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可见的资料看，李叔同出家后，与两个侄子李麟玉、李麟玺有过较多的联系。

李麟玉字圣章，李文熙与原配夫人卢氏生育了两子一女，长子夭亡，1889年，卢氏生李麟玉时难产故去。李麟玉比李叔同只小九岁，叔侄幼年是同玩的伙伴。李麟玉说，他和三叔常学和尚念经，三叔装“大帽”和尚念念有词，他在下首当小和尚，听从调遣。两个人用夹被或床单当袈裟，在屋里或炕上念佛。李麟玉小时上家塾时，三叔还教过他英文。

卢氏生前曾绣有一方青洋绉绣白花、四边缝有小狗牙的小手绢，这只手绢是给李叔同的。李叔同后来将它给了李麟玉，并说：“这是你母亲当年绣给我的，她生你后就殁了，现在还给你，留着当个念想吧！”李麟玉长女李孟娟推测，这应是1910年11月4日（李孟娟出生的第二天）父亲去法国留学以前的事。当时李叔同刚刚从日本归来，叔侄又将离别，才赠此物以为纪念。不过，李叔同是1911年3月才毕业归国，此时似不应在国内，

在此之后，李麟玉出国留学达十一年之久。1916年虽然回国一次，但当时李叔同正在杭州任教，两人也不可能见面。

直到1922年，李麟玉从法国留学归来，二人才重新有了联系。回国之初，李麟玉给已出家的叔父弘一法师写信。民国十一年（1922）四月初六，弘一法师曾经致函李圣章，叙说了自己在杭州任教和出家后的情形，信中写道：

二十年来，音问疏绝。昨获长简，环诵数四，欢慰何如。任杭教职六年，兼任南京高师顾问者二年，及门数千，遍及江浙。英才蔚出，足以承绍家业者，指不胜屈，私心大慰。弘扬文艺之事，至此已可作一结束。戊午二月，发愿入山剃染，修习佛法，普利含识。以四阅月力料理公私诸事：凡油画、美术、图籍，寄赠北京美术学校（尔欲阅者可往探询之），音乐书赠刘子质平，一切杂书零物赠丰子子恺（二子皆在上海专科师范，是校为吾门人辈创立）。布置即毕，乃于五月下旬入大慈山（学校夏季考试，提前为之），七月十三日剃发出家，九月在灵隐受戒，始终安顺，未值障缘，诚佛菩萨之慈力加被也。出家既竟，学行未充，不能利物，因发愿掩关办道，暂谢俗缘。（由戊午十二月至庚申六月，住玉泉清涟寺时较多。）庚申七月，至新城贝山（距富阳六十里）居月余，值障缘，乃决意他适。于是流浪于衢、严二州者半载。辛酉正月，返杭居清涟。三月如温州，忽忽年余，诸事安适；倘无以外之阻障，将不他往。当来道业有成，或来北地与家人相聚也。

这以后，弘一与李麟玉之间屡有书信来往。1924、1925年，弘一给李麟玉的信中提到自己的行止、身体状况，寄过一些佛号，李麟玉归还过叔父所借衢州莲花寺住持的30元钱。1925年李麟玉又寄过30元钱，弘一用作旅费和添置衣被。

李麟玉到法国视察里昂中法大学，在巴黎时曾致函叔父。信中可能提到，明年从巴黎返回上海，希望能够见弘一一面。这年十一月初五，弘一写明信片寄巴黎，略谓：

自巴黎发来之函，前日披颂，欣悉一一。夏间寄至温州之函，因辗转邮递，已过时日，故未奉复。朽人今年三月至杭州，六月往江西牯岭，本月初旬乃返杭州，现居虎跑过冬。明年往何处尚未定。仁者于明年到杭州时，乞向江湾立达学园丰子恺君处，询问朽人之居址至妥。倘朽人其时谢客，亦可在他处约谈。当于明年三月写一信预存丰君处。仁者至彼处，即可索阅也，倘丰君不在校，乞问其他职员亦可。以后通信，乞寄杭州延定巷五号马一浮居士转交至妥。

