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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管人生幻与真:李叔同家族 完结

作者:田涛

诗词、书法与篆刻


世俗世界里的李叔同,是一位旧学、新学都有不凡造诣的文人兼艺术家。“二十文章惊海内”并非自诩之言。丰子恺说:


西洋文艺批评家批评德国的歌剧大家华葛纳尔(Wagner)有这样的话:“阿普洛(Applo文艺之神)右手持文才,左手持乐才,分赠给世间的文学家和音乐家。华葛纳尔却兼得了他两手的赠物”,意思是说华葛纳尔能作曲,又能作歌,所以做了歌剧大家。拿这句话评价我们的李先生,实在还不够用。李先生不但能作曲,能作歌,又能作画、作文、吟诗、填词、写字、治金石、演剧。他对于艺术,差不多全般皆能。而且每种都很出色。(《为青年说弘一法师》)


李叔同确实是这样一个全才。

先说李叔同的诗词。

李叔同接触诗词很早,十六七岁时,从天津名士赵元礼学填词,庚子(1900)以后至出家前,李叔同创作过不少诗词作品。李叔同的诗词,一部分是与文友、诗妓之间的应酬唱和,前面已经引用过不少。这里主要介绍部分具有社会关怀意义的作品。他的诗作风格有的慷慨壮丽,极富豪侠之气。试读1912年李叔同填《满江红•民国肇造》一词:


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囊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

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山河,英雄造!


这首词充满激越昂扬之情,雄奇豪放的情调,展示了作者内在的英雄主义气概和奔腾劲健的情怀。

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一方面国难频仍,疮痍满目,民不聊生;另一方面,政治变革与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激人奋进。青年李叔同不能不受感染,他的诗词作品,忧时愤世之情溢于言表。这类作品是李叔同诗词的主体。这些感时伤怀之作,将个人情怀与社会感受相结合,发抒内心的积郁。就存留至今的作品来看,他的作品或沉静凝重,或婉约迷离,或阴柔悱恻,都洋溢着丰富的感情色彩。以情入诗,融情于景,使他的诗歌少有矫揉造作或枯涩滞重之感。今天能够看到的李叔同诗词,多是他的尘世之作。出家之后,除了为《护生画集》作过一些配诗外,李叔同基本上再没有诗词作品。

在李叔同1900年左右的作品中,《辛丑北征泪墨》中的诗词最有代表性。1900年7月,天津遭受八国联军的侵占和蹂躏,其兄长李文熙一家避难河南。次年初李叔同从上海回到天津,期间目睹离乱中的家乡,颇多悲愤。回沪之后,他写下《辛丑北征泪墨》,记录此行见闻:“游子无家,朔南驰逐。值兹离乱,弥多感哀。城郭人民,慨怆今昔。”

离开上海时,李叔同尚沉浸在与母亲、妻子分离的怅惘中。登船当晚,他梦见母亲与妻子相对流泪,不胜离别之感,一梦醒来,枕巾已为泪痕所湿。然而,抵达天津时所见到的景象,则使他忘却了个人的忧伤。船行途经大沽口时,但见沿岸“残垒败灶,不堪极目”,其《夜泊塘沽》云:


杜宇声声归去好,天涯何处无芳草。春来春去奈愁何,流光一瞬催人老。

新鬼故归鸣喧哗,野火燐燐树影遮。月似解人离别苦,清光减作一钩斜。


登岸之后,李叔同没有赶上第一班火车,只得暂寻旅馆安歇。但兵燹之后,原有旅舍都已残败,“新筑草舍三间,无门窗床几。人皆席地坐,杯茶盂馔,都叹缺如。强忍饥渴,兀坐长喟。”傍晚乘车赴津途中,但见沿路房屋大半烧毁。进城后,原来的城墙已经被拆毁,仅余十之二三。在城东姚家,李叔同见到旧时友人,“忽忽然如隔世”。抵津的第二天,大风怒号,愁不得睡,有诗曰:


世界鱼龙混,天心何不平?岂因时事感,偏作怒号声。烛尽难寻梦,春寒况五更。马嘶残月堕,笳鼓万军营。


在天津期间,李叔同曾与日本红十字会上岗太岩笔谈竟夕,“极为合契”,上岗勉励他尽忠报国,这让李叔同“感愧殊甚”。住了一段时间后,因为路途不太平,李叔同放弃了到河南省亲的打算。在返回上海途中,他记录了在塘沽登轮时的感触:


感慨沧桑变,天边极目时。晚帆轻似箭,落日大如箕。风卷旌旗走,野平车马驰。河山悲故国,不禁泪双垂。


同人在船上清歌作乐,以解旅途寂寥,却难以驱散李叔同心中的家国积郁:


子夜新声碧玉环,可怜肠断念家山。劝君莫把愁颜破,西望长安人未还。


李叔同的诗词以悲愤哀伤为主情调,笔法则讲究隐寓比兴。1906年左右,李叔同的诗词显得更为深沉,手法也更为老练。试读《喝火令•哀国民之心死》:


故国鸣鷤鹆,垂杨有暮鸦。江山如画日西斜。新月撩人,透入碧窗纱。

陌上青青草,楼头艳艳花。洛阳儿女学琵琶。不管冬青一树属谁家,不管冬青树底影事一些些。


《醉时》也是如此:


醉时歌哭醒时迷,甚矣吾衰慨风兮。

帝子祠前芳草绿,天津桥上杜鹃啼。

空梁落月窥华发,无主行人唱大堤。

梦里家山渺何处,沈沈风雨暮天西。


在杭州时期,李叔同的兴趣主要在歌曲上,诗词作品已经很少,遁入佛门之后,就不再作诗填词了。

对于李叔同一生的诗词风格,亦幻法师在《弘一大师在白湖》一文说:


弘一法师好欣赏每本著作的文字。据我的观察,他的兴趣是沉溺在建安正始之际。对于诗亦一样。不过他不喜欢尖艳,他好陶潜和王摩诘一派的冲淡朴野。他有一册商务国学丛书本的右丞诗,曾用许多圈点,并且装上一个很古雅的线装书面,给人猜不出是什么书,而且常和那本长带身边的古人格言在一起。我想鲁迅翁亦很好六朝文学,如他抄编的那本《古小说钩沉》,弘师见到必很高兴。这是一本鲁迅翁在北平绍兴会馆时代修养文学而抄集的书,待等《呐喊》出版受到中国文化界热烈的欢迎,不得不把作风就此改变。而弘师呢?他出家后第一部著作,是仿效道宣律师的文字写成之《四分律戒相表记》,这书出版后,颇受到世界佛学家之称许。所以他不肯把写作的工具轻易换掉,就越发沉溺于鲁迅翁初期之所嗜不能自拔。他们两个在文学上的天才,大抵不相颉颃,不同处就在于转变问题。


再说李叔同的书法。

在李叔同一生的艺术造诣中,书法最有成就。早年的李叔同天生聪颖,对于书法、金石尤为爱好,十三四岁时,篆字已经写得很好,在天津时曾从唐静岩(育厚)学书法。唐为浙江人,为官天津,后行医,乘坐大轿,诊金甚昂,有“唐八吊”之称,书法篆刻有秦汉之风。据称,天津人随唐学习书法、篆刻的仅知三人:一华靖字文宰,一王雨南,华之表亲,一即李叔同。

李叔同的书法学习从临摹北碑开始,并把这种临摹功夫一直延续下来。夏丏尊说:“他平日鸡鸣即起,临写古代金石钟鼎,过眼便能神似。而最得力的就是汉魏的造像、墓志以及秦篆、泰山石刻等。至于古代的文字为石鼓文及天发神谶碑等,都是造诣至于绝顶的,所以他的书法,早年于海外已能使洛阳纸贵了。”对于他的临摹功夫,钱君匋说:


他写《张迁碑》,雅拙韶秀,气宇雍容;写《石鼓文》,匀停舒展,缓带轻裘于百万军中,有儒将风流;写《天发神谶碑》,变险为平,内涵蕴藉;写《爨宝子碑》,密极似疏,举重若轻,方笔之美,运锋如刀。


李叔同对书法一事极为认真,一笔一画,都不随便乱写。李叔同认为,学习书法须先由篆书下手,次及隶书,然后入楷,楷字有成,再学行草。在他看来,无论写字刻印,都足以表示作者之性格。他的书法作品表达的是平淡、恬静、冲逸。出家前,他的字用笔沉着平稳,凝重厚实,出家之后则一变而为含蓄蕴藉,疏朗瘦长。马一浮称他的书法“精严静妙”,说:“大师书法,得力于张猛龙碑,晚岁离尘,刊落锋颖,乃一味恬静,在书家当为逸品。”也有人评论说,李叔同的书法与其习练西洋画有关:


弘一法师之书法,晚岁愈佳,其书不露锋芒,精力内蕴,绝无人间烟火气,如技击家之太极拳然。壮年时除临南北朝墓志造像外,远溯周秦残刻,凡所临摹,无不神似。盖缘本习西画,其目其手,久经训练,自能逼肖。入山以后,书体屡变,然无一种能确指其专宗某碑者,足见其取精用宏,融化无迹,卓然为大家也。马一浮先生尝称赏之,法师亦颇自熹,谓“马先生近誉余书,余自视亦有进步。”或谓其书实本画理,与西洋图案画理相吻合。每字为一图案,积字成行,积行成幅,字与字,行与行之间,又互为图案。故其分行布白,向背掩映,无不悉臻神妙。有以此理诘之者,法师亦颇颔之。(吉申《免斋随笔》)


李叔同晚年自述其书法称,他在写字时,皆依照西洋美术的布局原则,竭力配置、调和全纸面之形状,于常人所注意的字画、笔法、笔力、结构、神韵,乃至某碑、某帖、某派,皆一致屏除,决不用心揣摩。所以,他所写之字,应当以图画的眼光来看。他出家后写的书法作品,都空出一定的白边,在给受赠者的信中,他特意提出过,白边有特殊的意义,拿出去裱时,千万不要把白边裁掉。对于李叔同后期的书法,叶圣陶有一段精彩准确的解说,不妨一读:


弘一大师对于书法是用过苦功的。在夏丏尊先生那里,见到他许多习字的成绩。各体的碑刻他都临摹,写什么像什么。这大概因为他弄过西洋画的缘故。西洋画的基本练习是木炭素描,一条线条,一笔烘托,都得和摆在面前的实物不差分毫。经过这样训练的手腕和眼力运用起来自然能够十分准确,达到得心应手的境界。于是写什么像什么了。

艺术的事情,大都始于摹仿而终于独创。不摹仿打不起根基。摹仿一辈子,就没有了自我,只好永远追随人家的脚后跟。但是不必着急,用真诚的态度去摹仿,自然而然会遭到蜕化的一天;从摹仿中蜕化出来,艺术就得到了新的生命。不傍门户,不落窠臼,就是所谓独创了。弘一大师近几年来的书法,可以说已达到了这地步。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他是用了多年的苦功,临摹各种的碑刻,而且是写什么像什么的。

弘一法师近几年来的书法,有人说近于晋人。但是摹仿哪一家呢,实在指说不出。我不懂书法,然而极喜欢他的字,若问他的字为什么教我喜欢?我只能直觉地回答:因为它蕴藉有味。就全幅看,许多字是互相亲和的,好比一堂谦恭温良的君子人,不亢不卑,和颜悦色,在那里从容论道。就一个字看,疏处不嫌其疏,密处不嫌其密,只觉得每一划都落在最适当的位置,移动一丝一毫不得。再就一笔一画看,无不教人起充实之感,立体之感。有时有点像小孩子所写得那么天真,但一边是原始的,一边是纯熟的,这分别又显然可见。总括以上这些,就是所谓蕴藉。毫不矜才使气,已经含蓄在笔墨之外,所以越看越有味。(《弘一法师的书法》)


遁入空门之后,他诸艺皆废,但在书法上仍继续追求,未曾一日间断。出家后的弘一法师经常作字送人,所以他的墨宝流传下来为数甚多。早年,上海开明书店曾经影印出版了《李息翁临古法书》,1956年,侨居菲律宾的性愿法师影印出版了《晚晴山房书简》,弘一圆寂20周年时,丰子恺、钱君匋编辑影印了《弘一法师遗墨》,1992年出版的《弘一法师全集》也有一册为书法卷。

还有李叔同的篆刻。

篆刻一学,即刻印的通称,为我国独有之艺术种类。印章字体多用篆书,先写后刻,故称篆刻。李叔同在篆刻上也下过很大的工夫。少年时期,桐达钱铺的账房先生徐耀廷幼承家学,能书画篆刻,是他的启蒙老师之一。1896年时,他已存图章一百块上下。在城南草堂时期,李叔同将所藏名家刻印和自己早年作品汇集成册,编成《李庐印谱》问世。出家时,他将生平所刻印章全部送给西泠印社封存于石壁中,立碑记曰:“同社李君叔同将祝发入山,出其印章移诸社中。同人用昔人诗家书藏遗意,凿壁庋藏,庶与湖山并永云尔。”20世纪80年代,这批印藏被重新发掘出来。

李叔同一生治印、赏印、论印,始终坚持对篆刻艺术的追求,天津著名诗人王吟笙的评价是:


少即嗜金石,古篆书鱼虫。

铁笔东汉字,寝馈于款识。

唐有李阳冰,摹印数一帜。

家法衍万年,得君益不坠。

为我治一章,深情于此寄。


雕虫篆刻,文人情趣,同他的书法作品一样,李叔同的篆刻作品也具有平淡质朴、意境深远的特点,布局上强调虚实动静,笔画上突出疏密变化,临古法而不刻板做作,富清新之风。他还自创了一种锥刀,刀尾扁尖而平齐若锥。对他在篆刻艺术上的成就,朱其华称:“把李叔同列入近代中国的第一流印人,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李叔同一生大半的时间,都陶冶在传统艺术的领域。诗词、书法、篆刻上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自成一体的书法,足以表明他的艺术家地位。




寄情国粹的背后

寄情国粹的背后,隐隐可见李叔同的文化心态。
李叔同的文化心态,大体上可归于国粹主义一类。
晚清以来,西学东渐,由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巨浪,至20世纪初年,西学更有风卷残云之势,中国文化的地位受到了根本上的威胁,国学危殆的命运无时不在牵动文人的神经。传统文化的市场越来越小,对国粹的强烈感情,使不少人感到了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悲凉,中国文人们倾注了多年心血的玩意儿开始沦丧了,对于寄情于国粹的文人来说,情感上是不能接受的。
生性敏感的李叔同,对中国文化的命运很早就有一种忧心。在他一生的各个阶段,他都有过对传统文化末世的慨叹,并力图表彰传统,以挽回国粹颓风。
留学以前的例子,是他在上海编写《国学唱歌集》。1905年《东方杂志》曾举办了一次关于学堂读经问题的征文活动,当时正值改科举兴学堂之际,学堂是否应该读经、如何读经成为社会上颇有争议的话题,这次征文题目是“学堂用经传,宜以何时诵读,何法教授,始能获益?”李叔同提交的征文,刊登在《东方杂志》第二年第二期(1905年5月)。他对废经之说表示反对,“经传所以不忍遽废者,亦以国粹所在耳。”在他看来,今日中国处过渡时代,毁经或尊经都不可取,骤弃经书,难免横流之祸,固守不变,也不合天演公例。李叔同认为,读经重在传承其精神,主张用问答体教科书的形式,对经传进行编订,以适合学堂使用。他在征文中还提出,诗经有“言情、达志、敷陈、讽喻、抑扬、涵泳诸趣意,应用之为中学唱歌集。其曲谱取欧美旧制,多合用者。”
李叔同这一时期编写的《国学唱歌集》,是他对这种观念的一次实践。其时清政府颁定新学制,各地学堂纷纷开设音乐课程,近代学堂音乐的一些先驱者沈心工、曾志忞等编写学校唱歌集,供学堂使用。学堂乐歌的内容多宣传社会改良观念,激发爱国情怀,倡导独立、进化、文明等新思想,考虑到学生的理解程度,大多使用了通俗易懂的语言,文字浅近,贴合实际生活。李叔同的《国学唱歌集》则不同,20多首作品都是从《诗经》《离骚》、唐宋诗词及昆曲中选录,有的谱以新曲,有的仍使用了原来的古曲调。
作歌集的目的,李叔同在序中说的很明确。他对“诗教式微,道德沦丧”感到痛心,感叹自己生的太晚,不能亲闻古乐雅韵。他认为学堂乐歌都是近人撰述,而没有抒发古义微言之作,所以“余心恫焉,商量旧学,缀集兹册。”当年夏,《国学唱歌集》作为沪学会乐歌研究科教本出版,目的是用于师范学校、中学校的音乐教育。用国粹激发民众的爱国心,是《国学唱歌集》的用意,故而刊登在上海《时报》上的《国学唱歌集》广告中称:“摅怀旧之蓄念,振大汉之天声”。
20世纪初年,在西方文化大举涌入、传统文化日见蚕食的背景下,一些文化人从民族主义的观点出发,申明“夷夏之防”,表彰宋末、明末汉民族志士和遗民的气节,阐释中国经史学问、语言文字、音韵训诂、诗歌辞赋、金石书画、戏剧、美术、音乐等等,以保种存学。1905年初,上海出现“国学保存会”,紧接着《国粹学报》发刊,邓实、黄节、刘师培、章炳麟等大力倡导,成为国粹派的中坚人物。他们以提倡国学,保存国粹,发扬国光,反对醉心欧化为职志,把国粹视为一国精神之所寄,成为当时思想文化界颇有影响的一种思潮。
以夷夏观念来激发汉民族排满反清精神,是国粹思潮的政治性质,这一点不作阐述。仅仅从文化心态和文化观念上来说,李叔同编写《国学唱歌集》的志趣,与国粹派的主张是相通的。
在日本留学期间的例子,是他在自己编辑的《音乐小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名为《呜呼!词章!》。文章说,日本唱歌的词意,十之九五袭用中国古诗。而我国近世以来,蔑视词章,西学输入后,更有消灭之势。“不学之徒,习为蔽昌,诋其故典,废弃雅言”,反而称赞日本唱歌的奇妙,不知其为中国古诗之唾余,齿冷于大雅,贻笑于外人。
李叔同对这种现象感到痛心,批评中国留学生甚至不知《史记》《汉书》为何物。他的认识是有一定的道理,不了解民族的历史何以谈到爱国?中国文化有优秀的东西,文学艺术独特的传统,也不乏可取之处。当时的留学生也好,国内人士也好,也确实有盲目崇拜东、西洋文化的倾向。但换个角度来看,西方近代文化的先进性有目共睹,传统文化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必须经历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甚至遭受被淘汰的命运。它受到西学的威胁,也有必然的原因。这篇文章所体现的文化观念,与国粹思潮也是相合拍的。
事实上,李叔同可以被视为国粹派的成员之一。1912年南下后,李叔同开始参加南社的活动。南社是1909年出现的一个文人结社,由陈去病、高旭、柳亚子等发起。南社的成立,与国粹派有直接的关系。陈去病曾经主持上海国学保存会,编辑《国粹学报》,柳亚子也是《国粹学报》的撰稿人,国粹派邓实、黄节等也都参与发起工作。与国粹派一致,南社也凸显对民族气节的标榜。南社的成立会,也就是第一次雅集,是在苏州虎丘为纪念明末抗清将领张国维而立的张东阳祠举行,说明南社的意趣所在。李叔同对南社同人并不陌生,在南社的发起者中,高旭、柳亚子与李叔同一样,留学日本时都是《醒狮》杂志的撰稿人。
以激发民族名节为宗旨,以诗、酒雅集为内容,文人的志趣和交往方式,是吸引李叔同加入南社的原因。南社同人多有相当的旧学根底,文化心态上也不难找到共通之处,这对李叔同是有影响的。1912年4月底,南社在上海举行第六次雅集,这次雅集后,李叔同为《南社通讯录》设计了封面,以“息霜”署名题字。1915年5月,李叔同还参加了南社在杭州西泠印社举行的一次临时雅集。
李叔同的文人气质也与其文化心态直接有关。
李叔同早年在天津和上海的文人圈里熏陶过,尽管从南洋公学时期开始,他时而会表现出慷慨激昂的情绪,但观照他的一生,“披发佯狂走”的时代只是他的客串演出,就像他在上海的舞台上演出过京戏,在东京的舞台上演出过茶花女一样,卸妆之后,总是要恢复自己的原色的。
从本质上来说,李叔同是一个文人,而且是一个结习很重的文人。他熟悉文人的生活天地,对雕虫篆刻之类的文人情趣爱不释手,喜欢沉浸在诗文书画的文人世界,“二十文章惊海内”,使用的是一句典型的文人语言,抒发的是一种常见的文人心态。尽管他从事了学习和引进西方文化艺术的活动,但这只能使他更深切地感受到传统文化走向末路时的凄凉,并不意味着他完全割舍了对传统文化的感情。
“结习所在,古欢遂多”,是李叔同描述自己的一句话。从小在文人社会里熏陶的李叔同深得文人三昧,并将自己的全部情感寄托在上面,李叔同文人的本色始终未变。特别是在杭州任教时期,年龄的增长、家道中落的命运,使他体会到文人在破落时代的情绪。1914年,他和夏丏尊等一些爱好金石的师生组织了乐石社,研究金石篆刻。在《乐石社社友小传》中,李叔同对自己是这样描写的:

李息,字叔同,一字息翁。燕人,或曰当湖人。幼嗜金石书画之学,长而碌碌无所就。性奇僻,不工媚人,人多恶之。生平易名字百十数,名之著者:曰文涛,曰下,曰成蹊,曰广平,曰岸,曰哀,曰凡。字之著者:曰叔同,曰漱筒,曰惜霜,曰桃谿,曰李庐,曰圹庐,曰息霜。又自谥曰哀公。

这种表白方式,是典型的文人风格。看似不拘的文字里,让人品味出淡淡的失意,更大于戏谑的味道。文人对自己的世界总是依恋的,在欧化的现实面前,李叔同感受到中国文化传统断绝的危机,这使他不能不生出几分落寞。
在《乐石社记》中,他写道:

世道衰微,士不悦学,一技之末,假手堣夷。兽蹄鸟迹,触以纍纍,破觚为圆,用夷变夏。典型沦丧,殆天讥焉。

李叔同把自己的观念表达得很清楚,对文化沦丧的痛心,对世道人心的慨叹,他的情感与末世文人如出一辙。这种情绪与对时代、社会的感受相结合,表现出来的是深深的文化忧虑。简单地用积极或消极来判定,不能说明问题。事实上,面对世态日下的慨叹多少有些无奈的味道,但试图挽回颓风的意愿,却给人以刚强的印象。
李叔同的国粹志趣,在出家后也有表现。
国粹派的活动中有一项内容是大力从事对忠烈之士的表彰,目的是以爱国志士的节慨激励后人,仅在《国粹学报》上就发表过明末遗民的文字五六百篇,还刊登过六百多幅名人画像和图片。发掘遗民志士们的著作,弘扬其节烈精神,是当时国粹派的一项重要工作。李叔同晚年对唐朝人韩偓事迹的褒扬,是很能说明其文化观念的一个例子。
韩偓是唐朝著名诗人李商隐的外甥,唐朝末年曾任职翰林学士、兵部侍郎等,因为不依附朱温,一再遭贬,最后辞官南下,彷徨闽南,终卒于南安。亡国孤臣,不甘心附逆,耿耿忠心,算得上汉民族的气节之士。
1933年,弘一在南安偶然发现了唐朝诗人韩偓的墓道,立刻产生了莫大的兴趣,他嘱咐厦门大学学生高文显为韩偓作传,并亲自搜集提供了许多资料。高回忆说:“当癸酉小春的时候,他曾坐车经过西门外,在那潘山的路旁,矗立着的晚唐诗人韩偓的墓道,给他看到了,他惊喜欲狂,对着这位忠烈的爱国诗人,便十分注意起来。他与韩偓很有缘,而且很佩服诗人的忠烈。因为韩偓于唐末避地来闽依王审知,被馆于招贤院中,而终其身。那种遭遇亡国的惨痛,耿耿孤忠,可与日月争光。所以唐史称他为唐末完人。我们的法师,更想要替他立传,以旌其忠烈了。经过了一年后,他搜集了许多的参考资料给我,瞩我为诗人编一部传记。”高完成传记后,弘一法师先后三次作序,推荐到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但书稿不幸毁于战火。直到1984年,高文显重新编纂的《韩偓评传》才在台湾出版。
在这期间,高文显于惠安图书馆发现一首韩偓的逸诗,为《全唐文》未收,抄给弘一法师后,法师专门用它写了一幅中堂。韩偓诗曰:

微茫烟水碧云间,挂杖南来渡远山。
冠履末教亲紫阁,袖衣且上傍禅关。
青邱有路榛苓茂,故国无阶麦黍繁。
午夜钟声闻北阕,六龙绕殿几时攀?

这首孤臣亡国后的悲歌,打动了弘一法师。李叔同早年读过韩偓的诗,五十年后,七千里外,看到韩偓之墓,“俯仰古今,能无感怆”。韩偓因为不愿附逆而亡命闽南终其身,与弘一的人生多少有一些相似,自然引发了弘一法师对自己命运的联想。对表彰忠节的热心,说明弘一法师早年抱持的光大国魂、发扬国粹的愿望,在他出家以后也一直延续,这种文化心态,与早年并无太大区别。在《唐学士韩偓墓道摄影题记》中,他写道:

唐季变乱,中原士族徙闽者众,偓以孤忠奇节,抗忤权奸,既遭贬谪,因隐闽南。蔬食修禅,冥心至道,求诸季世,亦希有矣。胜进居士为撰偓传,以示青年学子,俾闻其风者,励节操,祛卑污,堪为世间完人。渐以熏修佛法,则是书流布,循循善诱,非无益矣。

李叔同不排斥西方文化,他学习西洋艺事是认真的。对传统文化难以割舍的眷恋情感,也没有多少可以批评的地方。问题只是在于,李叔同是怀着这样一种文化心态,走过了他作为文人、艺术家、佛学家的一生。



长亭外,古道边

作为20世纪早期的艺术家,李叔同的遗产中最广为人知的莫过于歌曲。
在20世纪初年的社会变革背景下,传统的文学艺术观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以往地位低下,或者属于小道末技之流的音乐、戏剧、小说等等,被看成振作国民精神、启蒙大众社会的重要工具,其社会政治功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肯定。对传统艺术有很深修养的李叔同,很快就接受了这种新的文艺观。1904年春,李叔同在为铄镂十一郎的《李苹香》作序时写道:

乐籍之进步,与文明之发达,关系綦切。故考其文明之程度,观于乐籍可知也。时乎文化惨淡,民智啙愚,虽有乐籍,其势力弱,其进步迟。卑卑之伦,固鲜足齿。若文明发达之国,乐籍棋布,殆遍都邑。杂裙垂髯,目窕心与。游其间者,精神豁爽,体力活泼,开思想之灵窍,辟脑丝之智府。说者疑吾言乎?何观欧洲之法兰西京师巴黎,乐籍之盛为全球冠。宜其民族沉溺于兹,无复高旷之思想矣。乃何以欧洲犹有“欲铸活脑力,当作巴黎游”之谚?兹说兹理,较然甚明,奚俟剌剌为耶。惟我支那,文化未进,乐籍之名,魁儒勿道。上海一阜,号称繁华,以视法之小邑,犹莫逮其万一,遑论巴黎!

