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学考察劳动之伦理本体地位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只有于观念与实践上对劳动之伦理本体地位进行先行给予，正当性问题才会被提出来，对劳动进行正当性确认才有根据和标准。现象学考察是这样一种致思类型，它暂时去掉了有关劳动的各种各样的繁茂芜杂的假象，直击劳动的伦理性或伦理价值本身，借以见出其伦理本体的真正意涵。

作为人类之伦理品质的劳动。在古希腊哲学中，德性这一范畴用来泛指包括人在内的所有事物所具有的不同于其他事物的优良品质，理性是人类品质的重要元素之一。自制、节制、明智、正义、智慧，等等，都与理性有关。亚里士多德把理性分成理论理性、创制理性和实践理性。劳动作为一种创制活动，充分运用了理论理性（科学）、创制理性（技艺与智慧）和实践理性（明智）。一如亚里士多德所言，人只是具有接受各种品质的潜质，而各种品质则是在反复的行动中获得的。人的理性也如此，人并不先天具有各种理性，而是在反复进行的劳动中才获得了理性。

劳动作为人类利用工具改造劳动对象以追求外在善（劳动产品）的活动，其过程便体现着它的伦理性，即类的品德、类的价值。（1）受动性与能动性。人的受动性决定于人是非自足性、非完满性、有限理性存在物这一点，人是依赖对象而依靠自身的存在物。于人而言的自然优先性决定了人是受动的即被决定的存在物① 。然而人又是起于受动而不止于受动且达于能动的存在物。使人具有能动性的根据在于，人在反复进行的劳动中形成了意识并使意识臻于完善。意识的形成、完善与运用，使受动变成一种动力，他把解除受动变成劳动的目的，通过劳动过程和劳动产品解除受动，满足需要，获得快乐与幸福。（2）意识、自觉与自由。意识是自觉的基础，自觉是自由的前提。借助于意识，人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人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也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也就是说，他自己的生活对他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① 所谓劳动中的自觉是指劳动者借助意识这种能力将劳动的结果在劳动之前于头脑中预先给予，② 并把它确立为目的与目标，以使他的劳动朝着这个目标进行。劳动中的自觉除了确立目的与目标之外，还得懂得对象世界的规律，合目的性必须立于合规律性之上，并懂得把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起于心意以内的由己性通过合规律性而达于两种尺度的完美结合，这便是劳动中的自由。于是，在劳动中，一旦意识、自觉和自由有机地结合起来构成一个连续的运动时，人的类的特性就被充分地表现和实现出来。劳动作为人的生命的主要呈现方式，体现了自由而自觉的特性。“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③ 动物也进行生产，但它的生产是直接的，与它们的需要是直接同一的，因而是片面的生产。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他只有生产整个对象世界才会生产其自身。动物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支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支配时才进行真正的生产，而且可以自由地对待自己的产品，既可以用于自己需要的满足，也可以用来满足他人的需要。而就整个生产或劳动的性质说，生产者充分运用他们的智慧、理智和明智，既自明自身之需要的规律，又能把握客体的规律，并在生产过程中将主客体的规律结合起来，实现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① （3）对象化、对象性、反观、证明与肯定。人是一对象性存在物，而一切有生命的存在物都是对象性存在物，即都得借助对象而使自己生存或生活下去。但人之外的其他一切生命存在物的对象性是既成的，是由对象世界预先给定的，它们只能通过改变自身以适应外界。而人的对象性则是生成的，是由人自己创造的。创造对象性关系的本体便是人的劳动，劳动作为一种生成性的活动，实质上是一对象化过程。对象化是人把自己的内在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的过程。“外化”、“对象化”指的都是把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结合起来以追求价值世界的过程。而对象性则是对象化的一个直接后果，也是对象化的根本特征。由于人类在永不停息地进行劳动，并不断转换劳动的方式，因而人的对象化和对象性都是流动的。流动的对象化与对象性给人带来了什么呢？它所带来的是不断的反观与证明，反观与证明就是一种肯定。肯定是对一种价值关系的确证，流动的对象化和对象性所确证的是：劳动过程及其产品乃劳动者心智力量的对象化。人们对劳动者之心智力量的确证是双重的，一种是自我确证，另一种是他者确证。劳动者之心智力量的自我确证方式所描述的是，劳动者在面对自己的产品时反观、映现自己，从对产品的欣赏和享用中体会自己的本质力量，通过自我认同达到自我满足。“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我在劳动中肯定了自己的个人生命，从而也就肯定了我的个性的特点。劳动是我真正的、活动的财产。”② 但劳动从来就不是单个人的事情，而是类的事情。劳动者的产品并不总是归自己享用，而要离开劳动者而走向他者。在市场社会，劳动产品走向他者已经经常化和普遍化。这是一种社会化的劳动者之心智力量的确证方式，而且是一种真正的确证方式。关于这种确证方式的真正伦理意涵，马克思曾非常精辟地指出：“假定我们作为人进行生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生产过程中就双重地肯定了自己和另一个人：（1）我在我的生产中物化了我的个性和我的个性的特点，因此我既在活动时享受了个人的生命表现，又在对产品的直观中由于认识到我的个性是物质的、可以直观地感知的因而是毫无疑问的权力而感受到个人的乐趣。（2）在你享受或使用我的产品时，我直接享受到的是：既意识到我的劳动满足了人的需要，从而物化了人的本质，又创造了与另一个人的本质的需要相符合的物品。（3）对你来说，我是你与类之间的中介人，你自己意识到和感觉到我是你自己本质的补充，是你自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而我认识到我自己被你的思想和你的爱所证实。（4）在我个人的生命表现中，我直接创造了你的生命表现，因而在我个人的活动中，我直接证实和实现了我的真正的本质，即我的人的本质，我的社会的本质。”① 于是，作为劳动之伦理本体地位的确证就在自我确证和他者确证中得以表现和实现。

