生涯上,因此而名列“同光十三绝”之一绝,他品格高尚,扶危济困,在梨园界传为佳话。
梅兰芳的父亲梅竹芬,忠厚善良,视艺术如生命,即使班主要他增加较累的戏码也在所不辞,结果以25岁的年轻生命活活累死在舞台上,他的人品,也绝非“洁身自好”四字所能涵盖的。
梅兰芳的伯父梅雨田也是一位痴迷于京剧艺术的伴奏家,胡琴、笛子、打鼓……场面上的乐器样样精通。京城的亲贵们常找他学戏,上门请教有关音乐、牌子、昆曲、皮簧等问题,梅雨田每每解答,无不满意而去。对待红豆馆主侗五爷、前清皇族溥西园等人,甚至进宫演出,梅雨田都不卑不亢、落落大方。梅雨田把一生的精力都投入到艺术上面,亦可谓“洁身自好”。
到了梅兰芳成名的民国初年以后,一方面随着旦行演员(以四大名旦为首)的艺术创新和精湛表演,改变了清末以老生压台的局面,形成生旦同台甚至旦角成为主演的局面,大批女观众涌入剧院,增加了京剧的观赏活力;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欣赏心理存在着不健康的促狭的一面,一些观众看旦角戏不是看演员的演技,而是看他(她)们的色相,特别是看梅兰芳等著名男旦戏,是看他们如何“比女人还像女人”,这样的观赏心理多处于生活无忧的有闲阶级,极不利于京剧旦行艺术的发展。
清末民初的诗人易顺鼎,在抨击罗瘿公攻击冯幼伟、谓“梅魂已属梅家有”的诗作时,作《梅魂歌》一首:“廿世纪现之梅魂,已入易家哭庵(易顺鼎之号)乎。哭庵又何敢自负,不过梅魂一走狗。”在其《哭庵赏菊诗》诗集中,收有歌咏梅兰芳的诗九首,其中送给梅兰芳的一首诗《万古愁曲》(为歌郎梅兰芳作)写道:
一笑万古春,一啼万古秋。古来有此佳人不?君不见古来之佳人。或宜嗔,不宜喜,或宜喜,不宜嗔。或能颦,不能笑,或能笑,不能颦。天公欲断诗人魂,欲使万古秋,欲使万古春。于是召女娲,命伶伦,呼精精空空,摄小小真真,尽取古来佳人珠啼玉笑之全神,化为今日歌台梅郎兰芳之色身……我睹兰芳之色兮,如唐尧见姑射,窗然丧其万乘焉。我听兰芳之歌兮,如秦穆闻钧天,耳聋何止三日久。
此时观者台下百千万,我能知其心中十八九。男子皆欲娶兰芳为妻,女子皆欲嫁兰芳为妇。本来尤物能移人,何止寰中叹稀有。正如唐殿之莲花,又似汉宫之人柳。宜为则天充面首,莫叫攀折他人乎。吁嗟乎!谓天地之有情兮,何以使我如此老且丑……
像以易顺鼎为代表的无聊文人这样一种低俗、没落的“相公堂子”(“相公”即男妓,“相公”传由“像姑”而来,即男旦不仅要上台唱戏,还要陪客)的观赏心理,京剧旦角戏如何能立足?民初以往,稍有姿色、唱做俱佳的女旦(坤旦),许多被迫嫁给达官贵人、军阀政客,有的亦沦入风尘;男旦亦有自甘堕落者,如徐碧云,本是颇具声誉、唱做武工俱佳的演员,终因牵涉某一枝出墙红杏事,身入囹圄,徐家人找梅兰芳想办法,希望托人把徐碧云保出来,梅兰芳此前曾对徐碧云苦口婆心,再三规劝,徐碧云当作耳旁风,所以梅对徐碧云的行为深恶痛绝,一口拒绝保徐碧云出来。
就梅兰芳的人格、品质、精神方面而言,一方面得益于淳厚的家风、质朴的教育;另一方面也因为他并没有沉醉于成名后的赞美声中。尽管有人称他“梅郎”,并非都是出于对艺人人格的亵渎,但是生活主流却又停留在欣赏“比女人还像女人”的不良习俗中。梅兰芳和徐碧云等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顶住了这股污浊的风气,硬是以对艺术的顽强拼搏,赢得了自身艺术的独立价值”。不论是剧目,还是表演,梅兰芳从不向那种世风日下、纸醉金迷的社会流俗低头,他“一方面勇敢地承认和面对这种羞人害人的习俗,同时又胸有成竹、不露声色地与之斗争。大约也只有梅兰芳,把主观想法与客观条件水乳交融地汇合一道,才一点点地把观众的不良欣赏习惯扭转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才一点点地形成,创立了自己真正属于艺术意义上的流派。梅的历史性贡献,就是把艺风和世风结合着一点点扭转过来,就是把艺格和人格结合着一点点从非艺术的范畴拉回艺术领域之中”。
