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西湖南隅的大慈山下，有一处千年佛教名刹，称作虎跑寺。这座寺院原名叫定慧寺，始建于唐代，宋代改名法云祖塔院，苏东坡写有《重游祖塔院》一诗，惹得历代文人墨客步其后尘，留下了数以百计的诗章。元朝恢复原名，明代和清代又屡有改建、扩建，使这座寺院历千年风雨而不废。它的名声虽然不如同在西湖边的灵隐寺、净慈寺那样大，但此地四周群峰环峙，丛林莽莽，溪流淙淙，环境十分清幽，确是一处隔尘离俗、发愿修行的好去处。

虎跑以泉得名，泉名则得自“虎移泉眼”的传说。明朝宋濂在《虎跑泉铭》序中说：“唐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性空大师来游兹山，乐其灵气盘郁，栖禅其中。寻以无水，将他之。忽神人跪而告曰：‘自师之来，我等檄惠者甚大，奈何弃去？南岳童子旋当遣二虎来移，师无忧也。’翌日，果见二虎跑山出泉，甘洌胜常。”这二虎跑山而得的泉水甘洌醇厚，品质极佳，名气仅次于镇江的金山泉和无锡的惠泉，素有“天下第三泉”之称。寺以泉兴，泉在寺中，久而久之，定慧寺的原名倒不为人注意，虎跑寺的称呼却流传了下来。

正是在这里，俗世界的李叔同摇身一变，成了佛门中的弘一法师，为他自己的人生划了一道分界，也与他世俗家族的命运做了诀别。

1918年的7月1日清晨，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平静的校园里起了一阵骚动，一个惊人的消息在哄传着：“李叔同先生真的做和尚去了。”

后来的研究说，李叔同入山的日子，就在此前一天的6月30日。在此之前，他已经在这所学校任教了七个年头。

为了这一天，李叔同做好了一切准备。他提前结束了课程，进行了考试，辞去了教职。他把平生所作的油画送给了北京国立美术专门学校，所刻所藏印章送给杭州西泠印社，笔砚碑帖送给了书画家周承德，衣服、书籍等赠给了他的学生丰子恺、刘质平等人，同在浙一师任教的好友夏丏尊也得到了部分物品。

出家为僧在李叔同心里已经酝酿很久了。

早在1917年1月18日，李叔同在写给弟子刘质平的一封信中说：“鄙人拟于数年之内入山为佛弟子（或在近一二年亦未可知，时机远近，非人力所能处也），现已络续结束一切。”这年春节刚过，他就到了虎跑寺──这里距离他所任教的浙一师并不远，习静一个月才回到学校。

10月间，李叔同又到虎跑寺拜谒了一位法轮禅师，说法竟夕，颇有所悟。这一年，李叔同的案头摆上了《普贤行愿品》《楞严经》《大乘起信论》等佛教经书，房间里供起了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等佛像，房间里天天烧着香，板凳上也设了蒲团。

1918年寒假，李叔同又去了虎跑寺过年。也许真是一种机缘，在那里，他正好目睹了江苏溧阳人彭逊之的出家过程。对于李叔同，这似乎是一种无形的感召，就在这个寒假中（1918年2月25日，农历正月十五），他拜了悟法师为师，皈依佛门，并取法名演音，号弘一。不久，李叔同在给刘质平的另一封信中说：

“不佞即拟宣布辞职，暑假后不再任事矣。⋯⋯不佞所藏之书物，近日已分赠各处，五月以前必可清楚。秋初即入山习静，不再轻易晤人。剃度之期，或在明年。”

李叔同没有等到第二年。二十余年后，弘一法师圆寂不久，他最亲近的弟子之一丰子恺回忆说：

出家前数日，他同我到西湖玉泉去看一位程中和先生。这程先生原来是当军人的，现在退伍，住在玉泉，正想出家为僧。李先生同他谈得很久。此后不久，我陪大野隆德（按：李叔同的日本画家朋友，当时在杭州西湖写生）到玉泉去投宿，看见一个和尚坐着，正是这位程先生。我想称他“程先生”，觉得不合。想称他法师，又不知道他的法名（后来知道是弘伞）我回去对李先生讲了，李先生告诉我，他不久也要出家为僧，就做弘伞的师弟。我愕然不知所对。

丰子恺简单记述了李叔同的出家过程：

出家的前晚，他叫我和同学叶天瑞、李增庸三人到他的房间里，把房间里所有的东西送给我们三人。第二天，我们三人送他到虎跑。我们回来分得了他的“遗产”，再去望他时，他已光着头皮，穿着僧衣，俨然一位清癯的法师了。（《怀李叔同先生》）

