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是旧派文人有些习气，作为“新文化”方面的新派人物，在柯灵与黄裳之间，同样存在着各自要凸显自己作用的情况。可是，柯灵已然发言说，向梅兰芳约稿是出于他的提议，何以还要忽略掉徐铸成在国际饭店请的那餐饭呢？这个问题又很费解。

柯灵在《想起梅兰芳》文章里，谈到了他的思路。他先说了昔年采写《梅兰芳先生的一席谈》时的情况。柯灵说：

中国自古倡优并列，属于贱民阶级。五四运动卷起反帝反封建的狂飙，对旧文化旧思想进行猛烈的扫荡，京戏是旧剧，不幸遭了池鱼之殃，“五四”前驱人物，如周作人、钱玄同等，都激烈反对京戏，认定中国的戏剧必须“全盘西化”，只有戏剧行家宋春舫采取保留态度。京剧演员的卑微地位，也未经“五四”的洗礼而有多少改变。演旦角的，更是雪上加霜，受到双重鄙视。歌舞之事，自古男优女伎，各自为曹，这就是戏台上男扮女装的由来。民国初期，还把男女同台悬为厉禁，认为“有伤风化”。而从“五四”时代激进的新眼光看来，认为是一种腐朽落后的现象，不免看得七窍冒火，浑身不自在，也正是势所必然。新文学家中，只有戏剧家田汉和梅兰芳夙有交谊，伟大正直如鲁迅，也不免对梅怀有极深的偏见，曾因傅东华把他和梅“并为一谈”，看作是极大的侮辱，愤懑异常，为文坛所熟知。（飞案：柯灵这几句话，后来又在鲁迅的研究者中引发起争论）只是经过抗战，才改变了新文学界对梅的观感。丰子恺对梅的民族气节衷心敬仰，战后回到上海，为此特别登门访梅。梅逝世，又一再为文追悼。丰子恺对梅所以如此倾倒，恰恰因为梅是“戏子”、“优伶”，但和知识界的软骨动物相比，却更显得卓尔不群。旧文人称梅为“梅郎”，肉麻当有趣，是传统的轻薄与亵渎；新文人称为“梅博士”（飞案：此句亦暗含对于黄裳的讽刺），表面抬举，实际是讽嘲；报纸戏目广告上大书“伶界大王”，则是老老实实标举梅的商品价值。这三种徽号，正好表现出梅在当时的生态环境。戏曲界内则薰莸不齐，外则荆榛遍地，穷于应付的艰难，还不计在内。小报界和鸳蝴派对梅乌烟瘴气的捧场是司空见惯，进步报刊对梅这样热情地肯定和宣扬，《文汇报》可以说是第一家。

柯灵的这番话，完全是从自己的视角出发所做出的观察。事实的一方面是，诚如柯灵所言，来自“进步”群体——这里暂时借用一下“左翼”这个词，但并不是指其本义，而是用于指称“新文化”阵营中的激进势力与柯灵所谓的“进步报刊”等，当然也包括左翼作家联盟的各位。这部分群体对于梅兰芳还是有极深的成见的。早在“五四”之前的“新文化运动”时期，《新青年》杂志便发起关于“旧剧”的论争，胡适、钱玄同、周作人、傅斯年、刘半农等人蜂拥而上，对京剧等他们眼中的“旧剧”，以及当红的梅兰芳，痛加指责，武断地提出“中国旧戏没有存在的价值”，“至于建设一面，也只有兴行欧洲式的新戏一法”。

到了1934年11月，梅兰芳即将访问苏联的时候，作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标志性的人物鲁迅又发表出其名文《略论梅兰芳及其他》。鲁迅在文章中刻薄地说道：

梅兰芳不是生，是旦，不是皇家的供奉，是俗人的宠儿，这就使士大夫敢于下手了。士大夫是常要夺取民间的东西的，将竹枝词改成文言，将“小家碧玉”作为姨太太，但一沾着他们的手，这东西也就跟着他们灭亡。他们将他从俗众中提出，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来。教他用多数人听不懂的话，缓缓的《天女散花》，扭扭的《黛玉葬花》，先前是他做戏的，这时却成了戏为他而做，凡有新编的剧本，都只为了梅兰芳，而且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梅兰芳。雅是雅了，但多数人看不懂，不要看，还觉得自己不配看了。

无论是参加《新青年》“旧剧”论争的诸公，还是事隔二十年跟上来的鲁迅，并不肯于静下心来在戏剧方面下些工夫研究，而是带着他们残留在骨子里的“倡优并列”的意识，手持着道听途说来的西方戏剧坐标尺，七窍冒火地向梅兰芳等京剧艺术家抡起粗暴的大棒。