在这篇“摭拾西哲最新之学说”写成的序文中,李叔同把音乐与文明进步相联系,以“乐籍”的普及程度为衡量社会文明的标尺。在他看来,音乐可以振奋精神、增强身体、提升心智。巴黎为欧洲音乐最盛之区,也是最有思想创造力的地方。反观中国,音乐为正统大儒所不屑,即使最繁华的上海,甚至也不能与法国的小城相提并论。李叔同围绕音乐与文明进行的理解,表达的正是新知识界将艺术与社会改造联系在一起、以艺术承载启蒙责任的立场。就在李叔同写下这篇文字的同一年,1904年10月,柳亚子等人在上海出版国内第一份专业的戏剧杂志《二十世纪大舞台》,其改良戏剧、组织梨园革命军、进行社会政治动员的宗旨,与李叔同所表达的音乐观几乎如出一辙。
在新音乐的兴起过程中,学堂乐歌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一个成就,其方式是借用欧美歌曲的曲调,重新填词,以传播新知识和新观念。1907年,音乐被列入学堂课程体系,各地学堂纷纷开设音乐课,进一步推动了学堂乐歌的发展。有人估计清末民初在国内出现的这类歌曲有1千数百种之多,可见其影响力之大了。学堂乐歌选曲多出自于欧美流行民歌曲调,韵律通俗易懂,极富抒情魅力。填词之人多为旧学根底深厚又不乏新思想的学人,歌词雅致讲究,梁启超、黄遵宪、章太炎等也都亲自写过歌词,沈心工、曾志忞等对音乐改良贡献尤多,李叔同也是此中高手,他所创作的歌曲流传至今的为数不少。
歌是抒发情怀的工具,李叔同的歌也体现了他的心路历程。在李叔同早年创作的歌曲中,洋溢着一个热血青年对祖国文明与历史的挚爱,以雄壮、激昂、深沉为基调。1905年,李叔同为沪学会补习科写下了著名的《祖国歌》:

上下数千年,一脉延,文明莫与肩。
纵横数万里,膏腴地,独享天然利。
国是世界最古国,民是亚洲大国民。
乌乎大国民,乌乎,惟我大国民!
幸生珍世界,琳琅十倍增声价。
我将骑狮越昆仑,驾鹤飞渡太平洋,谁与我仗剑挥刀?
乌乎大国民,谁与我鼓吹庆升平!

李叔同采用民间曲调《老六板》的节拍,将其适当放慢,为这首歌词谱曲。充满了民族自豪感和激越之气的《祖国歌》一经问世,就迅速传播,流行于大江南北,起了鼓舞民族精神的作用。丰子恺回忆说:我在小学里唱到这《祖国歌》的时候,正是“劝用国货”的时期。我唱到“上下数千年,一脉延,文明莫与肩。纵横数万里,膏腴地,独享天然利”的时候,和同学们掮了旗子排队到街上去宣传“劝用国货”时的情景,憬然在目。我们排队游行时唱的歌,李叔同先生的《祖国歌》正是其中之一。不过,近年来也有研究者指出,这首歌有可能并非出于李叔同之手。
《祖国歌》也许不是李叔同的作品,但这一时期李叔同的精神追求与这首歌的意境却是相通的。在同年所作的《爱》中,李叔同用深情的手法表达了他对祖国的眷恋:

爱河万年终不涸,
来无源头去无谷。
滔滔圣贤与英雄,
天地毁时无终穷。
愿我爱国家,
愿国家爱我,
灵魂不死者我。

李叔同后来在日本编辑《音乐小杂志》时说,音乐可以令“懦夫丧魄而不前,壮士奋袂以兴起”,他把音乐看作是激励人心、给人以胆气的工具,不难看出,这些歌曲的创作体现的正是这种观念。在李叔同的诗、歌作品中,不少流露出这种热烈的情绪。大约作于同一时期的《大中华》(也有称作于杭州时期)写道:

万岁、万岁、万岁,赤县膏腴神明裔。
地大物博,相生相养,建国五千余岁。
振衣昆仑之巅,濯足扶桑之漪;
山川灵秀所钟,人物光荣永垂。
猗欤哉,伟欤哉,仁风翔九畿;
猗欤哉,伟欤哉,威灵震四夷!
万岁、万岁、万万岁!

同样壮丽的词汇,同样歌颂祖国得天独厚的文明和山河,同样激扬着民族的荣耀和自信。据丰子恺说,这首《大中华》选用的是培利尼(Bellini,19世纪意大利歌剧作曲家)的曲子。
在1906年日本出版的《音乐小杂志》上,李叔同有一首《我的国》:

东海东,波涛万丈红。朝日丽天,云霞齐捧,五洲惟我中央中。二十世纪谁称雄,请看赫赫神明种。我的国,我的国,我的国万岁,万岁万万岁。
昆仑峰,缥缈千寻耸。明月无心,乘星环拱,五洲惟我中央中。二十世纪谁称雄,请看赫赫神明种。我的国,我的国,我的国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些充满了英雄气概和炽热情感的诗歌,抒发了对国家和民族的无限热爱,也透露了这一时期李叔同高昂的精神趋向。
20世纪初年的青年是觉醒的一代,他们在为国家命运而焦灼忧心的同时,也充满着豪放与雄奇的想象,他们呼唤国魂的重归,呼唤故国的新生,他们相信,他们的喋血精神,必将改变中国的命运,对民族前途强烈的自信,为这一代知识分子支撑起了一片新的精神天地。这是一个令年轻人热血翻腾的时代,也是中国青年光彩耀目的一刻。在这个时代,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很多人的名字:梁启超、宋教仁、陈天华、鲁迅、陈独秀、胡适等等。这一时期的李叔同不再是那个以功名为重的少年士子,也不再是一个力图光宗耀祖的盐商的儿子,汇入属于年轻人的这个时代,李叔同充满着让祖国重放光彩的热情和期冀。
这些早年的作品,抒发着热烈的家国情怀,大体上与那个时代李叔同的精神状态是吻合的。不过,李叔同乐歌创作的高峰期是在杭州期间,1928年,开明书店出版了裘梦痕和丰子恺所编《中文名歌五十曲》,收入李叔同的20首作品,都是这一时期写成的,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送别》,因为在电影《早春二月》和《城南旧事》中被用为插曲,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一首。

长亭外,古道边,
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
夕阳山外山。
天之涯,地之角,
知交半零落;
一壶浊酒尽余欢,
今宵别梦寒。

《送别》的曲子是美国作曲家J.P.Ordway为一首美国通俗歌曲《梦见家和母亲》所作。曲调柔缓,苍凉中略带慷慨的意境,恰到好处地刻画出离别时刻的惆怅,令人平添几分伤感和迷惘。需要说明的是,在李叔同之前,日本歌词作家犬童球溪便采用它的旋律填写了《旅愁》。《送别》的歌词意境与《旅愁》十分接近,应该受到了《旅愁》直接的影响。事实上,正如研究者们已经指出的,李叔同的乐歌创作,与当时日本学校唱歌的风格是分不开的。
李叔同在杭州创作的歌曲中,有些以描写自然景色为主题,歌词雅致讲究,尤其注重意境。1913年的三部合唱《春游曲》是这样写的:

春风吹面薄于纱,游人装束淡于画。
游春人在画中行,万花飞舞春人下。
梨花淡白菜花黄,柳花委地芥花香。
莺啼陌上人归去,花外疏钟送夕阳。

《莺》是这样的:

喜春来日暖风和,园林花放新莺啼。喜春来日暖风和,园林花放新莺啼。听花间清音百转,呖呖,呖呖。听花间清音百转,呖呖,呖呖,呖呖,呖呖,呖呖,呖呖,呖呖。

不过,这一时期的歌曲也流露出缠绵伤感的情绪,清丽与淡泊之中,略带苍凉和哀伤。与上述作品相对照,似乎可见作者情绪上的变化与起伏。在《月夜》中,李叔同写道:

纤云四卷银河净,
梧叶萧疏摇月影。
剪径凉风阵阵紧,
暮鸦栖止未定。
万里空明人意静,
呀!是何处,敲彻玉磬,
一声声清越度幽岭。
呀!是何处,声相酬应,
是孤雁寒砧并。
想此时此际幽人应独醒,
倚栏风冷。

李叔同的歌词十分讲究辞藻,《悲秋》则是这样的:

西风乍起黄叶飘,
日夕疏林杪。
花事匆匆,梦影迢迢,
零落凭谁吊。
镜里朱颜,愁边白发,
光阴暗催人老。
纵有千金,纵有千金,
千金难买年少。

这些歌词散发出清越与悲凉的意境,蕴含着淡淡的人生怅惘,尽管只是艺术创作的成果,但歌以抒怀,其中表达的意绪,未尝不是李叔同内心的流露。李叔同杭州时期的歌曲作品中,确实潜伏着对现实人生的伤感情绪。1928年,钱君匋所编《中国名歌选》中收有李叔同的几首歌词,很可能也是李叔同这一时期的作品。其中一首名为《春夜》,似乎也透露出类似的情怀:

金谷园中,黄昏人静,一轮明月,恰上花梢。月圆花好,如此良宵,莫把这似水光阴空过了!英雄安在,荒冢萧萧。你试看他青史功名,你试看他朱门锦绣,繁华如梦,满目蓬蒿!天地逆旅,光阴过客,无聊。倒不如闲非闲是尽去抛,逍遥。倒不如花前月下且游遨,将金樽倒。海棠睡去,把红烛烧,荼蘼开未,把羯鼓敲。莫教天上嫦娥,将人笑。

随着李叔同在杭州期间越来越浸淫于佛教,这种精神追求也体现在歌曲作品中。一些歌词呈现出很强的哲理性,庄重而又悲天悯人的情怀,让人感受到他精神超越的另一种境界。《人与自然界》就是这样:

严冬风雪擢贞干,逢春依旧郁苍苍。
吾人心志宜坚强,历尽艰辛不磨灭,
惟天降福俾尔昌!
浮云掩星星无光,云开光彩逾芒芒。
吾人心志宜坚强,历尽艰辛不磨灭,
惟天降福俾尔昌!

《朝阳》属于同一类型:

观朝阳耀灵东方兮,
灿庄严伟大之灵光。
彼长眠之空暗暗兮,
流绛彩以辉煌。
观朝阳耀灵东方兮,
灿庄严伟大之灵光。
彼冥想之海沈沈兮,
荡金波以飞扬。
惟神、惟神,
创造世界,创造万物,
赐予光明,赐予幸福无疆。
观朝阳耀灵东方兮,
感神恩之久长。

李叔同乐歌内容与风格的变化,代表了他这一时期心境的趋向。出家以后,弘一为太虚法师的《三宝赞》谱过曲子,自己写过五首《清凉歌》的歌词,当然都属于佛教音乐的范畴了。《清凉歌》的第一首《清凉》的歌词是:

清凉月,月到天心光明殊皎洁。今唱清凉歌,心地光明一笑呵。清凉风,凉风解愠暑气已无踪。今唱清凉歌,热恼消除万物和。清凉水,清水一渠涤荡诸污秽。今唱清凉歌,身心无垢乐如何。清凉,清凉,无上究竟真常。

这首歌词所散发的意境,是从内到外的超脱和纯净。弘一大师出家后的另外一些歌词,也都浸润着佛理禅意的玄妙。如《山色》为:

近观山色苍然青,其色如兰,远观山色郁然翠,如蓝如靛。山色非变,山色如故。目力有长短。自近渐远易青为翠,自远渐近易翠为青。时常更换,是由缘会幻相现前,非惟翠幻而青亦幻。是幻,是幻,万法皆然。

《观心》由李叔同的弟子刘质平作曲,其歌词是:

世间学问,义理浅,头绪多,似易而反难。出世学问,义理深,线索一,虽难而似易。线索为何?现前一念心性应寻觅。试观心性,在内欤,在外欤,在中间欤?过去欤,现在欤,或未来欤?长短方圆欤?赤白青黄欤?觅心了不可得,便悟自性真常。是应直下信入,未可错下承当。试观心性,内外中间,过去现在未来,长短方圆,赤白青黄。

出家以后,除了佛教歌曲,弘一法师的其他作品并不多。不过,1937年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国的前夕,他为厦门市第一届运动会作的会歌写道:

禾山苍苍,鹭水荡荡,国旗遍飘扬!
健儿身手,各显所长,大家图自强。
你看那,外来敌,多么披猖!
请大家想想,请大家想想,切莫再彷徨。
请大家,在领袖领导之下,把国事担当。
到那时,饮黄龙,为民族争光;
到那时,饮黄龙,为民族争光!

