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戏剧家田汉于1961年梅兰芳逝世后，撰写的二十五首绝句诗其中的一首，歌颂了梅兰芳在抗日战争时期蓄须明志、拒绝为日伪演出的高尚的民族气节，表现了中国戏曲大师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为中国京剧史谱写了光辉的一页。

1931年9月18日晚，梅兰芳在北平中和园演出《宇宙锋》，戏未开演，剧场内已坐满了观众。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患伤寒症刚痊愈，也带着护士、警卫多人，从协和医院来到中和园看戏。

当演到《金殿装疯》一场时，张学良等人急匆匆地离开剧场，观众或侧目，或议论，场内一时有点乱。台上扮演赵艳容的梅兰芳也不觉一愣，随即又稳住神，接着演唱。散戏回到家里，梅兰芳左思右想，自己今天并未出错，张少帅何以离去?第二天一看报纸，才知道发生了大事，在大字标题“日本向我进兵矣！”下面报道了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在沈阳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沟”路口，反诬是中国军队所为，并攻占了东北军在沈阳的驻地北大营。

梅兰芳感到心头非常沉重，他幼年时就亲身经历了八国联军侵占、践踏北京城的惨事，他不愿意把两次赴日本友好访问的事同眼前日本的步步侵略联系起来，可现实又使他震惊、愤懑。翌年春，日军进攻山海关，觊觎华北，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我守军第十九路军忍无可忍，奋勇抗敌，全国各界民众纷纷捐款捐物，支援淞沪抗战。梅兰芳在北平义演三天，为淞沪抗战受伤将士筹措医药费。

有一天，梅兰芳和友人《申报》总经理史量才谈起形势，史量才说：“沈阳已经失守了，看起来华北也是岌岌可危，很可能你要当‘内廷供奉’。”梅兰芳知道，北平不能再待下去了。这年冬，他毅然离开从艺二十多年的北京城，举家南迁上海，先暂住沧州饭店，后迁马斯南路121号。

梅兰芳后来回忆：

从那时起，我的心上压着一块石头，同时感到北京城上面笼罩着一片阴暗的黑云，我就决心离开北京，移家上海，跟着，卢沟桥“七•七事变”、“八•一三”抗战，我心上压着的石头愈加沉重。这片黑云也愈来愈大，笼罩着全中国，大部分的人民都遭受着残杀、奴役，但是全国人民在这水深火热的环境中，万众一心，不屈不挠地和敌人作艰苦斗争，终于打败了敌人，这就证明真理战胜了侵略。 

日本军国主义在我国东北扶植拼凑起傀儡伪满洲国，他们企图请梅兰芳前去演戏助兴，特派一个清朝遗老到上海请梅兰芳，梅兰芳多次推脱拒绝，这位遗老见无计可施，老羞成怒，教训梅兰芳说：“你们梅府三辈受过大清朝的恩典，樊樊山先生且有‘天子亲呼胖巧玲’这样的诗句，而今大清国再次复兴，你理应前去庆祝一番，况且这跟演一次堂会又有何区别?”梅兰芳站起身来，语调平和却义正词严地回答：“话可不能这么说，清朝已经被推翻，溥仪先生现在不过是个普通老百姓罢了，如果他以中国国民资格祝寿演戏，我可以考虑参加。而现在他受到日本人的操纵，要另外成立一个伪政府，同我们处于敌对地位，我怎么能去给他演戏，而让天下人耻笑我呢?”那人干笑几声，威胁道：“如此一说，大清朝的恩惠就此一笔勾销了吗?”梅兰芳反驳他：“过去清朝宫里找我们艺人演戏，是唱一次开一次份儿，完全是买卖性质，谈不上什么恩惠……一般当小差使的人多了，都能算受恩吗?我们卖艺的还不及当小差使的，又何谓恩惠二字呢?”  那人无话可说，扫兴而去。

在上海，梅兰芳和友人议论国事，研究艺术，很想编排一出有抗敌意义的新戏，这一想法得到朋友们的赞同。

友人叶玉虎(字恭绰)提出：“你想刺激观众，大可以编梁红玉的做事，这对当前的时事，再切合也没有了。”梅兰芳受到启发，想到老戏里有一出《娘子军》，只有梁红玉擂鼓战金山一段，可在这段戏的基础上，改编扩充为一出较为完整的新戏。

经过梅兰芳、叶玉虎、许姬传等搜集资料，润色剧本，三个月后，《抗金兵》剧本编好，全剧从金兀术侵犯宋朝边境开始，镇守润州的守将韩世忠和夫人梁红玉共议抗金，爱国大臣周邦彦、义士朱贵会同梁山泊英雄后代阮良等投军助战，金兵屠城苏州后初探金山，韩世忠、梁红玉训子、巡营，韩世忠率军迎敌，梁红玉擂鼓助威，直到牛皋押军粮赶到，杀叛臣刘豫、杜充为止。《抗金兵》首次公演是在上海天蟾舞台，演员阵容十分整齐，梅兰芳饰梁红玉、林树森饰韩世忠、姜妙香饰周邦彦、金少山饰牛皋、王少亭饰岳飞、萧长华饰朱贵、刘连荣饰金兀术、朱桂芳饰韩尚德、高雪樵饰韩彦直，加上各方的兵将，全剧共有六十多人登台。

梅兰芳扮演的梁红玉戎装佩剑，身披斗篷，唱腔、身段俱佳，成功地塑造了巾帼英雄的形象。《战金山》一场的擂鼓，梅兰芳经过苦练，鼓点子打得高低错落、快慢有致、轻重参差，准确地表现了梁红玉擂鼓助阵、盼望丈夫、儿子率众兵将一战成功、克敌制胜的紧张心情。每演到擂鼓，观众都报以热烈的掌声。18年后，梅兰芳剧团第五次赴汉口演出时，演出剧目有《抗金兵》（梅兰芳已对全剧做了改动），当时他住在交际处，已久不练鼓，为了照顾在这里暂住的各地人士，他只向鼓师借了两根鼓槌子，拿到宿舍，就用自己的大腿代替堂鼓，认真练习，有时和朋友一边说话，一边还不停地击打，几天后，手把练熟了，大腿上却出现两块圆青斑。《抗金兵》一剧在局部抗战时期的上海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激发了观众的爱国热情。

完成了这出唱、念、做、打俱全的《抗金兵》后，梅兰芳又想编演一出以青衣唱、做为主的爱国戏。他和友人讨论后，决定把齐如山根据明代传奇编写的京剧《易鞋记》改编为《生死恨》，以古映今，表现沦陷区人民的痛苦生活和反抗精神，提倡和激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民族气节。

