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大师入佛是为了自我人格的完善，对于佛教与人格的关系，他有自己的一番见解。他说：

我平时对于佛教是不愿意去分别哪一宗、哪一派的，因为我觉得各宗各派，都各有各的长处。但是有一点，我以为无论哪一宗哪一派的学僧，却非深信不可，那就是佛教的基本原则，就是深信善恶因果报应的道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同时还须深信佛菩萨的灵感！这不仅初级的学僧应该这样，就是升到佛教大学也要这样！善恶因果报应和佛菩萨的灵感道理，虽然很容易懂；可是能彻底相信的却不多。这所谓的信，不是口头说说的信，是要内心切切实实去信的呀！咳！这很容易明白的道理，若要切切实实地去信，却不容易啊！我以为无论如何，必须深信善恶因果报应和诸佛菩萨灵感的道理，才有做佛教徒的资格！须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种因果报应，是丝毫不爽的！又须知我们一个人所有的行为，一举一动，以至起心动念，诸佛菩萨都看得清清楚楚！一个人若能这样十分坚定地信着，他的品行道德，自然会一天比一天地高起来！要晓得我们出家人，就所谓僧宝，在俗家人之上，地位是很高的。所以品行道德，也要在俗家人之上才行。（《闽南十年之梦影》）

在弘一出家后所接触的名僧中，最崇拜的是印光法师。

印光为陕西人，俗名赵绍伊，21岁出家，后到普陀山法雨寺苦修多年，名声大起，是弘一最崇敬的当代佛门高僧。弘一出家后的最初修行，得到印光指点。弘一曾要求侧身弟子之列，三次恳请后才为印光接受。1925年，弘一专门到普陀山参拜师父，印光的日常行为让弘一学到了很多。1940年，印光法师圆寂。次年，在泉州的一次讲演中，弘一将印光法师一生修行概括了四点：

甲习劳

大师一生，最喜自作劳动之事。余于民国十三年曾到普陀山，其时师年六十四岁，余见师一人独居，事事躬自操作，别无侍者等为之帮助。直至去年，师年八十岁。每日仍自己扫地，拭几，擦油灯，洗衣服。师既如此习劳，为常人作模范，故见人有懒惰懈怠者，多戒劝之。

乙惜福

大师一生，于惜福一事最为注意。衣食住等，皆极简单粗劣，力斥精美。民国十三年，余至普陀山，居七日，每日自晨至夕，皆在师房内观察师一切行为。师每日晨仅食粥一大碗，无菜。师自云：“初至普陀时，晨食有咸菜，因北方人吃不惯，故改为仅食白粥。已三十余年矣。”食毕，以舌舔碗，至极净为止。复以开水注入碗中，涤荡其余汁，即以之漱口，旋即咽下，惟恐轻弃残余之饭粒也。至午食时，饭一碗，大众菜一碗。师食之，饭菜皆尽。先以舌舔碗，又注入开水涤荡以漱口，与晨食无异。师自行如是，而劝人亦极严厉。见有客人食后，碗内剩饭粒者，必大呵曰：“汝有多么大的福气？竟如此糟蹋！”此事常常有，余屡闻及人言之。又有客人以冷菜泼弃痰桶中者，师亦呵戒之。以上且举饭食而言。其他惜福之事，亦均类此也。

丙注重因果

大师一生最注重因果，尝语人云：“因果之法，为救国救民之急务。必令人人皆知现在有如是因，将来即有如此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欲挽救世道人心，必须于此入手。”大师无论见何等人，皆以此理痛切言之。

丁专门念佛

大师虽精通种种佛法，而自行劝人，则专依念佛法门。师之在家弟子，多有曾受高等教育及留学欧美者。而师决不与彼等高谈佛法之哲理，唯一一劝其专心念佛。彼弟子辈闻师言者，亦皆一一信受奉行，决不敢轻视念佛法门而妄生疑议。此盖大师盛德感化有以致之也。（《略述印光大师之盛德》）

在弘一多年修行中，印光的行为方式在他身上有很明显的体现。印光生平不求名誉，弘一如此；印光不蓄钱财，有供奉就拿去印佛经，弘一如出一辙；印光不蓄剃度弟子，不做住持、监院，而僧众敬服其教化，弘一同样因此受僧界敬仰。关于弘一和印光两位法师，李芳远在弘一法师圆寂四周年所写的纪念文章《弘一大师在中国》，对两人有一番论述：

印光大师比弘一大师早出世二十多年，直到他谢世为止，足足还比弘一大师占了二十年的便宜。然而，这两位不可一世的大德，就因为他们出身的环境不同，而对于后来也不无影响。弘一大师是贵族出身，早年受到良好的教育。而印光大师却是贫民出身的，从混沌中自己打出了一条道路。然而，冲朴圆融却是他们殊途同归之地了。印光大师的弘扬净土的宗旨，好像是以为时丁末法，一般众生的根器，务假如来之力，得成正果，亦以维护人伦。而弘一大师却以为前者固是，但必须在丛林树立严正风规，律己化人，所以他的着手是整饬戒律，先兴山门，行有余力，则以导俗。至于他俩的作风呢，印光大德的性刚气直，责人责己，都铁面不留余地。而弘一大师性柔，他除了责己以外，绝少责人，这是二人的长处，好像陆与水，有陆无水，有水无陆，终不成话，有水有陆，便蔚成一世界了。

寺院生活是清苦的，在弘一身上，这种清苦表现得就更明显了。

初出家时，李鸿梁去看老师，弘一穿了一件夏布的和尚衣，赤脚草鞋，完全是一个苦行头陀，李鸿梁的鼻子忍不住酸起来。弘一说，他现在每月只要四五角钱已足，衣服自己洗，除了买邮票外，可以不用钱。有一次在招贤寺，法师留李鸿梁吃中午饭，桌上有六碗菜，弘一指着两碗同样的菜说：“这就是罗汉菜，很有趣味。”又说另外四样菜是特意为李鸿梁添的，可见法师平常是只有一样菜的。所谓罗汉菜，不过是蚕豆、长豇豆、茄子等，用白水煮成，加上一点盐，弘一吃得津津有味。

弘一出家后的生活，多承刘质平照应，所以他对法师的生活较他人更为清楚。为僧二十多年，弘一所穿用的僧服，只有寥寥几套。需要添置衣服时，他把尺寸随信寄去，照单裁制。弘一法师穿的衣服很少，也很节省。姜丹书说，弘一有一件百衲衣，计有二百四十二个补丁，都是亲手自补，经亨颐见而奇之，留给自己保存。后来因为身体的缘故，对衣着才稍微注意一点。晚年身体更弱，曾经让刘质平代制骆驼毛衣裤，以御寒冷。

弘一对人说过，做人最要紧的是“心口如一，表里如一，言行如一，醒梦如一，乃至生死如一”。弘一研究南山律，按照律中规定，学律学者穿不过三衣，不许超过。弘一严格遵守，即使严冬也是如此。晚年住在闽南，冬天虽然天气温暖，但手上还是经常有冻疮。

有一次，弘一在南普陀寺佛教养正院讲演《青年佛徒应注意的四项》，第一项就是惜福，爱惜福气，他举自己的衣着为例说：

诸位请看我脚上穿的一双黄鞋子，还是民国九年在杭州时候，一位打念七佛的出家人送给我的。又诸位有空，可以到我房间里来看看，我的棉被面子，还是出家以前所用的；又有一把洋伞，也是民国初年买的。这些东西，即使有破烂的地方，请人用针线缝缝，仍旧同新的一样了。简直可尽我形寿受用着哩！不过，我所穿的小衫裤和罗汉草鞋一类的东西，却须五六年一换，除此以外，一切衣物，大都是在家时候或是初出家时候制的。

一双僧鞋穿了整整15年还要穿，一把雨伞用了13年还要用，一条毛巾用了5年还舍不得扔，对弘一来说是很平常的事。有人曾看见法师在垃圾堆上拾得一些小布条，宝贝似的带回去，洗干净了留着补缀破衣裳。弘一50岁诞辰时，刘质平细数过弘一师所用蚊帐上的破洞，有的用布补，有的用纸糊，竟有200余个布缝纸糊的破洞。刘质平坚请更换一顶蚊帐，但弘一法师不同意。后来实在破旧不堪，无法再用，才让刘质平在上海重新买了一顶透风纱帐。

弘一这种简朴的生活一直坚持到晚年。1937年在青岛讲律时，随行的有几位弟子，加上青岛湛山寺派去迎接的僧人，行李显得很多：柳条箱、木桶、铺盖卷、网篮、提箱，还有扎着口的破旧麻袋，一个小竹篓，在客堂门口堆起一大堆。不过，属于法师的只有那条装了小半下东西的旧麻袋和一尺见方的竹篓。有一天天气晴朗，湛山寺里的僧人看见弘一法师双手托着那个竹篓，到阳光下打开来晒，里头的东西只有两双鞋：一双破旧不堪的软帮黄鞋，一双补了又补的草鞋，还不如法师脚上穿的一双草鞋新。法师在寺中住的房间十分简单：桌子、书橱、床是谁来都预备的，桌子上放着一个很小的铜方墨盒，一支秃头笔，橱里有几本点过的经，几本稿子，床上是一条灰单被，枕头是用衣服叠的，对面墙根立放着那两双黄鞋和草鞋，此外别无他物。房间清洁、寂静，地板光滑，窗子玻璃明亮，这都是法师自己动手收拾的。

弘一出家后，修持律宗，持戒甚严。学律者过午不食，一天只吃早晨和中午两顿饭，而午饭必须在正午12点以前，就是年节也不例外。法师无论在什么场合，都坚持始终，从无违背之处。弟子老友知道这个规矩，与弘一法师偶有相会，他们都会留心提前准备饭食。与法师一起吃饭的人也会注意到，尽管往往只是几样素菜，算不得丰盛，但法师只吃两样菜：白菜和萝卜，别的不伸筷子。大家也理解他，并不相强。

1932年，弘一法师云游至绍兴时，曾是浙一师学生的李鸿梁为他安排了住处，并从自己家中给弘一法师送饭。法师说：“菜太好了，我们出家人，不应当吃这样的饭。”菜由四色减到二色，弘一还是嫌精。

曹聚仁说：“我是素来讨厌所谓‘出家人’的，而一切厌世的消极的态度也不敢苟同。但对于弘一法师，仍是‘高山仰止’‘吾无间然’。⋯⋯有一回，我看他吃黄米饭萝卜干，吃得那么香甘，大为感动。一个美术家出身的和尚，竟如我们祖父（老农夫）一样地懂得生活意义呢！”

在汉化佛教中，寺院僧人以素食为传统，不得食肉类。弘一为僧二十多年，对蔬菜素食很有体会，晚年曾谈过他的见解，不妨一读：

依律，食物亦名曰药。以其能调和四大，令获康健。俾能精进办道。但贪嗜甘美之物，律所深呵。常食昂价之品，尤为失福。故以价廉而适于卫生之物，最为合宜也。

豆类，含有蛋白质，为最重要之滋补品。但亦不能多食，多食则不消化（与常人食药者同，须以少量而每日食之。但不可一次多量，若过量者，反致增疾）。

蔬菜之类，⋯⋯菠薐菜为菜中之王，含有铁质及四种维他命，为滋补最良之品。

白萝卜（俗称菜头），亦甚能滋补，红萝卜亦然。

白菜，亦甚佳（或白色或绿色皆佳）。若芥菜，雪里蕻，则性稍燥，不可常食。

花生，含有油质，食之有益（但不可多食）。且以拙见言之，菜食一盂之中，约以蔬菜五分之四，豆类及花生等占五分之一，乃为适宜也。

弘一晚年有一次在永春居住时，由一位慧田法师照料他的生活。慧田忘了准备开水，他毫无责怪，自己去喝冷水。有一次慧田做饭时，把几个坏了的小白萝卜丢在泥里，弘一散步看到了，就拾了回来，高兴地说：“生萝卜吃下是最补气的”，慧田说，田里还有好的可以吃，但他坚持不要，把捡回来的萝卜放了点盐，就甜蜜蜜地吃起来。得到法师身教的慧田，从此再也不敢乱丢食物，对于法师的这种感化，他觉得真是“不可思议”。

