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这次南下后，在上海的时间并不长，当年秋天，《太平洋报》因为经费问题而停刊。这时，他接到了杭州两级师范学校的聘书。经亨颐主持的这所学校拟开设图画手工专修科，邀请李叔同担任图画和音乐教员，李叔同于是到了杭州。从当年秋季学期开始，直到出家前，他一直在这所学校任教。

对于李叔同来说，在杭州任教的这段日子，也是人生发生重大转折的一个时期。尽管他说1905年母亲去世后，就一直是痛苦，但只要看一看他在日本的生活──对于艺术的热衷，与日籍女子的情缘，以及为民国成立所填的《满江红》一词，都不能让人想到仅仅就在几年后，那个曾经风流飘逸、时时又会热血沸腾的李叔同竟会在这里遁入空门，做一个和尚。

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是清末一所重要的官立师范教育机构，1908年正式开学。当时清政府推行新政，国内出现兴办新式学堂热潮，为了解决师资问题，仿照日本教育体制，一批师范学堂得以成立，该校就是其中之一。辛亥革命后，该校改为浙江省立，1913年又改名第一师范学校，是当时浙江乃至国内的师范教育重镇。

邀请李叔同到这里任教的是时任校长的经亨颐。经亨颐，字子渊，浙江上虞人，年长李叔同3岁，早于李叔同留学日本学习师范，回国后参与该校筹建，曾任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务长，1913年后担任校长，还是当时浙江省教育会的会长。

经亨颐好金石诗词，通书法丹青，提倡人格教育。他的办学思想是德、智、体、美、社交，五育并臻，注重学生个性发展和人格养成。曾在浙一师就读的曹聚仁回忆说，他在一师读书时，“每一年级，每一班组，每一星期，总有一小时‘修养’课程由经师自己来讲授；这是他和我们接触的机会。他所谓‘修身’，并不是‘独善其身’的‘自了汉’，而是要陶养成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公民’。他所挂的教育目标是人格教育，和当时上海江苏教育会派黄任之先生等所提倡的‘职业教育’正相对峙。他要我们个个都是健全的公民；他也用了刘劭《人物志》所说的‘淡’字来说明人生的极则，是一碗清水；一碗清水，才可以作种种应用。职业教育，乃是有了味的水；无论什么味的水，都是有了局限性了。他所聘请的教师，学问品行方面，对学生们的影响非常之大，他所标立的教育方针，也颇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这所学校的校风从这里可见一斑。

对李叔同来说，在这里任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中国传统教育以读经为主，有十分明确的道德指向。清末学堂兴起后，一般学校虽然仍有读经之类旧课程，但大多支离破碎，无足轻重。外语以及数学、物理等实用性的新学知识更受重视。至于艺术、体操之类，虽然也是学校教育的新内容，但在当时风气下，既不为旧派人士所接受，也有别于新式科学课程，在可有可无之间。经亨颐倡导的教育方针，在当时既属难得，也颇合乎李叔同本来的性情与趣味，这可能是李叔同此后始终没有离开该校的一个原因。据称，李叔同接受聘任时曾经提出一个条件，就是必须给每位学生配备一架风琴。于是经亨颐到处化缘，凑齐了四五十架风琴，才满足了李叔同的要求。从此事中可见浙一师对艺术教育的重视，在当时国内的学校，怕是极少见的例子。

在杭州任教的这几年间，李叔同与早年的友人还偶有机会相见。1915年5月中旬，严修、张伯苓、陶孟和等天津教育界人士一行曾赴杭州，并参观了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李叔同曾请诸人晚宴，并陪大家游览西湖。也就是在这一年，与李叔同为世交、时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的陈宝泉也曾在杭州西湖烟霞洞遇到过李叔同，陈氏有意邀请李叔同北上任教，但未成。陈宝泉记称：“予力约其北来任高等师范教授，但笑应之。及予北归，旋得复书谢绝，未几闻已入空门矣。”

1932年，当年的校长经亨颐为弘一法师手书《华严集句三百》作跋曰：

上人性本澹泊，却他处厚聘，乐居杭，一半勾留是此湖；而其出家之想，亦一半是此湖也。

在经亨颐看来，吸引李叔同在杭州度过俗世最后几年时光的，是西湖。西湖胜景，自然不必一一道来。李叔同对西湖的印象，浓缩在他这首名为《西湖》的歌词中：

看明湖一碧，六桥锁烟水。塔影参差，有画船自来去。垂杨柳两行，绿染长堤。飏晴风，又笛韵悠扬起。

看青山四围高峰南北齐，山色自空濛，有竹木媒幽姿。探古洞烟霞，翠扑须眉霅暮雨，又钟声林外起。

大好湖山美如此，独擅天然美。明湖碧无际，又青山绿作堆。漾晴光潋滟，带雨色幽奇。靓妆比西子，尽浓淡总相宜。

李叔同在1913年一封信中也向人描写过泛舟西湖的情景：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才一举手，不觉目酣神醉。山容水态，何异当年袁石公游湖风味！李叔同提到的袁石公，即明代进士、文学家袁宏道，以提倡文学以“独抒性灵”而著名。

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原址是杭州贡院，李叔同1902年以平湖县监生资格参加浙江乡试，应该就是在这个地方。当年来杭州时，李叔同就与故交旧友，“时相过从，辄饮湖上”。1912年李叔同到杭州就教职六天后，与姜丹书、夏丏尊曾有一次西湖夜游。为此，李叔同专门写了一篇《西湖夜游记》，记述当日游湖情景。读者可以品读下面这篇《西湖夜游记》，领略西湖夜色的同时，还可以咀嚼李叔同的文人情趣：

壬子七月，余重来杭州，客师范学舍。残暑未歇，庭树肇秋，高楼当风，竟夕寂坐。越六日，偕姜夏二先生游西湖。于时晚晖落红，暮山被紫，游众星散，流萤出林。湖岸风来，轻裾致爽。乃入湖上某亭，命治茗具。又有菱芰，陈粲盈几。短童侍坐，狂客披襟，申眉高谈，乐说旧事。庄谐杂作，继以长啸，林鸟惊飞，残灯不华。起视明湖，莹然一碧；远峰苍苍，若现若隐，颇涉遐想，因忆旧游。曩岁来杭，故旧交集，文子耀斋，田子毅侯，时相过从，辄饮湖上。岁月如流，倏逾九稔。生者流离，逝者不作，坠欢莫拾，酒痕在衣。刘孝标云：“魂魄一去，将同秋草。”吾生渺茫，可唏然感矣。漏下三箭，秉烛言归。星辰在天，万籁俱寂，野火闇闇，疑是青磷；垂杨沉沉，有如酣睡。归来篝灯，斗室无寐，秋声如雨，我劳如何？目瞑意倦，濡笔记之。

文章前半段很有王维《山中与裴秀才迪书》对夜游辋川景致的描写，后半部分又有骆宾王《与博昌父老书》中的伤感。实际上，李叔同对王维确实是非常欣赏的，他在晚年说，读王维的诗，“可见隐逸之乐趣。”

以后的日子，李叔同成了西湖的常客，或与友朋同来，或孑然一身，一边饮茶，一边看着悠然的湖光。在惬意的日子，他能够看到西湖的明媚，在失意的时候，他能够看到西湖的幽怨。情随境迁，境随情移，在这些年里，西湖寄托了李叔同的情感。

在西湖边上，聚集着杭州的文人们。

杭州文人的特性与西湖是联系在一起的，千百年来，无数文人墨客流连于西湖，湖光山色的静谧与文人的飘逸相映照，造就了杭州雅致闲适、淡泊宁静的文人氛围。

这种文人氛围是李叔同乐意勾留杭州的重要原因。

说到文人，应该先说一说“知识分子”这个概念。知识分子是从西方移植来的名称，他们是对现存社会秩序和体制持以批判态度的人群。中国古代没有“知识分子”这一称谓，与之相接近的是“文人”。与西方知识分子批判者的角色和游离的立场不同，中国文人始终有强烈的参与政治与社会的愿望，他们把学术与政治结合在一起，文人的命运与社会、政治总是紧密联系。出仕做官是人生目的，或者称之为实现抱负的手段。他们虽然有自己的原则，但不拒绝与社会的合作，有时甚至是苟合。

就文人而言，他们与社会、政治、统治者的合作态度，表现为强烈的道义责任感和入世、经世抱负，文人强调经邦济世为己任，希望投身社会政治、建立功业。由格物致知，到修身齐家，最终治国平天下，体现了以参与社会、建立功业为最高目标的理想人生模式。学术与知识服务于政治，只有通过政治实践才能体现出其价值，特别是在乱世、衰世，文人们更自觉地充当着救亡续绝、挽狂澜于即倒的责任。