这段故事最初见元代陶宗仪《辍耕录》、明朝陆采《分鞋记》传奇，剧情为：金兵侵宋，士人程鹏举和韩玉娘同被金将张万户掳为奴隶，并令程鹏举、韩玉娘配婚，玉娘劝鹏举逃离归宋，张万户怒将玉娘转卖商人，程遗鞋一只留给玉娘，程归宋后随军北伐，立功为官，令家丁赵寻持另一只鞋寻访玉娘，玉娘颠沛流离，寄居李妪家，遇赵寻，见程鞋悲痛欲绝，程鹏举闻讯赶来团圆。

梅兰芳认为，大团圆的结局不能充分体现韩玉娘的痛苦生活和精神创伤，于是把结尾改为韩玉娘与程鹏举诀别而死。梅兰芳特意组成《生死恨》的创作组，由许姬传负责执笔改编，徐兰沅、王少卿负责设计唱腔、板式，梅兰芳非常认真地研究这个剧本，反复琢磨《夜述》一场的表演和韩玉娘临死前的悲哀表情、时断时续的呓语，白天和两位琴师徐兰沅、王少卿琢磨唱腔，夜里和许姬传推敲、分析剧本、剧情。排戏时，梅兰芳对曾为话剧名宿后改演京剧的汪优游说：“您扮的老尼姑虽是坏人，但不要专用出洋相、说怪话来形容这个角色，一则是这种千篇一律的演法并不高明，二来还会引起宗教界的不满。”公演后，梅兰芳满意地说：“汪优游和扮胡公子的萧先生(长华)在《定计》一场的对白，工力悉敌，恰到好处，使人觉得这个贪财老尼姑的阴险恶毒是有深度的，而且是典型的。” 

1936年2月26日，《生死恨》在上海天蟾舞台公演，由梅兰芳(演韩玉娘)、姜妙香(演程鹏举)、刘连荣(演张万户)主演。演出场场爆满，观众非常喜爱这出戏，它虽然没有直接宣传抗日救亡，却以戏剧的舞台表演效果，启迪人们不甘屈辱、热爱国家民族的情怀。其中《夜述》一场，梅兰芳的唱、做打动人心，服饰、道具、舞台布景也衬托出韩玉娘国破家亡、凄情苦织、盼望亲人的悲凉景况。梅兰芳后来谈到绘画和舞台艺术的关系，回忆说：“我演《生死恨》韩玉娘《夜述》一场，只用几件简单的道具，一架纺车、两把椅子、一张桌子、油灯一盏。凄清的电光打到韩玉娘身上的‘富贵衣’（富贵衣是剧中贫苦人所穿的褴褛衣服。它是用各种零碎绸子，贴在青褶子上做成的），显出她身世凄凉的环境。这堂景，我是从一张旧画《寒灯课子图》的意境中琢磨出来的。” 

接着，剧团转到南京上演，排队购票的观众为争看《生死恨》，竟挤碎了大华戏院售票处的玻璃。剧团还到天津、济南、汉口等地巡回演出，受到各地观众的好评。1948年在上海由费穆导演、梅兰芳主演的《生死恨》，是中国拍摄成的第一部彩色戏曲片。

《抗金兵》和《生死恨》只是梅兰芳代表剧目的两出戏，却受到当时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后来戏剧家们的高度评价。张庚的文章《一代宗匠》这样评价：

梅先生不仅仅是一个有艺术良心的艺术家，而且是一个爱国的、明辨是非的艺术家。在“一•二八”前后，接连创作了《抗金兵》和《生死恨》两个剧目。这两个戏就不再去考虑歌舞剧、古装剧的形式，而充满热情地表现了对于侵略者的憎恨和对于人民的同情，甚至针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而热烈地赞美坚决抵御外侮的女英雄梁红玉。

这两个戏中间的两个主人公梁红玉和韩玉娘，前者是爱国的女英雄、威武的大将；后者是忍受一切痛苦、态度鲜明、意志坚强的韩玉娘。这类人物的出现，在梅先生过去的剧目中间是没有过的。这已经是苍松翠柏式的人物，具有高风亮节的人物，这已经完全不是属于柔美范围之内的形象，而是属于壮美范畴的形象了……在《生死恨》中间有两句唱词是：“尝胆卧薪权忍受，从来强项不低头”，可以为他自己这个时期的态度写照。 

何为的《梅兰芳艺术三论》一文指出：

梅兰芳编演《抗金兵》是把历史作为一面镜子，以古鉴今。在一方面是老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一方面却是统治者歌舞升平的现实环境里，梅兰芳却在舞台上塑造了一个威风凛凛、英勇抗战的女英雄形象，身扎大靠，擂起战鼓，鼓舞将士奋勇杀敌，那种豪迈的气概，是多么振奋人心。这对三十年代渴望抗战救亡、收复失地的中国人民，又是多么大的激励。

《生死恨》则从另一个角度抒写艺术家处在国难当头的忧愤之情。梅兰芳在这里塑造的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妇女形象。韩玉娘所蒙受的苦难，是和整个民族遭受的灾难连在一起的。外敌入侵，国土破碎，人民也颠沛流离，这就使韩玉娘的悲剧脱出了一般悲欢离合的巢臼，而含有更深刻的寓意，“思悠悠，恨悠悠，故国明月在哪一州?”这种对故国故土的思念之情是多么深长。在国难当头的三十年代，梅兰芳选取这样的题材，正表现了艺术家热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深挚感情。 

晏甬的《梅兰芳艺术生活的道路》一文认为：从《木兰从军》一剧的创作演出开始，梅兰芳同志的艺术创造，已不再局限在对所塑造的善良而又勇敢的妇女寄予一般的同情了。他前进了一大步，通过花木兰这个舞台艺术形象，他要证明妇女在社会上的作用并不亚于男人，妇女也可以参加卫国战争，立下赫赫战功，使得男人们也表示衷心的钦佩。在《抗金兵》中则更进一步地描绘了统兵抗敌的妇女爱国将领，从各方面表现了梁红玉的勇敢和智慧，表现了她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高瞻远瞩的胸襟与胆识，用以唤起国人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同仇敌忾的斗志与必胜的信心。在《生死恨》一剧中，除了揭露外族统治者的凶残、呼吁人民起来反抗之外，对于那些在抗敌行动上顾虑重重、犹豫动摇的人们，也给予了有力的鞭策。后者是有所为而发的，它反映了梅兰芳同志对民族危机的忧虑，以及对于挽救中国免于沦亡的力量的渴望。 

在梅兰芳的自叙里也曾这样记载：“在上海我排演了《抗金兵》《生死恨》两出戏，把一些爱祖国、爱民族的意义编进戏里，想借此表达我对敌人日本的仇恨。在这时期，我和郭沫若、田汉、欧阳予倩诸同志常常见面，他们在思想意识上和戏曲知识上给我很多帮助。”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军国主义开始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8月13日，日军攻占上海，中国军队坚持抗战三个月后最后撤退，上海沦为孤岛。梅兰芳心里充满了悲愤和忧虑，国破山河在，可是艺术家的舞台在哪里?