在日常物品的使用上，弘一的节俭到了苛刻的程度，即使是一根火柴，也不轻用。法师的日常生活中，写经写字是一项重要内容。撰写经文的时候，他不仅节约纸张，连墨也是写多少磨多少。曾随弘一法师学书法的黄福海说，有一次，一个小和尚送来一大卷书件，说是法师送给他，撕去封皮打开看——奇怪，除了书件外，还有许多大小宽直不等的白纸条。小和尚说：“这是你从前送去许多的纸张，裁了书写后所剩下来的零碎纸条，法师将它附还你。”

丰子恺有过同样的体会。有一次他给法师寄了两卷宣纸写佛号，宣纸很多，没有用完，弘一来信问他如何处置这些纸张，丰子恺连忙回信，声明多余的纸赠给法师，由他随意处置。还有一次，他寄邮件给法师，邮票多了几分，弘一专门寄还。以后再寄邮票，他都预先声明，多余的送与法师。

这种节俭有时甚至是不可思议的。有一次患感冒，弘一用来擦鼻涕的是非常粗糙的草纸，一次擦完后，他又把纸折叠端正，放在衣袋里，过一会儿再擦再叠。随侍身边的胡宅梵看见这种情景，实在不忍心，就把自己的手帕送给弘一法师用。

弘一常说：“我们出家人，用的东西都是十方施主的，什么东西都要爱惜节俭；住的地方只要有空气，干净，就好，用的东西只要可以用，不必什么精巧华丽，我住的地方也只求简洁清净而已，用不着高楼大厦。”即使是身边的佛门弟子，对他的生活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云游的日子，除了经典随身携带外，弘一常用的行李约有五件：竹套箱二，网篮二，铺盖一。在上海、杭州、宁波这一带来往时，大都由在上海、宁波任教的刘质平代为整理或护送。有一次从上海到厦门，他所带的东西只有一件被单、一条蚊帐，和几件补了多次的衣服、几本佛学书籍。

出远门要乘船，弘一法师也总是愿意住统舱。有一回，别人暗中为他买了单间房舱，弘一法师一再推辞，只是因为木已成舟，才不得不接受。

弘一法师云游到哪里，都是因简就陋，随遇而安。在永春的一次，当时的住处十分简陋，睡的是两扇门板搭成的床，慧田过意不去，但弘一却非常地欢喜，满口都是很好很好的。1934年，弘一到厦门，南普陀寺请他住到兜率院。兜率院背山面海，风景绝佳，是寺中劳苦功高的退居和尚和诸方长老的住地。对寺里的安排，弘一法师称，他在寺里既无功行，又非长老，只希望把他当成一个普通的挂单和尚，坚持不肯去。经过再三恳求，最后才同意搬过去居住，但条件是每日饮食要和寺里大众一样待遇，否则宁愿他去。

兜率院中有几株硕果累累的桃树，有人要摘几颗供奉给法师，法师连忙制止，说那是犯戒的。最后寺里派人摘下成熟的桃子后，法师才分到几个。这种小事，如果是不注意戒律的和尚，既是近水楼台，随手可得，随时都可以把桃子吃光的，而弘一法师对此却是十分在意。

弘一最后几年在泉州时，因为日本侵略战争爆发，开元寺经济来源断绝，上海一位刘传声居士担心弘一生活来源不足，特地汇款千元，弘一托人转交开元寺使用。夏丏尊送给他的一副白金水晶眼镜，也送给了开元寺拍卖，补充道粮。

对于自己出家后的修行，弘一法师曾对身边的传贯和性常说，有三件事他觉得做到了：一是尚质朴，绌虚文，不肯苟合时宜；二是注经论，赞戒律，不肯悬羊头而卖狗脂；三是甘淡薄，受枯寂，不肯受丛席桎梏而掣其羁縻。

出家后的弘一，不仅生活上十分简朴，对于名声地位，更是一无所求，他把声名视为累赘，避之唯恐不及。对于达官贵人，法师往往拒而远之。1920年在衢州期间，当地军队里一位团长慕名求见，但去了三次，被拒绝了三次。团长以为弘一瞧不起武人，有些气愤。有人劝弘一还是见见他，法师说，这位团长无非想要我一张字，那么我就给他一张佛号，请你转交给他。弘一这种独特的品性在一般人看来颇有些不可思议。所以，衢州当地敬慕法师的人很多，但也有不少人说他脾气古怪，大概就是因为他不喜欢会晤那些官僚士绅之流的缘故。

1930年在绍兴居住时，李鸿梁收到法师的一封信，说某僧前来学画，希予以方便，但他的通讯处切勿告知，信尾还附一句：“此信阅后毁去。”当时李鸿梁觉得很奇怪，后来才知道某僧喜欢出入豪门，交接权贵，并无意于书画，所以法师远之。

弘一晚年在厦门，有一次从鼓浪屿到南普陀寺，当时与法师很亲近的高文显在报纸上为法师出了一个特刊，弘一看到后，对身边的传贯说，高虽然是好意，但这样做无异“诽谤于余”，以后恐怕在闽南都无法安身了。他说：“若被人谤，切不可分白。余每见有人被谤，欲与分白解释，多受其亏；不与分解，一谤便罢，更无余患。”

1937年弘一法师居于厦门万石岩时，厦门市长李时霖曾亲自登门拜访，但弘一法师借故生病不加理会，只能怏怏而去。厦门大学教授李相勖托高文显请弘一到厦大讲演佛法，也被他辞谢了。他对传贯法师说：“余生平对于官人，及大有名称之人，并不敢共其热闹亲好，怕堕名闻利养故，又防于外人讥我趋名利也。”

当年，弘一法师将到青岛讲律，行前，曾与湛山寺约定：一不为人师，二不开欢迎会，三不登报吹名。道经上海，叶恭绰询问他所乘船次，致电湛山寺迎接，弘一因此而改乘了船只。

在青岛讲律期间，有一天晚上，青岛市长想见弘一法师一面，弘一法师急忙小声嘱咐他人说：“你就说我睡觉了。”第二天上午，市长又来，再请弘一法师，弘一只写了张纸条送出来作为答复。纸条上写着：

昨日曾将今日期，出门倚仗又思维。

为僧只合居山谷，国士筵中甚不宜。

弘一出家前身体就不好，出家后又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对于出身于世家公子、做过艺术家的他来说，僧、俗两界的生活确实有天壤之别，这对常人来说是不能想象的。有论者曰：

夫中年出家，必有其特别背景，或在情场失足，或惊锋镝余生，或罹家庭重变，或受生活驱逼，于是以佛门为逋逃薮，掩护袈裟之下，安心受供。久之故态难忘，大发习气，作种种不法事，玷辱法门，给社会以不良印象，是辈实为之阶。惟律师生有宿根，在迷能觉，顿撇尘缘，正信入道，观其祝发之始，即能高尚其志，择一险绝偏僻之途，孑然孤征，在恒情视之，皆以为难，而律师若行其所无事者，是非般若宿熏之力欤。（震华《悼弘一大师》）

律宗是佛教的一个派别，由研习和传持戒律而得名，因以《四分律》为根据，也称“四分律宗”；又因创宗者道宣居终南山，又称为“南山宗”“南山律宗”，简称“律宗”。

佛教传入中国，一般的说法是在东汉时期。公元65年，东汉明帝梦见西方之佛，于是派出使者，前往天竺（古印度）求取佛法。两年后，使者返回，用白马驮回了佛经，同来的还有两位印度高僧。汉明帝勒令在都城洛阳西门外建立僧寺，为纪念白马驮经的功劳，命名为白马寺。

东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开始大流行，与中国文化在冲突中融合。到隋唐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相继成熟，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等蔚为大观。律宗的出现，也是在这一时期。

相传释迦牟尼为约束僧众，制订各种戒律，后各部派佛教对戒律理解不一，故流传的戒律也有差异。律学在中国古译有四大律，即《十颂律》《四分律》《摩诃僧祗律》《五分律》。到了唐朝，义净留学印度回国，又翻译了《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后人称为新律。在原先的四大律中，其他三律研究不多，没有注释保存下来，《四分律》则因为其通行，而研究者众多，注疏也多。唐朝道宣所著的《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简称《行事钞》），《四分律含注戒本疏》（简称《戒本疏》），《四分律随机羯磨疏》（简称《羯磨疏》）共称为南山三大部。宋朝元照著三部记解释道宣的三大部，即《行事钞资持记》《戒本疏行宗记》《羯磨疏济缘记》，与道宣的著作并称为三疏三记，这一派就被称为律宗。

律宗讲戒律，对僧人生活有繁复细致严格的规定，要求持戒严谨，不得稍有违越，因而修习甚难。唐朝中期以后直至宋朝，佛门中禅宗大盛，禅宗吸引人的地方在于讲顿悟，修行者无须苦其心志，静坐念经，只需顿悟，便可以成佛了道。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悬崖勒马回头是岸之类，体现的正是禅宗顿悟的理念。这对于那些既趋向空门、又贪恋人间富贵的士大夫来说，是一件莫大的便宜事，自然要趋之若鹜，在这种社会风气下，禅宗盛行不衰，律宗则无人过问，湮没不闻。

弘一受戒之后，马一浮赠给他《灵峰毗尼事义集要》和《宝华传戒正范》两部书，书的内容是如何持戒传戒，弘一披读之下，有了学戒律的想法。最初，弘一学的是新律，也就是《有部律》，弘一写过《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犯相摘记》《自行钞》和《学根本说一切有部律入门次第》，说明他对有部律是用过苦功的。

1920年，弘一准备在浙江新城（今新登）贝山闭关，寻得《弘律藏》三帙，并从日本购请古版南山律的“三疏”，计划在贝山穷研律学，但因故未能进行。不过，当时他的重心还放在《有部律》上，对南山律只是开始涉及。1921年初返回杭州后，弘一在玉泉寺开始披阅《四分律》和唐朝道宣、宋朝元照等人的律学著作。当时天津有居士徐蔚如者创刻经处，专刻南山律宗书。徐听说弘一重有部而轻南山，曾经规劝弘一，要弘扬律学，还应从南山律着手，这对弘一产生了影响。

由于杭州故人较多，来往应酬，不易专心学律。弘一不久来到浙江永嘉（今温州）庆福寺。由此开始，在十年时间里，弘一把庆福寺作为常住地，期间虽然多次外出云游，但每次都要回到庆福寺。

弘一之所以选择永嘉，主要是这个地方比较安静偏僻，不似杭州那样烦嚣，适合修行和钻研律学。另外永嘉庆福寺住持寂山和尚对弘一非常尊敬，为他提供了不少方便。初到庆福寺时，寂山和尚为弘一苦修精神所感动，照顾备至。弘一持过午不食之戒，寂山特地把全寺午饭时间提前。弘一以温州为第二故乡，庆福寺为第二常住寺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寂山和尚。

因为感念寂山上人的照顾，弘一拜年长五岁的寂山为师，并在当地报纸上声明，这以后一直以师礼事之。寂山和尚深感不安，曾要求弘一去掉这一称呼，但弘一没有答应。

1921年5月，弘一法师在庆福寺闭关安居期间，开始一意研读四分律。考虑到四分律戒相繁杂，不容易记诵，弘一计划将其中的要点，以列表形式明晰写出，以方便初学者。他为此宣布闭关，并自约三章：