出家不忘爱国。在李叔同的一生中,始终深深热爱着自己的祖国,关心着国家的命运。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他早年这种爱国之情的延续。
读过这些歌词,读者对李叔同的精神世界应该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了。



清国人志于洋画

明治三十九年(1906)十月四日,日本《国民新闻》上刊登了一篇题为《清国人志于洋画》的采访记:

最近因为听说有一位叫李哀的清国人考入美术学校,而且专学洋画,所以赶快冒打着老蓼的秋雨,走上谷中小道访问了下谷上三崎北町三十一番地。在那被雨滴打蔫了的褪了红的秋海棠根旁有一道黑板墙,大约二丈多宽,它环抱着其中一片凋零的草花坪。一走进那不像正门的正门,只见一间三叠大小的门房间,有一根并无装饰的粗削的柱上,挂着一顶麦杆编的帽子。经过一声招呼之后,从里屋出来一个女人,看来像是女佣似的一个矮小的半老的妇人。“李先生在家吗?”听到记者一问,从邻室飘然漫步出来一位身材有五尺六寸的魁梧大汉,后来知道这位就是李哀先生。他是个圆肩膀儿的青年,在“永久米的绀”(日本九州久留米地方生产的一种藏青色有花纹的织物──译者)的和服外衣上,系上一条黑绉纱的腰带,头上留着漂亮的三七分的发型,用泰然的声音说:“请里边坐!”把我引了进去。这也是三叠大小的房间,是他的书斋。乐器、书架、椅子、茶几,掩蔽着四周墙壁,看来很是局促。说声“请”,就劝我坐在一只椅子上。那末,我这个来客是谁,干什么来的?在他看来好像不大自在的样子。看了我的名片后才莞然地点头说:“是淮南诗人的新闻社吗?”“是的,淮南先生的诗也常刊登,您认识他吗?”“是的,淮南、石埭、呜鹤、种竹诸诗人,都是我的朋友,我最喜欢诗,一定投稿,请赐批评。”“乐器怎么样⋯⋯”,“正学拉小提琴,以外大概都搞一下,其中最喜欢的是油画。”“您的双亲都在吗?”、“都在”。“您不想故乡吗?”他摇头说“不”。“太太呢?”“没有,是一个人,二十六岁还是独身。”说着笑了起来。“什么时候进了美术学校?”“九月二十九日”。“日本语的讲课听得懂吗?”“听不懂,下午的功课我不听,我听英语的讲课,英语我比较可以对付。”
喝了一杯“涩茶”之后,他一面说明贴满在壁上的黑田(清辉)画伯的裸体画、美人画、山水画、中村及其他的画等,一面引我进入里面六叠的房间,得意地介绍了那就几上作画的苹果的写生。“真是潇洒的笔致啊!”我赞赏说,那位女佣听了从旁插了一句,“那是早上刚刚一气画成的”。李君谦然地说“是”,露出了一排白齿。“今后一定拜访贵社,《国民新闻》是很好的报纸。”(林子青译)

这位被采访的对象当然就是李叔同。1906年的秋天,他进入日本上野美术专门学校西画科学习。
甲午战争失败后,鉴于日本明治维新的成效,康有为、梁启超等主张以日本为样板实施变法,日本近代新文化逐渐引起关注。1896年,13名中国学生东渡留学,为清政府派遣留日生之始。此后,留日学生规模迅速扩大。日本学者青柳笃恒描述其时盛况称:“学子互相约集,一声‘向右转’,齐步辞别国内学堂,买舟东去,不远千里,北自天津,南自上海,如潮涌来。⋯⋯总之分秒必争,务求早日抵达东京,此乃热衷留学之实情也。”1905~1906年,也就是李叔同赴日之际,留日运动更是达到了高潮。
与此同时,甲午之后,怀有不同目的的日本人也陆续来华,或从事商业经营,或举办报刊,创立学堂,与中国知识界建立了密切联系。李叔同留日之前,与在华日人有过接触,并对日本文化留下了印象。1899年末,李叔同写有《咏山茶花》一诗,为“格效东瀛诗体”之作。按李叔同的说法,当他读过日本诗人山根立庵同题之作后,觉得自己的作品差得太远,“如土饭尘羹矣”。
1901年李叔同北返天津期间,曾结识了一批在津日人,并有所交往。在《辛丑北征泪墨》中,李叔同提到他与日本红十字会上岗岩太的交往。在津日人得知李叔同有书名,多有相求,颇有应接不暇之势,“海外墨缘,于兹为盛”。这些活动很可能促使李叔同形成对日本的好感。
在南洋公学就读期间,李叔同随蔡元培学习翻译日文著述,并有法律方面的译作问世,这一方面表明了他学习日语的成绩,另一方面也使他对日本新文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在前述1905年李叔同所作关于语言文字问题的征文中,李叔同引用近代日本语言渐趋统一为例证,来说明中国语文齐一的重要性。在当年商务印书馆有关学堂读经问题的征文中,李叔同提到日本学者《支那文明史》《支那哲学史》等著述中的观点,可见当时他已经读过这些著述。
20世纪初年,留学日本是一代青年学子的选择。一则是因为对日本学习西方成效的钦佩,试图通过留日寻求救国救民之策;一则也是由于中日文字相近,留学日本路近费省,条件便利。在中日政府和民间人士的鼓励下,清末留日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留学运动。在这一背景下,李叔同赴日攻读,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不过,与一般留学生多选择学习法政、教育等国内急需科目不同,李叔同在东渡日本后,以西洋艺术作为主攻科目。在清末的留日学生中,这是非常少见的。
1905年秋,李叔同赴日留学。关于李叔同留学日本以及选择学习西洋艺术的动机,张彦丽在《李叔同留日三题》一文中有过颇有价值的梳理。文中指出,袁世凯在直隶兴办新政的过程中,与李叔同后来进入的东京美术学校,以及与李叔同有关联的东京音乐学校建立了特殊关系。1902年,袁世凯聘请东京音乐学校校长渡边龙圣出任直隶学校司高等学务顾问。1903年直隶工艺总局开办后,聘请曾执教东京美术学校的盐田真和毕业于该校的松长长三郎来劝工陈列所就职。此后,直隶官员曾多次访问东京美术学校,在李叔同赴日前后更达到高峰,访问者中还包括李叔同早年的老师赵元礼。与李叔同早有交往的严修,1902年第一次东游时曾在东京美术学校参观,并获赠介绍该校情况的《学校一览》。严修这次归国后,曾在上海与李叔同晤面,他带回的信息很可能对李叔同产生了影响。在李叔同赴日之前,严修的两个儿子智崇和智怡已到日本留学,严智怡与当时在东京音乐学校留学的曾志忞过从甚密,同《醒狮》杂志主要撰稿人马君武也彼此往来。李叔同抵达日本后不久,就为《醒狮》撰文,应该就是通过严智怡的中介与《醒狮》杂志建立的联系。正是天津乃至直隶省新学界在日本的人际关系网络,促使李叔同做出留学日本、学习西洋艺术的选择。
到日本后不久,李叔同曾经给在天津的忘年交徐耀廷寄过一张明信片,上面画了一幅沼津风景的山水画。在光的照耀下,画面上的海水呈一线白光,稻田为黄绿色。山、海、树林、田野异常动人,斑斓的色彩和随意自如的笔触,组成了一个多彩多姿的整体。在这张明信片上,李叔同写道:

沼津,日本东海道之名胜地,郊外多松柏,因名其地曰千本松原。有山耸于前,曰爱鹰。山岗中黄绿色为稻田之将熟者,田与山之间有白光一线,即海之一部分也。乙巳十一月用西洋水彩画法写生。奉月亭老大哥一笑。弟哀,时客日本。

这幅画作于1905年的冬天,其时李叔同尚未进入美术学校。这幅画上的印象派画风说明李叔同在专门学习美术之前,已受到西洋美术相当的影响。
1906年10月,李叔同进入东京美术学校西画科学习,师从黑田清辉、中村胜治郎、长源孝太郎等人。黑田曾经在法国留学多年,是第一位把印象派画风传入日本的画家,李叔同在日本学习期间,也正是黑田在日本画坛最有影响的时候。李叔同的画很得他的老师黑田清辉的赞赏。1910年,李叔同还获得该校“精勤证书”奖。姜丹书后来回忆说:“上人于西画,为印象派之作风,近看一塌糊涂,远看栩栩欲活,非有大天才真功力者不能也。”在李叔同东京美术学校的同学中,有与他同台演出话剧的曾孝谷,稍后还有后来岭南画派的开山人高剑父。
在近代西方艺术输入中国的早期,李叔同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他对西洋美术的学习有很深的心得。1918年,出家后的李叔同,在虎跑寺对后来成为国画家的沈本千有过这样一番话:

中国画注重写神,西画重在写形。由于文化传统的不同,写作材料的不同,技法、作风、思想意识上种种不同,形式内容也作出两样的表现。中画常在表现形象中,重主观的心理描写,即所谓“写意”,西画则从写实的基础上,求取形象的客观准确。中画描写以线条为主,西画描写以团块为主,这是大致的区别。在初习绘画,不论中西,都要经过写形的基本练习。你向来学国画,现在又经过了练习西画的写生,一定感觉到西画的写生方法,要比中国画写形基本方法更精密而科学的。中画的“丈山尺树,寸马豆人”,不若西画的远近透视、毫厘可计;中画的“石分三面,墨分五彩”,不若西画的阴影、光线、色调各有科学根据。中画虽不拘于形似,但必须从形似到不拘形似方好;从形似到形神一致,更到出神入化。中画讲笔墨,做到“使笔不可反为笔使,用墨不可反为墨用”,从而“寄兴寓情,当求诸笔墨之外”。宇宙事物既广博,时代又不断前进。将来新事物更会层出不穷。观察事物与社会现象作描写技术的进修,还须与时俱进,多吸收新养料,多学些新技法,有机会不可放过。(《一代高僧弘一法师》)

李叔同的这段论述是精当的。中、西画的立意与方法不同,反映着各自的传统和精神,实际上也体现着中西文化的差异。李叔同有很好的国学根底,对中国传统艺术有相当的造诣,所以能够比较深刻地认识到西洋美术与传统绘画的差别。
绘画之外,李叔同在日本还学习了西洋音乐。1906年的正月,他在东京编辑印刷了《音乐小杂志》,这是我国第一份专门的音乐刊物。关于这份刊物的缘起,李叔同在作于1906年正月初三的序中说:

乙巳十月,同人议创《美术杂志》,音乐隶焉。乃规模粗具,风潮突起。同人星散,瓦解势成。不佞留滞东京,隶居寡侣。重食前说,负疚何如?爰以个人绵力,先刊《音乐小杂志》,饷我学界。

按照李叔同的说法,他到东京后不久,即与留日友人商议出版《美术杂志》,其中包括音乐的内容。但不久日本政府颁布条令对中国留学生进行限制,留学界随即爆发反取缔规则斗争,文中所说的风潮,即指此次反取缔规则运动。激愤的湖南学生陈天华因此在大森海湾蹈海自尽,大批留学生归国,杂志最终未能办成。因此,李叔同转而编辑出版了这份音乐刊物。在这篇序文中,李叔同还表示:

繄夫音乐,肇自古初,史家所闻,实祖印度,埃及传之,稍事制作;逮及希腊,乃有定名,道以著矣。自是而降,代有作者,流派灼彰,新理泉达,瑰伟卓绝,实轶前贤。迄于今兹,发达益烈。云滃水涌,一泻千里,欧美风靡,亚东景从。盖琢磨道德,促社会之健全;陶冶性情,感精神之粹美。效用之力,宁有极欤!

这段话既揭明《音乐小杂志》的宗旨,也表达了李叔同对音乐的社会功能的认识。在他看来,音乐是陶冶性情、促进道德的工具,对社会进步具有无限功用。《音乐小杂志》计划是每年春秋各出一期,但这份64开、30页的杂志仅出版过一期。在这期刊物上,除了七篇文章、三首乐歌和五阕词章外,还有一幅木炭画、两张木版画,其中有李叔同所画《乐圣比独芬像》,所谓“乐圣比独芬”,就是著名的乐坛大师贝多芬。同时登载的,还有李叔同根据日人石仓小三郎《西洋音乐史》改编写成的《乐圣比独芬传》,说明李叔同对贝多芬的推崇。
刊登在《音乐小杂志》上的《昨非录》一文,李叔同称是自己的“忏悔作”,意图是通过反省自身,指出国内唱歌音乐的一些毛病,希望同人加以注意和纠正。李叔同在文中提出了国内乐歌应注意的一些事项,如原曲的精神趣味、不宜使用简谱、当先练习音阶与音程等等。“吾国乐界方黑暗,与余同病者,当犹有人”。李叔同还将先前所编的《国学唱歌集》称为“第一疚心之事”,并表示已经致函友人,不再发售,且予以毁版。该期所载,是《昨非录》的第一部分。
另外,该期所载的《呜呼!词章!》一文,呼吁音乐歌唱应注重继承我国固有的词章古诗之意,否则东施效颦,只能贻笑大方。
《音乐小杂志》的封底,是以编辑部名义发出的两则启事,其一为《文坛公鉴》,内称:

本社创办伊始,资本微弱,撰述乏人。故第一期材料简单,趣味缺乏。至为负疚。自第二期起,当竭力扩充,并广征文艺,匡我不逮。凡论说、杂著与新撰唱歌、诗词、谣曲等,倘蒙赐教,至为欣幸!(惟已登入报章或刊入书籍者毋再寄来。)他日登出后,当以李叔同氏水彩画、油画或美术、音乐书籍等奉酬。

另一则《征求沈叔逵氏肖像》称:

沈氏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久为海内所钦仰。今拟将沈氏肖像登入本杂志。如诸君有收藏此肖像者,请付邮寄下。他日登出者,赠水彩画一张,第二期杂志一册,日本唱歌一册。其他未登出者,亦各赠第二期杂志一册,日本唱歌一册。其肖像无论用否,他日必一律寄还。

沈叔逵即沈心工,1870年生,上海人,原名庆鸿,字叔逵,笔名心工,早年中秀才,曾执教上海圣约翰书院,后入南洋公学。沈心工1902年赴日,在东京发起音乐讲习所,为我国最早的新音乐传习机构。1903年他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并在上海各校教授音乐,先后编有《学校唱歌集》三集,《重编学校唱歌集》六集等,是国内教授传播学堂乐歌的第一人。他所编创的《男儿第一志气高》等乐歌,在当时十分流行。沈氏曾经执教之地,也是李叔同执教或就读之所,李叔同出国前,或者与他已有交往,但缺乏明确的证据。征集肖像之举,说明了李叔同对同时代这位新音乐先驱的推崇。
从两则告白的内容看,李叔同当时打算继续出版这份杂志,还要扩大规模、提高质量,越办越好。可惜的是,这一愿望没有实现。
在日本对西方艺术的探究,使李叔同成为近代把西洋艺术介绍到中国来的开风气式人物。留学期间,他曾以“息霜”为名,在留学生创办的《醒狮》上发表过《图画修得法》《水彩画法说略》等文。《图画修得法》作于李叔同东渡月余后,文章叙述了图画的起源和重要性,把图画视为表达人的思想感情的重要手段,即使是最为复杂的感情,也可以在图画中一览而知。李叔同把图画与语言相比较:“语言者无形之图画,图画者无声之语言”,认为图画关系于德育、智育、体育,其功效不可小视。文中把图画分为图和画两种,前者借器械而作,如建筑图、制作图、装饰图、地图、海图、测量图、解剖图等,非以器械所作则为画。从描写方法上,画又可区分为用器画和自在画。前者如几何图、投影图、阴影图、透视图等,后者又可分为西洋画和日本画两种。西洋画含铅笔画、擦笔画、钢笔画、水彩画、油绘等,日本画则有土佐派、狩野派、南宗派、岸派、圆山派、四条案派、浮士派、新派等多种派别。对于作为艺术的自在画,李叔同说:“吾人见一画,必生一种特别之感情。若者严肃,若者滑稽,若者激烈,若者和蔼,若者高尚,若者潇洒,若者活泼,若者沉着,凡吾人感情所由发,即画之精神所由在。”同时还介绍了自在画的精神法、位置法、轮廓法等。
《水彩画法说略》一文,对西洋水彩画法作了大略的编纂,共十章,但今天所见仅两章,分别为“水彩画材料”“水彩画之临本”。第一章介绍绘具箱即颜料盒,包括主要水彩颜色的英文、法文名称、用法、调和效果、价格以及适用的笔、纸、画板等材料;第二章列举了几种英国水彩画帖的名称,大致是专供初学者使用的入门教程之类,类别包括山水、动物、花卉、海景、树木等。李叔同特别说明,欧美新教法是从写生入手,但我国人骤然从写生入手,有坠五里雾中之感,不如先习临本,知道用色的大概方法后,再从事写生,较为便利。
1910年,李叔同在上海城东女学《女学生》“艺术谈”栏中,发表过一系列介绍美术的文章,多数为短文。如《科学与艺术之关系》《美术、工艺之界说》《关于图画之研究》《图画之种类》《中西画法之比较》《普通图画教育》《西洋画法草稿》《西洋画法讲义》等等,还介绍了油画、木炭画、火烙画等各种图画类型、图画画法、手工图画制作方法等。因为是面对初学者进行讲解,这些文章的内容大多浅近简洁。
在任教杭州时期,李叔同在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校友会1913年发行的《白阳》杂志第一期上,发表有《西洋乐器种类概说》《近世欧洲文学之概观》《石膏模型用法》等文,前两篇文章因该刊仅出一期,所以并不完整。在《西洋乐器种类概说》中,李叔同将西洋乐器分弦乐器、管乐器、击乐器、金制乐器四种,现可见文字介绍了包括小四弦提琴、大四弦提琴、中四弦提琴,最大四弦提琴、竖琴、六弦提琴、长提琴等弦乐器;横笛、竖笛、单簧竖笛等木制管乐器;高音部喇叭、小高音部喇叭、细管喇叭、猎角式喇叭等金制管乐器。文中还有各种乐器的附图。《近世欧洲文学之概观》则概括了近代欧洲文学的演变大势:“中世古典派文学(Classic)瑰伟卓绝,磅礴大宇,及十八世纪初期,其势力犹不少衰。操觚簪笔家佥据是为典则。其后承法兰西革命影响,而热烈真挚之诗风,乃发展为文艺界一大新思潮,即传奇派(Romantic)是。迨至十九世纪,基于自然之进步,现实观之发达,乃更尚精致之描写,及确实之诗材,而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遂现于十九世纪后半期。及夫末叶,反动力之新理想派,乃萌芽于欧洲。”现可见文字仅有第一章《英吉利文学》。《石膏模型用法》则分四章介绍石膏模型及其收藏、教室光线以及木炭画笔等。
在《音乐小杂志》上征集稿件和沈心工肖像时,李叔同表示将以自己的画作为酬,可见当时李叔同应有大量画作问世。后来在杭州出家时,他把自己的画作大都赠给了北京国立美术学校,但未能保存下来,现存的只有油画《裸女》、木炭画《素描女像》,以及可能作于晚年的一幅《白描佛像》等。《裸女》画的是一位坐在椅子上的半裸女性,双手扶把,眼睛微闭。《素描女像》是木炭画,人物长发垂肩,眼帘微启,若有所思的表情,技法很熟练。《白描佛像》既能看出作者运用传统书画笔墨的功力,也有对西洋绘画技法的吸收与消化。另外在日本也收藏有几幅他留学期间的作品,包括曾经入选白马会画展的《停琴》(1909年),以及《朝》《静物》《昼》(1910年),还有一幅《自画像》,有研究者估计总计不超过20幅。
关于李叔同一生的绘画活动,近年来有了一些新的了解,如以往认为李叔同出家后即不再作画,但实际上在此期间大师仍有作品留世。另外,李叔同的绘画作品近年也屡有发现,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雨夜楼藏画中属于李叔同名下的一批绘画作品。2002年初,根据报刊披露,一批数量近2百幅、作者分属数十人的中国早期油画作品被发现,其收藏者是一位自号雨夜楼斋主的老人,其中属于李叔同的早期绘画作品计38件,包括油画、水彩画、素描等。这一发现轰动一时,但随即也引起了激烈的质疑,迄今似乎仍然不能得出一个公认的结论。
尽管无法肯定这些画作是否属于真迹,但不妨碍人们对李叔同在美术领域的贡献作出评价。稍后于李叔同的中国画家吕凤子称:“严格地说起来,中国传统绘画改良运动的首倡者,应推李叔同为第一人。根据现有的许多资料看,李先生应是民国以来第一位正式把西洋绘画思想引介于我国,进而启发了我国传统绘画需要改良的思潮,而后的刘海粟、徐悲鸿等在实质上都是接受了李先生的影响,进而成中国传统绘画改良运动的推动者。”
李叔同回国后,在编辑《太平洋报》时期,还画过不少广告画。美术家毕克官评论说,他的广告画简单明了,线条粗壮,黑白相衬,生动醒目,绘画性、趣味性强,有很重的书法、金石气息和民族特色,称得上是中国广告艺术的开创者。
到日本后的李叔同立志学习新艺术,但也没有放弃对传统文艺的爱好。虽然当时的日本社会已经过西方文化的熏染,但仍有一批钟情传统的文士,其中就包括汉诗人。日本人运用中国格律诗形式创作汉诗有很长的历史,文人中能够写汉诗的不在少数,曾经出现过很多有名的汉诗人。李叔同很快与日本汉诗人森槐南、大久保湘南、永阪石埭、日下部鸣鹤、本田种竹等建立了联系,进入了他们的“随鸥吟社”。森槐南是明治时期著名的汉学家和诗人,出生于1863年,其父森春涛也是汉诗人,父子二人很早就参与中日文坛间的此类唱和,与中国文士有密切来往。其余各人,也都是明治时期汉诗坛上的活跃人物。这些汉诗人往往也是日本侵华活动的颂扬者,比如森槐南就曾经在甲午战争后随伊藤博文“视察”台湾(1896年)、“游历”中国(1898年),1909年又随伊藤到中国东北,伊藤在哈尔滨遭朝鲜志士枪杀,他也中弹受伤。森槐南1911年病逝,据说就与这次受伤有关。不过,这些情形似乎没有妨碍他们与中国诗人之间的唱和。
据前述张彦丽的研究,1902年严修东游时,吴汝纶也在日本考察学制。两人会晤多次并与森槐南、本田幸之助等结下了笔墨之缘。李叔同与随鸥吟社的来往,应得益于严修、吴汝纶与随鸥吟社诸人的关系。这个诗社每月活动一次,并出版《随鸥集》。以诗会友的唱和,使李叔同在异国他乡找到了自己所熟悉的生活方式,也多少排解了一些寂寞。在《随鸥集》中,李叔同(或用李息霜、李哀等)刊登了一些诗作,主编大久保湘南往往会在其诗后加几句评论,对叔同的作品很是推重。
在1906年7月1日的一次聚会中,李叔同写下了两首七绝。其一曰:

苍茫独立欲无言,落日昏昏虎豹蹲。
剩却穷途两行泪,且来瀛海吊诗魂。

其二曰:

故国荒凉剧可哀,千年旧学半尘埃。
沉沉风雨鸡鸣夜,可有男儿奋袂来。

这两首诗中,身在异乡的李叔同对国家的昏暗处境感到忧伤,国土凋敝,文化沦落,使游子的心情显得十分悲壮和沉重。曾经盘桓在上海滩上那个忧国忧民的少年,如今则在异国的樱花园独自品味着国破山河在的伤感。
留日学生中专门攻读艺术的人本来很少,能达到李叔同一样水准的就更少了。戏剧家欧阳予倩承认,那时候对于艺术有见解的,只有李叔同。



茶花女遗事

李叔同早年嗜好戏剧,在天津、上海曾经亲自登台演出。在他的留学生涯中,这种爱好得到了延续。不过,他此时热衷于从西洋输入的新剧种──话剧。
李叔同开始接触西洋话剧是在上海期间。晚清以来,上海是西洋艺术登陆中国的桥头堡,一些教会学校和西方侨民曾经举行过戏剧活动。据称,南洋公学退学后,李叔同在上海教会学校圣约翰书院教授中文,圣约翰书院是上海早期从事西洋话剧演出的教会学校之一。在后来参与沪学会的活动中,李叔同则是新剧部的主持人。尽管我们难以了解当时李叔同的新剧水平,但上海较为频繁的各种西洋戏剧活动,应该有助于开阔李叔同的眼界。
对于西洋戏剧,李叔同做过认真的研究。丰子恺说,李叔同在南洋公学时,英文学得很好,到日本以后,买了大量文艺书研读,出家之前,曾将一套残缺的原本《莎士比亚全集》送给他,并说:“这书我从前细读过,有许多笔记在上面,虽然不全,也是纪念物。”可见李叔同对莎士比亚的戏剧下过很大的工夫。
1907年5月10日,天津《大公报》刊出了一份未署名的《春柳社文艺研究会简章》,内容如下:

本社以研究文艺为目的,凡词章、书画、音乐、剧曲皆属焉。
本社每岁春秋开大会二次,或展览书画,或演奏乐剧。又定期刊行杂志,随时刊行小说脚本、绘叶书之类(办法另有专章)。
凡同志愿入社研究文艺者为会员(应任之事务及按月应交之会费,另有专章)。
其有赞成本社宗旨者,公推为名誉赞成员(无会费)。
无论社员与名誉赞成员,凡本社所出之印刷物,皆于发行时呈赠一份,不取价资。

同日,《大公报》还刊出了《春柳社演艺部专章》,这份专章首先称:

报章朝刊一言,夕成舆论。左右社会,为效迅矣。然与目不识丁者接,而用以穷,济其穷者,有演说,有图画,有幻灯(即近时流行影戏之一种)。第演说之事迹,有声无形;图画之事迹,有形无声;兼兹二者,声应形成,社会靡然而向风,其惟演戏欤!