日军占领上海不久，就注意到蜚声世界剧坛的艺术大师梅兰芳还在上海，他们妄想让梅兰芳出来讲几句话，帮助他们收买人心，点缀升平，然后进而请梅兰芳为他们演戏。于是，他们通过上海的青帮头子张啸林托人向梅兰芳提出了“某方”的要求，要他在电台上播一次音。梅兰芳以将要赴香港和内地演出为由，拒绝了他们。

梅兰芳考虑到在上海不能久留，乃托老友冯幼伟和在港的许源来代为联系在港演出事宜，遂于1938年初，携带家眷和剧团演职人员，乘船到香港。

剧团在香港演出期间，发生过一件意外的事，即冯幼伟遭到袭击，原来上海流氓的恶势力中有个叫芮庆荣的，在上海时多次找梅兰芳，意图包办这次赴港演出，梅兰芳未答应，芮庆荣疑心是冯幼伟从中作梗，怀恨在心，跟踪到香港。冯幼伟在港每晚看戏后，都和梅兰芳在后台闲谈一会儿，然后回住宿的饭店。有一天晚场散戏，冯幼伟刚走不久，梅兰芳一边卸装，一边和许源来说话，忽然“砰”的一声，化妆室的房门被踢开，一个满脸是血的人闯进来，仔细辨认正是冯幼伟，梅兰芳吃惊地问：“您怎么了?”冯说让人从背后打了头部，幸有路人相救，凶手未及打第二下便逃跑了。经医生诊治，冯幼伟头部受了重伤，医生又说：“幸亏这棍子是圆的，要是换个有棱角的铁器，这一下就可以致命。”冯幼伟在香港的朋友家养了半个月才恢复健康。芮庆荣名为报复冯幼伟，实为威胁梅兰芳，梅兰芳也由此更加认清这些黑社会恶势力的渣滓，若与日伪勾结，在上海将更为凶险，即便到了香港，也要小心提防。

剧团在香港公演后北返，梅兰芳便在事先租好的乾德道八号一所公寓里住下来。

有人曾劝梅兰芳：“您曾经两次赴日，日本人对您向来友好，何必一定要迁居呢?”梅兰芳严肃地回答：“日本人民对我是友好的，可是他们的军阀政府对我们国家则是太可恨了。我有什么理由只管自己，不顾国家呢?”从此，他在香港息影舞台，深居简出。

梅兰芳的卧室约二十多平方米，陈设简朴，南面有一张带镜子的写字桌、几把椅子和两个沙发，北面放两张双人床，床边有一台收音机，窗户朝西。

每天早上，梅兰芳打开窗户，极目远方，打两套太极拳，活动活动筋骨，然后一边阅读报纸，一边定时打开收音机收听时事新闻和戏曲节目。每周四个下午在家学习英文和中文。为了不使身体发胖，保持身段，每周两天梅兰芳和舞蹈教师一同去九龙的一家俱乐部打几个小时的羽毛球，梅兰芳的武功底子较好，动作灵活，很快就学会并喜爱这种球技，只见他扣杀轻吊，舒展自如，姿势很优美，吸引了不少在俱乐部练球的体育爱好者停拍观看。

晚上，梅兰芳把大部分时间用在绘画上，青年时代他在北京向齐白石、陈半丁等许多名画家请教，中年时代他在上海又曾向汤定之学画，他的绘画水平已经有了相当的功底和提高。他也不曾想到，以往和如今在香港的绘画练习，日后会成为拒绝为日伪演出后的生活来源。

为照片着色，是梅兰芳的特殊爱好，同时也体现了他绘画技艺的功力，他着色匀称淡雅，下笔细致，层次分明。有一天，他正在绘画，一位朋友的夫人偶然拿来一张照片请他着色，他看看照片，很快调好颜色，认真地描起来。看见这张照片的人交口称赞：“这哪儿是照片？简直成了一幅绝妙的侍女图了！”他还为自己和夫人福芝芳合影的一张半身照片着色，得到一些摄影家的赞许。这幅照片至今仍在北京旧帘子胡同梅宅“缀玉轩”的正厅上方悬挂着，很像彩色照片。

1941年夏，福芝芳第二次带葆琛、葆珍（绍武）、葆玥、葆玖赴港探亲，梅兰芳决定让葆琛、葆珍（绍武）留在香港读书。葆玥、葆玖于当年秋天随福芝芳回上海。

梅兰芳特意为两个儿子创造了复习功课的环境—— 一间陈设简单的小房间，房内有两张床和一张两人合用的书桌，桌上放好考学校需用的课本。梅兰芳说：“这是你们的卧室，考学的书也准备好了，我已替你们排定好了日期，每门功课按次序温习就行，以后我要经常来检查你们温习功课的情况。”一个月后，兄弟俩顺利地考上了岭南中学。梅兰芳高兴地说：“你们的成绩不错，我早就料想到你们会考取的。从现在起，你们可以好好地玩两个星期，改换一下环境。”

梅兰芳带孩子去各地游玩，还请了一位游泳老师教孩子们游泳。

梅兰芳日常还喜欢集邮和看科技报刊。每逢周末，父子三人便一起观赏、研究家里的数万张邮票，并按国别、色彩、内容进行分类。他喜欢科技知识，经常和友人谈起从报刊上看到的世界各国的科学发展和最新报道。

梨园行常说：“剑不离手，曲不离口。”在祖国危难、蛰居香港的岁月里，梅兰芳何尝不期望早一天登上舞台，再现他塑造的诸多艺术典型，但正如他后来回忆时所说：“抗日战争爆发了，我仇恨敌人，但自己只是一个戏曲演员，没有什么力量贡献国家，只有用消极抵抗的方法和日伪划清界限，因此就千方百计躲避演戏，决不登台。”

虽然不能登台，但是梅兰芳担心时间一长，嗓子会起变化，便常常手把二胡，自拉自唱，有时还教儿子梅葆琛学拉二胡。

梅葆琛非常喜爱京剧，特别是胡琴和二胡，虽然从未对父亲提起，但总想有机会学拉二胡。据他回忆：

有一天晚上已过十一点，我偷偷地起床出屋，在他的房门口听到房中有人拉二胡和哼哼唱腔的声音。我很奇怪，一看原来父亲在收音机旁一边听着自己的唱片播音，一边拉着二胡随奏，并用铅笔代替胡琴码，所以声音很低很轻，他聚精会神，连我在房门口站了好半天也不知道，原来他正在专心复习和研究自己的唱腔，并且学会了自拉二胡。父亲对艺术的追求一时一刻都不放松，这也正是他在后期虽然多年息影舞台、而在艺术成就上仍然没有减色的原因。 

