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发表四十年后，柯灵终于开始发言了——就是前边提到的那篇《想起梅兰芳》。

柯灵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步入文坛，是“新文化”阵营里的少年才子，非常活跃。抗战时期他是上海“孤岛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两次遭到日军逮捕，险遭不测。有过这样的经历，柯灵深感梅兰芳蓄须明志辍演多年的不易，对于梅氏由衷感佩。抗战胜利后，已被迫停刊数年的《文汇报》，于1945年8月18日至9月5日以号外形式宣告复刊。复刊之初的“打炮戏”，其中一项就是于9月7日至9日连载柯灵亲自采写的长篇访问记《梅兰芳先生的一席谈》，为梅氏战后复出及时做出很好的舆论宣传。其后《文汇报》因惹恼国民党当局而再次停刊，报社的主事者徐铸成、柯灵等转移香港，取得共产党人夏衍等的支持，创办了香港《文汇报》。1949年初，国内时局发生较大变化，徐、柯等自港返沪，6月21日在上海圆明园路149号旧址又一次复刊《文汇报》，徐铸成任社长兼总编辑，严宝礼任副社长兼总经理，柯灵则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柯灵在《想起梅兰芳》文中回忆，《文汇报》刊登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即是源于他在这一时期向梅提出的建议。柯灵说：

1949年12月到1950年1月，梅解放后组团来上海演出（飞案：梅此时还没有移居北京而是居住上海，柯说不确），我请梅买票看了戏，后来请他到我依白公寓寓所吃饭，邀夏衍、于伶两位作陪。接着梅在马思南路回请，陪客也是夏、于。我第一次访梅时（飞案：即采写《梅兰芳先生的一席谈》时）就曾建议他写回忆录，这一次旧话重提。梅说原来就有不少朋友怂恿他写，但觉得要写不容易，下不了决心。经过我敦请，恳切说明《文汇报》的愿望。他同意考虑，但说要有个准备过程。那时梅社会活动频繁，又要演戏，写作当然也不是他的专业。这是容易理解的。后来梅回到北方，就决定了这样的方式：由梅口述，他的秘书许姬传执笔写成初稿，寄给上海许的弟弟源来补充整理，再交给报馆。这就是《文汇报》在1950年10月15日开始见报的连载《舞台生活四十年》。连载是要逐日刊登的，不能中断。听说许源来有些名士气，又好杯中物，报馆很担心他误事。黄裳对京戏是内行，就派他专门和许源来联系，保证每日按时交稿。这还是严宝礼出的主意。连载开始时，许源来曾每晚到编辑部，和黄裳对坐，整理稿件。在北京，则由报馆驻北京办事处的谢蔚明负责，帮助梅奔走采访，搜集材料，拍摄照片，当然也含有催稿的任务。

柯灵在文章里不动声色地就把话说明白了。黄裳实非主持发表《舞台生活四十年》之人，充其量只是责任编辑；而且这个位置，还是由于《文汇报》的创办者、副社长严宝礼的举荐。严宝礼与黄裳曾于1949年初出差北京月余，两人在京时一起看过多场京剧演出，所以严宝礼存有“黄裳对京戏是内行”的印象——即便是作为责任编辑的黄裳，其任务也不过就是协助督促许源来而已。

柯灵《想起梅兰芳》所说的情况，与梅兰芳、许姬传文章的说法不同，但却显得更加合乎情理。

可是，不知道是无心，还是出于有意，柯灵自己在纠正史实之时，也漏掉了一个重要的史实，那就是其间《文汇报》的社长兼总编辑徐铸成也曾经为《舞台生活四十年》文稿而出过面。

徐铸成是民国时期新闻界的风云人物，早年是《大公报》的中坚，其后执掌《文汇报》，名头又胜过柯灵许多；他对于京剧的戏里戏外，也比一直生活在“新文化”圈子里的柯灵要熟悉得多。他在《徐铸成回忆录》第四章叙述到1950年时说：

年初，报馆为努力充实版面，争取读者欢迎，决定约请梅兰芳先生写回忆录，总结其过去四十年之舞台生涯。我和柯灵、黄裳特在国际饭店十四楼中餐部（京菜）宴请梅先生，另一重要贵宾是冯幼伟（耿光）先生。梅先生从出科起，即受幼伟先生的赞赏、扶助，数十年如一日，梅先生也尊之如爱师，举凡出码头演剧，新戏之构思上演，必先征得冯先生之赞允。此外被邀请作陪者，为梅先生之秘书许姬传先生及其介弟源来先生。我作主人，柯灵、黄裳及宝礼兄都参加。席间，我先谈我们的设想，为了梅先生之艺术成就，应予发扬；希望及时将其前进过程及心得体会陆续写出，必将使后来者有所师承，大大推动京剧之发展。幼伟先生看我们是出于对梅先生的尊重，首先表示首肯、赞同；梅先生亦愿以全力从事，以后不论是否在演出期间，每天抽出一定时间，将其经历及体会回忆出来，向许姬传先生漫谈，姬传先生记录下来后，即寄上海，由许源来及黄裳整理成篇，陆续交《文汇报》发表。

徐铸成的回忆，又显得比柯灵的回忆更真实了一些。首先是徐铸成点出了冯耿光的意义，这应是徐供职《大公报》时期就掌握的情况。冯耿光其人，自民国初期即位居“梅党”领袖地位，在“梅党”中长期享有决策权。尽管冯耿光两度出任过中国银行董事长，算得上是当时财界响当当的人物，事实上，也可以说梅兰芳要算是冯氏平生最为成功的事业——以冯氏在军界与银行界的成就，均是无法与之相比拟的。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里在谈到几位老朋友时曾说：