中国文人也有与西方知识分子性格上相接近的一面，他们虽然不拒绝与社会的合作，但大体上总能保持与社会的相对距离，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人格；尽管这种独立相当有限，却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超脱社会，成为社会的观察者，较早预感到王朝衰荣和时代更替的特殊气息。在特定的时候，他们会转化为社会的反省者和批判者，承担变革和改造社会的责任。

不过，在常态的社会中，与社会保持相对的距离，意味着文人多数时候属于失意者，在这种状态下，他们创造了自己独有的生活方式，标榜“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进”与“退”之间寻找到了心理的平衡；他们以情操自励，品味自娱，自我修养的凝思替代人间俗世的烦嚣；棋、琴、书、画寄兴怡情，笔、墨、纸、砚清雅脱俗；金石篆刻凝注气质，诗酒唱和别见情趣。

千百年来，中国文人就是这样。国难当头时的披发奔走、慷慨悲歌，与承平时代的才子佳人故事、风花雪月消遣相互映衬，勾勒出中国文人的形象。

晚清以来，国势衰微，对于以治平天下为素志的文人来说，这是他们需要“出山”的时刻。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文人的角色是众所周知的，从魏源、洪秀全、曾国藩、郭嵩焘，一直到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等，尽管他们具体的身份、目标和行为方式各不相同，甚至在政治立场上截然对立，但精神上无不体现着文人经邦济世的情结。

从总体上说，投身社会变革是近代文人的主流，但在特定的时候，文人也表现出了强烈的回归意识，力求重新回到自己所熟悉的天地，从事自己所熟悉的活动，过自己所熟悉的生活。简单地用“失意”来解释并不妥当，这里也交织着他们寻求个体价值的努力。

对于李叔同来说，在杭州的这几年是一个精神困苦的时期。他要寻求一种解脱的方式，需要一种信仰的支撑。民国初年，经历了辛亥革命的知识分子都有类似的失落和痛苦，他们原以为革命以后，一切都可走上正轨，国家兴盛指日可待。然而，中华民国虽则成立，但社会现实却未见改观，急转直下的民国政局给文人们带来的是暮秋般的凄冷，经过了一番政治搏斗的文人有了倦意，勾起了他们的山林志趣。他们现在要打点自己的行李，回到自己熟悉和适意的生活中去。

民国初年的知识界呈现的是一种双向的流动，一方面，更年轻的一代从书斋流向社会，他们裹挟着新青年的政治热情，精神上处于躁动时期，在随后的新文化运动中成为最重要的呼应力量；另一方面，一批经历了清末社会变革的文人却表现出回复平静的趋向，更乐于超然治学，从社会向书斋回归。

李叔同在杭州所接触到的文人圈子，总体上是后一种景况。

作为当时浙江的教育重镇，浙江两级师范学堂——1913年改名为浙江第一师范学校——集合了一批优秀的教师，早期有沈钧儒、沈尹默、张宗祥、周树人（鲁迅）、马叙伦等，后来朱自清、刘大白、俞平伯、陈望道、叶圣陶也都曾在该校任教。李叔同受聘期间，浙一师任教的有夏丏尊、姜丹书、单不厂、堵申甫、王更三等。

看一看这个简单的名单，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浙一师早期的教师里，像周树人、沈尹默在随后的新文化运动中都堪称主将，而与李叔同同时任教的这些人，没有过多地介入民国初年的文化反思和批判中，后来的成就大都是在文艺界。这里集合的是一批淡泊的文人，与社会的前途相比较，他们似乎更关心文化本身的存在，他们没有将热情倾注于对旧文化的反省和与社会的决裂，而更表现出对自我情怀的发抒。

在杭州期间，李叔同在篆刻、书法诸学上花费了很大的心力。浙一师校长经亨颐本人精通此学，在西湖边上，有著名的西泠印社，联络了东南的金石名家，是文人向往之所在。当时西泠印社的社长是吴昌硕，李叔同和夏丏尊曾加入了印社，李与印社诸人有不少交往。1914年，他和夏丏尊等一些爱好金石的师生组织了乐石社，研究金石篆刻。在《乐石社记》一文中，李叔同写道：

粤若稽古先贤，继天有作，创造六书，用给世用。后贤踵事，附庸艺林。金石刻画，实祖缪篆。上启秦汉，下逮珠申。彬彬郁郁，垂二千年，可谓盛已。世道衰微，士不悦学，一技之末，假手堣夷。兽蹄鸟迹，触以纍纍，破觚为圆，用夷变夏。典型沦丧，殆无讥焉。

不佞无似，少耽痂癖。结习所存，古欢未坠。曩以人事，羁迹武林，滥竽师校。同学邱子，年少英发。既耽染翰，尤嗜印文。校秦量汉，笃志爱古。遂约同人，集为玆社。树之风声，颜以乐石。切磋商兑，初限校友。继乃张皇，他山取玉。志道既合，声气遂孚。自冬徂春，规模寖备。复假彼故宫，为我社址。而西泠印社诸子，觥觥先进。勿弃葑菲，左提右挈。乐观厥成，滋可感也。

不佞昧道懵学，文质靡低。前鱼老马，尸位经年。伏念雕虫篆刻，壮夫不为，而雅废夷侵，贤者所耻。值猖狂颓靡之秋，结枯槁寂寞之侣。足音空谷，幽草寒琼。纵未敢自附于国粹之林，倘亦贤乎博弈云尔。爰陈梗概，备观览焉。

这篇文字写于1915年，叙述了乐石社的缘起。从中可见，乐石社筹建于1914年冬，正式成立则可能是次年春。在乐石社创建中，西泠印社诸人也有过帮助。乐石社的社友最初只限浙一师的范围，后来则有校外人士加入。《乐石社社友小传》中共有27名社友，其中包括浙一师校长经亨颐及教员堵申甫等人。柳亚子1915年在西湖与李叔同相遇，李叔同邀请他加入，柳以“懵于艺事”辞谢，李叔同以为无碍，柳也就“欢然从焉”。另外，乐石社还出版《乐石集》，1915年3月底，李叔同曾将四册《乐石集》寄赠母校东京美术学校图书馆。

在杭州的知识界里，还有一位重要的人物，就是马一浮。

马一浮是浙江绍兴人，生于1883年，号湛翁，曾游学美国、日本，饱读经书，学贯中西，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国学大师，又是佛学家。丰子恺曾随李叔同见过马一浮，他这样描写：“他的头圆而大，脑部特别丰隆，假如身体不是这样矮胖，一定负载不起。他的眼不像L先生（即李叔同）的眼地纤细，圆大而炯炯发光，上眼帘弯成一条坚致有力的弧线，切着下面的深黑的瞳子。他的须髯从左耳根缘着脸孔一直挂到右耳根，颜色与眼瞳一样深黑。”（《陋巷》）马一浮给丰子恺留下的印象，是否也是李叔同的印象？不得而知。但李叔同在杭州这几年，马一浮隐隐是他的精神导师。

1902~1903年间，李叔同在上海与马一浮相识，到杭州以后来往开始频繁，两人的友谊一直延续到弘一圆寂之后。李叔同说过，马一浮是生而知者，假如有一个人生出来就读书，每天读两本，而且读了就会背诵，读到马先生的年纪，所读的还不及马先生多，对马一浮很是推崇。在民国六年（1917）给刘质平的一封信中，李叔同提到：“自去腊受马一浮大士之熏陶，渐有所悟。世味日淡，职务多荒。”可见两人一起谈过佛法。弘一承认，他学佛是受了马一浮的影响。

马研究佛学，为此曾经把“一浮”改为“一佛”。在他看来，佛学与儒学是互通的，“菩提涅槃是一性，尧舜孔佛是一人”，儒家式的修养与佛教徒的修行要达到的是一个目标。李叔同本来就注重修身，与马一浮的交往，除了接受佛学知识外，这种观念对他最后遁入空门应该是有启发的。

大体上说，李叔同在杭州接触的文人，与他本人一样，是属于关注自我情怀、追求精神适意的一类。在相互的影响和熏陶下，浓郁的宗教气质开始在李叔同身上浮现出来。

从李叔同的一生看，早年生活在天津和上海的文人社会，除了在日本留学期间暂时和部分脱离了中国文人的圈子（在日本期间，他与日本的“文人”也有很多交往），其余的时间都是以一个文人的身份出现，他熟悉文人世界的基本原则和生活方式，熟悉那里特殊的气息，所以也很容易回归。