梅葆琛轻轻地走进屋里，站到父亲身边。梅兰芳停下胡琴问：“这么晚了，来干什么?”梅葆琛鼓足勇气，说：“我要早知道您会拉二胡，就该早向您提出请您教我拉。”梅兰芳严肃地说：“你正在念书，要以读书为主，不要分神影响学业。”梅葆琛再三恳求道：“我喜欢京剧，您不教我唱，但总不能不让我学点京剧乐器吧。”梅兰芳见儿子学胡琴的愿望这样执着，便答应在不影响念书的前提下教梅葆琛。此后，每逢周六梅葆琛从学校回家后，梅兰芳便教他，先讲京剧的各种节拍、板、眼的区别，再简要地教他区别二黄和西皮。往往是父亲哼腔儿子记谱，然后葆琛反复练习，拉上几百遍。过了一段时间，梅兰芳又告诉梅葆琛：“这行不是三天两日就能学好的，学问还多着呢！”接着又讲了许多过门、曲调、板眼及胡琴与演唱及锣鼓的关系，使梅葆琛茅塞顿开，了解了很多京剧场面的知识，拉二胡的兴趣也更浓厚了。

梅绍武（葆珍）也十分怀念在香港读书和父亲同甘共苦的这段生活，比如和父兄一道去看电影、打羽毛球、学游泳、看足球赛。每逢周六回家，梅兰芳常带兄弟俩去一家叫“福禄寿”的中餐馆吃饭，菜肴是北方风味，有爆羊肉、涮锅、饺子等，每次去时，饭馆经理都十分热情地帮助点菜，并陪梅兰芳说话，梅绍武猜想：父亲一定是怀念离别多年的北京城了。

梅兰芳关心孩子们的文化学习、体育锻炼，日常的要求也非常严格，梅绍武回忆：

我那时刚刚留起分头，头发还不太长，就去理发馆让师傅多给抹点油，好分开梳，自以为不错，哪知回到家里就遭到父亲一顿申斥：“谁叫你抹那么多油，油头滑面的，多难看，快去洗掉！”从此以后，我心有余悸，去理发再也不让抹油了，这种习惯一直延续至今。我后来发现父亲的头发总是梳得十分整齐，原来他用的是当时香港市面上出售的一种挺便宜的绿色发蜡水，每天清晨只需搽一点，用梳子一梳，全天头发都不会凌乱，而且也没有油腻腻的样儿。 

梅兰芳虽然息影舞台，但是他时刻不能忘却自己的艺术，他坚持每天收听收音机里播放的他的唱片，不时地哼唱，每隔一段时间还请许源来为他操琴吊嗓。他家住在二楼，上下都有住家，为了不影响邻居，引人注意，他每次吊嗓时都关严门窗，拉下窗帘才开始唱。唱得顺畅时，他感到痛快、欣慰；唱得不太顺时，他就颇有感慨。一次许源来给他吊《刺虎》，唱到“有个女佳人”的“佳”字，工尺相当高，而且拖腔很长，梅兰芳勉强唱上去了，但觉得不很饱满，他感叹地说：“老话说‘曲不离口’，一点不错，老不唱，怕嗓子就要回去了。” 他有时还在客厅里舞剑，跑圆场。

梅兰芳还从电影、话剧中汲取艺术营养，他看过不少中国的古装片，常和朋友议论影片的整体结构、场景的安排、镜头的处理及服装、头饰、灯光布景。当时香港上演由卓别林主演的《大独裁者》，这是梅兰芳最爱看的一部片子，影片编导精心安排了一个影射希特勒的大独裁者和一个貌似希特勒的理发师，用双关手法，深刻揭露了法西斯主义者的反动本质。影片中有大独裁者玩弄一只大气球的镜头，球上画着世界地图，揭示他的野心和妄想。扮演大独裁者的卓别林一出场，就走向气球，贪婪地转动着、寻找着。当他正手舞足蹈、得意忘形地正要登上桌子时，气球“啪”的一声破了，在很短时间里，卓别林把大独裁者冷酷、忘形、沮丧的表情生动地表现了出来。梅兰芳特别欣赏他的精湛表演，同时又联想到，日本军国主义虽然猖獗一时，但最终也像大独裁者一样，难逃覆灭的可耻下场。梅兰芳还带着孩子，观摩了旅港剧人协会在香港的两场演出，一场是蓝马、风子等主演的《雾重庆》，一场是金山、王莹主演的《马门教授》。

1941年秋，重庆国民政府让杜月笙到香港约梅兰芳去谈话并演出。梅兰芳说：“我的剧团远在北京，要他们大队人马冲破敌人的重重关卡，恐怕是难以想象的。再说，千里迢迢的路程，万一途中死几个人，我担不起这个责任。如果剧团不来，我一个人到重庆也唱不了戏。请您把目前的困难情形转达过去，等演出有了条件再说吧。” 

梅兰芳回复了杜月笙，心里很不平静：香港并非久留之地，但上海不能回，重庆不好去，那么去哪里呢?他把自己的想法和冯幼伟谈了，冯幼伟劝他去桂林，并答应帮助他联系。未料，风云突变，迁居桂林尚未成行，香港便陷入日军的魔爪。

1941年12月8日，日本军队偷袭珍珠港，对英美宣战，太平洋战争正式爆发。作为同盟国属地的香港，也遭到日军的猛烈轰炸和炮击。

梅葆琛回忆那一天的情景：

12月8日星期一，早晨照常按时出操、上课。我记得当时正在上国语课，约9时左右，突然听到天空中飞机轰鸣声，只见飞机从学校上空呼啸而过，接着高射炮声及炸弹爆炸声连续不断。起初我们还以为是英军在演习，再从窗口向天空一望，正巧一架飞机由眼前而过，“啊！机翼上是个大红膏药，日本飞机！”我大声叫了起来。老师立即训斥我，说我扰乱课堂秩序，正要轰我出教室，这时校园内已经传来教务主任的呼叫声：“全体同学，赶紧到门前体育场集合！”我们有秩序地跑到体育场集合，教务主任说明了当时情况，很快就下令叫我们赶快爬上山林中躲避。我在一棵松树下，眼看着数架飞机朝着停在海上的英国军舰轰炸和扫射，只见英国军舰仓促起锚，并不断用高射炮回击。

