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写的第一本书。

20多年前，先师羊春秋公组织编撰一套古代人物丛书，我报了一个选题——中国狂士，报选题时，觉得有足够多的人物可以进入写作的范围，材料俯拾即是。

动笔后才知道，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不仅“狂士”没有标准，难以界定，即使按照约定俗成的说法，从楚狂接舆、长沮桀溺算起，到祢衡，到《世说新语》中的人物，唐以前的大多数所谓狂士，其生平事迹多半在传说和附会中，真正落实起来异常艰难。而我对狂士的偏爱，又绝不是基于附会中的传奇和戏剧性，而是试图从狂士的言行中找到中国文化与思想真正的异质性和异端血液，找到罗曼·罗兰在贝多芬、米开朗琪罗传中所书写的那种苍茫独立、义无反顾、抵抗命运、承受苦难的巨人人格，那种足以支撑起一种经典文明的个性与人格力量。

我至今记得翻译家傅雷在《贝多芬传》中文版题记中说的几句话：

“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罗曼蒂克的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够帮助我们承担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炼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

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这几句话差不多是我的座右铭。

受20世纪80年代启蒙思潮的影响，我一直希望在中国文化水土中，可以发现并且书写出与傅译贝多芬对应的范本——中国的巨人人格，结果自然不免失落。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它们所能接纳和生长的人生与人格也迥然不同。即使如此，我对于人们以狂士视之的那些人物，仍然充满珍爱和怜惜。我知道，在一个自足完整的文化系统中，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的颠倒与梦想，已经从他们所处时代的主流文化与价值中出走得足够远，足够令人惊悚，令人不安。

在我的心目中，这些堪称狂士的人物是嵇康、阮籍、李白、米芾、唐寅、徐渭（徐文长）、李贽（李卓吾）、金圣叹、八大山人、郑板桥，等等。孔子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他们甚至比孔子称许的“狂狷之士”更加强悍，也更加具有原创性，常常被称为“名教罪人”，而命运的悲苦，思想的无辜，精神的纯良，却莫此为甚。是他们，让多少有些苍白的两千年人文历史显得更加灵动与丰盈。

停留在想象中的狂士是让人心仪的，而符合学术规范的传记写作则另当别论。如何让笔下的人物既饱满又不是想当然地胡编乱造，让我煞费苦心。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我都在阅读有关人物的文集和资料，其中徐渭还是我曾经花了两年时间琢磨的硕士论文的研究对象。住在筒子楼里的写作情景也至今记得，那是一段简陋、轻快、从容的日子，单纯到无知，晦暗而明朗，认真而笨拙。

为了回避行文的单调，我还邀请同事大才子徐炼写作了其中的三章，那种完全不懂得要价的友情客串，在今天的世道似已全无可能。

更让我欣喜的是，再读20多年前的文字，我并不需要“悔其少作”，因为尽管不免生涩，却没有任何我如今不能接受的时代观念的印迹，我甚至有点喜欢自己的文字了。

感谢彭明哲总看得上这本小书，感谢以宁的精心编辑。

孟泽

丙申年末记于长沙烂泥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