李麟玉这一次寻访叔父是李文熙的意思。第二年，李麟玉乘船返国到上海时，到杭州常寂光寺见到李叔同，在寺中住了一个多星期，目睹了叔父寺院生活的清苦。每天早晨漱口，不用市面所售以动物骨把制成、上缀猪鬃的牙刷，只用柳枝咬扁沾盐水刷牙。两人在这几天都谈了些什么不得而知，只知道李麟玉曾劝弘一还俗，但没有效果。据说弘一答应以后有机会可以回天津看看家人，并说自己出家前没有和俞氏商量，很对不起她。叔侄二人在杭州曾摄影留念，弘一题词曰：

岁在大辰四月，仲兄子圣章居士来钱塘，同摄此影。沙门胜臂记。

李麟玉回到天津的时候，带回来一些叔父书写的经书、对联，还有穿过的一件旧僧袍。这件僧袍是给麟玉的第三个孩子李炳的，不久李炳夭亡，就用这件僧袍裹着小尸身入棺，埋葬在地下了。

李麟玉回来后，李文熙让他不要操心家里的事，在北京安心教书。实际上，他担心圣章受到弘一的影响，家中再出一个和尚。在这以后，两人之间似乎就没有太多的联系了。

弘一法师晚年联系最多的侄子是李麟玺（晋章）。李麟玺曾在南开中学就读，据李孟娟称，李麟玺在南开中学读书时，曾与周恩来一同演过话剧。在《恩怨缘》一剧中，周恩来扮演过剧中女主角，李麟玺出演一个算命人。根据1923年的《南开同学录》，李麟玺为该校第九届毕业生，毕业时间为民国五年（1916年）十二月，1923年时正在天津汇丰银行任职。

李麟玺继承了桐达李家的本行，一生服务于天津银行界，先在汇丰银行，后来由李石曾介绍，到农工银行。像叔父一样，他喜欢金石书画，余暇时，在李家大院的意园和洋书房里摆弄这些玩意儿。弘一法师出家后所用的印章，据说多出自于他之手。他也喜欢养鸽养花，自号“雄河居士”。他曾经替弘一法师办事，向各方面介绍弘一的情况，很尽心尽力。他还收集和珍藏过叔父的不少物品，在小摊上购得过李叔同早年画的一个扇面。李叔同早年送给他一对在南方定制的白瓷杯，上书“叔同”二字，他也视为珍藏保存，这些东西放在一个樟木箱里，“文化大革命”时被抄丢失。

现存弘一给李麟玺的几封信作于1931到1935年之间，1931年旧历五月的信中说：“寄上写经一包，乞收入。其中《梵网经》多二册，请转赠幼憔、品侯二居士为祷。今年六月初五日为令祖百二十岁冥诞，仁者应写经回向。”1932年旧历十一月的信中说：“前嘱为姚仲矩居士哲嗣书佛号，乞示其名字。附一纸乞交徐居士。”同月另一封信谓：

惠书诵悉。属写各件，俟稍迟书就，一并寄奉。数年前上海报已载余圆寂之事，今为第二次。记载失实，报中常常有之，无足异也。厦门天气甚暖，余唯著一件小布衫，一件夏布大衫，出门须执伞，与津地八月底天气相似。榴花、桂花、白兰花、菊花、山茶花、水仙花同时盛开。星命家言，余之寿命与尊公相似，亦在六十岁或六十一岁之数。寿命修短，本不足道，姑妄言之可耳。“洗心人读经室”额纸后方，拟留空白尺余，由仁者自跋一段，说明此事之因缘。

从信中可见，弘一应李麟玺的要求，写过一些书法字迹。信中还谈了厦门的天气、自己的寿命、上海报纸关于法师圆寂的传言等，“洗心人读经室”当是弘一为麟玺所题。这几封信也说明，弘一出家后，与早年在天津的友人还时有来往。

在以后的几封信中，有请李麟玺为他刻印的内容，并在收到印石后，复信称其“篆刻甚佳”。弘一还请李麟玺在天津寻觅一本石印小楷书《昨非录》，称“其文字皆佳言懿行，颇可流传。”等等。

法师在泉州圆寂后，妙莲法师给天津的李麟玺寄来讣告和法师圆寂时的照片。李家亲友是从李麟玺这里得到弘一圆寂的消息。李麟玺写了一副挽联悼念叔父弘一，可以看作是桐达李家在法师身后的表示：