当时学校紧急向九龙公共汽车公司求援。下午，汽车陆续把我们送到九龙，由于渡轮停航，只好在九龙一所学校教室中坐卧一夜。次日早晨，校方设法找到一条私人的船只悄然渡海，我们顶着头上敌机轰炸的危险，一分一秒地渡过了海峡，侥幸地踏上香港的码头。我和五弟身上只穿着一件校服，徒步返回家中，父亲和老友们都为我们庆幸。父亲说：“我相信你们会平安回来的，你们又经历了一次艰险的锻炼，这对你们是有好处的。”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战争，梅兰芳心情很沉重，他对友人说：“糟啦！早走一步就好了。香港是个孤岛，早晚要被日本人占领。我一向离他们远远的，这回可难免要碰上了。”虽然梅兰芳心情紧张，但表现得十分镇静。一连十几天，他让孩子把玻璃都用纸条贴好，再挂上很厚的绒布做的窗帘；东面的房子有三道砖墙可以防弹，他把来家躲避炮弹轰炸的几位老友安排在靠东的房间里；他又把家中仅存的食物集中起来由他专管，每顿饭大家互相谦让，十几口人患难与共。

据梅绍武回忆：

夜间，大家就挤在三间不面向九龙的屋子里打地铺和衣而卧，其实大人们哪里睡得着，通宵达旦聚在一盏防空灯泡直照下来的微弱亮光下议论时局，商讨今后的出路，但大多数时间都默默相对，一筹莫展。我们几个男孩有时大着胆子从窗户偷偷窥视对岸九龙的炮火，由此也懂得了一点战争常识：对岸炮火一亮，如果听见头顶上空飕的一声响就安然无事；没有那声响，情况便不妙了，得马上抱头趴下，炮弹准是落在附近，轰隆一声爆炸开来，震得玻璃窗格格作响。 

有一天，一颗炮弹穿过墙壁，落在厨师的床上没炸，老人们紧张得瞠目结舌。据梅绍武回忆：

我和葆琛兄从来没有见过真炮弹什么样儿，就好奇地跑过去瞧瞧，还把它抱了出来。

冯老伯（冯幼伟）青年时代曾在日本陆军军官学校学习过，这时以行家身份走近前来察看它还会不会炸。

父亲闻声也奔来，一见我们哥俩得意地抱着一枚炮弹，仔细倾听冯老评论，连忙喊道：“您还瞧什么！炸了怎么办?赶快想办法把它转移出去吧！”

于是他叫大家别惊惶，也别靠近，镇定地指挥我们兄弟俩小心翼翼地把它抱出门外，走到附近一条弯曲的盘山道旁，顺着斜坡把它骨碌到峡谷去了。

大家都捏把冷汗，笑话日本领事馆（梅宅在日本领事馆附近）也不灵了，炮弹照样打过来，但是庆幸那颗炮弹居然穿墙入室而没炸，争说这全是因为父亲有造化，托他的福，大家才幸免于难。冯老赞扬道：“你可真像个穆桂英，指挥若定，也不怕牺牲自己的孩子！”我们小哥俩完成了这项重任，自然也受到大家的一番夸赞，甭提多么得意！可如今一想，倒真有点后怕咧。 

半个月后，日军占领了香港。梅兰芳家里的水和粮食都没有了。外面秩序混乱，日本兵成群结队，四处骚扰。梅兰芳很焦急，他把两个孩子叫到身边嘱咐说：“冯老伯有位朋友住在山下，他家里还有一些米，我想让你们俩去取回来，不过路上千万要小心。因为日军不许私运粮食，看见有人就当场枪毙。我给你们换换装束，我们不能等着饿死。”  梅葆琛兄弟俩换上朴素的衣服，每人拿一个大手提包，拉开距离走下山。取米回来的路上，他们见日军盘查很严，便机智地东拐西绕，终于躲过岗哨，平安回到家里。

日军侵占香港后经常闯入民宅，借口检查，翻箱倒柜，抢走居民的东西。梅兰芳急中生智，叫梅葆琛、梅绍武兄弟把家中所有的箱柜都半敞开着，并在桌上故意放一包香烟。日本兵闯进梅宅，看见箱柜全未上锁且半敞开着，没有借口再拿东西，一个日本兵一边拿起桌上的香烟，一边说：“他巴古的好！”溜出门外。

有件事情，给梅葆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记得有一次，当两个日本兵进来之后，看见我们正在念书，就过来用刺刀指着书问：“是什么书?”我和五弟很自然地把一本英文教科书给他们看，并问他们是否认识，那两个日本兵哇哇大叫，气得一刺刀将书刺透，并且骂我们：“八嘎！英国死啦死啦地。”当时我们又气又好笑。幸亏有冯老会说日语，他用纯正的东京话将他们敷衍过去，并给些香烟才算了事。事后，父亲把我们叫到一起，大骂我们一通。他说：“你们也太糊涂，日本正同英国打仗，他们自然最恨英国人，你们给他们看英文，不是自讨苦吃吗?他们给你一刺刀，你们不也得挨着吗?多危险呀！”我说：“我恨他们，所以才这样做的。”父亲很和善地拍了拍我说：“你现在说的是傻话，光凭你一时的任性，你能斗得过他们吗?有血气是好的，但你们用的不是时候，现在你们只有发奋读书学习，以后有一天我会让你们去和他们斗的。” 

平素爱好整洁的梅兰芳，在这紧张的十多天里，照常刮脸，却不再剃胡子了。友人问他是否打算留须?他指指上唇，严肃地回答：“别瞧这一小撮胡子，不久的将来，可能会有用处。日本人假定蛮不讲理，硬要我出来唱戏，那么，坐牢、杀头，也只好由他。” 

果然不出梅兰芳所料，几天后的一个下午，门外一个东北口音的中年男子要见梅兰芳。梅兰芳刚走进客厅，那人便过来握住他的手说：“梅先生，真高兴能见到您，俺叫黑木。我们一进入香港，酒井司令就派俺来找您，直到昨天才打听到您住这疙瘩。司令想见您。您哪一天有空，俺来陪您前去。”梅兰芳立即回答：“现在就可以去。”说罢就去卧室取衣帽。

冯幼伟忙跟过来小声说：“您一个人去行吗?”梅兰芳说：“事到如今，生死早已置之度外，还怕什么？”  此时，在梅家做客的中国银行职员周荣昌勇敢地站出来，自称是梅兰芳的秘书，要一同去，他们跟着走了。

梅兰芳走后，友人和家人都很着急。整个一下午过去了，晚上九点多钟了，大家坐立不安。十点钟，梅兰芳和周荣昌终于回来了，大家悬着的心才落下来。

原来，梅兰芳到了九龙酒井的司令部后，酒井正在开会，等了很久才走进会客室。一见到梅兰芳，酒井就满脸堆笑地近前握手说：“梅先生您好，二十年没见面了，您还认识我吗？我在北平日本使馆当过武官，又在天津做过驻防军司令，看过您的戏，跟您见过面。”梅兰芳说：“不记得了。”酒井盯着梅兰芳嘴上的胡子，惊讶地问：“您怎么留须了?像您这样的大艺术家，怎能退出舞台?”梅兰芳镇静地回答：“我是唱旦角的，年岁大了，扮相不好看，嗓子也坏了，已经完全失去了舞台演出条件，唱了快四十年的戏，早该休息了。”  酒井见无机可乘，便叫黑木送梅兰芳回家了。