文中接着说,欧美日本文明国家,优伶向学,知识博通,日本新派优伶大半皆为学者,自然受到国家的重视和礼遇。中国戏剧改良已经倡导有年,却未见成效,故而创设该演艺部,以研究学理,练习技能,作晓鸡之鸣,唤醒艺界。
根据专章的规定,春柳社创办之始,尚未完备,演艺部先行设立,目的是改良戏曲,转移风气。社中无论新戏旧剧,皆须宗旨正大,以开通知识、鼓舞精神为主。除了为助赈、助学及本社纪念、恳亲、送别等特殊场合演出外,社员不许在寻常冠婚庆贺时滥演。社员分正社员、协助社员、名义赞成员三种,各有资格规定,另设客员。社中应办之事,分为两类:一是演艺,每年春秋开大会两次;二是出版,春秋刊行杂志二册等。社员、客员、赞成员对本社有特殊贡献的,可以公认为优待员。正社员每月须交社费2元以下、30钱以上。专章最后一条是:

春柳社事务所暂设于东京下谷区泡之端七轩町廿八番地钟声馆。若有寄信件者,请直达钟声馆,由本社编辑员李岸收受不误。

春柳社的出现,受到当时日本新派剧的直接影响。所谓的新派剧即话剧,是相对于日本旧有的歌舞伎而言。日本历史上本来只有歌舞伎,19世纪末西洋话剧输入,演出以爱国为题材的作品,被称为新派剧,又叫“壮士剧”。这种从欧美移植而来的新戏剧形式,舞台布景逼真,形式写实简明,以言语动作表演为主,内容生动,易为观众理解和接受。且因其为欧美之文明戏剧,故成为颇受欢迎的新派戏剧。春柳社专章中将戏剧分为新派、旧派之概念,并有简明的解释;称所谓新派演艺,就是“以言语动作感人为主,即今欧美流行者”;所谓旧派,“如吾国之昆曲、二黄、秦腔、杂调皆是”。春柳社以新派为主,旧派为附属科,并表示:旧派脚本故有的词调,可择其佳者使用,但场面、布景必须改良。与讲究唱、念、做、打的中国传统戏曲形式相比,新派剧截然不同。尽管李叔同在国内接触过新剧,但当时上海的新剧表演与传统戏曲还有很大的相似性,日本的新剧则基本上照搬了西洋话剧模式,这引发了李叔同的学习意愿。
从另一个角度看,留学生之所以介入戏剧活动,也与这一时期知识界眼中戏曲地位的变化有关。在旧时代,上层社会人士虽然也对戏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多数时间里,戏曲活动及优伶仍被归于下九流的职业范畴,直到清末新文艺观念兴起后,对戏曲的价值评估才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一种下里巴人的娱乐变成了高雅且具有道德意义的艺术,从而引发了上层社会人士对戏剧活动的热衷。当时日本新派剧的情形就是如此,不仅吸引了文艺界人士的参与——包括西画家们,也为日本大学生所喜好,李叔同等人投身其中,并非偶然之举。根据近代日本学者的介绍,李叔同作为会员,出现在明治四十一年(1908)日本文艺协会会员名单里。文艺协会成立于1906年,目的是要对文学、美术、演剧等进行革新,但实际是以演剧为运动的中心。春柳社还推举东京美术学校教授等人为名誉支持人,并请东京美术学校与音乐学校的学生,以及黑田清辉主持下的美术团体白马会的成员作为协助成员,可见春柳社戏剧活动与日本文艺界的关联。
在东京美术专门学校,与李叔同一样对戏曲抱有热情的,还有来自四川的曾孝谷。曾孝谷出生于1873年,名延年,号存吴,1906年考取官费留日,与李叔同一起进入东京美术专门学校西洋画科。课余闲暇,二人经常涉足日本剧场观摩体会。他们向日本戏剧家藤泽浅二郎、川上音二郎夫妇请教学习。经过一段时间的熏陶后,1906年冬天,由李叔同和曾孝谷发起,一些热爱戏剧艺术的留学生,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春柳社简章及其演艺部专章在《大公报》发表时,其实距离该社成立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1907年初,日本的一些报刊报道说,江苏等地的水灾造成了严重饥荒,急需救济。春柳社的成员得知这一消息后,在清国留学生会馆开会,有了举办赈灾游艺会、募集善款救济难民的想法。20多天后,在藤泽浅二郎的指导下,在东京孟玛德剧场演出了《茶花女》中的一幕——这是春柳社的第一次演出。
《茶花女》是法国著名作家小仲马的作品。小仲马以19世纪巴黎的一位妓女为原型,在小说《茶花女》的基础上,又写了话剧《茶花女》。在话剧中,玛格丽特与富家子弟阿芒产生了真挚的爱情,然而上层社会不能接受这种结合,在阿芒父亲的逼迫下,玛格丽特不得不悄悄离开,及至阿芒得知真相,回到玛格丽特身边时,一切都为时已晚,病情恶化的恋人终于离他而去。
后来成为近代大翻译家的林纾(琴南),与曾经留学法国的王寿昌合作,将小仲马的这部名作介绍到中国,以《巴黎茶花女遗事》为名出版,一时间洛阳纸贵,茶花女的悲惨身世在中国引起了广泛的同情。有了这样的基础,春柳社的演出自然引起了关注,不少留日学生赶来观看,据说秋瑾也在台下。
演出中,李叔同(息霜)饰玛格丽特,唐肯饰亚猛,曾孝谷饰亚猛的父亲,孙宗文饰配唐。舞台上的李叔同戴上了长卷发的假头套,身着银白色的上衣,乳白色的百褶裙,一条裙带束在腰身,两手托头稍向右倾,眉峰紧蹙,眼波斜睇,茶花女自怨自艾、红颜薄命的神情被他演绎得很是逼真。李叔同本来是留有胡子的,为了角色的需要,他剃掉了胡子,演出结束后,后来成为民国外交界重要人物的王正廷,特意到台上报告了这件事。王正廷1904年应邀赴日,在留学生中筹设中华基督教青年协会分会,春柳社借该会礼堂演出,王正廷负责剧务,因此与中国话剧最早的一幕发生了一点关系。
多年以后,李叔同将两张自己扮演茶花女的剧照送给他的学生李鸿梁,李鸿梁说:“当时我几乎笑了出来,这样庄严的李先生,竟会装成那袅娜的西洋女子,其腰之细,真叫人吃惊,就是西洋女子,恐怕也要减食饿肚子以后才能束成这样的细腰呢。”
比李叔同小9岁的湖南留学生欧阳予倩,1904年到日本留学,本来学习商科,因为对艺术有兴趣,又到早稻田大学旁听文艺课程。按照李叔同的介绍,当时早稻田大学戏剧活动十分活跃。在观摩了春柳社的这次演出后,欧阳予倩很受震动,不久即加入了春柳社。关于这次演出和后来的活动,欧阳予倩回忆说:

有一天听说青年会开什么赈灾游艺会,我和几个同学去玩,末了一个节目是《茶花女》,共两幕。那演亚猛的是学政治的唐肯君,演亚猛父亲的是美术学校西洋画科的曾延年君(曾君名孝谷,号存吴);饰配唐的姓孙,北平人,是个很漂亮而英文说得很流利的小伙子。至于那饰茶花女的,是早年在西湖师范学校教授美术和音乐的先生,以后在C寺出家的弘一大师。大师天津人,姓李名岸,又名哀,号叔同,小字息霜,他和曾君是好朋友,又是同学⋯⋯
这一回的表演可说是中国人演话剧最初的一次,我当时所受的刺激最深。我在北平时本曾读过《茶花女》的译本,这戏虽然只演亚猛的父去访马克和马克临终的两幕,内容曲折,我非常的明白。当时我很惊奇,戏剧原来有这样一个办法!⋯⋯于是我很想接近那班演戏的人,我向人打听,才知道他们有个社,名叫春柳。⋯⋯我有一个四川同学和曾孝谷最接近,我便因他得识曾君,只见一次面,我就入了春柳社。(《自我演戏以来》)

戏剧家徐半梅晚年回忆说:

日本留学生的开始演话剧,发动在一九〇七年,这是借一个赈灾游艺会,在东京神田区青年会举行的。其中有一出《茶花女》,即法国小仲马的原作,共演两幕。其时笔者早已毕业归国,恰巧送我的未婚妻去留学,所以第二次东渡,适逢其会,看到了这一出我国话剧界可以纪念的戏剧。主演的人又是发起人李叔同,是天津人。最先在上海南洋公学教书(按:应为读书),那时留学东京美术学校。李君本来留有美术式小胡子,特地为了扮茶花女,竟剃去胡须,而且还自己制了好几身漂亮的女西装。这次破天荒的中国话剧,成绩当然不能苛责;但很使东京留学界感到兴趣,连日本优伶们,也有人来参观。
这第一次中国人正式演的话剧,虽不能说好,但比国内以往的素人演剧,总能够说像样的了。因为既有了良好的舞台装置,而剧中人对白、表情、动作等等,绝对没有京剧气味,创造一种新中国话剧来了。李叔同这一次在戏单上,用的艺名叫息霜;扮亚猛父亲的一位四川学生,姓曾,艺名存吾。
不料这话剧的发起人李叔同,演了这一出《茶花女》后,从此没有听到过他再演第二次;不过他后来又制了好几身女西装,他自己穿了,拍过许多照片,如此而已。他从此不但与戏剧界不发生关系,回国以后,便遁入空门,这就是后来大家知道的弘一上人。(《话剧创始期回忆录》)

在两人的回忆中,提到春柳社当日演出的是剧中的两幕。不过,欧阳予倩后来对此进行过纠正,称演出的只是亚猛父亲去找茶花女的一幕。近年来,有研究者根据新发现的春柳社纪念明信片,以及当时国内报纸的报道,指出春柳社所演只是《茶花女》的第三幕,剧情是阿芒的父亲寻访玛格丽特,茶花女被迫离开阿芒。当时上海报纸在报道中称为“匏址坪诀别之场”,纪念明信片上印有演出剧照,和“茶花女匏址坪诀别之场•春柳社演剧纪念品”的字样。
约两千名观众观看了这场演出,既有中国留学生,也有欧美及日本人士。日本艺术界对这场演出也很注意。茶花女在日本被翻译为“椿姬”。多年以后,艺术家松居松翁在回忆中说:

中国的俳优,使我最佩服的便是李叔同君。当他在日本时,虽仅仅是一位留学生,但他所组织的春柳社剧团,在东京上演《椿姬》(《茶花女》)一剧,实在非常之好。不,与其说这个剧团好,宁可说就是这位饰椿姬的李君演得非常好。⋯⋯尤其是李君的优美婉丽,决非日本的俳优所能比拟。我当时看过以后,顿时又想到孟玛德小剧场所见裘菲列表演的椿姬,不觉感到十分兴奋,竟跑到后台和李君握手为礼了。李叔同君的确是在中国放了新剧的烽火⋯⋯倘使自《椿姬》以来,李君仍在努力这种艺术,那末岂让梅兰芳、尚小云辈驰名于中国的剧界。⋯⋯(孟忆菊:《东洋人士对李叔同先生的印象》)

当然,另外一些日本人评价则说,李叔同扮相并不好,声音也不美,表情动作生硬。不过,这些事后的批评并不影响李叔同当时的兴致。在春柳社这次最初的演出后,他以《茶花女遗事演后感赋》为题,从留日前为上海沪学会所撰《文野婚姻新戏册》中摘录了两首诗,表达当时的心情:

东邻有女背佝偻,西邻有女犹含羞。
蟪蛄宁识春与秋,金莲鞋子玉搔头。

誓渡众生成佛果,为现歌台说法身。
孟旃不作吾道绝,中原滚地皆胡尘。

这两首诗既写《茶花女》的表演,又表达了演出的政治目的,可见李叔同当时的爱国情感。成立春柳社的初衷本来就是以戏剧唤醒民众、振兴国家,这一意图在他们随后演出的《黑奴吁天录》中体现得更为明显。
《黑奴吁天录》原名为《汤姆叔叔的小屋》,是19世纪美国作家斯陀夫人的著名作品。这部小说描写了美国南部黑奴的悲惨生活,抨击了美国的奴隶制度,在南北战争时期的美国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黑奴吁天录》也是由林纾翻译介绍到中国,在当时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亡国灭种之祸迫在眉睫的现实背景下,黑人的悲惨遭遇触目惊心,令国人为国家命运忧心忡忡。有人写道:

我读《吁天录》,以哭黑人之泪,哭我黄人,以黑人已往之境,哭我黄人之现在,我欲黄人家家置一《吁天录》,我愿读《吁天录》者,人人发儿女之悲啼,洒英雄之热泪。

这次演出开创了中国人自编自演话剧的历史。剧本由曾孝谷依据小说改编,分五幕。时间是丁未年六月初一、二日,即1907年7月10、11日。地点是东京有名的本乡座剧场,这是当时日本新派剧活动的中心场所。之前,春柳社演出海报称:

演艺之事关系于文明之巨,故本社创办伊始,特设专部研究新旧戏曲,冀为吾国艺界改良之先导。春间曾于青年会扮演助善,颇辱同人喝彩。嗣复承海内外士夫交相赞助,本社值此事机,不敢放弃。兹定于六月初一日、初二日借本乡座举行丁未演艺大会。准于每日午后一时始,开演《黑奴吁天录》五幕。⋯⋯大雅君子,幸垂教焉。

演出开始前,剧场三千多座位全部客满,一些观众是站着看完演出的。剧中,李叔同担任爱米柳夫人一角,并客串了一个跛醉客。关于这次演出,欧阳予倩说:

春柳第二次又要公演了。第一次的试演颇引起许多人的兴趣,社员也一天一天的多起来──日本学生,印度学生,好几个加入的。其余还有些,现在都不记得了。中坚分子当然首推曾李,重要的演员有李文权、庄云石、黄二难诸君。⋯⋯这一次演的《黑奴吁天录》⋯⋯黑奴吁天录当然含着很深的民族的意义。戏本是曾孝谷编的,共分五幕呢?不记得还是七幕──好像是七幕。其中舞会一幕,客人最多,日本那样宽阔的舞台都坐满了:日本人也有,印度人也有,朝鲜人也有,各国的装束都照原样装扮起来,真是热闹⋯⋯这是新派戏的第二次表演,我头一次登台。欢喜、高兴自不用说,有时是化好了妆穿好了衣服,上过一场下来,屋子里开着饭来,我们几个舞伴挨着紧紧的一同吃饭,大家相视而笑的那种情景,实在是毕生不能忘的!
曾孝谷的黑奴妻分别一场,评判最好。息霜除爱美柳夫人之外,另饰一个男角,都说不错。可是他专喜欢演女角,他为爱美柳夫人作了百余元的女西装。那时我们的朋友里头惟有他最阔,他家里头是做盐生意的,他名下有三十万元以上的财产。以后天津盐商大失败的那一次,他哥哥完全破产,他的一份也完了。可是他的确是个爱好艺术的人,对于这些事,不甚在意,他破了产也从来没有和朋友们谈及过⋯⋯
老实说,那时候对于艺术有见解的,只有息霜。他于中国词章很有根底,会画,会弹钢琴,字也写得好。他非常用功,除了他约定的时间以外,决不会客,在外面和朋友交际的事,从来没有。黑田清辉是他的先生,也很称赞他的画。他对于戏剧很热心,但对于文学却没有什么研究。他往往在画里找材料,很注重动作的姿势,他有好些头套和衣服,一个人在房里打扮起来照镜子,自己当模特儿供自己的研究,得了结果,就根据着这结果设法到台上去演。(《自我演戏以来》)