香火有因缘，劫来教诲亲承，居诸不过年余耳；

音书久迟滞，闻道悲欣交集，想像真堪痛绝乎。

时代与社会的变化，决定了桐达李家的后人完全不同于先辈的生活道路，在桐达李家的后人中，李麟玉一生服务于教育事业，是成绩最卓著的一位。根据刘炎臣、王慰曾《李麟玉先生事略》一文，略叙如下：

李麟玉少时入塾读书，1904年入严范孙所办的敬业学堂（即南开中学前身），1908年毕业，是南开中学第一届毕业生，同年考入京师大学堂，就是今天北京大学。1910年到法国留学。

说到李麟玉留学法国，应该先说一说李石曾。李文熙与李石曾为连襟，李石曾是李麟玉的三姨夫。1901年，清廷驻法公使孙宝琦上任，带了几名官费生到法国留学，李石曾即在其中。李在巴黎留学时，加入同盟会，办过《新世纪》等刊物宣传无政府主义，从事反清活动。李石曾最出名的事是在巴黎为解决生活问题，创办了一家豆腐公司，把豆腐介绍到法国，后来又创办豆腐工厂，从他的家乡河北高阳招收30多名工人，生产各种豆制品，为中国人留学法国提供了一个勤工俭学的方法。到1912年2月，李石曾与吴稚晖、吴玉章等在北京成立了留法俭学会，欢迎青年入会，到法国以勤工俭学的方式留学，还组织了留法预备学堂，得到了当时教育总长蔡元培的支持，一度有很大的影响，并组织了部分学生到法国留学。1913年夏季之后，国内政局变化，预备学堂被迫停办，李石曾又在法国组织了留法勤工俭学会（1915年），继续推动留法教育。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李麟玉到了法国，他先后在南希化学院、图鲁兹化学院和巴黎大学理学院学习，1917年在巴黎大学获应用化学毕业证书，1920年被授予巴黎大学高级理化研究文凭。

李麟玉到法国几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法国劳动力短缺，从中国招募了大量华工。李石曾以俭学会名义与法国招工局谈判，达成协议，由勤工俭学会代募华工，到法国后一边做工，一边学习。到1916年6月，中法两国联合组织了华法教育会，以促进勤工俭学。华法教育会中方会长为蔡元培，副会长为汪精卫、李石曾，李麟玉为书记，吴玉章为秘书。李麟玉曾经在豆腐公司里为华工讲华文，组织华工学习。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协约国于1919年在巴黎召开和会。中国在1917年对德、奥宣战，加入了协约国阵营，作为胜利的一方，当时的北洋政府派代表参加了这次和会。本来，德国战败之后，中国有权收回它在山东获得的一切侵略权益。但在战争期间，日本借口对德国宣战，于1914年派兵进占青岛等地，强行攫取了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吞下去的岂有吐出来的道理，尽管中国代表据理力争，无奈巴黎和会乃是列强分赃大会，毫无效果。当时国内各界对这次和会抱有很大的希望，在法国、英国、比利时等国留学的中国学生组织国际和平促进会，与国内学生运动互通声气，就和约问题多次与代表团交涉。但和约内容传出后，舆论哗然，一致反对中国代表在出卖国家权益的和约上签字。签字前夕，代表团成员之一陆征祥托病住进巴黎一家医院，当夜学生和华工百余人聚集医院花园，推李麟玉和一位熊姓同学为代表去见陆征祥。交涉许久，才由顾维钧把他们带进陆的病室。李麟玉事先借了一支手枪揣在大衣口袋，入内时未遇搜身，李对陆说：“同学们、工人们举我为代表转达大家的意见，无论如何绝对不能在和约上签字。请陆先生注意，否则出现意外后果，我不能担保。”当时陆没有说话，顾称：“陆总长决不签字”，陆点头。顾维钧带李麟玉出来以后，李当着顾维钧的面，向同学和华工宣布了见陆的经过，至深夜，大家才陆续散去。