酒井并不死心，几天后又派黑木用车把梅兰芳接到九龙饭店，酒井要在饭店举行茶话会。当梅兰芳看见香港、九龙各界人士旁边站着许多拿着照相机的日本记者与香港记者时，他立刻明白了酒井的用意，是想在第二天的报上刊出梅兰芳与日军司令握手、谈话的镜头。他急中生智，一面寒暄，一面闪转腾挪，背身朝向这些记者，巧妙地避开了镜头，使敌人的计划落了空。

梅兰芳回家后，想到日军的纠缠，心情不好，火气上升，牙疼得厉害。正赶上日军又打梅兰芳的主意，他们要召开一次占领香港的“庆祝会”，派人送来一封信，要梅兰芳参加表演。梅兰芳说自己牙疼，脸部发肿，并请医生开了一张证明，说明不能演出，把来人挡了回去。

没过几天，日军司令部又派人来了，来人先是装作关切地问候梅兰芳的牙病，然后提出为了显示香港战后的繁荣，特请梅兰芳演几场戏。梅兰芳回答得很干脆：“我早已说过，我不能登台，就是登台一个人也无法演出，因为我的剧团不在此地，恕我不能从命。”  1942年春，南京汪精卫伪政府要庆祝“还都”，南京的日本特务机构“梅机关”（当时在中国，日本有梅、兰、竹、菊四个特务机关）派人来香港，请梅兰芳参加“庆祝”演出。来人一再坚持请梅兰芳速飞南京，最后梅兰芳坚持自己有心脏病不能坐飞机，也不能演出，来人才灰溜溜地走了。

身处逆境，梅兰芳不能再练嗓子，心情愈加沉重。白天，他经常和友人谈论局势，看报，有时和孩子一起整理邮票；晚上，他把卧室的门窗关严，把耳朵贴着用厚被包住的收音机一角，收听短波中来自盟国的消息。当时他寓所的楼上楼下都住着日本军官，偷听短波是很危险的，但梅兰芳每天坚持收听，让孩子在门口望风。

据梅葆琛回忆，在梅家避难的朋友中，有一位原中国银行总经理徐广迟老先生，他于1941年11月来香港开会，因患病未及回重庆，香港沦陷后日军指名要搜捕他，因冯幼伟的介绍，梅兰芳让徐老在梅家安心养病，得以痊愈。徐广迟非常感激梅兰芳，临走前诚恳地对梅兰芳说：“你我之间虽是一面之交，但早已久慕大名，现在更了解到您的品德高尚，为我受累不浅。最近我已托人取得一张化名的通行证。明日，我将赴广州湾返回重庆，您今后有什么困难，尤其是您的孩子如果能逃往重庆去，我会帮助他们继续求学。您此次救我一命，您的恩情我终身不忘。” 

局势日趋严重，日军开始在香港强拉中国青年补充兵源。梅兰芳决定让孩子们回到内地。一天晚上，他把已经入睡的梅葆琛、梅绍武兄弟叫起来，语重心长地说：“你们俩此次留在香港，本想让你们在新的环境中自立成人，不料今天反而使你们失学。对此学业前途问题，我已考虑了好多日子了。日前，日军又在各处拉夫，你们的处境是很危险的……现在，正巧有顾兰荪、钟可成等老友要去重庆，他们用了不少钱多买了一张去广州湾的船票，我想让你们先走一个……”  遂决定梅葆琛先走。

梅兰芳细心地给梅葆琛准备要带的行装和生活用品，并把一张1940年全家在香港拍摄的合影照片递给梅葆琛，让他想家时就把照片拿出来看看。梅葆琛临行前的几个晚上，梅兰芳再三叮嘱，告诉儿子：“你到了重庆要先考学校，用功念书。虽然你在香港锻炼了一个时期，可还是太嫩，在学校与同学相处要分清好坏。在生活上是艰苦的，肯定会遇到许多困难，要经受得住。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可请徐广迟先生帮助，但切不可多麻烦人家，我的话你懂了吗?主要是靠自己去克服……”  说着说着，梅兰芳不禁流下热泪。梅葆琛也激动地向父亲表示，自己会努力学习，自理好生活，请父亲放心。

梅葆琛临行时，梅兰芳和友人为防敌人盘查，乃按两个孩子小名“小四”“小五”的谐音改叫“绍斯”“绍武”。梅葆琛走的那天，梅兰芳和梅绍武站在窗口，久久地注视着山下海港中那艘拔锚启航的轮船，直到轮船消失在天水间。

不久，梅绍武也离开香港。绍武走的那天，梅兰芳在窗口频频招手，在梅家做活的阿蓉买了罐头食品，挥泪送他上船，使梅绍武心里十分难过。

兄弟俩先后到重庆、贵阳继续读书。随着孩子、友人的离港，梅兰芳也于1942年夏天回到上海。

离别四年，梅兰芳走进马斯南路的旧居，福芝芳和子女、亲友惊喜地迎上前来。望着黑瘦、憔悴、嘴上留着胡须的丈夫，梅夫人满眼是泪，她抓住梅兰芳的手，脸右侧面颊神经急剧地抽搐，许久说不出话来。梅兰芳忙问夫人脸怎么了，福芝芳当时并未解释，却深情地反问：“上海传遍了你的凶信，说你从香港坐船回来，半路上船被打沉了，今天我们还能见面，真不容易！你怎么这样瘦?”梅兰芳见到久别的亲人，百感交集，他故作轻松地安慰福芝芳：“你放心吧，别瞧我瘦，我的气儿足，什么都不怕，养几天就能恢复的。” 

梅葆琛回忆他于1946年从贵阳回到上海后，和母亲相见，见母亲面颊抽搐，双泪长流，他心里难过，经一再询问，母亲才慢慢告知：

在我听到你父亲出事的谣传后，突然觉得头部一震，右面颊部就开始抽搐，接着就昏死过去了。经过医生抢救才算苏醒过来，人是活下来了，但面神经抽搐的疾病却无法治好，直到现在，只要遇到高兴、悲伤、兴奋、忧虑的事，就会立即发作。从此留下病根，始终未能痊愈。 