他们的这种观念在当时年轻人中确是产生了较大影响，包括柯灵、黄裳这些“新文化”的后起之秀，在意图伦理的支配下，自然而然地就跟着这些前辈们一起，站到了京剧与梅兰芳的对立面。柯灵晚年的这段带有反省意味的文字，亦是他身在“左翼”阵营里的切身体会。而柯灵反省的特别意义在于，此种观念的影响，即便是时到今日，仍然还有其市场。

柯灵所讲的“左翼”群体的情况，固然是一种事实。但是，事实还有着另外的一面——梅兰芳毕竟是梅兰芳，其在中国近现代社会的盛名，特别是在中国民众中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也是无人能及的。解放初毛泽东第一次与梅兰芳会面时，就曾对梅表示说，在中国知道梅的人，要比知道毛的人数多。所以，拥有着广泛的民众基础的梅兰芳，对于来自“左翼”的嘲讽与谩骂，始终没有特别留意，最多也只是一笑了之而已。当然，柯灵能够勇于率先在“进步”报刊上正面宣传梅兰芳，以减少其读者群对于京剧与梅兰芳的对立情绪，这也不失为是一件好事。

可是，到了共和国初年，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左翼”群体之中有大量人士参加新政府，直接担任公职，掌握了政府公权力。他们意识中的对于梅兰芳的偏见，就再也不容忽视了。

李伶伶著《梅兰芳传》转引发表于江苏《社科信息》的辰生文《胡乔木为何曾否定梅兰芳》说，同属“左翼”群体的胡乔木，在共和国成立前夕，受命负责提名文艺界的全国政协委员，就没有把梅兰芳列名其间。李伶伶写道：

他的理由是“梅兰芳只是个京剧演员，参加政协不够资格”。至于胡乔木为什么有这种思想，据一位参加过政协筹备会的老同志说，“这与他受鲁迅的影响有关”。（中略）当毛泽东得悉大名鼎鼎的梅兰芳竟然未在提名之列时，大为不满。（中略）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胡乔木，他认为对梅兰芳和京剧艺术应当在团结的基础上取教育、改造的政策，而不能置之不理不闻不问甚至排挤打击。就这样，梅兰芳不仅有幸参加了政协会议，而且还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务委员。（飞案：此处有误，应为委员）

从这件事情上就可以看出，“左翼”人士一旦占据了政治优势，胡乔木等人仍然是沿袭着“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习惯，对于梅兰芳等京剧艺术家，采取的是“置之不理不闻不问甚至排挤打击”的态度。幸亏毛泽东以其政治家的眼光与襟怀，对梅兰芳格外关注，这才使得这位深受民众欢迎的艺术家，得到了相应地尊重。

但是，毛泽东批评胡乔木应是在极小范围内进行的，大多数“左翼”人士并不能了解到这个情况。

就在柯灵做东而以夏衍、于伶为陪客，出面宴请梅兰芳之前，就刚刚发生过一场围绕着梅兰芳的政治风波。

1949年11月3日，天津《进步报》发表记者张颂甲采写的报道《“移步”而不“换形”——梅兰芳谈旧剧改革》。这篇文章立即引起了田汉的强烈不满。田汉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担任中共临时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工作，在“左翼”阵营中颇有威望。这时他任职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华全国戏曲改革委员会主任和文化部戏曲改进局局长，既是共和国初期戏剧改革运动的领导者，又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的词作者。

正是田汉担任中央文化工委工作的时候，1934年10月，田汉发表文章《中国旧戏与梅兰芳的再批评》，对梅兰芳加以痛斥说：

梅兰芳是在封建的传统极深的梨园世家生长的，他也曾饱受封建的压迫，他的艺术一时曾受到反封建的群众的拥护是可能的，但在遗老遗少的包围下，他终于成了“散”播封建意识的“天女”。因此他一方在所谓“名流”和“高等华人”以及落后的小市民层获得甚大的声誉，而在革命的知识层，他的名字已成为笑骂攻击的对象。

田汉这篇文章的发表时间，比鲁迅文章还要早上一个月。两文之间是否有些内在关联，尚不得而知。

距此文章发表十五年，田汉的手中已不仅是握有笔杆，同时还握有了戏剧改革的行政领导大权。田汉应是还不知道毛泽东因梅兰芳的政协委员事而对胡乔木的批评——田汉曾经一度脱党，此时尚未恢复党籍。他看到《进步报》关于梅兰芳的报道，当即认为这是来自“封建”旧阵营的梅兰芳，刻意要跳出来与之唱反调；所以马上调集起张庚、阿甲、马少波、薛恩厚、安娥等“左翼”人马写文章反击，准备对梅兰芳开展一场大规模的批判。