在杭州时期，是李叔同投身于艺术教育的一个时期。他是一个开风气的人物，在浙一师开设的美术课程中，有石膏素描、速写、水彩、油画等内容，都是西画系统。石膏模型从日本购进，许多西画材料要从国外买回。他组织学生到西湖写生，当时也很少见，警察往往误以为是私自测绘地图，时有干涉。至于音乐教育，按照他的要求，学校将风琴布置在礼堂四周、自修室、走廊等处。在西湖的西泠印社，举办过一次没有听众的音乐会，虽然没有客人，但气氛严肃，秩序井然。在李叔同的主持下，浙一师的艺术教育充满了严肃而又生动的气息。

1913年，李叔同以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校友会的名义，编了一期《白阳》杂志，应该出自李叔同手笔的白阳诞生词称：

技进于道，文以立言。悟灵感物，含思倾妍。水流无影，华落无烟。掇拾群芳，商量一编。维癸丑之莫春，是为白阳诞生之年。

如前所述，李叔同在这份刊物上发表过《西洋乐器种类概说》《石膏模型用法》《近世欧洲文学之概观》等文字。同一时期，他还在杭州《教育周报》上发表过《唱歌法大意》《西洋画特别教授法》等文。

李叔同对漫画研究很有兴趣。在上海就职《太平洋报》时，他曾经征集过漫画作品，当时叫作“滑稽讽刺画”。在杭州期间，由李叔同指导，浙一师学生们组织过一个漫画会，每月展览一次。李叔同和浙一师学生还出过一个版画集，李叔同刻了一幅模仿小孩画的人像。1914年秋天，浙一师还在国内首次使用人体模特写生，在中国艺术史上这是第一次。1915年旧金山国际博览会即将举行，李叔同组织学生报送了一批美术作品，虽然未能入选，但可见其时李叔同对艺术教育的投入。

为人师表的李叔同，给他的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的李先生”是学生们对他的称呼。

曹聚仁说，“在我们的教师中，李叔同先生最不会使我们忘记”。对李叔同充满爱戴之情。丰子恺说，李叔同最大的特点是认真，做什么像什么，学一样像一样，对于一件事，不做则已，要做就非做得彻底不可。早年在上海，他是一个彻底的翩翩公子，在日本留学是一个彻底的留学生，在杭州任教，就是一个彻底的教师了。

作为艺术家的李叔同，对于仪表很讲究。这一时期的他，漂亮的洋装不穿了，换上灰色粗布袍子、黑布马褂、布底鞋子。金丝边眼镜也换了黑钢丝边眼镜。虽然布衣，却很称身，常常整洁。他穿布衣，全无穷相，而另具一种朴素的美。“浓妆淡抹总相宜”，这诗句原是描写西子的，但在丰子恺的眼中，拿来形容他们李先生的仪表也很适用。丰子恺说：“今人侈谈‘生活艺术化’，大都好奇立异，非艺术的。李先生的服装，才真可称为生活的艺术化。他一时代的服装，表出着一时代的思想与生活。各时代的思想与生活判然不同，各时代的服装也判然不同。布衣布鞋的李先生，与洋装时代的李先生、曲襟背心时代的李先生，判若三人。”

丰子恺在预科时，李叔同教他们音乐。对“我们的李先生”，他的第一感觉是严肃。学生们以为先生总要迟到，嘴里随便唱着、喊着、笑着或骂着走进教室，没想到他们的老师已经端坐在讲台上，于是低着头，红着脸，到自己的座位上偷偷仰头去看。只见这位老师消瘦的上半身穿着整洁的黑布马褂，露出在讲桌上，宽广得可以走马的前额，细长的凤眼，隆正的鼻梁，形成威严的表情；扁平而阔的嘴唇两端常有深涡，显示出和蔼的表情，完全是一副“温而厉”的相貌；讲桌上放着点名簿、讲义、粉笔，钢琴的琴盖已经打开，摆上了谱表，琴头上又放着一只时表，闪闪的金光直射到教室里，黑板上已经清楚地写好要讲的内容。上课铃声响过，老师起身深深一鞠躬，课就开始了。丰子恺说：

有一个人上音乐课时不唱歌而看别的书，有一人上音乐时吐痰在地板上，以为李先生不看见的，其实他都知道。但他不立刻责备，等到下课后，他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郑重地说“某某等一等出去。”于是这位某某同学只得站着。等到别的同学都出去了，他又用轻而严肃的声音向这某某同学和气地说：“下次上课时不要看别的书。”或者：“下次痰不要吐在地板上。”说过之后他微微一鞠躬，表示“你出去吧。”出来的人大都脸上发红。又有一次下音乐课，最后出去的人无心把门一拉，碰得太重，发出很大的声音。他走了数十步之后，李先生走出门来，满面和气地叫他转来。等他到了，李先生又叫他进教室来。进了教室，李先生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向他和气地说：“下次走出教室，轻轻地关门。”就对他一鞠躬，送他出门，自己轻轻地把门关了。最不易忘却的，是有一次上钢琴课的时候。我们是师范生，每人都要学钢琴，全校有五六十架风琴及两架钢琴。风琴每室两架，给学生练习用；钢琴一架放在唱歌教室里，一架放在弹琴教室里。上弹琴课时，十数人为一组，环立在琴旁，看李先生范奏。有一次正在范奏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放了一个屁，没有声音，却是很臭。钢琴及李先生十数同学全部沉浸在亚莫尼亚气体中。同学大都掩鼻或发出讨厌的声音。李先生眉头一皱，管自弹琴（我想他一定屏息着）。弹到后来，亚莫尼亚气散光了，他的眉头方才舒展。教完以后，下课铃响了。李先生立起来一鞠躬，表示散课。散课以后，同学还未出门，李先生又郑重地宣告：“大家等一等去，还有一句话。”大家又肃立了。李先生又用很轻而严肃的声音和气地说：“以后放屁，到门外去，不要放在室内。”接着又一鞠躬，表示叫我们出去。同学都忍着笑，一出门来，大家快跑，跑到远处去大笑一顿。（《怀李叔同先生》）

1916年到浙江第一师范学校读书的傅彬然，在回忆中也提到李叔同不苟言笑，神态宁静慈和，庄严可敬。他描述了李叔同当时上课的情景：

上课时所说的话，似乎是北方话，说得不大顺口，同学们实在不很听得懂。教图画，着重于木炭写生，静寂而明朗的画室里，先生在杂乱的画架间踱来踱去，看到同学们构图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或教同学让给座位，他先提木炭测量石膏像在画面上所应处的地位，然后擦这么一笔两笔而去。教唱歌，着重于音程练习，音调或拍子有些微不合拍，不和谐的地方，非得重唱过不可。教弹琴，多在课外的时间。初学时特别着重于基本的指法练习。指法有一点点错误，拍子有一点点不准确，先生就清缓而和悦的说：“蛮好，蛮好，明天请再弹一遍。”一定要达到完全准确的地步，才得“通过”。先生的教施，实在谈不到什么方法，也从来不向同学们多说什么话，可是在他高尚的人格和深邃的艺术熏陶之上，全校四五百个同学，凡是怀有艺术天才的，他们的天才无不被充分发挥出来了。（《忆李叔同先生》）

在弟子李鸿梁的印象中，“我们的李先生”是一位严肃认真的老师。在未上课前，他已经默认了学籍簿上的学生名字，能够叫出多数同学的姓名。每学期开学之前，就把本学期所教内容和顺序详细编定，预告给学生。讲授美术史时，总是把各时代、各名家的代表作搜集起来，附记在纸条上。第一次为他们上音乐课时，他给学生发了张表，问他们学过几年音乐，学到了什么样的程度等等问题。学生从来没有见过他预备过琴，但他却能按照大家的程度，渐渐高深起来。平时有什么疑难的曲节去请教，他总能立刻把指法弹给学生看。他弹琴十分严格，学生每周练习了新曲子，都要弹给他听，李鸿梁说：

结果使他满意的，他就在本子上写一个“佳”或“尚佳”、“尚可”的字样。否则，他立刻立起来，用天津腔的上海话对你说：“曼好，曼好，不过狄葛浪好像有点勿大里对”，或说“还可以慢一点，狄葛浪还要延长一点”等等，这时候，你不必噜苏，噜苏也没有用，他决不再讲第二句话，你还是赶快退出来，再练你的，到下一周和新曲子一同再弹他听。（《我的老师弘一法师李叔同》）