李叔同的好友夏丏尊记述称：

暑假到了，他把一切书籍、字画、衣服等等分赠朋友及校工们，我所得到的是他历年所写的字，他所有折扇及金表等。自己带到虎跑寺去的，只是些布衣及几件日常用品。我送他出校门，他不许再送了，约期后会，黯然而别。暑假后，我就想去看他，忽然我父亲病了，到半月以后才到虎跑寺去。相见时我吃了一惊，他已剃去短须，头皮光光，著着海青，赫然是个和尚了！（《弘一法师之出家》）

曾为浙一师学生的石有纪在《怀弘一法师》一文中，也记述了李叔同出家当日的情形：

他叫他自己的一个老当差，于晨光熹微之中，挑了两件简单的行李，一直从学校（杭州贡院）出涌金门，经净慈寺，到近虎跑仅仅半里路的地方，他叫老当差停住了步，开起箱子，披上袈裟，穿上草鞋，老当差呆呆地望着他说：“李先生，你做什么！”他却回答道：“不是李先生，你看错了。”于是自己肩上行李，如飞地跑进了虎跑寺，一任老当差在后面哭喊！

当时为李叔同同事的姜丹书称：

入山之日，未破晓即行，故余等清晨赴校送行，已不及，仅一校役名闻玉者，掮一行李萧然随行。及至虎跑寺后，上人易法服，便自认为小僧，称闻玉曰居士，坐闻玉，茶闻玉，顿时比在校中，主宾易位，已使闻玉坐立不安。少顷跣足著草鞋打扫陋室，闻玉欲代之，不可；自掮铺板架床，闻玉强请代之，又不可；闻玉乃感泣不可仰视，上人反安慰之，速其返校。闻玉徘徊不忍去，向晚，始痛哭而别云。（《追忆弘一大师》）

啸月在《弘一大师传》中也描写了同样的场景。他说：李叔同出家前，“语相契者曰：‘余明日入山，相聚只今夕，公等幸各自爱。’众度其意不可挽，相对泫然。忽一友问曰：‘君果何所为而出家乎？’曰：‘无所为。’曰：‘忍抛骨肉耶？’曰：‘人事无常，如暴病而死，欲不抛又安可得？’翌日破晓，遂孑然长往矣。一校役名闻玉者送师至寺。师易缁衣后，尊闻玉曰居士，逊之坐。师自扫除居室，玉欲代之，不可。师自支板为床，玉欲代之，亦不可。玉泣不可仰，师慰令返校；玉徘徊不忍去，迟之又久，乃痛哭而回。”

啸月提到的这位与李叔同对话的友人是姜丹书。弘一大师后来口述的《我在西湖出家的经历》一文，叙述自己出家过程称：

到了这一年放年假的时候，我并没有回家去，而是到虎跑寺里面去过年。我仍住在方丈楼下。那个时候，则更感觉得有兴味了。于是就发心出家，同时就想拜那位住在方丈楼上的出家人做师父。他的名字是弘祥师，可是他不肯我去拜他，而介绍我拜他的师父。他的师父是在松木场护国寺里面居住的。于是他就请他的师父回到虎跑寺来。而我也就于民国七年正月十五日受三皈依了。

大师又说到此后入山和落发的大致经过：

我打算于此年的暑假入山。预先在寺里住了一年后，然后再实行出家的。当这个时候，我就做了一件海青，及学习两堂功课。在二月初五日那天，是我母亲的忌日，于是我就先于两天以前到虎跑去，在那边诵了三天的《地藏经》，为我的母亲回向。到了五月底的时候，我就提前先考试。而于考试之后，即到虎跑寺入山了。

到了寺中一日以后，即穿出家人的衣裳，而预备转年再剃度的。及至七月初的时候，夏丏尊居士来，他看到我穿出家人的衣裳但还未出家，他就对我说：“既住在寺里面，并且穿了出家人的衣裳，而不即出家，那是没有什么意思的。所以还是赶紧剃度好。”

我本来是想转年再出家的，但是承他的劝，于是就赶紧出家了。七月十三日那一天，相传是大势至菩萨的圣诞，所以就在那天落发。

1918年8月16日，李叔同入山一个半月后，在了悟和尚的主持下，正式实施了剃度仪式。10月17日，李叔同在著名的西湖灵隐寺由慧明法师开堂秉受具足戒──这是对出家人生活细节严格而繁复的规定。至此，名噪一时的艺术教育家李叔同正式落发为僧，法名演音，号弘一。这一年，李叔同38岁。

李叔同青少年时代的好友、时任钱塘道道尹的天津人王仁安，在他落发为僧之际，曾应邀到虎跑寺与李叔同相见。事后，王赋诗两首，记述了当时的感受：

步步弯环步步奇，常愁路有不通时。

却怜叠嶂层峦处，一曲羊肠到始知。

兴来寻友坐深山，竹院逢僧半日闲。

归到清波门外路，又将尘梦落人间。

正如虎跑寺前蜿蜒的石板路不知要伸向何处，谁也没有料到李叔同的人生竟是这样的归宿。

在夏丏尊所获李叔同的赠品中，有一件题名为《前尘影事》的卷轴，是李叔同早年出入于声色场时，诗妓朱慧百、李苹香所赠的书画扇页。夏后来请李叔同的友人、书画家陈师曾和曾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李叔同共事的王瀣分别为之题词。陈师曾系陈三立之子，也是大学者陈寅恪之兄，是一位颇有艺术造诣的画家，民国初年曾在多所学校教授国画。陈题词曰：