凡有旧友新识来访问者，暂缓接见。

凡以写字作文等事相属者，暂缓动笔。

凡以介绍请托及诸事相属者，暂缓承应。

不久，他将《掩关谢客简》寄送各处友人：

敬启者，不慧痛念生死事大，无常迅速。自今以后，掩关念佛，谢绝人事。谨致短简，以展诀别。他年道业有成，或可启关相见，凡我师友，希垂鉴焉。

法师以掩关的方式息心念佛，精研经书，后来还把自己的做法介绍给别人。1935年性常法师曾请求弘一指示掩关法则，弘一即以此笔示，称闭关时应注意“不可闲谈，不晤客人，不通信”，“凡一切事，均可俟出关后再料理”。

弘一历时数年，前后修改，终于编成《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一书。书中将四分律比丘戒本每条的制成因缘及戒法、戒相、戒行与细微之持犯轻重一一列出，亲自以工楷书写。这是弘一法师出家后最大的著作，也是他的律学代表作，由此而使湮没七百多年的南山律学得以重兴，成为宋代以后律学的第一巨著。弘一表示：“数年以来，困学忧悴，因是遂获一隙之明，窃自幸矣”。弘一本人对这本书非常重视，后来在一次大病中，他给刘质平留有遗嘱，要刘不必为他开追悼会、造塔或进行其他纪念，要纪念的话，就将这部书印两千册，以供流通。《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出版之后，不仅在国内几次印行流通，一部分还通过在上海开书店的日本人内山完造，寄赠给日本的大学图书馆。据亦幻法师称，后来日本方面寄回的谢启就达数十种，都保存在白湖金仙寺。

后来多年，弘一云游各地，但总是选择寂静之处，不是闭关阅藏，就是从事著述，或为众人讲解戒律，或依律自修，一直没有中断对律学的研习。他对经文的研读十分严谨，曾经说过这样的话：“阅佛书，万不可如阅报纸，走马观灯，一过目便歇，须是细心探索，每晨或一二段，或仅数行，三翻五转，以文会意，牢记勿忘，方得实益，开端之处如难领会，不妨从中间较浅显处先阅。”可见他对学律研经的态度。在多年的僧腊岁月中，他对律学的研究始终不辍。1935年，他在惠安净峰寺写给广洽法师的信中提到，每日标点研习《南山律》约六七个小时，可见用功之勤。一直到人生最后几年，大师依然没有停止对律学的探究。1941年法师在给夏丏尊的信中称：“朽人于十四年前，无意中，居住闽南。至今衣食丰足，诸事顺遂，可谓侥幸，至用惭愧。唯从前发愿编辑律宗诸书，大半未成就。拟于双十节后，即闭关诸书，辞谢通讯及晤谈等事。”从中可见大师对研习律学的用心。

陈慧剑在《弘一大师著述及其附录作品研究》中，对弘一法师的律学著作进行了一番整理，摘录如下：

一、《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1927年初版，上海开明书局发行，1935年再版。1957年香港佛教流通处影印三版。总印4200部。

二、《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编）》，1957年上海大藏经会印行。

三、《含注戒本随讲别录》《删补随机羯磨疏略科》《含注戒本略释》《删补随机羯磨随讲别录》《删补随机羯磨疏略科》《行事钞持犯方轨篇表记》《行事钞略科》《行事钞戒业疏科别录合册》《律钞宗要随讲别录》《四分律比丘尼钞科》《梵网经菩萨戒本浅释》《梵网十重戒诸疏所判罪相缓急异同表》《菩萨戒本宗要科表》《律学要略附菩萨戒受随纲要表》《菩萨璎珞经自誓受菩萨五重戒法》《随分自誓受菩萨戒文析疑》《僧尼十种受法科简图》《剃发仪式》《表无表章科》《盗戒释相概略问答》《南山律苑杂录》《毗奈耶质疑篇》《青年佛教徒应注意的四项》（此文不属于律学）《人生之最后》（不属于律学）《有部毗奈耶犯相摘记》《有部毗奈耶自行钞》《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校注》《扶桑国藏古袈裟图》（此文亦不属律学专著）。以上三十二种，合辑一部，由上海大藏经会印行，1957年一并入藏，即《普慧藏》。

四、《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扶桑集释》十卷。

五、《南山律苑文集》。

六、《蕅益大师年谱》，香港佛教五十四至五十六期发表，1968年菲律宾福泉寺出版。

七、《行事钞资持记表记》。

八、《比丘尼钞集解》六卷。

九、《删定僧戒本略释》。

十、《羯磨略义》一卷。

十一、《教戒新学比丘行获律仪集解》二卷。

十二、《南山律在家备览》。

十三、《南山律宗传承史》（未完成）。

十四、《南山律宗书目提要》二卷。

十五、《南山律宗撰述时代略谱》（附修学遗事）。

十六、《六物图解集》二卷。（以上七至十六条所列各书原稿藏福建泉州开元寺）

十七、李芳远编《弘一大师文钞》中，收入《普劝出家人常应受八戒文》、《持非时食戒者应注意日中之时》、《学有部律入门次第》、《余弘律之因缘》四篇律学著作。1946年12月上海初版一千部。

对弘一所编的《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和《南山律宗在家备览》等律学著作，著名佛学领袖、曾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赵朴初称其“致力之勤，用思之密，方之古德，诚无多让。”又称：“近代中国佛教，自清末杨仁山居士倡导以来，由绝学而蔚为显学，各崇大德，阐教明宗，竞擅其美。其以律学名家，戒行精严，缁素皈仰，薄海同钦者，当推弘一大师为第一人。”

戒律是佛教徒身份的标志，也是信徒修行的起点，贯穿在佛教徒修行的整个过程。僧人受戒、学戒、持戒能否合乎轨度，不仅关系僧人的身份问题，也关系到能否实现修行目的这一根本。弘一大师研究律学，实际上就是从戒律这一根本问题入手，对佛教的修行方式进行阐释。

唐宋之后，律学不兴，相关著述在国内大多散佚，但在日本收藏的汉籍中，却有不少得到保留。从清末开始，一些中国文人在日本访求古籍，颇有收获，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日本古本汉籍向中国的回流，一批佛教典籍包括南山律学在内的古版律书，得以再现于中国佛学界。在这一背景下，弘一大师依据从日本请回的古版律书，对佛教戒律进行了还复本源意义的梳理，使律学得以重光于中国佛学界，他之所以被称为重振律学的宗师，其原因即在于此。

从个人角度讲，弘一研究律学，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正道修行。在律学研究上，他穷尽二十余年之力，且身体力行地予以实践，通过严格的持戒来完成修行。正是这种多年严谨持戒的苦修，成就了其一代高僧的人格形象。在另一方面，大师对律学的贡献，也在于对律学的弘扬。他曾经表示，既然身为佛教徒，就应彻底研究佛法的真理而努力实行，俾不愧为佛教徒之名。在他看来，正法能否久住人间，在于律学能否光大，以律学匡正丛林规范，是他后期弘扬律学的出发点，其种种努力的目的，就是振兴中国佛学。这种强烈的使命感，在作为律学宗师的弘一大师身上有明显的体现。

大体来说，弘一大师在浙江活动期间，主要从事律学研究，后期到闽南以后，则多见弘律的努力。弘一认为，近世佛门不昌，僧人不能遵守戒律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他看来，僧人的品行道德，应该在一般人之上，如果仅与一般人相当，甚至更不如俗家人等，社会就难免对佛教徒鄙视。他说：

记得我将要出家的时候，有一位住在北京的老朋友写信来劝告我，你知道他劝告的是什么，他说：“听到你要不做人，要做僧去。⋯⋯”咳！⋯⋯我们听到了这话，该是怎样的痛心啊！他以为做僧的，都不是人，简直把僧人不当人看了！你想，这句话多么厉害呀！出家人何以不是人？为什么被人轻慢到这地步？我们都得自己反省一下！我想：这原因都由于我们出家人做人太随便的缘故，种种太随便了，就闹出这样的话柄来了。（《闽南十年之梦影》）

靠提倡戒律来挽回佛门颓风，是弘一研究律学的重要目的。1931年2月，弘一在佛前发愿专学南山律，后来又根据日本请回的古版律书，圈点南山《三大部》并讲律修持。弘一也为光大律学做了很多努力，晚年曾在厦门举办南山律苑。在他为南山律苑所撰的联语中，可见他的志向：

南山律学，已八百年湮没无传，何幸遗编犹存东土；

晋水僧园，有十余众承习不绝，能令正法再住人间。

1943年，弘一圆寂第二年，马一浮在所撰《弘一律主衣钵塔记并铭》中，对大师出家的律学造诣有一番评价，其中有谓：

在昔如来灭度，敕弟子以戒为师，故三藏结集，律与经论同重，犹此土之有礼宗矣。自唐以来，请肆禅林，门庭并盛，独南山宣律师以弘律著。迨及灵芝，其传寝微。晚近诸方受具，虽粗存仪轨而莫窥律文，不究事相者有之。音公生当末法，中岁出家，不为利养，誓以明律，振此颓风。发愤手写《四分律戒相表记》，校正南山《三大部》，并为时所称。讲论尤力，诸方推之，号曰律主。至其秉心介洁，制行精严，俨然直追古德，可谓法界之干城、人天之师范者也。

其所撰铭文有曰：

佛三学，戒为首。净意根，及身口。作用是，迷乃否。去邪执，入正受。少持律，法衰久。唯音公，叹希有。

弘一出家，最关心的是自己的“生死大事”，但也有强烈的救世之念。

在弘一法师看来，佛教是积极的、救世的，而不是消极的、厌世的、送死的。佛法是以菩提心为主，所谓菩提，是印度梵语，可以翻译为“觉”，意即成佛。发起成佛的心，就是发起利益众生、救济众生之心。佛教徒的责任是抱持积极的态度，救济社会一切众生，广修一切善行，努力做各种慈善事业，也就是“以无我之伟大精神，而做种种之利生事业。”

与社会上怀有救济众生心愿的人想比，佛教徒有什么不同呢？弘一认为，一般人抱有慈善心肠，救济社会，利益众生，但能力薄、范围小、时间不能持久，事业不能彻底，原因在于无法达到“无我”的境界。要想能力强，范围大，时间久，最彻底，必须学习佛法。通过学佛而“无我”，这样来救济社会，才能有圆满的效果。

弘一法师强调，佛法能够破除世间一切谬见而得正见，破除一切迷信而得正信，破除一切恶行而得正行，破除一切幻觉而得正觉。所以，佛法是挽救今日世道人心的基本工具。在晋江的一次演讲中，他针对社会上对佛教的种种看法，做了十点解释：佛法非迷信，社会谓佛法为迷信是误会；佛法非宗教；佛法非哲学；佛法非违背科学；佛法非厌世；佛法非不宜于国家之兴盛；佛法非能灭种；佛法非废弃慈善事业；佛法非分利而不生利；佛法非说空以灭人世。

无论对弘一法师的信仰怎么看，能够以苦行僧的精神献身佛法、救助众生，确实值得感佩。出家后的弘一法师以平等行慈为信念，无论富贵贫贱什么样的人，他都一样看待。名望之士也好，鳏寡孤独也好，乃至乞丐、流氓、残疾者，在他眼中都是一样。泉州开元慈儿院、妇人养老院、温陵养老院、晋江的平民救济院等慈善机构，法师去过多次。到这些地方说法时，经常先询问他们的生活状况，一一安慰。