在上海，梅兰芳依然闭门谢客，深居简出，时刻提防着日伪政府找上门来。几年不演戏，返沪前又是沪港两地生活，还要接济亲友，梅兰芳的积蓄接近用完。银行界的朋友为了帮助梅兰芳渡过难关，特意在上海新华银行给他立了个信用透支户。梅兰芳不愿意白拿人家的钱，他对友人说：“我在银行里没有存款，倒可以一张一张地开支票，这叫什么？这种钱用得实在叫人难过。”  他把家中的瓷器、古墨、书画等变卖，甚至狠狠心卖掉了北平无量大人胡同的房产，但仍然无法摆脱经济上的困境。

上海中国大戏院的经理，听说了梅家的困难，就来到梅兰芳家说：“我们听到您的经济情况都很关心。上海的观众等了您好几年，您为什么不出来演一期营业戏?剧团的开支您不用管。唱一期下来，好维持个一年半载，何必卖这卖那地自己受苦呢?”梅兰芳表示感谢戏院的关心，考虑一下再答复。晚饭后很长时间，梅兰芳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沉思，时而抬眼盯着天花板，一位朋友忍不住问道：“你准备怎样答复中国大戏院?”梅兰芳果断、坚定地大声说：“我不干！一个人活到一百岁总是要死的，饿死就饿死，没有什么大不了！”他停顿了一下，然后用手指着嘴上的胡子说：“如果我拿掉了这块挡箭牌，以后的事情就多了，南京要我去演戏，怎么办?万一东京要我去演出，又怎么办?明天我准回绝他们。”  这以后，各方游说者不断。有的劝说梅兰芳演出，有的邀请出席“庆典”，都被梅兰芳拒绝了。有一个汉奸想用金钱打动梅兰芳，说什么“只要梅老板肯出来，百根金条马上送到府上”。对此，梅兰芳不屑一顾。

1942年秋天，汪伪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部长”诸民谊突然来到梅家，并且不顾仆人阻拦，闯进客厅，说有要事找梅兰芳。梅兰芳正好和好友冯幼伟、吴震修说话，听说诸民谊闯进来，很不高兴地走下楼来。

认贼作父、甘当汉奸的诸民谊张嘴就要梅兰芳在12月作为团长率领剧团到南京、长春、东京轮回演出，庆祝所谓“大东亚战争胜利”一周年。

梅兰芳用手摸摸嘴角上边的胡子，冷静地说：“我年纪大了，又没有嗓子，早已退出舞台不唱戏了。”

诸民谊看看梅兰芳的脸，眼珠一转，阴险地笑道：“小胡子可以剃掉嘛，嗓子吊吊也能恢复的。”

梅兰芳再不愿意跟这个家伙多废话，他冷冷地仍然带着半幽默的腔调说：“我听说您一向喜欢玩票，大花脸唱得很不错。我看您作为团长率团去慰问，不是比我更强得多吗?何必非我不可！” 

一席话说得诸民谊没了笑容，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欲怒不能，欲劝无辞，十分尴尬，只得起身狼狈离去。冯、吴两位朋友都跷起大拇指，称赞梅兰芳有胆量、有智慧。梅兰芳长叹一口气说：“我想他们不会就这样善罢甘休的。”

果然，南京的汉奸臊走了，北平的汉奸又开始活动了。原来，负责日本华北驻屯军文化宣传事务的报道部部长山家少佐，企图胁迫梅兰芳赴北平演出，他和一些甘心为日本人效劳的汉奸们商议时，北平《三六九》画报社社长朱复昌出主意说，梅兰芳说他年纪大了，没有嗓子不能再演出，可以请他讲几句话，他总不能再用什么理由推却吧。

朱复昌受命去找梅兰芳。他知道，如果像诸民谊那样直接去上海，肯定会碰钉子。他打听到梅剧团兼管业务的姚玉芙刚从上海回北平，就直奔安福胡同姚家，非要姚玉芙再坐飞机回上海请梅兰芳来北平。

姚玉芙非常着急，不知道该怎样应付。秦叔忍(梅兰芳姑丈秦稚芬之子)听说后赶到姚家，想来想去，就想到注射伤寒预防针这个办法，因为梅兰芳打了这种针会立刻发高烧，但是有点危险。

姚玉芙回到上海，刚到梅家，梅兰芳心中一惊，因为姚玉芙回北平没有几天。当姚玉芙把敌人的胁迫和秦叔忍的主意说出来后，梅兰芳为了不去北平，也顾不得危险，立刻请他的保健医生吴中士给他打针。打针后时间不长，梅兰芳就发起高烧。

山家少佐在北平闻讯后，不相信梅兰芳会突然生病，便电告驻沪日军部派一名军医去梅家核实。日本军医给梅兰芳量了体温，是42度，又见梅兰芳昏昏沉沉病卧床上，便回电山家，证实梅兰芳确系重病。 

在祖国危难、寇焰嚣张的岁月里，一代宗师梅兰芳保持了高尚的民族气节。丰子恺这样评价梅兰芳：

设想日寇侵占上海之时，野心勃勃，气势汹汹，有鲸吞东亚大陆之概。我中国人民似乎永无翻身之日了。于是“士夫”之中，倒戈者有之，媚敌者有之，所欲无甚于生者，不知凡几。梅先生在当时一“优伶”耳，为“士夫”所不齿，独能毅然决然，蓄须抗战，此心可与日月争光！此人真乃爱国英雄。

茫茫青史，为了爱国而摔破饭碗，不顾生活者，有几人欤?假定当时有个未卜先知的仙人，预先通知梅先生：1945年8月10日日寇一定屈膝投降，于是梅先生蓄须抗战，忍受暂时困苦，以博爱国荣名……然而当时并无仙人通知，而中原寇焰冲天，回忆当日之域中，竟是倭家之天下，我黄帝子孙似乎永无重见天日之一日了。但梅先生不为所屈，竟把私人利害置之度外，将国家兴亡负之仔肩。试问：非有威武不能屈之大无畏精神，曷克臻此？

梅兰芳蓄须明志、拒敌苦斗的爱国情操和民族气节受到国人的称赞，也在国际上引起巨大反响。苏联人民一直惦念着蓄须明志、与日伪斗争的中国京剧大师梅兰芳。

有一天，一位苏联塔斯社的驻沪记者来到马斯南路梅家。当他见到梅兰芳后，十分欣喜并诚恳地说：“我找您没别的事。总社来电报说，有梅兰芳在沪遇害的传闻，十分关心您的安全，让我调查报告。我今天看到您本人，任务已经完成，不再打搅您了。”说完拿起帽子便起身告辞。梅兰芳感动地握住记者的手说：“请您转告总社，我现在还活着，衷心感谢贵国人民对我的关心！”