劳动，作为人的本体性的活动，除了于过程中通过对象性关系呈现它的伦理价值之外，还在劳动结果即劳动产品中实现它的伦理性。劳动过程固然可以体现人的类特性，即自由自觉特性，这是劳动所蕴涵的高一级的伦理之美，但人毕竟是被自然所规定了的存在物，充满着不足和匮乏，蕴藏着释放与表达，因而是需要着的存在物。既是如此，人类就一刻也不能停止劳动，也不能停留于对劳动之过程的伦理之美的欣赏中，而要获得具有物质价值和精神价值的劳动产品，以满足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以此来看，劳动作为人类不可逃避的事情，不仅仅是人类向自己提出的伦理要求，也是社会向每个人提出的伦理任务。借助劳动产品，劳动者通过满足他人需要来实现自己的目的。为自己而劳动是劳动者对自己的完全责任，同时也是对社会的完全责任，不劳动者不得食，一个不劳而获的人是要受到伦理谴责的。

劳动者之劳动地位的确证以及劳动产品分配的正当性。现象学考察的是劳动之伦理价值的原始发生问题，其间并不涉及劳动者之社会地位的确证以及劳动产品分配的正当性问题，这是伦理学的任务。人们为什么必须劳动同劳动者地位如何、产品如何分配属于两个尽管密切联系但却不同的题材，前者是现象学的对象，后者是伦理学的任务。

无论劳动者地位如何，劳动产品如何分配，都不能从根本上取消劳动的必然性，因为没有了劳动，人类也就不复存在了。惟其如此，人们就必须重视劳动、尊重劳动、赞美劳动。但是，虽说伦理价值属于劳动的本体价值，而在具体的社会运行过程中，劳动的伦理价值可以得到承认，但有可能得不到确证。由于劳动本身就存在着劳动过程与劳动产品亦即伦理价值与经济价值相分离的可能性，只要社会结构以及社会运行方式为这种分离提供现实基础，这种分离就变成了现实。其后果是：劳动之伦理本体地位得到承认但却得不到确证，劳动者很少从劳动过程得到肯定，继而也对劳动失去了兴趣，因为劳动仅仅成为了谋生的手段。劳动之伦理本体地位的社会确证方式被颠覆为：不看谁劳动，也不管如何劳动，而只在乎你提供什么。有关劳动的功利主义伦理观代替了劳动本体论的伦理观。一种劳动过程无主体、劳动产品无来源的社会事实开始出现。并非真的无主体和无来源，而是这种主体和来源得不到真正的确认。作为劳动伦理本体地位之消解的原因同时也是其结果的事实是，劳动者无法得到与其劳动价值相匹配的社会回报，对这一事实的伦理确认，可以称为异化，也可以称为不公正。对这种异化或不公正事实的理论分析必须建立在对具体的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方式的研究之上。当劳动之伦理本体地位的确证与劳动者获得回报的正当性问题同具体的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方式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会使问题变得极为复杂。遵照简约的原则，我们把劳动之伦理本体地位的确证与劳动者获得回报的正当性问题区分为强意义上的和弱意义上的两种状态。

 ①说人是受动的存在物也就等于说人是需要着的存在物，表现为为解除不足和匮乏而进行的从外到内的占有、为解决过量和释放而进行的由内到外的表达。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5月版，第96页。

 ②“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20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5月版，第96页。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5月版，第97页。

 ②同上，第38页。

强意义上的消解与不公正所指称的是完全异化状态下的状况，具体地说就是由私有制和资本的“合谋”所导致的劳动的完全异化。依照普遍接受的观点，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均属私有制社会。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并没有造成完全的劳动异化，只有当劳动资料、劳动产品与劳动者发生分离，且劳动力作为生产中的一个要素进入市场并同其他生产要素参与资本运动的时候，一种典型意义上的消解与不公正才会产生。

这与人们构造社会关系的方式密切关联。在传统社会，人们是根据血缘、亲缘和地缘构造社会关系的，构造社会关系的方法属于整体主义。而在市场社会条件下，人们在物的依赖性基础上获得了独立性，在这种形态下，借助于资本的连续运动，“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交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① 这与前资本主义相比似乎是一个进步，但原子主义和物质主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以及私有制的决定性作用，造成了双重的代价，这就是强意义上的消解与不公正。