在与俗界的交往中，弘一也时刻不忘弘扬佛法。来拜访弘一法师的旧同事和学生，临别时听的最多的是“多多念佛”这样的关照。居士是佛教对在家修行信徒的敬称，与俗界新朋旧友通信，他总是称对方为居士。有一次，叶圣陶在丰子恺处看到弘一法师的来信上称他为“叶居士”云云，叶“看了很觉惭愧，虽然居士不是什么特别的敬称。”

弘一法师出家后，对于艺术已经绝少再提，但唯一坚持的是书法，书法成了他广结善缘的工具。初出家在嘉兴佛学会时，有人知道他当初的身份，求其墨宝。弘一不知是否该动笔墨，于是请教该会主持人范古农，范称，如果能写佛语给他人，也是做佛事，又有何妨，弘一从此开始以笔墨结缘。在出家后的多年中，他每到一地，经常为僧俗各界人等书写佛号、偈句、对联等等。在给友人弟子的信中，有时也会附带寄去一些法书，请随意转赠。朱光潜说，他在白马湖春晖中学任教时，与法师有一面之缘。丰子恺转送给他不少弘一法师练字的墨迹，其中一幅是《大方广佛华严经》中的一段偈文，后来任教北京大学时，萧斋斗室里悬挂的就是法师书写的这段偈文。在闽南一带，弘一的法书可谓随处可见。

出家后的弘一法师过着闲云野鹤、孤往独来的生活。他不随便会客、讲经、演说、赴宴，闭门谢尘，静修于禅室，给人留下了谦和、静穆的印象，他接待来访者，总是正襟而坐，两眼俯视，不左右顾，面带微笑，手捻佛珠，就像他手书的座右铭：“正衣冠，尊瞻视，寡言辞，慎行动”——那种态度是任何人所学不到的。如有问，他必答；如不问，他不答。虽然很少说话，但对坐的人总会产生钦佩和亲切的感情。

法师出家后，尽量避免外界的打扰。1930年在上虞法界寺时，他几次在给夏丏尊的信中叮嘱说：“出家以后在家诸师友，有询余之踪迹者，乞告以云游他乡，谢客用功，未能通讯及晤谈，云云。”又称：“厦门南普陀诸师，及温州之印西师，与其他出家人等，倘有向尊处询问余之踪迹者，乞答以遁迹远方，未能见客及通讯。现住之地及寺名，乞勿告知。”

不过，一般的平民百姓，弘一却往往乐于接见。在这种场合，无论何时何地何事，法师总是十分随和。黄福海说，他最初见到弘一法师是在泉州，法师问了他的姓名和来历，很欣慰地把他领到禅房去坐。禅房矮小，光线幽暗，没有一点灰尘，也没有一点声音。法师面部清癯，两眼若开若闭，口含慈祥的笑，态度庄严，像一个地道的活菩萨。这样严净的环境，使一向浪漫不羁的他规规矩矩，不敢说，也不敢动，如木偶般看着法师。法师看出了他的尴尬，用爽快轻松的语气笑嘻嘻地说：“我会写字，你要我写字吗？”法师不仅给他写了字，还答应与他同拍一张照片作纪念，去的路上，法师突然放慢了轻捷的步履，指着前面一个矮和尚轻声说：“这位就是承天寺的大和尚，他岁数比我大，出家比我早，是佛门中的老前辈；所以我这时要慢一点走，不能走到他的前头。”照相前，法师双手捏着佛珠，立定不动，黄问：“怎么样照才好？”他很客气地答：“随便。”布置好以后，再问法师：“这样照如何？”他答：“就这样好。”

1935年，万泉到泉州承天寺听弘一法师讲经，在《参礼弘一律师》一文中，他写道：“由他老人家温柔的言语上，得到了不少的教诲和奖勉。在他老人家的庄严的态度下，一种令人敬仰的沉默寡言底神情中，素来好于说话底我，到那时也不晓得要说甚么话好，思索以后，我终无开口处。那阒然无声的房里，一切都趋于沉静了，只有我两人默然地正襟危坐在那里的一丝丝呼吸声”。几天后，万泉与他人到温陵养老院弘一住处拜访，弘一亲自带他们参观院中各处，万泉说：

薄暮回来之后，那身干细瘦而高的只穿着三件单衣的弘一律师和他那矍铄的精神，和蔼的态度，缕匕的盛意，循循善诱的勉励，慈云的笑容，殷切的领导，无间断在我渺小的脑际里盘桓着一位年纪将近六十的他——弘一律师的影像。其精神犹超青年，那细瘦的身躯，什么人都知道他已充满着坚毅卓绝的意志，超人的思想，克苦不辞底精神。度此与尘俗相违的清高的生活，专心编述南山律宗，严净戒律，什么人又安能知道他先前善能绘画，善能弹琴作曲，也曾在东京春柳社演过茶花女的风流蕴藉的留学生呢？

对法师印象最深的，还是弘一的友朋弟子。最初在杭州寺院时，故友旧交常去看法师。此后，他到温州庆福寺习静研律，闭门究经，较少与外界联系。20年代后期，也就是弘一到闽南久住之前的几年间，与故交旧友来往还是比较多的。

凡是见过法师的人，莫不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钱君匋回忆他对大师的第一印象说：

我抬头一看，一位和尚站在办公室门口，门正好成立框子，把他嵌在中间。他高约一米七，穿着宽松的海青，因为面形清癯，神情持重，虽然在微笑，却有一种自然的威仪，把身体也衬托得很高很高，目光清澈，那是净化后的秋水澄潭，一眼到底，毫无矫饰。上唇下巴有些胡髭，异常的率真可亲。五十出头，并不能算老，我见到他的虔诚，不亚于见到祖父一样，一阵清凉之气从我脊背上向全身扩散开来，人世间一切俗套伪饰，在一刹那间都卸净了。（《忆弘一大师》）

陈祥耀说：“我看见老人的和善的笑容，是接触宇宙中一线宝贵的光辉。”弘一法师最使人难忘的，就是一见就不会磨灭的亲切的印象：

老人对人，在他的红润而略带皱痕和疏髯的脸上，在他的有光彩的眼角，在他的微微掀动的嘴边，永留着和善的笑意，这笑表示他内心，长时的欣悦，长时的谦泰，──是的，老人永远是安详谦泰的，永远是盎和恭敬的，他永远是使我们不会忘记他的伟大的修养，他的宽虚恳切之怀，他的高夐的人格，──直到他的最后躺在床上示寂的刹那，还没有失去他这一切常德。⋯⋯（《纪念晚晴老人》）

觉星回忆说，弘一大师在闽南期间，有一年住在南普陀寺天王殿旁的一座功德楼，傍晚时刻大师散步的身影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傍晚时候，他必下楼到寺内新功德楼的花园闲步，欣赏园中的花草，然后登楼偃息，生活极有规律。我们看他在那园花丛中，无限的洒脱，飘飘若仙的体态，时常表露那和蔼可亲的笑容，使我永远不忘他的印象。（《我所知道的弘一律师》）

许霏在《我忆法师》中说：

我的确被他的巍巍大德、煦煦仁慈太感动了，虽然我仍旧以艺术前辈看待他。当我每次和他会面，他总给予我无上的欢悦，清癯的面庞，老是带着和善的笑容，像傍晚柔晖的阳光的可爱，他的心怀永远是安详谦虚，盎和恬适，绝没有一丝不得意的神色或拂然的辞色。

1927年秋天，弘一法师曾经在上海住在丰子恺家中。丰子恺这样描述这一段时光：

每天晚快天色将暮的时候，我规定到楼上来和他谈话。他是过午不食的，我的夜饭吃的很迟。我们谈话的时间，正是别人的晚餐的时间。他晚上睡得很早，差不多同太阳的光一同睡着，一向不用电灯。所以我同他谈话，总在苍茫的暮色中。他坐在靠窗口的藤床上，我坐在里面椅子上，一直谈到窗外的灰色的天空衬出他的黑色的胸像的时候，我方才告辞，他也就歇息。这样的生活，继续了一个月。现在已变成丰富的回想的源泉了。

弘一在丰子恺的书架上发现了一本《理想中人》，他喜欢这本书，丰子恺告诉他，作者谢颂羔是一位基督徒，在基督教的出版机构广学会中当编辑。弘一法师写了一张横额“慈良清正”，由丰子恺送给谢。在一个星期天的中午，身为佛教徒的弘一法师与基督教徒的谢颂羔在餐桌上还有过一次愉快的谈话。谢颂羔《理想中人》后来再版时，请丰子恺作序，丰子恺就把这件事情写下来，名为《缘》。

这次在上海期间，夏丏尊、丰子恺等在功德林餐厅招待法师，叶圣陶被邀参加，他在散文《两法师》里记载了这件事，写了他对弘一的印象，不妨读一些片段：

走上功德林的扶梯，被侍者导引进那间房时，近十位先到的恬静地起立相迎。靠窗的左角，正是光线最明亮的地方，站着那位弘一法师，带笑的容颜，细小的眼里眸子放出晶莹的光。丏尊先生给我介绍之后，教我坐在弘一法师的侧边。弘一法师坐下来之后，便悠悠地数着手里的念珠。我想一颗念珠一声阿弥陀佛吧。本来没有什么话要同他谈，见这样更沉入催眠状态的凝思，言语是全不需要了。可怪的是在座一些人，或是他的旧友，或是他的学生，在这难得的会晤顷，似应有好些抒情的话同他谈，然而不然，大家也只默默不多开口。未必因僧俗殊途，尘净异致，而有所矜持吧。或者，他们以为这样默对一二小时，已胜于十年的晤谈了。

叶圣陶觉得：“晴秋的午前的时光在恬然的静默中经过，觉得有难言的美。”

随后又来了几位客，向弘一法师问几时来的，到什么地方去那些话。他的回答总是一句短语；可是殷勤极了，有如倾诉整个的心愿。

因为弘一法师是过午不食的，十一点钟就开始聚餐。叶圣陶看着他那曾经挥洒书画、弹奏音乐的手郑重地夹起一荚豇豆来、欢喜满足地送入口里去咀嚼的那种神情，真惭愧自己平时的乱吞胡咽。

“这碟子是酱油吧？”

以为他要酱油，某君想把酱油碟子移到他面前。

“不，是这位日本的居士要。”

果然，这位日本人道谢了，弘一法师于无形中体会到他的欲望。

参加聚会的李石岑先生爱谈人生问题，著有《人生哲学》，席间他请弘一法师谈一点关于人生的意见。

“惭愧”，弘一法师虔敬地回答，“没有研究，不能说什么。”

叶圣陶心想：

以学佛的人对于人生问题没有研究，依通常的见解，至少是一句笑话。那末，他有研究而不肯说么？只看他殷勤真挚的神情，见得这样想时就是罪过。他的确没有研究。研究云者，自己站在这东西的外面，而去爬剔，分析，检查这东西的意思。像弘一法师，他一心持律，一心念佛，而没有站到外面去的余裕。哪里能有研究呢？

我想，问他像他这样的生活，觉得达到了怎样的一种境界，或者比较落实一点。然而健康的人不自觉健康，哀乐的人当时也不能描状哀乐；境界又岂是说得出的。我就把这意思遣开，从侧面看弘一法师的长髯以及眼边细密的皱纹，出神久之。

饭后，弘一说约定了去见印光法师，谁愿意去可同去。印光法师这名字知道得很久了，并且见过他的文钞，是现代净土宗的大师，自然也想见一见。同去者计七八人。

大家决定不坐人力车，弘一法师拔脚便走，叶圣陶开始惊异他步履的轻捷。“他的脚是赤了的，穿一双布缕缠成的行脚鞋。这是独特健康的象征，同行的一群人，哪里有第二双这样的脚！”落在法师的背后，叶圣陶这样想：