“温而厉”的李叔同，让学生们感到既和蔼又威严。不单是学生，就是同事对他也非常敬畏。有一次李鸿梁和几个同学拥到日本教师本田利实先生的房间里，要求他给每人写一幅书法屏条。可本田那里因为文具不完备，不肯写，学生们请他到李叔同的写字间里去写，他连说不好。后来探知李叔同出去了，他才答应。大家放哨似的在扶梯上、走廊上、房门口，都站了人，如果李叔同回来须立刻通知他。大家说：“李先生决不会因此发恼的。”他说：“在李先生面前是不可以随便的。李先生的道德文章固然不必说，连日本话也说得那样漂亮，真了不起！”等到字写好了，大家就诳他说，李先生来了！他就立刻狼狈地逃到自己房间里去了，大家不觉大笑起来。

对同在学校任教的夏丏尊来说，李叔同的认真则给他留下另一种感受：

有一次，寄宿舍里有学生失少了财物了，大家猜测是某一个学生偷的。检查起来，却没有得到证据。我身为舍监，深觉惭愧苦闷，向他求教，他所指教我的方法，说也怕人，教我自杀！说：

“你肯自杀吗？你若出一张布告，说作贼者速来自首，如三日内无自首者，足见舍监诚信未孚，誓一死以殉教育。果能这样，一定可以感动人，一定会有人来自首。──这话须说得诚实，三日后如没有人自首，真非自杀不可。否则便无效力。”

这话在一般人看来是过分之辞，他提出来的时候，却是真心的流露，并无虚伪之意。我自愧不能照行。向他笑谢，他当然也不责备我。我们那时颇有些道学气，俨然以教育自任，一方面又痛感到自己力量的不够。可是所想努力的，还是儒家式的修养，至于宗教方面简直毫无关心的。（《弘一法师之出家》）

李叔同的平和也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天，李鸿梁在木炭画教室走到石膏模型前去看说明卡，没有注意到李叔同正在后面改画，挡住了李叔同的视线。李叔同说了一声“走开”，声音有点不大礼貌。也许李叔同是无意的，但在李鸿梁听起来颇不自然。少年气盛的李鸿梁走到自己的位置上，把画板故意敲了一下，以示不快，不久出了教室。等到中饭后，工友递来一张条子说：“李先生请你去。”李鸿梁立刻觉得是为了上午的事，惴惴不安地走进李叔同的房间。正在与夏丏尊闲谈的李叔同立刻站起来，把他领到隔壁房间里。李鸿梁以为老师会因为上午的事严厉教训他，哪知出乎意料，李叔同只是轻轻对他说：“你上午有点不舒服吗？下次不舒服请假好了。”然后随手拉开门，说：“你去吧，没有别的事。”等先生重新进了屋子，李鸿梁一溜烟跑回了自修室。他回忆道，“这时心上起了一种说不出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如同得了大赦似的放心，轻松愉快；同时心里又有一种惭愧的内疚，如同大石一般地压在心头，虽然拿了一本书在看，然而看了半天，不知看了些什么，一直等到同学喊我去上课，我才醒了过来，抬头一看，人已走光了。从此有好几天，惭愧得不敢和法师当面讲话。”

还有一次，李鸿梁从图画教室出来，随便高声地直呼其名问：“李叔同到哪里去了？”哪知李叔同立刻从隔壁的小房间里走出来，还没有看到先生的全身，李鸿梁已经从扶梯上连滚带跳地逃了下去，但耳朵里分明听见李叔同和平日并无两样地问道：“什么事？”这时的李鸿梁已经汗湿小衫。多年以后，李鸿梁想起这一次的莽撞，还觉得脸孔热辣辣的。

儒家式的修养，让李叔同成为一个在校园处处受人尊敬的教师。夏丏尊说，在李叔同来校之前，学生对图画、音乐课程并不重视，“自他任教以后，就忽然被重视起来，几乎把全校学生的注意力都牵引过去了。课余但闻琴声歌声，假日常见学生出外写生，这原因一半当然是他对于这两科实力充足，一半也由于他的感化力大。只要提起他的名字，全校师生以及工役没有人不起敬的。”丰子恺也说，在当时的浙一师，“图画、音乐两科最被看重，课程表里的图画、音乐钟点虽然按照当时的规定，并不增多，然而课外的图画、音乐学习的时间比任何功课都勤。下午四点以后，满校都是琴声，图画教室里不断有人在那里练习石膏模型木炭画，光景宛如一艺术专科学校。”

李叔同不善言辞，他对学生的引导力来自于他的人格修养。夏丏尊说他是有“后光”的教师，就是这个意思。曹聚仁说，在李叔同做他们美术教师的时候，“不独他的艺术天才在我们眼前闪动，他的语默动止都感化了我们。我自知对于美术并无兴趣，也曾为他所鼓舞，发疯地一早起来唱音阶。”曾在浙一师学习的魏金枝与李叔同有半年的师生之缘，他提到当时弥漫在学校的艺术空气：“各个图画室不必说了，墙荫树下，到处都摆着画架，有人在那里静摹细绘。一到星期日，便大家背了画箱画架，到湖山上去写生。至于乐声，除开上课睡眠，总是袅袅不绝的”。

吴梦非说：“弘一师的诲人，少说话，主行‘不言之教’，凡受过他的教诲的人，大概都可以感到。虽然平时十分顽皮的，一见了他，或一入了他的教室，便自然而然地会严肃恭敬起来。但他对待学生并不严厉，却是非常和蔼可亲，这真可说是人格的感化了。”

姜书丹说：李叔同不嗜烟酒，平日勤于职务，有暇则写字，对学生素无厉声正色之责让，至不快时，只于面貌上稍见愠色，而连说几声“无趣”“无趣”，即便是顽劣学生亦无不敬畏悦服。此种感化力，实为常人所不及。

朱文叔则以“清”来概括他对于此一时期李叔同的印象。他这样描写：

人是清癯的，身材适中，可是因为清癯的缘故，在我的目中显得高，尤其当他站在讲坛上的时候，心中每不期而起“仰之弥高”的感觉。音乐教室的前面，是一个校园。有时先生在那里观赏花木，亭亭静立，也使我起一种“清标霜洁”的感觉。

目光是清湛的，无丝毫垢滓，更不含丝毫嗔怒之意。因为他不多说话，和他日常相见，每有极短暂的相对无言的时候，在这时候，只见他双睫微垂，觉得好像有无量悲悯之情从他目中流露出来。

语声是清越的，无论在上课时，在日常相见时，他的说话总是那末轻缓，可又那末有力，能使听者澈于耳，入于心。

至于容止气度，真是一清如水；惟其清，所以洁净，澄澄澈澈，远离一切污染，身上布衣一袭，净无微垢，室中明窗净几，洁无纤尘，这且不说，只要你一接近他，就觉得有一脉清气，浸润着你，涵濡着你，使你自惭形秽，使你的鄙吝之萌不复存于心。

惟其清，所以和悦，温温穆穆，从无疾言厉色。我记得在学业上，所有同学都没有受过先生的训斥，可是对于先生的功课，大家都诚心诚意地想做得好；目的不在分数，只是希望先生能因此而更悦，更欢喜。

惟其清，所以静，安然谧然，从不惶遽惑乱，就是同学们，一班三四十人，在他的课上，也不会有躁急烦嚣的表现。

惟其清，所以淡，泊然恬然，我不曾见他有过得失之色，羡慕之容。

清斯明，先生真像光风灵月。清斯秀，先生真像花中之莲，木中之松。（《忆李叔同先生──弘一法师》）

浙一师的艺术氛围，造就了一批人才，像丰子恺、潘天寿、刘质平、吴梦非、曹聚仁等等，都曾是李叔同的学生。民国时期，在上海、浙江一带从事学校艺术教育的，很多是李叔同的弟子或再传弟子。1920年，丰子恺与吴梦非、刘质平等浙一师的旧同学在上海成立了一所艺术专科师范学校，吴任校长，丰担任教务主任。丰子恺等人后来还在经亨颐等创办的春晖中学教书，后来又到上海与人组织了立达中学，成立了立达学会，培养过不少艺术方面的人才。



一友二弟子

“能婴儿乎”，语出《老子》，意思是说一个人的专注超脱，应该达到婴儿一般纯净的境地。道家认为，人生在世，外在束缚无所不在，只有超然于这一切之上，才能真正领悟到人生的真谛。

