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消费正义

消费正义的讨论实际上是对消费合理性讨论的深化。对消费现象的研究大致上有两种进路：将消费作为经济现象和文化现象，通过调查数据或观察呈现消费行为的发生、发展过程，它着眼于事实逻辑的发掘；对消费过程及其后果作出价值判断，试图为消费提供正当性基础。前者是只看消费者如何贯彻其消费意志而不问其基础为何；后者不但过问消费的原始发生及其流变，更要找出这种发生和流变的合理基础来。倘若我们只看改革二十多年来所取得的成果，而不问成果是如何被分配和消费的，那么，毫无疑问，相对于计划体制下的社会而言，市场社会主义无疑是一个相对为好的社会。然而，当我们深入下去，看一看是哪些群体创造了财富，又是哪些人享用了这些财富，问题马上就显现出来了。一个社会，如若80%的财富集中到不足20%的人手里，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说这是一个好社会，尽管它的资源配置属于帕累托效率佳度。消费公正是社会公正系列中的基本部分，也是消费问题研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因为，消费公正仅仅是社会公正的过程、结果及其表现，而社会公正直接关涉到公共政策和制度安排，如要把消费公正问题说清楚、讲明白，需要社会学、政治哲学、伦理学和文化哲学等多种学科综合研究。国内关于消费公正问题的研究目前还处在初步阶段，不过还是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提出了消费公正的基本内涵，“消费的基本内涵是消费活动的正当合理”，包括经济学、环境学和伦理学三个层次；“消费正义的实质是用人类整体理性反思人类的消费行为，以人与自然和谐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为价值目标，主张合理消费、正当消费、适度消费和可持续消费，实现消费的代内公正和代际公正”。① 还有学者从哲学伦理学的高度探讨了消费正义问题：“消费正义表达了以正义的价值维度和意义标准来考量作为人之重要存在方式的人类消费行为之合理性和合目的性的价值问题”，考量消费是否有利于推进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有利于提升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② 

而就消费公正的类型说，有代内消费公正和代际消费公正两种。

就代内消费公正而言，既需要社会调查数据，也需要理论分析。对我们来说，市场经济作为舶来品则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它是诱致性的制度安排过程，制度依赖路径的核心问题是制度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因为，制度直接决定着公共性资源在哪个群体和阶层分配。事实证明，平均主义的治理道路被视为是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的，要试图有效率就只有采取差别的发展道路。没有差别就没有平等。平均主义只是平等的一种特殊形态，它只在生活资料极为有限的条件下，为着保证种群能有最低数量的个体而必须采取的分配方式。当生活资料有了剩余，依照地位、能力、威信而分得剩余部分成为可能的时候，以差别为基础的平等就成了平等分配资源的主要形态。在这种状态下，追求无差别的前提公平就不利于在主体性资源上占据优势的人或阶层去追求有效率的活动，经济人假设尽管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评，但完全取消追求收益最大化的动机安排，追求效率的活动也就很困难。平等是一个相对概念，它指的是或经过博弈或通过制度安排在多个利益主体之间达到的利益均衡。平等就是适度。“在不平等与不平等之间就显然存在一个适度，这就是平等。因为，任何存在着过多过少的行为中也存在着适度。如若不公正包含着不平等，公正就包含着平等。公正的事也就是一种适度。然而平等又至少是两个东西之间的平等。所以，公正必定是适度的、平等的。作为适度，它涉及两个极端（过多与过少）；作为平等，它涉及两份事物；作为公正，它涉及某些特定的人。”③ 所以，公正至少包括四个项目。因为，相关于公正的事的人是两个（至少是两个），相关的事物是两份。而且，这两个人以及这两份事物之间，要有相同的平等。因为，两个人相互是怎样的比例，两份事物间就要有怎样的比例。如果两个人不平等，他们就不会要分享平等的份额。只有当平等的人占有或分得不平等的份额，或不平等的人占有或分得平等的份额时，才会发生争吵和抱怨。所以，公正在于成比例。因为比例不仅仅是抽象的量，而且是普通的量。毫无疑问，这种有关平等与公正的分析模式适合于确定资源的分配环境，当人们处在一个低效率或无效率的境遇下，如何使活动有效率呢？