他的行止笑语，真所谓纯任自然的，使人永不能忘。然而在这背后却是极严谨的戒律。丏尊先生告我，他尝叹息中国的律宗有待振起，可见他的持律极严的。他念佛，他过午不食，都为的持律。但持律而到非由“外铄”的程度，人便只觉他一切纯任自然了。

似乎他的心非常之安，躁忿全消，到处自得；似乎他以为这世间十分平和，十分宁静，自己处身其间，甚而至于会把他淡忘。这因为他把所谓万象万事划开了一部分，而生活在留着的一部分内之故。这也是一种生活法，宗教艺术家大概采用。并不划开了一部分而生活的人，除庸众外，不是贪狠专制的野心家，便是社会革命家。

他与我们差不多处在不同的两个世界。就如我，没有他的宗教的感情与信念，要过他那样的生活是不可能的。然而我自己以为有点了解他，而且真诚地敬服他那种纯任自然的风度。哪一种生活法好呢？这是愚笨的无意义的问题。只有自己的生活法好，别的都不幸，夸妄的人却常常这么想。友人某君曾说他不曾遇见一个人他愿意把自己的生活与这个人对调的，这是踌躇满志的话。人本来应当如此，否则浮漂浪荡，岂不像没舵之舟。然而某君又说尤紧要的是同时得承认别人也未必愿意与我对调。这就与夸妄的人不同了；有这么一承认，非但不菲薄别人，且能致相当的尊敬。彼此因观感而化移的事是有的。虽说各有其生活法，究竟不是不可破的坚壁；所谓圣贤者转移了什么什么人就是这么一回事。但是板着面孔专事菲薄别人的人决不能转移了谁。⋯⋯

叶圣陶所描写的这次聚会，周予同也参加了。他后来说，在他所会见过的人物当中，弘一老人是最富有美感的一个。这种美感大概也就是叶圣陶在文中所说的“难言的美”。

参加聚会的还有一位日本人内山完造。内山完造在上海开书店，与当时的上海文化界不少人物都有交往，尤其是与鲁迅等人的关系使他后来很有名气。邀请内山完造参加，是法师要他将自己所著的《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和在福建鼓山发现、正在印刷的《华严精疏纂要》转送给日本方面。在功德林会面后的第二天，弘一法师到过内山的书店。内山把夏丏尊送来的《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分别寄到日本各大学的图书馆，后来又不断有来索取的，合计送了170余部。

关于《华严精疏纂要》的赠送，内山完造先将12部分配给日本的主要大学和寺院，后来又应日本方面的请求，寄送了两部。弘一将自己手头阅读过的一部也寄给了内山，当时没有人要，就暂时留作纪念品。“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内山避回日本。有一天在西京外的万福寺散步，与和尚闲谈时提到了这部书，并答应如果回沪时书还存在，就送给该寺。“那和尚听到我如此说，就急急走进去，过了一会，恭敬地著了法衣捧出茶来，那种前倨后恭的样子，当时曾叫我苦笑难禁呢！”

1937年以前，内山还为弘一在日本代购过几次佛经。在两人的交往中，有过多次通信，弘一也赠给内山好几张佛法字幅，其中的一幅在1931年被鲁迅要去。当年3月1日，鲁迅日记中载：

午后往内山书店，赠内山夫人油浸曹白一合，从内山君乞得弘一上人书一纸。

鲁迅“乞”得的是一条高26.2公分、宽68.6公分的宣纸横幅，正中书写“戒定慧”三字，左下款竖写“支那沙门昙昉书”两行小字，下方一枚红色印章“弘一”，右上方盖一坐佛印。

这次在上海期间，弘一法师还见到了早年天涯五友中的袁希濂、许幻园和张小楼。四人重聚，合影留念。弘一作《天涯四友写影题记》：

余来沪上，明年岁在庚子，共宝山蔡小香、袁希濂、江阴张小楼、云间许幻园诸子，结为天涯五友，并于宝记像室写影一帧。尔来二十有八年矣。乘幼申渎，小居江湾缘缘堂。蔡子时已殂化，惟袁、张、许子尤数过谈，乐说往事。乃复相偕写影于宝记像室。是改元后十六年丁卯十月一日。

弘一法师多年来漂泊苦行，友朋弟子很不忍心。1928年，弘一出家已经十年，年龄渐老，夏丏尊、刘质平、丰子恺、经亨颐等计划筹资为法师在上虞白马湖修一处山房，作为法师的终身住所。募款启事曰：

弘一法师，以世家门第，绝世才华，发心出家，已十余年。披剃以来，刻意苦修，不就安养，云水行脚，迄无定居；卓志净行，淄素叹仰。同人等于师素有师友之雅，常以宿眼，愍其辛劳。屡思共集资材，筑室迎养；终以未得师之允诺而止。师今年五十矣，近以因缘，乐应前请。爰拟遵循师意，就浙江上虞白马湖觅地数弓，结庐三椽，为师栖息静修之所，并供养其终身。事关福缘，法应广施。裘赖腋集，端资重擎。世不乏善男信女，及与师有缘之人。如蒙喜舍净财，共成斯善，功德无量。

第二年夏天，山房落成，弘一命名为“晚晴山房”。虽然他表示这里将是他的常住所，但没有几年，他就南下福建，在晚晴山房总共只住了几个月的时间。

弘一法师最后的十年时间是在闽南的厦门、泉州等地度过的。

第一次来闽南是在1928年，当年弘一本来计划去暹罗，途经厦门时滞留该地，由著名华侨领袖陈嘉庚之弟陈敬贤介绍，到南普陀寺住了几个月。当时南普陀寺举办闽南佛学院，培养僧人，弘一在这里结识了性愿、芝峰等法师。期间，法师建议佛学院把英文和算术课程删掉，用腾出来的时间学佛学，院方接受了他的建议。大师后来说：“他们都很赞成。听说从此以后，学生们的成绩，确比以前好得多了！”

1929年冬，弘一第二次到厦门。弘一初次到厦门时，对佛学院印象很好，但这次发现学院规模虽然扩大，学僧人数增加了不少，但管理方面却出现了问题。为此，他写了《悲智训语》赠给佛学院：

有悲无智，是曰凡夫。悲智具足，乃名菩萨。我观仁等，悲心深切。当更精进，勤求智慧。智慧之基，曰戒曰定。如是三学，次第应修。先持净戒，并习禅定。乃得真实，甚深智慧。依此智慧，方能利生。犹如莲花，不著于水。断诸分别，舍诸执著。如实观察，一切诸法。心意柔软，言音净妙。以无碍眼，等视众生。具修一切，难行苦行。是为成就，菩萨之道。我与仁等，多生同行。今得集会，生大欢喜。不揆肤受，辄述所见。倘契幽怀，愿垂玄察。

在此期间，性愿法师举办月台佛学研究社，弘一在研究社讲过写字的方法。“遇有闲空，又拿寺里那些古版的藏经来整理整理”。第二年春天，天气要热起来的时候，他又回到温州。

1932年秋末，弘一第三次来厦门，从此以后，就一直生活在闽南。

弘一法师到闽南最初几年，夏丏尊等人经常请求法师北返，但被弘一以身体、气候或其他原因婉拒。1933年8月，在泉州开元寺给夏丏尊的信中，他说：“近年来虽无大病，但衰老日甚，殊畏寒暑。闽南气候调和，适于疗养，故暂未能北上，至用歉然。”1934年旧历2月的信中则表示：“近来老态日增，足力未健，不胜舟车之劳，恐一时未能北上，至用怅然耳。”1935年旧历3月的信中又说“讲律尚须继续，今年或不能北上也”。此后，闽南就成为法师的长居地。

弘一久住闽南的原因主要是气候。虽然故旧门生多在浙江，夏丏尊等人还为他修筑了晚晴山房，组织了晚晴山房护法会，但厦门等地比较温暖的气候让弘一觉得舒服一些。1930年冬在慈溪金仙寺时，他就表示“因天气太寒，骨节凝痛，困苦殊甚”，之后在温州庆福寺的一封信则称：“以前在闽南过冬两年，无有所苦。今岁骤值奇寒，老体已不能支持。明冬如仍在世，只可再往闽南过冬矣。”第一次到厦门后，他在给夏丏尊的信中说：“老病之躯，甚为安适”，就是指气候而言。1932年冬天，他在给夏丏尊的信里又说到，厦门石榴花、桂花、晚香玉、白兰花、玫瑰花仍然开放，还有许多热带的奇花异草，让他“几不知世间尚有严冬风雪之苦”。

弘一久居闽南，与性愿法师等人的照顾备至也有关系。性愿名古志，福建人，早年出家，1928年与弘一在厦门一见如故。性愿比弘一要小九岁，但弘一在信件上经常称他“性公老法师”、“愿公老法师”，自称“末学”，表示尊敬。弘一晚年在闽南安居，多承性愿照顾，弘一在一封信中说：“承慈念殷勤，犹如慈母偏怜病子，感泣何尽。”

弘一第三次到厦门后，用心最多的是讲经弘法。

1932年腊月，到厦门后不久，弘一在妙释寺念佛会讲《人生之最后》，1933年正月，又讲《改过实验谈》。当夜，弘一梦见十余长髯长老结席团坐讲法，这被他看作是在闽南弘法的预兆。

弘一对律宗进行了很深入的研究，希望把律宗发扬光大。1931年秋天，弘一居于慈溪五磊寺，曾发愿要弘扬南山律学，筹备在该寺创办南山律学院。虽然募到一笔款项，但五磊寺住持和尚有靠办学聚财的心思，最终不欢而散。

1932年春天，弘一在白湖金仙寺也讲过律学。听讲的学僧只有数人，据说他要求学生熟读熟背经文，禁止看书籍报章，大小便也要向他请假，所以只持续了半月时间就告结束。亦幻法师推论中辍的原因，可能是弘一一时的热情所致。

从1933年开始，弘一法师开始在厦门举办“南山律苑”，宣讲南山律学，参加学习的有性常、广恰、瑞今等十余人。弘一谓：

余于出家受戒之时，未能如法。准以律仪，实未得戒。本不能弘扬比丘戒律，但因昔时既虚承受戒之名，其后又随力修学，粗知大意，欲以一隙之明，与诸师互相研习，甚愿得有精通律义之比丘五人出现，能令正法住于世间，则余之弘律责任即竟。故余于讲律时，不欲聚集多众，但欲得数人发弘律之大愿，肩荷南山之道统，以此为毕生之事业者，余将尽其绵力，誓舍身命，而启导之。（性常：《亲近弘一大师之回忆》）

可能认为前两次讲律都不算数，弘一法师当时说，这是他弘扬律学的第一步。在厦门妙释寺，不久有10余人愿意跟他学律。他在厦门的一封信中说：“此次讲律，听众甚盛。寄住寺中者六七人，皆自己发心过午不食。内有二人，患肺病甚剧，又有一人正在呕血不止、卧床不起之时，而立刻停止晚餐，不顾身命，尤令人感佩。现已讲《羯磨》，若欲深造，非有三五年之工夫专心研习不可。听众中有二三人誓愿甚坚固，或可发心专修也。”由于接受泉州开元寺之请，弘一要到泉州，10余学僧也到泉州继续学习。他自编讲义，认真备课，学员可以在课堂上提问讨论，或者书面请示，弘一都能给予圆满回答。这样过了半年，因为时局动荡，不得不解散。

在这几年间，弘一为弘法投入很大精力，既为青年僧众讲经讲律，也面向社会宣扬佛法。在《壬丙闽南弘法略志》中，弘一大致记载了1932~1936年间在厦门、泉州等地的讲经弘法活动。《惠安弘法日记》是他1935年在惠安宣讲佛法的记载：