为了领悟人生之道，李叔同在1916年夏天进行了一次断食实验：

到了民国五年的夏天，我因为看到日本杂志中，有说及关于断食方法的，谓断食可以治疗各种疾病。当时我就起了一种好奇心，想来断食一下。因为我那个时候患有神经衰弱症，若实行断食后，或者可以痊愈亦未可知。（《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

按照弘一大师的说法，断食的目的是为治疗神经衰弱症。从青年时代开始，李叔同就有神经衰弱症。民国十三年（1924）十二月给俗侄李圣章的信中，李叔同提到：“神经衰弱症，始自弱冠之年。”1906年，在日本留学的李叔同给杨白民信中，称自己自正月以来“神致衰弱”，“不耐苦思⋯⋯未暇执笔为文”，可见是长久以来就有的问题。出家之后，民国十三年（1924）六月，他在温州庆福寺给李圣章的信中称：“朽人近年已来，神经衰弱至剧，肺胃心脏，并有微恙，故须节其劳瘁，息心静养也。”民国十九年（1930）正月，法师在南安雪峰寺致夏丏尊函也称：“尔来患神经衰弱甚剧。今年拟在此静养，不再他往。”可见在出家后的很长时间里，弘一法师也一直受到神经衰弱的困扰。

关于李叔同的身体状况，他在浙一师的同事姜丹书说：“上人早睡早起，每日于黎明时必以冷水擦身，故其体格虽清癯，而精力颇凝练，极少生病。”这些讲究的生活习惯是事实，李叔同自己也说过：“余平日之常课，为晨起冷水擦身，日光浴，睡前热水洗足”。但从李叔同出家前后一些信件看，他的身体状况似乎并不太理想。据称，李叔同曾患有肺病，在日本留学期间，就因为肺结核回国一次。1913年7月，他在给天涯五友许幻园的一封信中称：

今日又呕血。诵范肯堂《落照》（绝命诗）云：“落照原能媲旭辉，车声人迹尽希微。可怜步步为深黑，始信苍茫有不归！”通人亦作乞怜语，可哂也。家国困穷，百无聊赖，速了此残喘，亦大佳事；但祝神谶去冬已为兄言，不吾欺也。

从“今日又呕血”句可见，李叔同当时的身体状况确实存在问题，甚至影响到他的情绪。民国二十二年（1933）闰五月，弘一法师在泉州开元寺写给胡宅梵的信中也提到：“前日又咯血，故宜不久往山中静养。”咯血之症，或许是早年肺病的延续？

李叔同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似乎较为悲观。民国六年（1917），他在给刘质平的信中说：“不佞自知世寿不永（仅有十年左右），又从无始以来，罪业至深，故不得不赶紧发心修行。”在同年表示要资助刘质平完成学业的信中，他也讲到，如果身患大病，就无法践诺，说明他对于自己的身体状况并不乐观。在出家后的一段时间里，弘一在与外界的书信来往中，也时常提到自己的身体状况：

民国八年（1919）四月，弘一法师在给杨白民的信中提到，尤惜阴居士送了一些止咳丸，说是功效很好。“窃谓咳嗽之疾有多种，似未可执定一方。以此方虽善，或亦有时未能适用。”他将原方寄上，要杨白民咨询一位精于医理的居士，“乞彼详为斟定：何种咳嗽，服此最宜，何种咳嗽，服此亦可，何种咳嗽，服此不宜。”请对方详细写录，然后寄给尤惜阴。从这封信的行文推测，弘一法师不像是代他人为之，而是为自己治咳嗽讨药方。

民国九年（1920）四月，弘一在杭州玉泉寺致函杨白民：“已于昨日始，方便掩关，养疴习静。”同月致刘质平信：“六日卧归西湖，养疴招贤，谢绝访问，屏除缘务。”当年十一月初二日自衢州莲花寺致函刘质平：“朽人今岁多病，九月间来衢州。不久将返温州养疴。”

民国十年（1921）六月，温州宝严寺致刘质平函：“染患湿疾，今渐痊愈。”

民国十二年（1923）四月，杭州招贤寺致杨白民函：“比拟养疴招贤寺，暂缓他适。”

从这些情形看，出家后的弘一法师常为病体所苦，虽然难以推断这对他的情绪有多大的影响，但恐怕难免是他日常的烦恼。

在杭州任教期间，李叔同常有不如意处，包括经济上的困难。1913年在给许幻园的一封信中，李叔同写道：

承惠金至感。写件本当报命，奈弟近来大窘困，凡有写件，拟一律取润，乞转前途为幸。

从这封信上可知，李叔同在经济上陷于窘境，许幻园曾接济过他。大概是有人托许求李叔同写字，李叔同特意说明不得不收取润笔。早年，李叔同为了体验文人的生活，在上海曾经发表过他的润笔价格。当时李叔同坐拥丰厚的家资，当然不会想到现在竟会落到要以此谋生的地步。

不如意的情绪还有其他的原因。吴梦非说，有一年的暑假，他住在西湖避夏，李叔同忽然来访，并邀请他同去游览。在船中，李叔同对他说过这样的话：“我在日本研究艺术时，决想不到自己会回国来做一个艺术教师的！”言下似乎有不胜感慨之意。吴后来在上海看到一份日人报纸《日日新闻》，记载了一段关于李叔同的消息，大意说“中国第一批留学东京美术学校毕业生李岸，回国以来，怀才莫展，而郑曼陀之流，专描美人月份牌。收入倒可惊人⋯⋯”云云。对于自己的处境，李叔同看来也有不满意的情绪。

尝试用断食来克服神经衰弱的疾患，正是在这种情绪下的一种选择。关于这次断食的缘起，夏丏尊说：

有一次，我从一本日本的杂志上见到一篇关于断食的文章，说断食是身心“更新”的修养方法，自古宗教上的伟人，如释迦，如耶稣，都曾断过食。断食，能使人除旧换新，改去恶德，生出伟大的精神力量。并且还列举实行的方法及注意的事项，又介绍了一本专讲断食的参考书。我对于这篇文章很有兴味，便和他谈及，他就好奇地向我要了杂志去看。以后我们也常谈到这事。彼此都有“有机会时最好把断食来试试”的话，可是并没有作过具体的决定。至少在我自己是说过就算了的。（《弘一法师之出家》）

按照夏丏尊的说法，日本杂志是将断食作为身心“更新”的修养方法进行介绍的，断食是为了解决精神和心灵问题。两人都曾有过断食实验的念头，在他而言，只是说说而已，但李叔同却十分认真地对待这件事。就在年末的寒假期间，李叔同在虎跑寺进行了自己的断食实验。这里就是后来他出家的地方。

李叔同对命理之类，很有一点偏好。1900年5月，他曾以李漱筒之名，在上海《苏报》上刊登过一段名为《难得》的文字，内容大意是：“山阴修竹轩主人”精通推命占课之术，多人向其求教，颇有“避咎趋利”之效。自己与修竹轩主人“相与日久”，从中颇受教益。因其将要离开上海避暑，“余闻之，若有所失，并为吾辈未获针指者憾焉”，所以特地布闻，“愿欲明体咎者，勿交臂失之也。”这段文字似乎表明，当时他对推命占课颇有一些信仰，这次断食的决定，按照李叔同的说法，也是依照神明的指示做出的。旧历11月22日，他“祷诸大神之前，神诏断食，故决定之。”

至于选择虎跑寺作为断食的地点，则是西泠印社叶品三的建议。叶是篆刻家，也是西泠印社最初的发起人之一。在寒假前，李叔同为断食进行准备。因为断食要找一个幽静的地方，李叔同就去和叶品三商量，叶称，在西湖附近，有一所虎跑寺，可以作为断食的地点；还说，有一位丁辅之，是虎跑寺的大护法，可以请他来介绍。到11月的时候，李叔同又差人到虎跑寺，看看可以住在什么地方，最后选定了方丈楼下一间幽静的屋子。

做出断食的决定后，李叔同摘录了日人文章中所叙断食经验和准备，并拟订了自己的断食计划和携带物品。按事前设想，他应该是在12月1日下午到虎跑寺，但实际上提前了一天。11月30日晨，一向照顾他生活的校工闻玉携带蚊帐、米、纸、糊等物先到寺中，午后4时半，李叔同入山。李叔同住在预先选定的一间朝南房间，闻玉则住在后面一小间中，仅隔一层板壁。当晚李叔同食欲不错，但因为明天就要开始断食，“强止之”。晚饭后，李叔同还书写楷书84字。几天前，他刚刚患了感冒，伤风咳嗽并未痊愈，但精神如常。当晚8时入睡，因为楼上的脚步声，未能安眠。