1920年冬，周恩来等抵法留学，受到法华教育会的接待。周恩来是南开中学1917年6月第十届毕业生，作为校友和学长，李麟玉多次向周介绍留法勤工俭学的情况。

1921年李麟玉回国，由蔡元培介绍，在北京大学理学院化学系任教。蔡元培做过李叔同的老师，又提携了李麟玉。第二年，蔡元培和李石曾商定，由李麟玉在北京筹建中法大学理学院及预科，至1924年，李麟玉被任命为中法大学理学院院长，首任校长则是蔡元培。1926年，北京学生发起反对段祺瑞临时执政府的斗争，李麟玉参加了运动，并和他人创办《猛进》周刊，后遭到了段祺瑞政府的通缉。

李麟玉一家1923年迁居北京，住在东城吉安所右巷一号小独院里，十四间房子月租21元。最初的一日三餐到附近的东吉祥胡同四号院，当时北大的一些单身教授像李四光、丁西林、周鲠生都住在这里。据李孟娟说，他们都到过天津的李家，并在家中住过。他们共有一位熊姓妇女管家，另请一位厨师做饭。这样的日子没有过多久，李麟玉一家就独立开伙了。

1926年夏，李麟玉到法国视察里昂的中法大学，并购买了一批图书、仪器和实验设备。回国时他与徐悲鸿同船，十多年以后为弘一法师画像的徐悲鸿当时还为李麟玉画了两幅写生画。李麟玉与叔父弘一法师的会面就是他这次返回后的事情。为了表彰李麟玉在中法学术文化交流方面的贡献，法国政府授予他荣誉骑士勋章，授勋仪式于1927年8月30日在北京举行。

在这以后，李麟玉主要负责北平中法大学的事务。自1928年代理中法大学校长起，一直任职到50年代初，为中法大学的发展贡献良多。当时该校聘请有范文澜、张友渔、夏康农、齐燕铭、曹靖华、钱玄同、刘半农等一批进步教授，李麟玉对师生爱国进步活动都予以同情与支持，鲁迅逝世后，北平文教界追悼活动就在中法大学礼堂举行。1936年“一二•九”运动时，他以校长身份，出面保释爱国学生。1937年“七七事变”前，他还在北平研究院任化学研究所所长，并担任过北平研究院总办事处主任。

1937年北平沦陷后，中法大学迁往昆明，李麟玉留守，负责中法大学的转移和未了事宜。其间，大汉奸汪精卫指派曾在法国留学的褚民谊来北平游说合作，遭到李麟玉的拒绝。敌伪当局派人监视，出入都有一个穿蓝大褂的特务跟随，李家人称之为“蓝大褂”。中法大学校舍被占后，李麟玉闲居在家，一直未给敌伪做事。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法大学复校。及至新中国成立，中法大学改为国立，不久院校调整，被合并于北京工业学院（今北京理工大学前身）。

李麟玉在新中国成立后先任重工业部顾问，1957年任北京工业学院副院长，后当选为北京市第一届政协委员，1959年以后为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在此期间，将桐达李家的“家庙”和家藏的矿物标本──一大块天然英石及水晶山子、锑矿山子等分别赠给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北京地质学院。这块二尺半长，一尺多高的英石，原来放在天津故居五间大客厅正中的条案上。

李麟玉于1975年故去，1985年，后人将其收藏的3万多册图书捐献给国家，现存中国社会科学院。1989年，北京理工大学和北京中法大学校友会举行了李麟玉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并出版了纪念专刊。在《专刊》中的《李麟玉传略》一文写道：“先生无愧于一个正直的爱国者，一位受尊敬的教育家和科学家。”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

在历史的巨变中，桐达李家第三代的命运已经有了彻底的改变。

李叔同在俗时，与原配夫人俞氏曾经生育三子。长子乳名葫芦，在大家庭中行八，未成人即夭折。李准为次子，1900年生，李端为老三，1904年生。

李叔同在1898年或1899年南下，除了长子葫芦出生地还不能明确外，李准和李端应该都是在上海出生。1905年王氏在上海病故后，李叔同扶灵携眷，带着全部家什，从上海返回天津。据当时随行的李家老保姆王妈妈讲，李准因为在轮船上受了海风，得了终生不治的哮喘病。

1905年李叔同到日本留学时，李准只有5岁，李端则尚在襁褓之中。1911年，李叔同在天津小住一年，再次南下，当时李准、李端还很年幼，对父亲的印象很可能还不是十分清晰。他们一生与父亲相聚的时间无多，对自己的父亲当然所知有限。

