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对于生命本身所担当的恐惧和感伤以外，嵇康有着他独自的危机与忧患背景。

嵇康是曹氏宗室的成员，中散大夫虽然可能是一个荣誉性的闲职，毕竟意味着他早年对于政治生活的参预。他对于国事和朝政并不是没有见解，他曾作《太师箴》以明帝王之道，褒扬“先王爱仁”，指斥“季世陵迟”“阻兵擅权、矜威纵虐”“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指斥“臣路生心、竭智谋国”“刑本惩暴、今以胁贤”等等。

在《难自然好学论》中，嵇康说，“六经纷错，百家繁炽，开荣利之途”，所以人们才“奔鹜而不觉”。实际上，“仁义务于理伪，非养真之要术；廉让生于争夺，非自然之所出”。所谓“好学”，完全是有意教化的结果，按照人的本性，“不学未必为长夜，六经未必为太阳”。

而在《声无哀乐论》中，嵇康更直截了当地否定了音声与哀乐，与善恶的对应关系，所谓“声音以平和为体，而感物无常，心志以所俟为主，应感而发，然则声之与心，殊途异轨，不相经纬，焉得染太和于欢戚，缀虚名于哀乐哉”，也因此颠覆了以教化为目标的儒家诗教与乐教，从根本上拆穿了肉食者对艺术功效的别有用心的讲究和引申，以致肯定“郑卫之声”，认为“若夫郑声，是音声之至妙”“淫之与正，同乎心，雅郑之体，亦足以观矣”。

嵇康还作有《管蔡论》，提出了尤其惊人的见解。

管、蔡本名姬鲜、姬度，通称管叔、蔡叔，乃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他们在周初分封于管、蔡二地，受命监督纣王之子武庚，治理殷朝遗民。两人在武王死后不久，挟武庚发动叛乱，周公为此东征，诛武庚、管叔，放逐蔡叔。嵇康认为，管叔、蔡叔忠诚自然、服教循义，文王武王方才“举而任之”“列而显之”，以后，成王继位，周公摄政，管叔、蔡叔远在东方，不知周公摄政辅佐幼主的内情，鉴于形势，于是“抗言率众、欲除国恶，冀存天子，甘心毁旦（周公）”，并非无端作恶。

联系魏晋易代前后的背景，特别是司马氏以周公自拟，要教化天下的实际，嵇康未必不是别有命意。

据说，嵇康曾有心参加毋丘俭在扬州发动的反叛，被朋友山涛所劝阻，著名的古琴曲《广陵散》，就是嵇康受神的启示，感于广陵（扬州）先后易帜反叛的诸君子毋丘俭、文钦等的失败而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