李叔同的断食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逐渐减食至尽，第二阶段除水以外完全不食，第三阶段由粥汤逐渐增加到常量。在断食期间，李叔同写了一份《断食日志》，直至他圆寂后，才于1947年发表于上海《觉有情》杂志。其中记载的断食生活及感受片段摘录如下：

十二月一日⋯⋯七时半起床。是日午十一时食粥二盂，紫苏叶二片，豆腐三小方。晚五时食粥二盂，紫苏叶二片，梅一枚。饮冷水三杯，有时混杏仁露，食小桔五枚。午后到寺外运动。

余平日之常课，为晨起冷水擦身，日光浴，睡前热水洗足。自今日起冷水擦身暂停，日光浴时间减短，洗足之热水改为温水，因欲使精神聚定，力避冷热极端之刺激也。⋯⋯

⋯⋯是日书楷字六十八，篆字百零八。夜观焰楼，至九时始眠。夜微咳多恶梦，未能入眠。

二日⋯⋯是日午前十一时食粥一盂，梅一枚，紫苏叶二片。午后五时同。饮冷水三杯，食桔子三枚。⋯⋯运动微觉疲倦，头目眩晕。自明日始即不运动。

晚侍和尚念佛，静坐一小时。⋯⋯

三日⋯⋯是晨觉饥饿，胸中搅乱，苦闷异常，口干饮冷水。⋯⋯精神疲惫，四肢无力。九时后精神稍复原，食桔子二枚。⋯⋯精神颇佳，与平常无大异。十一时二十分食粥半盂，梅一个，紫苏一枚。⋯⋯午后及晚，侍和尚念佛静坐一小时。八时半眠。入山预断以来，即不能为长时之安眠，旋睡旋醒，辗转反侧。

四日⋯⋯是晨气闷心跳口渴，但较昨晨则清减多矣，饮冷水稍愈。⋯⋯八时半精神如常⋯⋯午后散步至山门归来已觉微疲。⋯⋯摹大明造像一页，写楷字八十四，篆字五十四⋯⋯自预备断食，每夜三时后腿痛，手足麻木。（余前每逢严冬有此旧疾，但不甚剧。）

五日⋯⋯起床后不似前二日之头晕乏力，精神如常，心胸愉快。⋯⋯午后侍和尚念经静坐一小时，微觉腰痛，不如其前日之静穆。⋯⋯写字百六十二。傍晚精神稍差，恶寒口渴。⋯⋯

六日⋯⋯断食正期第一日。⋯⋯手足乏力，头微晕，执笔作字殊乏力，精神不如昨日。⋯⋯脑力渐衰，眼手不灵，写日记时有误字，多遗忘。⋯⋯是日共饮梨汁一个，桔汁二个。傍晚精神不衰⋯⋯晚间精神尤佳。是日不觉如何饥饿。⋯⋯能安眠，前半夜尤稳安舒泰。⋯⋯

七日⋯⋯四时醒，心跳微作即愈，较前二日减轻。饮冷水甚多。⋯⋯头晕已减轻，精神较昨日为佳⋯⋯起立行动如常。午后身体寒益甚，拥被稍息。想出食物数种，他日试为之。⋯⋯足力比昨日稍健。⋯⋯

八日⋯⋯五时醒，气体至佳，如前数日之心跳头晕等皆无。⋯⋯手足有力，到院内散步。⋯⋯是日食欲稍动，有时觉饥，并默想各种食物之种类及其滋味。⋯⋯

九日⋯⋯四时醒，气体极佳，与日常无异。起床后精神如常，手足有力，朝日照入，心目豁爽。⋯⋯午前精神最佳，写字八十四，到菜圃散步。⋯⋯不觉饥饿。⋯⋯

十日⋯⋯四时半醒，气体精神与昨同。起床后精神至佳。⋯⋯十一时杨、刘二君来谈至欢。⋯⋯写字半页。近日神经过敏已稍愈，故夜间较能安眠。⋯⋯

十一日⋯⋯气体与昨同。⋯⋯夕晴，心目豁爽。写字百三十八。⋯⋯

十二日⋯⋯气体与昨同。⋯⋯午后精神甚佳，耳目聪明，头脑爽快，胜于前数日。到菜圃散步，写字五十四。⋯⋯

十三日⋯⋯断食后期第一日。⋯⋯气体与昨同。晨饮淡米汤二盂，不知其味，⋯⋯便后渐觉身体疲弱，手足无力。⋯⋯午前写字五十四。是日身体疲倦甚剧，断食正期未尝如是。胃口未开，不觉饥饿，尤不愿饮米汤，是夕勉强饮一盂，不能再多饮。

十四日⋯⋯起床后精神较昨佳。⋯⋯于十一时饮薄藕粉一盂，炒米糕二片，极觉美味，精神亦骤加。精神复元，是日极愉快满足。⋯⋯

十五日⋯⋯夜间渐能眠，气体无异平时。⋯⋯

十六日⋯⋯午食薄粥三盂，青菜芋大半碗，极美。⋯⋯入山以来，此为愉快之第一日矣。⋯⋯

十七日⋯⋯晨餐浓粥一盂，芋五个，仍不足⋯⋯午前后到山门外散步二次。拟定出山门后剃须。⋯⋯晚膳后尤愉快，坐檐下久。拟定今后更名欣，字俶同。⋯⋯

十八日⋯⋯断食后期最后一日。⋯⋯夜间酣眠八小时，甚畅快，入山以来未之有也。⋯⋯午后到山中散步，足力极健。⋯⋯餐后胸中极感愉快。⋯⋯

十九日⋯⋯午后一时出山归校。⋯⋯

断食结束后，闻玉扶着李叔同摄影留念，照片上端由闻玉题字：“李息翁先生断食后之像，侍子闻玉题”，照片后来制成明信片分送给朋友。像的后面用铅字排印着：“某年月日，入大慈山断食十七日，身心灵化，欢乐康强──欣新道人记。”

弘一后来把这次断食看作他出家的近因：

我虽然在那边只住了半个多月，但心里头却十分愉快，而且对于他们所吃的菜蔬，更是欢喜吃。及回到了学校以后，我就请佣人依照他们那种样的菜煮来吃。（《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

李叔同的断食是在阳历年假期间。夏丏尊放假后就回家了，他以为李叔同也照例回了上海。阳历年假只有十天，等他返校后，过了两个星期，才见到李叔同。当时他问李叔同为什么不告诉他断食的打算，李叔同笑说：“你是能说不能行的，并且这事预先教别人知道也不好，旁人大惊小怪起来，容易发生波折。”

断食回来以后，丰子恺觉得李叔同虽然面容消瘦，但精神很好，说话和平时也差不多。李鸿梁到上海去看他，印象中先生本来清癯的像一只鹤，现在竟成了一枝竹了。李叔同说断食期间心地特别清凉，感觉特别敏锐，能听人所听不到的，悟人所悟不到的。

断食以后，李叔同有一点变化就是饭量大增，他请李鸿梁到一家菜馆吃饭，要了许多菜，李问：“还有哪几位客？”他说：“就是我们两个，没有别的客人了。”菜上来以后，他用调羹吃菜，吃了很多，还吃了三碗饭。李鸿梁提出忠告，李叔同表示现在胃口很好，还可以再吃两碗呢。李叔同平时不吃肥腻肉类，但据说断食实验之后，甚至能吃整块的肉。

林子青在《弘一法师年谱》中说，日本学者滨卫一在所著《关于春柳社〈黑奴吁天录〉的演出•李岸条》中说，李叔同的日籍夫人归国后，成了天理教的信徒。天理教是日本宗教神道（今称新兴教派）的一宗，出现于19世纪上半期，其教义认为，世界和人类是父母神所创造的，人必须认识神的恩惠，愉快地从事日常的神圣劳动，彼此合作亲爱，消除前生恶业，实现康乐世界。天理教的主要经典是《御神乐歌》（修行时的唱词）《御笔先》（记神示的1711首和歌）《御指图》（该教创始人中山美伎等人的言论集）。在李叔同的《断食日志》中，曾多次出现了与天理教《御神乐歌》相关的字眼。如十一月廿二日“神诏断食”、十二月五日“本定于后日起断食，改自明日起断食，奉神诏也⋯⋯又因信仰上每餐供神生白米一粒”、六日“诵神人和一之旨”、十一日“感谢神恩，誓必皈依”、十四日“记诵《神乐歌序章》”、十五日“敬抄《御神乐歌》二页，暗记诵一、二、三下目”、十六日“诵《神乐歌》⋯⋯敬抄《神乐歌》七页，暗记诵四、五下目”、十七日“到菜圃诵《御神乐歌》⋯⋯抄《御神乐歌》五枚，暗记诵六下目”、十八日“坐菜圃小屋送《神乐歌》，今日暗记诵七下目，敬抄《神乐歌》八枚”。这些表明李叔同当时的精神信仰倾向于天理教，而不是后来舍身的佛教。

