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他的家世和出身来看，是找不出他心理失常的基因的。

米芾有一个可称得上显赫的家族。米氏家族据传是楚国芈（芈mǐ，是春秋时楚国祖先的族姓）氏之后，世居太原。米芾的五世祖米信，是宋朝开国时的勋臣。曾祖以上，世官武职，到父亲光辅（名佐），才读书习儒。米芾少年时得以生长于皇庭贵戚的门墙之内，却是由于母亲的关系。他的母亲阎氏内通掖庭，曾是英宗皇后高氏的乳母。

宋神宗熙宁元年戊申（1068年），受过米芾母亲哺养之恩的高后做了皇太后。由于太后顾念旧情，18岁的米芾在“恩荫”的护佑下登上了仕途。

米芾终其一生的游宦生涯毫无色彩。在六位皇帝（神宗——徽宗）先后登基的40年里，他做过十几任平平淡淡的小官，最初的官职是秘书省校书郎，以后曾在浛光、临桂、长沙、杭州、雍丘、涟水、无为、淮阳等地做地方官，先后两次入京为官。所得到的最高官阶是五品，最高的官职是礼部员外郎（这个官职是他被人称作“米南宫”的由来）。

一生际遇平平，甚至有些潦倒，但在米芾的自白里，不大看得到怀才不遇、英俊沉埋的牢骚感慨。他确实不是奋志云霓、肩扛栋梁的那种庙廊之器。他不大情愿而又庸庸碌碌地在官署里打发日子的年代，正是大文学家王安石、苏轼等人在历史舞台上扮演着有声有色的政治剧的时期。

王安石完成了他作为中国历史上有数的伟大改革家一生轰轰烈烈的业绩。而苏轼即使在被贬谪的杭州任上遇到荒年，也曾上疏请求把50万石上供的白米留给饥民，又动员本地民伕疏浚西湖，以付给湖工酬劳的方式赈济了灾民，同时又完成了西湖水利工程，修造了纪念碑式的苏公堤。

而米芾，据他的朋友蔡肇的记述，家居时全然是个萧散的闲人，根本不像能升堂问事、“掩簿叱胥”的凛凛命官；履行公务时的米芾，却又是十足的一副官样。他面如严霜、煞有介事地引经据典，照本宣科，搬弄出各种典籍、文牍里的官面话，喋喋不休地训诫和申觞诚惶诚恐的下属们。

伺候过多少历任长官的属员们最初自然不堪忍受新上司装腔作势的言辞苛责，但久而久之他们就会发现，新任长官的严厉仅仅如此而已。同这种表面上风火雷霆而骨子里却“无为而治”的行政长官保持相安无事，其实是最为轻而易举的事情。他们于是习故蹈常，例行公事，有时甚至“越法纵舍”。他们知道在书生气十足的现任长官手下偶尔弄弄这些小把戏是不会有什么风险的。

死板的米芾，也有过十分轻松的行政手段。

绍圣初年（1094年），米芾任雍丘县令。刚上任就遇上旱灾，蝗害大起。邻县的地方长官正为漫天飞来的害虫感到惊惶，严责里正们并力捕除。其中有人对长官说道：“本县蝗情严重，皆由于相邻的雍丘县驱蝗过境所致。”县官未加深思，便把里正的传言载入公文，致意雍丘县令，克请贵县务必将蝗虫扑打收埋于本处地界，勿以邻国为壑。米芾正在宴客时收到临县的紧急公文，展开读过，笑得前仰后合。把文牒递给客人去奇文共赏。随即取过笔墨，在公文后大批绝句一首，交给了信使。那诗是这样的：

蝗虫原是空飞物，天遣来为百姓灾；本县若还驱得去，贵司却请打回来！

这位天赋里缺少治人之道的区区县令，虽然有些书生气，却并不昏庸。从小陶冶他的圣人教诲和为人的天良，让他始终秉持着作为一个食朝廷俸禄的“父母官”所应用的道德意识。

在封建时代的官场中，向上对驾驭和使用自己的上司负责与向下对供养和仰赖自己的百姓负责，这之间所存在的不可避免的矛盾，永远在折磨和鉴别着每一位跻身其间的官吏。米芾在陷入这种窘境时，同样只能天真而执拗地表现着他的书生气。

也是在雍丘县任上，这一年大荒，雍丘全境饥民相携逃荒，哀鸿遍野。而有司扣留了例应发放的赈济，理由是这个已经无粮可缴的县分交不出当年的夏税。催租的官吏天天坐在县衙里，米县令被夹在职责和良心的夹缝当中。他做不出几年前苏轼为灾民请留上供米数十万石的豪举，也终于没有想象出苏轼以工代赈疏浚西湖那样的妙策，忧思苦虑的结果，只是留下一纸请求调为庙监的辞呈，一首牢骚愤懑的《催租诗》：

一司旦旦下赈济，一司旦旦催租税。

单状请出三抄纳①[1]，百姓眼中聊一视。

白头县令受薄禄，不敢鞭笞怒上帝。

救民无术告朝廷，监庙东归早相乞。

对米县令的乏智和无能，有一部分人是不会苛责的，那就是他们治下和不属于他们治下的苍生百姓。不过这对于他们个人在当时的身世遭际、对于他们将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去适应和顺从自己的命运，都不会有太大的意义和影响。不适合于官场生涯的人们当中的很大一部分，以晋人陶潜为典范和先导，离开了官场，找到了各自选择的——实际上却是彼此同样的归宿，在那里他们共同书写了一部大书——田园文学。

这是一本读不完、说不尽的巨作。无数生命的伟大和可悲、高尚与辛酸、辉煌和抑郁，都用活着的文字写在里面。

米芾的生命却在书写着另一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