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整日昏昏然担任礼部司务的同时，开始接触王学左派的“心学”。

当时同在礼部任职的李逢阳、徐用检是心学师祖王阳明的信徒。李贽承认，自己之所以接近“心学”，是受了他们的“引诱”，“不幸年甫四十，为友人李逢阳、徐用检所诱，告我龙溪先生语，示我阳明先生书，乃知得道真人不死，实与真佛真仙同，虽倔强，不得不信之矣”。

据说，徐用检在京城跟随赵大洲研究学问，李贽不肯赴会，先生把手抄本《金刚经》送给李贽读，说这是不死学问，你也不去钻研一下吗？

李贽从此折节向学，清早爬起来就等候在先生门前，希望能得到指教，但先生上马便走，一言不发，李贽向学之心益坚。

实际上，与其说是“心学”的魅力吸引了李贽，还不如说是李贽的苦闷促成了他走向了“心学”。

令他困惑的是，种种堂皇而号称万世不衰的道德准则的管治之下，为什么依然滋生着蠹蚀国家根本的“私欲”？既然天理昭彰，夫子的旗帜猎猎，人们却总是有不同的是非，特别是属于个人的名利富贵，人们总是像戴着某种假面具遮遮掩掩，而实际上人人居之不辞、趋之若鹜？他坦率地望着自己“志在温饱，而自谓伯夷、叔齐，质本齐人，自谓饱道饫德，分明一介不与，而以有莘借口，分明毫毛不拔，而谓杨朱贼仁，动与物迕，心与口违”。

难道唯独自己缺乏对孔孟之道、对程朱理学、对天下国家的“诚信”？

其实，类似李贽的困惑早已产生。

朱熹的信徒王阳明，曾经困惑于朱熹“格物致知”的教导，为此，他面对一片竹林，七日不食，却始终没有“格”出那个先于竹子而存在的“理”来。失望之余，他从陆九渊儒禅并用的哲学中找到了“心即是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答案，进而提出：“人者，天地万物之心也；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即是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

按照王阳明的推理，事关国家社稷与人生安危的紧要处，回到了人的内心。内心如果是“诚信”的，“良知”就会引导着人生按“天命”“天理”而正确地运行；“良知”如果被蒙蔽，天理昭彰也就视若无睹。李贽在苦闷的当头，接受“心学”的教导，仿佛绝望中的一线熹微，从而“五载春官，潜心道妙”。后来，又盛赞席书曾率贵州生员不尊朱熹而奉王阳明为师的壮举。

循此路数，李贽还逐渐找到了郁积心中已久的疑问的解答。

他在礼部担任了五年司务，一心投入的不是为官的机巧，而意在捕捉覆盖整个人生与世界的“道”。他那不免刻板的人生态度与倔强、缺少柔性的气质，使得他与上下之间继续发生顶撞，产生矛盾，但因为他那简静、迂直的为人，却也没有遭到无端的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