这里面我跟冯先生认识得最早，在我十四岁那年，就遇见了他。他是一个热诚爽朗的人，尤其对我的帮助，是尽了他最大的努力的。他不断教育我、督促我、鼓励我、支持我，直到今天还是这样，可以说是四十余年如一日的。所以我在一生的事业当中，受他的影响很大，得他的帮助也最多。这大概是认识我的朋友，大家都知道的。

徐铸成真是位明白人，他特意请出来冯耿光，就是知道若无冯耿光的同意，约梅兰芳写回忆录之事，根本就不可能成功。

这样，在《文汇报》方面，徐、严、柯三位负责者加上责编黄裳，这个阵容，可谓是给足梅兰芳面子。而在梅兰芳方面，有梅、冯两位决策者与做具体工作的许姬传兄弟，也可以够得上是可以当场决定这件事情的格局了。

除了请冯之外，徐办事之老到，还在于宴请时叫上了黄裳，无形中破解了黄与梅之间因《饯梅兰芳》而产生的尴尬。

徐自己在回忆录里并没点明这一点，李伟著《徐铸成传》时写到了这次宴会，就添补上了这一笔。

不久前《文汇报》副刊“浮世绘”曾发表黄裳写的《饯梅兰芳》，以梅“垂老卖艺”，“嗓子的竭蹶”与身段“稍嫌臃肿”，不如“从此绝迹歌坛”。柯灵心中惴惴不安，以为梅会介意此文，心存芥蒂。结果梅如光风霁月，未以此事为怀。徐铸成提出请梅写出从艺过程与心得体会，得到梅先生一口赞同。

有了柯、徐回忆，兼之梅、许的文章，关于《舞台生活四十年》最初在《文汇报》发表的经过，基本就可以搞清楚了。

兹根据各方面资料整理如下：

先是柯灵在1945年9月发表《梅兰芳先生的一席谈》，为战后梅兰芳复出做出舆论准备；继而于1949年12月6日至1950年1月25日梅兰芳在上海中国大戏院演出期间，柯灵与梅兰芳相互宴请，以夏衍、于伶作为陪客，柯灵率先动议邀请梅兰芳为《文汇报》撰写回忆录。之后，柯灵在报社内与徐铸成、严宝礼等达成一致意见，决定在报社连载梅氏回忆录，抑或此时已定名为《舞台生活四十年》，严宝礼推荐黄裳担任报社方面的责任编辑。接着，由徐铸成出面做东，在上海国际饭店十四楼中餐部宴请梅兰芳与冯耿光，当面征求梅氏意见，得到梅兰芳与冯耿光的首肯。参加宴会的还有《文汇报》的严宝礼和黄裳，梅氏方面则有许姬传、许源来兄弟。

是年2月梅兰芳自上海赴天津演出，3月至4月在上海居住，大约在这一时期，黄裳找梅通报《文汇报》方面的进展及敦促梅氏方面尽早付诸行动。梅氏按兵不动，黄裳又绕道梅氏秘书许姬传处，说服许的支持并作为内应。梅兰芳也与冯耿光等老友再次讨论，对这一计划予以确认。6月至7月梅氏赴京出席北京市文联会议，6月9日在北京远东饭店与许姬传开始认真讨论关于回忆录的内容与写作方式。同一时期，因年初全国新闻工作会议确定《文汇报》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6月21日《文汇报》开始大规模改版。在此压力之下，《文汇报》将《舞台生活四十年》纳入了改版后将推出的“三大连载”，急于要尽快拿到梅氏文稿。黄裳奉编辑部命催稿，梅兰芳表示准备在9月赴天津中国大戏院演出期间动笔写作。10月15日，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终于开始了在《文汇报》的连载。

限于笔者所掌握资料的不足，个中或有时间先后与事实未必全相符合之处，只能是简单说明事情经过大抵如此罢了。

对照这个基本情况，就不免说到以梅兰芳名义发表的《舞台生活四十年•前记》与许姬传晚年的回忆文章。这两篇文章其实都是同出许姬传之手。作为《舞台生活四十年》的主要记录者，这也是许姬传平生的最大成就。梅兰芳的老朋友吴性栽《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以外谈梅兰芳》的“附记”里就说许姬传：

文化程度高，对戏了解又有深度，《舞台生活四十年》将使他和梅的盛名永远流传。

然而正如洪应明《菜根谭》里所谓，“君子好名，便起欺人之念”。许姬传为《舞台生活四十年》设计了一个很不合理的开篇，即《远东饭店的谈话》。他强调说：

这一晚偶然的闲谈，把我同他的几位老朋友藏在心中如许年想做的一件浩大而艰巨的工作，无意中定了个写作计划。

他的用意不外乎要申明，梅兰芳撰写回忆录系是由他一力促成。为了给读者这样的印象，许姬传竟置双方重要的决策会议——上海国际饭店宴请于不顾，而把北京的“远东饭店的谈话”作为了全书的起点。许姬传既作如是想，他与黄裳之间应也达成默契，彼此策应，把约稿的功劳归之于了黄裳。这才会出现如《前记》与许文那样，俱以梅、许、黄三人的接触作为肇始，而徐铸成、柯灵、冯耿光等人的贡献，遂因此二文而湮没不存。

前后在梅兰芳身边从事文字工作的人，前期主要是齐如山，中间有位李斐叔，既是梅的弟子，又兼梅氏秘书，可惜不幸早逝。后期就是以许姬传为主。齐如山与许姬传两位，恰如齐如山之夫子自道，都是有“自己往脸上贴金的毛病”，喜欢在文字上动些手脚，借以自我吹嘘一番，这亦是他们那一批研究中国传统戏剧的旧派文人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