事实也是这样,从1914年开始,梅兰芳在齐如山、冯幼伟、许伯明、李释戡、舒石父、吴震修、张彭春等帮助下,全力排演时装新戏和古装新戏,逐步改革传统戏中庸俗、不健康的部分,使之日臻完善,把京剧表演艺术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也正是由于这些朋友,特别是齐如山,不仅为梅兰芳创排新戏出谋划策,编写剧本,而且都十分尊重梅兰芳。在“歌郎”、“小友”这些当时对戏曲艺人的贬语称呼十分盛行时,齐如山写给梅兰芳的第一封信的诚恳意见,及信封上“梅兰芳先生大鉴”的字样,使梅兰芳十分感动,他感受到齐的尊重和真诚。据著名戏剧家吴祖光回忆:吴青年时曾与齐如山的儿子齐瑛同学。有一次春节假日中,吴在齐家看书,忽然院子里拥进许多人,齐如山、梅兰芳走在前面,齐瑛和吴祖光忙放下书站到一旁。只见梅兰芳十分恭敬地把齐如山请到书房正中的大椅子上坐下,然后在齐如山的对面跪下磕了三个头,给齐如山拜年。
在日常生活中,梅兰芳同样洁身自好,从不沾烟、酒、色的边儿。对于那些居心叵测的人,他的回答只有八个字:“演戏可以,陪酒不行。”
梅兰芳把全部精力都用于戏曲艺术的钻研中,是一位毅(坚持到底,锲而不舍)弘(不固执己见,宽大能容)兼备的艺术家,正是他几十年如一日不懈地努力,正是他并不轻视自己的男旦身份,勇敢地向封建传统的社会偏见和歧视心理挑战,为戏曲演员的社会地位、人格尊严进行了不屈的抗争,才实现了自己的艺术主张,奠定了旦角演员在中国京剧史上的应有地位,并赢得了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正如吴性栽所言,梅兰芳的“洁身自好”还表现在他的正派、谦逊、从善如流,吴性栽说:
他的从善如流,并不影响他对事物的正确选择,他自小家贫学艺,律己甚严,又习惯了细务操作,惟精惟勤的,所以他在台上是角儿,到了后台对谁都一视同仁,甚至对跑龙套的也低声下气,从来不端角儿架子。他在家中,杂务都亲手料理,对朋友倒茶递烟,不麻烦别人。对同事们非常宽和,但不受人操纵,例如某种艺人,自己不出面,却纵容别人去扮黑脸。如果他的属下犯了错误,他虽不当众指责,关起门来,他会不客气地指出他们的错误。他的口中绝不褒贬别人,更不在背后说人短长,假使有必要说的时候,也是当面说,关起房门来说的,这正是他爱人以德,不肯姑息之处。至于他自己,真正做到闻过则喜、不替自己掩饰的境界。他没有嗜好,自奉甚俭,取不伤廉。
相敬如宾
1908年8月14日,忠厚善良、俭朴持家的母亲离别了人世,梅兰芳悲痛欲绝,幼年丧父、少年丧母的打击是沉重的。梅兰芳后来回忆:
从百顺胡同第一次先搬到芦草园,这大概在我住过的房子里面算是最窄小简陋的一所了,当时也是我的家庭经济状况最窘迫的时代。我虽说已经搭班,这种借台练习的性质,待遇比科班的学生好来有限。每天只能拿一点点心钱,在我已经是满足的了。我记得第一次出台,拿到这很微薄的点心钱,回家来双手捧给我的母亲。我母亲的意思,好像是说这个儿子已经能够挣钱了。我那时才是十四岁的孩子,觉得不管赚得多少,我总能够带钱回来给她使用。在一个孩子的心理上,是够多么值得安慰的一件事!可怜的是转过年的七月十八日,她就撇下我这个孤儿,病死在这所简陋的房子里了。
好在尚有慈祥的祖母、善良的伯母照料。那一段时间,梅兰芳学戏、演戏更认真、努力,他要以优异的表演技艺来慰藉父母的在天之灵。
两年后,梅兰芳与名武生王毓楼之妹王明华结婚,建立起一个温暖的家。
王明华待人宽厚,知情达理,是一位精明能干的当家人。她刚到梅家时,梅家景况还不见好转,王明华对梅兰芳体贴入微,持家勤俭。例如,梅兰芳有一件过冬的羊皮袍,穿得时间久了,皮板子已经很破了,一个冬天她都要补上好几回,才能穿上御寒。梅家从鞭子巷头条搬到三条后,梅兰芳的伯父梅雨田见梅兰芳已渐能自立,王明华又能操持家务,便让祖母把梅家的银钱往来、日常用度的账目,交给梅兰芳和王明华负责管理。