首先是劳动之伦理本体地位的消解。在私有制基础上，在资本的连续运动中，劳动被简化为生产活动，正是在这种转化过程中造成了伦理元素的丢失。生产与劳动有着极大的区别，劳动所包含的不仅仅是物的关系，尚有社会关系和精神关系在其中。对劳动者来说，劳动作为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决非仅仅是物与物、人与物的结合，而是包含着劳动者的激情与热情：“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② 劳动并非仅仅是劳动者靠着自身的力量运用工具于劳动对象上从而获得劳动产品的过程，而是包含心智力量于其中的，是蕴涵激情与热情于其间的。生产是劳动，但劳动却不仅仅是生产。当劳动仅仅变成了资本运行逻辑中的一个要素或一个环节的时候，劳动就仅仅成为了生产。那么，资本是如何通过其自身的运行逻辑将劳动仅仅作为生产从而使劳动失去其伦理基础或伦理性质的呢？“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被运用起来。因此，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③ 资本是集体行动的逻辑。资本作为一种增殖运动，作为一套复杂的社会设置，借助商品与货币这两种形式，通过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把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统一到自身的运行逻辑中来，资本颠覆了人与物之关系的本质：它把人的关系变成了物的关系，把物的关系变成了人的关系。它把劳动简单化：它只留下了劳动力，而把劳动者的心智力量、追求对象性存在的激情与热情，通过对象性关系反观和印证自己的本质力量的可能性，全部放逐到劳动过程以外，劳动的神圣感、崇高感被世俗化、简单化和物质化的生产所替代。工人通过劳动所创造的不是反观和印证自己之本质力量的对象性世界，而是一个异己的资本的世界。资本原本是人类找到的用来追求财富并企盼通过占有财富和享用财富获得幸福的一种社会形式，然而事实上，资本一经被创造出来就不再听从人的指令，反过来还制约人。“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① “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殖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不仅生产商品，它还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产商品的比例生产的。”② 资本作为一种无主体、非人格化的力量，在不断地吸引着劳动者，从而也控制着劳动者。不是劳动者想不想劳动，而是资本让不让你劳动。“工人生产资本，资本生产工人，因而工人生产自身，而且人作为工人、作为商品就是这整个运动的产物。人只不过是工人，并且作为工人，他只具有对他是异己的资本所需要的那些人的特性。但是因为资本和工人彼此是异己的，从而处于漠不关心的、外部的和偶然的相互关系中，所以，这种异己性也必然现实地表现出来。因此，资本一旦想到——不管是必然地还是任意地——不再对工人存在，工人自己对自己说来便不再存在：他没有工作，因而也没有工资，并且因为他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工人存在，所以他就会被人埋葬，会饿死，等等。工人只有当他对自己作为资本存在的时候，才作为工人存在；而他只有当某种资本对他存在的时候，才作为资本存在。资本的存在就是他的存在、他的生活，正像资本的存在以一种对他漠不关心的方式来规定的他的生活的内容一样。”③ 于是，在资本运行逻辑之上，由于物的关系的普遍化使得劳动这种人类的本体活动在四个方面失去了它的伦理性，或者说使劳动失去了伦理基础。其一，劳动者与劳动过程相分离。劳动者无法从劳动过程中得到乐趣，“劳动对工人说来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① 其二，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分离。劳动产品原本是劳动者之本质力量对象化的一个价值结果，如今这个结果已经不归自己，而且这种对抗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劳动者生产得越多，自己失去得就越多。“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了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般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② 其三，在劳动中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关系。马克思曾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说道，假定我们作为人进行生产，我就会在我的产品中、在他人享用我的产品时、在与他人的印证关系中、在我的社会本质中证实和反观自己，并在这种印证和反观中再现自己、实现自己，从而感到快乐。但在物化的资本逻辑中、在异化的社会关系中，这一切都没能实现。其四，由于我不能从我的产品中，也不能从他者那里得到肯定、认同，我作为劳动者变成了一个孤独的原子，我无法从类本质、我的社会本质那里得到肯定和认同。对社会而言，是资本这种外在的力量强迫我劳动；对我自己而言，为了获得生存资料，我要强迫自己去劳动，因为没有了劳动这个手段我便不能生存，更不用说生活了。劳动的伦理意涵原本是作为内在的目的推动着劳动者的，而在对抗的社会关系下，它们却变成了外在的目的，我必须使我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但是这种服从不是孤立的行为。除了从事劳动的那些器官紧张之外，在整个劳动时间内还需要有作为注意力表现出来的有目的的意志，而且，劳动的内容及其方式和方法越是不能吸引劳动者，劳动者越是不能把劳动当作他自己的体力和智力的活动来享受，就越需要这种意志。”①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95页。

 ②同上，第95—96页。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6月版，第118—11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版，第119页。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版，第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