象管留春，麝煤记月，犹觉幽香盈把。为忆当时江左风流游冶。凭剩稿齐擅才名，访歌管首询声价。恰双双蛱蝶飞来，粉痕低映翠屏亚。

尘缘顿空，逝水谁识，春风半面，马樱花下。重展冰绡，絮影分明如画。怅今日，劳燕西东，更说甚紫娇红姹。好丹青付与知者，草鞋同样挂。

王瀣是一位博学多识的宿儒，后来曾执教于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他的题词是：

倒帽少年游，前尘泪已收，镇缠绵小字银钩，画里眉山青更远，山影外有高楼，莫莫与休休，华飞烟水流，剩吴笺犹管闲愁。弹指一声春在否？凭向取老堂头。

对友人来说，李叔同的出家之举并非不可理解，但他特立独行的人生选择，仍然令人感到无限的怅然。

李叔同少年时风情潇洒，来往于声色情场，游戏于繁华世界，与艺界风尘女子有不少的交往。这两首词写了李叔同早年寄情声色的生活，而如今，一切都已遥远而模糊，旧日的好时光似乎尚未流转，当年的风情才士已遁入空门，寂寞空寥，何堪回首。前尘已作梦影，让人有说不出的感慨。

1945年，劲草在《弘一上人》一文中说“综上人之一生，为翩翩之佳公子，为激昂之志士，为多才之艺人，为严肃之教育家，为戒律精严之头陀，而卒以倾心西极，吉祥善逝，其行迹如真而幻，不可捉摸，殆所谓游戏人间，为一大事因缘而出世者”。李叔同的出家，是民国文化教育界的一大奇事异闻。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他出身于世家望族，熟读诗词文章，精通书法金石，早年以风流才子而扬名，以后又留学日本多年，专攻西洋艺术，回国后从事艺术教育，对西洋话剧、音乐、美术的输入颇有贡献，在近代艺术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这样一位正处于人生中年的艺术家，却突然之间从现世生活中隐退，不能不让世俗之人在惋惜之余，感到难以理解。

按照一般的逻辑，大凡个人的人生发生急促的变化，必然要与他的生活背景、时代场景联系起来。在历史与现实中，因个人前途、家庭命运以及社会环境等等发生巨大转折，而改变自身生活态度、价值观念、思想信仰的人并不少见。但这些因素在李叔同身上都难以发现，好像没有什么东西促使李叔同从世俗生活中倏忽退隐，这为他的出家平添了几分神秘色彩。正因为如此，世俗的人们才越发对他的出家原因产生兴趣。从李叔同落发为僧的那一天开始，就有了众说纷纭的推测和解释。或称是家道中落促成，或称是遁世观念使然，或称是由于日籍妻子离异而看破红尘，或称是与佛有缘而受影响。这些说法各有各的道理，但又不能完全让人信服。弘一法师圆寂后，赵家欣在《弘一法师的生平》一文中分析李叔同出家原因认为，一是家庭环境。其父研究禅宗，笃信佛教，促使李叔同养成了悲天悯人的情怀。二是放浪生活。声色纵乐的生活，最容易让人厌倦，从而参透众生无常，色相全空。三是对社会消极悲观的情绪。这种看法，大致即体现了一般人对李叔同出家原因的理解。

不过，不同社会身份和处境的人，对同一件事情的理解往往不能达成一致，李叔同出家也是如此。李叔同说过，他的出家，有家庭亲佛氛围的影响，也有杭州佛教环境的作用。他觉得出家人的修行和生活“很有意思”，因而选择遁入佛门。以这样一种“因缘”说来解释，显然不能令世俗之人信服。在艺术和精神上都深受李叔同影响的丰子恺，后来在厦门佛学会的一次讲演中，将人的物质、精神和灵魂生活比喻成人生的三层楼，认为李叔同强大的“人生欲”和求其彻底的人生态度促使他由艺术升华到宗教，由艺术家而“做和尚修净土”。在这种纯粹的精神力量的驱使下，李叔同一步一步地走上了追求人生极致的最高境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最终归宿。这种说法颇能打动人心，联想到李叔同做人的认真精神以及艺术家原本特有的敏感气质，确实有一定的说服力。

姑且不要纠缠在这个难以得出终极结论的问题中，还是回过头来，让我们重新审视他和他的家族在那个时代所留下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