帕累托最优可能给我们一些启示。帕累托最优指的是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当且仅当不减少其他人的效用就无法增加任何一个人的效用时，这种状态就称之为帕累托最优。实际上，帕累托最优只是一个“理想类型”，实际生活中的任何一种状态都是相对为优，在不损害其他人或集团利益的前提下，可以使另一个人或集团收益增加、生活变好。解决相对为优可能有两条途径，一是通过一部分自己的努力来实现，假定这些人已经全力以赴仍然无法解决时，那就只有第二条途径，即通过优惠政策使一部分人在不使其他人变坏的条件下而使自己变好。而这样做的最大困难在于，以什么标准，使哪个集团、哪些个人先富起来。这是一个理论上的悖论：如果找到一个适用于任何个人与集团的标准，就等于原地踏步，无法解决低效率或无效率，因为方法已经用尽；假如找到一个有利于一部分人或一部分地区的激励制度，那么对那些未能得到激励的人就是一种损害。解决依靠制度设计与安排造成贫富差距的途径可能有两条：一是先富者自觉自愿地将收益的一部分转移给因制度而造成损失的一方。这是一条人道主义或伦理道德的路径，其困难在于，它不具有普遍性，也不具有强制性，既不是责任也不是义务，它是一种自愿行为，是相对命令，对弱势群体来说只是一种祈盼。试图通过这样一种自愿的救助、慈善行为缩短贫富差距无论如何不是一条现实的道路。第二，剩余下来的解决办法就是制度的方式。除了从预先富裕起来的个人和集团那里收取相当比例的税收之外，更主要的是社会保障制度和公共福利政策的设计与实施。公共福利政策和制度能否实施、实施到何种程度取决于两点：一是公共福利价值观。作为学科形态的经济学理应研究与经济有关的社会问题：环境、公正、就业、福利，等等，而不是仅仅讨论以效率和公平为原则、以供给与消费为主题的狭义的经济行为。应有中国形态的福利经济学、人本主义经济学。二是政策与制度设计与实施者的正义观。把谁的利益作为制度设计的出发点甚为重要，它直接决定着社会既定资源和潜在资源的分配模式和分配结果。“以人为本”应该具体化为以哪些人的利益为本。

关于代际消费公正问题研究，目前较为前沿的学术成果是生态经济学或人类经济学所提供的观点。

自然资源与环境能否进入经济学领域是区分功利主义经济学与生态经济学的一个标志，而要把以“功利主义是经济学潜在的基本道德准则”的主流经济学转变为生态经济学，进一步地转变为人类经济学是极为困难的。“可持续性在闯入经济理论的过程中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时期，因为过去50年的经济学是以经济增长为绝对主导的。‘经济增长’这一术语在实践中意味着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只要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社会所有问题都将被解决或至少被改善。在所有的经济学理论中，GNP是唯一一个被人们期待能永远增长的变量——持续的增长永远不会达到边际成本大于边际收益的经济极限。在微观经济学中，每个企业都存在最佳规模，超过这个规模它就不应该增长。然而，当我们把所有的微观经济单位都整合入宏观经济，最佳规模的概念——超过最佳规模的进一步增长是反经济的——却彻底地消失。”① 经济学帝国主义现象受到了严厉批评，用传统的经济学理念和分析模式无法应对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用经济的手段解决一切问题的主张和努力只是一种“发展的幻象”。颠覆主流经济学核心理念的努力来自环境科学家提供的无可争辩的数据和对以往发展观的质疑；另一股力量来自经济学内部。实际上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一些环境学者和经济学家就已经开始提出环境问题，并对一直以来支配人们和政府发展观的增长理论提出严厉批判。第一个抓住这一问题的经济学家是伦敦经济学院的E. J. 米香，他在《经济增长的成本》（1967，1993年修订版）中提出了该问题。另一项对增长范式特别具有挑战性的批评来自E. F. 舒马赫的书《小的是美好的》（1973）。然而，批评经济增长范式的最共同的基础一直是马尔萨斯主义的主张：地球资源本质上是有限的，因此持续的不受限制的增长是不适当的。罗马俱乐部的梅多斯等人1972年提出的报告《增长的极限》可能是这些批评中最著名的。早在20世纪60年代，其他一些人已加入资源与环境问题的争论，其中最著名的是肯尼斯•博尔丁，他本人是一位虽有争议但却是伟大的经济学家，他曾说过：“认为指数增长能够在一个有限的世界里趋向永恒的任何人，不是疯子就是经济学家。”管理学和环境科学教授罗伯特•艾尔斯对西方经济增长理论批评道：“实际上，增长对于西方社会而言，就像可卡因和尼古丁对于人体一样能够上瘾。”① 而有的经济学家主张，经济学家应该放弃长期以来自以为是的态度，与经济学以外的科学家进行合作，共同研究业已变化了的经济条件和经济过程，变以往的功利主义经济学为生态经济学。“一个能维系环境永续不衰的经济——生态经济，要求经济政策的形成，要以生态原理建立的框架为基础。生态学家与经济学家的关系，犹如建筑师与建造商之间的关系，理应由生态学家给经济提供蓝图。他们懂得一切经济活动和所有生物对地球生态系统的依赖关系——不同物种共同生存，彼此之间以及它们栖息地之间相互影响。经济学家懂得如何把目标变成政策。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携起手来就可以构建出一种经济，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② 这就是生态经济。“所谓的生态经济，就是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而又不会危及子孙后代满足其自身之需的前景，亦即不会危及布伦德兰委员会在差不多15年前（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牛津大学出版社，1987年）所指出的那种未来前景的经济。”③ 为促成这样一种经济，经济学家应倾听生态学家的建议：生态学家担心自然的极限，经济学家则倾向于不承认任何这方面的限制。生态学家按照自然法则，从循环的角度看待事物，而经济学家则更多地考虑直线或曲线的运行。经济学家非常相信市场的力量，生态学家则经常不满于市场的缺陷。