田汉大概是想要把梅兰芳树为靶子，再发动一次《新青年》式的围剿，以打倒梅兰芳的方式来确立起他的戏剧改革观。

遗憾的是，历史并没能重演。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的陆定一，或许是知道毛泽东对于梅兰芳的态度，当然也是碍于梅氏巨大社会影响力，及时予以出面干涉，迫令田汉停止了对梅的批判。梅兰芳侥幸逃脱大劫，但最终还是要以公开否定自己观点才得收场。

事情说到此处，问题就出现了。柯灵在上海宴请梅兰芳并向梅氏约稿，距田汉批梅仅隔了个把月，柯灵这时不应该不知道这件事情。更何况陪客中的于伶，是以能背诵田汉剧作的全部台词而著称的，虽然这时是夏衍的助手，但应该与田汉方面还保持有各种联系，难道于伶也未向柯灵透露相关的情况吗？假如柯灵对此事是有所知的，他的做法岂非是在与田汉唱对台戏吗？

这里就要引出宴会的另外一位陪客夏衍。

据陈坚、陈奇佳著《夏衍传》介绍，夏衍于1949年4月28日与潘汉年、许涤新一同奉召从香港经上海赶至北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共最高层领导分别会见了他们三人，面授机宜。其中明确交代给夏衍的任务，就是负责上海接管后的文化工作。刘少奇在讲话中还特别提到了戏改问题，批评天津在解放以后忙于禁戏的过“左”行为，要求夏衍在上海查禁“旧戏”时，务必要格外谨慎。

夏衍得到最高层的指示，自然是心里有了底。他到达上海后，出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部长为舒同）、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上海市文化局长。于伶是他的副手，担任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

柯灵在文章中强调是由他做东，夏衍、于伶是陪客。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夏衍从中央领命，对于戏剧界不可过“左”，所以夏衍也应该是很愿意有机会对梅兰芳示好的。许姬传就认为这次宴请的正题是夏衍、于伶等共产党领导同志看望梅兰芳，向梅表示慰问；所以许姬传只字不提柯灵宴请之事。这样就出来了一个疑案，柯灵代表《文汇报》向梅兰芳约稿，到底是夏衍、于伶在帮柯灵及《文汇报》工作，还是柯灵与《文汇报》在协助夏衍、于伶的工作？据许姬传晚年所作的《海外知音》文说：

初稿在《文汇报》刊登时，编辑部提了些意见，要我们修改。当时夏衍先生批示，“照原文发排刊载”。这样才得以发表。

由此更可见《舞台生活四十年》的约写与发表，一直是得到了夏衍的关注与支持的。

至于说到田汉在北京、天津大张旗鼓批判梅兰芳，夏衍、柯灵等人却在上海力捧梅兰芳，这样的做法会不会有唱对台戏之嫌，或由此开罪于田汉？

夏衍与田汉虽然同在鲁迅所谓的“四条汉子”之列，实则两人素不相能——夏衍说过，他早就看出了鲁迅对田汉的不满。廖久明在《鲁迅与田汉》文中记述：

夏衍说，鲁迅生气，是他最看不惯张牙舞爪、夸夸其谈的作风，田汉就有这个作风，加上田汉化名写文章攻击过鲁迅。

夏衍对田汉既持此看法，加以夏衍此时的政治地位，亦足以与北京的田汉相抗衡。如果有夏衍在幕后支持《文汇报》发表《舞台生活四十年》，夏衍是并不会去顾忌田汉的。

柯灵文章里还有一笔值得玩味。他说“新文学家中，只有戏剧家田汉和梅兰芳夙有交谊”——特意点出田汉就愈发奇怪。正如上文所引，田汉本是一个对梅兰芳抱有偏见的人。柯灵作为上海“新文化”领域的老资格者，能了解到鲁迅对于傅东华的愤懑异常，怎么会把田汉误作是与梅兰芳“夙有交谊”的人呢？柯灵的这一笔，不免反给人以欲盖弥彰之感。看来关于其中的隐情，还有待于发现更多资料，才能进一步解开谜底。

事情再转到梅兰芳的方面来看，所以要接受《文汇报》关于撰写回忆录的建议，也不一定就只是为了总结舞台经验、保留戏曲史料这样一个简单的目的。经过了天津这场“移步不换形”的政治风波，梅兰芳不能不心有余悸，他们也必须考虑今后的对策。能够在“进步”的《文汇报》上连载个人回忆录，刚好可以帮助梅氏在共和国的新社会里树立自己的正面形象，可以说是在舆论方面对于梅氏是非常有益的。以梅兰芳与冯耿光的识见，不会看不到这一点。