这次演出的五幕分别是“解尔培之邸宅”“工厂纪念会”“生离与死别”“汤姆门前之月色”“雪崖之抗争”。演出很是成功,台上演员沉浸在角色的喜怒哀乐中,台下观众被凄凉的剧情深深感染。李叔同扮演的爱米柳夫人身着粉红色的西装,身形窈窕,举手投足活脱西洋贵妇模样。在第四幕“汤姆门前之月色”中,他又逼真地扮演了一个醉汉的角色。
日本戏剧界对这次演出也有热烈的反应,东京的《每日新闻》《万朝报》《朝日新闻》等报纸都发表了评论文章进行称赞。一篇文章说:“本人对于票友的演技,起初总有些蔑视的心理,这是戏剧的常情,假如演技比预想的略胜一筹,往往会过分赞扬,并且愿意称赞也是自然的情感。我对各位先生的戏剧所以骤然深感敬佩的,也许有不少原因是由于出乎我预料之外。再者,各报纸的评论家们都齐笔称赞也可能是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总之,各位先生这次的成绩,当然可以说是我国票友戏所不能同日而语的。而且,不但远远超过了高田、藤泽、伊井、河合等那些新派剧的价值,其技术方面可以说也远胜于他们,我想这不是过分的美言。”
在这以后,春柳社还演出过《热泪》《生相怜》《画家与其妹》《不如归》等剧目。《热泪》原名《杜司克》,由法国作家萨都创作,日本人译为《热血》,留学生译为《热泪》,春柳社将原来的五幕改编为四幕,该剧中心是宣传民主自由,反对专制,对鼓舞留学生参加革命起了积极作用。《热泪》演出时,当时革命派的第二号人物黄兴亲自赶来祝贺,足见其影响。
《黑奴吁天录》和《热泪》这样的剧目,思想倾向是非常鲜明的。清政府驻日使馆深感不安,不时对春柳社的活动进行阻挠,最后以取消参加演戏者的留学费用相威胁,迫使春柳社停止活动。与此同时,春柳社自身也遇到了一些麻烦,在演出《生相怜》时,没有能够引起观众的反响。欧阳予倩说,李叔同“参考西洋古画,制了一个连蜷而长的头套,一套白缎子衣裙。他扮女儿,曾孝谷扮父亲,还有个会拉梵娥铃的广东同学扮情人。谁知台下看不懂──息霜本来瘦,就有人评量他的扮相,说了些应肥、应什么的话,他便很不高兴⋯⋯他自那回没有得到好评,而社中又有些人与他意见不能一致,他演戏的兴致便渐渐地淡下去⋯⋯便专门弹琴画画,懒得登台了!”
春柳社在东京的活动虽然告一段落,但它播下的话剧种子却开始漂洋过海,在国内发芽生长起来。1907年,春柳社社员任天知返回上海后,与王钟声合作组织了一个话剧团体春阳社,并且创办了我国最早的一所话剧学校──通鉴学校,演出过《黑奴吁天录》《官场现形记》《徐锡麟》《秋瑾》《迦茵小传》等剧目,1910年,任天知又组织了第一个职业话剧团体──进化团,在南京、宁波、汉口等地巡回演出,颇有影响。武昌起义后,任天知等立即排演了《黄鹤楼》《共和万岁》《黄金赤血》等,旗帜鲜明地为革命摇旗呐喊。欧阳予倩、陆镜若等春柳社成员回国后,于1912年组织了“话剧同志会”,以“春柳剧场”的名义演出过不少具有进步、革命思想内容的剧目。在这以后,话剧便逐渐成为中国戏剧中一个重要的表演形式。



艺术熏陶生活

留日期间李叔同的个人生活,只有一鳞半爪的记载。
从事艺术活动的人,现实生活往往就是他们的表演舞台,艺术渗入人生,个人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因之而别具一格,也有谓之为艺术气质者。艺术家的生活或具浪漫气息,或具悲情色彩,总之要区别于一般凡夫俗子。
李叔同之偏爱艺术,跟他的万贯家产有关。倘若像一些穷留学生一样,每日为衣食分心操劳,或时不时为房东赶出,还有什么心情沉溺于艺术,做纯粹的精神享受呢?作为富家子弟,李叔同不必为生计奔波,而且请得起女仆、模特,在留学生中当然属上层行列。欧阳予倩说他有30万的家产,未必就是确数,但在当时留学生中,李叔同确实是有钱人。他能够花百余元为自己制戏装,也不是一般留学生所能做到的。一百元对当时的留学生来说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对照章宗祥1901年在《日本留学指南》中所核算的留学费用,这些钱可以支持一个学生到日本生活半年,当然,前提是愿意过简朴的生活。
清末留日有公费、自费之别。按章宗祥在《日本留学指南》中的说法,留日费用主要包括学费、旅费(住宿费)、书籍及笔墨纸费、杂费等项,另外还有衣服费及交际、旅行等费。“就其至俭之数”估算,一年“多者二百多,少者百余金已足。”李叔同1917年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曾以薪水节余资助弟子刘质平在日本的学费,每月20元(当时李叔同月薪为105元)。在致刘质平的信中,李叔同称“中国留学生往往学费甚多,但日本学生每月有廿元已可敷用。不买书、买物、交际游览,可以省钱许多。”可见这一说法是有根据的。再结合其他资料判断,留日学生每人每年所需,二百余元当为最低程度,一般三百余、四百元上下,就可以保证其学习和生活的需要。
官费生的标准到1906年末始有统一规定。官费生学习普通学科,及肄业私立高等专门学校和私立大学者,每人每年学费日金400元整。肄业官立高等专门学校者,每人每年学费日金450元整。官立大学者,每人每年学费日金500元整。其入官立大学只习选科者,每人每年学费日金450元整。官立大学学生实验旅行等费,则酌核支给。就是说,在正常情况下,平均每名官费生每年费用在450元至550元间,实际费用可能超出这一标准,但不会太离谱。
自费生的情形则有很大差别,其中大多数应是上层官绅富商家庭出身——从理论上讲,寒士很难负担这笔费用。1904年四川留学生一份劝游学启提到,当时日本学生课后有拉车谋生者,而中国学生则尚不至此,可见无论公费自费,中国留学生普遍的经济状况还说得过去。当然,自费生中确实有经济条件差一些的,有的是典卖家产才凑齐留学费用,还有很多是抱着入学后补官费的愿望,在经济准备尚不充分的情况下东渡日本。按规定,凡自费生,能考入官立高等,或专门学校及大学者,应由留学生监督商请该生本省督抚,改给官费。1903年初,吴玉章与其二哥自费到日本留学时,其长兄靠变卖田产,为二人凑了二百多两银子,到1904年初已基本用完。吴玉章不得不经常拖欠学费,在时欠时交中维持到从成城学校毕业。直到考入一所大学预科,循例补为官费,学费问题才得以解决。
李叔同赴日时是公费还是自费,不好查证。但东京美术学校属官立高等学校,应该可以申请官费资格,其同学曾孝谷即为官费生。就李叔同在直隶教育界的人脉关系而言,申领官费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当时留学生管理特别马虎,1906年赴日的周作人提到:“就是你不进什么学校,也不过问,一样可以领取学费,只要报告说是在什么地方读书就好了。”从目前所见资料中,还不能了解李叔同是否补过官费。但无论如何,他在当时留学界属于经济条件优越的少数人之一。留学生到日本后,一般住在专为学生提供便宜食宿的旅馆(下宿屋)。周作人以官费身份留学日本时,最初就寄宿在一处专住中国学生的中下等下宿屋,名为伏见馆,“房饭钱每月不出十元,中午和晚上两餐饭,早上两片面包加黄油,牛奶半磅,也就够了”。后来周等五人合租了一处房屋,每月租金35元,每人分摊7元,反而花费更多一些。当时李叔同是单独租屋居住,这可能与他学习西画需要更大空间有关,但也可见他生活条件的优越。
丰子恺说,李叔同在日本时,“是彻头彻尾的一个留学生。我见过他当时的照片:高帽子,硬领、硬袖、燕尾服、史的克、尖头皮鞋,加之长身、高鼻,没有脚的眼镜架在鼻梁上,竟活像一个西洋人。”李叔同在东京的生活,过得十分讲究适意,这一点,弘一法师自己也承认,那时的生活确实是非常考究。在日本期间,李叔同还尝试学习日本的生活方式,穿和服,早浴,用长火钵。姜丹书后来说李叔同每日黎明时必以冷水擦身,大概就是他在日本时形成的习惯。
李叔同孤僻的性格给同一时期的留学生留下了印象。欧阳予倩说,自从李叔同演过茶花女后,许多人认为他是个“风流蕴藉有趣”的人,实际上他的脾气是“异常的孤僻”。
有一次,李叔同约欧阳予倩早晨八点钟见面,因为他的住处与李叔同相隔很远,赶电车耽误了些时间。及至到了那里,名片递进去,不多时,李叔同开了楼窗,对欧阳予倩说:“我和你约的八点钟,可是你已经过了五分钟,我现在没有工夫了,我们改天再约吧。”说完便一点头,关上窗门离去了。欧阳予倩知道他的脾气,只好回头就走。
尽管遭遇到闭门羹,但欧阳予倩觉得李叔同虽然性格孤僻,但律己很严,责备人也严,两人“交得来”。
徐半梅也讲过类似的故事,不过,遭遇闭门羹的不是欧阳予倩,而换成了吴我尊。吴是江苏留学生,也是春柳社成员,后来成为戏剧家。说是李叔同约吴我尊在下午二时到他家去,不料吴我尊迟了五分钟,李叔同便不肯开门,在楼上开了窗,说:“我约你的,是下午二时;现在时刻已过,恕不开门了。我们再改约日期吧!”吴我尊只好怏怏而回。
韩亮侯是江苏泰州人,其时留学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是李叔同在东京结识的友人。他对李叔同在浙一师的弟子李鸿梁说过同样的故事,但没有提到被拒绝的是谁。看来,此事不仅发生过,而且在留日学生中还流传了不同的版本。
李叔同性格中或者有孤僻的因素,但从另一方面看,他从青年时代就习惯了文人式的交游,在天津他有盟兄,在上海有与许幻园等人的订交,从事过鬻书卖字,也参与公共话题的讨论,其交往范围不能算小。从一些片断资料中可以看到,留日期间,李叔同在勤学之余,也颇有一些交游。除了与随鸥吟社的汉诗人唱和外,李叔同与曾孝谷、陈师曾还参加日本书画界的淡白会,该会每月聚会一次。“开会时,陈设会员作品,当筵挥毫,出品交换”。该会规模不大,仅十余人。“人品皆风雅娴静,其作品极潇洒清疏,洵不愧淡白之名”。李叔同等人与会时,“日人当年乞书画者尤多”。淡白会给李叔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12年他在上海组织文美会,就模仿了淡白会的方式。
当然,李叔同留给他人严谨、孤僻、至情至性的印象,并非全无依据。出家后的弘一法师曾经说,“弟子在家时,实是一个书呆子,未尝用意于世故人情。”李叔同的这种性格看来是由来已久的。艺术家大多是性情中人,这一点是容易理解的。
韩亮侯曾经讲过他与李叔同结识时的一幕:有一天,他在日本的一场音乐会里,发现一个衣服褴褛的座客,他想这种资产阶级的西洋人的音乐会里,怎么会有这样一个人呢?这门票又怎么会给他买到的呢?后来等到散场时,相互招呼之后,这人还邀请韩到他寓所去坐坐,为好奇心所驱,韩亮侯就跟他走,不多一会,到了一所很讲究的洋房,他住在二楼,一进房,韩吃了一惊,满壁都是图书,书架上摆着许多艺术意味的小玩意儿,屋角上还有一架钢琴,一下子把韩弄糊涂了。后来,这人又换上笔挺的西装,邀请韩亮侯到外面去吃饭。当然,这人就是李叔同。
沉浸在艺术中的人,往往会有一些被人视为怪癖的生活习惯。李叔同年少时,喜欢养猫,1896年他在一封信上的署名是“天津猫部缄”。姜丹书说,在东京留学时,他曾经往家里发过一个电报,问猫安否。
关于这种怪癖,徐半梅还说过一件事:有一天,李叔同日籍夫人的母亲来探访女儿,谈了半天,忽然天下雨了,岳母要借一把雨伞回去,但李叔同无论如何不答应,并且对岳母说:“当初你女儿嫁给我的时候,并没说过将来丈母娘要借雨伞的。”如果这个记载属实,李叔同就太不近人情了。
不过,曾是李叔同南洋公学同窗的黄炎培却对这个说法不以为然,他说,李叔同态度一贯温和静穆──“我看到‘不肯把雨伞借给丈母娘’的记载,有些惊讶。”
无论如何,李叔同确实有些不同常人的生活方式。
艺术毕竟是抽象于生活之外的东西,从事艺术创造的人往往有敏锐的洞察力,比一般人更强的想象力。艺术的创造过程,也是艺术家把自身的主观世界注入艺术品的过程,强烈的个性色彩使艺术活动显得神秘,引发的是人们对艺术家个人生活的好奇和猜测。对艺术家来说,生活是艺术的源泉,与此同时,艺术的精神渗入他们对生活的理解过程,艺术也熏陶着他们的生活。作为艺术家的李叔同,显然有自己特别的性格和人生态度。对于这种性格和人生态度,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价值判断,主要还是集中在他的生活到底是积极还是消极上。
徐半梅认为李叔同脾气太怪,“在社会上是此路不通的,所以只好去做和尚。”吴稚晖说,李叔同可以做个艺术家而不做,偏去当和尚,也对他的人生态度不满意。
在李叔同自己和其他一些人看来,他的人生仍然是积极的,但这种积极与一般的勇猛精进不同,浸淫于艺术世界的李叔同走了另一条路径。
艺术与李叔同的生活有什么样的联系呢?
曾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顾一尘,从艺术家的性格来分析李叔同的生活态度。他说,虽然弘一法师出家了,但给他的印象和刺激始终是积极的、雄壮的、欢喜的、豁达的:

他有一妻一妾,而又走马章台,折柳平康,这时代他正如尼采所说的达奥尼苏斯那种类型。他是热烈的,冲动的,兴奋的,冒险的,狂喜的,“他尽量争取刹那间的欢乐,如瞽如痴,随着生命的狂澜流转”。可是到了一个时期,与其说他是出了家做和尚去,倒不如说,他是走上其他艺术家也常走到的另一个极端的路子上去了,这时候他正是那另一种类型的亚波罗,他是和平的,冷静的,安闲的,智虑的,玄想的,但不是消极,他向“亚波罗凭临奥林庇斯高峰,雍容肃穆,转运他熠熠生辉的巨眼,普照世间一切”,这也就是具有二重性格的“极端主义”的艺术家。像歌德有时丢开一切抓住一个女性狂恋,有时却埋头日夜苦干;像富家子的塞尚,离了家庭躲到乡间,埋头向画面发挥,像哥根抛弃巴黎的布尔乔亚生活,而孤零零地跑到荒凉的蛮岛,执着画笔。弘一法师的出家真的像这些大艺术家的行径,专心攻钻他的艺术──书法──和哲理,虽然他把其余的姊妹艺术丢开了,但这由博返约的办法,正如尼采所说:“不但要博,还要伟大”,他是丝毫没有消极的。(《纪念弘一法师》)

李叔同与苏曼殊曾经都是南社的成员,苏曼殊也有过出家的经历,但两人的意趣却不一样。陈祥耀把弘一、曼殊放在一起进行了比较,他认为弘一是艺术家,典型的高僧,曼殊则是浪漫的才人。曼殊才情的奔放,为世人所共知,其才思是向外横溢的;弘一的才思,一贯为人的态度,都是向内收敛的——这是两人最大的不同。他说:

这不是由两人出家后的生活方式的不同看出,从两人早年的文学作品中就可知道。老人的旧诗词,虽也多近绮艳,但风格很异曼殊:说水,曼殊的使我想起春波的嫩绿,老人的使我想起秋潭的空碧;说花,曼殊的使我想起带着清明烟雨的楼角的梨树,老人的使我想起夏日清池中的莲蕊;曼殊的较有浓烈的感情,较有动人的丰韵,较为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论文学的,也较为偏取这一种,老人的绮艳诗,慢慢地想收敛上芳洁的一途,想洗净到司空表圣所说的“体素储洁,乘月返真”的一途,就诗的“品”言,我们或许还更有取于老人的。(《纪念晚晴老人》)

以艺术为缘,李叔同在日本期间生活上最大的变化,就是有了一位日籍夫人。
关于李叔同的家庭情况,弘一法师圆寂后,有几人在回忆文章中称李叔同在出国留学前已有一妻一妾。赵家欣在《弘一法师的生平》一文中提到,当时“日本女子大多喜欢嫁给中国留学生,这个多才多艺的中国青年更为不少日本少女所倾倒,虽则他那老旧的家庭中,已经有一妻一妾,但当他学成回国时,仍有一个如花似玉的日本太太跟他一块儿回到中国来”。前面提到的顾一尘称其有一妻一妾,也似乎不是指这位日籍夫人。僧睿在《弘一法师史略》一文中则称,包括日籍太太在内,李叔同在俗世有一妻两妾二子。但根据目前的了解,李叔同除了原配夫人俞氏和日本太太外,并未接纳过其他女子为妾,此说或者属于误传。
关于李叔同的日籍夫人,一般的说法是,李叔同在日本学习西洋绘画期间,曾雇请一位日本女子为模特,日久情生,后来便成了李叔同的日籍夫人。但1938年高文显在《弘一法师的生平》一文中则说,这位日姬是李叔同在东京时的同学,“也是能教艺术的”,随李叔同回国后,是“一位很好的内助”。李叔同一生对这件事从未有过交代,世人甚至连这位日本女子的名字都不知道。一些传奇小说类的传记里,或称其为雪子,或称为诚子,还有叫千枝子、叶子的,但似乎都没有什么根据和出处,大约只是作者凭空杜撰或演绎得来。
林子青在《弘一法师年谱》中提出一个见解。李叔同出家前,有过一次断食。在《断食日志》中,有两处提到“福基”,第十一天:“是晚感谢神恩,誓必皈依,致福基书”,第十二日:“因寒不敢起床。十一时福基遣人送棉衣来,乃披衣起。”所以他推测“福基”也许是李叔同日籍夫人的真名。
李叔同的结发妻子是俞氏,从李叔同独自留学日本多年来看,俞氏与李叔同的关系可能并非十分融洽;即使两人感情尚可,李叔同抛家小舍妻儿,一人留学日本,也难免会有情感上的寂寞。在当时的留学界,中国学生与日本女子交往并发生爱情的事时有出现,李叔同有一位日籍夫人也不足为奇。
李叔同后来用“放浪无赖”来总结他在日本的这一段生活,似乎表现出一种忏悔的态度。这种“放浪”的说法究竟何指,他没有讲。除了与这位日籍女子的感情纠葛外,还能有什么事更称得上“放浪”呢?
在关于李叔同的各种资料中,这位日籍夫人只是偶尔出现过寥寥几次,有关她的身世和后来的结局便显得格外神秘。不过,李叔同并没有向天津的家隐瞒这位日籍夫人的事情,他的家族也没有否认这位日籍夫人的存在,桐达李家的后人称之为“日本奶奶”。李端回忆说:

我还见过先父画的一张油画,是一位日本女人的头像,梳的高髻的“大阪头”,画面署名“L”,四周有木框。这张油画在分家后由我保存,以后先后迁住粮店街吉家胡同和西沽当铺西街时都挂在我的住房中。“七七”事变以后,西沽的北洋大学住了日本兵,西沽大街上常有日本兵经过,我又住的临街房子,害怕日本兵闯进来后这张画有可能招惹是非,就摘下来丢到厨房里,以后也损坏了。现在推断,L的署名当是“李”字的英文拼音字头;画中的日本女人,也可能就是我父亲从日本带回上海的那位日籍夫人。(《家事琐记》)

生于1930年的李准之子李曾慈,是李叔同的嫡孙,也见过这位“日本奶奶”的画像。他说,祖父的遗物中给他印象最深的,是两幅大小不同但又配对成套的油画。前面李端提到的是一幅,另一幅较大,上下高约七尺,宽约五尺,分家时归李准名下。画面是一个游泳的女人身像,在蓝绿色的水中,一裸女两臂伸张,作向水上浮动状。头发很长,发在水中漂浮,水中的形体略似模糊。画的右下角签有红油色的“Li”两个英文字母。李曾慈认为,这两幅油画当时都挂在故居“意园”的洋书房里。客厅里挂裸体画在当时社会十分少见,所以在李家亲朋中作为一件奇事流传了多年。
关于这位日籍夫人的画像,李叔同弟子李鸿梁也见过一些。他说,有一次替李先生收拾从上海刚带到杭州的一只箱子,发现很多张油画是同一模特儿的。后来据夏丏尊先生说,这就是日籍的师母。
李叔同与这位日籍女子的爱情虽然遗落了更具体的情节,但在李叔同为她所作的油画里,已经隐约透露出异国之恋那种罗曼蒂克的情调。
这位日本女子随李叔同生活数年后,于1911年陪伴李叔同来到中国,李叔同把她安排在上海居住,他从此有了天津、上海一南一北两个家。
在李叔同的友人和学生中,相信不少人见过这位日籍夫人,但很少有文字的记载留下。在杭州任教时,李叔同在上海的海伦路安家,浙一师学生李鸿梁说,这个地方他去过好几次。李鸿梁能去,别人当然也能去,应该有不少机会与这位日籍夫人见面的。
提到日籍夫人最多的,是关于李叔同出家时情景的记载。
姜丹书说,李叔同出家时,曾剪下自己几根胡须包赠其日籍夫人。
曾在浙一师读书的石有纪称,李叔同出家后,闭起关来,不与任何人见面,这位日本姨太太在寺里悲悲戚戚地哭过十几天,也终于得不到一面。
曾亲近弘一法师的高文显有生动的叙述:

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法师的出家,却引起情魔来缠绕了。他的日本太太携着幼儿,从南京赶来,要来和他会面。但是铁石心肠的他,连会面的因缘也拒绝她,她没有办法,只好再三地恳求,说他的爱儿也同来见他。可是他更表示坚决,吩咐通报的人,请对她说,把他当作害虎列拉病死了一样,一切家庭的事,从此不过问了。她知道他信仰宗教的热情,已达于极点,只好携着爱儿北上天津,交给他的家属,然后自己凄然东归,以成就他的道业。(《弘一法师的生平》)

按照这里的说法,李叔同与这位日籍夫人还有一位爱子。在离开中国返日之前,还把爱子送到了天津的李家抚养。僧睿在《弘一法师史略》中也提到日籍夫人抱子求见之事。但在李家后人的回忆中,找不出任何有关李叔同与日籍夫人所育爱子的记述。事实的真相扑朔迷离,已难有确切的证据了。
丰子恺之女丰一吟明确说,这位日本女子没有生育。李叔同出家时,托友人将其送回了日本。
清末民初上海教育界的一位重要人士杨白民,是李叔同交往20年的好友。他的女儿杨雪玖回忆说,当时,这位日本夫人曾找到杨白民家诉说:日本的和尚是容许有妻室的,为什么李先生要遣返她?经杨白民解释后,日本夫人便央求杨带她到杭州,再见李叔同一面。到杭州后,杨独自到虎跑寺向弘一提出此事,弘一推辞不掉,就相偕到湖滨一旅馆。杨先去散步,两人单独会面。据说弘一给了她一只手表为纪念。这位夫人原是学医的,弘一安慰她说:“你有技术,回日本去不会失业。”会面毕,弘一乘船离去,头也不回一下,夫人失声痛哭,只得与杨一同返沪,就此回日本去了。
宽愿是李叔同出家后所收的一位徒弟,他讲述过这样一件事:有一天,师父笑着对他说:“宽愿,我带你到大东门去吃面,这家面店的老板会特别给我加料,味道十分好,也不要付钱的!”宽愿跟着师父到面店坐下,师父说,附近的鸡毛弄就是他的老家,他就生在此处,教书时就住在这家面店楼上,与面店老板很要好。不一会,老板娘过来招待,师父问:“老板在吗?”她回答:“他去世已多年了⋯⋯”,师父也就不说什么,要了两碗素面。正吃着,老板娘又过来问:“这位大师父!我男人在世时,有一位很要好的朋友,记得是姓李的,什么名字我记不起了。他原在杭州两级师范学校教书,听说是教画画的。师母是一位贤惠的日本女子,夫妻俩感情也很好。”说到这里,她叹了口气,接着说:“可是,不知怎的,这位先生突然出家当了和尚,忍心丢下日本妻子不管了!可怜呀!这位日本师母每天哭丧着脸,伤心得饭也不吃,我们劝她也没有用,最后孤苦伶仃地回日本去了。”说罢,她瞟了俩人一眼,似乎想从俩人身上得到什么信息。她说:“不知你们两位师父认识不认识那位和尚?”师父毫不动容,静静地听她说完,然后淡淡地回答说:“哦!你说的那位和尚,我认识,但不知他现在到哪里去了。”师父说完,付了面钱就走,宽愿默默地跟在后面,此时此刻,不知师父在想些什么。
这段话说得云里雾里,难辨真伪。弘一法师生于天津是众所周知的,他不会也没有必要向宽愿打诳语,何以会有出生在鸡毛小弄之说?看来,宽愿的故事只是一个故事而已。
李叔同的一生,纠葛在情感的旋涡中,母亲的身世让他感到痛苦,与家族亲情的割离对他也未尝不是一种伤感,上海与天津的两个家同样也在撕裂着他的情感,据李端说,打他记事起,没有父亲在天津家中过春节的印象。隐隐之中,让人感觉到李叔同后来的出家与他的情感历程有一分内在的联系。无论如何,从平常人的眼光来看,他欠了两个女人的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