至今，生态经济学或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已经把环境转换成了一个成熟的经济学范畴，并纳入到整个经济学体系当中。“在经济学中，环境被视为能够提供一系列服务的复合性资产。确切说来，这是一项非常特殊的资产，因为它提供了维持我们生存的生命支持系统，当然它依然是一项资产。如同其他资产一样，我们力图避免对这项资产不恰当地估值过低，这样它不仅可以给我们带来美学上的愉悦，而且可以继续提供维持生命的服务。”① 环境经济学的环境观是建立在对热力学定律的正确理解和运用之上的。把地球及其周围大气视为封闭系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在热力学第一定律中概括为：能量和物质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这条定律意味着从环境流向经济系统的大量材料或者在经济系统中积累起来，或者以废弃物的形式返回环境。当积累过程停止时，流入经济系统的材料从数量上与流入环境的废弃物的量相等。其结果是，过多的废弃物当然会使环境这项资产的价值降低，当超过自然的吸收能力时，废弃物就会使环境提供的服务有所减少，空气污染造成的危害是有力的证明。另一个物理学定律即热力学第二定律也限定了人之于环境的关系。通常这条定律被称为熵律，认为熵是增长的。熵就是不能用于工作的能量的数量。如果就能量过程而言，这个定律意味着从一种能量到另一种能量之间并不存在着完全有效率的转化，并且能量的消耗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转化过程总要失去一些能量，而其余能量一旦使用后，也就不能用于更进一步的工作。第二定律还揭示了如果没有新的能量输入的话，任何一个封闭的系统一定会最终消耗尽所有的能量。因为能量是必需的，能量一旦消失，生命也就不复存在。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将环境纳入经济学视野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社会发展状况所必然要求的。环境经济学将环境合理地转变成了一个具有解释力和可操作性的范畴——自然资本，并以自然资本范畴为核心构建价值和价格概念。