李鸿梁说，李叔同把断食期间所写的一本三寸高、二寸宽的日本天理教经典送给了他。

李叔同在这一时期的信仰实际上并未定型。经过断食的李叔同，生活上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依然教课，依然替人写字，闲暇时看宋元人的理学书和道家的书，案头常常放着《道藏》，自称“欣欣道人”。李叔同自己觉得，经过断食，他已经脱胎换骨，所以用老子“能婴儿乎”之意，改名李婴。

断食不是李叔同对佛教的发愿，这与他后来的出家似乎并没有必然联系。不过，在弘一法师看来，这却是他出家的机缘：

我以前虽然从五岁时，即时常和出家人见面，时常看见出家人到我的家里念经及拜忏。而于十二三岁时，也曾学了放焰口，可是并没有和有道的出家人住在一起，同时也不知道寺院中的内容是怎样，以及出家人的生活又是如何。这回到虎跑寺去住，看到他们那种生活，却很欢喜而且羡慕起来了。（《我在西湖出家的经过》）

在一切如常的平静中，李叔同的生活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他让佣人依照虎跑寺里菜蔬的做法煮菜吃。1917年下半年，他开始吃素，房间里有了佛经、佛像，天天烧香。放年假的时候，他没有回上海，而是到虎跑寺里过年。

接下来，就是本书开始的一幕。

李叔同在出家前的头一天晚上，为同事姜丹书的母亲强太夫人书写了墓志铭，这是他在尘世最后的文字。前一年的春天，姜母去世，姜丹书请李叔同作铭，当时触动了李叔同对自己生母的怀念，两人相对唏嘘。但李叔同迟迟没有动笔，直到这天晚上，他才毕恭毕敬地点了一对红烛，了却了尘世最后一桩俗事。写完《姜母强太夫人墓志铭》，他将毛笔折为两段。次日晨，当姜丹书、经亨颐、夏丏尊等人赶来时，已是人去楼空，进入李叔同的房间，唯见残烛断笔和端端正正放在书桌上的墓志铭，上面的署款已是“大慈演音书”了。

李叔同终于走完了他在俗世界的生命历程。

对李叔同的出家，丰子恺1948年在厦门佛学会讲演《我与弘一法师》，曾做了这样一段广为人知的解释：

我以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三层楼。懒得（或无力）走楼梯的，就住在第一层，即把物质生活弄得很多，锦衣玉食，尊荣富贵，孝子贤孙，这样就满足了。这也是一种人生观。抱这样的人生观的人，在世间占大多数。其次，高兴（或有力）走楼梯的，就爬上二层楼去玩玩，或者久居在里头。这就是专心学术文艺的人，他们把全力贡献于学问的研究，把全心寄托于文艺的创作和欣赏。这样的人，在世间也很多，即所谓“知识分子”“学者”“艺术家”。还有一种人，“人生欲”很强，脚力很大，对二层楼还不满足，就再走楼梯，爬上三层楼去。这就是宗教徒了。他们做人很认真，满足了“物质欲”还不够，满足了“精神欲”还不够，必须探求人生的究竟。他们以为财产子孙都是身外之物，学术文艺都是暂时的美景，连自己的身体都是虚幻的存在。他们不肯做本能的奴隶，必须追究灵魂的来源，宇宙的根本，这才能满足他们的“人生欲”。这就是宗教徒──世间就不过这三种人。我虽用三层楼为比喻，但并非必须从第一层到第二层，然后得到第三层。有很多人，从第一层直上第三层并不需要在第二层勾留。还有许多人连第一层也不住，一口气跑上三层楼。不过我们的弘一法师，是一层一层的走上去的。弘一法师的“人生欲”非常之强！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彻底，他早年对母尽孝对妻子尽爱，安住在第一层中。中年专心研究艺术，发挥多方面的天才，便是迁居在二层楼了。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满足于二层楼，于是爬上三层楼去，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这是当然的事，毫不足怪的。

丰子恺把做人比作喝酒：酒量小的，喝一杯花雕已经醉了；酒量大的，喝花雕酒嫌淡，必须喝高粱酒才能过瘾。文艺好比是花雕，宗教好比是高粱。弘一法师的酒量很大，喝花雕不能过瘾，必须喝高粱。他自己酒量小，只能喝花雕，难得喝一口高粱。但喝花雕的人，颇能理解喝高粱者的心。艺术的最高点与宗教相通，艺术的精神正是宗教的。学宗教的人，不必多花精神去学艺术的技巧，因为宗教已经包括艺术了；而学艺术的人，必须进而体会宗教的精神，其艺术方有进步。这样来观照弘一法师的出家，就能理解他的行为，毫不足怪。

丰子恺对文艺和宗教的这番认识，还需要用他几年前的另一篇文章──《为青年说弘一法师》作注解。他说，用低浅的眼光，从世俗习惯上看，弘一法师做教育家、艺术家这些实实在在的事业，要比做和尚有功于世；但用高远的眼光，从人生根本上看，宗教的崇高伟大，远在教育之上。但在这里应该声明：

一般所谓佛教，千百年来早已歪曲化而失却真正佛教之本意。一般佛寺里的和尚，其实是另一种奇怪的人，与真正佛教毫无关系。因此世人对佛教的误解，越弄越深。⋯⋯但真正的佛教，崇高伟大，胜于一切。──读者只要穷究自身的意义，便可相信这话。譬如：为什么入学校？为了欲得教养。为什么欲得教养？为了要做事业。为什么要做事业？为了满足你的人生欲望。再问下去：为什么要满足你的人生欲望？你想了一想，一时找不到根据，而难于答复。你再想一想，就会感到疑惑与虚空。你三想的时候，也许会感到苦闷与悲哀，这时候你就要请教“哲学”，和他的老兄“宗教”。这时候你才相信真正的佛教高于一切。

无论是丰子恺还是弘一法师，之所以把佛教看作人生的最高境界，都是循着这样一条致思路线：人生最重要的价值不是建立外在的功业，而在于感悟生命的真谛。对中国文人而言，尽管治国平天下是理想的人生目标，但与此同时，追求自身的人格完成，同样对他们有特殊的吸引力，尽管这种追求往往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在弘一看来，“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所谓的器识，简单地说，就是人的气魄和见识，引申出来的意思就是道德修养，使文章以人传，而不使人因文章而传，在立德、立言、立功的人生目标中，“太上立德，其次立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对一部分传统知识分子而言，独善其身、追求完美人格与建立外在功业一样，具有同样的价值。在他们的理解中，治国平天下的功业并不重要，正心诚意的内在修养才是人生的出发点，也是最终的归宿。个体操守更重于世俗事功，内省修身的工夫就成了中国文人核心的价值之一。讲求涵养德性、真善美慧高度统一的文人固执于这样一种人生理想，既成就了无数节操凛然的仁人志士千古留名，也造就了传统文人心不旁骛、远离尘嚣、一心求道的人生理念。这种人生理念确实为李叔同由文艺而宗教起了引导作用。在丰子恺他们看来，弘一法师的出家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就是在肯定中国知识分子这种人生理念的基础上而作出的判断。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结论可能就不同了。对于追求理想人格的文人而言，他们对社会总感觉到这种或那种的缺憾，现实的不完美和理想的完美，反映为精神世界与世俗生活的冲突。为了解脱这一精神羁绊，中国知识分子只能在纯粹的精神意义上去寻找出路，他们用孤傲独行、孤芳自赏来超越现实，为了维护自我的价值准则，标榜出污泥而不染，身在尘世，心游方外，无论是否得意于社会，任何时候都要保持自己的品质，不为世俗所累。这使得他们时刻有一条退路，一旦失意于现实，就退而寻求道德的人生，甚或宗教的人生。无论如何，李叔同在他出家前的这几年是失意者，面对“家国困穷”的现实，他无从解脱，只能走这样一条路，回到自己的精神世界中。