最后还要再说一下徐铸成。与柯灵有所不同的是，徐铸成当更多是从《文汇报》的角度来考虑这部稿子。共和国初期，上海的报界以“进步”力量为主流，形成《解放日报》《新闻日报》《大公报》与《文汇报》四大纸媒，其中《文汇报》的势力略弱，发行量约有十万份，政治上也有些边缘化。作为老报人的徐铸成在这种形势下显得特别谨慎，据李伟著《徐铸成传》介绍，柯灵说服徐接受的理由就是：

柯灵提出请梅写回忆录，考虑到“梅知名度高，号召力强，叙述梨园旧事，雅俗共赏，也比较稳妥而少风险”。柯灵的拟议一提出，立即得到徐铸成与严宝礼的赞同。

照这个说法，如果柯灵与夏衍之间有何默契的话，他们应是未与徐铸成、严宝礼把话挑明，而是改用“稳妥而少风险”的理由来说服徐、严。柯灵晚年文章没有提及徐铸成宴梅的情节，或就是仍出于当年徐是“局外人”这种印象。耐人寻味的是，许姬传晚年所作的《祝〈文汇报〉创刊五十周年》文里说：

我认为，如果没有徐铸成、黄裳同志的热情约稿，则中国第一部由演员用自传体写的著作就不可能出现，而梅先生一生忠于艺术的美德，也不能传播中外。

许姬传增加了感谢徐铸成的一笔，却到底还是没有提及柯灵。看来情况似乎比我们的想象还要复杂得多吧。

无巧不成书的是，后来的事实还真被柯灵的话言中。《文汇报》改版，原计划推出的“三大连载”，除梅的《舞台生活四十年》，还有师陀的《历史无情》与张治中的《和谈回忆录》。很快，师陀的连载因得到上级命令而中止；张治中的一部，据《徐铸成回忆录》云：

听说张治中先生的《和谈回忆录》已经杀青，他也当面向浦熙修答应交给《文汇报》发表。后来他大概看看风色不对，一直不肯把稿子交出。

《文汇报》改版的“三大连载”计划，结果是就只成功了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这一部，倒仿佛是专为梅兰芳而特设的这一计划似的了。

今天回顾这一历史事件，超越当日的种种背景，我们能更清楚地看到《文汇报》的做法，具有非常特别的意义。这时《文汇报》因改版而主要面向的是青年知识分子，这等于无形中是在向年轻人宣布，共和国与新社会都是接受梅兰芳与尊重梅兰芳的，从而改变了诸多“进步”青年对于梅兰芳的看法，在新时代里为梅兰芳树立起一个正面的新的社会形象。当年《新青年》杂志是把梅兰芳当作“旧剧”的象征、批判的靶子；现在《文汇报》则表明新时代与梅兰芳并非对立关系，共产党新政权承认梅兰芳的艺术。这个意义其实是相当重大的。尤其是在田汉等“左翼”人士占据政治优势的时候，《文汇报》发挥了另一种舆论导向作用。为此而做出努力的徐铸成、柯灵，以及严宝礼、黄裳，包括可能发挥作用的夏衍等人，都应因此而得到表彰。

话题重新回到黄裳。黄裳在少年时代无疑是崇梅的；其后应是亦如胡乔木一般，为鲁迅、田汉等“新文化”阵营对梅兰芳的偏见所左右，兼之其本人又染上一些好戏者通常都具备的“老戏班子”习气，既以“进步”标榜，又以“批梅”自诩。但是，他对于《舞台生活四十年》一书，仍然是具有贡献的。更加倍感意味深长的是，距柯灵黄裳笔战又过十余年，在黄裳年近九旬之际，他再次裹入一场关于梅兰芳的笔墨官司。2007年2月1日，青年学人胡文辉在《南方周末》发表文章《梅郎少小是歌郎》，就着幺书仪的新书《晚清戏曲的变革》，谈了些“歌郎”的旧事。黄裳看到胡文后不由得拍案而起，奋力作文《关于“梅郎”》，对胡文辉加以严厉批评。胡文辉哪里服气，撰文《再说“梅郎”》，调侃黄裳说：

《梅郎》一文发表，引得黄裳先生连吃了几惊，随后撰《关于“梅郎”》（《南方周末》2007年5月3日），亦阴亦阳，极力捍卫梅兰芳的完美形象。而在我看来，我的行文容有轻薄之处，但终不离实证，黄先生笔下千言，旁敲侧击，又何曾能够动摇“梅郎少小是歌郎”一事？

这是好斗的黄裳在人世间的最后一次笔战了。胡文辉说什么并不重要，黄裳则因“极力捍卫梅兰芳的完美形象”，以偌大年纪不惜承受后生晚辈的无情奚落，于笔者心中也实不能不隐隐生出些许同情。想到黄裳之以“讽梅”名世，复有功于梅著，晚岁又以“卫梅”而终，其与梅氏之一世的不解之缘，能不令人生出许多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