在父亲不在身边的时候，李准、李端兄弟是在俞氏养育下长大的。李端说，他非常感念老保姆王妈妈，她在李家劳动了50多年，到70多岁时才离开，照顾和侍候了李叔同这一支祖孙三代人。王妈妈本来是专门侍候王氏的，后来到上海，又看护了兄弟两人。北归以后，李叔同长期在外，王妈妈和俞氏及兄弟二人朝夕相处，照顾备至，为了尊重她，俞氏让兄弟二人一直称她为“妈妈”，而且不许称“王妈妈”，以区别于大家庭中其他女佣。

李端回忆说，在他岁数稍大的时候，父亲曾经来过两封信，都是在给二伯父的信中另纸附书，没有称谓也没有签名。第一封信是在出家后不久寄来的，当时李端正在上中学。信中说他已经出家当了和尚，让一家人也吃斋念佛，并嘱咐他们兄弟二人要用功读书，长大后在教育界做事。信笺是在白纸上印着一个和尚坐在那里的图案。看到这封信，一家人都哭了。

1930年，李准之妻王氏第二胎生了一个男孩，家中向弘一报告添丁的事，并恳求他为孙子起名，以增福寿。以后得到了弘一的回信，给孙子赐名“曾慈”。据李曾慈说，当时寄到的是一卷用宣纸写的小横幅，上下高约一尺，左右横约二尺，自右到左用朱笔横写了“曾慈”二字，各约二寸见方；又顺向竖写了几行墨笔小字，每字约八分见方，记得其中有“一曰心朴”，“一曰遗德”这八个字，最左边竖行署“沙门演音”，下有长方形的“弘一”朱印。这一横幅后来托裱成轴，每到李曾慈生日时，李准夫妇与李端常会讲起其中的缘由，并恭请出来让李曾慈礼拜。

李曾慈的生日是旧历二月五日，恰是李叔同生母王氏在上海亡故的日子。“曾慈”二字有弘一纪念自己生母王氏的意义，弘一以此为嫡孙赐名，可见出家后的弘一，割舍不断的仍然是家族的亲情。

出家后的弘一虽然与李麟玉、李麟玺有过书信来往，但与自己的两个儿子却好像有些疏远，几封信之外，似乎就再没有过联系。至于对儿子的希望，除了嘱咐他们将来在教育界做事外，也没有太多的教导。

对李准、李端来说，他们是从李叔同早年用物感受到父亲的存在。李叔同从上海带回来的四个大箱子，一直放在俞氏房间，其中一个装的都是扇子，有团扇、折扇，都有图画，还有王吟笙的书法。李端年幼的时候，拿着这些扇子随便玩，以后也就都丢失了。李端见过父亲的四枚图章：一枚水晶章刻着“草签”两字，一枚墨晶章画了“吉祥”两字的细笔画──据说这是试刀吉祥，尚未正式刻字。两枚象牙章，一枚顶端是一个小狮子狗，底面刻“铁石心肠”；另一枚为葫芦形，腰处可以拧开，下腰正面为印泥盒，上腰底面刻着“成蹊”二字，为李叔同在上海所用私章。此外所见的还有李叔同所用的信笺和信封，李叔同在信纸中央设计了两个连环的圆圈图案，信封的正当中，刻着“李庐”两字，左下角为“凭信传语”，发信的时候，就在这四字下面填上日期。还有李叔同用过的名片，为红色，名为“红丹帖”，上面有“成蹊”“广平”的署名。

这些零碎的物品当然不足以使年幼的李准、李端对父亲形成一个完整的印象。

李准因为身体的缘故，娶妻较晚。妻名王凤英，两人生育了两女一子，长女李中慧，次生李曾慈，李中敏为最小。李曾慈对童年时代的印象是，当时他们一家五口与十叔李端、十婶郑氏，都住在桐达李家的前院。他们一家住两明一暗的北房，李端一家住同样格局的南房。前院原来的五间厢房（东房）和五间客厅（西房）存放家具和杂物，长年锁着。全院方砖漫地，西南角是一个绿釉大荷花缸，摆在一个木支架上，缸口直径约四尺，缸肚五尺，深四尺；相对的东北角是一木制狗窝，是大狼狗“加米”睡觉的地方，这条大狼狗除脊背为黑毛外，全身黄毛，很好玩，能叼着篮子跟厨房大师傅上街买菜，据说是李叔同从外面带回来的。前院、过道和大门口，就是李曾慈儿时的活动范围。