王明华与梅兰芳十分恩爱,先后育有一子一女,梅兰芳演戏回家后,都和明华谈起演出的情况,和儿子大永、女儿五十嬉戏、说话。1914年冬,梅兰芳第二次赴上海演出,王明华与儿子大水同行,在生活上照顾梅兰芳。
不幸的是,儿子大永和女儿五十分别只活了四年和三年,先后夭折。梅兰芳每当散戏回到家里,只要想起这两个活泼小儿女的欢声笑语,心里就像针扎一样难受。他有时怔怔地坐一会儿,想到夫人王明华因怀念儿女卧床不起,便强打起精神,掩饰自己内心的痛苦,好言安慰王明华。王明华为了使梅兰芳专心于京剧剧目的创作、排演,也强露出笑容,轻轻地说:“忙你的去吧,不用担心我。”
王明华不仅为梅兰芳分担家务琐事,而且协助梅兰芳演出。在梅兰芳排演时装新戏和古装新戏时,王明华在服装设计方面提了不少建议,如《嫦娥奔月》中嫦娥的服装,就是根据王明华的建议,参考古代美人图,集体商议创造的,设计一改老戏短裙系在袄子里边的常规,把白软绸长裙系在淡红色的软绸对胸袄外面,腰间围着丝绦编成各样的花围,有一条丝带系在中间,丝带上打一个如意结,两旁垂着些玉佩,这种设计成为后来京剧舞台上程式化的服装。
在这个戏的头饰方面,梅兰芳仍然参考古画,他后来回忆:
头面部分。画中的侍女,大都画她的正面,或是偏面。所以,前面梳头的形状,可以按照画上的样子,加以改革和变化。后面的样子,就无从摸索了。有些画上从正面也能看出她背后梳的头是偏在一边的。我也曾照样式办。谁想到等你转过身来,那真难看极了。我们在台上还是免不了常要转身的,因此我第一次出演《嫦娥奔月》,后面是梳的双髻。我一转身,台下看了,好像时装戏,也不合适。这一点多亏了我的前室王明华替我想出了现在的样子,就是把头发披散在后面,分成两条,每一条在靠近颈子的部位加上一个丝绒做的“头把”。挨着“头把”下面,有时就用假发打一两个如意结,这样才看着顺眼多了。我初期表演古装戏的假头,韩师傅还梳不上来,每次得请她在家里梳好了,装入一个木盒子里带到馆子临时拿出来现套的。当时曾有这样的误传,说我每演古装戏,我的前室总跟我们到后台替我梳头。
梅兰芳在排演时装新戏时,也在服装、化妆方面参考王明华的意见,有时也穿用王明华的衣服。1919年梅兰芳第一次赴日本演出,王明华随行,照料梅兰芳的日常生活。几年后,王明华患肺结核医治无效,逝世于天津医院。梅兰芳、王明华十多年的夫妻生活虽不算太长,但无论是刚成家时家境窘迫,还是梅兰芳成名后生活富裕,两人始终同舟共济,相敬如宾。梅兰芳创排新戏,赴外地演出,访问日本,都得到王明华的支持和帮助,真是位难得的贤内助。
伉俪情深
1921年冬,王明华病弱,梅家为续子嗣(梅兰芳兼祧两房),经吴菱仙介绍,梅兰芳与崇雅社坤班青衣演员福芝芳结婚。
福芝芳,1905年2月5日生于北京一个贫苦的满族旗人家庭,幼年丧父,母亲福苏思以削卖牙签等小手艺维持生活,与女儿相依为命。福芝芳小时候就喜爱看京戏,跟母亲看过一出戏后,回到家就模仿戏中人的动作、姿态试着“表演”,还不时哼唱几句青衣唱腔。见女儿如此痴迷京剧,福苏思待芝芳稍长几岁,便领她拜吴菱仙为师,学唱青衣。梅葆琛曾回忆福苏思对他讲述的这段故事:
你母亲小时候就喜欢看京戏,好像着了迷,慢慢地她非要我同意让她去学戏。那时家里虽然很穷,但是我说什么也要供她上学校念书。我只有她一个女儿,很疼爱她,但经不住她天天在身边纠缠,最后还是同意她边上学边学戏。要知道在那时候女的唱戏更让人瞧不起,所以打那时起我对你母亲的管教更加严厉了,给她订下个规矩,必须认真学好文化,把功课做好后,再向老师学基本功及学唱腔。平时我很少让你母亲出门,经常有几个要好的同学来家里玩。