后二十四年乙亥四月十一日夕，自泉州南门外，乘古帆船航海。

十二日晨，到崇武，改乘小舟，风逆浪大，午前十时抵净峰寺。

十六日，往崇武，居普莲堂。

十七日十八日十九日，讲《三皈五戒》、《观音菩萨灵感》及《净土法门》等。

十九日下午，返净山。

二十一日为亡母冥诞，开讲《华严经普贤行愿品》，五月一日讲竟。

初三日为灵峰蕅益大师圣诞，午后讲大师事迹。

六月七日，始讲《四分律戒本疏行宗记》。（二十一日，第二册讲竟。）

七月三十日，为地藏菩萨圣诞，午后讲《九华山示迹大意》。

八月五日为亡父讳日，开讲《普贤行愿品偈颂》，七日讲竟。听者甚众，大半为耶教徒也。

二十三日，性愿老法师到净峰，二十五日，请讲《佛法大要》。

二十七日，请师往崇武晴霞寺，代余讲《法华经普门品》。

二十九日讲讫。每日听众百人左右。

十月将去净峰留题云：“乙亥四月，余居净峰，植菊盈畦，秋晚将归去，犹复含蕊未吐，口占一绝，聊以志别：我到为植种，我行花未开。岂无佳色在，留待后人来。”

二十二日，去净峰，到惠安城，遇诸居士留宿。

二十日上午，到科峰寺讲演，并为五人证受皈依。下午到泉州。

十一月十九日，复到惠安城，寓黄善人宅。

二十日，到科峰寺讲演，并为十人证受皈依。

二十一上午为一人证受皈依。下午乘马，行二十里，到许山头东堡，寓许连木童子宅。

二十二日，在瑞集岩讲演。

二十三日二十四日，在许童子宅讲演，并为二十人证受皈依及五戒。

二十五日上午，到后尾，寓刘清辉居士菜堂，下午讲演。

二十六日上午，到胡乡，寓胡碧莲居士菜堂，下午开讲《阿弥陀经》。

二十八日讲经竟，为十七人证受皈依及五戒。

二十九日上午，到谢贝，寓黄成德居士菜堂，三十日讲演。

十二月初一日上午，到惠安城，寓李氏别墅，今为某小学校。

初二日，到如是堂讲演，听众近百人。

初三日，到泉州，卧病草庵。

弘一法师在草庵这场大病，拖延了几个月的时间才恢复。此后，弘一法师为了培养僧人品德，在厦门举办了持续三年的佛教养正院。法师为这所养正院亲自草拟章程，书写院额，请常惺法师主持，广恰法师监学，高文显等为讲师。1936年2月，养正院开学，弘一抱病讲演《青年佛徒应注意的四项》：一是惜福，二是习劳，三是持戒，四是自尊。养正院规矩严肃，学僧多为年轻的闽南僧人，造就了不少佛门人才。抗日战争爆发后，因为时局动乱，院舍又为军队驻扎，才宣告结束。

弘一大师晚年在闽南的几年间，常有弘法活动。1938年，除了在泉州等地讲经外，还在漳州七宝寺讲《佛法大意》。接着，他在安海弘法期间讲过《佛法十疑略释》《佛法宗派大概》《佛法学习初步》等。农历11月，在南普陀寺讲《最后之□□（忏悔）》。关于其时的讲经情形，当年4月18日，他在泉州承天寺致信丰子恺说：

戊寅元旦始，在庵讲《行愿品》十日。二月初一日始，在泉州承天寺复讲。此外于泉州各地及惠安，演讲甚忙，写字极多，居泉不满两月，已逾千件。幸身体康健，不畏其劳也。数日后，须往厦门法会演讲三日，下月初旬，复往福州城内演讲。讲毕，或即返泉州。⋯⋯朽人出家已来，恒自韬晦，罕与讲务。乃今岁正月至泉州后，法缘殊胜，昔所未有，几如江流奔腾不可歇止。

法师在信中解释了他弘法的缘由：“于兵戈扰攘时，朽人愿尽绵力，以安慰受诸痛苦惊惶忧恼诸众生等”。当年9月，在从漳州寄给丰子恺的信中，大师表示：“朽人年来老态日增，不久即往生极乐。故于今春在泉州及惠安尽力弘扬佛法，近在漳州亦尔。诚自惭智识不及，亦藉是以报答诸善友之厚谊耳。犹如夕阳，殷红绚彩，瞬即西沉。吾生亦尔，世寿将尽，聊作最后纪念。”同年在给夏丏尊的信中也说：“朽人近来漳州城区，弘扬佛法，十分顺利，当此国难之时，人多发心归信佛法也。”在致李芳远信中，法师则称：“今年所以往闽南各地弘法者，因余居住闽南十年，受当地人士种种优遇。今余年老体衰，不久即可谢世，故于今年往各地弘法，以报答闽南人士之护法厚恩耳。现在弘法已毕，即拟休养，故往草庵。明年将往惠安，闭门谢客，以终其天年耳。”

1939年农历4月，大师在永春讲《佛教之简易修持法》，当年以及次年，在泉州及永春普济寺等处也多有讲经活动。1941年，他除了向僧众宣讲律学外，还做过《略述印光法师之盛德》等讲演。直到1942年，法师还到惠安讲经。

在晋江草庵，他手书门联曰：“草藉不除，时觉眼前生意满；庵门常掩，勿忘世上苦人多”，表达了他晚年的弘法意愿。闽南十年，弘一大师以一个宗教家的热诚，实践了他出世为入世的誓愿：

愿一切众生，皆能断无尽之烦恼。

愿一切众生，皆能学无量之法门。

愿一切众生，皆能成无上之佛道。

讲经弘法的同时，弘一也勤于写作，有的是先讲后写，有的是先写后讲。在这一时期的著述，如《南山律宗在家备览》《华严集联三百》《药师如来法门讲述录》《净宗问辨》《盗戒问答》《行事钞记》《蕅益大师警训略录》《地藏菩萨圣德大观》《南山道宣律师略谱》《梵网经菩萨戒本浅释》《弥陀经义疏撷录》等等，成绩卓然。

对于弘一来说，他的修持追求是没有止境的。1937年，弘一在养正院讲过一次《闽南十年之梦影》，他说：

到今年民国二十六年，我在闽南居住，算起来，首尾已是十年了。回想我在这十年之中，在闽南所做的事情，成功的却是很少很少，残缺破碎的居其大半，所以我常常自己反省，觉得自己的德行，实在十分欠缺。因此近来我自己起了一个名字，叫“二一老人”。什么叫“二一老人”呢？这有我自己的根据。

记得古人有句诗：“一事无成人渐老。”清初吴梅村（伟业）临终的绝命词有：“一钱不值何消说。”这两句诗的开头都是“一”字，所以我用来做自己的名字，叫做“二一老人”。

因此我十年来在闽南所做的事，虽然不完满，而我也不怎样地去求他完满了。

诸位要晓得，我的性情是很特别的，我只希望我的事情失败，因为事情失败、不完满，这才使我常常发大惭愧，能够晓得自己的德行欠缺，自己的修善不足，那我才可努力用功，努力改过迁善。一个人如果事情做完满了，那么这个人就会心满意足，洋洋得意，反而增长他贡高我慢的念头，生出种种的过失来。所以还是不去希望完满的好。不论什么事，总希望他失败，失败才会发大惭愧，倘若因成功而得意，那就不得了啦！

我近来，每每想到“二一老人”这个名字，觉得很有意味。这“二一老人”的名字，也可以算是我在闽南居住了十年的一个最好的纪念。

弘一在养正院讲《最后的□□（忏悔）》，他自责说，出家以后二十年来，一天比一天堕落，一天比一天糊涂，恶念一天天增加，善念一天天退失。“其中到闽南以后十年的工夫，尤其是堕落的堕落。”到处讲演，常常见客，简直变成一个“应酬的和尚”了。“尤其是今年几个月之中，极力冒充善知识，实在是太为佛门丢脸。别人或者能够原谅我；但我对我自己，绝对不能够原谅，断不能如此马马虎虎的过去。所以我近来对人讲话的时候，绝不顾惜情面，决定赶快料理没有了结的事情，将‘法师’‘老法师’‘律师’等名目，一概取消，将学人侍者等一概辞谢；孑然一身，遂我初服，这个或者亦是我一生的大结束了。”

在闽南的岁月里，弘一对青年僧人关怀备至，多有提示引导，为佛门培育人才。性常法师学律严谨，颇得弘一眷顾，弘一曾为他题“精进第一”，以示勉励。后来曾任新加坡佛教协会主席的广恰当时也亲近法师，以师礼事弘一，法师对他教诲有加。高深的佛学造诣和人格修养，使弘一法师也得到了众僧与社会的爱戴。1939年，法师六旬初度，《护生画集》第二集出版了，澳门《觉音月刊》、上海《佛学半月刊》分别为他出了专刊，以此表达对弘一法师的景仰。著名画家徐悲鸿当时正在新加坡开画展，广恰特请徐为法师作了一幅半身油画像，以为纪念。马一浮、柳亚子、江谦、王吟笙、杨云史、吕碧城、严叔夏（严复第三子，福州大学教授）、郑翘松等人写诗为寿。老友马一浮祝寿诗曰：

世寿迅如朝露，腊高不涉春秋。

宝掌千年犹驻，赵州百岁能留。

遍界何曾相隔，时寒珍重调柔。

深入慈心三昧，红莲化尽戈矛。

柳亚子的贺诗曰：

君礼释迦佛，我拜马克思。

大雄大无畏，迹异心其殊。

闭关谢尘网，吾意嫌消极。

愿持铁禅杖，打杀卖国贼。

虽然柳亚子将弘一引为“迹异心岂殊”的同道，但多少觉得弘一的出家有些消极。不过，这没有影响弘一法师的情绪，他写了先前所作的一首小诗回报：

亭亭菊一枝，高标矗劲节。

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

这是弘一晚年精神的写照。他生平喜欢鲜花，晚年也是如此，一枝翠柏，几枝红花插在瓶中，供在佛像前，顿觉生意盎然，映照的则是他的精神。“吾人一生之中，晚节最为重要”，弘一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始终保持着冰霜节操。1937年法师在青岛湛山寺讲律期间，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夏丏尊等担心弘一安全，劝他及早离开青岛，但他在回信中表示不愿退避。弘一还在室内张贴了“殉教”二字，并做题记云：

向居闽南净峰，不避乡匪之难；今居东齐湛山，复值倭寇之警。为护佛门而舍命身，大义所在，何可辞耶？

弘一在青岛住到10月南下。经过上海时，他与夏丏尊等人见了一面。这是他与上海友人最后一次会面。回到厦门后，不少人又劝弘一迁居避难，都被弘一谢绝。在给李芳远的信中，弘一表示“朽人为护法故，不避炮弹，誓与厦市共存亡”。直到厦门陷落前四天，弘一才转赴漳州。

弘一居泉州时，各方人士请他写字，他概书“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之类予之。他在信中说：

对付敌人，舍身殉教，朽人于四年前已有决心，曾与传贯师言及。⋯⋯吾人一生之中，晚节最为紧要。愿与仁者共勉之。

弘一晚年在闽南，埋头于弘扬佛学，与当年的弟子老友交往渐少，与社会名流也只是偶有过从。

吕碧城早年是天津《大公报》记者，跟严复学过逻辑学，担任过天津北洋女子师范校长，也曾为南社社友，后来又到美国留学。1936年住香港时，因新购房屋白蚁为害，吕为佛教信徒，不讲杀生，来信讨教。弘一法师如何答复，不得而知。法师60寿辰，吕撰祝寿诗云：