供给（生产）与消费不仅是事实上的主要事项，也是主流形态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对象，经济学的任务就是解决供给与消费的矛盾。消费、休闲、时尚构成当下消费行为的美学形式。生产与消费的合理性完全被隐去了。虚拟享用和时尚消费的直接后果就是自然资源的日益枯竭。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只在微观层面有效，而在代内和代际公正领域它却是浪费的经济形式。主流形态的经济学家们在讨论生产和交易时，大都把成本定位于与生产和交易行为有关的其他的经济主体，外部性、道德风险、机会成本等概念主要用来表述狭域的当下的情形。实际上，外部性和成本不止是有形形态，还包括隐形形态，不止是当下形态还有历史形态。这样成本就可以分成：有形成本和隐形成本，主要用来描述代内公正问题；当下成本和历史成本，主要用来描述代际公正问题。由于污染和气候是流动的，它可以从一个地区迁移到另一个地区。根据公平原则，不但要公平分得收益，还应公平负担成本。然而，隐形成本却由于无法计算和经济政策的强制而无法内部化，使得其他人蒙受损失，好处没得到，坏处一起摊。历史成本是指，原本属于下代人的资源被上代人免费地提前消费了。代内公正可以通过艰苦的博弈过程和制度安排逐渐解决，而代际公正就要困难得多。因为“相对于其他我们想保持其平等待遇的群体而言，后代人不能明确表达他们的意愿，更别说与现在这代人进行协商了”。① 解决问题的出路可能在于，根据罗尔斯为代际平等提供的基于“无知之幕”之上的一种可能得到公平的普遍标准的方法，确立一个可能的可持续性标准。“可持续性标准指的是，在最小的程度上，后代人应该被留下不比前代人更坏的资源。根据可持续性标准，为了使当代人富有就会让后代变得贫乏的分配在某些方面是不合理的。本质上讲，可持续性标准指的是，只要后代人的福利维持在所有前代人同样的水平上，前几代人就有权使用这些资源。另一方面，假如从后代人手中转移资源导致后代人的福利低于前几代人享受的水平，那么，这种转移就违背了可持续性标准。可持续性定义的含义之一是，只要后代人的利益可以保护，就可以使用这些资源（甚至是可耗尽资源）。”① 但使用这种可持续性标准来评估代际分配公平性的难题就是实施起来非常困难。要去发现后代的福利水平是否比现今这代人低，就要求我们不仅要了解跨时期资源分配的一些情况，而且要了解有关后代偏好的事情，因为同样的资源对具有不同偏好的人具有不同的效用，满足相同偏好的资源可能又是不同的。一种策略性的做法是根据总资本存量价值下降与否来加以衡量。第一，通过检验总资本存量价值是否下降来判断一种分配的可持续性是否可能。在不知道关于后代分配额或者偏好的任何事情的情况下，那种检验可以每年进行。第二，这种分析暗示了对于生成可持续性产出必要分配的特殊程度，即所有短缺租金必须全部用于投资。我们可以从理论上给出处理代际分配公平的模式：弱替代性：前几代人资源的使用程度不应超过阻止后代人尽可能利用的水平。这个定义的含义是资本存量价值（自然资本减去实物资本② ）不应降低。只要其他部分在价值上的增加（一般通过投资）足以使总体价值未发生变化，那么集体中的个别成员的资本价值是可以降低的。强替代性：根据这个解释，自然资源剩余存量的价值不应该下降。这个定义特别强调，在自然资本和实物资本有限替代可能性的假设下，要保护自然资本（与总资本相对）。此定义保持了关于保护价值（而不是实物流量的特殊水平）和维持自然资本总体（而不是任何特别的部分）先前所定义的特点，并已经演变成众所周知的“弱替代性”定义。环境替代性：在此定义下，独立资源的实体资源流应该被维持下来，而不仅仅是总体的价值。例如对于渔业而言，这个定义强调维持一个稳定的捕鱼量（指的是持续性产出），而非所捕鱼量的稳定价值。对于湿地而言，定义就涉及保护湿地的生物功能。基于这样三种模式，已有的效率观就必须将隐形成本纳入到考虑的范围中来。

但经济学毕竟是经济学，因为无论你是否把环境进而把自然资本作为核心范畴加以考察，都无法改变经济学之为人的需要服务的性质，因此我们把环境经济学称为生态经济学而不是人类经济学。人类经济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人类经济学是指，当把人类视为经济学的主体时，它所处理的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关系，包括人以外的其他所有动植物。根据生态经济学的理念，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的是原料、矿藏、空气、水等，因此我们可以在不伤害它们的前提下，保证利用最大化。实际上，这是一个十分模糊的伦理标准，因为人类对环境施加的影响往往要经过若干年之后才能体现出来。在不伤害自然的伦理底线之下，狭义的人类经济学处理的是具体的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如地区差距、贫富差距、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之间的公正分配问题。广义的人类经济学是把包括人在内的所有存在物都视为平等的存在物，人应该降低他的需求强度，如适当限制浪费的需要、奢侈的需要、虚假的需要。如果不是极端的“非物质化”的经济增长模式，① 而是把人的精力放到人的精神产品的发掘与精神需要的满足上，也就是说，人文生态建设可能是环境生态建设的一种未来替代形式。这是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