福芝芳在母亲的严格教育下,在吴菱仙先生耐心教导下,学文化和学戏都很出色。福芝芳聪明伶俐、相貌俊美、嗓音圆润、基本功扎实,吴先生及同行都挺喜欢她,第一次登台演出,福芝芳就以优美的唱做博得观众的喜爱,和她一起学文化的几个小姐妹也去看戏,并不时地在台下为她成功的演出鼓掌叫好。散戏后,小姐妹们到后台祝贺福芝芳,好奇地看她卸装,大家说笑着、评论着,福芝芳也兴奋地拍拍这个的肩,拉拉那个的手。
在崇雅社,福芝芳向吴菱仙学了很多青衣戏,其中她与李桂芬(女老生,福芝芳的挚友)、王奎官合演的《二进宫》颇受欢迎;她同名旦梁秀娟之母梁花侬、名武生梁慧超之姐梁春楼合演的戏,也受到好评。
福苏思常与其外孙梅葆琛聊家常,当讲到梅兰芳和福芝芳的相识、成亲时,福苏思告诉梅葆琛:
到了1920年,在一次堂会中,你父亲前演《思凡》,后演大轴戏《武家坡》,你母亲在此两出戏之间演的是《战蒲关》。在以后的经常共事和演出中,你父亲发觉福芝芳为人直爽,待人接物有礼节,在舞台上兢兢业业,心里就非常喜欢她,后来就托媒前来求亲。当时我没有同意,因你母亲那时才十几岁,年龄还小,而且刚演戏才不久,所以就拒绝了这门亲事。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你父亲的前妻王明华已得肺痨病,虽生命危在旦夕,但我不愿意唯一的女儿嫁过去做偏房。经不住你父亲隔三接五地派人来我家求婚,时间长了,我又怕影响他的演戏,看到他真是一片真心,最后我也无法再拒绝了,就同意了这门亲事。你母亲福芝芳就明媒正娶嫁了过去,不久王明华大妈病故。
福芝芳最后一次登台,是1921年10月25日搭“太平社”在文明园演大轴戏《祭塔》,压轴戏是李桂芬的《胡迪骂阎罗》。也许,福芝芳意识到这是她将要告别京剧舞台的最后一次演出,因此,她演得十分认真。在这场较为吃重的唱工戏近四十分钟的唱段中,她唱得凄楚委婉,真切地表达了白娘子的悲惨遭遇,博得全场观众多次叫好鼓掌。
福芝芳是不太情愿离开京剧舞台的,但为了照顾梅兰芳的生活和演出,她毅然告别了舞台,走进了梅家,成为梅兰芳的贤内助。她与梅兰芳相亲相爱,共同生活了四十年,生了九个子女,五个因病和当时医疗条件较差而夭折,长大成人的有老四梅葆琛、老五梅葆珍(后改名梅绍武)、老七梅葆玥、老九梅葆玖。
福芝芳操持家务,生下儿女请母亲福苏思帮助喂养,自己专心照顾梅兰芳的生活和演艺事业。在“辍玉轩”书房里,福芝芳常常陪伴梅兰芳看书、作画、修改整理剧本。梅兰芳去各地演出时,福芝芳不辞辛苦,跟在身旁;梅兰芳每演一出戏,福芝芳都要到剧场后台,为演员的扮相、装点挑选头饰、翠花、绢花等,以增进演出效果;在服装旦行设计、革新方面,福芝芳也付出很多心血,每排新戏需做新的行头时,她都亲自到前门瑞蚨祥绸缎店挑选适合剧中角色的各种彩色料子。梅兰芳排演《洛神》时所披的粉红色玻璃纱、排演《天女散花》的风带及两出戏的服装颜色,都是福芝芳设计、调配的。福芝芳曾回忆:
大爷(梅兰芳)早年排时装戏,除了自己选料找裁缝做的以外,也兼穿原配王夫人的衣服,后来就常穿我的衣服,目的为了节约。时装戏演出的次数比其他戏少,而时装的式样(下摆的圆角、方角,领子的高低,袖口、腰身的宽窄长短都有变动)、花样(绸缎的图案,大花、小花、圆花、散花)、镶滚、花边,都要适合当时看戏的眼光,过时后就要重做,他觉得不经济,所以常常挑拣我的衣服搭了穿,但他做蟒、靠、宫装、帔、褶子等行头,对于料子、图案、金银线等十分讲究,决不惜费。他认为这些行头,用途广泛,必须工精料好,才能延年耐用。
梅兰芳和福芝芳相敬如宾,几十年同舟共济,白头偕老。不论是抗战前后,还是新中国成立后,也不论是出国访问,还是赴各地演出,福芝芳都尽全力照顾、关心梅兰芳,从日常生活到上台演戏,可谓不遗巨细。在梅兰芳组织梅剧团期间,福芝芳协助做了大量的剧务和应酬工作;戏曲界同行和朋友个人或家里遇到困难,她都和梅兰芳一样解囊相助(梅兰芳逝世后,福芝芳仍然保持梅家风范,尽所能帮助、照顾同仁,如许姬传等);演员之间有了矛盾,她还帮助梅兰芳从中周旋说和,化解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