冰雪聪明珠朗耀，慧是奇哀，哀慧原同调。绮障尽头菩萨道，才人终曳缁衣老。极目阴霾昏八表，寸寸泥犁，都画心头稿。忍说乘风归去好，繁红划地凭谁扫。

著名文学家郁达夫于1936年底，在广恰法师的陪同下，在厦门日光岩访问了弘一。弘一在郁达夫蜚声文坛时，已出家为僧，对郁一无所知，拱手致意，略事寒暄后，赠《佛法导论》等书给郁达夫。次年春，郁在福州诗赠弘一法师：

不似西泠遇骆丞，南来有意访高僧。

远公说法无多语，六祖传真只一灯。

学士清平弹别调，道宗宏议薄飞升。

中年亦具逃禅意，两事何周割未能！

这首诗中的典故不须深究，大意是叙说与弘一相见的感想。虽然两人一个曾经从事艺术，一个正在从事艺术，但僧俗之间犹如两个世界，在这样的场合下见面，已经不可能激荡出任何思想的火花了。

1942年春天，弘一圆寂前几个月，郭沫若弛书请求法书，弘一写《寒山诗》为赠：“我心似明月，碧潭澄皎洁。无物堪比伦，教我如何说！”落款是“沫若居士澄览”。郭氏复书致谢，称弘一为“澄览大师”。

在闽南，弘一度过一生最后的岁月。

从弘一大师个人的角度而言，佛门中多年的苦修，是为了自我生命的完成。他曾在温州对寂山和尚说过“弟子出家，非谋衣食，纯为了生死大事。”弘一法师出家前身体就不好，出家以后，时时为疾病所苦，身体的疾患对他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每次生病，都带来心理上的痛苦。在给弟子和老友的信中，总会流露出早日往生西方的愿望。

1930年弘一在厦门承天寺时，寺中驻扎军队，令他不堪其扰。回浙江时又与军队同船，自言“脑神经已受重伤”，经此一番摧折，弘一在信中表示：“于世间诸事绝少兴味。不久即正式闭关，不再与世人往来矣。”并说：“余现在并无大病。惟身心衰弱。又手颤、眼花、神昏、臂痛不易举，凡此皆衰老之相耳。甚愿早生西方。”

1932年8月，弘一在上虞法界寺得了一次痢疾。这次大病时，弘一已经52岁，在给夏丏尊的信中，他写道：“朽人于八月十一日患伤寒，发热甚剧，殆不省人事。入夜，兼痢疾。延至十四日乃稍愈。至昨日（十八日）已获全愈，饮食如常，惟力疲耳。此次患病颇重，倘疗养不能如法，可以缠绵数月。幸朽人稍知医理，自己觅旧存之药服之，并断食一日，减食数日，遂能早痊。”他自称多年未患如此大病，病中起立做事都感困难，“故于此娑婆世界，已不再生贪恋之想。惟冀早生西方耳。”让他感到后悔的是，没有预先准备临终助念及身后事，所以没有能够一意求生西方。在病中时，他写了一封遗嘱给刘质平，不做追悼会、建塔等纪念活动，希望刘将他所著《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印两千册即可。1932年7月，在给刘质平的另一封信中，他提到夏丏尊回到白马湖后，他要与夏商量，预备后事，交付遗嘱，作为此生的结束。

这次大病尚未痊愈，有宁波僧人安心头陀跪请法师到西安弘法，弘一不得已答应。当时在宁波任教的刘质平得知后，担忧弘一的身体不胜跋涉，在宁波港口登上将要启行的轮船，将弘一从轮船三层舱中背下，一僧一俗，师生抱头痛哭。这件事后来被刘质平的宁波同事传为笑谈。

1935年底，在泉州草庵寺弘一又生了一场大病。在1936年正月初八给夏丏尊的信中，弘一叙述说：“一月半前，因往乡间讲经，居于黑暗室中，感受污浊之空气。遂发大热，神志昏迷，后起皮肤外症极重。此次大病，为生平所未经过。虽极痛苦，幸以佛法自慰，精神上尚能安也。其中有数日病势凶险，已濒于危，有诸善友为之诵经忏悔，乃转危为安。”这场大病除了发热之外，弘一左臂上还长出饭碗大的一块烂疮。1936年初，弘一转到厦门，居住于南普陀寺，由广恰法师陪同，逐日到市内请厦门最有名的留日医学博士黄丙丁治疗。因为臂疮十分顽固，普通药无效，每日电疗，持续了三个月之久。弘一痊愈后，黄表示不收诊费和医药费，只希望得到弘一法师的一些墨宝。弘一很高兴地写了几张佛教经偈、一两幅篆字对联，各式各样不下十余种，赠给了黄博士为纪念。

在草庵大病时，弘一法师曾写遗嘱给传贯法师嘱咐处置身体之事：

命终前，请在帐外，助念佛号。但亦不必常常念。命终后，勿动身体，锁门历八小时。八小时后，万不可擦身体及洗面，即以随身所著之衣，外裹破夹被，卷好，送往楼后之山凹中。历三日。有虎食，则善。否则三日后，即就地焚化。焚化后再通知他位，万不可早通知。余之命终前后，诸事极为简单，必须依行。否则是逆子也。演音启。

草庵病后一直到1939年间，弘一的身体基本上没有出过大毛病，但由于年龄的增长，精神日见衰退。1939年阴历新年，他致函夏丏尊说：“近来身体较前强健，齿力、目力皆佳，足力更健，无异少年，但精神颇呈老态耳。”1941年在给刘质平的信中，弘一也是这么说的。

1940年，李芳远写道对法师的印象：

法师近来老态日甚，似雪的长髯，瘦得如苍松般，但是精神却为我们青年人之所望尘不及。在很静穆的面中微露出他的笑容，毫无躁忿地续动念珠，却一面与我谈着，那种飘逸的神态，正和他的书法一样，清绝人间，毫无矜才使气的烟火。（《送别晚晴老人》）

1941年冬天，浙一师的学生石有纪在泉州见到弘一法师的时候，觉得法师眼力有些差，用自来水笔写字，手也有些颤抖。不过，当时弘一说他的眼力、身体还跟50岁的人一样，还能走三十里路。

1942年春节前后，弘一法师在泉州希望见到顾一尘，顾一尘知道，法师很少约别人去看他，心中隐隐感觉到法师似乎要与他作最后的晤面。这一时期的弘一法师，苍老就更明显了：

当我去见他的时候，我在欢欣之中，更袭来了一阵幽忧的感触，他清癯的面庞，现在是更清癯了，低微无力的声音，比以前更低微了。他的声音，真的有点近于嘶哑而抖颤，可是他还是很兴奋而生动地说话，他表现着非常欢喜而热烈。（《纪念弘一法师》）

弘一法师在人生最后的几年，知道当年浙一师学生或故交旧友的消息，他总表示希望能见一面。此时弘一对人生又作何感想呢？他是看破红尘之人，对尘世已经无所眷恋，然而在生命的最后时光里，尘封多年的情感世界似乎又慢慢打开了。他希望知道朋友和学生弟子们的生活，他喜欢孩子们，在给孩子们做讲演的时候，他会不自觉地提高嗓门，不自觉地兴奋起来。他对于晚年结识的几位青年人，更有无限的牵挂。

1938年，时在泉州的弘一听说石有纪在安溪，希望能见一面。两人见面后，谈了一些别后的事情，石记述说：

他特别关心经先生和夏先生的事。我告诉他经先生已经仙逝了，夏先生则前年（民国廿五年）冬天在上海见过的，原来，他比我知道的更详细，他说：“经先生晚年太不得志，夏先生近来又死了一个儿子，他经营开明书店和美成印刷所，统统被炮火糟蹋了。”言次，不胜感喟地说：“我早已告诉过他们，人生一切，都是空的。”继而，又转了口气，哈哈大笑道：“不要紧呵，经先生书画千古，夏先生文章千古啊！”（《怀弘一法师》）

在人生最后这几年，弘一对自己一生究竟是如何认识的？老友的遭遇，似乎印证了自己对人生的判断，这种感慨之情，恐怕也是出自他对旧日生活的一点记忆。人生到头来终究要结束，行将就木之人，尘世的千古功名已经引不起弘一法师的兴趣了。谈话结束后，弘一法师提着一盏油灯送他到屋子门口。一位亲近弘一的和尚告诉石有纪：法师出家20年，不曾点过灯火，这次为你，是很特别的。

这种特别的举动，大概可以说明弘一法师在最后几年俗世情感的回暖。他预感到自己的生命不再长久，总想与俗世界的友朋们做一个告别。尽管已经出家多年，但过去的日子在即将离开世间的时候却变得越来越清晰。1939年秋天在永春普济寺时，弘一曾致信刘质平表示：“余以残尽之年，又多疾病，甚愿为诸同学多写字迹，留为纪念。”

1942年4月，弘一返回泉州，准备重新到福林寺掩关，泉州人士以时局不靖，请其至温陵养老院结夏养静。在温陵养老院，弘一度过了最后几个月的时光。

弘一法师早就有了人生无常的这种感觉。人生在蹉跎中，生死只是一瞬间的事情。1918年年末，20年的老友杨白民到杭州玉泉寺来访，两人“话旧至欢”，他为杨白民书写了座右铭，跋称：

古人以除夕当死日。盖一岁尽处，犹一生尽处。昔黄檗禅师云：预先若不打彻，腊月三十日到来，管取你手忙脚乱。然则正月初一便理会除夕事不为早，初识人事时便理会死日事不为早。那堪荏荏苒苒，悠悠扬扬，不觉少而壮，壮而老，老而死。况更有不及壮且老者，岂不重而哀哉！故须将除夕无常，时时警惕。自誓自要，不可依旧蹉跎去也。

1932年12月，弘一法师在厦门妙释寺念佛会曾经做过一次《人生之最后》的讲演，在序言里，他是这么说的：

古诗云：“我见他人死，我心热如火，不是热他人，看看轮到我。”人生最后一段大事岂可须臾忘耶。

弘一法师最后的人生终于轮到了。

大约就是在弘一到温陵养老院结夏的时候，法师曾应一位梁胜闻居士的请求，为梁书示遗训一则。文曰：

壬午初夏，衰老益甚，将遁世埋名，求早生极乐。胜闻居士嘱写遗训，余行疏学浅，何敢妄谈玄妙。谨录余生平不敢忘怀《论语》一章，以酬胜属。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余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是为余生平得力处。愿共勉焉。晚晴。

《论语》中的这段话，大意是说，曾子有病，召集弟子们说：看看我的脚，看看我的手，有没有损伤。《诗经》上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从今以后，我知道可以免于刑戮毁伤了。法师以这样的态度，对自己的一生进行了总结。

9月1日，温陵养老院假过化亭为戒坛，由弘一法师教演出家剃度仪式。9月24、25两日，弘一法师应当地叶青眼居士等请求讲经，精神虽然兴奋，但声音已有黯然神伤。10月2日写大柱联后，下午身体发热，3日食量减少，4日为学生写字，5日食量减去大半，还是照常写字。

《人生之最后》说：

当病重时应将一切家事及自己身体悉皆放下。专意念佛，一心希冀往生西方。

病未重时，亦可服药，但仍需精进念佛，勿作服药愈病之想。病既重时，可以不服药也。

自己所有衣服诸物，宜于病重之时，即施他人。

法师有病的消息传出后，一位叫罗元庆的人以为法师得了疟疾，买了12粒奎宁，交黄福海带给法师。黄也凭想象买了几种药，一齐送到温陵院。黄见到法师虽然面部略瘦，但站立还有精神，心中稍觉安慰。法师收了各药，唯独不要奎宁，并说：“这药目下是很贵的，我不是疟疾，请带还罗居士转施别人。”在黄的请求下，法师留下六粒。