在桐达李家的后院，住的是李麟玺与金氏夫妇，他们住在五间西上房里，南、北房各三间都空着。前院和后院之间，用一道篱笆隔开。

大家庭分家析产后，桐达李家的故居被转卖。李准一家辗转迁徙，靠出租房产谋生。由于李准一生有病，不能工作，多年来一直生活紧迫，最困难时，一家五口只能租住三间平房居住。1945年抗战胜利后，李准曾与人入股经商，但陆续赔光。40年代后期，李准一家离开天津，迁到了北平，并与李麟玉一家分散十多年后又有了联系。

李曾慈有几分像自己的祖父李叔同，在天津上小学和中学时，对绘画、书法、篆刻都有较大的兴趣，虽然家境窘迫，但还是得到了父母的支持，课余从一高姓老中医学书法，到一位郭姓文士家学绘画，还请师教读英文和《古文观止》《左传》等功课。

李准的三个子女大致的情形如下：

李中慧曾在天津的文艺界工作，1947年因病去世。

李曾慈先到革命大学学习，抗美援朝后参加战勤工作，后仍以教书、绘画为生。

李中敏在北平未解放前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随军南下，曾工作于内蒙古。

李叔同的次子李端一生是在天津度过的。早年，他在天津上了小学、中学，根据他的回忆，1919年“五四运动”时，还参加了天津学生查抄日货的行动，把商场里的日本货物弄出来烧。中学毕业后，李麟玉托人让他在制版厂做学徒，李端未去。又过了几年，南开大学图书馆需要整理严范孙早年捐赠的一百多箱图书──严是这所私立大学最早的创办人之一，经人介绍，李端以李正夫的名字到图书馆工作过一年时间，后来又到南开中学当出纳。“七七事变”后，李端一直在家赋闲，靠过去的储蓄和原配郑氏娘家的接济生活。1945年，国民党接受天津后，李端用名李直卿，到一家被服厂工作，解放以后又做过多年的保管、会计，一直到1970年退休。

李端原配郑氏未生育，1952年病故。继配杜氏，生女三人。

20世纪80年代，李端次女李莉娟由广恰法师在天津大悲院弘一法师纪念堂收为徒弟。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对桐达李家的后人而言，无论是李叔同还是弘一，都是一个远去的模糊身影。直到多年以后，李叔同才在他们的记忆中重新清晰起来，似乎又回到了他们中间。接下来，我们讲一个关于表的奇缘。

读者是否还记得，李叔同在杭州任教期间，在琴头上放着一只表，闪闪的金光射到学生们眼中，丰子恺在1943年《怀李叔同先生》一文中还描述过这个细节。1942年弘一圆寂前，把这只表送给了宽愿法师，战乱之后，又落入杭州一位老尼僧之手。丰子恺得知其下落后，出钱赎回，珍藏在自己家中。1965年，曾为弘一弟子的广恰法师回国访问，丰将此表送给了广恰。

1987年6月，新加坡佛教总会主席广恰法师来到天津，将这块珍藏了22年的金壳打簧怀表转交给李端，作为永久的纪念。83岁的李端从88岁的广恰手中接过这块金表，默默地流下眼泪，在李叔同的遗像前，连鞠三躬。

事情这样凑巧，第二天，李端次女李莉娟随广恰到北京，看望93岁高龄的叶圣陶，叶老的儿媳──夏丏尊的女儿接待他们。她并不知道广恰在天津送表的事，在谈话间，将一块珍藏多年的金怀表送给广恰法师。这只表是李叔同在出家前三天，送给夏丏尊的，由夏的女儿一直保存到现在。

广恰法师这一次在天津、北京既送表又得表，两只表又都是弘一法师的遗物，不由得感叹：“事情竟有这样的巧，真是因缘所在啊！”

偶然巧合的一件事，看起来确实像是李叔同──弘一法师留下的因缘。

尽管时间和空间距离都已经那样遥远，但李叔同——弘一法师似乎依然没有远离他的家族。