朱光潜认为：弘一法师是以出世的精神，来做入世的事业。入世也就是经世，经世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也是人生价值的根本体现。如何经世，则有两条不同的路线。一是走内圣之路，一是讲外王之学。前者突出主体自觉和个人修养，以此作为建立功业、实现人生价值的出发点；后者强调制天命而用之，建立外在事功。在孔子所开创的原始儒学中，内圣与外王是合一的，下学人事，上达天命。亚圣孟子突出“仁”，力主经世从修身而起，荀子则发挥外王精神，主张建立权威和功业。及至到宋明理学，内圣路线成为士人经世的主要途径。理学提倡正心诚意的修身，引导士人把内在道德的完善作为人生的根本目的，对后世中国文化的趋向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李叔同身上能够看到这种影响。浙一师学生关于他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他的自我修养功夫——不怒不愠，不喜形于色，不愁容满面，和如煦风，静如秋水。如果说早年的李叔同还有少年名士的风流潇洒，30岁以后则完全易为谦恭肃穆，这种修养功夫并不容易得来。在杭州时期，李叔同宿舍的案头，常常放着一本明朝人刘宗周所著的《人谱》，这本书内容是列举古代贤人的嘉言懿行，共数百条之多。丰子恺回忆说，这书的封面上，李先生亲手写着“身体力行”四个字，每个字旁加一个红圈。他每次到先生房间里去，总看见案头的一角放着这册书，当时年幼无知，心里觉得奇怪，李先生专精西洋艺术，为什么看这些陈猫古老鼠，而且把它放在座右。后来有一次，李叔同召丰子恺和其他几个同学在房间里谈话，翻开这本书，给他们看书中节录《唐书•裴行俭传》“士之致远者，当先器识而后文艺”一句的意思。听了李叔同的一番解释，丰子恺“心里好比新开了一个明窗，真是胜读十年书。从此我对李先生更加崇敬了。”

重视自我道德修养，本来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在宋明理学家那里，内心修养功夫更被推到了最高本体的地位，对生命本身意义和终极价值的追求，成了空谈心性的根本依据。李叔同实际上是沿着理学家的修行方式寻求人生的意义，但比一般人做得更彻底、更纯粹、更积极，把这样一种人生追求推到了极致，在时代和社会的现实场景中，走向了宗教一途。表面上看起来，世俗世界的日常道德与出家人的寺庙修行完全是两回事，但在事实上，儒的世俗修养与佛的空门悟禅并没有想象中那样相互隔绝。有人指出，弘一之入佛，是由儒入佛，就是这个道理。

对李叔同出家抱以惋惜态度的人，一个原因在于人生价值的判断方式上。宋、明以后的士人虽然注重心性，但并不妨碍在世俗世界追逐功利，文人的价值体现在“入世”上，如果不能在社会上干一番事业，就是人生的失败。从这样的角度观照李叔同，一个本来可以为艺术、为社会做贡献的人，竟会去当和尚，不免会令人为之叹息。用世俗的眼光看，即使李叔同无心成就什么事业，也未必一定要出家，就像丰子恺的几位商人亲戚所说：“他可赚二百块钱一月，不做和尚多好呢”。显然，这样判断的依据，正是传统的人生价值评判标准。从根本上说，修身是为了经世、入世，但到宗教世界寻求纯粹的精神解脱则是另一回事。修身是手段，经世是目的，李叔同把精神和道德追求本身看作目的，事实上背离了士人的最终目标，这是大多数人所不能接受的。

另外一个原因则在于，他们不能接受李叔同把道德追求和精神追求延伸到宗教领域的这种方式。汉民族重视世俗的生活，少有对宗教的虔诚，功利性的宗教心态，使他们把包括佛教在内的宗教都看成是现世生活的庇佑，而非寄托精神的家园。李叔同在寻求彻底超脱的执意中，最终将自己的人生导向了宗教一途，这种行为难以得到赞同。

李叔同的出家，在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判断，也许这正是原因所在。

那么，李叔同的出世行为是否具有入世的意义呢？

李叔同遁入佛门的苦修，在客观上是对自己早年生活和现世生活的一种否定。在社会变革时代，伴随的往往是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个人或群体精神的龌龊和道德的败坏。李叔同有过荒唐生活的经历，一旦醒悟过来，他对于社会奢靡之风的不安和痛恨要来得更为强烈一些。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出于对现实的无奈和苦闷，李叔同选择宗教修行对自己早年的生活进行忏悔，同时也为世风革新起倡导作用。出家以后的李叔同留给人们最强烈的印象是他的人格和道德修养，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李叔同入佛行为的意义。

民国初年的新文化人以西方思想为工具，提倡民主和科学，对传统文化持以否定的态度。李叔同之流则倾心于传统文化，以振兴国粹为使命。从表面上看，二者的取向截然不同。但深度分析，新文化的目的在于打倒孔家店、消除迷信、愚昧和社会旧道德、旧礼法，也就是消除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和阴暗面，重建新的社会理想和人伦秩序。李叔同等人则试图发扬传统国学优秀的一面，以人格修养为工具，目的同样在于重整社会道德，挽回社会颓风，看似对立的两极实际上有其内在的一致。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李叔同入佛门苦修的行为确实有积极的一面。尽管不能断定李叔同是否怀着这样的主观意识而入山，但他的行为客观上是对奢靡之风的反动，是对社会道德改良的倡导。

虽然可以对李叔同做这样的理解，但促成李叔同出家的，更多的还是个人的因素。个人情感的趋向是最难以把握的，对李叔同出家前几年间的心路历程，曹聚仁在《李叔同先生》一文中，把他这一时期所作的《落花》《月》《晚钟》三歌视为其心灵的三个境界。《落花》代表了第一境界：

纷，纷，纷，纷，纷，纷⋯⋯

惟落花委地无言兮，化作泥尘；

寂，寂，寂，寂，寂，寂⋯⋯

何春光长逝不归兮，永绝消息。

忆春风之日暝，芳菲菲以争妍。

既乘荣以发秀，倏节易而时迁，春残。

览落红之辞枝兮，伤花事其阑瑚，已矣！

春秋其代序以替嬗兮，俯念迟暮。

荣枯不须叟，盛衰有常数！

人生之浮华若朝露兮，泉壤兴衰；

朱华易消歇，青春不再来。

这是他中年后对于生命无常的感触，那时期他是非常苦闷的，艺术虽是心灵寄托的深谷，而他还觉得没有着落似的，不久，他静悟到另一境界，那便是《月》所代表的境界：

仰碧空明明，朗月悬太清。

瞰下界扰扰，尘欲迷中道！

惟愿灵光普万方，荡涤垢滓扬芬芳。

虚渺无极，圣洁神秘，灵光常仰望！

仰碧空明明，朗月悬太清。

瞰下界闇闇，世路多愁叹！

惟愿灵光普万方，拔除痛苦散清凉。

虚渺无极，圣洁神秘，灵光常仰望！

惟愿灵光普万方，拔除痛苦散清凉。

虚渺无极，圣洁神秘，灵光常仰望！

他既作此超现实的想望，把心灵寄托于彼岸，顺理成章，必然地走到《晚钟》的境界：

大地沈沈落日眠，平墟漠漠晚烟残。

幽鸟不鸣暮色起，万籁俱寂丛林寒。

浩荡飘风起天梢，摇曳钟生出晨表。

绵绵灵响彻心弦，瞑瞑幽思凝冥香。

终生病苦谁扶持？尘网颠倒逆涂污。

惟神悯恤敷大德，拯吾罪过成正觉；

誓心稽首永皈依，瞑瞑入定陈虔祈。

倏忽光明烛太虚，云端仿佛天门破；

庄严七宝迷氤氲，瑶华翠羽垂缤纷。

浴灵光兮朝圣真，拜首承神恩！

仰天衢兮瞻慈云，忽现忽若隐。

钟声沈暮天，神恩永存在。

神之恩，大无外！

从感受生命的无常，到做出超现实的想象，最终将精神寄托于宗教。在曹聚仁看来，这就是李叔同从艺术家到宗教家的转变过程。曹聚仁并不认为弘一是消极的，判断的起点仍然是前面所说的。

从世家子弟到风流儿郎，从披发佯狂走的落魄之士到洗尽铅华的艺术教师，李叔同的人生有诸多不同的侧面。他遁入空门的原因也是复杂的，恐怕永远不能得出一个公认的结论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角度难免产生不同的理解，不同的时代也会形成不同的价值标准，关键只在于读者个人的理解和判断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