在弘一法师患病的同时，承天寺的慧田也在病中，他先前答应过几天替法师搬东西到承天寺，因病耽误了。感觉稍好一点，他想去看法师，但还是迈不起步子。这时，妙莲法师带着香蕉和药丸，受弘一的托付来看慧田。弘一托妙莲转告慧田：“他老了，不中用了，你是年轻的，你快把这些药丸吃了，快快地好起来，将来可以做佛教的栋梁。”以为弘一师只是小恙的慧田领受了法师的好意，没有想到这是法师托妙莲向他转达的临别赠言。

10月6日，弘一法师整天断食，只饮开水，拒绝医药。

《人生之最后》说：

临终之际，切勿闲谈杂话，恐彼牵动爱情，贪恋世间，有碍往生耳。若欲留遗嘱者，应于康健时书写，付人保藏。

临终时或坐或卧，皆随其意，未宜勉强。若自觉气力衰弱者，尽可卧床，勿求好看勉力坐起。时，本应面西右胁侧卧。若因身体痛苦，改为仰卧，或面东左胁侧卧者，亦任其自然，不可强制。

助念之人，多少不拘，人多者，宜轮班念，相续不断。或念六字，或念四字，或快或慢，皆须预问病人，随其平日习惯及好乐者念之，病人乃能相随默念。

7日，叫妙莲法师到卧室，写了遗嘱。云：“余于未命终前，临命终时，既命终后，皆托妙莲师一人负责，他人无论何人，皆不得干预。”

8日，招妙莲详细嘱咐身后五事：

（一）在已停止说话，及呼吸短促，或神志昏迷时，即须预备助念应须之物。

（二）当助念之时，须先附耳通知云，我来助念，然后助念。如未吉祥卧者，待改正吉祥卧后，再行助念。助念时诵普贤行愿品赞，乃至所有十方世界中等正文，末后再念南无阿弥陀佛十声，不挝木鱼，大声缓念，再唱回向偈，愿生西方净土中，乃至普利一切诸含识，当在此诵经之际，若见予眼中流泪，此乃悲欢交集所感，非是他故，不可误会。

（三）察门窗有未关妥者关妥锁起。

（四）入龛时如天气热者，待半日后即可装龛，凉则可待二三日装龛，不必穿好衣服，只穿旧短裤，以遮下根即已。龛用养老院的，送承天寺焚化。

（五）待七日后再封龛门，然后举火。遗骸分为两坛，一送承天寺普同塔，一送开元寺普同塔，另在装入龛以前，不须移动，仍随旧安卧床上。如已装入龛，即须移承天寺，去时将常用之小碗四个带去，垫龛四脚，盛满以水，以免蚂蚁嗅味走上，致焚化时损害蚂蚁生命，应须谨慎。再则已送化身窑后，汝须逐日将垫龛脚小碗之水加满，为恐水干去又引起蚂蚁嗅味上来故。（叶青眼：《千江印月集》）

10月9日，弘一法师整天念佛，未开口。10日上午，为黄福海写座右铭一幅。11日令妙莲写回向偈。12日，妙莲请吃药，以不如念佛。

10月13日（阴历九月初四），有人请吃药及牛奶，不进。当晚7时45分，呼吸稍促，8时整，吉祥西逝。

临终前的10月10日下午，法师曾留下最后的绝笔，交付妙莲。上书四字：

悲欣交集

《人生之最后》：

既已命终，最切要者，不可急忙移动。

命终之后，念佛已毕，即锁房门。深防他人入内误触亡者。必须经过八小时后，乃能浴身更衣。

弘一圆寂后，妙莲等依照法师所嘱，锁上晚晴室，次日晨僧俗弟子来后，都在室外焚香献花礼佛。当天的《泉州日报》报道法师圆寂的消息后，黄福海来到温陵院。在凄清惨淡的气氛中，晚晴室的门锁着，从玻璃窗望进去，只见法师向西吉祥而卧，燃香顶礼之后，妙莲法师拿来一个字卷给黄，即法师在病中所写座右铭，临终前一天，请妙莲转交。

10月15日晨，法师遗体入龛。入室顶礼者瞻仰遗容，见遗体向西侧卧，两腿端叠，左手垂于腿上，右手扶腮，盖以被单，面隐隐带笑容，唇际还略有红色，与在生无异，这时离气绝已有30多个小时。

下午，法师遗体送到承天寺。

10月20日晚7时，僧众集会诵经，8时在承天寺化身窑火化。举火才逾一时左右，众人恭敬围绕之时，只见一道异彩从窑门燎出，极为光耀。众人高声念佛，异彩须臾即散，10时法身即告化尽。次日晨，众人捡拾灵骨，整骨质地坚固，洁白兼带青色、黄色、微红色，零的碎片中，捡出绿豆的舍利子多枚。

弘一法师临终及身后诸情形，妙莲记曰：

老人于去年九月初四晚八时入灭，延至初六上午入龛。下午送龛去承天寺安座，至十一晚七时大众集会，诵《普贤行愿品》完，起赞佛偈念佛，至八时焚化（遵老人过七日后焚化遗命），至十时余即化毕。四众皆见有多色猛烈之火光。十二日晨拾灵骸，装满两坛。当时拾得舍利数颗，其余碎骨炭灰等，弟均将包起收藏。事后即将灵骸遵遗命送开元、承天二寺供养。事毕，弟奉舍利及碎骨炭灰回开元寺自己房内，于百日内常念地藏菩萨。随于碎骨炭灰内捡选舍利，至百日捡去碎骨炭灰三分之二，得舍利一千八百余颗，舍利块五、六百颗。本拟照相并做铜版，奈铜版本省无法可制，又照相代价高昂非常，无人负责，故暂时作罢。其舍利块并骨灰等暂由弟保存，俟后缘熟建塔。（《晚晴老人生西后之种种》）

10月31日，星期日的上午，夏丏尊照例到开明书店办事。刚刚坐下，有人送来了弘一法师的一封挂号信。抽开信纸，跃入眼帘的是弘一法师的遗书：

丏尊居士文席：朽人已于九月初四日迁化。曾赋二偈，附录于后：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

问余何适，廓尔亡言。花枝春满，天心月圆。

谨达，不宣。音启

前所记日月，系依农历。又白。

遗书是弘一法师事先写好的，月、日则是他人后来填上的。

关于弘一大师临终时所书“悲欣交集”一语，署名“大空”的《痛念弘一大师之慈悲》一文说，“悲欣交集”一语出自蕅益大师，弘一重写四字，其所悲者，“悲众生之沉溺生死，悲婆娑之八苦交煎，悲世界之大劫未已，悲法门之戒乘俱衰，悲有情之愚满而难化，悲佛恩之深重而广大”，所谓欣者，“欲求极乐，欣得往生，欣见弥陀而圆成佛道，欣生净土而化度十方”，也就是说，悲众生之苦难，欣自己之解脱，弘一法师就是在这样的心情中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刻。叶圣陶后来对大师临终时的偈语做过解释，他说：

弘一法师临终作偈两首，第二首的后两句是“华枝春满，天心月圆”。依我的看法，这是描绘他的生活。说明他的生活的体验：他入世一场，经历种种，修习种种，到他临命终时，正当“春满”“月圆”的时候。这自然是“好好的死”，但是“好好的死”源于“好好的活”，他临终前又写了“悲欣交集”，我以为这个“欣”字该作如下解释：一辈子“好好的活”了，到如今“好好的死”了，欢喜满足，了无缺憾。无论信教不信教，只要是认真生活的人，谁不希望他的生活达到“春满”“月圆”的境界？而弘一法师真的达到这种境界了，他的可敬可佩，依我不参佛法的人说，就在于此。

弘一大师圆寂后，福建、江浙、上海一带的僧俗友人多表达了怀念之情。老友夏丏尊挽联云：

垂涅槃赋偈相诀，旧雨难忘，热情应啸溪虎；

许婆娑乘愿再来，伊人宛在，长空但观夕阳。

1930年，弘一法师在上海期间，曾住在出版家章锡琛的家中。临行前法师留影，照片一直悬挂在章家。弘一圆寂后，章锡琛挽联云：

一念真如，问华枝春满，天心月圆，几辈修持曾到此；

亡言何适，怅晚照留晴，秋英含秀，甚时飞锡又重来。

法师弟子、《清代七百名人传》的编纂者蔡冠洛挽联云：

承诲几回，辄令人心行处灭，言语道断；

问师何往，因知彼花枝春满，天心月圆。

对弘一大师精神信仰知之甚深的马一浮作哀诗两首，对弘一大师的佛门修行进行了总结。其诗曰：

高行头陀重，遗风艺苑思。

自知心是佛，常以戒为师。

三界犹星翳，全身总律仪。

只今无缝塔，可有不萌枝。

春到花枝满，天心月正圆。

一灵原不异，千圣更何传。

交淡心如水，身空火是莲。

要知末后句，应悟未生前。

一向敬仰法师的叶圣陶挽诗云：

华枝春满，天心月圆。

其谢与缺，罔非自然。

至人参化，以入涅槃。

此境胜美，亦质亦玄。

悲欣交集，遂与世绝。

悲见有情，欣证禅悦。

一贯真俗，体无差别。

嗟哉法师，不可言说。

11月8日，范古农、夏丏尊等上海各界与佛教界人士共20余人座谈，讨论组织弘一大师纪念会，出版弘一法师纪念号，各方投稿踊跃。上海还发起成立了弘一图书馆。马叙伦诗云：

五陵裘马最豪华，看尽长安陌上花。歌舞霎时齐放手，一枝禅杖一袈裟。

四分律戒已森森，一味归依平等心。降龙伏虎人何在，道向泉州寺里寻。

天台初祖妙书传，智永千文八百篇。我亦乞师书一纸，艺林珍重比前贤。

泉州各界组织了弘一法师纪念会，《泉州日报》为弘一法师出版纪念特刊。当年阴历十二月十五日，弘一大师圆寂百日，在大开元寺举办纪念会，征集大师遗作及纪念文字，收到各方诔词甚多。当年12月至次年3月，上海《觉有情》杂志连出五期“弘一大师纪念号”，刊出包括夏丏尊、姜丹书、叶恭绰、袁希濂等俗界友人及佛教界人士的纪念文字。随后几年间，大师的一些书简、文钞得以行世，多种纪念和回忆大师生平的文字，包括年谱著述也陆续问世。

在这几年内，泉州、上海等地逢法师圆寂周年之际，都会举行各种纪念、展览活动，以为缅怀。在随后的年代里，人们也没有中断过对弘一大师的追念。这位才情横溢的艺术家、艰苦卓绝的律仪僧，已经化身为一个特定的文化与精神符号。

1947年，丰子恺为刘绵松编辑的《弘一大师全集》作序，文中说：

我崇仰弘一法师，为了他是“十分像人的一个人”。凡作人，在当初，其本心未始不想作一个十分像“人”的人；但到后来，为环境、习惯、物欲、妄念等所阻碍，往往不能作得十分像“人”，其中九分像“人”，八分像“人”的，在这世间已很伟大；七分像“人”的，八分像“人”的，也已值得赞誉；就是五分像“人”的，在最近的社会也已经是难得的“人上人”了。像弘一法师那样的十分像“人”的人，古往今来，实在少有。所以使我十分崇仰。

1963年10月，叶圣陶《题泉州开元寺弘一法师纪念馆》云：

花枝春满候，天心月圆时。以此证功德，人间念法师。

1980年为弘一大师诞生百年纪念，海内外举行了多种纪念活动。这一年，赵朴初有诗曰：

深悲早现茶花女，胜愿终成苦行僧。

无尽奇珍供世眼，一轮圆月耀天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