早在“九•一八”事变后，梅兰芳举家迁沪，就曾向著名画家汤定之学画。汤定之教梅兰芳画松树、梅花，他的松树画得挺拔苍劲，梅花画得栩栩如生。有一次，汤定之在家画大幅松树，梅兰芳在旁边帮着研磨，一边看老师作画。汤定之根据自己绘画的体会，认为：“画大幅要结构紧凑，不能有松弛之感，画小幅要有寻丈之势见大。”  梅兰芳从中悟出绘画和戏曲表演相通的道理，舞台上的一招一式，大台上要紧凑洗练，小台上要舒展自如，才能获得完美的艺术效果。

梅兰芳的上海居室客厅中间悬挂着金冬心隶书“梅华诗屋”斋额。梅兰芳的绘画老师姚茫父曾临摹金冬心的画，因此梅兰芳自称上海金冬心的再传弟子，他非常喜欢书房里挂着的金冬心的两幅画，即《扫饭僧》和《墨竹》。

画了一段松、梅，梅兰芳又开始练工笔仕女画。他青年时代就曾练过仕女画，那时候初学，画成一张仕女要好长时间。友人吴湖帆送他一套宋人“捣练图”的照片，梅兰芳又搜购了改七芗、费晓楼的墨迹和珂罗版画册。大概是从自己舞台表演、化妆的经验出发，梅兰芳不喜欢宋元两代画家笔下的胖仕女，着色方面也只限于额、鼻、下颏“三白”的画法。他只学古人勾勒人物线条、衣纹的清晰笔力，头饰及脸部的画法、颜色多参考清代改七芗、费晓楼的作品。梅兰芳笔下的仕女，体态匀称，脸色柔和，美丽动人。1936年初夏，好友冯幼伟的夫人施碧颀40岁生日，梅兰芳特意画了一张仕女为她祝寿，受到朋友们的好评，这幅画是梅兰芳中年的代表作。

谢绝剧院的邀请，拒绝为日伪演出，梅家1942年团聚后的生活渐入困境。北平的房子已经卖掉，玉器古玩也越当越少，梅兰芳又不愿意经常去银行透支。朋友们劝他卖画为生，梅兰芳想想也只能如此。他说：“我的画是玩票性质，现在要下海，就非下苦功不可。”  他主要在仕女、花卉方面练习，并借了朋友们收藏的清代名家陈老莲、新罗山人、恽南田、方兰坻等人的真迹，细心临摹。

据梅葆玥回忆，梅兰芳作画时间多在晚上。那时沦陷区常常有空袭警报，电灯必须罩上黑布，日伪当局“不准使用大支光灯泡，更不许漏光，再加时常停电，停电时只能用一盏汽灯照明。父亲就是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作画的，而且往往要画到深夜才得休息”。  有时，朋友们也来观看梅兰芳作画。有一次，许姬传看梅兰芳作画，看着看着困了，就睡在书房的沙发上，待许姬传一觉醒来，天将大亮，梅兰芳仍坐在桌前全神贯注地作画，脸上毫无倦容。见许先生醒来，梅兰芳笑吟吟地说：“我当年演戏找到窍门后，戏瘾更大，现在学画有了些门径，就有小儿得饼之乐。”  有一次，梅兰芳作画出了神，不小心手指碰到汽油灯，烫起一个泡。当时他有点懊恼，因为手疼一个星期不能作画了，过后他回忆说：

你们瞧，这就是我当年画画的成绩，你们还记得吗?那时已经接近胜利，日本鬼子怕轰炸，实行灯火管制，晚上还常常停电。为了赶活儿，我买了一盏汽油灯。有一天正在打气，一不小心，火冒出来把手烧着了，至今还留着疤，幸亏伤痕不大，要是烧得厉害，那就上不了台了。 

到1944年初夏，梅兰芳已画了一百多幅画，一天，汤定之、吴湖帆、李拔可等先生来到“梅华诗屋”，梅兰芳拿出他的画向画师们请教，他们认为梅兰芳的画大有长进，可以办个展览会。汤定之说：“开展览会总得有二百件画才像样，而展品又必须挑选比较精致的，你还要加工多画。”汤定之和吴湖帆建议梅兰芳可与叶玉虎合画梅竹，陈陶遗建议画中精品可请知名画家在画心上题词，以壮声势。诸位画师、友人的鼓励，使梅兰芳增加了信心，他继续作画八九个月，前后完成二百多幅作品。

1944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梅兰芳收听无线电短波。一会儿他来到客厅，兴高采烈地对友人说：“刚才无线电里报告好消息，日本又吃了一个败仗。”他拿出酒来和朋友共贺中国军队的胜绩，然后十分兴奋地提着汽灯上楼，挥毫画就一幅梅花，并在旁边题上“春消息”三字。这幅画恰与他的另一幅作品，斗方《古松图》一样，展示了梅兰芳坚强、乐观的思想境界。在《古松图》旁边，梅兰芳题写了前人诗句“岂不罹霜雪，松柏有本性”。

姚茫父的《达摩面壁图》是梅兰芳非常喜爱的一幅画，他前后临摹过七八张。在经历了政治上敌伪压迫、经济上生活拮据的困难后，梅兰芳于1945年春天再临摹一张，以洁身自好、坚贞拒敌、期盼胜利的信念，题写了语意双关的四句话：“穴居面壁，不畏魍魉。壁破飞去，一苇横江。”

1945年春天，经友人联系，在上海成都路中国银行的一所洋房里举行了梅兰芳、叶玉虎画展。展品共一百七十多件，主要是梅兰芳的作品，包括仕女、佛像、花卉、翎毛、松树、梅花等，有一部分是梅兰芳和叶玉虎合作的梅竹，还有他与吴湖帆、叶玉虎合作的《岁寒三友图》。

这些展品受到参观者的好评，有的当场即被复定多张，如梅兰芳摹改七芗的《双红豆图》被参观者复定五张，该画上面有吴湖帆的题词：“玉壶双红豆图为蒋生沐所作，梅兄可谓摄神之作。”还有一幅《纨扇仕女图》，吴湖帆题词：“……近作已人六如、老莲门庭骚驳度玉壶前矣，惊叹观止。”有人觉得该作品中人物顾盼神态气质，近似作者的舞台形象，便问梅兰芳是否把自己当作蓝本?梅兰芳轻轻一笑说：“有些画家不知不觉把自己的某种神情画了出来，但并非有意为之。譬如1918年，徐悲鸿先生替我画的《天女散花》是拿我的照片做蓝本的，部位准确，面貌逼真，但一双眼睛，就像他自己。” 

展品大半售出，还有部分未展出的作品、画稿，是抗日战争期间梅兰芳练笔寓意之作，当时并未示人。梅兰芳逝世后，在“梅兰芳艺术生活展览”中陈列他的遗作(包括其他时期)，其中有一幅设色牵牛花上的题词，也反映了梅兰芳对抗战胜利充满信心的乐观态度，题词是：“曩在旧京，庭中多植盆景牵牛，绚烂可观，他日漫卷诗书归去，重睹此花，快何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